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十二太仓陆世仪撰
吏、户、礼、兵、刑、工，讲究时是六事；若行时止是一事，须是联络贯穿，始得。《周礼》六官皆设联事，正谓此也。
不读周礼不识治天下规模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具此心胸，方能治天下。
凡事皆有一贯，不识一贯，皆有害。禹之治水，得水之一贯者也。鲧之九载绩用弗成，由不识一贯故耳。
当今治效，必六十年，三十年教人，三十年出治；教人十年小成，三十年大成；出治三十年小成，六十年大成。
凡学经济，须有路头。若泛泛探取，徒劳无益。
拨乱不难，致治难。拨乱如十人之材足矣，致治非五人之德不可。三代以下，但有能拨乱者，未有能致治者。
孔子而后，有真学；周公以来，无善治。汉、唐、宋竭力经营，只做得补偏救弊耳。三代规模，全未梦。
见三代以上立法，常使人有为善之利；三代以后立法，常恐人有为恶之弊。使人有为善之利者，是以至诚待人也，故人亦以至诚应之。恐人有为恶之弊者，是以不肖疑人也，故人亦以不肖欺之。
圣人治天下，无一民、一物不入规矩。
收人才，去文法，二者是当今最要务。
古人治天下以礼，今人治天下以法。法胜则礼亡，礼亡则人心絶。法尚不可治天下，而况于无法乎？
汉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宻，然实处处渗漏，以其意欲一网收尽天下故也。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下之大，岂能一网收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看《周礼》一部书，止办得王畿千里以内事，何等干圆洁浄。
人一身之间，耳目口鼻手足腹心，俱不可相无也。然必元首在上，股肱在下，而后一身顺。天下之大，大贤小贤，大德小德，俱不可相无也。然必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而后天下治。不然，有一人焉，首居下，足居上，腹心居外，四肢居内，则见者皆以为怪物，而羣撃杀之矣。乃治天下者，贤奸颠倒，大小易位，有国者初不以为怪，其不至于羣起而撃杀者，几希。
圣人治天下，只是使饮食男女各得其所。饮食男女不得其所，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周礼是治国之书，盖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于王畿以内，故书中所详止于一国之事，使诸侯各如是以治其国，则天下皆治矣。后世治郡县之天下不然，紧要在择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则青苗、保甲之法自可徐举而无弊。王荆公不识此意，纔执政柄，便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不问守令若何，概以青苗、保甲之事强诸天下，是以治国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终朝而壊。试观荆公治临川时，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绩，则知治国之道贵宻，治天下之道贵疎也。古今异冝，为治者不可不审。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故已亦得利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己独利其利，故天下亦各利其利。
古之天下，礼乐尽之；今之天下，赋役尽之。能平赋役，治天下，为得半矣。
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粮；欲官之亷，不如省官而增俸。
周礼》有云：“禄以驭其富。”又曰：“夺以驭其贫。”盖古者禄以公田，既予以爵，则随予以禄田，故筮仕者无患贫之心，而不营心于财利。后则俸禄甚薄，而听入仕者各以私计谋生，若守礼安分，徒资俸禄，则饔飱不给，失驭富之道矣。古者禄田之外，别无私田，既夺其爵，随収其禄田，则无所藉以资生，故贪墨知畏。后则贪墨者无所限制，田连阡陌，即被削夺，而拥资甚厚，无能损其毫毛，失驭贫之道矣。然则亷吏何所藉而为亷？贪吏何所戒而不为贪乎？
