明文霱卷之二

译杨慎 《左传》说：从前夏氏正当有德之时，远方诸国绘制万物图形，九州牧守进贡金属，铸成九鼎，把各种物象一一铸在鼎上，使百姓知道神灵和奸邪；进入山林时，就不会遭逢不善之物，魑魅魍魉也不能遇见他们。这就是《山海经》的起源。神禹已经接受玄圭，完成治水大功，后来承受舜的禅让，以夏家统治天下，于是收取九州牧守的金属铸鼎。鼎上的图像，便取自远方的图画：山的奇异、水的奇异、草的奇异、木的奇异、禽的奇异、兽的奇异；说明它们的形状，记载它们的生长，辨明它们的性质，区分它们的类别。那些神奇而异类、使世人惊骇、使听者震动的事物，有的见过，有的听过；有的经常存在，有的偶尔出现，有的未必实有，都一一记载下来。大概其中经常存在而可以遵守的内容，都具备于《禹贡》；奇异而不合常法的内容，则完备于九鼎。九鼎铸成以后，用来观察万国；各国看到同样的物象，便对它们产生敬畏。日后，耳目所及之事，以及乘轻车的使者、经过重译而来的贡物，接连有所呈献，原本将其视为常事而不再奇怪。这正是圣明君王启发百姓、教化风俗的用意。夏后氏时代虽然说崇尚忠厚，但文章反而超过成周。太史终古收藏古今图籍；到桀焚烧黄图时，终古便抱着它归于殷。又有史官孔甲，把黄帝、姚、姒以及盘、盂上的铭文都辑录起来，编成书。那么九鼎上的图，其流传本来就出自终古、孔甲一类的人。它叫作《山海图》，其中的文字便叫作《山海经》。到了秦代九鼎亡失，只有图和经还保存着。晋代陶潜的诗中说到纵览《山海图》，阮氏《七录》中有张僧繇所画的《山海图》，都可以作为证明。如今经还存在而图已经亡佚，后人依据它的义例加以扩充，又增入秦汉郡县地名，所以读者疑信参半。相信的人直接认为它是禹、益所著，却已经迷失了源头；怀疑的人便斥责为后人伪作、诡异编造，这也未免失当。汉代刘歆《七略》所进呈的本子，文字已经很古了。晋代郭璞为它作注释并撰写序言，其中的说法很奇异。这部书能够流传，实在有赖于这两位的功劳。不过，关于它著作源流的事情，后来的学者有时会忽略，所以我写下这些说法，附在书末。神清气茂，骨格古朴，古意充盈。《六书索隐序》杨慎 我从开始求学的年纪起，就已经喜爱六书之学，以《说文》为枕席，作为折中标准，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向远处求取、从近处采录，旁搜曲证：《说文》以前，有大禹岣嵝碑、周宣王岐阳鼓、吕氏《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郭忠恕《汗简》、薛尚功《鼎韵》等古文资料；《说文》以后，有吕忱《字林》、顾野王《玉篇》、陆法言《切韵》、唐玄度《九经字样》、张参《五经文字》、徐铉《系传》、林罕《小说》、张有《复古编》、黄公绍《韵会》，以及郑樵、周伯温、杨桓、戴侗、赵古则等人的著作，他们对六书都有论述，我全都反复研究过。我又曾向西涯李文正公、太原乔公布、永嘉林应龙学习，他们也都以这门学问相互切磋。文正公年轻时喜爱周伯温篆字的形体美，纵笔临摹；到晚年才发现他的训解多违背《说文》，有误导后学之处，想加以厘正，却没有空闲。太原公曾汇集各家的篆字，按韵分类，却没有升降取舍。林生也著有《通雅》《逸古编》，内容很博，却没有裁定。我谪居时空闲很多，便取《说文》所遗漏的、各家所长以及师友所传闻和自己思考所得，汇编成书。以古文、籀文为主；至于小篆，旧籍已经详载，我得到后只略写。若字形相同、解释重复而没有删去，必定是准备刊补。书成后命名为《六书索隐》，按韵收字，以便翻检。于是重申前面的说法，作序并系语说：伏羲观察图画，创制八卦。文字由此产生。虞舜依据律吕调和声音，音韵由此产生。神明的君王、圣贤的帝王以及君师，万代都凭借这两种教化。到了周公出现，文字便制定成书，诗歌便阐明六义，文教盛盛完备。古代的名儒大贤，以及后来的骚人墨客，没有不通晓这些的。秦代的官吏还能够诵读《爰历》《滂喜》，汉代的儿童没有不通晓《急就》《凡将》的。到了后汉，许叔重著《说文解字》十四篇，分为五百四十部，依据《苍颉篇》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保存秦篆的完整面貌；其中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字，籀文一百四十五字，轩辕、周代的遗迹还留存着。重文或异体六百二十二字，上面有孔子说、楚庄王说、韩非说、左氏说；下面有淮南王说、司马相如说、董仲舒说、卫宏说、扬雄说、京房说、刘歆说、杜林说、贾逵说、桑钦传、毅说、官溥说、谭长说、王育说、尹彤说、张林说、黄颢说、周盛说、逯安说、欧阳侨说、宁严说、爰礼说、徐巡说、庄都说、咸宗等。它们都采用古人的说法，不掺杂个人臆见，可以说对小学很有功劳。自程邈创隶书、史游创草书、钟繇创行楷之后，文字一天天讹误。梁大同年间，顾野王著《玉篇》，共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他用小楷书写籀文古字，十个中有九个讹误，这本身已经很可惜。唐上元年间，南国一个妄自尊大的处士孙强，又增加俗字，例如把‘竹尚少’说成‘笋’，把‘升高山’说成‘杪’；这只是儿童的见解、俳优的嬉戏，哪里值得玷污竹帛？其中名为字学家的人，如李阳冰，违背古义、欺骗世俗；陆德明则顺从俗说而讹改字音，我都不取。宋代，郭忠恕雅正，杨桓博洽，张有精审，吴才老通晓音读，黄公绍考究源流；但郑樵任意以己意驳斥，戴侗放纵地影撰，这又是字学的不幸。元代还有熊朋来、赵古则，能够窥见班固而有所收获，采撷精华、寻求实质。至于周伯温，见闻既浅陋，经典学术又不通，像蚍蜉撼树，像蜗牛蚯蚓在沙上写篆；字学再次遭逢不幸，比戴侗、郑樵还严重十倍。如今这门学问几乎衰废，声音也断绝了。谈性命之学的人，不过抄袭程朱的糟粕；擅长文辞的人，也只会拾取《史记》《汉书》的赘余。拿形声孳乳的道理给他们看，他们的素养反而不如秦代的刀笔吏、汉代能写奇字的儿童，又怎么能望见古人的门墙呢？我因此感慨，想以古文、籀文为祖，以许氏《说文》为宗，把各家的长处分别注在下面。但我年老力衰，精力不够，加上图籍散失，编阅困难，只能取其精华、存其要领，编成这一卷。对六书有深厚研究的人，请仔细玩味它，便会知道它是会通发挥古人的说法，而不是在各家之间雷同抄袭。所收的字，希望不要嫌少，它可以成为文章家的借鉴，使人纠正俗习、恢复古法；所注的意义，希望不要嫌多，它可以用来训诂经书、校正正史、订正诸子、汇集典籍。有人看了说：‘这固然是技艺，但对于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回答说：技艺就是道。孔子所说的性与道，并不离开文章；只是子贡还没有把二者融会为一罢了。司马子长更加昧于这个道理。他作《孔子世家》，竟说孔子晚年喜欢《易》，以至于把编联竹简的皮绳弄断了三次。他难道是把孔子看成扬子云，把《易》看成《太玄》，把《诗》《书》《春秋》看成《甘泉赋》四篇吗？如果子云能够领悟这个道理，那么藏在心中的美好根基，难道会出自雕虫篆刻吗？又何必后悔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呢？如果一定认为《太玄》是最高境界，而把识字之学看成低下，那么我们夫子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难道也曾抛弃《诗》《书》、焚毁《春秋》，然后才做到不逾越规矩吗？书编成后，我把这些话一并记在卷首。我辈中那些喜欢高谈阔论而厌恶下学功夫的人，听到我的话，一定会口头反驳而内心赞同。

