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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思辨录辑要二十五

思辨録辑要》卷二十四太仓陆世仪撰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72–209 段

山所谓以歳月日辰之数推而上之,得元会运世之数;推而下之,得寸分丝毫之数也。以至歳月日时,皆推至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故其厯亦用十二万九千六百为分。

译山氏所说的,是用年、月、日、辰的数目向上推演,得出元、会、运、世的数目;向下推演,得出寸、分、毫、丝的数目。以至于年、月、日、时,都推演到十二万九千六百这个数目,所以他的历法也采用十二万九千六百作为分度。

邵子曰:「火为阳中之阴,水为阴中之阳。盖万物自天地而外,无纯阴阳者,观八卦可见。」

凡虚处皆天,凡实处皆地。凡气皆天,凡质皆地。假如人物鸟兽,其肢体血肉是地质,其知觉虚灵皆天气也。假如草木,其枝干花叶皆地质,其生机皆天气也。

康节天依地,地依天,与‘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之语,初看极是囫囵语,然仔细穷究,却是至理。任他甚么议论,总不出此四句。假如天不依地,地不依天,则天地还依个甚么?即使天地果有依附,然为天地所依附者,又依附个甚么?推而至于百千万重,无不皆然,此是无了期话头。又如动静阴阳,若必要求个端,必要求个始,则无动无静,无阴无阳,还成个甚么?此是个没巴鼻话头。”“天依地,地依天,此所谓以无穷穷之,不若以有穷穷之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此所谓以有穷穷之,不若以无穷穷之也。”不惟道理如此,实际亦必是如此,实际总不出道理也。

凡阴阳,只是一气。阳气下梢,便属阴。今以天属阳,地属阴。天属气,地属质者,气老则为质,质亦是气也。

气老为质,如人呵气着物,便成水。气阳也,成水则为阴,而属质矣。天一生水,亦犹是也。愈久愈实,凡为火、为土、为金、为木,都是这个气。

凡气皆阳,凡质皆阴。五行皆质,则五行皆阴也。然则何以谓水为阴,谓火为阳,谓金为阴,谓木为阳?盖阴阳初无定着。以五行之质对五行之气而言,则五行之气为阳,五行之质为阴。以五行互相对而言,则水为阴,火为阳,金为阴,木为阳。譬之于人,以男对女而言,则男为阳,女为阴。就男女一身言,则气为阳,血为阴。总无定着也。

天地间只是一阴阳,就其流行处看,便是一气;就其对待处看,便是二气。万事万物都如此看。

天地化生时,人与万物一齐生下,不止是一种,即一种,亦不止一个。气所聚处,即化出。或以为止一二人者,非也。

天地化生,至今亦未尝絶。即如泥土有被火烧过者,其中生机已絶,草种已断,然日月既久,雨露之润,依旧生草,此皆所谓化生也。但天地初开辟时,其气厚,故能化生大物;今则气薄,仅能化生微物而已。由此观之,后来天地日益久,气日益薄,即微物亦化生不得不特微。物化生不得,天地薄,则天地所生之物亦薄,即形生亦渐渐衰少,此便是大气将息之候也。

宿虞九草堂,早起,偶见盆水,初甚浑,既而渐清,渣滓下坠。予谓虞九曰:「此即可悟天地开辟之理。」虞九曰:「然,予亦于此悟天地化生之理。盖春夏时便可化生水虫之属,秋冬时则不能也。」

生物繁多,则天地之气质薄;犹之产子过众,则父母之气血衰。

或问:“天裂,为阳不足?阳既不足,乃旋裂而旋合,何也?”曰:“此犹人之有呵欠,气不续,则有呵欠;呵欠之后,气仍续矣。”

或问朱子“天殻”之说如何?曰:“朱子亦是偶然带说。盖天形如卵,既如卵,则似有包裹;既有包裹,则似有殻,想当然耳。然既有殻,则须究到何处顿放?此邵子所以有‘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之说也。凡此等事,皆圣人所存而不论,所谓‘圣人亦有所不知’也。”

昔人言:「斗柄东而天下皆春,以渐而南,而西而北,为夏秋冬。」此以尧时冬至日在虚仲,春中星为朱鸟故也。今则冬至日在箕三度,春分昏井为中星,则斗柄渐渐且指东北矣。厯家筭二千余年,当转一宫,则指寅者且转而指丑,指丑者又将转而指子。盖二万余年而春分之斗柄且将歴指十二宫矣。岂可执「斗柄东指」一语为春分之定局乎?

今立春至雨水后,斗柄尚指丑,建寅之说已差半月余。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天之四兽,分前后左右。盖亦以尧时天盘为定局,而朱雀居午,玄武居子,苍龙居夘,白虎居酉也。若斗柄既移,则周天之星俱转,前后左右亦不可拘为定位。

天文图二分二至,厯家向次四孟之中,仍尧时羲和之旧也。西洋今改次四季,亦以中星不同之故

译邵伯温说:“火是阳中之阴,水是阴中之阳。大凡万物,除了天地本身之外,没有纯粹只有阳或纯粹只有阴的,观察八卦就可以明白。”

凡是虚空的地方都是天,凡是实有的地方都是地。凡是气都是天,凡是形质都是地。比如人、物、鸟、兽,它们的肢体血肉属于地的形质,它们的知觉和虚灵属于天的气。比如草木,它们的枝干花叶属于地的形质,它们的生机属于天的气。

康节先生(邵雍)说天依附于地,地依附于天,以及“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这些话,初看时极像是含糊不清的话,然而仔细探究,却是至高的真理。任凭什么样的议论,总不出这四句话。假如天不依附地,地不依附天,那么天地还依附什么呢?即使天地确实有所依附,然而被天地所依附的那个东西,又依附什么呢?推演到百千万层,无不都是这样,这是没有尽头的议论。又如动静阴阳,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开端,一定要寻找一个起始,那么没有动没有静,没有阴没有阳,还能成为什么呢?这是没有根据的议论。”“天依附地,地依附天,这就是所说的用有限的东西去穷究无限,不如用无限的东西去穷究有限;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这就是所说的用有限的东西去穷究无限,不如用无限的東西去穷究有限。”不仅道理如此,实际情况也必定如此,实际情况总不出道理之外。

大凡阴阳,只是一股气。阳气到了尽头,就属于阴。现在把天归属于阳,地归属于阴。天归属于气,地归属于形质,因为气衰老了就变成形质,形质也是气。

气衰老变成形质,就像人呵气对着物体,就会凝结成水。气是阳,凝结成水就变成阴,而属于形质了。天一生水,也是这个道理。时间越久越实在,凡是火、土、金、木,都是这股气。

大凡气都是阳,大凡形质都是阴。五行都是形质,那么五行就都是阴。然而为什么说水是阴,火是阳,金是阴,木是阳呢?因为阴阳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归属。以五行的形质对比五行的气来说,五行的气为阳,五行的形质为阴。以五行相互对比来说,水为阴,火为阳,金为阴,木是阳。拿人来说,以男对比女来说,男为阳,女为阴。就男女一个人来说,气为阳,血为阴。总之没有固定的归属。

天地间只是一阴一阳,从它流行的地方看,就是一股气;从它相对的地方看,就是两股气。万事万物都这样看。

天地化生万物时,人与万物是一起诞生的,不止一种,即使一种,也不止一个。气聚集的地方,就化生出来。有人认为只有两个人,这是不对的。

天地化生,至今也没有断绝。就像泥土有被火烧过的,其中的生机已经断绝,草种已经断绝,然而日月长久,雨露滋润,依旧长草,这都是所谓的化生。只是天地刚开辟时,气浓厚,所以能化生大物;现在气稀薄,只能化生微小的东西罢了。由此看来,后来天地日益久远,气日益稀薄,即使是微小的东西,化生也不得不特别微小。东西化生不出来,天地稀薄,那么天地所生的东西也稀薄,即使形体产生也渐渐衰少,这就是大气将要休息的征兆。

寄宿在虞九的草堂,早起,偶然看见盆里的水,起初很浑浊,后来渐渐清澈,渣滓下沉。我对虞九说:“这就可以领悟天地开辟的道理。”虞九说:“是的,我也由此领悟天地化生的道理。大凡春夏时就可以化生水虫之类,秋冬时就不能了。”

生物繁多,那么天地的气和形质就稀薄;就像生孩子过多,父母的气血就衰弱。

有人问:“天裂开,是因为阳气不足吗?阳气既然不足,为什么刚裂开又刚合上呢?”回答说:“这就像人有呵欠,气不接续,就有呵欠;呵欠之后,气仍然接续了。”

有人问朱熹关于“天壳”的说法如何?回答说:“朱熹也是偶然附带说的。大凡天的形状像蛋,既然像蛋,就似乎有包裹;既然有包裹,就似乎有壳,想当然罢了。然而既然有壳,就必须追究到什么地方放置?这就是邵伯温之所以有‘天依附地,地依附天,天地自然相互依附’的说法。凡是这类事情,都是圣人存而不论的,所谓‘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

古人说:“北斗星的柄指向东,天下都是春天,逐渐指向南、西、北,分别是夏、秋、冬。”这是因为尧帝时冬至日在虚宿中间,春分的中星是朱鸟的缘故。现在冬至日在箕宿三度,春分黄昏井宿为中星,那么北斗星的柄渐渐指向东北了。历法家计算两千年,应当转动一个宫位,那么指向寅的将要转而指向丑,指向丑的又将转而指向子。大凡两万余年,春分的北斗星柄将要依次指向十二宫。怎么能执着于“斗柄东指”这一句话作为春分的定局呢?

现在立春到雨水之后,斗柄还指向丑,建寅的说法已经差了半个月多。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天上的四兽,分前后左右。大凡也是以尧帝时的天盘为定局,而朱雀居午位,玄武居子位,苍龙居卯位,白虎居酉位。如果斗柄已经移动,那么周天的星宿都转动,前后左右也不可拘泥为固定位置。

天文图上的二分二至,历法家向来在四季孟月的中间,仍然沿用尧帝时羲和的旧制。西洋现在改在四季的中间,也是因为中星不同的缘故。

欤?

斗柄逐月顺天而左旋,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日躔逐月逆天而右退,如正月太阳过亥,二月太阳过戍是也。盖日月合朔,毎在合宫,如十一月日月会于丑,则斗柄建子,是为子与丑合,以下仿此。故曰日月会于上,阴阳会于下。今斗建渐差,则合宫亦渐差。

译欤?

北斗的斗柄随着月份顺应天象向左旋转,例如正月斗柄指向寅位,二月指向卯位,就是如此。太阳的轨迹随着月份逆着天象向右退行,例如正月太阳经过亥位,二月经过戍位,就是如此。因为日月合朔,总是在相合的宫位,例如十一月日月会合于丑位,那么斗柄就指向子位,这就是子与丑相合,其余月份以此类推。所以说日月在上方会合,阴阳在下方会合。如今斗柄所指的方位逐渐出现偏差,那么相合的宫位也就逐渐出现偏差。

天地间只有阴阳,阴阳只有五行。释氏之地水火风,邵子之水火土石,西教之天地气火,总欠自然。

水火皆气也。气湿则为水,气燥则为火。故五行惟水火为最先。

五行皆气,水火则气之穉,木则气之壮,金土则气之老,而成渣滓矣。故五行之次,水火、木、金、土。

木无土,无以生;金无土,无以藏;水火无土,无以附丽。而土序于五行之后,盖土者,五行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

正儿问:“天地生五行,次序是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次序,又是木、火、土、金、水。同异如何?”曰:“天地生五行,是气化;五行相生,是形化。气化、形化二者不同。气化是一齐生,下虽有次序,却是衡生;形化是一直生,其间次序,却是纵生。人物之气化、形化亦然。”

虞九兄问《思辨録》云:「水火木金土为天地生五行之序,木火土金水为五行自相生之序。」朱子《太极图释》又云:「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其不同何也?曰:「此亦无不同,但朱子是就气与质分看五行,其曰『行之序』是指春夏秋冬而言也。故曰气,愚则专就质上论五行耳。」

就质上看,五行次序不同,其理亦易晓。譬如父母生下五子,其次序是如此;至五子又各生子,则其次序又自不同,决不能长房生长子,次房生次子。所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

问伏羲画卦时,何不取阴阳五行,而取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曰:伏羲画卦时,是一直叠起,两两对待,见天地间最大之物。自天地外,惟有雷风水火山泽,故即取以为象。要之,八卦自后天看,即是五行:水火而外,天与泽金也;雷风木也;地与山土也。五行一阴阳也。

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是本河图。然河图上但有自一至十之文,系辞但有天一至地十之语,而无五行生成之说。疑文公此言,本于周子太极图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一语。然细玩太极图,水天一所生,而成于地六,故自左而交系于右;火地二所生,而成于天七,故自右而交系于左。此极与河图相合。但茍如此,则木又当居右,金又当居左,而图不然。岂水火之位以成言,木金之位又以生言耶?且周子言“阳变阴合”,则似五行俱天生而地成,阳生而阴成者。然如此,则又与“阴根阳,阳根阴”之说不合。未审如何。

九咸问:“五行生成,固是因河图而起,然亦有实际可言否?”曰:“以实际言之,想天地初开辟时,其空中一团温润之气,全是水,然必降于地,而后成水,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者,火藴于石,为出于地,然必丽空始明,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者,凡木之生,皆是天气先透上,然后地气附之而成质,今大木锯开,中有纹理层层直上,其间皆有细点空处,此即天气也。地生芝菌,亦木之类,此属化生,尢可想见其中间空处是天,外实处是地也,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者,金出于矿,五金皆在地,然亦得日月雨露之精华而后成,故曰天九成之。土则全是地,然许多渣滓俱是从清虚中澄积下来,是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也。”