古者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甘誓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盖古之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守，行则以战，文武未尝分途也。自战国始有将军之称，秦乃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而文武乃分途矣。夫周官军政皆寄于司马，亦未闻有尾大之患。茍必欲以文武互相制驭，岂君臣相信之道也哉！
吏部虽有用人之权，然湏有职要之法。假如方面大吏及州县正官，此吏部之所当选择也。至于州县之佐贰，与夫师儒
译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讲求理论时是六件不同的事；但在实际施行时却只是一件事，必须将它们联络贯穿起来，才能成功。《周礼》中六官都设有联事之职，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不读《周礼》，就不懂得治理天下的规模。
小德如细流般润泽万物，大德如厚土般化育万物，具备这样的心胸，才能治理天下。
凡事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道理，不认识这个一贯的道理，都会有害处。大禹治水，是掌握了水的贯穿道理。鲧治水九年功绩未能成功，就是因为不认识这个一贯的道理。
当今的治理成效，必然需要六十年：三十年用来教化百姓，三十年用来显现治绩；教化百姓十年取得小成，三十年取得大成；显现治绩三十年取得小成，六十年取得大成。
凡是学习经世济民之学，必须有入门的路径。如果泛泛地探求获取，只是徒劳无益。
平定乱世并不难，实现大治很难。平定乱世有十个人的才能就足够了，实现大治非有五个人的德行不可。夏商周三代以后，只有能平定乱世的人，没有能实现大治的人。
孔子之后，有真正的学问；周公以来，没有良好的治理。汉、唐、宋三代竭力经营，只是做到了补救偏颇、挽救弊端罢了。三代那种治理的规模，完全没有梦见。
看到三代以上制定的法律，常常让人感到行善有利；三代以后制定的法律，常常担心人作恶有弊端。让人感到行善有利的，是因为用至诚之心对待人，所以人也用至诚之心回应他。担心人作恶有弊端的，是因为用不肖之心怀疑人，所以人也用不肖之心欺骗他。
圣人治理天下，没有一个百姓、一件物品不在规矩之中。
收揽人才，废除繁琐的法律条文，这两点是当今最紧要的任务。
古人治理天下靠礼，今人治理天下靠法。法胜过礼，礼就消亡了；礼消亡了，人心就断绝了。法尚且不能治理天下，何况没有法呢？
汉唐以后，治理天下的法律最为严密，然而实际上处处渗漏，这是因为意图想要一网打尽天下人的缘故。古人有话说：“即使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的腹部。”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一网打尽呢？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性昭示于天下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看《周礼》这一部书，只处理王畿千里以内的事务，何等干练、圆满、洁净。
一个人身上，耳目口鼻、手足腹心，都不可互相缺少。但必须头在上，四肢在下，然后身体才能顺适。天下如此之大，大贤小贤、大德小德，都不可互相缺少。但必须小德服从大德，小贤服从大贤，然后天下才能大治。不然，如果有一个人，头在下面，脚在上面，腹心在外面，四肢在里面，那么看见的人都会认为他是怪物，而群起攻击杀死他。然而治理天下的人，贤能与奸邪颠倒，大小地位错位，拥有国家的人起初不认为奇怪，那不至于群起攻击杀死的，几乎没有。
圣人治理天下，只是让饮食男女各得其所。饮食男女不得其所，而天天下大治的，从来没有过。