译华美博洽，典雅精审，无愧于作者。《按察李公永慕录序》李攀龙 李公十一岁时，太孺人去世；过了两年多，赠中书君也去世。又过了若干年，李公考中进士，授中书舍人，改任监察御史，升任现在的官职。他至今仍每天像对待赠太孺人那样，仿佛父母还有未实现的愿望，自己还没有能够立刻奉行。人的感情到了十三岁失去父母，仍像刚刚脱离襁褓；虽然仍像刚脱离襁褓，却已经同成年人接近，精气鼓舞，不能不随着变化而改变。感情显著于爱，爱显著于悲，于是就有了悲。婴儿时期亲近膝下，把父母当作平常之事；一旦回头看自己，才发现看待父母如同看待父母的尸体，房屋栋梁、几筵宴席也都一样，只能如此顾念。少有兄弟可以谋划先人之德、向世人说明父母的美好；向前看已无可作为，向后看又不可知，事情于是不同了。气息不能到达的地方，瞻仰依恋却可以到达；瞻仰依恋不能到达的地方，感应沟通又可以到达。以气息来说，父母的生命已经断绝；以瞻依来说，形体已经断绝；以感通来说，现实形势已经断绝，类别虽不同，却都不再是婴儿时代亲近膝下、把父母视作常在的情形。这正是精气鼓舞而发生变化的开始，也是李公之所以一经触发便显著归于悲、感情不能随时间迁移的原因。因此，他整天说话，不忘自身忧患，以父母的忧患为忧；整天行事，不忘自身祸患，以父母的祸患为患，于是说话时回顾父母，行动时也回顾父母。李公到山东、河南巡按时，恍惚如同看见父母端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于是思求贤能的人，早朝一定上荐举的奏疏；又像听到父母的声音，想到蒙冤的人，早朝一定上为他们昭雪的奏状。他所罢免的监司、太守以下若干人，以及所奏请逮捕、审问、处死的某人，凡遇到这些事，他无不迟疑踟蹰，仿佛正在接受父母的命令。他看顾父母，确实是为了使他们获得生命；这种真切的顾念，便使父母获得了生命。这不是以有形的身体，而是把父母庄严地寄托在堂上；这就是不需要菽水之薄养，却能早晚承欢于父母的方式。精气专一地显现于悲，悲便成为永慕的意义。人的感情在父母未死时，还可以把非亲生父母误认为自己的父母，这只是偶然得来的；年老而失去父母，实在无可奈何，只好把废弃之事任于父母，这只是偶然失去。婴儿时期亲近膝下，十三岁时仍把父母看作常在，那么还有什么得不到、什么不会失去呢？霜露降临，踩踏其上而感到凄怆，并不是说寒冷本身。自身承受国家恩典而同享荣誉，却回顾自己仍如同对待尸体，回顾父母仍如同对待尸体，回顾父母的房屋、栋梁、几筵宴席仍如同享宴一般。由此便有了多次蒙受国恩，却仿佛与荣誉无关的人。这正是曾参不愿意用杀牛厚祭来对待父母、季路因无米奉养而有‘负米’感叹的道理。李公两次掌管宪台，虽身处异地而风教相同。我从远处望见他，清静而深沉，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便深切而私下怜惜他。他的言行没有遭遇忧患，知道他把悲哀落实在顾念父母、使父母获得生命上。至于李公本人，则言行已经成就，只是容貌心迹未必为人所知，因此记录下来；这大概就是他被命名为《永慕》的原因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尺〕 这些话关涉至真至深的性情，令人凄恻动心，哪里一定要读到《蓼莪》才会落泪呢？《甘泉陆氏藏书目录序》祝允明 故浙江参政式斋陆先生文量，以高雅的德行、宏博的学问、伟大的才华和高明的见识，在宪宗、孝宗两朝建立功业、著述立言。他一生收藏的书非常丰富，去世后，他的儿子乡贡进士安甫汇总编列书目，并把自己所得的书一并列入，总计经、史、子、集若干卷，拿给我看，请我作序。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认为皋陶、夔、后稷、契不必读书就能成为圣贤，把藏书看作多余的事，却不知道书是道的表现，而道根源于天，由圣人发扬出来；皋陶、后稷既是圣人，道从他们那里显现出来，书也从那里显现出来。皋陶、后稷不必凭借书便能成为圣人，却不能因此使人人都成为圣人而不需要书。如今的人并非人人都是皋陶、后稷，却想舍弃书本，这岂不是要舍弃道吗？道可以舍弃吗？况且皋陶、后稷的圣德表现在《典》《谟》中，孔子删定旧册而成书；既然有《典》《谟》，又怎么知道皋陶、后稷当时未曾有书呢？人饥寒时需要食物和衣服，生病时需要药物，富有时需要珠玉异玩。食物、衣服和药物用来使身体存活，珍宝玩物用来娱悦耳目。聪明到懂得身体存活的人，尚且能够舍弃珠宝而换取食物、衣服和药物，所以稻米豆类、皮衣布服、人参茯苓、猪狗等都一并收藏；何况聪明到懂得修养身心、希望与天地同其久长的人，难道应当舍弃书吗？所以，人并非人人都是圣人，而圣人也不能没有书；我不是圣人，却不能舍弃书；我不能没有饥寒，便不能舍弃食物和衣服；我不能没有疾病，便不能舍弃药物。何况药物使身体存活，即使活着的人不肖，也可能仍不能真正活得有意义；书用来修身，身修则道立，即使将来能够与天地并存，早晚死去也可以了，书难道只是与药物同等吗？所以善于积蓄的人，与其积蓄珠玉玩物，宁可积蓄食物、衣服和药物；积蓄食物、衣服和药物，又哪里比得上积蓄书呢？式斋先生的书，是亲自积蓄又亲自发挥作用的，他以德行、学问、力量、见识所建立的事业已经如此，虽然未必赶得上皋陶、后稷，也应当成为他们的后继者。至于他用这些来教导安甫，安甫凭此增长德行、学问、才华、见识，同先生十分相似；将来所建立的事业，应当继承前人的足迹、接续前人的声名。这就是积书所产生的成效，已经很明显了。唉，难怪他如此爱重这些文章表章了。黄山谷说：士人有一百件事不能做，唯独不能使自己庸俗；一旦庸俗，便无法医治。把藏书同藏药相比，难道不是医治庸俗的良药吗？《武举录后序》（嘉靖二十九年）

译王维桢 今年庚戌年，天下把武士贡举到京师；九月正当会试之期，恰逢虏警来到，有司奉天子命令暂且停止考试而追逐敌虏，不久敌虏逃走。到了十月，有司再次请求，于是才考试。我王维桢冒昧代替臣瓒主持这件事。事情办完，也应当作序。序说：我自从任职史局，得以不自量力地考察秘书、搜寻旧事，看到近来的事情，深深感叹国士难得。从前我成祖建都燕地时，虏酋迁徙营幕向北，远达数千里，我们仍把他们看作心腹和肩背的祸患，出兵穷追，直到向南望见斗杓才返回。当时士大夫以为国尽力为荣耀，以保全自身为耻辱；勇猛的气概、英伟的声名，在异域也受到震动。正统初年，虏人再次入侵，依靠二三位骁将奋勇作战，敌虏受创逃走，最终不再回来。延续到弘治、正德数十年间，即使有烽火，也像惊雷疾风，突然兴起又突然消灭；士大夫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于是左手拿干戈，右手拿文墨，随时嬉游，一天到晚只求快意。这就是把自身看得太重了。皇上神武显赫，同成祖相合；嘉靖以来，虏人何尝敢窥伺关内？近来边境侦候稍有松懈，敌人突然拥入，又突然逃窜。那些执掌兵权、登坛拜将的人难道少吗？最终却没有人能够摧毁敌车、鞭打敌酋的后背，这就确实说明为国尽力很难。我主持展卷品评士人时，便仰天祝告：哪里才能得到为国尽力的士人而收用他们呢？我实在为此感叹。保全自身与为国殉身，不能相提并论。士人之所以免不了败退，有三种情况：不懂得地形便利，和敌人逼近而交战，这是败退；金鼓之声已经在耳边，却不能辨明利害，这是败退；不擅长骑射，这是败退。这样一来，保全自身的士人就多，而为国尽力的士人就少了。因此我按照旧有法令，不偏重射技：射中很多而文章不能相称的，收录其文章；文章能够辨识地形、判断利害，射术又好的人，赶紧收取。总之希望为国尽力的士人能够出现，不至于同那些奔逃败退、只求保全自身的人一样。臣对于君，譬如人的手；手向上修治头部，向下修治足部，蜂蝎蛰遍全身，手就要搏击抵御。臣怎么可以只求自保呢？所以即使壁垒布满郊野、烽火相互照耀，我不因此恐惧；即使羯奴魁梧强健，每天操练兵马而谋求南侵，我也不因此忧虑。我所恐惧、所忧虑的，只是得不到为国尽力的士人奋勇抗击、率先登城，俘获名王、擒获贵人，接连押送到宫阙之下罢了。如果这次收取的人中真有这样的人，难道不只是宗庙社稷有所倚仗，也是臣的大幸吗？我私下看见皇上特别留意边疆，思求得到勇士来托付边防，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在心。我如今收取的这些人，剑能断割，便知道他有利才；驱使便知道他是否贤能。若稍稍加以任用，就能辨别出来。如今有个在市场卖珍珠的人，把匣子装饰得华美，里面却没有珍珠；买者被匣子的美丽吸引而带回去，打开一看，便叹息后悔。我怕这些人也同这种情况一样。