人身五脏配天地五行,故即五脏之生,亦可想见五行之生。养生家曰:「人之生也,先生乎肾;其絶也,亦先絶乎肾。」故人在母腹,初受胎时,止是两肾,两肾中间一点空处,此受气之初,连于母脐,受母呼吸道,家谓之槖钥。次即生心,生肝,生肺,生脾,而周身之肉生焉,与五行之生次序无二也。

即人之絶也,先絶乎肾。观之天地消歇,亦必是水先竭。试观尧时洪水,至今江窄川堙,已是渐成沧海桑田矣。水竭则火炽,前人刼火之说,亦未必为无谓。

朱子谓五行之说,《正蒙》一叚说得最好,不轻下一字。今看来亦未必然。其解“曲直”曰:“能既曲而反申也。”解“从革”曰:“一从革而不能自反也。”与蔡氏“曲而又直,从而又革之”说不同,此不必论。至“水火土不得而制”,夫土可克水,火亦蕴

译天地间只有阴阳,阴阳只有五行。佛教所说的地、水、火、风,邵雍所说的水、火、土、石,西方宗教所说的天、地、气、火,都欠缺自然之理。

水和火都是气。气湿润就成为水,气干燥就成为火。所以五行中只有水和火是最先产生的。

五行都是气,水和火是气的幼年阶段,木是气的壮年阶段,金和土是气的老年阶段,从而形成了渣滓。所以五行的次序是:水、火、木、金、土。

木没有土,无法生长;金没有土,无法储藏;水和火没有土,无法依附。而土排在五行之后,大概是因为土是五行得以开始和终结的根本。

正儿问:“天地产生五行,次序是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的次序,又是木、火、土、金、水,这两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哪里?”回答说:“天地产生五行,是气的化生;五行相生,是形的化生。气化与形化两者不同。气化是同时产生,下面虽然有次序,却是横向并列产生;形化是依次产生,其中的次序,却是纵向递进产生。人物之气化、形化也是如此。”

虞九兄问《思辨录》中说:“水、火、木、金、土是天地产生五行的次序,木、火、土、金、水是五行自身相生的次序。”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又说:“从物质实体来说其产生的次序,则说是水、火、木、金、土;从气来说其运行的次序,则说是木、火、土、金、水。”这两者的不同在哪里呢?回答说:“这也并无不同,只是朱熹是从气与质分开来看五行,他所说的‘运行的次序’是指春、夏、秋、冬而言的。所以说气,我则专门从物质实体上来论述五行罢了。”

从物质实体上看,五行的次序不同,其道理也容易明白。譬如父母生下五个儿子,他们的次序是这样;等到五个儿子又各自生子,那么他们的次序又自然不同,决不可能老大生老大,老二生老二。所谓五行的产生,各自有其本性。

问:伏羲画卦时,为什么不取阴阳五行,而取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回答说:伏羲画卦时,是层层叠加,两两相对,展现天地间最大的事物。除了天地之外,只有雷、风、水、火、山、泽,所以就取它们作为卦象。总之,八卦从后天来看,就是五行:除了水、火之外,天与泽属金;雷与风属木;地与山属土。五行统一于阴阳。

五行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等等,是本于河图。然而河图上只有从一到十的文字,《系辞》只有天一到地十的说法,而没有五行生成的说法。怀疑朱文公这话,本于周敦颐《太极图说》中“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这一句话。然而仔细玩味太极图,水由天一所生,而成于地六,所以从左边交叉联系到右边;火由地二所生,而成于天七,所以从右边交叉联系到左边。这与河图极为吻合。但如果这样,那么木又应当居右,金又应当居左,而图却不是这样。难道水和火的位置是从“成”来说,木和金的位置又是从“生”来说吗?而且周敦颐说“阳变阴合”,似乎五行都是天生而地成,阳生而阴成。如果这样,却又与“阴根于阳,阳根于阴”的说法不合。不知究竟如何。

九咸问:“五行生成,固然因河图而起,然而是否有实际依据可说呢?”回答说:“从实际来说,我想天地初开辟时,空中一团温润之气,全是水,但必须降落到地上,而后才成为水,这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火蕴藏在石头中,是从地中出来的,但必须依附于天空才明亮,这就是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凡是树木的生长,都是天气先透上来,然后地气附着它而形成实体,现在大木锯开,中间有纹理层层直上,其间都有细小的空隙,这就是天气。地生出灵芝菌类,也属于木类,这属于化生,尤其可以想见其中间空处是天,外围实处是地,所以说地八成之。地四生金,金出于矿藏,五金都在地下,但也得到日月雨露的精华而后形成,所以说天九成之。土则全是地,但许多渣滓都是从清虚中澄积下来的,是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

人身五脏配属天地五行,所以五脏的产生,也可以想见五行的产生。养生家说:“人的出生,先生于肾;人的死亡,也先绝于肾。”所以人在母腹中,刚受孕时,只有两个肾,两肾中间一点空处,这是受气的初始,连着母亲的脐带,接受母亲的呼吸,医家称之为橐钥。接着就生心,生肝,生肺,生脾,然后周身的肉就长出来了,这与五行产生的次序没有两样。

就是人的死亡,也是先绝于肾。观察天地消歇,也一定是水先枯竭。试看尧时的洪水,至今江河变窄、山川填没,已经是渐渐变成沧海桑田了。水枯竭则火炽盛,前人所说的劫火之说,也未必没有道理。

朱熹说五行的说法,《正蒙》中的一段说得最好,不轻易下一个字。现在看来也未必如此。他解释“曲直”说:“能够弯曲而又能伸展。”解释“从革”说:“一味顺从变革而不能自我反转。”这与蔡氏“弯曲而又伸直,顺从而又变革”的说法不同,这不必论。至于“水火土不得而制”,土可以克制水,火也蕴藏

于石,何谓不得而制?又曰:“木金为土之华实。”木金之性有水火之杂。夫谓“木金为土之华实”,则可谓“木金性有水火之杂”,无乃支离?

译对于石,为什么说无法控制它?又说:“木和金是土的精华与果实。”木和金的性质中混杂着水和火。如果说“木和金是土的精华与果实”,那么就可以说“木和金的性质中混杂着水和火”,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支离破碎?

正儿问:“五行相生,如木之生火,火之生土,土之生金,水之生木,皆可无疑。独金之生水,金何以生水耶?谓金得火则流而为水耶?曰:非然也。此以五气之流行言也。其说本于后天图,所谓‘帝出乎震’者,至秋冬之交,则干与坎遇。干,金也;坎,水也。干之生坎,即天一生水,而为金生水也。若以为金得火而流,何啻天壤!”

日为至阳之精,阳气能生万物,故日所至之处,万物即随之而生。南至而为冬,北至而为夏。夏则物生,冬则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岭南四时皆热,而草木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则多沙漠不毛矣,远日故也。

寒暑之徃来,存乎日;潮汐之消长,应乎月。寒暑,气也,阳也,故存乎日;潮汐,水也,阴也,故应乎月。

或问先儒言阴阳之气皆有六层,一层进则一层退,似乎寒暑闗系阴阳,非由乎日者?曰:日者阳精,日之进退,正阴阳之所由消长也。所云六层者,以卦气言,即十二辟卦,如十一月是复,十二月是临之类。盖日自冬至后渐北渐近,则渐暖;至夏至而暑极。自夏至后渐南渐逺则渐寒;至冬至而寒极。凡十二月,所谓进退,皆有六层也。然冬至之寒未极,至大寒而极;夏至之暑未极,至大暑而极者,如日出之苍凉,日中之沸汤,以渐而至,非有他说也。若寒暑不由乎日,则九州岛四海之寒暑宜絶无异同,乃何以北多寒而南多暑?赤道之下,其人裸身赤髪;铁勒以北,竟至有冰海哉!

亦史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是如何解?曰:天地间阴阳消息动静盈虚之理,大自天地,细自万物,莫不皆然。然其间之可指而易见者,莫如昼夜。故即一昼夜之道,茍能会心于此,则幽明死生鬼神阴阳消息动静盈虚之理,无不一以贯之矣。玩“一”“通”字,“一”“道”字,即知“昼夜”二字所该甚广。邵尧夫一部《皇极经世》,只是将歳月日辰推而上之,得元会运世;推而下之,得分厘丝毫。此所谓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也。古人悟处,大约即小见大,道理只是一贯。

熊儿问儒者:“言天地万物本同一体,即如此草木,何处见得他与人一体?”曰:“草木不是与人一体,如何补气者食之便补气,补血者食之便补血?縁他与我同受这阴阳五行之气,故浑合无间。”

昼夜只阴阳两字,更不必分外寻讨。

日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惟春秋分则正在赤道,故昼夜适中,而寒暑亦适中。若冬至,则日道昼在极南,夜在地中间矣,故池有坚冰,而井水翻暖。夏至则日道昼在顶上,而夜在极北,故时方溽暑,而井泉翻寒。总之系乎日也。

日之所行为黄道,月之所行为白道。天文家惟月道最难明。《洪范》谓月行九道,此以日之黄道为主,而以月道之出其南者为赤道,出其北者为黑道,出其东者为青道,出其西者为白道。四道各二,为八道,并黄道为九也。其实月道不止于九,月道之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为一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杪。歴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则月道应二百四十九变。谓九道者,约畧以四正四隅言也。

日行一歳一周天,故毎歳则有日差。月行二十七日一周天,故毎交则有月差。日行迟,月行疾,故也。

日与风雨霜露雷霆,皆于万物有损益。惟月于万物无损益,其亦后妃不参外事、不主生杀之义欤?

予向谓月光应日,非借日,人颇以为疑。今读袁了凡论,以为日食有南北互异之分。若谓月光借日而因人之所见以为盈亏,则安得晦朔弦朢处处皆同,而无分杪之异?此言亦足为月光应日之证。

正儿问:“恒星是何人指点?”出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人总是一理。恒星即庶民庶物之精,圣人因其有是象,即因而指点之。尧时已有星名,不必巫咸、甘石而后有星名也。尝忆少年数歳时,夏夜仰卧庭中,见众星歴歴如城郭,及今观之,即天市垣也。乃知星固可以象测。”

或问:“客星、彗、孛之类,既云天所不常有,则是本无之星也,何以忽然而有?”曰:“此亦

译正儿问:“五行相生,比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水生木,这些都可以毫无疑问。唯独金生水,金凭什么能生水呢?是说金遇到火熔化流动而变成水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从五气流行的角度来说的。这种说法本源于后天八卦图,所谓‘帝出乎震’,到了秋冬之交,乾卦与坎卦相遇。乾代表金,坎代表水。乾生出坎,也就是‘天一生水’,这就是金生水的道理。如果认为金是因为遇到火熔化流动才变成水,那差别岂不是像天和地一样遥远!”

太阳是至阳的精气,阳气能够滋生万物,所以太阳照射到的地方,万物就随之生长。太阳运行到最南端就是冬天,运行到最北端就是夏天。夏天万物生长,冬天万物凋零,在中原地区都是如此。只有岭南地区四季都炎热,草木大多不枯死,这是因为离太阳近的缘故。北方则多沙漠荒原,寸草不生,这是因为离太阳远的缘故。

寒暑的往来,取决于太阳;潮汐的涨落,应和着月亮。寒暑属于气,属于阳,所以取决于太阳;潮汐属于水,属于阴,所以应和着月亮。

有人问:先儒说阴阳之气都有六层,一层进则一层退,这似乎表明寒暑与阴阳有关,而不是由太阳决定的?回答说:太阳是阳的精气,太阳的进退,正是阴阳消长的原因。所说的六层,是从卦气来说的,即十二辟卦,比如十一月是复卦,十二月是临卦之类。大概太阳从冬至后逐渐向北靠近,天气就逐渐变暖;到夏至时暑气最盛。从夏至后逐渐向南远离,天气就逐渐变冷;到冬至时寒气最盛。总共十二个月,所谓的进退,都有六层。然而冬至时的寒冷还没到极点,到大寒时才到极点;夏至时的暑热还没到极点,到大暑时才到极点。这就像日出时的清冷,正午时的沸汤,是逐渐达到的,没有其他的说法。如果寒暑不由太阳决定,那么九州四海的寒暑应该完全没有差异,那为什么北方多寒冷而南方多暑热?赤道之下,人们裸身赤发;铁勒以北,竟然有冰海呢!

亦史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该怎么解释?回答说:天地间阴阳消长、动静盈虚的道理,大到天地,小到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然而其中可以指认且容易看见的,没有比昼夜更明显的了。所以只要通过一昼夜的道理,如果能在此领悟,那么幽明、死生、鬼神、阴阳消长、动静盈虚的道理,就没有不贯穿其中的了。玩味“一”、“通”二字,“一”、“道”二字,就知道“昼夜”二字所涵盖的范围很广。邵尧夫的一部《皇极经世》,只是将岁月日辰向上推演,得到元、会、运、世;向下推演,得到分、厘、毫、丝。这就是所说的“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古人领悟的地方,大概就是从细微处见宏大,道理只是一贯的。

熊儿问儒者:“说天地万物本同一体,就像这草木,从哪里看出它们与人是一体的?”回答说:“草木如果不是与人一体,为什么补气的吃了就补气,补血的吃了就补血?因为它们与我共同承受这阴阳五行之气,所以浑然融合没有间隙。”

昼夜只是阴阳两个字,更不必另外去寻求探讨。

太阳运行的轨道一半在赤道内,一半在赤道外。只有春秋分时正好在赤道上,所以昼夜长短适中,寒暑也适中。如果是冬至,太阳运行的轨道白天在最南边,夜晚在地中间,所以池塘有坚冰,而井水反而温暖。夏至时太阳运行的轨道白天在头顶,夜晚在最北边,所以正值酷暑,而井泉反而寒冷。总之都取决于太阳。

太阳运行的轨道叫黄道,月亮运行的轨道叫白道。天文家中只有月道最难弄明白。《洪范》说月亮运行有九道,这是以太阳的黄道为主,而把月亮轨道超出黄道南边的叫赤道,超出北边的叫黑道,超出东边的叫青道,超出西边的叫白道。这四道各有两条,共八道,加上黄道就是九道。其实月道不止九道,月道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叫一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经过十八年二百一十五天零,月道应该变化二百四十九次。说九道,是大约用四正四隅来概括的。

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所以每年就有日差。月亮二十七天运行一周天,所以每交就有月差。太阳运行慢,月亮运行快,所以如此。

太阳与风雨霜露雷霆,都对万物有损益。只有月亮对万物没有损益,这大概也是后妃不参预外事、不主宰生杀的道理吧?