《周礼》是治理国家的书，因为古代实行分封制，君王所治理的仅限于王畿以内，所以书中详细记载的只是一国的事务，让诸侯各自依照这样治理他们的国家，那么天下就都大治了。后世治理郡县制的天下不是这样，紧要之处在于选择守令，明确升降考核。如果守令选得合适，那么青苗法、保甲法自然可以逐步推行而没有弊端。王安石不懂这个道理，刚掌握政权，就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不问守令如何，一概把青苗法、保甲法强加给天下，这是用治理国家的方法去治理天下，所以不到早晨就败坏了。试看王安石治理临川时，青苗法、保甲法原本自有成绩，就知道治理国家的方法贵在严密，治理天下的方法贵在宽疏。古今情况不同，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不审慎。
天下只是利益罢了。善于谈论利益的人，让天下人都利于他的利益，所以他自己也利于他的利益；不善于谈论利益的人，想要自己独自利于他的利益，所以天下人也各自利于他们的利益。
古代的天下，礼乐足以概括；现在的天下，赋税徭役足以概括。能公平赋税徭役，治理天下，就得到一半了。
想要军队精锐，不如裁减士兵而增加粮饷；想要官员廉洁，不如裁减官员而增加俸禄。
《周礼》说：“用俸禄来驾驭他们的富有。”又说：“用剥夺来驾驭他们的贫穷。”大概古代俸禄来自公田，既然授予爵位，就随之授予禄田，所以谋求做官的人没有担心贫穷的心思，而不经营财利。后来俸禄很微薄，听任做官的人各自用私计谋生，如果遵守礼制安守本分，只依靠俸禄，那么饮食都不够，就失去了驾驭富有的方法了。古代禄田之外，没有私田，既然剥夺了爵位，就随之收回禄田，那么就没有凭借来维持生计，所以贪婪贪污的人知道畏惧。后来贪婪贪污的人没有限制，田地连接阡陌，即使被削夺，而拥有的资财很丰厚，不能损害他的毫毛，就失去了驾驭贫穷的方法了。那么廉洁的官吏凭借什么而廉洁？贪婪的官吏凭借什么警戒而不贪婪呢？
古代天子有六军，他们的将领都是命卿。《甘誓》说：“在甘地大战，于是召集六卿。”大概古代天子把军政寄托给六卿，平时用来守卫，战时用来作战，文武不曾分途。从战国开始有将军的称号，秦朝沿袭它，地位上卿，金印紫绶，文武这才分途了。周官军政都寄托给司马，也没听说有尾大不掉的祸患。如果一定要用文武互相制驭，难道是君臣相互信任的道理吗！
吏部虽然有用人之权，但必须有职掌要务的方法。比如方面大吏及州县正官，这是吏部应当选择的。至于州县的佐贰官，以及师儒
之职，倅贰之官，则听州县自行辟召可矣。后则一命之微，必由铨部总揽，既广人之贤否，岂能尽知。
译对于州县佐贰之职，听任州县自行征召即可。后来即便是最低微的官职，也必定由吏部统一掌管，既然天下人的贤与不贤如此广泛，又怎能全部知晓呢。
吏部所治既广，贤否难知，势不能不循资格。非不欲去资格也，势不可也。故议者不察，不清吏部用人之权，而欲去朝廷资格之弊，此必无之事也。以资格用人，加以避嫌，即使皋陶、伊尹为铨冲，亦不过掣籖唱名，期于无弊而已，断不能自展一筹也。事权之多出吏胥，盖有由矣。
用人循资格，最是大弊。人才不同，各有所冝。有冝大者，有冝小者，有小大无不冝者，小大无不冝，圣人之才也。或冝大，或冝小，贤人之才也。求才于后世，其为圣贤人者寡矣。而朝廷用人，不问其才之大小与否，槩以资格迁升之，是以圣人望一切也，奚可哉？
人才极是难得。善用人者，必审定其才之所冝授之以职，而终身任之，务使竭尽其才。以唐虞之际而致治，止于五人，此人才之难得也。以五人之圣，而各专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冝也。且各专一事，而至于终身不易，此任之而竭尽其才也。使治不及唐虞，而三岁试士，多至四百，则人才何其多？圣不及五臣，而吏、户、兵、刑无所不堪，则才何其大？歴官如传舎，旦至暮去，而动辄奏绩，又何其才之易竭也？
爵禄二字，其用不同。用人当以爵，赏人当以禄。爵者，量材而授者也。其人才堪于兵，则授之以兵；才堪于户，则授之以户。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木，则使之为木工；其人而善土，则使之为土工。用各有所冝也。禄者，量功而授者也。其人而于兵有功，则即于兵加俸；其人而于户有功，则即于户加俸。此如木工善木，则即加以木工之厚饩；土工善土，则即加以土工之厚饩。报各有所称也。后之注铨者，其人方有功于兵，则升之使户；其人方有功于户，则升之使吏。此如董功役者，其人而善土，则赏之使为木；其人而善木，又赏之使为铁、为银也。
孟子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飬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此赏人以禄之一证也。