只愿任用他们！只愿任用他们！文辞和雅，却不缺少刻意锻炼；远看苍然，咀嚼起来深厚。《顺天府乡试录序》（嘉靖三十四年） 王维桢 今年乙卯年的顺天府乡试，是我皇上登基以来的第十二科。考试官为谕德臣维桢、侍讲臣炜，都是奉上命而来；同考试官为进士臣复、臣溱，知县臣孔墀，教谕臣应和，臣枢、臣梅、臣栋、臣大魁、臣式，都是受聘而来；监试官为御史臣冀、臣俊，都是应请而来。其他执事人员，则都是府尹臣耀、府丞臣镗征召而来；其中臣镗的职务是提调，主持帘内帘外的一切事务。先到的各位大臣都已经到齐，分配任务后，各自办理职事。我于是把提学御史臣马三才选取的士子，以及各衙门、六馆选取的士子，考了三场；又加以考察甄选，录取优异者一百三十五人。士子录取后，帘内外的诸位大臣才相见，于是高兴地互相庆贺说：‘啊，这次选得好啊！凭此就可以报答天子了。’然而我维桢却有所畏惧。如今我亲手抄录名册进献给皇上，皇上神色勃然，脚步不稳，不能前行，我实在为此感到恐惧。我听说，古代士人有才有德却不能被有关官署进用，这是有关官署的罪过，不能赦免；士人被进用了而才德又不能施展，有关官署的罪过也不能赦免。为什么呢？因为不明智。譬如种树的人，种的是松柏，其次才种桃李。松柏可以成材，桃李花朵美丽，能满足人的欣赏；但桃李不能经受风雨，然而也不能把它们同荆棘相提并论。假如不料松柏变成了桃李，桃李又变成了荆棘，拿这种结果责骂种树的人，那么种树的人只能闭口无言，无法答辩。他当初本来确实种下了它们。培养人才也有类似情形，我恐怕有时也会成为这种情况，所以感到害怕。我是关中人，近来从关中来，渡过孟津时，看见有人把大木头运到河岸边；前面呼喊，车夫应答，木头轻快地像飞驰一样。当时即使有齐地的歌唱、郢地的曲调、吴地的歌声、越地的吟咏，以及激羽流商的乐曲、截云下尘的歌调，也全都没有用处。我因此感叹，认为那些铺张的言辞没有实际意义，繁华的辞藻掩盖了实质。所以如今考察诸生的文章，只直接摘取大意而舍弃雕琢辞藻，大概确实从运送大木的事情中有所领悟。出发后到了燕赵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京畿地区；从前燕赵之间还有许多奇伟豪迈、卓异不凡的人，如今那些人已经逝去，他们的声名还留存。我于是停步在边境上，踌躇了很久。那些人虽然未必完全合乎先王之道，但能够效忠守节，不顾自身安危，尽心为公而不徇私情，本来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如今这些诸生，诵说《诗》《书》、称引先王，人人都能做到；若让他们承担事务，却没有那样奇伟豪迈的气概，怎么办呢？我仍希望诸生仰慕他们。如今国家建都于燕，四方带着贽见之礼、前来纳贡的士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各种鸟兽的齿、角、羽、毛以及百般珍奇异物，都是御府所收藏的。常山在它的右边，辽海在它的左边，地势险固，是造物者设置它来作为藩篱的。国家所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最可贵的，只有节士的骨干和忠义之士的胸怀。将来诸生如果真能养成节士的骨干，胸怀忠义，那么我将仰望其风采而拜倒；我拜的不是诸生，而是节士和忠义之人。我列身交戟卫士之内已经很久，私下看见陛下的神明睿智，是上天赋予的。比如一天之内，国家的大议有多少，大事有多少，然而事情都能预先洞察，议论都能当机立断。各司上奏的疏文得到批复后，都抱着奏疏、吐着舌头，认为自己赶不上。如今这些诸生不过是迂腐书生，哪里能供驱使奔走呢？但我私下认为，世上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所求取的范围很广，所取的东西却很细微。若是这样，我才敢把诸生进献上去，只是最终还担心他们在奔走效力时落后。因此，士子录取后，顺天府设宴，宴请诸生，诸位执事也都在场。我将带着前面所说的话，到宴席处逐一向诸生说明，并借此劝勉他们。先向同事们拜谒，说：‘所谓劝勉，难道就到此为止吗？’于是我回答说：‘诸位执事也曾听说过乡里父老给儿子行醮礼的事吗？乡里父老在宾客席位给儿子行醮礼，为他准备三次加冠，并且把告诫的话都说完了。宾客问：还可以再加些什么吗？乡里父老说：没有什么可再加的了。从前我父亲给我行醮礼，本来就是到此为止；如今我劝勉诸生，本来也是我过去从前辈先生那里接受的教诲。名册将要进献给皇上，我应当为它作序，引出事情的端绪，于是谨慎地把始末写成这样。’

译文辞雍容肃穆，端正清雅；姚月峰先生推许它为本朝第一流的手笔，果真如此吗？《画史序》刘凤 图画和文字同时产生，像虫鱼形迹一样的文字，其流传分化虽然久远，然而从来没有真正不同。古代文字繁复、厚重、奇特而深奥，后来才变得简便易行；这件事，绘画从古到今也大致如此。自唐虞以来，绘画施用于黼黻、文章、旗常、鼎彝，功用与文字相杂；而六书中有象形字，于是绘画又出入其间。周官所掌的画缋之事，‘后素功’，绘画的法则由此更加详备；当时重视文饰而又亲近实用，即使极其细微，也从不苟且。后代愈往下衰，绘画与文字越不相及，难道只有绘画如此吗？关于绘画的著述，自南齐以来只记载曹、陆、顾、展几家；后来论述者虽然越来越多，但像信陵君、宋元君的门客，解衣盘礴作画，画龙于门窗之间，画成庆的衣服，画大夫衣冠，画甘陵美人的，汉代以前并不少见；及至后世却看不见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年代久远而难以详考，还是绘画的地位本来低下，古代会画的人很多？为什么弓、箭、车轮、木工等工艺，仍能显出作者姓名，而输尔庆、石等人的名字，直到今天却不能流传不灭？大概图画中保存的东西容易散失灭亡，只有记载在简牍上的，才能因此长久保存。秦始皇曾与海神相见，身边人暗中把这件事画下来；由此看来，古代善于绘画的艺人多得数不清，而想凭此著名于世，实在不容易。晋、宋有许多名流，魏高贵乡公、梁元帝也都凭尊贵身份而喜爱点染；这件事本来同书法一样，神采逸趣出于天性，至于是不是学习的功力，虽说涉及布局形势，大致有一定法则，但转腕用指、骨法、掌法等技巧，各人自能达到极其灵妙的境界，不是语言所能形容。因此，品评…… 要看画家本人，而画家又系属于各自的时代。唐代也多出身于贵游子弟，如左相阎立本、薛少保、韩滉、王维等；这哪里是那些拘拘然吮朱调色、临摹仿效的人所能相比，竟能独占一代逸品之名呢？至于见于诗歌吟咏的画家，大多性情刚直、意气负傲而爽朗，所以因此受到重视。即使不考虑他们的人品，假如平庸鄙俗的人能同那些俊杰雄才相抗衡，可能吗？到了宋代，著名画家与唐代相比开始不如，难道不是因为宋代画家中再没有那样的人了吗？所以从工艺来看，绘画之术虽被视为低贱，不过是当作玩物蓄养，借以抒发胸中的愤懑；但把喜悦、哀惋、愤怒、郁结、悲伤、忧愁全都显现在笔墨绢素上，寄托到千载之后，那么便不必再论哪一代，都可以说是可贵的。如今关于绘画的著述，自谢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释彦悰、道醇、景玄、若虚等人以来，几十家都标举得失，评论工拙，考核品类，核验名实，并且保存题记，叙述幽深奥妙和各种画派、笔法、画手所应具备的古法，都可以看见。我有空时便汇集成一编。只是当代名家虽有人论述，仍不足以供人遍览，所以一并考订其事迹，略加删裁，以显示古今的变化，实在值得深深感慨和惋惜。只是我的力量不能搜集保存，又孤陋寡闻，不能遍观古代名画，辨识谢赫以来的流派而排列上下；那些散落在人间的画作，最终终将归于消灭，唯有这部书或许可以稍稍保存它们吧。笔力骨气凝重厚实，即使是小景，也具有精整强劲的气象。《刻韩非子序》刘凤 《韩非子》这部书，读书人多半都有。太史公知道韩非悲愤之说难以实行，却没有能够免除自身的祸患。韩非的言论，做到这样也就足以使自己死亡罢了，还能责怪谁呢？当初韩非和李斯一同求学，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后来李斯在秦国显达，韩非也求得进入秦国。