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第二十

译我已经不敢有所隐瞒，善恶分明，都在天帝心中，只听从天帝的命令。这是叙述他最初请求天命而讨伐夏桀时的言辞。又说君主有罪，不是百姓造成的；百姓有罪，实在是君主所致，可见他对自己责备严厉，对别人责备宽厚的心意。这是他对诸侯宣告的言辞。朱熹说：“简，是检阅的意思。善与罪，上天都知道，就像上天检阅清点一样，你的善行在天帝心中，我的恶行也在天帝心中。”南轩张氏说：“有罪不敢赦免，是说夏桀得罪了上天，我不敢拖延天命而不加讨伐。然而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天帝的臣民，他们的善恶无法被遮蔽，那么我怎敢专断呢？只顾虑天帝眷顾的命令如何罢了。我有罪则不敢牵连万方，万方有罪则归咎于自己，这是他自我陈述以听候天命的话，以天下为公的心意就是这样。那么他拥有天下，又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呢？”防峯饶氏说：“商汤叙述他告天的言辞，用来告知诸侯。”

译周朝有大赏赐，使善人富裕【赉，音来】

以下叙述武王之事。赉，即给予【予通作与】。武王攻克商朝后，向四海进行大赏赐。见于《周书·武成》篇。这里说他所使富裕的人，都是善人。《诗序》说：赉是用来赏赐善人的【《诗·周颂·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大概源于此【防峯饶氏说：纣王是天下逃犯的主子，他所任用的都是恶人，所以武王伐商之初，就把使善人富裕作为首要大事。大赉是赏赐普及四海，其中的善人则赏赐更加丰厚。《洪范》说：凡是正直的人，既已富裕又得善终。正直的人既然得到富裕，那么他们行善就会更加笃实，所以不能用泛泛的赏赐来对待他们】

即使有至亲，也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

这是《周书·泰誓》的话。孔氏说【孔氏名安国，西汉曲阜人】周，至也。意思是说纣王的至亲虽然多，不如周家仁人多【问：虽有周亲？注：纣王的至亲虽然多，但他众叛亲离，哪里还有至亲？朱子说：纣王的至亲难道不多吗？只因他众叛亲离，所以事情不成，所以《尚书》说纣王有亿兆夷人，却离心离德。○南轩张氏说：周有大赉，只使善人富裕。即使有至亲，也不如仁贤。如周公虽是至亲，也以尊贤为重。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这是武王公天下的用心，与成汤没有不同。这里记载的帝王之事，是孔子常说的话，门人列在末章，以显示前圣后圣之心，如同符节相合。不得时位而在下，则是夫子之道；得时位而在上，则是帝王之业。○厚斋冯氏说：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即使是纣王的至亲，也不能被任用。我小子既然得到仁人，恭敬地承奉上帝。大概武王有乱臣十人，都被任用。奉天讨罪，以罪己为根本，所以说：禹汤罪己，他们的兴起就迅速】

谨慎权衡度量，审察法度，修治废弛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

权，秤锤【去声】也。量，斗斛【去声】也【古注引《汉律历志》说：权是铢、两、斤、钧、石，用来称量物体，公平施予，知晓轻重。本源于黄钟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两铢为一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五权谨慎了。量是龠、合、升、斗、斛，用来量多少。本源于黄钟的龠，用度数审察其容量，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填满其龠。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五量嘉善了。又说：度是分、寸、尺、丈、引，用来度量长短。本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五度审察了。而这里不说度，是可以推知的】法度，礼乐制度等都是。

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

兴灭继绝，是说封黄帝、尧、舜、夏、商的后代；举逸民，是说释放箕子的囚禁，恢复商容的职位。这三者都是人心所向往的【《礼记》：武王攻克殷商，返回商都，还没下车，就封黄帝后代于蓟，封帝尧后代于祝，封帝舜后代于陈；下车后封夏后氏后代于杞，封殷商后代于宋，封王子比干的墓，释放箕子的囚禁，让他行商容之职并恢复其职位，庶民放宽政令，庶士加倍俸禄。○朱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是圣人的大赏；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这是圣人的大罚。○防峯饶氏说：谨权量，是平定官府中的权衡斗斛，使不向百姓多取，关石和钧，王府自有，固然重要，通乎官民。然而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百姓交涉，便容易增加取盈，当今苗斛皆然。在纣王之时，必定是取民过度，所以武王在此不容不谨慎。审法度，是审度可否因革的适宜，该沿用的沿用，不该沿用的革除，这就是审处。修废官，也只是因其在任的官职，而废弛的从头改去。兴灭继绝，只是一件事。黄帝、尧、舜、禹、汤都对百姓有功德，他们的子孙本该有国，如何能不延续其断绝的后代？举逸民，是有德而隐居的人，也该让他们有禄位。民心都想要这样，而我则兴之、继之、举之，这就是他们归心的原因】