考察之权最忌专一，《周礼》六计，弊群吏，皆各属长官主之，而共听于冢宰。然其所察者，特王畿之内而已，故听覩真而举措当。后则合天下之铨选，皆听之吏部，甚至州县佐贰之微，亦属于铨司，欲举措之当，不可得矣。
铨司每虑人才壅滞，徃徃设法迁升，即有识者亦欲巧为法以疏通之，此以人才用国家，而未尝为国家用人才也。古者论定后官，量才后禄，故三德者为大夫，六德者为诸侯，凡用之之法，皆求其德与位称耳。由此言之，其人而才足卿相，即布衣而立授卿相可也；其人而才止百里，即筮仕而终身郡邑可也。以至才堪户者终于户，才堪兵者终于兵，如舜世五臣终身不易，何尝有流转迁升如后日也哉！天下事有烦而无谓者，此类是矣。乃当事者方以人多官少为病，以予言方虑其官多而人少也。季世之法，不主于用贤，专主于防不肖。夫既知其不肖，则去之而已，不务去之而务防之，不肖者未必受制，而贤已不胜其掣肘也。安得谓非立法之弊乎？
寛收严试，乆任超迁，此八字用人之良法。
偶行荐举，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大拘，盖荐举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穷，破资格之弊也。倘必曰某官得荐，某官不得荐，某官荐得任某职，某官荐不得任某职，是仍重科目，仍拘资格也。一曰任之无法，盖善恶有类，邪正有党，君子所荐，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荐，大抵多小人。若不立法详试，而概任之，且宜兵而工，冝礼而刑，用违其才者，又不可胜计也。即有真才，亦乌能效用乎？一曰绳之太急，连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终变节，或穷达易操。当其举之，未可谓非也。举之而受举者变节易操，则非举之者之罪也。且仕途倾险诡谲百出，或丛忌举主，而阴中伤所举之人，或倾排所举之人，而并累及乎举主，种种株连，为害不可胜道。则虽有贤士在下，举主亦安能不顾身家，不惜禄位，奋然以举之乎？无怪乎勉强塞责，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虚应故事也。
荐举不可尚虚文，当疏其实。或其人才德兼备，或有德无
译吏部管辖的事务既广泛，贤良与不贤难以分辨，形势上不得不遵循资历等级。并非不想废除资历等级，而是形势不允许。所以议论的人不考察，不清除吏部用人权力的弊端，却想去除朝廷资历等级的弊病，这必定是做不到的事。按照资历等级用人，再加上避嫌，即使让皋陶、伊尹担任选拔官员的职务，也不过是抽签唱名，期望没有弊病罢了，绝对不可能自己施展出一筹之长。事权大多出自吏胥，大概是有原因的。
用人遵循资历等级，是最大的弊病。人才不同，各自有适合的职位。有适合做大官的，有适合做小官的，有大小都适合的，大小都适合，这是圣人的才能。或者适合做大官，或者适合做小官，这是贤人的才能。在后世寻求人才，成为圣贤的人是很少的。而朝廷用人，不问其才能的大小与否，一概按照资历等级升迁，这是把圣人期望等同于一般情况，怎么可以呢？
人才极难得到。善于用人的人，必定审察确定其才能适合的职位授予他，并终身任用他，务必使他竭尽他的才能。凭借唐尧虞舜的时代而达到大治，只用了五个人，这是人才难得。凭借五个人的圣明，而各自专管一件事，这是才能各自有所适合。而且各自专管一件事，以至于终身不改变，这是任用他而竭尽他的才能。如果治理达不到唐尧虞舜的程度，而三年考核士人，多达四百人，那么人才怎么那么多？圣明不及五位大臣，而吏、户、兵、刑无所不能胜任，那么才能怎么那么大？做官像住旅店，早上到晚上走，动不动就奏报政绩，又怎么那么容易竭尽才能呢？
爵位俸禄两个字，它们的用途不同。用人应当用爵位，赏人应当用俸禄。爵位，是衡量才能而授予的。那个人才能胜任兵部，就授予他兵部职务；才能胜任户部，就授予他户部职务。这就像管理工程役事的人，那个人善于木工，就让他做木工；那个人善于土工，就让他做土工。使用各自有所适合。俸禄，是衡量功劳而授予的。那个人在兵部有功，就在兵部增加俸禄；那个人在户部有功，就在户部增加俸禄。这就像木工善于木工，就增加木工的厚饷；土工善于土工，就增加土工的厚饷。报答各自有所相称。后来主持选拔的人，那个人刚在兵部有功，就升迁他去做户部；那个人刚在户部有功，就升迁他去做吏部。这就像管理工程役事的人，那个人善于土工，就赏赐他去做木工；那个人善于木工，又赏赐他去做铁工、银工。
孟子进入那个国家，土地开垦，田野治理，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就有庆赏。庆赏以土地，这是赏人以俸禄的一个证据。
