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八

译然而（谏诤）不能停止，所以最终因谏诤而死而不认为后悔。箕子看到比干因谏而死，就知道自己无法谏止，并且不忍心再死而连累他的君主；看到微子离去，就知道自己不必离去，并且不忍心再离去而背离他的君主，所以假装疯狂沦为奴仆而不认为受辱。这可以看出三位仁人的作为，如果互换位置，结果都是一样的。有人认为箕子因为上天赐予的九畴尚未传下，所以不敢死，这种说法是迂腐的。同样被称为仁人，是因为他们都无私心且各自符合天理。无私心所以能保持心的本体而不违背，符合天理所以能发挥心的作用而不失误，这就是能够保全心的德性而同样被称为仁的原因吗？《史记》记载三人的事迹，与孔子这句话的先后顺序不同，是因为史书记载的是事实的实际情况，而这里是根据事情的难易程度来排列先后的。○张氏庭坚说：死的人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活着的人不是畏惧祸患，而引身求去的人也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忘记君主。仁所存留的地方，义所主导的地方，他们的去留死生不在于个人一身，而在于天下国家。○勉斋黄氏说：有人问关于“仁”的说法与《集注》不同，先师论述仁的含义，固然以心的德性、爱的天理为主；论述人之所以能达到仁，则认为是不存私心且都符合天理。《或问》中的说法，是指三位仁人之所以能达到仁而言的。《集注》的说法，正是指仁的含义而言的。然而它说“不违背爱的天理，从而保全心的德性”，说“保全”，说“不违背”，那么《或问》的意思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读者默默领会即可。○庆源辅氏说：“爱的天理，分开来说就是仁；心的德性，专一来说就是仁。”“不违背爱的天理”，是指恻隐之心而言；“从而保全心的德性”，是指至诚而言。○厚斋冯氏说：“这三个人，不仅是国家的大臣，还有亲属之爱存在。如果只是作为大臣罢了，以道事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正因为有亲属之爱，宗庙祭祀的存亡，实际上休戚与共，所以有的死、有的离去、有的被囚禁都不推辞，因此称之为仁。”○双峯饶氏说：“前三句，门人因为孔子‘殷有三仁’一句话，便记下这三件事作为开头。然而当时所记录的必定有次序，当箕子尚未沦为奴仆、比干尚未死时，微子已有离去的念头。《尚书》说：‘我打算出走发狂，我家老迈之人退隐于荒野。’箕子又勉励他离去说：‘告诫王子出去引导，王子不出去，我就倾覆了。’那么微子离去在先无疑。其次箕子沦为奴仆、比干而死，虽然不知道谁先谁后，我私下认为箕子谏诤必定在先，这时纣王还能容忍，只是囚禁奴役罢了。等到比干接着谏诤，纣王的忿怒嫉妒已经非常严重，所以最终杀了他。三人的行为虽然不同，都不是有所图谋而做的。《或问》依据《史记·殷本纪》认为箕子沦为奴仆在比干死之后，次序与此不同，怀疑应当以《论语》为准。又说：《集注》在伯夷、叔齐‘求仁得仁’一章中说：‘符合天理的正道，契合人心的安宁。’在这里却说‘不违背爱的天理’，这里就有差别了。大概‘合’字即‘契合’的意思，是顺承的说法；‘不违背’则似乎有所违背而实际上没有违背。况且微子是纣王的兄长，箕子、比干是纣王的叔父，都是同姓的亲人，现在有的离去、有的沦为奴仆、有的谏诤而死，都似乎伤害了爱的天理。然而他们的本心只是爱君忧国，都有至诚恻隐之意，所以说‘不违背爱的天理’。《中庸》称赞舜说：‘大德必定得到大名。’到了武王只说‘不失天下显赫的名声’，大概武王杀纣似乎失去名声，其实并没有失去。○云峯胡氏说：“至诚恻隐，大概是指三位仁人爱君忧国，都不是有所图谋而做的。一旦有所图谋而做，那么即使有恻隐之意，也不是出于至诚了。至诚，是仁的存留；恻隐，是仁的发动，《集注》特意用了‘不违背’两个字。这是从上文‘不同’二字生发出来的，三人的行为不同，他们的迹象似乎相互违背。以离去者为仁，那么不离者似乎违背仁了；以死者为仁，那么不死者似乎违背仁了。只有他们都具有至诚恻隐之意，那么他们的去留死生虽然不同，却都不违背爱的天理，这就是保全心的德性的原因。”

译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说：“您难道不能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如果秉持正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呢？如果违背正道侍奉君主，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士师是掌管刑狱的官职。柳下惠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他的言辞气度如此从容平和，可以说是“和”了。然而他不愿违背正道的心意，却有坚定不可动摇之处，这就是所说的“必以其道而不自失”啊。

胡氏说：这里一定有孔子判断的话而遗失了。问：柳下惠三次被罢免，虽然可以看出他必以其道而不失守，但似乎也有不恭敬的意思，所以记录者把孔子的两件事列在后面，看了孔子的事情，就知道柳下惠的事情也未得中道。朱熹说：也是这样。只是孟子说得好：“圣人的行为，有的疏远有的亲近，有的离开有的不离开，归结起来只是保持自身的纯洁罢了。”柳下惠的行为虽然不比圣人合乎中道，然而保持自身纯洁则有余了。