所重视的是民食、丧事、祭祀。

《武成》说：“重视民的五教，只有食、丧、祭【节斋蔡氏说：五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五典之教也。食以养生，丧以送死，祭以追远。五教三事，用来确立人伦而厚风俗，是圣人所非常重视的。○防峯饶氏说：周有大赉，以下夫子零碎搜集，或举其辞，或述其事，凑成武王一段事实】

宽厚就能得到众人，守信百姓就会任用他，勤勉就能有功绩，公正就能使人喜悦【说音悦】

这在武王的事迹中没有见到，恐怕

译有人泛泛地谈论帝王之道。【云峯胡氏说：帝王之道不能脱离一个“中”字，尧舜以禅让为“中”，汤武以征伐为“中”，泛泛地说就是宽、信、敏、公，简约地说就是“中”罢了。○新安陈氏说：宽是柔的“中”，敏是刚的“中”，信是“中”的实质，公是“中”的体统。】○杨氏说：《论语》这本书，都是圣人的精微言论，而他的门徒传承守持它来阐明这个道理，所以在篇末完整记载了尧舜咨询任命的话语，汤武誓师讨伐的意思，以及【音扶】施行于政事的内容，以表明圣学所传承的只是这一件事，用来彰显二十篇的大纲。孟子在篇末也依次叙述尧舜汤文孔子相承的次序，都是这个意思。【朱子说：这一篇夫子诵述前代圣人的言论，弟子分类记录在这里。○这一篇多有缺漏的文字，应当各自根据它们的出处来解释，有不可通晓的地方空缺着也可以。谨权量以下都是武王的事迹，应当从“周有大赉”以下到“公则说”作为一章，因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当时都有这些事。○勉斋黄氏说：《论语》末篇依次叙述尧舜禹汤武王相传的道，而首先提出执中，抓住了要领。其下泛泛涉及赏善罚恶，责己恕人，大纲小纪，本数末度，无不全部列举，大概帝王之道起初没有精粗之分，凡事符合天理、顺应人心的，就是它之所以为道的地方。所谓执中，正是因为它事事物物无往而不是中，哪里是虚空无据而可以称为中的呢？○防峯饶氏说：通论这一章，尧舜禹是讲相传的道理，汤是讲他的心事，武王又是兼及政事而言，三种说法固然没有不同，然而累代圣人相承只是一个“中”字，前面讲道理的地方是“中”道流传的源头，下面也没有哪一样不是执中的实质。○云峯胡氏说：前篇的末尾说夫子得到邦国，他的作用必定如此，这一篇的开头则叙述自古帝王的作用本来如此，以显示圣学所传承的无非是有体有用的学问，而凡是《论语》二十篇的大纲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孟子篇终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孟子闻知见知者知道他的道，是从“知”上说的，这里则是从“行道”上说的，行无不本于知，知就是用来行的，本来没有不同。】

译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惠于民却不耗费财用，役使百姓却不引起怨恨，追求仁德却不贪婪，安泰从容却不骄傲，威严庄重却不凶猛。”子张说：“什么是施惠于民却不耗费财用？”孔子说：“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让他们获利，这难道不是施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百姓，又有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呢？君子对待民众，不论人数多少，不论势力大小，都不敢怠慢，这难道不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他的衣帽，庄严他的目光，严肃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难道不是威严而不凶猛吗？

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说：“不加以教化就加以杀戮，叫做虐；不事先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政令懈怠却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是给予别人，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有司。