考察的权力最忌讳专一，《周礼》六计，考察群吏，都由各自所属长官主管，而共同听命于冢宰。然而他们所考察的，只是王畿之内罢了，所以听看真实而举措得当。后来合并天下的选拔，都听命于吏部，甚至州县佐贰的微小职位，也属于选拔机构，想要举措得当，不可能了。
选拔机构常常担心人才壅滞，往往设法升迁，即使有见识的人也想要巧妙地制定方法来疏通，这是用人才来为国家服务，而没有为国家使用人才。古代评定之后授官，衡量才能之后授禄，所以三德的人做大夫，六德的人做诸侯，凡是使用的方法，都寻求他的德行与职位相称。由此说来，那个人才能足以做卿相，即使是布衣也立即授予卿相可以；那个人才能只够百里，即使是初次做官也终身在郡邑可以。以至于才能胜任户部的终于户部，才能胜任兵部的终于兵部，像舜时代五位大臣终身不改变，何曾有流转升迁像后来的呢！天下的事情有烦琐而无意义的，这类就是。于是当事的人正以人多官少为弊病，以我的话正担心官多人少。末世的法律，不主张用贤人，专门主张防止不贤的人。既然知道他不贤，那么去掉他罢了，不致力于去掉他而致力于防止他，不贤的人未必受制，而贤人已经不胜其牵制。怎么能说不是立法的弊病呢？
宽收严试，久任超迁，这八个字是用人的好方法。
偶尔实行荐举，最是好方法，然而有三个弊病。一是实行得太拘束，大概荐举的方法，是用来疏通科举的穷途，破除资历等级的弊病。如果一定说某官可以荐举，某官不可以荐举，某官荐举可以担任某职，某官荐举不可以担任某职，这是仍然重视科举，仍然拘束资历等级。二是任用没有方法，大概善恶有类别，邪正有党派，君子所荐举的，大抵多是君子，小人所荐举的，大抵多是小人。如果不立法详细测试，而一概任用，而且适合兵部却做工部，适合礼部却做刑部，使用违背才能的，又不可胜计。即使有真才，又怎么能发挥作用呢？三是约束得太急，连坐的法律，是用来对待小人的，不是用来对待君子的。所以同是一个人，有的始终变节，有的穷达易操。当他荐举的时候，不能说不是对的。荐举而受荐举的人变节易操，那么不是荐举者的罪过。而且仕途倾险诡谲百出，有的丛忌举主，而暗中中伤所荐举的人，有的倾排所荐举的人，而并累及举主，种种株连，为害不可胜说。那么即使有贤士在下，举主又怎么能不顾身家，不惜禄位，奋然荐举他呢？难怪勉强塞责，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虚应付故事。
荐举不可崇尚虚文，应当疏陈其实。或者其人才德兼备，或者有德无
才，或有才无德，或其才长于某事，短于某事，用可任某职，不可任某职，皆一一疏列，不拘大小。臣工有即荐举，多多益善。天子临轩亲策之，分类而试，试以经义治事，择其尤者，更召对面试之。可者擢用，不可用者散归，庶无前弊而収实效。
译人才，有的有才能而无德行，有的擅长某事而短于某事，可以担任某职而不能担任某职，都要一一详细列出，不论职位大小。臣僚们如果有立即推荐的人才，越多越好。天子亲临殿前亲自策问，分类进行考试，用经义和治事来测试，挑选出特别优秀的人，再召见当面面试。可以任用的就提拔使用，不能任用的就遣散回去，这样大概就没有以前的弊端而能收到实际效果。
日者，观匠人得教人与噐使之道。凡木之大小、枉直，皆材也。规矩绳墨，皆法也。材有不齐，而法无不一，故能使之咸就条理。至于竒瑰之材，不可拘以绳墨者，则又随材而噐使之。故天下无不可用之材，而亦无不可成之事。秦以后，教法废矣，而噐使之道则又弃而不讲。使细者为梁，短者为柱，大者为椽，长者为节。乃谓天下无材，谓天下之事必不可成，岂不寃哉！
看筛米得取人之法，虽疎节阔目，不无遗珠之叹。然徃徃拔十得五。旧制举进士必分试九卿衙门观政，每衙门约三十余人，堂长司僚与之朝夕而试之事，会其实以上于天官。天官籍注以定铨选，随材授职，职必乆任。故洪永时得人为盛，后之观政则不过随班作揖而已，名存实亡，可慨也夫。
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开诚布公，主于用君子，虽或间容小人，然君子易于展布。三代以后，禁制束縳主于防小人，小人终不能防，而君子之进退掣肘，为己极矣。问：“设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无防法。”
中庸》曰：「继絶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徃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则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怀诸侯；今人治天下，全在择守令。