问：柳下惠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他的话好像是说：“如果秉持正道侍奉君主，即使到他国，终究难免三次被罢免；如果肯违背正道侍奉君主，自然不至于三次被罢免，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看他的意思，大概是自信自己秉持正道而行，不把三次被罢免当作耻辱，这就是他之所以“和而介”的原因吧？如果只知道他不离开是“和”，而不知道他之所以三次被罢免是因为有操守，不足以评论柳下惠。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回答说：理解得对。

有人问：柳下惠做官却屡次被罢免，被罢免后又做官，直到三次被罢免还不离开，为什么呢？回答说：进用不隐藏贤能，必以其道，不以三公之位改变他的操守，所以屡次被罢免直到三次；降低志向侮辱自身，拉他让他停下就停下，即使在他旁边赤身裸体，也不以为耻辱，所以被罢免后又做官。既然三次被罢免就再也不离开了。有人说：柳下惠知道秉持正道必然被罢免却不离开，那么他将违背正道来侍奉君主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柳下惠的意思好像是说：“我只要肯违背正道侍奉君主，那么本来不必离开鲁国到他国去。”他的话泛泛而谈好像没有特指，大概是“和”者的气象如此，而他的道则本来自信不能违背正道来侍奉君主，所以三次被罢免之后虽然不屑于离开，但也料想自己不会再做官，所以孔子把他列入逸民的行列。

南轩张氏说：柳下惠做官就做官，被罢免就被罢免，而从未违背他的道。如果违背道就有害于“和”的道理了。至于孔子，道在父母之邦行不通，可以离开也就离开了，虽然周游天下，却从未苟且做官，这就与柳下惠不同了。这篇记载柳下惠在三仁之后，以表明他的趋向稍次一等，下文又详细记载孔子的事情，以显示圣人的行为达到了极致。像楚狂、耦耕、荷蓧之类的人，则偏执于一端，不足以了解圣人；伯夷、叔齐之下，虽然各自得其道，但未达极致，最后以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作结，大概在这里没有可以超越的了。这是孟子集大成的意思。

勉斋黄氏说：把两章列在篇首，以显示古人出处不同，也各有其义，然后记载孔子的事情，以显示圣人的出处。

洪氏说：那时三家逐渐掌权，他们在狱事上必定有以私意行事的人，柳下惠不曲从法律来顺从他们，所以三次被罢免。然而喜欢奸佞而厌恶正直的人，天下到处都是，何必离开呢？

双峯饶氏说：柳下惠说秉持正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这是欺骗天下没有一个君主可以侍奉，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前往，这就是他不恭敬的地方。如果孔子则历聘侯国，何尝认为天下没有可以有为的人？只是柳下惠言辞气度从容不迫，而不违背正道的心意自在其中，这就是他之所以为圣之和的原因。胡泳曾说：蚳鼃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士师在邑宰之下，官职小可知，柳下惠三次担任不认为官职卑微，可见三次被罢免大概是因为谏诤刑罚不当而造成的。

新安陈氏说：正道难以容身，即使他国也是这样；枉道容易迎合，即使本国也可以说。终究不能违背正道来求取迎合，那么就姑且守道而不离开。他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虽然显示出他的“和”，但不能违背正道，则不失其“介”，可以说是和而不流，强哉矫啊。

齐景公对待孔子说：“像季氏那样，我不能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他了。”孔子于是离开。

鲁国的三卿，季氏最尊贵，孟氏是下卿。孔子离开齐国的事，记载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齐景公再次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事在于节约财用。”景公很高兴，打算把尼谿的田地封给孔子。晏婴进谏说：“那些儒者滑稽而不可作为法度。”索隐说：“滑意为乱，稽意为同。是说辩捷之人，说非像是，说是像非，能扰乱同异。说儒者滑稽而不为法度，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尚奢侈导致悲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去世，周室已经衰微，礼乐缺失已有间隙。索隐说：“息意为生，指大贤出生。”