虐是指残酷不仁，暴是指仓促急迫没有循序渐进，期是指规定期限。贼是指伤害的意思，前面松懈后面急迫，以此误害百姓却一定要惩罚他们，这是贼害百姓。犹之，就是均之的意思。同样把财物给予别人，却在出纳的时候吝啬而不果断，这就是小吏的作风，而不是治理政事的体统所应有的。即使给予很多人，他们也不会感念恩惠。项羽派人封赏有功的人，刻好了印信却忍心不肯给予，最终导致失败，这也是验证。

朱熹说：谢氏说：“用府库的钱财给人，就是施惠而耗费。又怎么能一一供给每个人呢？只有顺应四时的和暖，利用原野沼泽的利益，利用五方的物产，来丰富物资，使百姓生活富足，让百姓不饥不寒，有什么耗费呢？”役使百姓超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就不免产生怨恨。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百姓，用安逸的方法使唤百姓，只有喜欢康乐，不常居一地也可以。最终安居乐业，百堵墙都建造起来也可以。这样又有什么怨恨呢？问：“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怎么会贪婪？”怎么理解？回答说：“仁是我所固有的，而我得到了它，有什么贪婪的呢？如果是追求外在的事物，那就是贪婪。”这正与“当仁不让于师”的意思相同。问：“在问政的时候提到这个，为什么呢？”回答说：“修养自己，治理他人，道理是一样的。”胡氏说：“身居高位的人，欲望很多，不能遏制，那么贪婪就没有止境。只有反过来用追求仁德的心，那么求之于自己就一定得到，什么外物足以拖累他的心？”怎么会贪婪呢？泰，是安舒自得的意思，接近于骄傲。但是君子一心恭敬，不因对方的多少大小而改变心意，那么他的自处未尝不安，有什么骄傲呢？南轩张氏说：“端正衣帽，庄严目光，是用庄重来对待。持身严谨，所以人们望而生畏，而不是用威势压迫人。所以威严而不凶猛。如果有让人畏惧自己的心思，那么凶猛反而损害威严了。”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是施于人方面的。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存于己方面的。治理政事内外始终的道理，也完备了。但是追求仁德，是根本吧。

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说：“不加以教化就加以杀戮，叫做虐；不事先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政令懈怠却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是给予别人，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有司。

虐是指残酷不仁，暴是指仓促急迫没有循序渐进，期是指规定期限。贼是指伤害的意思，前面松懈后面急迫，以此误害百姓却一定要惩罚他们，这是贼害百姓。犹之，就是均之的意思。同样把财物给予别人，却在出纳的时候吝啬而不果断，这就是小吏的作风，而不是治理政事的体统所应有的。即使给予很多人，他们也不会感念恩惠。项羽派人封赏有功的人，刻好了印信却忍心不肯给予，最终导致失败，这也是验证。

朱熹说：“犹之，就是均之的意思，比如说是同等如此。史书中多有这类字。”这个吝字解释得又广，只是告诫人迟疑不决。如果应当赏赐就赏赐，迟疑之间退缩吝惜，就会误事机。比如李绛劝宪宗迅速赏赐魏博将士，说如果等他们来请求后再赏赐，那么恩惠就不归于上，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小吏在出纳之间吝惜不敢自专，却是本职当然。人君治理政事的大体，却不可如此，应当给予就果断给予。问四种恶政的说法说：“虐、暴、贼。”谢氏对“有司”的解释，杨氏认为恰当。谢氏说：“古代用五种告诫先后刑罚，用来警戒昏庸愚昧，惩治怠慢。告诫已经到达，然后可以要求成功。不先告诫，他们怎么知道先后缓急在哪里，突然要求成功，不也是暴虐吗？法令严明是想让人不触犯，聚集众人宣誓，树立形象来晓谕，宣读法律来告知。上面怠慢法令，却想要下面严明，可能吗？这样而规定期限，期限到了不到，就治罪，这是欺骗百姓。”杨氏说：“这不是它的本义。一介不给予别人而不算吝啬，义在于可以给予而只在出纳时吝啬，在小吏那里是善，在执政者那里是恶，天下的事情也……”