谚语：「清官不出吏人手，非官愚而吏智也。官不乆任，而吏多积年，故耳。诚能一切反之，吾知吏必不能出官手也。」
人非圣人，不能无过，故君有过，臣谏之；父有过，子谏之。代不乏人，独为长吏，令一邑，未闻辟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过失。近为民父母，而骄亢反过于至尊，无拒谏之名，而有弭谤之实，诚所不觧也。今后吾党得第为县令时，必尊礼有道，祈闻得失。月朔必置一柜，令士民投牍于中，言我一月中过差，庶无冒昧妄行之弊。
治天下以求才为先，治一邑亦当以求才为急。今之郡县，非无才也，而有司不知作兴鼔舞之道。其有留意人才者，不过季考月课，为文字相知耳。夫文字之责，上有督学，下有学师，何烦有司更为数数也？愚谓有司季考月课，当另为一法，分理学、经济二科，设为条问。理学如颜子所好何学之类，经济则举时务之切要者，每科数条，观其所答优劣。德行优者，飬之庠序；经济优者，措之施行。不惟贤才可以立得，而闻风兴起者，吾知且不可胜计矣。
思辨録辑要》卷十三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
设官分职，所以为民极也。故官制清，则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国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罢侯置守，分爵二十级，而汉、唐、宋因之，愈棼愈乱。其制有爵，有职官，有加官，又有散阶、勲爵；或一官而兼数术，或一事而设数官；或古贵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贵。名目混淆，等第杂乱，欲居官者顾名思义，难矣。于以治民，不亦谬哉？故愚谓治天下，断自清官制始。
三代以官为治事之司，故其制简而清；后世以官为赏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乱。
勲阶之制，始于唐，歴代因之。夫既有品级，又有勲阶，不繁而益繁乎？且古制，卿大夫士至明，始一以大夫为称，而但以荣禄、光禄、资善、资政为次第，亦何所分别？甚有大夫与卿同称者，如资徳大夫、正治上卿之类，盖因循于唐宋之旧，而不知取法于三代也。
九品之制，竟以「上卿」「亚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别之，似觉清楚。
三公三孤，古所谓论道、经邦、贰公、弘化者也。记曰：「天子无职，三公无官，参职天子，何官之称？」盖非特参职天子，直尊于天子矣。故其称曰「师」，曰「傅」，曰「保」，皆尊于天子之称也。惟周召之伦，足以当，之无则寜缺。故曰：「官不必备，惟其人。」周召之以公孤兼宰相，以公孤宰相，非周召不可也。后世不务得周召其人，而概以公孤为兼官，驯至唐宋，或以之加武臣，或以之加寺宦，或以之加亲王子弟，名实之乖，遂至大坏先王之意，荒矣。愚谓师傅等官，多属空名，似不必设之。独所谓国子监者
译从前，我观察工匠，领悟到教导他人和任用器具的道理。凡是木材的大小、弯曲或笔直，都是材料。圆规、曲尺、墨线，都是法则。材料虽然参差不齐，但法则却是统一的，所以能使它们都符合条理。至于那些奇特瑰丽的材料，不能用常规法则来拘束的，就根据材料的特性来任用。所以天下没有不可用的材料，也没有不可成功的事情。秦朝以后，教化法度废弛了，而任用人才的方法又被抛弃而不加讲求。让细小的木材做房梁，短的做柱子，大的做椽子，长的做榫头。于是说天下没有可用的人才，说天下的事情一定无法成功，这难道不是冤枉吗！
观察筛米，领悟到选拔人才的方法，虽然筛孔疏阔，难免有遗漏珍珠的叹息。然而往往能十中取五。旧制规定，考中进士必须分配到九卿衙门实习政务，每个衙门大约三十多人，长官和属官与他们朝夕相处，通过实际事务来考察，汇总他们的实际情况上报给吏部。吏部登记注籍以确定选拔任用，根据才能授予职位，职位必须长期担任。所以洪武、永乐年间选拔的人才最为兴盛，后来的实习政务不过是随班行礼作揖罢了，名存实亡，令人感慨啊。
用人的方法，古今不同。夏商周三代以前，开诚布公，主要在于任用君子，虽然偶尔也容纳小人，但君子容易施展抱负。三代以后，禁令束缚，主要在于防范小人，小人终究无法防范，而君子的进退受制，已经到了极点。问：“假设有小人，该怎么办？”答：“对于小人只有不任用的方法，没有防范的方法。”
