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纂笺卷一

译序言，又把忠信作为学习的根本。尹氏说：“曾子持守简约，所以行动必定反求诸己。”谢氏说：“诸子的学问都源自圣人，后来逐渐疏远而失去其真谛。只有曾子的学问专心于内在修养，所以没有弊端。从子思、孟子那里就可以看出来【笺义谢说大意本韩愈《送王秀才序》词】可惜他美好的言论和善行没有完全流传于世。那些幸存而没有完全湮灭的，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尽心研习吗！

译○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要严肃认真地处理政务，讲求信用，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役使民众要顺应农时。”

“道”是治理的意思，“千乘”指诸侯国，其土地足以出兵车一千辆。

“敬”是指专一而不旁骛。敬事而信，就是严肃认真地处理政务，并在民众中建立信用。“时”指农闲的时候。

这是说治国的要点在于这五方面，也是务求根本的意思。

程子说：“这话看似浅显，但当时的诸侯如果真能做到这些，也足以治理好他们的国家了。圣人的言语虽然贴近日常，但上下都能贯通。这三句话，如果推究到极致，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如果是常人的话贴近日常，那就只是浅近罢了。”

杨氏说：“上面不恭敬，下面就会怠慢；上面不守信，下面就会怀疑。下面既怠慢又怀疑，事情就办不成了。敬事而信，是要以身作则。《易经》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大概奢侈浪费就会损耗财物，损耗财物必然导致伤害百姓，所以爱护百姓必须先做到节约用度。然而役使民众如果不顺应农时，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就无法尽力，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意，百姓也得不到恩泽。然而这仅仅论述了内心的存养，还未涉及具体的政事。如果没有这种心意，那么即使有政令也无法施行。”

胡氏说：“凡这几条，都以‘敬’为主。”

我认为这五方面反复相互依存，各有次序，读者应当仔细推究。

○孔子说：“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言行要谨慎诚信，广泛地关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还有多余的力量，就用来学习文献典籍。”

“谨”是指行为有常规；“信”是指言语有实质。“泛”是广泛的意思。“众”指众人。“亲”是亲近。“仁”指有仁德的人。“余力”是说闲暇的时间。“以”是用。“文”指《诗经》《尚书》和六艺的文献。

程子说：“作为弟子的职责，力量有余才去学文献，不修习职责而先学文献，就不是为了完善自己而学习。”

尹氏说：“德行是根本，文艺是枝末。穷究根本与枝末，知道先后次序，就可以进入德行的境界了。”

洪氏说：“没有多余力量就去学文献，那么文献就会掩盖本性；有多余力量却不学文献，那么本性就会过于质朴而显得粗野。”

我认为：“努力践行却不学习文献，就无法考察圣贤的既定法则，认识事理的本然，所做的事或许出于私意，不仅仅是失之于粗野而已。”

○子夏说：“尊重贤人而轻视美色，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能够奉献自身，与朋友交往，说话讲信用。虽然有人说他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已经学习过了。”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

尊重贤人而改变喜好美色之心，是喜好善道真诚的表现。“致”是委弃的意思。委弃自身，是指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这四点都是人伦中最重要的，而践行它们必须竭尽诚意，学习追求的就是这样罢了。

所以子夏说：有能这样做的人，如果不是天生资质美好，必定是致力于学习到了极致。即使有人说他未曾学习，我必定认为他已经学习过了。

游氏说：“夏、商、周三代的教育，都是为了明晓人伦。能做到这四点，那么对人伦就深厚了。学习的道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子夏以文学著称，而他的言论却如此，那么古人所说的学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学而》这一篇，大体上都在于务求根本。”

吴氏说：“子夏的话，意思很好。然而语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弊，或许会导致废弃学习。一定要像上一章孔子所说的话，然后才没有弊病。”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学习了，知识也不牢固。”

“重”是厚重，“威”是威严，“固”是坚固。

外表轻浮的人，内心一定不能坚定，所以不厚重就没有威严，而所学的知识也不牢固。

主忠信

人不忠诚守信，那么事情都没有实质，作恶就容易，行善就困难，所以求学者必须以忠信为主。

程子说：“人道的关键在于忠信，不真诚就没有事物，而且出入没有定时，不知道方向的，是人心。如果没有忠信，哪里还有事物呢？”

无友不如己者

“无”通“毋”，是禁止的词。朋友是用来辅助仁德的，不如自己的人就没有益处而有损害。

过则勿惮改

“勿”也是禁止的词，“惮”是畏惧困难。自我修养不勇敢，那么恶习就会日益增长，所以有过错就应当迅速改正，不可畏惧困难而苟且安适。

程子说：“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知道不善，就迅速改正以趋向善罢了。”