我以前说月光应和太阳,不是借太阳的光,人们很怀疑。现在读袁了凡的论述,认为日食有南北互异的区别。如果说月光是借太阳的光,因为人的所见而有盈亏,那么怎么能使晦、朔、弦、望处处都相同,而没有丝毫的差异呢?这话也足以作为月光应和太阳的证据。

正儿问:“恒星是谁指点的?”回答说:“在天形成象,在地形成形,天地人总是一个道理。恒星就是众民众物的精气,圣人因为它们有这样的象,就因而指点它们。尧的时候已有星名,不一定等到巫咸、甘石之后才有星名。曾经记得少年几岁时,夏夜仰卧在庭院中,看见众星历历如城郭,到现在看来,就是天市垣。于是知道星星本来就可以通过象来推测。”

有人问:“客星、彗星、孛星之类,既然说天上不常有,那就是本来没有的星星,为什么忽然就有了?”回答说:“这也是

气之所为。天与人只是一气,人事一动于下,则天象即应乎上,气相通故也。如鱼鳖在水底,稍一动作,则水面即有泡沫,如桴鼓之响应。此极平、极实之理。”

译这是气的作用。天与人同属一气,人间的举动在下发动,天象便在上感应,这是因为气是相通的缘故。就像鱼鳖在水底,稍有动作,水面便泛起泡沫,如同敲鼓与回声的响应。这是极其平常、极其实在的道理。

邵子曰:「星之至微如尘沙者,陨而为阜堆,此言非也。凡如星而陨者,皆空中之气,有光如星,陨为石,亦气所结,非星陨也。恒星之体,亘古不动,非知天文者,未易与言。」

舜光问飞流陨坠,古人皆谓为星变,而先生独谓非星,何欤?曰:此非星,亦气之所为,乃气之聚而有光者也。予尝留意飞流,则见有极低如在数十丈已上者,过时有声,过后有烟。至于陨坠如雨,则曽见两次。然天上恒星仍朗然不动,其忽然爆出下坠者,于起处、止处皆无星,故知飞流陨坠为气而非星也。或曰:夏夜见星流极天而高,岂亦气之所为而不至于天欤?曰:夏夜小星之流,固是高极于天然,以理推之,亦非在天之星,必在低处也。何以言之?从来运行之速,莫如天,恒星附天而动,宜何如之速,而自下视之若不动然,以其高也。若夏夜小星之流,其疾如箭,使非在空中低处,则飞流之行,其速亿万倍于天欤?

即星象之变动,下闗人事,如此乃知,人一举念,即与天通,感应之理甚微而着勿谓是老生腐谈

霜露只是天地间一气,露是春夏间和气所成,故能生物;霜是秋冬间肃气所成,故能杀物。要之,只是一气。

尧夫问伊川曰:「今歳雷从甚处起?」伊川曰:「起处起。」此语似微近戏,不若云「从阴阳搏击处起」。

或问:“昔贤谓雷为阴阳搏击之声,何处见得?”曰:“阳气为阴气所掩,而阳盛阴不能蔽,则喷薄击射而出,轰然有声。如人之有啑,然人之有啑,亦是内气为阴邪所掩。其有啑者,则感浅而内气盛;不能啑者,则感深而内气弱也。”

雷去地近,若在髙山上山下,雷鸣嘤嘤如小儿声。又雷迅则地亦动,故昔人谓雷从地出。

又问:“阴阳和而后雨之说如何?”曰:“所谓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也。然须是阳气先蒸动得那阴气,使之腾而上升,然后阴复为阳所逼,四散而下。如今之煮烧酒、取花露者,皆火气蒸湿气而上,为物所逼,不得散,故垂而为水也。”

五行中,天一生水,毕竟水是生生之物。假如天地间若不得雨露之泽,常常沾润,则万物皆不生矣。然雨露须有暖气蒸之而生,此暖气即火也。火,阳也;水,阴也。水火即阴阳之有迹者,故五行中水火之徳最大。

乘气而升,不独龙为然,凡物多有能乘气者,如腾蛇游雾、文鳐夜飞之类是也。

又问:冰雪皆隆冬所结,今观雨雹,其质有如积雪者,有如凝冰者,似亦冰雪所为,何以不论冬夏,随时而有?曰:此阴邪不正之气,故所过必杀物无遗,亦有出于龙所为者,盖乗不正之气而为害也。

雹之起,徃徃有先征。予戊子三月尽,更初时,见有黒气自西北起,色甚浓,直贯东南下覆,约里许之阔,踰时而散。二日后,天大雨,雹亦自西北至东南,其长阔如黑气之限。乡人亦谓其中有龙。

张子曰:「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此理甚精。又云:『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此言恐未必然。风只是阳气,阳气欢忻而披拂,则为和风;阳气奋起而猛厉,则为疾风。如人一身,喜则有喜气,怒则有怒气,皆阳之所为也。」

亦史问:“龙阳物,虎阴物,云阴物,风阳物。何以虎啸而风烈,龙兴而致云?”曰:“阳根阴,阴根阳。”

偶与舜光同歩,见碧天无际,忽起一点微云。舜光问:“天体甚洁,此一点浮云何由而起?”予曰:“譬如汝身体甚洁,此一点疮痏何由而起?”舜光跃然,予曰:“未也,汝心体甚洁,此一点念头何由而起?”舜光恍然有悟。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五,太仓陆世仪撰。

  天道类

问西法地在天中,四围俱有生齿,海水周流于地,其说似不可信,然与古浑天所谓天形如卵者正相合。地在空中,虽是荒唐,然云大气举之,似亦有此理。如何?曰:此说不但我辈难信,即传其学如李之藻者,亦疑之。葢天气轻清,地形重浊,轻清上浮,重浊下降,理也。即如卵黄在卵中,亦必偏居一边,未尝在正中,亦重者下坠耳。至四围生齿,

译邵伯温说:“那些细微如尘沙的星体,坠落下来变成土丘,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凡是像星星一样坠落的东西,都是空中的气,有光亮如同星星,坠落成为石头,也是气凝聚而成的,并不是星星坠落。恒星的形体,从古至今都不动,如果不是懂得天文的人,很难和他们谈论这些。”

舜光问:“流星坠落,古人都认为是星象变异,而先生您却独自认为不是星星,为什么呢?”邵伯温回答说:“这不是星星,也是气的作用,是气聚集而有光亮的现象。我曾经留意观察流星,看到有些极低,好像在几十丈以上,经过时有声音,过后有烟雾。至于像雨一样坠落的情况,我曾见过两次。然而天上的恒星依然明亮不动,那些忽然爆裂下坠的东西,在起始处和终止处都没有星星,所以知道流星坠落是气而不是星星。”有人问:“夏夜看到流星横贯天空而且很高,难道也是气的作用而没有到达天上吗?”邵伯温回答说:“夏夜小星星的流动,固然高极于天,但根据道理推断,也不是在天上的星星,一定是在低处。怎么说呢?从来运行的速度,没有比天更快的,恒星附着在天体上运动,应该多么快,但从下面看却好像不动,是因为它太高了。如果夏夜小星星的流动,其速度像箭一样快,如果不是在空中的低处,那么流星运行的速度,难道是天的亿万倍吗?”

既然星象的变动,与人间事务相关联,由此可知,人一动念头,就与天相通,感应之理非常微妙而显著,不要说这是老生常谈。

霜和露只是天地间的一股气,露是春夏之间和气所形成的,所以能滋生万物;霜是秋冬之间肃杀之气所形成的,所以能摧残万物。总之,只是一股气。

邵雍问程颐说:“今年的雷从哪里响起?”程颐说:“从响起的地方响起。”这话似乎有点戏谑,不如说“从阴阳搏击的地方响起”。

有人问:“以前的贤者说雷是阴阳搏击的声音,从哪里看出来的?”回答说:“阳气被阴气掩盖,而阳气旺盛阴气不能遮蔽,就喷薄冲击而出,发出轰然的声音。就像人有打嗝一样,然而人有打嗝,也是体内的气被阴邪掩盖。那些打嗝的人,是因为感受浅而体内气盛;不能打嗝的人,是因为感受深而体内气弱。”

雷离地面近,如果在高山上下,雷声嘤嘤像小孩的声音。又雷迅猛时地面也会震动,所以古人说雷从地里发出。

又问:“阴阳调和而后下雨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所谓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但必须是阳气先蒸动那股阴气,使它腾升而上,然后阴气又被阳气逼迫,四散而下。就像现在煮烧酒、取花露的人,都是火气蒸湿气而上,被物体逼迫,不能散开,所以垂下来成为水。”

五行中,天一生水,毕竟水是生生不息的东西。假如天地间如果没有雨露的滋润,常常沾润,那么万物都不能生长了。然而雨露必须有暖气蒸腾才能产生,这暖气就是火。火,是阳;水,是阴。水火就是阴阳有迹可循的表现,所以五行中水火的德行最大。

乘着气上升,不只是龙是这样,凡物大多有能乘气的,如腾蛇游雾、文鳐夜飞之类的就是。

又问:“冰雪都是隆冬时节凝结的,现在看雨雹,它的质地有的像积雪,有的像凝冰,似乎也是冰雪所为,为什么不论冬夏,随时都有?”回答说:“这是阴邪不正之气,所以所过之处必定杀物无遗,也有出于龙所为的,大概是乘着不正之气而为害。”

雹的兴起,往往有先兆。我戊子年三月末,初更时分,看到有黑气从西北方升起,颜色很浓,直贯东南方覆盖下来,大约一里宽,过了一会儿散去。两天后,天下大雨,雹也从西北方到东南方,其长宽如同黑气的界限。乡人也说其中有龙。

张载说:“阳气在内部,不能出来,就奋击而为雷霆,这个道理很精妙。又说:‘阳气在外部,不能进入,就周旋不舍而为风’,这话恐怕不一定对。风只是阳气,阳气欢欣而披拂,就成为和风;阳气奋起而猛厉,就成为疾风。就像人一身,喜则有喜气,怒则有怒气,都是阳气的作用。”

亦史问:“龙是阳物,虎是阴物,云是阴物,风是阳物。为什么虎啸而风烈,龙兴而致云?”回答说:“阳根于阴,阴根于阳。”

偶然和舜光一起散步,看到碧空无际,忽然升起一点微云。舜光问:“天体很洁净,这一点浮云从哪里兴起?”我说:“譬如你身体很洁净,这一点疮疤从哪里兴起?”舜光跳起来,我说:“还没完,你心体很洁净,这一点念头从哪里兴起?”舜光恍然大悟。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五,太仓陆世仪撰写。

天道类

问:西方学说认为地在天中,四周都有居民,海水环绕地球流动,这种说法似乎不可信,然而与古代浑天说所谓天形如卵的说法正好相合。地在空中,虽然荒唐,但说大气托举它,似乎也有这个理。怎么样?回答说:这种说法不仅我们难以相信,即使传播这种学问的李之藻等人,也怀疑它。因为天气轻清,地形重浊,轻清上浮,重濁下降,这是道理。就像蛋黄在蛋中,也一定偏居一边,未曾居在正中,也是重的东西下坠罢了。至于四周都有居民,

其足相对而立,尤为不经。彼以蚁之倒行为喻,夫蚁之倒行,身轻而足力能举之耳。试于倒行之时,以指拨之,必应手堕,上下之势然也。人之行,岂能如蚁邪?若海水附地周流而行,尤非水无有不下之理。愚意天形如卵,积气甚厚,地居天中,水土和合,如卵黄之居白中,而势偏向下,亦如卵黄之下堕。日月则行于积气之中,昔人谓水载地,天载水,庶几近之。

译那双脚相对而站立,尤其不合常理。他用蚂蚁倒着行走来做比喻,蚂蚁之所以能倒着走,是因为身体轻且脚力足以支撑罢了。试着在蚂蚁倒着走的时候,用手指去拨动它,它一定会顺着手指的力道掉落下来,这是上下之势决定的。人的行走,难道能像蚂蚁那样吗?如果海水附着在地面上环绕流动,这尤其不符合水往低处流的道理。我认为天的形状像鸡蛋,积聚的气体非常厚重,大地处于天的中间,水土混合在一起,就像蛋黄处在蛋白中间,而地势偏向下方,也如同蛋黄下沉一样。日月则运行在积聚的气体之中,古人说水承载着大地,天承载着水,大概接近这个意思。

邢云路《厯书》辟地影蔽日之说,云:“春秋二分,日食于卯酉之正,日月相朢,其平如衡,地犹在下,乌能蔽之?”此说可证,地平犹在天体平分之下。

问:地在天中之下,则何以日出、日入、昼夜之分数各半乎?曰:西法卯酉时有朦胧影,当为朦胧影时,日已出地上,其为朦胧者,地气障之也。

予于戊子春,与诸及门论天体,闻者多不省。适有琉璃明灯,因令周生翼微以空处为南北极,而画黄赤道及二十八宿于上,手转之,观者俱豁然。因思灯圆虽似天体,而人在外观,犹为未尽。有大力者,当为琉璃圆球如屋大,刻画恒星、赤道于上,而开其南极为隙,以入人,坐其中,设机转之。日月道亦另为机转之,而设火于外,琉璃体明,诸星灿然,俯首仰观,便无一不与天合。中间大地,则刻木作地形,以水浮之,当天体旋转时,水与木仍居中不动,似颇与天地之形相合。