译只要做到恰如其分就可以了。○有人问：“同样是对人，在施予时吝啬，为什么被列入四恶之中？”回答说：“这一恶，比起上面三恶似乎较轻，但实际上也非常有害于事。因为这种人是个多疑猜忌、顾虑重重的人，赏不赏，罚不罚，犹豫吝啬而不能决断，就像唐德宗那样。”○南轩张氏说：“虐、贼都是不仁之人所为，出纳之吝，是不知大体之人所为。”○勉斋黄氏说：“施惠容易，但耗费劳力容易招致怨恨；欲望容易滋生贪婪，安逸容易滋生骄傲，威严容易变得猛烈。如今如果能不触犯人情中容易产生的弊端，那就是极好的了。杀戮是不可以的，过分了就是不教化而杀戮；要求成就不可以的，过分了就是不告诫而要求成就；限期完成是不可以的，过分了就是发布命令迟缓而限期完成；吝啬是不可以的，过分了就是应当给予却吝啬。如今如果触犯了人情中已经过分严重的弊端，那就是极恶了。这一尊崇与这一屏弃，是圣人深深警戒的。”○防峯饶氏说：“要做成一件事，必须预先告诫，让人遵照执行才可以。如果不先告诫，突然要求他完成，这难道不是先有暴慢的命令吗？这时却去责罚他，那就是误杀而害人了。应当给予却吝啬，容易失去人心。上面三种恶，是急迫的恶；下面这一种，是悠缓的恶。”○云峯胡氏说：“四恶中，虐最为严重，贼次之，刚恶又次之。吝，如同有司不能专断决疑，是柔恶。大概‘吝’这个字，在有司那里不便称为恶，从政者如果像有司那样，就是恶了。所以特别注明项羽因吝啬而失败的事，以警示执政者不知大体的教训。”○尹氏说：“询问政事的人很多，没有像这样完备的。所以记录它来继承帝王的治国之道，那么孔子的为政之道就可以知道了。【赵氏说：孔子论述为政的方法，没有比这里更详细的了，所以门人把它附在前一章之后。孔子的为政，大概与帝王完全契合。○云峯胡氏说：在《论语》中记载问政的，齐景公、叶公各一次，季康子两次，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各一次，孔子回答没有像这一章这么详细的。大概施惠没有不耗费劳力的，劳力没有不招致怨恨的，欲望容易滋生贪婪，安逸容易滋生骄傲，威严容易变得猛烈，如今都不是这样，所以是极好的。虐害百姓而不加以教化，苛求百姓而不加以告诫，残害百姓而不发布命令，吝啬而不给予，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忍心这样呢？这就是恶的原因】

译○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

程子说：“懂得天命，就是知道有天命并且相信它。不懂得天命，见到祸害必定躲避，见到利益必定追逐，怎么能成为君子呢？”【朱子说：“这与‘五十而知天命’不同。‘知天命’是指知道天理的来源。这里的‘不知命’是指生死寿夭、贫富贵贱的命运。现在的人开口也说一饮一啄自有定数，但遇到小小的利害就产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面对刀锯在前、鼎镬在后的境地，视若无睹，只是因为看到了道理，就看不到那些刀锯鼎镬了。○《论语》开头说：‘别人不了解我却不恼怒，不也是君子吗？’结尾说：‘无法成为君子。’这深有意旨，因为学者学习是为了成为君子，如果不懂得天命，就做不成君子。○胡氏说：一定而不可改变的是命。人不懂得天命，常常追求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躲避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就是白白丧失操守而成为小人的原因。○庆源辅氏说：这里的命指气而言，指贫贱富贵、穷通得丧一定不可改变的东西，必须知道这些并相信它们，才能做到见利不苟且接受，见害不苟且躲避，所以能保全我的义理，因此成为君子。○云峰胡氏说：程子解释‘朝闻道’，说知道并相信是困难的。这里也是说知道并相信，知道而不相信，知道得还不够到位。知道得还不够到位，那么凡是见利必趋、见害必避，都是小人的行为。想成为君子吗？首篇‘不也是君子吗’是已经到了君子的地位，这里说‘无法成为君子’，是正在做君子的根基。】

不懂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懂礼，那么耳目不知道放在哪里，手脚不知道如何安放。【云峰胡氏说：集注的“十字”是形容“无以立”三个字，“耳目无所加”是懵然不知道有可以立足的地方，“手足无所措”是茫然最终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