一处岂能容下两位雄杰，这样做难道想免祸吗？况且韩非说，智术能法之士和权重之臣不能同时存在；对于宠幸超过法令、诬陷他人的权臣，应当依据公法诛杀；对于不能凭借宠幸超过法令、诬陷他人的人，则应当用私人武力使他困窘。李斯难道不是权重之臣吗？韩非在片刻交谈之间，就想矫正他的本性和行为，使他退处；李斯又怎能不发泄怨恨而暗中忍耐呢？所以韩非是一个刻薄苛核的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他的论说、进言都充分揣摩了进说者的心情，等待君主所向，然后用自己的学说去迎合，这样反而使君主更加疑心他，不敢轻易采用他的学说，实在危险。他说君主身边的人全都不是伯夷，却同愚笨不肖者讨论贤能智慧，这是公开树怨于群臣而不替自己谋划，也很危险。他说君主驾驭臣下，应当操持法术，像捆束湿物、驾驭奔马一样，也很危险。他深刻指出，君主把自己不能任用的人防备起来，却拿自己所任用的人来防备；被派去防备别人的人，实际上也就是被防备的人，这很危险。他说君主失去一个臣子，臣子便得到百般好处；君臣上下之间，只把抢先行动当作要务，这也很危险。凡是洞察最隐秘的事情、说到君主所忌讳的地方，都是可怕而应避忌的；韩非把这些全都说尽了，想保全自己也就难了。所以，韩非的学说总的说来，是使君主把臣下当作严厉的敌人来防备。即使是极其骄纵怠惰的君主，只要听到这些话，也没有不害怕的；害怕就会思考，思考就不敢把权力交给臣下，使臣下专权蒙蔽自己。这样大概就达到目的了吧？所以，所谓刑名法术之家的言论，大抵能够强化君主之心，使君主忍心对待臣下；对臣下猜疑深重而不敢自信，对臣子的恩情淡薄而疑惧之迹深显，这是它刻薄的一面，也因此有所失误；但从未因懦弱而受蒙蔽，这正是刑名法术之学的长处。如今玉杯极其珍贵，但如果中间通透而没有底，就不能用来盛酒；瓦器虽然低贱，只要不漏，人们又怎么会不拿它来盛浆呢？所以王道就像玉杯，却不能像刑名法术那样容易见效；如果没有底，就不能只因珍贵而徒然受尊崇。商鞅、申不害、韩非三人的大略和术数相同，唯独申不害治理韩国这样的小国，能够终身使它安定强盛而无祸；商鞅虽然使自己覆亡，秦国却日益兴盛；韩非则只是凭借几句话，遮蔽申不害、韩非的空言而已。唉，这也许是遭遇不同吧？然而韩非是韩国的孽子，最终却想覆灭韩国；他不致力于保卫国家，未免太过分了。商鞅是魏国人，曾欺骗公子卬并把他俘虏；推究这种心术，他本来就不如吴起、乐羊。他既怀疑君主，又轻视自己，法术的弊病竟达到这种地步，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可惜申不害的书早已散佚，因此我无法看到《申子》；若能看到申不害、韩非二人的书，也就可以明白刑名法术的利弊了。刻入幽深隐微之处，应当使后人有所保留；神情畏惧而不肯外露。《武举录后序》（万历二年）

译许国 我没有什么才能，幸而以校书的身份侍奉东宫。皇上登极以后，我又承蒙恩典做到今天的官职，备列讲读之臣。当时世道安定和谐，北方胡人守卫边塞，南方粤地奏报功绩，天下安宁。皇上每天在便殿讲说经史，召引儒臣讲诵其中义理。我曾随从末列，听皇上说到汉文帝问冯唐、抚髀谈论廉颇、李牧的事情。退下后，我深深感到南北渐趋安宁；在成周之时，这正是修治桑土、准备防患的时候。假如皇上问我：‘你只管像汉代冯郎那样举荐所知道的人。’那么我将怎样回答？这年秋天，适逢兵部请求考校武举士子，皇上命左中允臣应期同我前往。我是个迂腐书生，不足以奉行皇上的指使，但私下很庆幸：冯唐在汉代，没有别的功劳，只因举荐一个人而得到适当任用，史官便记载了他。如今我竟奉命考校天下武士，比冯唐所举的人多得多。士子们录下策论，评定优秀者后进献上去，按照旧例，我亲手捧着名册读了三遍，叹息说：‘这些人之中，怎么能保证全都是廉颇、李牧，并且能够效法他们呢？’我听说，弓要经过试射才知道强劲，马要经过试骑才知道良好；士人的才能如何，不能只从空泛文章看出来。假使魏尚没有在云中受试，怎么知道他有才能？如今我把众多士子进献上去，姑且认为这若干人个个都是廉颇、李牧；将来考察他们办事，我又怎么能肯定其中有十分之一是廉颇、李牧呢？为什么？冯唐是考察之后才举荐，我是举荐之后才考察。士人是否得遇，本来确有命运。汉文帝凭一句话便恢复云中太守的职务，听取意见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至于李将军，皇帝亲眼见过他冲锋陷阵、攻破关隘的才能，却没有任用他，只说：‘可惜你没有遇到时机。’所谓时机，是君主所造成的；李广没有遇到，那么还有谁能遇到呢？世上那些沉毅有谋略的雄才之士，往往埋没在民间；即使是世家子弟，怎么知道不会有像李广那样才气无双的人呢？他们尚未得遇时，别人本来不曾认为他们奇异，只有士人自己知道。如今每隔几年搜求有才能的武士，使他们同大比之士一样参加考试；士人即使质朴少文，只要能够带着弓箭、奔驰骏马、拿着策论向有关官署进取，稍稍显露骑射的长处，通晓孙武、吴起的学说，便赶快收录。假如猿臂之士正逢这样的时代，能够昂然成为举首，国家又有什么对不起士人的呢？古人说，受到国士待遇，就要以国士来报答，这不过是市井交易之道罢了。众多士人平生自许为报国之士，究竟说的是什么？历代休养士人，使士人在其中生息；他们宽衣缓带，任凭自己的爱好，戴着貂蝉冠帽，做着捕兔之事，也都能低头修业，积蓄才力以等待时机，不会因为专注武事而在文章上稍有不足。天下无事时，士人拍掌谈论疆场，难道不会激昂愤慨，暗自附会先忧后乐之志，以为祸患潜伏在南方，罪孽积聚在北方，而产生拔剑请缨、吞并胡地、踏平粤地的气概吗？现在登记进献的名册已经齐备了。只是到了临事时究竟怎样罢了。如今不只是士人求得时机，有关官署也在求得士人；李将军没有被汉朝任用，而士人如今却得到时机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如果他们真的奋勇而不顾自身，以国家的急务为重，并且不食言，这就是有关官署遇到了士人。我哪里能预先知道呢？史书称李将军说话谨慎迟钝，不善于辞令；假如让他坐下来执笔作文，应该比不上众多士子。然而他身为二千石官职四十多年，家中却没有余财；他的忠实之心为士大夫所信任，显然不只是因为勇武。云中太守魏尚上报斩首功数不相符，虽属差错，按法律本应受到惩罚；但他所用的是家人子弟，奋力作战，所击败的敌人，其功劳也足以昭示天下。如今武臣所忧患的，不只是软弱怯懦、观望不前，更在于贪污财货、冒领功劳。贪财就会搜刮下属，冒功就会蒙蔽上级；这两种行为足以扰乱忠实之心，消磨慷慨激愤之气，夺去他们平生的志向。我希望众多士人以此为戒。皇上神武是天性所赋，哪里需要谈论汉文帝？近来四方稍有警报，皇上便督责各位大臣，在帷幄之中勤勉不懈，心意从未忘记边疆之外。今后正是众多士人效力的地方，希望……战胜的…… 贪污财货、冒领功劳，这几句话怎么能说得简单而又详尽呢？应当亲身接受任用，不要亲身触犯法律。将来如果有人依据这份名册来讥笑我这个郎署长，说我一次举荐便一次得当，而现在举荐了几十次却一次也没有得当，我就害怕了。幕府分派兵力、遣兵作战，军正一定会责令报告战况，以此追究后果；有成效，就是功劳凭证；没有成效，就是罪责凭证。我进献了众多士人，众多士人有才能，责任就在我；没有才能，责任也不在我。如今既然接受任用，记功只归众多士人；不能任用，记罪也只归众多士人。我现在已经上呈奏状了。所立的言论可以作为规范，深刻的议论足以成为典范；无论执掌兵权还是从事细务，都应当把这句话反复思考。《古今法书苑序》