友人问地动曰:「地是大块,一动则无不动,乃毎于一处动,何也?」曰:「天地犹人一身,地动犹人身之肉跳耳。葢偶于此处不和,故即于此处动也。」此皆气之所为,于此见地中皆天。

又问:“古今地动,惟山陜最为怪异,有崩陷至数十里,动揺至数十日者,呉越则无之,何也?”曰:“地之有山水,犹人身之有骨血,血足之处,肉不大颤;水足之处,地不大动。譬如人之中风,周身未必大动,而头面则口眼歪斜。葢头面为诸阳所聚,气多而血少也。山陜之于呉越,想亦如是。”

或又问:「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此理如何?」曰:「天之载地,犹水之载舟,虽万斛奚难?所谓大气举之也。」

天地间只有山水。夫山有山性,水有水性。然山水之性又各不同:如陇山尖削,呉山平衍,蜀山高峻,浙山竒秀。水则泾清,渭浊,江淮河汉,各各不同。而济水则能为伏流行地中。至于海水,有绿水洋,黑水洋,同是一水而中分界限,截然不乱。真是一物一太极。

山性静,水性动,此统体之太极也。山水性各不同,此物物之太极也。统体太极即理,一物物太极即分殊。

予尝有言:「分殊之极,有与理一极相反者。地所以载物,而有流沙;水所以浮物,而有弱水。天地间何所不有?然而物物之太极,自在。」

以理一分殊观天地间万物,真是千竒百怪,又却是一理浑然。

地理风水,不可谓无。昔人云:人身小天地,反观之,则天地即大人身。天地之有山水,犹人身之有骨血也。骨血所聚,能生育男女;山水所聚,能长养万物。故古今大都会处,必是好大风水。

地理书最多,然惟蔡牧堂《发微论》最纯正精简,学者不可不观。葢儒者之书也,外此则近于隐怪矣。观者幸无为所惑。

潮汐之论,惟余襄公安道之说最得其正。其言曰:「月临卯酉,则水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乎南北。」确不可易。朱子极取之。然愚以为襄公之说,但能测验而得其事应耳,犹未为探本之论也。夫子者,阴之极而阳之始;午者,阳之极而阴之始。卯为阳中,酉为阴中。据襄公说,潮汐始于卯,极于午;始于酉,极于子。是始于阳中而极于阳盛,始于阴中而极于阴盛也。窃谓不然。天地之气,无一息之停,当其消时,便是息时。正如姤复之于乾坤,紧紧相随,如环无端。海潮亦然,当其平于子午,是其极盛之时,正其极消之时也。纔过子午之半,海中之潮又生矣。是潮汐生于子,极于午;生于午,极于子。但初生时甚微,又其来甚逺,初不之觉,至于卯酉而后盛见,非生于卯酉也。此即一日中之小乾坤,一日中之小剥复,学者不可不知。

问潮汐应月,昔人论之详矣。然闻番禺有沓潮,又不尽应月,如何?曰:此即所谓分殊也,即所谓一物一太极也。要之理一,与统体太极自在。

问潮汐分殊与物物太极处亦有实际可言乎?曰:有。譬如人之呼吸一气也,而亦有噫嗳吹呵之不同,然其为气则一也。

邵子曰:「潮汐者,地之喘息也。所以应月者,从其类也。」此语最好。潮汐,

译邢云路在《厯书》中驳斥地影遮蔽日光的说法,说:“春分和秋分,日食发生在正东正西的方向,日月相望,其位置平衡如秤,大地还在下方,怎么能遮蔽太阳呢?”这个说法可以证明,大地仍然位于天体平分线之下。

问:如果大地在天空中央的下方,那么为什么日出、日入以及昼夜的比例各占一半呢?答:西方学说认为,在卯时和酉时有朦胧的影子,当出现朦胧影子时,太阳已经升出地面,之所以朦胧,是因为地气遮蔽了它。

我在戊子年春天,与各位门生讨论天体结构,听的人大多不理解。恰好有一盏琉璃明灯,于是让周生翼微把灯的空处当作南北极,并在上面画出黄道、赤道以及二十八宿,用手转动它,观看的人都豁然开朗。因此想到,虽然灯的形状圆形像天体,但人在外面观看,仍然不够尽善尽美。如果有大力士,应当制作一个像房屋一样大的琉璃圆球,在上面刻画恒星和赤道,并在南极开个缺口让人进入,坐在其中,设置机关让它转动。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也另外设置机关转动,并在外面设置火光,琉璃体透明,群星灿烂,低头抬头观看,就没有一处不与天象相符。中间的大地,则用木头雕刻地形,用水浮起来,当天体旋转时,水和木头仍然居中不动,似乎很符合天地的形态。

友人问关于地震的问题说:“大地是一块巨大的物体,一动就没有不跟着动的,可是为什么每次只在一个地方动呢?”答:“天地就像人的身体,地震就像人身上的肌肉跳动。大概是因为偶尔在这个地方气不和,所以就在这里动。”这都是气的作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地之中都是天。

又问:“古今地震,只有山陕地区最为怪异,有崩塌陷落达数十里,摇动达数十天的情况,吴越地区却没有,为什么呢?”答:“大地有山有水,就像人有骨骼和血液,血液充足的地方,肌肉不会剧烈颤抖;水充足的地方,大地不会剧烈震动。比如人中风,全身未必剧烈震动,但头面部却口眼歪斜。大概因为头面部是各种阳气聚集的地方,气多而血少。山陕地区相对于吴越地区,想来也是这样。”

有人又问:“承载华山而不觉得重,震动河海而不泄漏,这是什么道理?”答:“天承载大地,就像水承载船只,即使万斛之重又有什么困难?这就是所谓的大气举托着它。”

天地间只有山和水。山有山的特性,水有水的特性。然而山和水的特性又各不相同:比如陇山尖削,吴山平缓延展,蜀山高峻,浙山奇秀。水则有泾水清,渭水浊,江、淮、河、汉,各自不同。而济水则能潜行于地下。至于海水,有绿水洋,黑水洋,同样是水却从中划分界限,截然不乱。真是一物就是一个太极。

山的特性是静,水的特性是动,这是整体的太极。山水的特性各不相同,这是万物各自的太极。整体的太极就是理,万物各自的太极就是分殊。

我曾经说过:“分殊到极致,有与理一完全相反的情况。大地用来承载万物,却有流沙;水用来浮起万物,却有弱水。天地间有什么没有的呢?然而万物各自的太极,自在其中。”

用理一分殊的观点观察天地间的万物,真是千奇百怪,却又浑然一体为一个理。

地理风水,不能说没有。古人说:人身是小天地,反过来看,天地就是大人身。天地有山有水,就像人有骨骼和血液。骨骼血液聚集的地方,能生育男女;山水聚集的地方,能养育万物。所以古今大都会的地方,必定是好风水。

地理书籍最多,但只有蔡牧堂的《发微论》最纯正精简,学者不能不读。因为这是儒者的书,除此之外就接近隐晦怪异了。读者千万不要被迷惑。

关于潮汐的论述,只有余襄公安道的说法最正确。他说:“月亮到达卯位和酉位,水就在东西方向上涨;月亮到达子位和午位,潮水就在南北方向平静。”确实不可改变。朱子极力推崇这个说法。但我认为襄公的说法,只能观测并得到现象的对应,还不是探究根本的论述。子位是阴的极致而阳的开始;午位是阳的极致而阴的开始。卯位是阳的中间,酉位是阴的中间。根据襄公的说法,潮汐始于卯位,极于午位;始于酉位,极于子位。这是始于阳中而极于阳盛,始于阴中而阴盛。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天地之气,没有一息停止,当它在消退时,就是它在生长时。就像姤卦和复卦在乾坤之间,紧紧相随,像圆环没有端点。海潮也是这样,当它在子位和午位平静时,是它最盛的时候,也正是它最消退的时候。刚过子位和午位的一半,海中的潮水又产生了。所以潮汐生于子位,极于午位;生于午位,极于子位。只是刚产生时很微弱,而且来源很远,起初察觉不到,到了卯位和酉位后才明显显现,并不是生于卯位和酉位。这就是一天中的小乾坤,一天中的小剥卦和复卦,学者不能不知道。

问潮汐应和月亮,古人论述得很详细了。但听说番禺有沓潮,又不完全应和月亮,怎么办?答:这就是所谓的分殊,也就是所谓的一物一太极。总之理一,与整体太极自在其中。

问潮汐的分殊与万物太极之处也有实际可以说明的吗?答:有。比如人的呼吸是一口气,但也有叹息、嗳气、吹气、呵气的不同,但它们都是气。

邵康节说:“潮汐是地的喘息。之所以应和月亮,是因为同类相从。”这句话最好。潮汐,

是天地间大呼吸,呼吸气也。潮汐则气之见于水者也。故知满乾坤俱有呼吸之气,特人未之见耳。

译这是天地间的大呼吸,也就是呼吸之气。潮汐则是这种气在水中的表现。所以知道充满乾坤的都有呼吸之气,只是人们没有看见罢了。

问:「水皆就下,亦有西流之水乎?」曰:「水只是就下,非必东流也。如弱水是西流,澜沧江是南流。又海中有落漈,海舟入则漂而不返,殆昔人所谓尾闾者。又一处两水相背而翻,其深不测,舟经其上则曳而入,必乘快风乃可过。海人谓之『氻』。性各不同,总之皆就下耳。即山东趵突泉喷薄而上,高且数尺,亦终必归于就下。」

问趵突泉之义何居?曰:气激之耳。如人之津、唾、便、溺,皆能激而使高,气为之也。

问:海醎,泉甘,何也?曰:海下泄,泉上涌,下泄故醎,上涌故甘。如人之便溺则醎,津液则甘也。

问:尾闾、沃焦之说,有之乎?曰:尾闾之说,难信。若果有尾闾,则所泄之水,归于何处?沃焦山,以为水至此处,则如沃焦釡,理或有之。然一山能耗几多水?愚谓水在天地间,渗入土中,润泽万物,犹血在人身中,渗入肌肉,流通营卫,由多渐少,由盈渐涸,不必尾闾、沃焦而后水始泄也。如人老则精血竭,想天地老则海水亦当枯耳。昔人「海水桑田」云云,事虽未必,理则有之。如《禹贡》三江,此亘古以来大水,今皆成平陆,亦一证也。

天地间只有幽明、死生、鬼神六个字最难理会,最易惑人。凡异端邪教,无不从此处立说,以其无可捉摸,无可对证,所谓乗人之迷也。孔子《系辞》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是与他个实境界、实对证。人被异端惑,只是读此节书未透。

二氏之说,以为天堂地狱,人死之后,果报厯厯不爽,即贤知者亦然。其说果尔,是幽胜于明也?天地之间,阴不能胜阳,夜不能胜昼,岂有幽胜于明之理?即所云果报,只是惠廸吉,从逆凶,只在明中,非在幽也。

或谓:“果如此言,则自古忠孝受殃、奸恶幸免者,将遂如是己耶?”曰:“此气之不齐者也。自有天地以来,气之不齐者多矣,何独于此致疑,而必沾沾然责其报乎?且古之为忠臣孝子者,非以其必有果报而为之也。以果报而为,则其为忠孝也,亦薄矣。夫忠孝而受殃、奸恶而幸免者,气也;惠廸必吉、从逆必凶者,理也。气有时而胜理,而理必胜气。试观天地之间,忠孝获福者多乎?奸恶获福者多乎?忠孝获罪者多乎?奸恶获罪者多乎?得其正者常也,不得其正者,千百中之一二也。变也,常则人不以为讶,变则人皆怪之,故往往以为不平,而必快其意于果报也。要之,果报非无,但皆在明中,未必如二氏之说耳。”

忠孝虽受殃,奸恶虽幸免,然事定之后,或易世之后,未有不表扬忠孝,追罚奸恶者,是即所谓果报也,岂藉于不可见闻之空言乎?