不懂言辞，就无法了解他人。

言辞的得失，可以由此了解人的邪正。【庆源辅氏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通过言辞的得失，可以了解人的邪正，只有格物穷理的君子能做到。○云峰胡氏说：孟子所说的“知言”，大概源于此，但集注解释《孟子》的“知言”，则说：“凡是天下的言论，识别其是非得失的原因”，而这里不过说无法了解人的邪正，这是为学者说的，那是孟子自己说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集注的精妙。】○尹氏说：“懂得这三点，那么君子的事情就完备了。”【南轩张氏说：这里所论的“命”，是指穷达得丧有命运。不懂得天命，就会侥幸而苟且追求，怎么能成为君子呢？懂得天命，志向就坚定，然后那些应当做的就可以去做了。礼是用来检束自身的，不懂礼，那么视听言动就没有持守，那将如何立足呢？懂礼，就有践行的实际了。懂言辞，比如吉人的言辞少、急躁的人言辞多之类，不懂言辞，就无法了解实情所在，那将如何了解人呢？所以懂言辞，结交朋友就不会出错。这三点，是学者应当首先切要的事务，必须以这些为根本，然后学业才能进步，否则即使致力于穷高极远，最终也没有益处。门人用这些来结束《论语》一书，难道没有深意吗？○勉斋黄氏说：懂得天命，知道那些属于天的部分；懂礼，知道那些属于自身的部分；懂言辞，知道那些属于他人的部分。知道天，那么利害就不能动摇外在，然后可以修养自身；懂礼，那么义理就能涵养内在，然后可以观察他人；知道天而不知道自身，未必能安于天；知道自身而不知道他人，未必能有益于自身。○庆源辅氏说：懂得天命，那么在我方面有定见；懂礼，那么在我方面有定守；懂言辞，那么在他人方面没有隐藏的情感。懂得这三点，那么内在足以成就自己的德行，外在足以尽到对他人的情理，所以君子的事情完备。○云峰胡氏说：学习始于致知，终于治国平天下。前篇的末尾与此篇的前两章都讲治国平天下，是圣学的终结之事，这一章又提起三个“知”字，是圣学的开始之事。懂得这三点而成为君子，那么圣学的本体就确立了，遇到时机而运用它，那么圣学的作用就实行了。弟子记录这些来结束全书，不是没有用意的。】弟子记录这些来结束篇章，难道没有用意吗？学者年轻时读它，年老时不知道一句话可以应用，不几乎成为侮辱圣言的人吗？这是孔夫子的罪人，能不引以为戒吗？【觉轩蔡氏说：《论语》首章末尾以君子来说，末章开头以君子来说，圣人教导人，期望达到君子而已。详细品味两章的语意，确实相互表里，学者应该合起来观看。○新安陈氏说：《论语》一书，夫子以君子教导人的很多，首末两章都以君子来说，这是记录者的深意。夫子曾经自称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别人不了解我却不恼怒，这是不责怪人。懂得天命就不怨恨天，而且乐于天了，学者应该深入玩味潜心体会。】

《论语集注大全》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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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集注序说》

《史记·列传》说：孟轲，赵氏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的后代。《汉书》说：字子车，一说字子舆【赵氏名岐，字邠卿，东汉京兆人】，是邹国人，邹也写作邹，本是邾国。在子思的门人那里受业，子

译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伋。索隐说：王劭认为“人”字是衍文，而赵氏的注解以及《孔丛子》等书也都说孟子亲自受业于子思，不知是否属实。庆源辅氏说：子思的门人中后来没有显赫名声的，而孟子真正得到了子思的传承，那么怀疑孟子亲自受业于子思的说法是对的，而朱熹集注保留两种说法，大概自古圣贤本来就有听闻名声而了解其学说的人，不一定非要等到耳提面命之后才能领悟。再从《中庸》一书来看，它传授心法、开示深奥义理如此透彻，那么当时的门人弟子难道没有亲眼见到而了解的人吗？孟子从而接受传授，更加光明，这也是应该有的。西山真氏说：《孟子》七篇中，出自《中庸》的内容不止一处。他说“四端”，那就是未发之中的中和，中节之和的和谐。仁义礼智，是性，所谓大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情，所谓达道。他说“禹稷颜回同道”、“孔子出仕或隐退、久任或速去”，那就是君子而时中。他说“乡原乱德”，那就是小人而无所忌惮。他说“子莫执中”，是时中的反面。他说“曾子北宫黝之勇”，是南北方之强。他说“仁的实质，在于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在于顺从兄长；礼的实质，在于节制文饰”，这两者，就是仁者爱人，以亲爱亲人为大；义者适宜，以尊重贤人为大；亲爱亲人的亲疏差别，尊重贤人的等级次序，礼由此产生。他说“尧舜是性之，汤武是反之”，那就是自诚明之谓性，自明诚之谓教。他说“天下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身”，那就是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至于“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一章的意义，全都本于《中庸》，尤其足以看出其渊源所在。