译王世贞 伏羲画出八卦，人的文明由此萌发；圣人取用卦象来代替结绳记事，仓颉观察鸟兽足迹而尽情发泄神灵般的才智，于是分剖六书，指事、象形，以及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旁出异名，用来考察百官、治理百姓。赫赫的六经，正是凭借、正是依据。叙述书法源流，这是第一部分：仓颉创造古文，简省后称为籀文，在意义上没有违背；籀文简省后成为小篆，继而秦隶兴起，于是有次仲把篆书八分而保存其中二三分。三仓以后，秦隶又简省成为汉隶；隶书形体圆转，如今又稍加修饰，使它丰润华美。其后钟氏散为章草，竖游创制草书，伯英最为突出；伯英将草书发展到穷尽变化、极尽姿态，今草于是完备，损益变化其中。再进一步成为稿书、行书，既不流荡，也不凝滞；它的观赏性日渐减弱，实用性日渐增强，却离表达神致越来越远。叙述书体，这是第二部分。用笔如天之流动，秀美如地之承载；阴阳既然生成，便立下形势。有物象便有法则，与形体一起达到。舒展而不松懈，紧密而无间隙；骨力总是胜过肉质，法度便与心意相称。叙述书法，这是第三部分。汉代本来有史游所定的九品人物品评，庾肩吾以此为法，张怀瓘沿袭，张彦远又补充详论；虽然未必尽为人所知，但可贵之处在于尊重前人的见闻。叙述书品，这是第四部分。籀、斯、邈、元常、伯英，都是当时最杰出者；到了右军，书法集大成。献之的书法雄武秀美，蔡邕的书法平和清雅；唐代如同《国风》，宋代如同《黍离》；既然没有君子，这些话便取来叙述书法评论，这是第五部分。对丑陋书法的议论，起于萧梁，参照袁昂；众多书家都更加详尽。王羲之、米芾等人，纷繁得不可衡量；若要根据相似之处来求取其中之理，就会在粉饰中看见黄白相杂。叙述书法评论的……第六部分：崔瑗、张芝如同美玉，王逸少可比黄金，钟繇、索靖光耀艺林。一般书法家只能悦目，上等书法家才能会心；会心之后自然产生嗜好。下等书法只能传闻于耳；价值连城的赏赐，可以用来请求天子。即使十位中等书家，也抵不上片纸。叙述书法估价，这是第七部分。临池学书的人，历代相承而不绝；书法精妙的进入内室，次等的只能登堂，再次等的远隔藩篱，只能近窥宫墙。有人歌咏追慕永字八法，有人赞叹前人遗迹，把声名传播于诗歌，以辞藻铺陈于文章；像杜甫、韩愈那样，也足以使书法事业增光。叙述文章为第八，诗歌为第九。王羲之清纯真实，因艺术成就而遮蔽了其他方面；为什么他的事迹载入国史，而赞语唯独称颂他专心用意、仰慕手追、流传千古？僧虔记载简略，彦远广泛汇集，宣和分列书体，到陶氏才完备地叙述书法传承。叙述书传，这是第十部分。绢素的力量不能使作品流传千秋；书迹留在人间，散失而无人收藏。右军的文字受到珍视，如同玉府中的宝物，因此汇集起来，以免遭受劫掠、兵火之灾；能够保存下来的，就像河图、天球。叙述书迹，这是第十一部分。过去大禹铸造九鼎，以及细小的钟器、蛟脚、鹄头，紫金……，商代的质朴、周代的文饰，刻画雕虫，小篆、大篆都从这里取法宗旨。叙述书迹中的金文，这是第十二部分。大禹既在岣嵝山刻石，周宣王又有岐阳之狩，秦始皇在峄山、琅邪刻石，稍稍改变了前人的轨迹；受禅、劝进等文书启发了后来的隶书。然而有人想到太丘，是因为廓清中原；有人受到征西将军征召，卧病三日仍不忍放下书卷。兰亭书帖引发众多争论，淳化阁帖也引起争相摹刻。七尺之民，不靠双腿也奔走传扬。叙述书迹之石，这是第十三部分。子墨客卿说：世上能够尊重书法的人，认为它是六经义理的精华，光辉灿烂，同日月交相辉映；它有的像高山耸立，有的像河流奔涌，有的像飞鸟走兽、夭曲挺拔。那些急于书写的人，把书法等同于粮食、豆类、布帛，说它的作用在于使天下文字相同，周遍中国并施及蛮夷，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些轻视书法的人，难道认为它只是一种微小技艺，终身耗费精神却对时世毫无益处吗？这些说法全都不对。叙述《古今法书苑》，这是第十四部分。学习《史记》《汉书》的叙述和赞语，龙翔凤翥、铁画银钩的形态全都具备。《戚将军纪效新书序》王世贞 福建汪中丞派人来问我说：‘戚将军用兵如神，他所著的《纪效新书》，您难道不肯说一句话吗？’我过去曾跟随王宪使讨论为戚将军用兵情形作序，说：‘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又说：‘戚将军善于使用众多兵力。’又说：‘戚将军善于利用失败。’又说：‘戚将军善于利用胜利。’问他善于用兵的具体情况，我说：‘自从官府急于处理海防事务以来，调集天下力量来压制倭寇；东南地区大约十名越地士卒还不能抵得上一名倭寇，而戚将军从低级武官起家，带领一千多名乌合之众，攻入倭寇巢穴，斩杀剿灭他们，像割除野草一样。’更不必说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了。如今各边大将所领兵力不过三千人，势必不能再有更大的举动；唯独戚将军任大将以后，竟统领数万人。他所统摄、注入军队的精神，严整得仿佛出自一人之身，这就不必说他善于用众了。戚将军派出的士卒，有时不幸偶然遭遇敌人，以失败报告；戚将军便更加整治军队，神色自若，常常利用敌人的漏洞；敌人一松懈，他就暗中鼓舞我军士气，突然发动进攻，以成就大功。所以戚将军的失败往往是胜利的开端。其他将帅见到小胜，志气便小有骄溢；见到大胜，志气便大为骄溢，每天拥着鲜明的战具，炫耀胜势，轻视下属；下属也竞相说些逢迎话取悦上级，因而贪图安逸懈怠。所以他们的胜利往往又成为失败的开端。戚将军却更加整治军队，处置自如；即使不幸敌人取胜，也不能以胜利压倒我军；我军取胜，也……可以编成兵书…… 敌人也不能凭失败来迷惑我军。如今戚将军从低级武官起家，屡次升迁，直到大都督，佩两颗印，跨辖三道，大小战役有数十至上百次，所杀所俘的敌人以万万计；若称东南名将，没有能同戚将军匹敌的。因此他拿出一编书交给我说：‘这是我所著的《纪效新书》。’我得到后读它，全书共有六百卷，从束伍篇到水兵篇，共十八篇。精深的部分，揉合而无间，运用而无形，像庄子的言谈那样精微玄妙；粗浅的部分，教人技击，按营垒部署，分列水陆，细致周备，像陶朱公经营产业那样周密；明确赏罚，制定章程，考核严细而坚定不移，像韩非的论说那样峻刻；刺探敌情，隐伏出没，神出鬼没，像季主、君平那样预知未来。我于是起身感叹说：‘如果官府真能任用戚将军，到北方赤赭澣海，封狼居胥，取得万户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这难道只是东南地区的事吗？我曾奇怪，汉武帝时代，攻下朝鲜，扫平滇、笮、瓯、闽、南越三越，顷刻之间如同举手捕蝉；最难对付的唯有匈奴，而大将军、骠骑将军率领轻骑深入大漠，多次取得成功。这难道全都出于上天的幸运，而不需要耗尽兵力吗？可是太史公在传记中，对于俘获敌人、封户受爵之外的事情，大多略过而不详细记载；我猜想，也许那些人凭文章才华奇绝天下，心中怏怏不平、以奇计自负，不愿让武士看见自己的长处。等我读到皇帝想用孙武、吴起的兵法教骠骑将军，而骠骑将军不肯接受，说：‘不必学习古代兵法。’ 只看谋略如何运用就够了。’这样以后，我才知道骠骑将军和大将军的微妙之处：他们本来长于技击而短于兵法。假如他们的成就不全是出于上天的幸运，那么后世又从哪里看出他们的才能呢？至于孙武、吴起、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等人，把自己的心得发掘出来，写成一家之言，事业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了。他们的微妙旨意和深奥义理，往往使披甲戴盔的武士读了却不能书写，使能舞文弄墨的人学习了却不能运用；难道只凭卑微浅陋地施用名实之说，就能废弃戚将军的书吗？不过，兵法是阴谋之道，却把它公开说出来；俗话说：‘我能前往，敌人也能前往。’戚将军或许也稍稍隐藏了他未尽说出的部分。将军名继光，是东莱人；中丞名道昆，是徽州人，他在福建的功劳同戚将军共同建立，又掌握文章之柄，急切地想借我的话彰显戚将军。王宪使名道行，不了解戚将军，却独独谦让戚将军。这些人都值得记载。短短篇幅中已经具备六花阵、八阵图；如果一定要借口《阴符经》，恐怕反而误了赵括一类的人。《重刻吕氏春秋序》