或曰:「礼言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若子言,则幽无鬼神耶?」曰:「何言无鬼神?但礼言礼乐,鬼神亦只是惠廸吉从,逆凶之意,非必如二氏刻画一不可见之鬼神,以滋人之惑也。」

古人动色相戒,往往称天,称鬼神。五经中所载甚多。四书中虽罕言,然《中庸》称鬼神之为德,《论语》称敬鬼神而逺之,何尝不言鬼神?乃今人不学五经四书之言鬼神,而效二氏之言鬼神,亦昧于幽明之故矣。

问易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朱子释之曰:「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以昼上南高为明,以夜下北深为幽。」何如?曰:「此以释幽明则得矣,然幽明之故,『故』字则如何解?『故』字中须有个所以然在。葢幽明二字,人知之矣,而其中所以然则未必知,故往往一言幽明,则便有许多异端杂说,使人恍惚疑似而无所主,此不读易之过也。惟一读易,则知天文之所以为天文,地理之所以为地理,不过是阴阳所成,道理俱有一个来厯,俱有一个着落。即周子《太极图说》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复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谓也。此数语便是此段书『故』字注脚,不然舍太极图

译问:“水都向下流,也有向西流的水吗?”回答说:“水只是向下流,不一定向东流。比如弱水是向西流,澜沧江是向南流。又比如海中有瀑布,海船进入就会漂流而无法返回,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尾闾。还有一处两股水流相背翻涌,其深不可测,船经过上面就会被拖入水中,必须趁着顺风才能通过。海边的人称之为‘氻’。水的性质各不相同,总之都是向下流。即使是山东趵突泉喷涌而上,高且数尺,最终也必然归于向下流。”

问趵突泉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说:“是气激发的缘故。就像人的唾液、唾沫、大便、小便,都能激发而向上喷高,是气的作用。”

问:“海水咸,泉水甜,为什么呢?”回答说:“海水向下泄,泉水向上涌,向下泄所以咸,向上涌所以甜。就像人的大便小便就咸,津液就甜。”

问:“尾闾、沃焦的说法,有吗?”回答说:“尾闾的说法,难以相信。如果真的有尾闾,那么所泄出的水,归于何处?沃焦山,认为水到了这里,就像浇在烧红的铁锅里,道理或许有。但是一座山能消耗多少水?我认为水在天地间,渗入土中,润泽万物,就像血在人体中,渗入肌肉,流通营卫,由多逐渐变少,由盈满逐渐干涸,不必有尾闾、沃焦然后水才开始泄出。就像人老了精血枯竭,我想天地老了海水也应当干枯。古人说‘沧海桑田’之类的话,事情虽然未必如此,道理却是有的。比如《禹贡》中的三江,这是自古以来大水,现在都成了平地,也是一个证明。”

天地间只有幽明、死生、鬼神这六个字最难理解,最容易迷惑人。凡是异端邪教,无不从这里立说,因为这里无可捉摸,无可对证,所谓乘人之迷。孔子《系辞》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此知道幽明的缘故,推究开始反求终结,因此知道死生的说法。精气聚集成物,游魂散变为变,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这是给他一个实境界、实对证。人被异端迷惑,只是读这段书没有透彻。

佛道二家的说法,认为天堂地狱,人死之后,果报历历不爽,即使是贤明智慧的人也一样。他们的说法如果这样,是幽胜过明吗?天地之间,阴不能胜阳,夜不能胜昼哪有幽胜过明的道理?即使所说的果报,只是顺从正道就吉祥,顺从逆道就凶险,只在明中,不在幽中。

有人说:“如果这样说,那么自古忠孝受祸、奸恶幸免的人,就就这样了吗?”回答说:“这是气的不齐。自有天地以来,气的不齐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致疑,而一定要沾沾自喜地责求其报呢?况且古代做忠臣孝子的人,不是因为有果报才做的。因为果报而做,那么他的忠孝,也很浅薄了。忠孝而受祸、奸恶而幸免,是气;顺从正道必吉、顺从逆道必凶,是理。气有时胜过理,而理必胜气。试看天地之间,忠孝获福的多吗?奸恶获福的多吗?忠孝获罪的多吗?奸恶获罪的多吗?得其正的是常,不得其正的,千百中之一二。变是常,人不以为怪,变则人皆怪之,所以往往以为不平,而一定要在果报上快意。总之,果报不是没有,但都在明中,不一定像佛道二家的说法。”

忠孝虽然受祸,奸恶虽然幸免,但是事情安定之后,或者改朝换代之后,没有不表扬忠孝,追罚奸恶的,这就是所谓的果报,哪里要借助于不可见闻的空言呢?

有人说:“礼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幽中没有鬼神吗?”回答说:“怎么说没有鬼神?只是礼说礼乐,鬼神也只是顺从正道就吉祥,顺从逆道就凶凶的意思,不一定像佛道二家刻画一个不可见的鬼神,来增加人的迷惑。”

古人动色相戒,往往称天,称鬼神,五经中所载很多。四书中虽然很少说,但是《中庸》称鬼神之为德,《论语》称敬鬼而远之,何尝不说鬼神?现在人不学五经四书说的鬼神,而效仿佛道二家说的鬼神,也是不明白幽明的缘故了。

问《易》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此知幽明的缘故。”朱子解释为:“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以昼夜上南高为明,以夜下北深为幽。”怎么样?回答说:“这用来解释幽明则对了,但是幽明的缘故,‘故’字怎么解?‘故’字中须有个所以然在。大概幽明二字,人知道了,而其中所以然则未必知道,所以往往一谈幽明,就有很多异端杂说,使人恍惚疑似而无所主,这是不读《易》的过错。只要一读《易》,就知道天文之所以为天文,地理之所以为地理,不过是阴阳所成的,道理都有一个来历,都有一个着落。就是周子《太极图说》所说的:‘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复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意思。这几句话就是这段书‘故’字的注脚,不然舍弃太极图

而别求一解,不惟肤浅,且全失圣人之意矣。

译如果另外寻求一种解释,不仅显得肤浅,而且完全丧失了圣人的本意。

天文不但昼夜上下,地理不但南北高深,其中无穷无尽道理,总只在一故字中也。

二氏好言果报,往往缀拾闾阎细事为书,其为果报浅矣。子谓廿一史是大果报书,试观多少成败兴亡,那一件不是果报?

问释氏好言生死,吾儒独不言生死,何也?曰:儒家如何不言生死,只是言生死与释氏不同。朝闻夕死,全受全归,此一身之生死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此天下之生死也。生事以礼,死葬以礼,此孝子事亲之生死也。事君有犯无隐,服勤至死,此忠臣事君之生死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志士仁人之生死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此明哲保身之生死也。吾儒之言生死也大矣,岂必日日低眉合眼,饱食安坐,思所谓无常迅速者,而后谓之生死哉?

儒者之言生死,专在生上用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祗求尽生前之学问,以祈夕死之可。佛氏之言生死,专在死上用力,故曰“但念无常,慎勿放逸”?祇求尽死时之工夫,以冀来生之福缘。为僧之人,多系鳏寡孤独,现前己无生路,不得不于死路上开一生面。要之,只是世上无全受全归之圣人,不能行养生丧死之王政,故使穷民之无告者,郁而为此等生死之说。所谓“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也。

友人问:“生从何来?死从何往?”予曰:“子未读《太极图说》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干道成男,坤道成女,此生之所从来也。知生之所从来,则知死之所从往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是实话,不是机锋话。

问朱子言:“僧道既死,多不散,此语有之乎?”曰:“有之。葢僧道平日务于宝啬,精神完养此心,又其胸中无穷意愿,未曾发舒,故其死往往结而不散。生有投胎夺舍之事,亦是常理。此等事,君子非不能为,然非天地间中正经常之道,故不肯为。”

问僧道虽保啬完养,恐必无死而不散之事,曰:“未必人人如此,然此亦不是竒特事。譬如妖狐拜月,亦可为人;草木无情之物,久得天地之精气,亦可作怪。家语所谓‘物老则为怪酋’也。况人为万物之灵,岂不能结聚精神,神通作弄?但此亦是成精作怪之类,故君子不之贵耳。”

问僧徒如何必要打坐坐化?岂以此惑世乎?曰:人之精神竖起则明,放倒则昏。医经言:肺为心之华葢,竖起则肺不掩心,故明;放倒则掩心,故昏。又睡中以手掩心则梦魇,此一证也。《左传》云:「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亦是此意。僧徒打坐坐化,只是要其生前死后不昏散之意。

养生家议论,如调息、守中、咽津、叩齿之类,皆有益于人。予少尝为之,亦颇有益,然殊费读书工夫。年余遂决去,人欲思为圣贤,不知有几多事业在,安能垂帘塞兑,日日学深山道士乎?

问三魂七魄之说?朱子谓魂属木,魄属金,三七只是金木之数,是如何?曰:此亦不典之论,不必究心穿凿。魂只是气,魄只是精,人之悟性属魂,记性属魄,大约即是天气地质,故人死则魂升魄降,复归于天地也。

质附气而起,魄附魂而强。今人视听衰者,魄先衰也。大约由思虑、物欲之多故,古人恒用收视返听之功。朱子所谓收召魂魄也。

问:系辞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朱子注曰:“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何如?曰:此似说死生,不似说鬼神矣。物只是神物,非人物,如龙漦流庭,化为鼋,及神降于莘之类;游魂只是说魂气无不之,非魂升魄降之意。变如伯有为厉,啸于梁,触于胸之类。“情状”二字妙,葢鬼神有情,亦有状,如鬼犹求食,及为立后,是其情也;神灯鬼火,是其状也。人能明于易道,则鬼神虽千态万状,不过阴阳之所为。其为物者,精气也;其为变者,游魂也。其所以“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阴阳也。从为物、为变中想出鬼神许多情状,则所以安妥鬼神之道,即在于此矣。

问:如此似止论得变怪之鬼神,其寻常之

译天文的运行不仅在于昼夜交替、上下升降,地理的形态不仅在于南北方位、高低深浅,其中无穷无尽的道理,总归在于一个“故”字之中。

佛、道二家喜欢谈论因果报应,往往搜集民间琐碎小事编成书籍,他们所说的因果报应太浅薄了。我认为二十四史是一部大因果报应的书,试看历史上多少成败兴亡,哪一件不是因果报应呢?

有人问:佛家喜欢谈论生死,我们儒家却唯独不谈论生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儒家怎么会不谈论生死,只是谈论生死的方式与佛家不同。“朝闻道,夕死可矣”,保全身体完整地生,也完整地归还给天地,这是个人身体的生死。“使百姓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这是天下百姓的生死。“生时侍奉父母依礼而行,死后安葬父母依礼而行”,这是孝子侍奉父母的生死。“侍奉君主敢于犯颜直谏而不隐瞒,勤勉尽责直到死亡”,这是忠臣侍奉君主的生死。“不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宁愿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这是志士仁人的生死。“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邦国,天下有道就出仕,无道就隐居”,这是明智之人保全自身的生死。我们儒家谈论的生死意义重大,难道一定要每天低眉合眼,吃饱饭安稳坐着,思考所谓“无常迅速”的道理,才叫做谈论生死吗?

儒家谈论生死,专门在“生”上下功夫,所以说“不了解生,怎么能了解死”?只求尽力完成生前的学问修养,以祈求死后能够安然离去。佛家谈论生死,专门在“死”上下功夫,所以说“只要念想无常,千万不要放纵懈怠”?只求尽力完成死时的功夫,以期望来生的福缘。做僧人的人,大多属于鳏寡孤独,眼前已经没有生路,不得不在死路上开辟出一条生路。总之,只是因为世上没有能够保全身体完整生、完整死的圣人,不能实行养生送死没有遗憾的王道政治,所以使得穷苦无告的百姓,郁结而产生了这类关于生死的学说。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如果知道了他们的实情,就应哀怜他们,不要高兴”的意思。

朋友问:“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我说:“你没有读过《太极图说》吗?无极的真气,阴阳五行之精,奇妙地结合凝聚,乾道成就男性,坤道成就女性,这就是生的来源。知道了生的来源,也就知道了死的去向。”孔子说:“不了解生,怎么能了解死?”这是实话,不是禅宗式的机锋话。

有人问:朱熹说:“僧人道士死后,大多不散去,这话有根据吗?”回答说:“有根据。大概僧人道士平时致力于吝啬保守,精神完整地养护此心,而且他们胸中无穷的意愿,未曾发泄舒展,所以他们死后往往凝聚而不散去。生前有投胎夺舍的事情,也是常理。这类事情,君子并非不能做,但这不是天地间中正经常的道理,所以不肯去做。”

有人问:僧人道士虽然保守养护,恐怕必定没有死后不散去的事情吧?回答说:“未必人人都这样,但这也不是奇特的事。比如妖狐拜月,也可以变成人;草木无情之物,长久得到天地精气,也可以作怪。《家语》所说‘物体老了就会变成怪异的酋长’就是这个意思。何况人是万物之灵,难道不能凝聚精神,施展神通作弄吗?但这也是成精作怪一类的事,所以君子不看重它。”

有人问:僧人为何一定要打坐坐化?难道是用这个来迷惑世人吗?回答说:人的精神竖立起来就清明,放倒就昏沉。医经说:肺是心的华盖,竖立起来肺就不遮盖心,所以清明;放倒就遮盖心,所以昏沉。又比如睡觉时用手捂住心口就会做噩梦,这就是一个证明。《左传》说:“洗头时心会翻转,心翻转则图谋就会反常”,也是这个意思。僧人打坐坐化,只是要让生前死后都不昏沉散乱。

养生家的议论,如调息、守中、咽津、叩牙之类,都对人有好处。我年轻时曾做过这些,也颇有益处,但特别耗费读书的功夫。一年多后便决定放弃,人要想成为圣贤,不知道有多少事业要做,怎么能垂下帘子堵塞感官,天天学习深山道士呢?