程子说：“君子

译自我修养的方法，应当像这样啊。」游氏说：「君子的处世原则，以威严庄重为根本，而通过学习来成就它。学习的方法，必须以忠诚信实为主干，而以胜过自己的人作为辅助。然而如果对于改正过错有所吝惜，那么最终就无法进入道德的境界，而且贤德之人也未必乐意将善道告知他，所以用‘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作为结尾。」

译曾子说：“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地追念久远的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了。”所谓慎重办理丧事，是指防备并竭尽礼仪；所谓追念久远，是指祭祀时竭尽诚意。百姓的德行归于淳厚，是说下层百姓受到感化，他们的德行也归于淳厚。因为丧事是人们容易疏忽的，却能谨慎对待；祖先久远是人们容易遗忘的，却能追念不忘，这就是使德行淳厚的道理。所以以此要求自己，自己的德行就会淳厚；下层百姓受到感化，他们的德行也就归于淳厚了。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能听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是他自己去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禽姓陈名亢，是陈国人；子贡姓端木名赐，是卫国国人，都是孔子的弟子。有人说：“亢是子贡的弟子”，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家语》中亢在孔子弟子之列，《史记》七十二弟子传中却没有他。“抑”是表示选择的语气词。

子贡说：“夫子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逊而得到的。夫子求取政事的方法，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求取方法吧？”温和是宽厚，善良是易直，恭敬是庄敬，节制是约束，谦逊是谦让。这五种品德，是夫子盛大德行光辉接引他人的表现。“其诸”是语气词。“人”指其他人。意思是夫子不曾主动求取，只是他的德行容貌如此，所以当时的国君敬重信任他，自然把政事拿来请教他罢了，不像其他人一定要去求取然后才能得到。圣人教化存留神妙的境界，不容易窥测，但由此观察，可见他德行盛大、礼仪庄重而不愿向外求取，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求学的人应当潜心努力。谢氏说：“求学的人观察圣人的威仪举止，也可以增进德行。像子贡也可以说是善于观察圣人，也可以说是善于谈论德行。如今距离圣人一千五百年，凭借这五种品德想象他的容貌，尚且能使人振奋兴起，何况是亲身受到他教诲的人呢？”张敬夫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能听到政事，却没有人能把国家托付给他治理，这是因为人们看到圣人的仪范而乐于告诉他，这是秉性中喜好德行的良心，但私欲妨害了它，所以最终不能任用他。”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就可以说是孝了。”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独自专断，但志向是可以知道的；父亲去世后，然后他的行为才可见。所以观察这些足以知道一个人的善恶。然而又必须能够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才显现出他的孝；不然，那么所做的事虽然好，也不能算是孝了。尹氏说：“如果符合道义，即使终身不改变也可以；如果不符合道义，何必等到三年？那么三年不改变，是因为孝子的心有所不忍的缘故。”游氏说：“三年不改变，也是指那些应当改变但可以暂时不改变的情况。”

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以此为美，小事大事都遵循它。”礼是天理的节度文饰，人事的仪则规范。和谐是从容不迫的意思。大概礼的体制虽然严正，但都出于自然的道理，所以它的运用，必定从容不迫，才为可贵。先王的道，因此以此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此。

“有所行不通，只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承接上文说这样，而又有所行不通的，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和谐为贵，一味追求和谐，不再用礼来节制，那么也就不是礼的本然了，所以流荡忘返，也是行不通的。程子说：“礼过度就会疏离，所以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以此为美，而小事大事都遵循它。乐过度就会放荡，所以有所行不通的，只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范氏说：“大凡礼的体制主于敬，而它的运用则以和谐为贵。敬，是礼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是乐产生的根源。有子可以说通达礼乐的根本了。”我认为严正而安泰，和谐而有节制，这是道理的自然，礼的全体。毫厘有差错，就失去中正，而各偏向于一端，其行不通是一样的。

有子说：“诚信接近于义，诺言就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所依仗的不失去可亲的人，也可以作为宗主了。”诚信，指约定的信用；义，是事情应当如此；复，是实践诺言；恭敬，是表达敬意；礼，是节度文饰；因，是依靠；宗，是有主心骨。说约定信用而符合应当，那么诺言必定可以实践；表达恭敬而符合节度，那么就能远离耻辱；所依靠的不失去可亲的人，那么也可以作为宗主而依靠他了。这是说人的言行交际，都应当在开始时谨慎并考虑其最终结果；不然，那么在因循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我丧失的悔恨了。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接近有道的人来匡正自己，可以说是好学了。”不求安饱，是因为志向有所在而没有闲暇顾及。做事勤勉，是勉力补足自己的不足；说话谨慎，