译（晏婴）说：“上古的大贤人，在世时就有礼乐，到了周王室衰微时，礼乐才开始有所缺失。”如今孔子仪容盛大、服饰繁复，升降的礼仪、快慢的节度，几代人也不能穷尽他的学问，一年之内也不能穷尽他的礼制。您想用这些来改变齐国的风俗，这并不是用来先教化百姓的方法。”后来景公恭敬地接见孔子，却不向他询问礼制。有一天，景公挽留孔子说：“我拿季氏的待遇来奉养您，我不能用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您。”齐国的大夫想要加害孔子，孔子听说了，景公对孔子说：“我老了，不能任用您了。”孔子于是离开，返回了鲁国。然而这话一定不是当面告诉孔子的，大概是景公自己告诉他的臣子，而孔子听说了罢了。程子说：“季氏是强大的臣子，君主对待他的礼节极其隆重，但这并不是用来对待孔子的方式。用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孔子，那么礼节也就很隆重了。然而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您了。’所以孔子离开，大概不取决于待遇的轻重，只是因为不被任用而离开罢了。（庆源辅氏说：‘景公的话虽然真实，但失之于轻率随便。圣人德行盛大、道义尊贵，见到他的人必定加倍恭敬并竭尽礼节。况且景公一向了解圣人，一定不敢用这样的话当面冒犯他。所谓自己告诉臣子而孔子听说了的说法，是恰当的。’赵氏说：‘如果以功利之心来看，就一定会认为圣人离开与待遇的轻重有关。所以程子特意解释这一点。’厚斋冯氏说：‘这是与臣子商议如何安置孔子的言辞。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商议用鲁君对待三卿的待遇来对待他。当时诸侯中贤明而国势富强的，大概没有比齐景公更合适的了。这就是孔子愿意在这里做官的原因。晏平仲掌权已经三代了，景公到鲁国与孔子交谈并很赏识他。后来孔子在鲁国不得志，于是到了齐国。景公多次询问政事并很赏识他，这是晏婴深深忌惮的，所以想要加害孔子并进谗言。’当时景公期望在一年之内看到成效，而晏婴却说几代人都不能穷尽他的学问，这就是景公说‘我老了，等不及了’的原因。新安陈氏说：景公起初想要任用孔子，大概是本心暂时清明，最终不能任用，是因为被私意的昏昧软弱所蒙蔽，最终导致混乱灭亡，是理所当然的。】

译齐国人赠送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便离开了。

季桓子，是鲁国的大夫，名叫斯。根据《史记》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代理宰相职务。齐国人感到恐惧，便赠送女乐，来阻挠孔子。鲁定公起初任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后，各地都效法他。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于是诛杀了扰乱鲁国政令的大夫少正卯，参与国家政务。三个月内，卖小羊小猪的人不抬高价格，男女行人在路上分开行走，路上丢的东西没人捡拾。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需要请求官吏，官吏常常供应他们的所需。客人有所求而官吏手中没有的，也都给予他们让他们带走。齐国人听说后恐惧地说：“孔子执政，鲁国必定称霸。称霸的话，我国离鲁国近，会最先被吞并。何不割让土地给鲁国呢？”犁鉏说：“请让我先尝试阻挠他。如果阻挠不成，再割让土地，难道还晚吗？”于是挑选齐国中八十名美丽的女子，都穿着华丽的衣服跳康乐舞。还有三十驷装饰华丽的马，赠送给鲁君。在鲁城南高门外陈列女乐和文马。季桓子穿着便服去观看多次，将要接受，便告诉鲁君举行周道游观，整天怠慢政事。子路说：“老师可以离开了。”孔子说：“鲁国现在将要举行郊祭，如果把祭肉分给大夫，那我还可以留下。”季桓子最终接受了齐国女乐，三天不处理政事。郊祭后又不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于是离开了。

尹氏说：“接受女乐而怠慢政事，如此轻慢贤人、抛弃礼制，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夫子之所以离开，就是所谓的见微知著而行动，不等到整天才行动吧。问：史书记载‘鲁国现在将要举行郊祭，如果把祭肉分给大夫，那么我可以留下’，假如分了祭肉，夫子果真会留下吗？朱子说：‘也还是要走，只是不像这样迅速，必定另找一个借口离开。况且分祭肉也不是很大的失礼之处，圣人只是借此暂时寻求离开罢了。’孔子在季桓子接受女乐之后随即离开，如果明说似乎显露了君主和宰相的过错，不说又像是苟且离去，所以因祭肉没送来而离开，那么我离开国家是因为没分祭肉而得罪了君主。南轩张氏说：‘远离谗言和美色，轻视财货而尊重德行，是用来勉励贤人的。现在喜好美色而忘记了敬重贤人的心，那么道无法施行，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离开了。’吴氏说：‘夫子曾经到过齐国，齐国不能任用他，等到返回鲁国做官，又有人阻挠任用他，后来忌恨他，这是愚昧不肖之人的通病。季桓子受制于阳货，四五年间，几乎不能免死，一旦从虎口中脱身，而与夫子共事，这本是他发愤自强的日子。然而顺境在前，心就骄傲安逸。夫子正想辅佐季桓子有所作为，而季桓子的所作所为却是这样，所以不得不离开。孟子说：‘孔子对于季桓子，是看到可以行道才做官。这里说季桓子不上朝，孔子离开，他的做官和离开都以季桓子而定。公室徒然拥有虚名在上。可悲啊！’双峰饶氏说：‘鲁国接受女乐，夫子已有离开的念头。如果突然就离开，不仅显露君主的过错，而且中了齐人的计谋。恰逢鲁国郊祭又不分祭肉，所以借此微小的过错便不脱冕冠而离开。’齐国人赠送女乐，只说一个‘归’字，毕竟是归给鲁君和宰相都有份，不是专门献给季桓子的。三天不上朝，也是君臣都不上朝。因为当时辞受的大权全出于季氏，想必是他自己接受了，又替定公接受了。又说：‘女乐的说法也不一致，一种说法是陈设女乐于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同去观看，三天不上朝；一种说法是召来女乐而接受，三天不上朝。这两种说法不同，然而没有可以考证的地方，不详究竟哪个是对的。’新安陈氏说：‘聚集淫声美色于一身的，就是女乐。作为国家的祸患，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范氏说：‘这一篇记载仁人贤者的出仕和退隐，而以圣人的行为作为折中标准，用来阐明中庸之道。’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前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德行衰微？过去的已经无法劝谏，未来的还来得及补救。算了吧算了吧，现在执政的人危险啊。”接舆，是楚国人，假装疯狂以避世。夫子当时将要到楚国去，所以接舆唱着歌从他的车前经过。凤凰在政治清明时出现，政治昏暗时隐藏。