有人问:关于三魂七魄的说法,朱熹认为魂属木,魄属金,三和七只是金木的数字,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也是不经典的言论,不必费心穿凿附会。魂只是气,魄只是精,人的悟性属于魂,记性属于魄,大致就是天气和地质的关系,所以人死后魂升魄降,回归于天地。

形体依附于气而兴起,魄依附于魂而强盛。现在人视听衰退,是魄先衰退。大概是因为思虑、物欲太多的缘故,古人常常运用收视返听的功夫。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收召魂魄。

有人问:《系辞》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变化产生变异”,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朱熹注释说:“阴精阳气聚集成为万物,是神的伸展;魂游魄降散开成为变异,是鬼的回归。”怎么样?回答说:这似乎是在说生死,不像是在说鬼神。物只是神物,不是人物,比如龙漦流到庭院,化为鼋,以及神降于莘之类;游魂只是说魂气无处不到,不是魂升魄降的意思。变比如伯有为厉鬼,在屋梁上呼啸,撞击胸口之类。“情状”二字妙,大概鬼神有情,也有状,比如鬼还要求食,以及为鬼立后嗣,这是它们的情;神灯鬼火,是它们的状。人能明白易道,那么鬼神虽然千态万状,不过是阴阳的作用。成为万物的是精气,成为变异的是游魂。之所以“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原因是阴阳。从为物、为变中想出鬼神的许多情状,那么安顿鬼神的方法,就在这里了。

有人问:这样似乎只论得了怪异变化的鬼神,那些平常的

鬼神却不曾言得?曰:寻常之鬼神不过是天神、地祇、人鬼,然天神、地祇、人鬼意已在上文「幽明之故,死生之说」中,此只是因鬼神中有变怪者,虽贤智不能无惑,故又摘抉言之。所谓「铸鼎以知神奸,使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之意也。细玩「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八字,意可见。

译鬼神难道不曾被言说吗?回答说:平常所说的鬼神不过是天神、地祇、人鬼罢了,然而天神、地祇、人鬼的意思已经包含在上文“幽明之故,死生之说”之中了,这里只是针对鬼神中那些怪异变化的现象,即使是贤能智慧的人也不能不感到困惑,所以又特意挑出来加以阐述。这也就是所谓“铸造鼎器以辨别神怪与奸邪,使百姓进入川泽山林时不遭遇不顺之事”的意思。仔细玩味“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这八个字,其中的意旨就可以明白了。

即两句中,亦可以见寻常鬼神、精气为物,天神地祇也;游魂为变,人鬼也。然“物”字、“变”字,终有形迹。

问如何是安妥鬼神之道?曰:“龟山杨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逺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议论最妙,只是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之意。言鬼神有无,只在人心也。妙处在分别可不可:可者,正祀也;不可者,淫祀也。可者,使人致生之;不可者,使人致死之。圣人务民义而敬鬼神之道,不过如此。故曰:“推此义也,可以制祀典。”

鬼神,气也。气必有所慿而后久。设主以依之,血食以资之,皆所以使之有所慿也。此古人制祭祀之意也。

鬼神二字毕竟与阴阳不同。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虽说得精密阔大,然毕竟是就阴阳上说,所以一向讲到春生秋杀,日升月沉,花开叶落,手持足行,竟与阴阳无二。至于伯有为厉,则以为别是一种道理,意在扶持世教,防世人之惑,而世人之惑滋甚,此主于理而失之过者也。愚谓鬼神二字与阴阳不同,以鬼神为阴阳,则可以阴阳为鬼神,则不可。即以四书五经中所称鬼神证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把鬼神与人对说。又曰:「敬鬼神而逺之。」若是阴阳之鬼神,如何可逺?中庸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下面便说「使天下之人紧紧接去」,明是指祭祀之鬼神。《易经》「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亦是把鬼神与人对说。「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四时是四时,鬼神是鬼神。《系辞》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以鬼神根死生言,是鬼神二字明明专指祭祀之鬼神,何尝与阴阳相混?惟其不与阴阳相混,而又确然有一定之理,不离世俗之所谓鬼神,亦不杂世俗之所谓鬼神,此圣人之理所以不同于异端也。

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又曰:凡天地风雷山川之属,皆曰神。祖考飨于庙曰鬼,此是鬼神正训。

鬼神只是天地祖宗五祀天地之属也。厉祖宗之属也。不过是天神人鬼。至于淫祠邪鬼,虽非正理,然天地间亦自有此理。葢鬼神由人而生,淫祠邪鬼由邪人之所生也。世无邪人,则自无淫祠邪鬼矣。语云:「有道之世,其鬼不灵。」愚亦云:「有道之人,其鬼亦不灵。」世决无正人为鬼迷者。

问:“如何是不离世俗之鬼神,亦不杂世俗之鬼神?”曰:“世俗之所谓鬼神,天地祖宗也;圣人之所谓鬼神,亦天地祖宗也。此所谓不离世俗之鬼神也。然世俗之所谓天地,则如二氏之所称,梵天、帝释、玉皇、十地,谓必有宫阙殿宇、人物形像;圣人则以为皇天后土,裁培倾覆,为万事万物之主宰而已。世俗之所谓祖宗,则如二氏之所谓追荐超度,与夫盂兰盆会,谓必有轮回,必有地狱;圣人则以为祖考精神之所存,子孙孝思之所寄,致吾孝敬,致吾思念而已。一以诚,一以妄;一则惑于事之所本无,一则信于理之所必有。此所谓不杂世俗之鬼神也。”

言夏问:“事鬼神章”是事鬼神之理,即在事人中。知死之理,即在知生中。否曰:“不知死生,须观昼夜。假如人欲梦寐清稳,梦寐中却着不得力,须全是从日间修身养性。然日间修身养性,原不是专求梦寐中清稳,只是日间所为原自当如是。昼之所为出于正,则夜之所梦亦出于正耳。君子止有事人、知生学问,更无事鬼、知死学问也。”

言夏兄问:“嘉靖中,凡塑像皆易为木主,固善。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予曰:“城隍,地祇也。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以塑像。”曰:“然则孔子不妨塑像耶?”曰:“可,但时代即逺,传写非真,虽欲貌之,无从而貌之。则塑像恐涉伪耳,非理有不可也。”江升士兄曰:“予尝见苏州郡学立木主于座,而刻孔子石像于傍。”予曰:“得之。

译即便在这两句话中,也可以看出:寻常的鬼神,是以精气凝聚成物,这是天神和地祇;游动的魂魄发生变化,这是人鬼。然而“物”字和“变”字,终究还有形迹可寻。

问:怎样才是安顿鬼神的正道?答:“龟山杨氏说:合乎礼义的,让人去亲近它;不让人去致死地侍奉它。不合乎礼义的,让人远离它;不让人去刻意地侍奉它。刻意侍奉不合礼义的,那些鬼神就会作祟;致死地侍奉合乎礼义的,那些鬼神就不会作祟。”这番议论最为精妙,只是表达了‘有诚心就有神灵,无诚心就无神灵’的意思。说鬼神有无,只在于人心罢了。精妙之处在于区分可不可:可的,是正祀;不可的,是淫祀。可的,让人去致生地侍奉;不可的,让人去致死地侍奉。圣人致力于民众的道义而敬奉鬼神的原则,不过如此。所以说:‘推究这个道义,就可以制定祭祀的典章。’

鬼神,是气。气必须有所依托才能长久。设立神主牌位让它依附,用血食祭品来供养它,都是为了让它有所依托。这是古人制定祭祀的本意。

“鬼神”这两个字毕竟与阴阳不同。程子说:“鬼神是天地运行的功用,是造化留下的痕迹。”张子说:“鬼神是阴阳二气自然具备的能力。”虽然说得精密宏大,但终究是从阴阳的角度来说的,所以一直讲到春生秋杀、日升月沉、花开叶落、手行足走,竟然与阴阳没有区别。至于伯有为厉鬼作祟,则认为那是另一种道理,意在扶持世间教化,防止世人迷惑,但世人的迷惑反而更甚,这是拘泥于理而失之过当的地方。我认为“鬼神”二字与阴阳不同,如果把鬼神等同于阴阳,那么就可以把阴阳说成鬼神,这就不行了。就拿四书五经中所称的鬼神来证明,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这是把鬼神与人对照来说。又说:“敬奉鬼神而远离它。”如果是阴阳意义上的鬼神,怎么可以远离?《中庸》说:“鬼神的德行,真是盛大啊!”下面紧接着说“使天下的人紧紧承接”,明显是指祭祀中的鬼神。《易经》说“鬼神损害自满的人而赐福谦逊的人,人道厌恶自满而喜好谦逊”,也是把鬼神与人对照来说。“与四季相合其秩序,与鬼神相合其吉凶”,四季是四季,鬼神是鬼神。《系辞》说:“推究开始反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物,游魂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以鬼神根源于死生来说,可见“鬼神”二字明明专指祭祀中的鬼神,何曾与阴阳混淆?正因为不与阴阳混淆,而又确实有一定之理,既不离世俗所说的鬼神,也不混杂世俗所说的鬼神,这就是圣人的道理不同于异端的原因。

天的神灵叫神,地的神灵叫祇,人的神灵叫鬼。又说:凡是天地风雷山川之类,都叫神。祖先在庙中受享叫鬼,这是鬼神的正确训释。

鬼神只是天地、祖宗、五祀(五行之神)之类。厉鬼、祖宗之类,不过是天神和人鬼。至于淫祠邪鬼,虽然不合正理,但天地间也自有这种道理。因为鬼神由人而产生,淫祠邪鬼由邪人而产生。世上没有邪人,自然就没有淫祠邪鬼了。俗话说:“有道之世,其鬼不灵。”我也说:“有道之人,其鬼也不灵。”世上决没有正人被鬼迷惑的。

问:“怎样是不离世俗的鬼神,也不混杂世俗的鬼神?”答:“世俗所说的鬼神,是天地祖宗;圣人所说的鬼神,也是天地祖宗。这就是所谓不离世俗的鬼神。然而世俗所说的天地,就像佛道二教所称的,梵天、帝释、玉皇、十地等,认为一定有宫阙殿宇、人物形象;圣人则认为皇天后土,裁成辅佐、倾覆万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罢了。世俗所说的祖宗,就像佛道二教所说的追荐超度,以及盂兰盆会,认为一定有轮回,一定有地狱;圣人则认为祖考精神所存之处,子孙孝思所寄托之所,表达我的孝敬,表达我的思念罢了。一个是出于诚,一个是出于妄;一个迷惑于事物本来没有的,一个相信于道理必然有的。这就是所谓不混杂世俗的鬼神。”

言夏问:“‘事鬼神章’是侍奉鬼神的道理,就在侍奉人中。知道死的道理,就在知道生中。”否说:“不知道死生,须要观察昼夜。假如人想要梦寐清静安稳,梦寐中却用不上力,必须全凭日间修身养性。然而日间修身养性,原本不是专门为了求得梦寐中的清静安稳,只是日间所为原本就应当如此。白天的行为出于正,那么夜晚的梦也出于正。君子只有侍奉人、知道生的学问,没有侍奉鬼、知道死的学问。”

言夏兄问:“嘉靖年间,凡是塑像都改为木主,固然好。然而城隍似乎不妨塑像。”我说:“城隍,是地祇。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以塑。”问:“那么孔子不妨塑像吗?”答:“可以,但时代久远,传写失真,即使想描绘他的容貌,也没有依据来描绘。那么塑像恐怕涉及虚假,并非道理上不可。”江升士兄说:“我曾见苏州郡学在座位上立孔子木主,而在旁边刻孔子石像。”我说:“这就对了。”

推此以往,则不惟文庙,凡有功德于民之人鬼,皆当如此。既无亵渎之嫌,亦尽景仰之道。”

译推而广之,那么不仅文庙,凡是那些对百姓有功有德的人鬼,都应当像这样对待。这样既没有亵渎的嫌疑,也完全尽到了景仰尊奉的道理。

儒者之斥塑像,以其始于释氏也。然天神地祇,原无是形,故不可妄为塑像。若人鬼,则原有是形,塑像何妨?龟山杨氏曰:「致生之故,其鬼神塑像,亦致生之一事也。」此犹胜于古人之立尸,葢古人立尸,亦是想象之意。使当时有塑像法,古人必用之矣。

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说。以为茍毫髪而不似我父母,则为他人。此言似属太过。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亦何害于义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丧其父母者,并其彷佛而不得一覩也。此予于先妣,亦抱终天之憾也。

人子于父母之亡,决当依礼立主。至于影神,则随其心力。若祖宗有贤德,及为时名臣,则断不可不传影神,为后人瞻仰之资。

问二氏之鬼神如何?曰:道家之所谓鬼神,尊则上帝,卑则里社,皆本有之鬼神也。而称之以玉皇,亵之以齐醮,其失在于过卑。释氏之所谓鬼神,逺则西域,旷则三世,皆本无之鬼神也。而以为主持厯刼以为普度众生,其失在于过高。过高过卑,即所谓过不及也。无是理,即无是气,何以为鬼神?

人死之有鬼,犹木烬之有烟,皆气之余也。横死者,其鬼厉;强死者,其鬼灵。犹今之生柴,头木性未烬而强灭其火,则其烟盛;至老病而死者,其鬼多寂然无闻。葢其气已尽,犹之油干而火尽者,灯熄亦无烟也。或执以为必有,或执以为必无,皆未知此义。

问:凡物之有光者,皆属阳?神灯鬼火,此阴属也。何以有光?曰:有光者,不必皆阳属也。惟天为纯阳,然天未尝有光。日,阳精而中有闇虚。火,阳盛而外明,内暗,皆为坎象。故知阳虽有光,必丽阴始明。阴虽无光,然得阳亦现。萤火宵行,阴虫也。而有光者,郁蒸之气为之也。神灯鬼火,或气盛而有光,或气郁而有光。气盛则阴兼阳,气郁则阴生阳,故有光。昔人谓战场多磷,下有战血也。此即是郁气所为。

月阴精而有光者,得日而明也。蚌阴物,产珠夜明,亦得日月之精也。恒星有光者,星为少阳,亦非纯阳也。故阴阳必相兼而有光。

闻战场磷火,既得闻命矣。所谓阴房鬼火,则何如?曰:总之,非盛而有光,即郁而有光,二语尽之。阴房,则阴盛而有光也。

精气已成,故为物;游魂未散,故为变。

问:鬼神无形与声,乃或有形有声,何也?曰:无形无声,常也;有形有声,变也。然声或有之矣,形则未必。葢必众人共见者,然后谓之形。若一人独见,则目▯也。所以然者,鬼神气耳,声乃气之所为,形则非质不成也。

问:“精气为物,亦有形乎?”曰:“此如龙漦为鼋之类,葢神怪之属,非寻常之鬼神也。所以然者,气无质,精有质,龙漦精之属也,故有形。”

问:山魈、木客之类,亦常有形,何也?曰:此则神怪之属,兼精与气者也。

世间多有妄托鬼神者,不特巫觋,即士君子之中,往往有之。予初闻虽不之信,亦不敢断以为欺人。徐而询之,率皆欺人也。非为利,即为名,甚有为色者,亦大可骇矣。其人大率多遭竒疾竒祸,此则真鬼神之灵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逺之”,彼独亵鬼神而慢之,恰恰相反,安得不遭疾祸?