《中庸》说：“延续断绝的世系，举荐废弃的国家，治理乱世，扶持危局，按时朝见聘问，厚待使者而薄收礼物，这是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由此可知，古人治理天下，全在于安抚诸侯；今人治理天下，全在于选择地方长官。
谚语说：“清官不出吏人手，不是官员愚笨而吏役聪明。官员不长期任职，而吏役大多多年积累，所以如此。如果真的能完全反过来，我知道吏役一定不能操控官员了。”
人不是圣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所以君主有过错，臣子劝谏；父亲有过错，儿子劝谏。历代不乏这样的人，唯独作为长官，治理一个县，没听说开辟一条言路，让下属能够陈述他的过失。近来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骄傲狂妄反而超过至尊的君主，没有拒绝劝谏的名声，却有消除诽谤的实质，实在令人不解。今后我们同党考中进士担任县令时，一定要尊重礼遇有道之人，请求听闻得失。每月初一必须设置一个箱子，让士人百姓把文书投入其中，陈述我一个月内的过错偏差，希望没有轻率妄行的弊端。
治理天下以寻求人才为先，治理一个县也应当以寻求人才为急。现在的郡县，并非没有人才，而是主管官员不知道激励鼓舞的方法。那些留意人才的，不过是在季度考核、月度考试中，通过文章来了解罢了。文章的责任，上面有督学官，下面有学师，何必烦劳主管官员一再过问呢？我认为主管官员的季度考核、月度考试，应当另立一种方法，分为理学、经济两科，设立条文提问。理学如“颜子所好何学”之类，经济则列举时务中切要的问题，每科几条，观察他们回答的优劣。德行优秀者，在学府中培养；经济优秀者，付诸实施。不仅贤能的人才可以确立，而且闻风兴起的人，我知道将数不胜数。
《思辨录辑要》卷十三 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
设置官职，是为了给百姓树立准则。所以官制清明，百姓的心志就安定。周代的制度，在天下只有公、侯、伯、子、男；在一个国家只有卿、大夫、士而已。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分爵位为二十级，而汉、唐、宋沿袭它，越来越纷繁混乱。其制度有爵位，有职官，有加官，又有散阶、勋爵；有的一个官职兼任多种职务，有的同一件事设置多个官职；有的古代尊贵而现在卑贱，有的古代卑贱而现在尊贵。名目混淆，等级杂乱，想要担任官职的人顾名思义，很难了。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是错误的吗？所以我认为治理天下，务必从清明的官制开始。
三代把官职作为处理事务的机构，所以其制度简单而清明；后世把官职作为赏赐人的物品，所以其制度繁杂而混乱。
勋阶的制度，始于唐代，历代沿袭。既然已经有品级，又有勋阶，不繁杂而更加繁杂吗？况且古代制度，卿大夫士非常明确，开始统一以大夫为称呼，而只以荣禄、光禄、资善、资政作为次第，又有什么分别呢？甚至有大夫与卿同称的，如资德大夫、正治上卿之类，大概是因为沿袭唐宋的旧制，而不知道效法三代。
九品的制度，竟然以“上卿”“亚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来区别，似乎觉得清楚。
三公三孤，是古代所说的讨论治国大道、经营国家、辅佐公卿、弘扬教化的职位。《礼记》说：“天子没有职事，三公没有官职，参预天子的职事，称什么官呢？”大概不只是参预天子的职事，简直是比天子更尊贵了。所以他们的称呼叫“师”，叫“傅”，叫“保”，都是比天子更尊贵的称呼。只有周公、召公这类人，才足以担当，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宁可空缺。所以说：“官职不必完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周公、召公以公孤兼任宰相，以公孤为宰相，非周公、召公不可。后世不致力于得到周公、召公那样的人，而一概以公孤作为兼官，以至于唐宋时期，有的加给武臣，有的加给寺宦，有的加给亲王子弟，名实相违背，于是大坏先王的意图，荒谬极了。我认为师傅等官，多属于空名，似乎不必设置。唯独所谓国子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