译王世贞 《吕氏春秋》又叫《吕览》，是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和他的门客所著的书。当书写成后，吕不韦把它悬挂在咸阳市的店铺中，说：‘有谁能增删一字，就赏给千金。’最终竟没有人能增删一个字。这部书如今流传颇广，恰好传刻已久，不可能没有讹误；云间宋光禄邦、徐太学益孙等人共同校订，又重新刊刻，来向我询问序文。我读它时，没有一次不是掩卷长叹三声。叔孙穆叔把立言列在三种不朽之中，操笔作文的人似乎因此稍感屈辱；然而子桓凭借雄豪才气在鼎革之间崛起，却反而不自恃其才，而把经世济民的大业、使声名不朽的盛事全都寄托于文章，他确实有所见识。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的儿子，运用买卖子母钱的技巧，暗中在秦国活动而取得志愿，把整个秦国握在股掌之间，凭借秦国的强盛向东进取，像切瓜一样分割天下；身居相国，号称仲父，封爵通侯，拥有十万户封地，他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可是却孜孜不倦地想成就一家之言，同诸儒生争名，并把名声割取给后世；这还不算。庄子的见识高到想要齐同生死、平等万物与我，扫空一切有为之迹，他却也孜孜不倦地想成就一家之言；可见他估量自己，若辞藻不工整，便不肯罢休。所以，古代所称的立言者，没有不是为了留下名声的。况且以吕不韦的诡谲狡诈，难道果真参与闻知大道吗？他的门客也只务求……考察古今著书之人。他们彼此推重，把奇异诡谲的言论同鸡鸣狗盗之徒的见识杂糅在一起；即使偶尔采撷圣贤的长处，用辞藻来修饰它，终究一整夜静思，拿他们的言论同实际行为验证，难道没有污浊卑鄙、汗颜羞惭之处吗？只是他们机巧的心思一发动，触及事情便成为机巧之言；在严核割裂方面像申不害、韩非，在辩巧游说方面像张仪、苏秦，其中有些地方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相合，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而且吕不韦所谓赏赐千金的事情只有两次：第一次用来使秦王聋盲，割取秦国的权柄；第二次用来使一世的士人聋盲，割取自己的声名。虽然得到声名，却又险些失去；虽然失去，也始终略有所得。吕不韦毕竟是商人之子，但也确实雄伟。宋先生、徐先生和其他二三位同人，都能写文章，嗜好古典，像饥渴一样仰慕先圣；他们不因人废言，因此把书刊刻流传。这正是……阳翟商人爱好美色。芙蓉花从污泥中开放，只管采摘它就是了；污泥如何，不必追问。抑扬顿挫完备，像驾驭马匹一样具备收放、控制、纵送的技巧。《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王世贞 自从我成年而喜爱谈论诗歌以来，同我交游的天下豪杰俊士，没有不拿诗来求进的。随着年纪渐长，我稍稍看到他们的著述，各位豪俊自己很得意地推行自己的诗作，少有不请我作序的；我不能把文章写得工巧，也不能巧言逢迎，不能使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因此这件事使我为难，他们想着谢绝而去，几乎要焚毁笔砚。最后，我才为胡元瑞的《绿萝馆诗集》作序。元瑞对我说：‘您能够肯定的地方有一项，您大为遗憾的地方以及我没有辜负您的地方各有两项。您是多么幸运啊，而我却拿出自己的破旧扫帚，希望求得您一句华美的褒奖；可以肯定的是，您会答应我，并且立即把宠爱施加给我。可是您一旦不再可知，大为遗憾的是，我虽然来得晚，却幸而赶上了您，而您最终没有完成对我的恩惠，使后世怀疑我们当时并不相称；这也是大为遗憾。即使您过分赞许我，而我竭尽脚步去实践您的赞许，结果不能辜负您的期望，受到批评，我便会惕惧地把您当作磨刀石；这难道不是辜负您吗？您认为怎样？’我于是对元瑞说：‘不要急切请求，暂且停下来，让我为你作序。’我认识元瑞，通过余仲，大约有半年；元瑞拿他的诗给我看，我没有一次不是击节三叹。上天本来不吝惜给人以才华，但人偏偏取用其中平凡的部分；元气流行本来无所选择，人却取用其中浑浊、软弱而相互依附的部分；古人不吝惜把法则留给后人，人却取用其中下等、中等的部分；上天又不吝惜把声音和色彩供给我们的诗歌。可是声音取用其中……嘶哑刺耳的，色彩取用其中黑暗晦暗的，形象仿佛只在眼前相接；我淘汰其中精华英秀的部分，感情……它的曲折……庸人自己……鄙陋琐碎……天又何必…… 自从我开始写诗以来，凡不是发自肺腑的，我都不取用；却凭这些来作诗，还向人夸耀说‘我善于作诗，我善于作诗’，这算什么呢？元瑞禀性高雅而气力充沛，形象一定同意趣相称，感情一定合乎法度而流畅；歌唱时声音合乎宫商，响彻金石；铺陈时色彩胜过星汉，舒展时如云霞。拿他同开元、大历的诗歌格调相比，没有不相合的。我曾对余仲说，在我以前的作者中，涵容洪大而兼有纤细，和万物同受养育的，我推重献吉；但不能不说他有渣滓。绝尘而行、凌空而飞，辞采如卿云灿烂的，我推重昌谷；但不能不说他轻浮。声音如鸾鸣，佩饰如美玉，万象仿佛从口中吐出的，我推重仲默；但不能不说他孱弱。雕琢羽声、刻画叶纹，舍弃陈旧而求新颖的，我推重子业；但不能不说他急促。鞭策风雷，以险峻为绝妙的，我推重子相；但不能不说他疏宕。能够融会并超越这些，或许就差不多了吧；然而仍常常可见独到之处。后来在我之后写作的人，大概就是这个人了，大概就是这个人了。用今天的作品来验证，为什么与我的看法如此契合而没有差错呢？不久又有子规说：从前鞠传称赞田光说，‘智慧深沉，勇气沉着；不深沉就不玄妙，不沉着就不坚固。进入作品时深沉幽玄，表现出来时自然完整，完成时纯粹浑然；像高明的工匠雕刻器物，却看不出技巧；像美玉在夜里发光，却磨灭不了雕琢痕迹。’这部诗集大概已经奠定了《诗经》三百篇、西京、建安诗歌的美好根基，但还没有完全达到。你们的邦君有能理解你的人，等他来询问刊刻之事时，可以把我的话拿给他验证。这是尊题的格调，声音端正中和，可以供君子聆听。《尺牍清裁序》

译王世贞 书信，是辞令文书一类的文章。过去春秋时期，使者车马相接，在箭矢飞驰、刀刃交错之下，也没有废止彼此酬答；言辞娴雅婉转，足以使人欣赏。因此，起草和润色并非一人之力，谋划国事、安定邦国是首要事务。然而出使边疆时，断然处理、随机应变，形成应对的规范，把文章寄托在使者口中，不能只取决于装载书信的笔墨。由此以后，书信之文郁然兴盛，作用也很大。所以，一支箭射向聊城，百丈城墙自然崩摧；奏章送到秦庭，千只袋囊全都返还。司马迁在毡帐中舒解胸中郁结，子长在蚕室中发扬自己的才华，实在是用来畅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怀，抒发今昔积蓄的情感；有时扬弃沉冥之人，有时击破疑惑迟疑，有时诱导趋向、开启蒙蔽，有时解除诅咒、沟通婚姻，使张仪、苏秦奔走于尺管之间，使丘明倚赖一尺一牍。思绪一动便如江河奔流、泉水涌出，辩说一起便如云气蒸腾、雷电交作，真是盛大啊。然而这些文章都从容宏大、篇章宽广，像雁阵排列，担心云路遥远难行；像鱼困在狭窄水波之中，只能把沉浮交付给他人。于是有黄麻纸、薄纸作信封，缄封用苏合香、蜂蜡，写成灿烂的数行，寄送到遥远千里之外；积蓄寒暄问候之情，专门表达慰问，只从一件事引出端绪，借一件小物寄托情怀。笔像生毛的舌头，墨像卿士代替面谈；醉意淋漓、酒气氤氲，谈吐含蓄而微妙。文章造成的色泽，明亮如隋侯之珠忽然投入眼前；寄托的情意，袅袅如春日之丝不断。因此即使山河移动，漆胶般的情谊反而更加牢固。反复徘徊吟咏咀嚼，情意和事情更加绝妙；明月宛然依恋胸怀，白云停留而不飞去。这就是晋代宾客玄谈的深致、齐梁纤巧言语的极致规范。西蜀杨用修，年轻时游历金马，晚年戍守碧鸡，倾尽浮提之玉…… 壶，点燃太乙之藜杖，搜集渔书、猎书和稗官小说，积累了许多年，于是汇集成这部书，共十一卷，命名为《尺牍清裁》。有的因原本内容寥落，有的删削繁复堆积；凡已见于《文选》等书的，不再重复收载。华美的文字如砂中美玉、砾石中的珍珠，像谢氏的碎金；玄圃中的奇峰峥嵘，遮掩了琅琊的群玉。有位客人拿来给我看，我十分赞赏，只可惜其中时代、姓名往往讹误，遗漏的典籍也不少。因此我稍加订正，又增补修葺；从唐代到今天，凡辞句接近雅正驯熟的，也附在后面，重新编为二十四卷，收藏在匣中。