吾乡有托鬼神言幽冥事者,乡人竞往听之,抄传其说。予时方十七八,阅其说,即指为伪,乡人皆为予汗下。不半年,其人以竒疾死。贤者当于此等事深加辨察,庶不为妄人妄书所惑。

佛氏轮回之说,所以不可信者,以其不通也。天地之间,有化生,然后有形生。若以为轮回,则化生之初,未有万物,谁为轮回?形生之后,自少而众,自一而万,如何轮回?这便是矛盾处。

世俗投胎之说,理亦有之。葢彼处人初死,气犹未灭;此处人初生,气方成象。两气相取,忽然相合。此如磁之引针,珀之吸芥,亦不足怪。往往多出于亲雠者,葢所亲所雠,心尝不忘,则气尝相逐故也。然此亦巨万中之一二,乃释氏至以为人死必投胎,遂有轮回之说。儒者不之信,似矣。然毎因偶有所见所闻,则又持两说而不安,此

译儒者排斥塑像,是因为它始于佛教。然而天神地祇,原本没有这种形体,所以不可以随意塑像。如果是人鬼,则原本就有这种形体,塑像有什么妨碍呢?龟山杨氏说:“推究生者的缘故,那些鬼神的塑像,也是推究生者的一件事。”这还胜过古人立尸,大概古人立尸,也是想象的意思。假使当时有塑像的方法,古人一定会使用的。

伊川先生因为塑像的缘故,并不采纳影神的说法。认为如果毫发不像我的父母,那就是别人。这话似乎过于极端。父母有影神,也是人子思念父母音容的一种辅助,又有什么妨害于义理,而一定要去掉它呢?这是让幼年丧父丧母的人,连父母的依稀形貌都不能得见。这是我对于先母,也抱持终身的遗憾。

人子对于父母的亡故,决应当按照礼制立主。至于影神,则随其心意能力。如果祖宗有贤德,以及是当时的名臣,那么就断然不可不传影神,作为后人瞻仰的凭借。

问:佛道二家的鬼神是怎样的?答:道家所说的鬼神,尊贵的则是上帝,卑贱的则是里社,都是本来存在的鬼神。而称上帝为玉皇,用斋醮亵渎它,它的过失在于过于卑下。释氏所说的鬼神,遥远的则是西域,空旷的则是三世,都是本来不存在的鬼神。而认为他们主持历劫以普度众生,它的过失在于过于高深。过高过卑,就是所说的过与不及。没有这种理,就没有这种气,怎么能成为鬼神呢?

人死有鬼,就像木烬有烟,都是气的余留。横死的人,他的鬼厉害;强死的人,他的鬼灵异。就像现在的生柴,木头性质未烬而强行灭火,那么它的烟就盛;至于老病而死的人,他的鬼大多寂然无声。大概他的气已经耗尽,就像油干而火尽,灯熄也没有烟。有的人坚持认为一定有,有的人坚持认为一定没有,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问:凡是物体有光的,都属于阳?神灯鬼火,这是阴属。为什么有光?答:有光的,不一定都属于阳。只有天是纯阳,然而天不曾有光。日,是阳精而中间有暗虚。火,阳盛而外明内暗,都符合坎象。所以知道阳虽然有光,必须依附阴才开始明亮。阴虽然没有光,然而得到阳也显现。萤火宵行,是阴虫。而有光的,是郁蒸之气造成的。神灯鬼火,或者是气盛而有光,或者是气郁而有光。气盛则阴兼有阳,气郁则阴生阳,所以有光。古人说战场多磷,下面有战血。这就是郁气造成的。

月是阴精而有光,是得到日光而明亮。蚌是阴物,产珠夜明,也是得到日月的精华。恒星有光,星是少阳,也不是纯阳。所以阴阳必须相兼才有光。

听说战场磷火,已经领教了。所谓阴房鬼火,又是怎样?答:总之,不是气盛而有光,就是气郁而有光,这两句话概括了。阴房,就是阴盛而有光。

精气已经形成,所以成为物体;游魂尚未消散,所以产生变化。

问:鬼神没有形体和声音,却有时有形体有声音,为什么呢?答:无形无声,是常态;有形有声,是变化。然而声音有时会有,形体则未必。大概必须众人共同看见的,然后才称为形体。如果一人独自看见,那就是目眩。之所以这样,鬼神是气,声音是气所发出的,形体则没有质料就不能形成。

问:“精气为物,也有形体吗?”答:“这就像龙漦变成鼋之类,大概是神怪的类别,不是寻常的鬼神。之所以这样,气没有质料,精有质料,龙漦是精的类别,所以有形体。”

问:山魈、木客之类,也常有形体,为什么呢?答:这是神怪的类别,兼具精与气的。

世间多有妄托鬼神的人,不只是巫觋,即使是士君子之中,往往也有。我起初听到虽然不相信,也不敢断定是欺骗人。慢慢询问,大都是欺骗人。不是为了利,就是为了名,甚至有为了色的,也很可骇异。这些人大多遭遇奇疾奇祸,这才是真鬼神的灵验。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他们却亵渎鬼神而怠慢它,恰恰相反,怎么能不遭遇疾祸呢?

我的家乡有托鬼神说幽冥事的人,乡人争相前往听他说话,抄传他的说法。我当时才十七八岁,看他的说法,就指出是假的,乡人都为我出汗。不到半年,那个人因奇疾而死。贤者应当对这类事情深加辨察,才不至于被妄人妄书所迷惑。

佛氏轮回的说法,之所以不可信,是因为它不通。天地之间,有化生,然后有形生。如果认为是轮回,那么化生的初始,没有万物,谁在轮回?形生之后,从少到多,从一到万,如何轮回?这就是矛盾之处。

世俗投胎的说法,道理上也有。大概那边人刚死,气还未灭;这边人刚生,气方成象。两气相取,忽然相结合。这就像磁石引针,琥珀吸芥,也不足为怪。往往多出于亲仇之间,大概所亲所仇,心里常不忘,那么气常相追逐的缘故。然而这也是巨万中之一二,而释氏以至于认为人死必投胎,于是有轮回的说法。儒者不相信,似乎是对的。然而每当偶尔有所见闻,就又持两说而不安,这

不得理一分殊之义也。

通侯问投胎之说,恐未必止于初死,即亲雠亦不必尽拘。愚谓亲雠予原未尝拘,但谓多出于此耳。至于投胎,则初死时容或有之,久之必无此理。葢此气离躯殻既久,渐散渐灭,安能复与生气相取?其散见于杂说及以梦寐为言者,皆妄也。予于投胎之说,但谓理亦有之,不欲遽断其无耳。至真正耳目所及,则并未见有一投胎者,未可轻信也。

译未能理解“理一而分殊”的道理。通侯询问关于投胎的说法,恐怕未必仅限于刚死之时,即使是亲属仇敌也不必完全拘泥于此。我认为亲属仇敌我原本就没有拘泥,只是说大多出于这种情况罢了。至于投胎,刚死时或许会有,时间久了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因为这种气离开躯体既久,逐渐消散逐渐灭绝,怎么能再与生气相感应?那些散见于杂说以及以梦境为言的,都是虚妄的。我对于投胎的说法,只是说道理上可能有,不想立刻断定它没有罢了。至于真正耳目所及,则并没有见到一个投胎者,不可轻易相信。

凡产不由户者,释氏以为世尊、转轮圣王之瑞,儒者则以为未必然。偶阅祝枝山所记,成化十七年张珍事。珍,宿州人,妻王氏,于脐右产一男,鼻凖中有黑痣一。又尹氏《琐缀录》则云,成化二十年徐州妇人,肋下生瘤,瘤破产儿。有司具闻,日给膳米。尹曾见之。又嘉靖末,真定属县妇人,右胁生男,甚雄壮,六岁死。前二男至长,亦不闻有异。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六,太仓陆世仪撰。

  人道类

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予谓欲为人,尽人道。圣人不过尽人道而已。故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能尽人道,便合天道。天人无二也。

问:「如何便能尽人道?」曰:「能率性,便能尽人道。」

熊儿问人道,即周子所谓人极否?曰:人道即人极,以其当然而言,故谓之人道;以其极至而言,故谓之人极。其实一也。

太极二字,是伏羲未发之秘;而「孔子发之人极」二字,是孔子未发之秘;而周子发之。要之,周子只是孔子底,孔子只是伏羲底。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此语已逗漏出人极,然周子说得分明,周匝。

周子作《太极图》,发挥天地万物之理。太极二字,原本《系辞》,不过祖述孔子之旧。至于主静、立人极,"人极"二字则自周子开辟出来。后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一段,都是说人极。"人极"与"太极"句句相对,则知人身与天地处处相合,絶非矫揉造作。故人能践形,即能尽性;能尽性,即能达天。天与人总是一理,此是周子独得处。《太极图说》一篇,主意全在"人极"上。今人读《太极图说》,不论"人极"而止论"太极",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极,无天地;不知人极,无人。此之谓不诚,无物。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然而走兽不能为麒麟,飞鸟不能为凤凰,丘垤不能为泰山,行潦不能为河海,而人可以为圣人。故曰:人为万物之灵。

人极自在天地,非圣人指点出来,人不能知;非圣人以身率先,人不能行。周子说个「立人极」,「立」字便见,开天圣人有多少功德在昔年?刘念台先生有人谱编,立证人社,亦是此意。

能与天地并立为三方,是立人极。

周子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主静二字,是立人极之本;中正仁义,又是主静之实落处。此总是圣人尽性工夫,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性、尽物性,而与天地参。

舜光问:“如何是中正仁义而主静?”曰:“程子有言,只用敬不用静,葢恐人以虚静为静也。若中正仁义而主静,便是敬;若离中正仁义而主静,便是虚静。”

又问主静是主如何?不曰主静而中正仁义,乃曰中正仁义而主静。曰:若先言主静,便是虚静,便易入异端。周子之言如此。然今人犹以周子主静为偏于静者,不知中正仁义故也。

中正仁义而主静,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静之下,又自注曰:「无欲故静,无欲者无人欲也。无人欲则纯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为静,人欲为动。主静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则静固静,动亦静矣。岂有偏静之弊乎?

周子通书《圣学》篇云:「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故知“无欲”二字实兼动静。无欲兼动静,则主静,断非偏静矣。」

舜光问:“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是圣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与‘修道之谓教’,‘修’字意同,固是自定,亦是定人,尽己性,亦所以尽人性也。”

中正仁义,句下周子自注曰:「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学,似重主静,然不曰主静而已矣,而曰仁义中正而已矣。乃知仁义中正之外,别无主静。离仁义中正而言主静者,非主静也。所谓五行之外,别无阴阳;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

天地生万物,妙处只在妙合而凝。一点人心,应万事要处,只在诚无为。几善恶二句。

问:通书多说几字?太极图中却不见此意,何也?

译凡是胎儿不从母户产出的,佛教徒认为这是世尊、转轮圣王的祥瑞之兆,儒家学者则认为未必如此。偶然读到祝枝山所记载的成化十七年张珍的事。张珍是宿州人,妻子王氏,在右脐旁生下一个男孩,鼻梁正中有一颗黑痣。又见尹氏《琐缀录》说,成化二十年徐州有个妇人,肋骨下长了一个瘤,瘤破裂后生出一个婴儿。地方官员上报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米粮。尹氏曾亲眼见过。又如在嘉靖末年,真定所属县份有个妇人,右胁下生下一个男孩,非常雄壮,六岁时夭折。前面两个男孩长大成人,也没听说有什么异常。天地如此广大,有什么事是没有的呢?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六,太仓陆世仪撰写。

人道类

孟子说:“想成为君主,就竭尽君主的道义;想成为臣子,就竭尽臣子的道义。我认为想成为人,就要竭尽做人的道义。圣人不过是竭尽做人的道义罢了。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充分实现人的形体所蕴含的天性。’”

能够竭尽做人的道义,就符合天道。天与人没有两样。

问:“怎样就能竭尽做人的道义?”答:“能够遵循本性,就能竭尽做人的道义。”

熊儿问:人道,就是周敦颐所说的“人极”吗?答:人道就是人极,从应当如此的角度来说,所以称为人道;从极致完美的角度来说,所以称为人极。其实是一样的。

“太极”这两个字,是伏羲未曾阐明的奥秘;而“孔子阐明了人极”这层意思,是孔子未曾阐明的奥秘;而周敦颐阐明了它。总之,周敦颐的思想源自孔子,孔子的思想源自伏羲。

六爻的变动,体现了三极(天、地、人)的道理。这句话已经透露出“人极”的含义,然而周敦颐说得更加明白、周全。

周敦颐创作《太极图》,阐发天地万物的道理。“太极”二字,原本出自《系辞》,不过是继承阐述孔子的旧说。至于“主静”、“立人极”,“人极”这两个字则是周敦颐开创提出的。后半部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一段,都是在讲人极。“人极”与“太极”句句相对,由此可知人的身体与天地处处相合,绝非矫揉造作。所以人能够充分实现形体所蕴含的天性,就能竭尽本性;能够竭尽本性,就能通达天道。天与人总归是一个道理,这是周敦颐独到的见解。《太极图说》这一篇,主旨全在“人极”上。现在的人读《太极图说》,不讨论“人极”而只讨论“太极”,这就失去了周敦颐的本意。

不知道太极,就没有天地;不知道人极,就没有人。这就叫做不真诚,就没有事物。

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小土堆,河海对于路上的积水,都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也是同类。然而走兽不能成为麒麟,飞鸟不能成为凤凰,小土堆不能成为泰山,路上的积水不能成为河海,而人可以成为圣人。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

人极本来就在天地之间,如果不是圣人指点出来,人就不能知道;如果不是圣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人就不能实行。周敦颐说“立人极”,一个“立”字便可见,开天辟地的圣人在往昔有多少功德?刘念台先生编有《人谱》,设立证人社,也是这个意思。

能够与天地并立为三方,这就是立人极。

周敦颐用中正仁义来确立标准,而以主静来确立人极。“主静”二字,是确立人极的根本;中正仁义,又是主静的实际落脚点。这全都是圣人竭尽本性的功夫,能够竭尽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竭尽人性的本性、万物的本性,从而与天地并立。

舜光问:“怎样才是中正仁义而主静?”答:“程子有话说,只讲‘敬’不讲‘静’,大概是担心人们把虚静当作静。如果中正仁义而主静,这就是敬;如果脱离中正仁义而主静,这就是虚静。”

又问:主静是主张什么?不说主静而中正仁义,却说中正仁义而主静。答:如果先说主静,就是虚静,就容易陷入异端邪说。周敦颐的话就是这样。然而现在的人仍然认为周敦颐的主静偏向于静,这是因为不知道中正仁义的缘故。

中正仁义而主静,周敦颐的立论非常周全。然而在“主静”之下,他又自己注解说:“没有欲望所以静,没有欲望是指没有人的私欲。没有人的私欲就纯粹是天理了。”这是周敦颐认为天理是静,人欲是动。主静,就是主张天理。主张天理,那么静固然静,动也是静的。哪有偏向静的弊端呢?