译万物之中，只有圣王在位，天地安泰和谐，因此元气的精华凝聚为麒麟、凤凰，就像鹳生出鹤、马生出龙驹这一类。接舆用凤凰来比喻孔子，并讥讽他不能隐居，认为这是道德衰微的表现。“来者可追”，意思是说直到如今还可以隐居离去，已经停止了；“而”是语助词，“殆”表示危险。接舆大概是知道尊崇孔子但追求不同的人。【庆源辅氏说：看接舆的话，既把孔子比作凤凰，又怀疑他道德衰微；既庆幸他或许会停止奔波，又担忧他处境危险。言语间情意恳切、反复叮嘱，这确实是真正知道尊崇圣人的人。然而他的追求在于超脱世人、逃避社会，只是为了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罢了。他与圣人的心境，简直就像冰与炭、白与黑那样不同。○胡氏说：所谓追求不同，是指接舆有避世的心思，却没有救世的志向；有坚守节操的品格，却没有通权达变的学问】

译孔子下车，想要与他说话，接舆快步避开，孔子没能和他说话。

孔子下车，大概是想告诉他出仕或隐居的道理。接舆自以为是，所以不想听而避开了。

长沮和桀溺两人并肩耕作，孔子经过那里，派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

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自然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子路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你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像洪水一样泛滥的混乱局面，天下到处都是，你和谁去改变它呢？况且你与其跟随那些躲避坏人的人，哪里比得上跟随我们这些躲避乱世的人呢？”说完便继续除草，不停下来。

子路回来报告给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人不能与鸟兽同群，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又能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政治清明，我就不会致力于改变它了。”

子路跟随孔子，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你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说完便扶着拐杖除草。

译子在京城立了周子，悼公就是周子，当时已经十四岁了。周子有个哥哥不聪明，连大豆和小麦都分辨不清，所以不能立他。菽，就是大豆。大豆和小麦形状不同，容易区别，所以把分不清菽麦作为愚痴的标志。不慧，大概就是世人所说的痴傻。这是责备他不从事农业生产，却跟随老师远行游学。植，是树立；立，是确立。芸，是除草。

译子路拱手站立。

知道他是隐士，便对他表示敬意。

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黄米饭给他吃，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出发，把这事告诉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孔子派子路返回去拜见他，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食”读作“嗣”，“见”读作“贤遍”】。孔子派子路返回去拜见他，大概是想告诉他君臣之间的道义，而老人料定子路一定会再来，所以先离开了，以抹去自己的踪迹，这也是接舆那样的意思。

子路说：“不做官是不合道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能废弃的。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却破坏了人伦大义。君子做官，是为了履行道义。道义不能实行，我早就知道了【“长”读上声】。