唉，古代典籍已经久远，清雅的声徽多有秘藏；陈蕃惊动座中十名属吏，刘南昌百函齐发，这些事流映于前史，成为美谈，如今都没有了，何况更低下的呢？我既然惭愧于只能见到半豹，怎能免于鲁鱼之误？这不过是由于蔡中郎特别偏爱王充的言论，也同样只是扬雄家子弟可以拿来覆盖瓦瓿的作品罢了。有人说这篇文章逼近六朝风格，其实不对：它有唐代的外貌，却有宋代的骨髓；外貌不像唐代便不工整，骨髓不像宋代便不畅快。《宗子相集序》王世贞 唉，这是广陵宗臣、字子相的诗文，由武昌吴国伦传给我，吴郡王世贞为它作序说：从前建安时期，曹操、曹丕、曹植二曹如龙奋起，刘桢与之并立；到了潘岳、陆机铺陈辞藻，左思修饰质实；沈佺期、宋之问华丽，杜甫高峻；李白、杜甫并驾齐驱，王昌龄脱颖而出。古代在辞章方面的豪杰，往往志趣有所契合，却互不屈服；气质有不相容之处，却又彼此取用，这难道全是人力造成的吗？大概也是造物者的微妙旨意。一天，我同李攀龙、字于鳞在燕地游历，子相果然带着吴国伦和天目徐生前来。子相才华高、气概雄健，十分自负。他曾同吴生一两次谈论诗歌，因不能胜过对方，竟打翻酒杯咬裂它，回去后苦苦思索，整日整夜，直到咯咯呕血。当他极力构思时，精神同才华相结合，天窍自然开启；敲击它，声音清越而合于五声；诵读它，爽然如风露从腋下袭来而直入咽喉。当他极力构思而又不停息时，即使天地未必有这样的道理，千古未必说过这样的话，也偶然被他写出。以于鳞的才华，尚且不敢完全拘守规矩法度，而创立自己的喜好，何况王世贞呢？唯独子相时时不屑拘守，说：‘宁可有瑕疵，也不要像玉石一样徒具外表。’又说：‘良马在驾车，精美的金属器物在竹筐中；即使咬断缰绳而废弃千里之行，也在所不惜。’我便无法驳难子相。赞美子相的人说，他超越渡口和舟筏而登上高处；议论子相的人说，他想越过渡口却抛弃舟筏。然而这并不是子相的本意。他充实我弇州所形容文章的内容，常常能说到文章的心髓。构思文章的意念，正好处在我的才力边界，并同外物境界相会；境界相合时，我便收取它全部的美好；境界不合时，我姑且取其美好而任其瑕疵。字不能牵累句子，句不能牵累篇章。我常常驾着上等的骏马，依次奔驰在天下文士的中等、下等作品之间；有一次不能胜过他们，却不能再次不能胜过，就只是这样罢了。如今这些篇章都在这里，即使刘桢、左思、杜甫、王昌龄稍稍贬低自己，依附于贤者的骏马，子相难道会甘心吗？子相的文章尤其奇特，他的力量足以打破冗长腐朽，形成一家之言，压倒当今读者的耳目；但其中最大的旨趣，却在北地李先生。李先生认为子相的诗，足以在诗法上无所遗憾，于是常常屈曲诗法而伸展他的才华；认为他的文章足以尽情发挥才华，于是又常常收束才华而归就法度。可惜他又没有得到长寿便去世了，悲哉，悲哉！……境界相会。然而凭这些已经足以不朽了。世上那些崇尚功名、地位显赫的人，每天讥笑文士，说文士没有丝毫用处；子相却不是这样。他担任考功郎时声名卓著，因为不能依附迁就非正之人，出任闽藩参议；恰逢岛寇之事，他安置官吏百姓，调集兵粮，筹划谋略，成为一方之冠。后来又辅佐按察使，成为儒生的师帅。等他死后，家家祭祀，人人哭泣。可是子相平日常常不高兴，说：‘麒麟、凤凰难道能同鸡犬一样被使用吗？既然不能得到应有的任用，不能成为圣明时代的有用之臣，我厌恶做鸡犬，走了算了。’于鳞大为赞赏，作诗说：‘一旦说到麒麟凤凰，三次叹息后还要加餐。’他们这一类人持论就是如此。奇妙地剖析疑难义理，深奥地阐明玄妙旨趣。《检斋遗稿序》

译王世贞 唉，上天本来有确定和不确定吗？君子幸运的是遇到确定，不幸的是遇到不确定。然而所谓确定的情况为什么少，不确定的情况为什么多呢？成化末年，李孜省窃取天子的法权，万眉州暗中依附他，天下士人的气势在这两个奸人门下日益削弱了十分之八九。恰逢天子即位，正想有所更张任用，台谏之臣却噤声不敢首先发言；只有麻城李君凭一个进士身份独自奋然上书，大意说：君主的法度不可轻慢，权力不可下移；应当裁抑中贵人，扩大言路，整饬纲纪，统一风俗；并且推荐已故尚书河洲王公竑、三原王公恕，认为可以大力任用；又推荐南京刑部郎林俊、思宁司理王公纯，认为他们敢于直言，应当褒奖显用。当时中贵人恼怒，假传诏令召公进入左顺门，严厉诘问责备；公不为所动，条分缕析地回答，仍被定罪，贬为咸宁丞。不久，三原公拜为太宰，贤公擢升为兵部职方主事。公任主事仅十多天，便因吉舍人的奏疏触怒圣旨，被逮捕牵连，贬为兴隆卫经历。兴隆本是鬼方之地，公不轻视当地吏民，而替他们清理积弊、处理事务，据实上报；台省诸臣都心悦诚服。当时天下乡人仰慕公的风采，如同仰望景星庆云，认为他早晚将掌握大权；但公最终在入朝祝贺时渡商河溺死。他志向相同而最贤能的，是邹先生智；他由庶吉士贬到石城，因寒冷而死。丁先生玑由中书舍人贬官，后来稍有升迁至蜀地按察司，也因溺水而死。中贵人和大臣能够窃取天子的法权，贬斥李公等人；至于所谓冻死、溺死，却不是他们能够造成的。没有多久，天子大力学习政治，年高德劭者相继被任用，彼此修明虞舜、夏禹时代君臣相得的事业。即使有人想提出建言，也不能以才智超越一时已经形成的政务；即使挑剔细小过失，也不能有大的指摘；想触犯君主而获得高名的人，就像骊龙颔下的长鳞已经被拔去，无从下手来成就自己的名声。那时贤者所遇到的，是天命确定。不到十多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上天尚未确定的时候，不只是小人巧妙排挤、严厉诋毁，往往也会同天意相合，而上天又巧妙地替它稍稍松开并加以利用。这就像使李公以及邹、丁两位先生死亡一样。然而假使李公不死，也不过是在弘治、正德年间成为一位有名的大臣罢了；距今之后，人们一听到李公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发直立，读到他的文章和遗事，惋惜而心痛；他旺盛的精神流行在三楚之地，其中有不死的东西，上天也未尝不能说是确定的。李公作诗作文，都明白婉转而有情致；至于奏疏、公文，恳切直截而切中事机。即使两次遭贬，处在邻近鬼魅、杂有侏鴃的地方，也没有一点不平之气；不因自己是迁客而自高自逸于职守。他平素的正直节操和志向，隐隐约约流露在纸墨之间，自然也无法掩盖。李公去世将近九十年，世贞宦游楚地，李公的孙子某拿出他的文集，嘱托我为它作序，我因此得以把全书读完。只是世人都说，李公考中进士时，万眉州让他的孙子文壁邀请李公到家中题画，李公作诗讥刺得十分明显，万眉州因此恨他入骨。如今那些诗句没有保存下来，难道是遗失了吗，还是有所忌讳而删去了呢？我不敏，只为说明这些事情作序，也因而感叹：上天究竟确定还是不确定，并不足以使贤者忧虑，却足以使世道忧虑。【体质气概孤高峻拔而奔放激越，正可扶持玄妙的造化，包容广大的太虚。】○《王明佐泰岱集序》王世贞 王明佐，字明佐，起初名治，后来名元治，最后名逄年。明佐年少时就胸襟开阔、气概不凡，胸中蕴含奇异之气。他还是诸生时，便已经厌弃轻视所学的科举业；而他家世代承受翰林先生的教诲，唯独明佐不喜欢翰林先生的说法。他在诗歌方面仰慕并推重《风》《雅》、苏武和李陵、建安诗人以及曹操父子，广泛搜求陶渊明、谢灵运，包融、齐梁诸家，又旁及开元以来的近体诗；《楚辞》、汉赋、蜀地文章，也多有研习；《左氏春秋》《庄子》《列子》《申子》《韩非子》《史记》《檀弓》《汲冢书》《越绝书》等，无不涉猎。三十岁时，他所读的书已经有数百千万字，所写的草稿也有数十万字。然而他常常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每次总是名次落后；到了庭前，有司责问明佐写的是什么话、出自何处，他只好欺骗对方说：“这是您老人家所作的。”乡里少年从前已经不能不讥笑这种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明佐年少时如此。后来恰逢有司压制他，他因此更加轻视科举；而明佐平素又很自负名声，母亲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便深感怨恨，离家而去，投奔同乡周虞部到京师。