道既通，赵氏说：孟子通晓五经，尤其擅长《诗》《书》。程子说：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隐退就隐退，可以久任就久任，可以速去就速去”，孔子是圣之时者，所以懂得《易》的人没有比孟子更厉害的。又说：“王者的遗迹消亡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又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懂得《春秋》的人没有比孟子更厉害的。尹氏说：由此而言，那么赵氏说孟子只擅长《诗》《书》，哪里知道孟子呢？

孟子游历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于是前往梁国。梁惠王不采纳他的言论，就认为他迂远而脱离实际。按照《史记》，梁惠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才到达梁国。其后二十三年，正当齐湣王十年丁未，齐国人攻打燕国，而孟子在齐国。所以古史说孟子先侍奉齐宣王，后来才拜见梁惠王、襄王。齐湣王唯独孟子把伐燕当作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都不相符。而《通鉴》把伐燕之年当作宣王十九年，那就是孟子先游历梁国而后才到齐国，拜见宣王。然而考异也没有其他依据，又不知哪个是正确的。新安陈氏说：谨按《通鉴纲目》：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轲到魏国。慎靓王二年壬寅，魏君防去世，孟轲离开魏国前往齐国。五年乙巳，燕君哙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齐国攻打燕国夺取了它。分注只说“齐王”，其下就写“孟轲离开齐国”。赧王二年戊申，就是齐闵王地元年。闵就是湣字。伐燕一事，《史记》认为是齐湣王十年丁未，大概以显王四十六年戊戌为齐闵王元年。《通鉴》认为是宣王十九年丁未，大概以显王三十七年己丑为宣王元年。《史记》、《通鉴》的不同，大概就是这样。用《通鉴纲目》来证明：丁未，宣王去世，闵王即位；戊申才改元，那么丁未乃是宣王末年，闵王继位之年，大概没能确切知道伐燕是先君的事还是嗣君的事。用淖齿的事来证明，闵王是对的。孟子说是宣王，恐怕是传抄的错误罢了，无所折衷，姑且以纲目为依据。

当这个时候，秦国任用商鞅，楚国、魏国任用吴起，齐国任用孙子、田忌，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却讲述唐尧虞舜三代的美德，因此所到之处都不合拍，退下来而与万章等人编次《诗》《书》，阐述仲尼的意思，写成《孟子》七篇。赵氏说：共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说：《孟轲之书》，不是轲自己写的，轲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录轲所说的话罢了。我按两种说法不同，《史记》接近正确。韩子名愈字退之谥文公，唐代邓州人。问序说认为《史记》接近正确，而集注在滕文公篇首章说门人不能尽记其辞，又第四章说记者之误，如何？朱子说：前说是正确的，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也，《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非一

译笔文字矣。新安陈氏说：“我听说有人怀疑《易·系辞》中有‘子曰’二字，认为不是孔子所作。朱子说：‘怎么知道不是后人添加的呢？比如周敦颐自己撰写《通书》，五峯刊刻时，每章都加上‘周子曰’三字。现在读《孟子》，也应当防备这种用意。’”