子路是这样转述孔子的意思【庆源辅氏说：孔子之所以派子路返回去拜见他，难道是徒劳的吗？一定有原因。而老人断绝人事逃避世俗，轻视地不再知道有君臣的道义，那么孔子想要告诉他的，适宜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看子路所转述孔子的意思，本来就可以看见了○赵氏说：子路所说的话虽然不能立即当作孔子的原话，但让他返回去拜见，就必定授予他拜见时的用意了，所以知道他是转述孔子的意思无疑】。大概老人接待子路很傲慢，而子路更加恭敬【庆源辅氏说：这也是子路学问功夫所达到的境界】。老人因此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那么对于长幼之间的礼节，本来就知道是不能废弃的，所以根据他所明白的来开导他。伦常次序，人的五大伦常是：父子有亲爱，君臣有道义，夫妇有分别，长幼有序列，朋友有诚信【新安陈氏说：大伦常具备在这五者中，这里所说的洁身自好而破坏大伦常，只是说废弃了君臣的大伦常】。做官是为了履行君臣的道义，所以虽然知道道义不能实行，却不可废弃，但既然说是道义，那么事情的可否，身位的去留，也自有不可苟且的地方，所以虽然不洁身自好以破坏伦常，也不是忘记道义以迎合俸禄【新安陈氏说：洁身自好破坏伦常，是沮溺、丈人这一类人，超过了中庸；忘记道义迎合俸禄，是苟且做官贪图富贵的人，不及中庸】。福州有建国初年时的抄本，在“路”字下面有“反子”二字【新安陈氏说：朱子曾经担任福州同安县的主簿，意思是一定自己见过这个抄本】。以此作为子路返回后孔子说的话，不知道是否正确【问：集注说“做官是为了履行道义”，最后说“也不是忘记道义以迎合俸禄”，似乎是两种意思。朱子说：只是一种意思，才说道义就是总括去留都说道，合适就跟随，不合适就离开，就是这义。只是出仕才能看见不做官便没有了这义，圣人忧虑世道的本心确实是急切想要得到君主来施行道义。到了卫灵公问陈兵之事就离开，齐景公不能任用，又离开，桓子接受女乐，又离开，没有一件不是合乎义的○或问：道义不能实行了，而仅仅做官可以吗？回答说：做官是为了履行道义。道义就有可不可了。义合适就跟随，那么道义本来不担心不能实行；不合适就离开，那么道义虽然不能实行，但义也没有废弃。所以君子虽然知道道义不能实行，却未曾不做官，但也未曾怀私心迎合俸禄而苟且做官。由此看来，道义未曾分离。也可以看见了。○君子做官，履行他的道义。义便有进退去留，在乡野如丈人，直是截断，只看见一边。○南轩张氏说：丈人让两个儿子出来，是长幼的礼节不可废弃。既然不可废弃，那么君臣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他大概想要洁身自好，却不知道破坏伦常对人道的危害很大。君子做官，难道是为了其他吗？履行我的道义罢了。道义不能实行，君子难道不知道吗？而急切于当世的人，本来有不可以停止的原因。○庆源辅氏说：丈人接待子路，虽然傲慢但子路更加恭敬。丈人因此让两个儿子出来，大概是因子路尊敬长辈，有所感发他的心，而知道长幼的礼节不可废弃。长幼的礼节，君臣的道义，都是天定的常道，人所不能没有的。丈人知道长幼的礼节不可废弃，却不知道君臣的道义不可废弃，是他的心必定有所遮蔽，所以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知道自己如此。圣人在这里，根据他所明白的来开导他。○君臣的道义，虽然本于天，而具备于我。道虽然存于我，而其行止则系于天。具备于我的不可废弃，而系于天的则不敢必定。所以孔子虽然最终老于行，却始终不敢深藏固闭以洁身自好而废弃君臣的道义。然而义的意思是适宜，既然说是义，那么事情便有可否，身位便有去留，可就靠近，否则离开，本来有截然不可改变的地方。所以圣人的法则，君子的行为，既不可以洁身自好而破坏伦常，如隐士那样，也不可以忘记道义而迎合俸禄，如世俗的做官者。○双峯饶氏说：前章说天下有道不与易，可见圣人救世的仁。此章说君臣的伦常不可废弃，可见圣人出仕的义。问履行道义与道义不能实行，道义如何区分？回答说：只一般，道指全体而言，义指一事而言。如父子亲，君臣义，至朋友信，总说都是道。圣人之道行于天下，则人人共由此道。如义只是君臣有义一件而已。然而道必遇贤君而后行，义则是我自家行底。孔子虽知当时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

译可以不行其道义吗？范氏说：隐士以清高为尚，所以一去不返；仕者以通达为务，所以沉溺不止。不与鸟兽同群，就决裂性命的本情去贪求富贵。这两者都是迷惑。因此，依循中庸之道是困难的。只有圣人，不废弃君臣之义，而必定以正道行事，所以有时出仕有时隐居，却始终不背离道。

译逸民，是指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少”读去声，下文同。“逸”即遗逸，逸民是指没有官位的人。虞仲，就是仲雍，是与泰伯一同逃奔荆蛮的人。夷逸、朱张的事迹不见于经传。“见”读形甸反，下文同。“传”读去声。少连是东夷人。

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指伯夷、叔齐。“与”读平声。

【新安陈氏说：不侍奉非正义的君主，不降低志向，可见他不立于恶人的朝廷；不辱没自身，可见他不与恶人同流合污。】

孔子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但他们的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也就这样罢了。“中”读去声，下文同。

柳下惠的事迹见上文。【李氏说：柳下惠不辞去小官，这是降低志向；也不以侍奉污浊的君主为羞耻，这是辱没身份。】伦，是义理的次第；虑，是思虑。中虑，是说有意义且合乎人心。少连的事迹不可考证，但《礼记》称他善于居丧，三天不懈怠，三个月不解除丧服，一年悲哀，三年忧愁。【《礼记·杂记下》记载，孔子说：少连、大连善于居丧，三天不懈怠，三个月不解除丧服，一年悲哀，三年忧愁，他们是东夷的子弟，意思是说他们生于夷狄却懂得礼义。】那么他行为合乎人心也就可见了。【庆源辅氏说：虑与伦相对而言，伦是义理的次第，那么虑也是人的正当思虑。中伦是说言语合乎伦理，中虑是说行为当于人心，人心即人的公心，也就是义理所在。有人认为中虑是合乎我个人的思虑，这是错误的。双峯饶氏说：降低志向、辱没身份，行为看似卑污，但他们的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与他人降低志向、辱没身份不同，可取之处仅此而已。如果不合乎伦理人心，那么降低志向、辱没身份就不好了。】

孔子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自废，自身合乎清高，废弃合乎权变。

仲雍居住在吴地，剪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裸露身体作为装饰。【《左传·哀公七年》：子贡说：“泰伯穿着礼服治理周礼，仲雍继承他，剪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裸露身体作为装饰。”】隐居独善其身，合乎道的清高；放言自废，合乎道的权变。【庆源辅氏说：仲雍退居句吴，以独善其身，所以合乎道的清高。清就是伯夷的清高。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的权变。放言虽然没有确考，但看他们剪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的行为，那么放言自废，本来就应该有的。双峯饶氏说：中清中权，是合乎道理的清高与权变，所以集注都用合乎道来解释。】