译说话的人，不敢把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尽数说出来。然而他仍然不敢自以为是，一定要向有道德学问的人请教，以端正自己的是非观念，这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了。凡是说到“道”的，都是指事物应当如此的道理，是人们共同遵循的准则。尹氏说：“君子的学问，能够具备这四种品质，就可以说是志向坚定、努力践行的人了。然而如果不向有道德学问的人请教以端正自己，难免会有偏差，就像杨朱、墨翟学习仁义却出现偏差一样，他们的学说流弊发展到无父无君的地步，这还能称为好学吗？《史记》记载：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防守抵御，被宋国任用。《索隐》说：‘《墨子》书中有文子问墨子的内容。文子是子夏的弟子。’如果这样，那么墨家学派在孔子七十位弟子之后。杨朱出现在《庄子》、《列子》两书中，是老子的弟子，与梁惠王同时代。洪容斋《随笔》说：‘墨翟有著作，其弊端见于《孔丛子》；杨朱没有著作，其弊病见于《列子》。’”

译子贡说：“贫穷却不谄媚，富贵却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不如贫穷却安乐、富贵却喜好礼的人。”

谄媚，是卑躬屈膝；骄傲，是矜持放肆。普通人沉溺于贫富的境遇中，不知道如何自我持守，所以必然会有这两种毛病。不谄媚不骄傲，就知道自我持守了，但还不能超脱于贫富之外。凡是说“可以”的，都是勉强可以但还有未尽之意的说法。安乐则心胸开阔、体态安舒，从而忘记自己的贫穷；喜好礼则安处于善道，乐于遵循理法，也就不自知其富有了。子贡从事商业活动，大概先贫穷后富贵，并且曾经在自我持守上用力，所以以此发问，而孔子这样回答，大概是赞许他已能做到的，并勉励他尚未达到的境界。

子贡说：“《诗经》说：‘像加工骨角一样，切了还要磋；像加工玉石一样，琢了还要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诗经·卫风·淇澳》篇，说的是加工骨角的人，既切了又磋；加工玉石的人，既琢了又磨，加工已经精细，却还追求更加精细。子贡自以为不谄媚不骄傲就是极致了，听了孔子的话，又知道义理是无穷无尽的，虽然有所收获，却不可以立刻自满，所以引用这首诗来说明。

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你就能推知未来的。”

过去的是已经说过的，未来的是尚未说过的。我认为这一章的问答，其深浅高下，本来不需要辩说就明白了。然而不切，则磋无处施展；不琢，则磨无处安放。所以求学的人虽然不可以安于小成，而不追求大道的极致，也不可以追求虚远，而不考察切合自身的实际毛病。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尹氏说：“君子追求自身具备的东西，所以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别人，那么是非邪正或许就不能辨别，所以以此为患。”

为政第二

共二十四章

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都环绕着它。”政的意思就是正，用来纠正人的不正。德的意思就是得，践行道而内心有所得。北辰，即北极，是天体的枢纽。《尔雅》说北极叫北辰。郭璞说：“北极，天的中心，用来端正四季。”吕不韦《春秋》说：“极与天一起运行，而天枢不移。”居其所，是不动。共，是向，是说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它。用道德治理政事，那么无为而天下归附，其象征就是这样。程子说：“用道德治理政事，然后才能无为。”范氏说：“用道德治理政事，那么不动而教化，不言而取信，无为而成功。所坚守的极其简单却能驾驭繁杂，所处的极其安静却能制衡躁动，所从事的极其少却能服众。”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诗经》三百一十一篇，说三百，是举其大数。蔽，是概括的意思。“思无邪”，是《鲁颂·駉》篇的话。凡是《诗经》中的言语，善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恶的可以惩戒人的放纵之志，其作用归结于使人得到情性的端正罢了。然而它的言语微妙婉转，且有的因一事而发，寻求直指全体的，没有比这更明白详尽的了。所以孔子说《诗经》三百篇，只有这一句话足以完全概括其义，他指示人的意思也很深切了。程子说：“思无邪，就是诚。”范氏说：“求学的人务必知道要领，知道要领就能守约，守约就足以穷尽广博了。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无不恭敬’。”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道，是引导，意思是走在前面。政，是法制禁令。齐，是用来统一。引导而不听从的，用刑罚来统一他们。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是说苟且免于刑罚而没有羞愧，大概虽然不敢作恶，但作恶的念头未曾消失。

用道德来引导，用礼制来整顿，百姓有羞耻心而且归服。礼，是制度品节。格，是至。是说亲身践行来率领他们，那么百姓本来就有观察感化而兴起；而其深浅厚薄不一的，又有礼来统一他们，那么百姓以不善为耻，而且又有达到善的境界。另一种说法：“格，是正。”《尚书》说：“纠正他的非分之想。”我认为：政是治理的工具，刑是辅助治理的方法，德礼则是产生治理的根本，而德又是礼的根本。它们互为始终，虽然不可以偏废，然而政刑能使百姓远离罪恶罢了；德礼的功效，则有使百姓日渐向善而自己不知道。所以治理百姓的人不可以只依赖其末节，还应当深入探究其根本。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

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心所趋向的叫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