译韩愈说：“尧把道统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商汤，商汤传给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子。孟子死后，道统就失传了。”荀子和扬雄，对道统的选择不够精纯，论述也不够详尽。程颐说：“韩愈这段话，既不是沿袭前人的说法，也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一定是他有所体悟。如果他没有体悟，就不会说出所传的是什么事情。”程颐又说：“孟子是纯粹的道统继承者，荀子和扬雄大体纯正但略有瑕疵。”程颐说：“韩愈评价孟子很好，如果不是真正领会了孟子的意旨，也说不出来。但他评价荀子和扬雄就不对了。荀子非常偏颇驳杂，仅‘人性本恶’这一句，根本的大原则就已经丧失了。扬雄虽然过错较少，但他也不懂人性，还谈什么道。”程颐又说：“孔子的道广大而能包容，门下的弟子不能全面观察并完全认识，所以学习后都得到各自天性所接近的部分。后来他们分散到各诸侯国，又各自凭借自己的专长传授给弟子，源头深远而末流更加分散。只有孟子师从子思，而子思的学问出自曾子，自从孔子去世后，只有孟子这一脉的传承得到了根本，所以想要观察圣人之道的人，一定要从孟子开始。”程颐说：“孔子说曾参迟钝，但颜回去世后，最终得到圣人之道的是曾子。看他临终时‘启手足’的话，就可以知道了。所传下来的子思、孟子，都是他的学问。”程颐又说：“扬雄说：古代杨朱、墨翟堵塞道路，孟子驳斥他们，使正道廓然通畅。杨朱、墨翟盛行时正道被废弃，孟子虽然贤能圣明却不在其位，空有言论无法施行，虽然急切又有什么用呢？然而依靠他的言论，现在的学者还知道尊崇孔子，崇尚仁义，重视王道轻视霸道罢了。那些大的经义和法则都消亡了而不被挽救，败坏腐烂了而不被收拾，所谓在千百中保存了十一，哪里能说廓然通畅呢？然而如果没有孟子，那么人们都会穿着左衽的衣服，说着蛮夷的语言了。所以我韩愈曾经推崇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问程颐：“孟子可以称为圣人吗？”程颐说：“不敢就说他是圣人，但他的学问已经达到了极致。”我按：这里的“至”字恐怕应当是“圣”字。

译这其中的权衡衡量已经审慎了。○程子又说：“孟子对圣门有功，不可尽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许多‘养气’的道理来，仅凭这两个字，他的功劳就很多了。”○又说：“孟子对世间有大功，是因为他论述了人性本善。”○又说：“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述，都是前代圣人所没有阐发的。【庆源辅氏说：‘论述性善，使资质美好的人听到后必定寻求恢复其本然之性，而扩充其善；资质不美好的人听到后也知道自我警戒而不流于恶；论述养气，使气质刚柔不齐的人能在道义上勇猛奋发，而没有怯懦软弱的弊端，这些都是阐发了孔子所没有阐发的，他的功劳多就在于此，这就是他对世间有大功的原因。’】○又说：“求学的人全都要识时，如果不识时，不足以谈论求学。颜回在陋巷中自得其乐，是因为有孔子在；如果是孟子的时代，世间已经没有人了，怎么能不以道为己任呢？”○又说：“孟子有些英气，有了英气便有棱角，英气非常有害于事。【新安陈氏说：‘英气非常有害于事，这是责备贤者求全责备的话。’】像颜回就浑厚不同，颜回距离圣人只差毫发之间，孟子是大贤，仅次于亚圣。有人说：‘英气表现在哪里？’回答说：‘只要拿孔子的话来比较就可以看见。况且就像冰与水精，并非不光亮，但与玉相比，自然有温润含蓄的气象，没有那么多光耀。【觉轩蔡氏说：‘听说程子又说：‘仲尼是元气，颜回是春生之气，孟子则秋杀之气尽显。仲尼无所不包，颜回展示不违背如愚的学问，对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孟子则显露其才，大概也是时势使然。仲尼如天地；颜回如和风庆云；孟子如泰山岩岩的气象。观察他们的言论，都可以看见。仲尼无迹，颜回稍留痕迹，孟子痕迹显著。孔子尽是明快之人，颜回尽是温和平易，孟子尽是雄辩。○庆源辅氏说：英气，是刚明秀发之气，这自然是好的气质。如果消化未尽，还有棱角，就会有时发作。求学要变化气质，必须浑然纯是义理，如张载所说的德胜于气，性命于德，才是成就之处。又说：言语，是心的声音，是德的符验。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如果从言语上看得分明，那么他的德就没有余蕴了。玉有温润含蓄的气象，所以为宝；人有温润含蓄的气象，所以为圣。其理是一致的。’】