我却与他们不同，没有一定可行的，也没有一定不可行的。

孟子说：“孔子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就是所说的无可无不可。”【南轩张氏说：无可，是不以可为主；无不可，是不以不可为主。夫子的心，应当可的就可，应当不可的就不可。说无，是说心中不存有成见。如果像夷齐的心，就未免有不可；像柳下惠、少连，就未免有可。致堂胡氏说：无可无不可，这五个字构成一个整体，应当浑全地理解其意，不应当分析以求其义。假设有个人，绝世离俗，没有什么是可行的，有这种道理吗？这样做虽然好，也只是孤介一隅之士罢了。假设有个人，和光同尘，没有什么是不可行的，有这种道理吗？这样做虽然好，也只是委随苟合之人罢了。圣人无可而无不可，就不是固执；圣人无不可而无可，就不是随波逐流。言语看似平常，实行起来其实不容易。圣人从容中道，无所偏倚，德行盛大仁义纯熟，自然发出的言语就是这样。双峯饶氏说：当事务未定之时，此心无可无不可；等到事务已决断之后，就有可有不可了。】

谢氏说：七人隐居避世而不受污染则相同，他们立心行事则不同。伯夷、叔齐，天子不能使他们为臣，诸侯不能使他们为友，大概已经避世离群了，比圣人低一等，这是他们最高的地方。“与”读音余。【双峯饶氏说：夷齐避世离群，与沮溺等人不同。逊位而逃，父子兄弟的伦理深厚；劝谏伐纣而饿死，君臣的伦理深厚。这就表明他们不是全然忘世的人。】柳下惠、少连，虽然降低志向但不歪曲自己，虽然辱没身份但不求迎合，他们心中有所不屑，所以言语能合乎伦理，行为能合乎人心。虞仲、夷逸，隐居放言，那么言语不合先王法度的就多了，但他们清高而不受污染，权变而适宜，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扰乱大伦的人截然不同，所以都称为逸民。【庆源辅氏说：避世离群，出自《乾卦》文言。伯夷只在清这一德上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其他方面固然有未尽之处，所以说比圣人低一等。然而看这几位的行为，确实很高。隐居不是君子的平常行为，但自身合乎清高而不受污染，只是不受污染罢了，与伯夷的清高就有很大差别了。所以言语虽然不合先王之法，但自废合乎权变而得宜，权变得宜则权变不失正。方外之士，大概指接舆、沮溺、丈人等人。然而这两句话，确实出自《庄子》，所谓游方之外，不可拘于礼法。所以他们必然至于害君臣之义，伤先王之教，而贼乱人的大伦。】

尹氏说：七人各守其一节，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所以常常适得其可，而与逸民之类不同。

译安倪氏说：经常做到适宜恰当，就像《学记》中“当其可”所说的时机，所谓“可”，就是合乎道理中应当如此的意思。〇雄说：观察圣人，就能看见贤人，因此孟子谈论伯夷和柳下惠时，也必定用孔子来做评判。【南轩张氏说：这七个人都是隐逸之士，但他们的行为准则不同，也有深浅程度的差异。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清高的极致。伯夷和柳下惠虽然身处恶人的朝廷，难免有降低志向、辱没身份的情况，但他们的道义却未曾弯曲，所以言语不违背伦理，行为不违背自己的思虑，这就是所说的随和地与他们相处而不迷失自我。至于虞仲、夷逸，则又次一等。所谓“放言”，是指他们的言论放纵而不拘束，这与合乎中伦的人不同。然而他们修身也符合清高之人的作为，他们退隐废弃，也不是为了探求隐微、行为怪诞，有合乎权变之处，是可以取法的。至于孔子那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则与这七个人的做法不同。】

译○大师挚前往齐国【“大”音泰】

大师，是鲁国乐官的长官，“挚”是他的名字。

亚饭干前往楚国，三饭缭前往蔡国，四饭缺前往秦国【“饭”音扶晚反；“缭”音了】亚饭以下的官员，是以音乐劝食（助兴进食）的官职【《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君王在大宴时三次劝食，都命令演奏钟鼓。”注解说：“大宴，指初一和十五，用音乐劝食的时候。侑，是劝勉的意思。”】干、缭、缺都是人名【朱熹说：“《白虎通》说：君王有早食、午食、晡食、暮食，共四次饭；诸侯三次饭，大夫两次饭。所以鲁国的乐官从亚饭以下，大概只有三次饭。”○齐氏说：“鲁国是诸侯国所以只有三次饭，但文中没提到一饭，难道是因为周公赐给鲁国天子的音乐而鲁国僭越了，孔子整理音乐时去掉了其中一次吗？记录者从亚饭开始计数，是否保留了音乐的旧制，以显示它过去的僭越呢？”○厚斋冯氏说：“天子、诸侯都用音乐劝食，每次用餐的乐章各不相同，各有乐师负责。”】