虞部仰慕高雅之士，因此很善待明佐，常常为他扼腕叹息、称扬其才，于是带他来见我。我们在酒席间一见投合，欢然相得，只恨相识太晚。燕地中最有幸接近我的，是所忠一类的两个人，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他们与明佐的父亲旧有交往。明佐投书自荐，文章诵读起来雄奇华美；他估量凭这封信必定足以胜过我，以为我一定会倒履相迎、拥篲洒扫，叙说旧交，空出上座，并且推荐他进入上林苑。那两位贵人误以为明佐是吴人，应当带着厚礼来办事并求见我；明佐家境贫寒，实在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于是没有答复。明佐终于醉酒大骂而去，处境更加困窘，便返回吴地。过了很久，明佐又将北上，而我当时待罪治兵于青州，亲手收集他的古体诗和近体诗若干篇，写信托人转交给他，并把书信投入沂水中，最终没有送达，也不知道我信中说了些什么。因此我约明佐同游泰山。明佐回信后便北上到泰山等我。我每天向吏士致谢，整装等待明佐同游，却又屡屡错过，仿佛有意躲避。明佐到了燕地，困窘依旧，只能典当衣物，寄食于浆家，穿着短褐，在雪中行走；他所穿的鞋都已经破坏，鞋底都翻出来了，难道那还算是看人的脚吗？丞相得到他的文章，读后惊异地说：“这人大概能够应和柏梁台诗吧，我将征召他，供给他的衣食。”明佐最终却辞谢不肯前往，说：“丞相能够让我坐在上座，称谢教导我，不要以文章驱使我吗？”淮阴人鲁道，不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只喜欢同明佐交游。起初明佐对我没有什么希望，后来却说我行迹多有奇异之处。鲁道把明佐沉溺于书册的情状全都告诉我，又淘汰他的诗作，亲手编成册子送给我，说：“连城之璞、明月之蚌，本来就是珍奇之物；但它们能否完全施展，如同昆池的良马昂首等待剪拂，又如珊瑚流落在铁网之中，万物固然有凭借之后才显著的。”我惭愧于他的用意，便命人付梓。不久遭逢家难，我弃官而去。金华公当时正掌握文坛，与我相互切磋文业，也很喜爱明佐，于是我又把这件事托付给他。唉，考察明佐前后的遭际，困穷竟到了这种地步。谚语说“努力耕作不如逢年”，他所取的名字，大概正是寄望有一天遇到知己吧，实在令人怜悯。他熟习辞章，绵密华丽，宏阔流传，连篇不断，仿佛陆海的宝藏充盈而美盛，确实足以驱使程卓、喝退阴邓，更不必说其他人了。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更加急促，只是借助风势而激越；考察洪钟，辨别鞞、铎哪一个声音低沉，风声一停，世上本来没有没有耳朵的人。明佐的声势也将要安定下来了。【叙事纷杂错落却轻快俊逸，文采风调可以展读。】○《何大复集序》

译王世贞 敬皇帝在位时，教化美盛而融洽，才异的前代诸先生，文章事业显赫至极，学士大夫本来都欣然称说、相互仰慕；唯独北地李子因为那不是自己所喜爱的，辞谢而去。不久又有信阳何子。何子虽然出仕稍晚，但才质敏捷秀美、瑰丽不凡，和李子各以所长相当；然而李子得到何子的帮助，声势更加雄健。鄙人哪里懂得仁义？向往利益就是德，这两位君子却从草莽中发掘微言，不凭借父兄师友的积累，便夺取天下已经趋向的利益，自己建立德业，唉，实在太难了。距离他们开始作诗，已经差不多一个甲子；若说大历以后，有谁能超过他们？若说东京以后，有谁的力量能做到？然而二位君子的门徒，不能长久沿袭老师所由获得的成就，只能罗列争辩的话语，把好胜当作高明；那些以其他技艺见长、轻视他们的人，往往偏袒何子而攻击李子，这似乎又不是何子的本意。百鸟聚集于词林，而二人展翅高飞：有的拂逆羊角风而横空上举，有的顺着暴风而纵情翱翔；他们都达到九万里之高。李子如源头之风，何子如源头之雅风，所以各自不断变化以彰明志趣。看他深沉、苍莽、奔放，激昂而鼓舞壮气，时而低沉呜咽、凄凉悲切，忽然端正而奇崛：端正如山岳峻厉，奇崛如海上飓风，这就是李子吧。他本来就是少孙一类的人物。总之，他因情感而取象。触及事物便能类比，无所不能贯通；文思如璧玉相坐、玑珠飞驰，文采如云霞回旋、水波荡漾，文绪如风飘摇，像春花缓缓开放。骤然读来似乎浅显，再读则更加深厚。恐怕没有谁能超过何子，而何子又为什么要向李子低头呢？何子作文，刻意师法《左氏春秋》、韩非、刘向一家的文章，大体上在诗歌方面也同它们相当。关中的康氏、乔氏，以及同乡樊孟氏，都盛赞惋惜何子的志业因年寿不足而未能完成。世上那些谈经论道、击掌谈论功业的人，难道会因为何子未能达到那样的地位而轻慢他吗？假如何子不死而被称为名公卿罢了，那么，能够削除卑琐、振兴衰颓风气、扶助昌盛时运、开启中兴的，又是什么呢？在治理国家方面，谁能比得上他？何子的外甥袁灿来对我说：“王先生，您为什么不为何子作一篇遗文序？”我说：“何子是文采彬彬的大家。换句话说，有了亲友相助，事业才可以长久。李子得到何子的助力而流传久远，这是何子的功劳；李子已经伟大了，那么二人的功劳对于天下也就伟大了。” 【用自己的笔书写他人的手迹，曲折之处无不独具匠心。】《明文霱》卷之二 ●《明文霱》卷之三 武林刘士鏻，字羽石，父亲评选 序三 ◆序三 《青萝馆诗集序》《合刻管子韩非子序》《少陵志序》《弇州山中四部稿序》《杨忠愍公集序》《文选序》《袁文荣公文集序》《蠛蠓集序》《蓼莪增思卷序》《蟠桃图序》《潜学编序》《刘子威先生文集序》《李霖寰辽东奏议序》《楚游稿序》《陈将军诗序》《武试录序》《五岳胜览序》《拟庚戌会试□举录序》《竹箭编序》《舆图要略后序》○《青萝馆诗集序》王世贞 十鳞曾经选编子与的诗，只取十五分之一来刊行，并答应为他作序；不久于鳞去世了。伯玉作序，大略说：世人说李、何二人彼此欢悦，最终却因名声高下而成为敌国；子与和严事于鳞，元美竟要为他主持祭祀。二人周游中原，也首先推重子与和元美。元美就是我王贞，而七年过去，子与所作的诗日益丰富，将要续编合刻；他自己重新衡量与于鳞相比，更感到艰苦，心中怦然，必定要推举我为他作序。我所说的话如果不合作者本意，自然不必说；即使略有相合，也只是想借此取信于天下后世，而天下后世早已赞同伯玉的序，窥见其后，必定会说：伯玉原来是在欺世取巧、坐享成稿。苏代曾说，周地轻视媒人，是因为媒人两边都夸赞。像子与之于于鳞、元美，并不是为了争名而结成敌对，而是相互交结来共同成名。若因为伯玉的序而怀疑我，又因为我的序而怀疑子与的诗，那还有什么可取舍的呢？于是子与的意思仍未停止，说：“不是借您来交结求名，而是希望凭您的一句话，使我在艺苑中得到认可，从而使我自己相信。”记得我最初认识子与时，子与的学业已经成熟，已有游历大人、闻名于世的声望；有一天，他取得了一个意义极巧的名目。他见到于鳞便喜爱，完全放弃原来的学业而向他学习；即使有所构思，也没有不接近建安、三谢、开元、大历的。若不能得到于鳞首肯，便不予保存。凡是过去与子与唱和的人，有的挽留他，有的拉拢他，有的讥笑他，而子与始终傲然不顾，三十年如一日。这样看来，子与的自信还有谁比得上呢？估量子与一生的诗作，如今所选的不过十五分之一，而所谓十五分之一，全都是他见于鳞以后所作的；至于见于鳞以前、为学士大夫传诵的诗，我还记得一些，子与却删削而毫不吝惜。子与难道一定要凭我的一句话才相信自己的声名吗？伯玉又屡次说，孝庙时有李、何二人，并以徐昌谷相配；这说明子与的内心如此佩服于鳞。他把继承于鳞同徐氏二人相比。只有献吉为昌谷所作的序说：昌谷的成就宏大而尚未化境，那么如今握笔作文的人，为什么还替昌谷扼腕叹息，说他没有达到化境呢？我却认为，昌谷所欠缺的是宏大，不是变化；昌谷大概如伯夷、柳下惠，是偏于一端而达到化境的人。至于子与的古体、近体诗，材料宏富，气势充足，意象融洽，声情相称，大概可以说是充实而有光辉吧？古语说，活到六十岁便有六十种变化。子与刚满六十，从此以后，天天都是变化之日，也将进入变化之境。我愿意手执简册等待着。【由此可见，子与佩服于鳞甚深。元美与古人相比，学问随着见识日益增长，后来者居上本来并不值得嫌弃。】○《合刻管子韩非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