译杨氏说：《孟子》这本书，主旨只是要端正人心，教导人们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收回那放失的本心。谈到仁义礼智时，就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它们的发端。谈到邪说的危害时，就说：邪说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政治。谈到侍奉君主时，就说：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只要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千变万化，都是从心上来说的。人如果能端正本心，那么就没有什么难做的事了。《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只是端正本心、使意念真诚罢了。本心得以端正，然后才知道本性是善的。所以孟子遇到人就说人性本善【朱熹说：心得以端正然后才知道本性是善的，这话似乎有毛病。大概是先知道本性是善的，然后才能端正本心；本心得以端正，然后才能真正知道本性是善的而不怀疑。○庆源辅氏说：人如果能端正本心，就没有什么难做的事了，这话也太说得过于痛快。看《大学》在端正本心之后，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功夫要做】。欧阳永叔【名修，庐陵人】却说圣人的教化，人性不是首要的，可以说是错误的了。人性上不能添加任何东西。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也只是顺应本性罢了。所谓顺应本性，就是遵循天理。在外面运用计谋权术，即使建立了功业，也只是私欲，与圣贤的做法相比，相差如天地之别【庆源辅氏说：这几句话判断二帝三王以及汉唐以后治理之道之所以不同，明白详尽】。

孟子集注序说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集注大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共七章

孟子拜见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名圉【音“于耕”】，建都于大梁【赵氏说：按魏国最初建都在安邑，在汉代河东郡安邑县，到惠王时迁都大梁，在汉代陈留郡浚仪县】，僭越称王，谥号叫惠。《史记》记载惠王三十五年【新安倪氏说：按《纲目》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是惠王三十五年】，他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礼物来招揽贤才，孟轲于是来到梁国【问：孟子不见诸侯，他见惠王是为什么呢？朱熹说：不见诸侯，是不主动先去拜见；见惠王，是回应他的礼节。先王的礼节，没有做官的人不得拜见诸侯，当时士人很少自重，而孟子还遵守这个礼节，所以他居住的国家如果没有做官，一定是君主先来拜见，然后才去拜见别国的君主；君主不能越过国境，必须先用礼节表示敬意，然后才去回应他的礼节。《史记》记载了事情的实际情况】。

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大概将有对我国有利的事吧？”

叟是对年长者的尊称。惠王所说的利，大概是富国强兵之类【西山真氏说：当时王道不明，人心沉溺，只知道有利而已，所以惠王问如何使国家获利，是在刚见到贤者时发出的】。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罢了。”

仁是心的德性，是爱的条理；义是心的制约，是事的适宜【朱熹说：仁说是心的德性，可以看出它包含四德；义说是心的制约，只是说义。○心之德是笼统地说，爱之理才说到亲切处；心之制是说义的体，程子所谓处理事物为义是也；事之宜是就千头万绪各有所宜处来说。〇《雄》说义以适宜，韩愈说行为适宜叫做义。如果只把义当作适宜，那么义就有外在的意思，必须像程子所说，那么处理事物的是心而不是外在的。事之宜虽然好像在外，但制约其适宜的却在心中。○心之制像锋利的斧头，事情来了劈下去，可以的从这一边去，不可以的从那一边去。○仁兼义来说，是说体；单独说，是兼体用而言。○仁对义为体用，仁又有仁的体用，义又有义的体用。○所谓事之宜，才是指那事物当然的道理，还没说到处置合宜处。○问：人之所以为性的有五种，只举仁义为什么呢？答：天地所以生物，不过阴阳五行，而五行实是一阴阳。人性虽然有五，但说仁义，大端已经举出了。以阴阳五行来说，木火都是阳，金水都是阴，而土无不在；以性来说，礼是仁的余绪，智是义的归宿，而信也无不在。又说：礼是仁的表现，智是义的储藏。又说：仁存于心中，是性之所以为体的原因；义制约事物，是性之所以为用的原因。然而以性来说，都是体；以情来说，都是用。以阴阳来说，义是体而仁是用；以存心制事来说，仁是体而义是用。错综交杂，各得其所，而各有条理。○叠山谢氏说：孔子很少谈仁，不过是在随事发露处说；孟子“仁人心”一语，直说仁的本体。朱子于论注先言爱，而孟注先言心，直得孔孟的要旨。○诸葛氏说：语之为仁，犹如行仁，以仁的用处说，所以集注先言爱之理；孟子此章以仁的体说，所以集注先言心之德。○云峰胡氏说：心之德是体，爱之理是用；心之制是体，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义，是包体用而言；《论语》所谓“为仁”，是以仁的用处说】这两句是一章的大旨，下文是详细论述的后面多。放【与仿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