鼓方叔进入黄河

鼓，敲击鼓的人，方叔是他的名字。河，指河内。

播鼗武进入汉水

播，摇动；鼗，小鼓，两侧有耳，手持其柄摇动，则两侧的耳会自动敲击，武是他的名字。汉，指汉中。

少师阳和击磬的襄进入海边

少师，乐官的副手，阳和襄是两个人的名字。襄就是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的人。海，指海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十天没有进展。师襄子说：“可以增加难度了。”孔子说：“我已经熟悉了它的曲调，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节奏。”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经掌握了节奏，可以增加难度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它的意旨。”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经领会了意旨，可以增加难度了。”孔子说：“我还没有看出弹琴者的为人。”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有一种肃穆深思的样子，有一种怡然自得、高瞻远瞩的样子。”孔子说：“我看出弹琴者的为人了，肤色黝黑，身材修长，眼睛望着远方，如同统治四方，如果不是周文王，谁能这样呢？”师襄子离开席位，再次拜谢说：“老师确实说是《文王操》。”】○这段记载贤人的隐退，以附在前章之后，但这未必是孔子的话。末章“放”【音上声】。张载说：周朝衰微，礼乐废弛，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曾一度整理礼乐。后来那些地位低下的乐工，懂得礼乐的正统，等到鲁国更加衰微，三桓僭越妄为，从太师以下的人都分散到四方，越过黄河，跳入大海，以避开乱世。圣人短暂的辅助，教化之功竟如此之大！如果说“如果任用我，一年就可以成功”，难道会是虚话吗？【勉斋黄氏说：将这段列在逸民之后，以感叹鲁国末世决不能再出仕了。○庆源辅氏说：从太师以下都是因伤叹时局衰败、礼乐僭越而离开以避开乱世的，所以列在逸民之后。○潜室陈氏说：上位者失去正道，下位者擅权，大义不明，正论不行，那么礼乐就无法兴作。如今鲁国已经衰微，三家强大僭越，王纲扫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像这样还能兴作礼乐吗？既然不能兴作礼乐，那么太师以下的官员还能履行他们的职责吗？既然不能履行职责，怎么能不分散到四方，越过黄河，跳入大海以避开乱世呢？○双峯饶氏说：贤者担任乐官已经是衰世的事情，到了孔子时代，乐官也不能任职了。想必当时专门崇尚淫靡之乐，正统音乐不行，所以都分散到四方。○汪氏说：记录这篇的人，先写齐国送回女乐，后写这一章，不无深意。大概鲁国的君臣沉溺于女乐，乐官失职，完全无用武之地，奔逃惊散，没有一个人留下，乐工都走了，音乐也就断绝了。孔子起初想制定礼乐以昭示后世，却废弃断绝到如此地步，这一章所记虽然看似泛泛，其实深有感慨。○新安陈氏说：鲁国末期礼乐崩坏，贤人隐退于乐官之中，都分散到四方，鲁国的衰微可想而知了。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整理礼乐，所以太师挚刚开始时，有洋洋盈耳的盛况，那是那时的情形。等到末年，礼乐衰微，所以从太师挚离开后，各位贤人都有洁身自好的高尚志向，这是那时的情形。各位贤人的离开，固然显示出鲁国政治衰微到了极点，但各位贤人懂得出处的大义而能够离开，也显示出孔子道化之功了。】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遗弃他的亲人，不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故旧没有重大过错，就不抛弃他们。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施，陆氏本作弛【音诗〇反】，福本相同。○鲁公，是周公子伯禽。弛，遗弃；以，任用。大臣不是合适的人，就罢免他。在他位子上，就不能不任用他。大故，指恶逆之罪。李氏说：这四条都是君子的事，是忠厚的极致【胡氏说：不遗弃亲人，是亲亲；不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是任贤；故旧无大故不弃，是敬故；无求备于一人，是用才。亲亲而不违背，任贤而不专断，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刻，都是忠厚的意思】○胡氏说：这是伯禽受封建国时，周公训诫他的话，鲁国人传诵很久而不忘。或许孔子曾经对门弟子说过这些话吧【勉斋黄氏说：将这段列在乐工之后，以感叹周朝盛世，对待亲贤如此，那么怎么会有乐工相率离去呢？○双峯饶氏说：前章越过黄河、跳入大海，是鲁国末世的事；这一章是鲁国初立国时，对待亲贤如此忠厚。最后却让乐工不能安身，岂不可叹？○云峯胡氏说：周家以忠厚立国，周公告诫鲁公，字字都是忠厚之意。如果这种意思不尽，那么太师以下为什么要离去呢？门人记录相次，固然是有意的。】

○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

译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騧，音乌）

译有人说他们是成王时代的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宣王时代的人。大概是一位母亲四次哺乳生下了八个儿子，然而这已无法考证了【“乳”音同“孺”。《说文解字》说：人和鸟生下后代叫“乳”，兽类生下后代叫“产”。○胡氏说：是说母亲怀孕哺乳而生了两个人。古代用伯、仲、叔、季来表示长幼的次序，像仲孙、叔孙之类，现在重复用“〇”来命名，所以推测他们是四次哺乳所生。○双峯饶氏说：四次哺乳都是双胞胎，本来就是奇异的事；八个儿子都贤德，更是奇异的事。所以孔子称赞他们，由此可见周朝时国运的昌盛】○张氏说：这是记载善人之多【新安陈氏说：记载鲁国末年贤人的隐退，而最终以周朝盛世贤人的众多作结，其中难道有伤怀当今、思念古昔的心意吗】我按：这一篇中，孔子对于三位仁人、隐逸之士、师挚、八位贤士，都已经称赞，并将他们排列在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后，又常常流露出深切关怀、希望接引他们的意思，这都是衰微时代的志向。他所感怀的很深，在陈国时的叹息，大概也是如此。三位仁人则毫无疑问了，其余几位君子，也都是当世的高士。如果让他们听闻圣人的道理，来裁正他们的过错，并勉励他们做到不足之处，那么他们所建立的功业，难道仅仅止于此而已吗【新安陈氏说：过错是指脱离人群以标榜高尚，不足是指不能成就事物以显现在功用上。○勉斋黄氏说：这一篇多记载仁德贤人的出仕与隐退，列在《论语》将结束的篇章，大概也是感叹孔子的道不能实行，以阐明他们出仕与隐退的道义。其中排列的先后次序，也有可以说明的道理。君子在世上被任用，他们或离去或不离去，没有不含有道义的。三位仁人、柳下惠就是这样。孔子在齐国和鲁国，知道不能做官于是离去，这是道义；知道不能做官，却仍然往来忙碌以挽救这个世道，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难免对此有疑惑，这也是道义。列出隐逸之士的名目，而以“无可无不可”来断语，以此来显示孔子出仕与隐退的道义。至于乐工相继离去，则是为了进一步表明决不能有所作为。称引周公的话，以显示古代亲近亲人、尊重贤人、敬重旧友，而任用人才都出于仁厚的用意，那么哪里会有失望而离去的人呢。这就是周朝人才昌盛的原因，而列举一姓八位贤士作为结束，以此来伤怀当今、思念古昔，并感叹孔子的道穷尽了】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九

子张第十九

这一篇都记载弟子的言论，其中子夏最多，子贡次之【勉斋黄氏说：这一篇所记载的不过五人，即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是孔门的高材弟子。大概《论语》一书，记载孔门师生问答，在篇幅将结束时，特意将门人中高材弟子的言论单独列为一篇，也是因为他们的学识足以阐明孔子的道。○新安陈氏说：所记载的五人，子张两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两章，曾子四章，子贡六章】大概孔门自颜回以下，聪慧领悟没有人比得上子贡；自曾子以下，笃实厚重没有人比得上子夏，所以特别详细地记载他们【庆源辅氏说：聪慧领悟、笃实厚重，都是从资质方面来说。这两人的资质次于颜回、曾子，颜回、曾子的学力有这两人所不及的地方。颜回的聪慧领悟，认知固然透彻，践行又达到极致；曾子的笃实厚重，践行固然达到极致，认知又透彻。子贡则在认知上聪慧领悟而在践行上有所不足；子夏则在践行上笃实厚重而在认知上有所不足。○胡氏说：凭借颜回的明睿，那么聪慧领悟就不必再说了；凭借曾子的纯诚，那么笃实厚重就不必再说了，所以只用来称赞子贡、子夏】共二十五章。

子张说：“士人见到危难能献出生命，见到利益能思考道义，祭祀时思考恭敬，居丧时思考哀痛，这样就可以了。”

“致命”，是说委身献出生命，犹如说授命一样。这四项是立身的大节，有一项做不到，那么其余就不值得观看了。所以说士人能做到这样，大概就可以了【朱熹说：致命，犹如把这性命送给他，不再作为我所有。○或问：“其可已矣”，与前篇“可也”的说法有何区别？回答说：可的意思相同，然而说“可也”，语气就压抑；说“其可已矣”，语气就〇。○勉斋黄氏说：大节固然应当尽到，然而断语为“其可已矣”，似乎失之太快，而不像圣人的言语。集注认为这是“庶乎其可”，则是厌恶其言语太快了。○潜室陈氏说：士是男子的责任，古人说士的地方多如此，不要把君子和小人混杂看待。只这些事，岂容易？非奇男子不能做到。子张言语的毛病在最后一句。○西山真氏说：义、敬、哀都说“思”，致命唯独不说“思”，是因为死生之际，只顺从道义，有不待思考就决断的。○新安陈氏说：见危致命，是在变故中一旦决断；思义、敬、哀，是在平常时思考。平时能思考这三者并践行，那么此人好义谨厚，已经平日修养有素了。一旦面临大变故，大概能在该死时必定赴死。否则面临财利而苟且获取，面临丧祭而苟且敷衍，怎能期望他面临变故时能赴死呢】

○子张说：“持守道德不〇，信仰道义不笃实，这样的人，有他算什么呢，没有他算什么呢【“焉”音同“于”，“亡”读作“无”，下文同】

有所得而守持得太狭隘，那么道德就孤立；有所闻而信仰得不笃实，那么道义就废弛【庆源辅氏说：道德孤立，是说不能兼有众德而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