周敦颐《通书·圣学》篇说:“一,就是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静时虚空、动时正直,所以知道‘无欲’二字实际上兼括了动静。无欲兼括动静,那么主静,绝对不是偏向静了。”

舜光问:“用仁义中正来确立标准而主静,是圣人自我确立,还是确立天下之人?”答:“这与‘修道之谓教’中的‘修’字意思相同,固然是自我确立,也是确立他人,竭尽自己的本性,也就是竭尽他人的本性。”

中正仁义,句下周敦颐自己注解说:“圣人的道,不过是仁义中正罢了。周敦颐的学问,似乎重视主静,然而不说主静罢了,而说仁义中正罢了。由此可知,仁义中正之外,别无主静。脱离仁义中正而言主静的,不是真正的主静。所谓五行之外,别无阴阳;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

天地化生万物,精妙之处只在于精妙地结合而凝聚。一点人心,应对万事的关键,只在于真诚无为。关于“几”与善恶的两句话。

问:《通书》多次提到“几”字,《太极图》中却不见此意,为什么呢?

曰:妙合而凝处,一圏是何物?

妙合而凝一圏,在天则合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在人则合义理之性,气质之性。

译问:那精妙融合而凝聚之处,这一圆圈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精妙融合而凝聚的一圆圈,在天则融合了无极的本真与阴阳五行之精;在人则融合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

舜光问韩子:“博爱之谓仁,儒者非之;而周子《通书》亦曰‘爱曰仁’,儒者又以为是,何也?”曰:“仁有体有用。周子之言仁,则以诚为体,而仁义礼智信五德皆就发用上言之。若韩子,则竟以爱为仁,而不知其有体用,故先儒以为非是。”

问: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朱注但疏其义,未知语何所指?曰:此言圣人本诚以行五德,无方体,无穷尽也。

舜光问周子诚神几?”曰:“圣人能诚,能神,亦足矣,何必又着‘几’字?”曰:“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诚是体,神是用,几是体用之间最着紧处。在天则为阴阳复姤之间,在人则为己发未发之际。圣狂之分,全在于此。作圣者,急须着眼。”

通书之诚则无事矣。此语非几于圣人者不能道。语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庸人何妨?所恶于庸人者,谓其作伪耳。惟其作伪,故机械百出,事变日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于自己身心何益?愈劳扰愈不安。所谓心劳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此正是说诚则无事。

天地之间,葢莫非气,而其所以然之故,则莫非理。理与气,在天则为天之命,在人则为人之性。性与命,兼理与气而言之者也。夫性与命兼理与气而言,而宋儒专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气,道其全也;专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则不可不知其全;欲率性、事天,则不可不知其主。○人虽至愚,皆有四端之发见,学者反而观焉,而能自见其四端之发见,则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质虽至杂,不过刚柔之过不及,学者反而观焉,而能自辨其刚柔之过不及,则所得乎天之气在是矣。既得其所谓理与气者,是性,而又求所以尽性,则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气者,我之所独也。从乎同,则理至而气从焉,而日进以至于天;从乎独,则气胜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于人。是故君子权理气之重轻,而独致力于其重,于是有穷理居敬之学。何谓穷理?格致是也。何谓居敬?诚正是也。

虞九言:“孔子论性曰:‘性相近也。’孟子论性则曰:‘性善。’二说己自不同。至宋儒又言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性岂有二乎?曰:不然。只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句,则理气之说明,而性之为性昭然矣。葢太极者理也,两仪者气也。理无不善,一入乎气,遂分阴阳;分阴阳,遂分刚柔;分刚柔,遂有清浊;有清浊,遂有善恶。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又曰:‘上智下愚不移。’是兼义理气质而言性,所谓合太极、两仪而统言者也。孟子则指其最初者而言,以为阴阳之气虽杂揉偏驳之极,而太极则未尝杂;人之气质虽下愚浊恶之极,而性则未尝不善。故专以善为言,是独指太极以发明此理。要之,立言虽殊,旨意则一。太极、两仪未尝二,性如何有二?”

太极图,最好观性。太极不离乎阴阳,故有气质之性;而实不离乎阴阳,故有义理之性。

周淑文王异公与予同论太极,予曰:“诸兄知周子画图文公作解意乎?太极之旨最为微妙,而二先生亟亟于讲明之。《近思录》中且以为初学入门之始者,欲人知性学故也。性学不可只作一番闲话讲过,须是切身体认,实实见得自己本然之性,又实实见得自己气质之性,用力猛下工夫,尽去气质之私,而一复本然之性,方是实际。”

问天地气质曰:「天气有清浊,地质有厚薄。气清质厚,圣人之徒也;气浊质薄,愚不肖之流也。气清质薄,则知过于行,而为狂为智;气浊质厚,则行过于知,而为狷为贤。」

水性寒,火性热。水可热,而火不可寒,者刚柔异也。柔者易染,刚者难夺。此君子之所以贵为刚也。

凡人性刚者,最难自反;然其自反也,奋然不惮易辙之劳。性柔者,最易自反;然其自反也,嗒然若丧而已。能改过自强者,十不得一二也。刚者而善自反,柔者而能自强,则中行之流,圣人之徒矣。气质之性,得之于天,不可强求。学者须是深加

译舜光问韩愈:“‘博爱叫做仁’,儒家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而周敦颐的《通书》也说‘爱叫做仁’,儒家学者又认为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回答说:“仁有本体和功用。周敦颐所说的仁,是以诚为本体,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德都是从功用的角度来讲的。至于韩愈,则直接把爱当作仁,而不知道仁还有本体和功用的区别,所以先代儒家认为他的说法不对。”

问:“‘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朱熹的注疏只解释了字义,不知道这句话具体指什么?”回答说:“这是说圣人本着诚来践行五德,没有固定的方所形体,也没有穷尽的时候。”

舜光问周敦颐所说的“诚、神、几”。回答说:“圣人能够诚,能够神,也就足够了,何必又加上‘几’这个字呢?”回答说:“这正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诚是本体,神是功用,几是本体和功用之间最紧要的地方。在天表现为阴阳交替的复卦与姤卦之间,在人表现为意念已发与未发之际。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全在于此。想要成为圣人的人,必须在这里着力。”

《通书》说“诚就无事可做了”。这句话如果不是接近圣人的人是不能说出来的。俗话说:“天下本来没有事,庸人自己扰乱自己。”庸人有什么妨碍呢?所厌恶庸人的,是说他们弄虚作假。正因为弄虚作假,所以机巧百出,事变日益增多。不仅世界不得太平,究竟对自己身心有什么好处呢?越是劳累扰乱越是不安。这就是所谓的心劳日拙。《易经》说:“天下有什么思虑呢?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有什么思虑呢?”这正是说诚就无事可做。

天地之间,大概没有不是气的,而其所以如此的缘故,则没有不是理的。理与气,在天就是天的命,在人就是人的性。性与命,是兼理与气来说的。既然性与命是兼理与气来说的,而宋代儒家专门讲理,为什么呢?回答说:兼讲理气,是说道的全貌;专讲理,是阐明其主导。想要了解性、了解天,就不能不知道其全貌;想要遵循本性、侍奉上天,就不能不知道其主导。○人即使愚笨到极点,都有四端的显现,学者反过来观察,而能自己看见四端的显现,那么所得到的天之理就在这里了。资质即使杂乱到极点,也不过是刚柔的过与不及,学者反过来观察,而能自己辨别刚柔的过与不及,那么所得到的天之气就在这里了。既然得到了所谓的理与气,这就是性,而又寻求所以尽性的方法,就又反过来思考。理,是人所共同的;气,是我所独有的。顺从共同的一面,则理至而气随之,而日益进步以至于天;顺从独有的一面,则气胜而理亡,而日益沉沦以混同于人。因此君子权衡理气的轻重,而独自致力于那重的方面,于是有穷理居敬的学问。什么叫穷理?格物致知就是。什么叫居敬?诚正就是。

虞九说:“孔子论性说:‘性相近也。’孟子论性却说:‘性善。’两种说法已经不同。到了宋代儒家又说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难道性有两个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只看《易经》‘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一句,则理气的说明就清楚了,而性之为性也就昭然若揭了。大概太极就是理,两仪就是气。理无不善,一旦进入气,就分出阴阳;分出阴阳,就分出刚柔;分出刚柔,就有清浊;有清浊,就有善恶。所以孔子说:‘性相近也。’又说:‘上智下愚不移。’这是兼义理气质而言性,所谓合太极、两仪统而言之。孟子则指其最初者而言,认为阴阳之气虽然杂揉偏驳到极点,而太极则未曾杂;人的气质虽然下愚浊恶到极点,而性则未曾不善。所以专以善为言,是独指太极来发明此理。总之,立言虽然不同,旨意则一。太极、两仪未曾有二,性怎么会有二呢?”

太极图,最适合观察性。太极不离乎阴阳,所以有气质之性;而实际上不离乎阴阳,所以有义理之性。

周淑文、王异公与我一同讨论太极,我说:“各位兄长知道周子画图文公作解的意思吗?太极的旨意最为微妙,而两位先生急于讲明它。《近思录》中甚至把它作为初学入门的开始,是想让人知道性学啊。性学不能只当作一番闲话讲过,必须是切身体认,实实在在地看见自己本然之性,又实实在在地看见自己气质之性,用力猛下工夫,完全去除气质之私,而一旦恢复本然之性,才是实际。”

问天地气质。回答说:“天气有清浊,地质有厚薄。气清而质厚,是圣人之徒;气浊而质薄,是愚不肖之流。气清而质薄,则知过于行,而为狂为智;气厚而质浊,则行过于知,而为狷为贤。”

水性寒,火性热。水可以热,而火不可寒,这是因为刚柔不同。柔者易染,刚者难夺。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贵为刚的原因。

大凡人性刚者,最难自我反省;然而其自我反省时,奋然不惮改道的辛劳。性柔者,最易自我反省;然而其自我反省时,颓然若丧而已。能改过自强的,十个人中得不到一二。刚者而善于自我反省,柔者而能自强,则是中行之流,圣人之徒了。气质之性,得之于天,不可强求。

省察之功,务求变化气质。

译反省体察的功夫,务必追求改变人的气质。

或言人性有刚柔,刚者只在刚里边求个刚中,柔者只在柔里边求个柔中。予曰不然,刚中之中即柔中之中,柔中之中即刚中之中。刚柔者,气质之偏;中者,义理之正。干之用九,见羣龙无首,则刚而能柔,见中不见刚矣。坤之用六,利永贞,则柔而能刚,见中不见柔矣。刚柔有二,中无二。

男伟问:“圣人亦有气质之性否?”曰:“圣人安得无气质之性?如伯夷偏于清,柳下惠偏于和,便是夷、惠的气质;孔子中和,便是孔子的气质。”

孟子七篇,只言性善,未尝言气质之性。惟「口之于味」一章,以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对说,则知孟子非不知气质之性。但立教之法,决当以义理为主,亦以当时性学大坏,非专主义理,无以障狂澜于既倒也。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说气质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说习。惟无善无不善之说,最无头脑。

苏氏、胡氏俱以无善无恶为性。苏氏纵横之流,未尝留心理学,此不足怪。五峯先生葢称家学渊源者,其言尤见纰缪,何也?五峯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全具,此已是说性善了。”又曰:“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其言自相矛盾,真不可解。且“无适无莫”四字亦看错。

马性徤故能使之致逺;牛性顺,故能使之引重;人性善,故能使之行五达道。率其自然,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性所本有,故也。

问:「马、牛、水、火,亦可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否?」曰:「马性徤牛性顺,水性寒,火性热,此义理之性也。马有良驽,牛有驯恶,火丽油而炽,泉因地而温,此气质之性也。」

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分晰不得,只是一个性。就本然而言,则谓之有善无恶;就气质而言,则谓之有善有恶。究竟一落气质,除却圣人,便不能浑然天地之正。故程子曰:「善固是性,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亦是说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分晰不得处。

系辞传》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言天命之初,浑然至善,一落气质,便有善恶,便分差等。此孔子之论性,所以言「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是指太极之不倚、阴阳者言之。其实太极却离阴阳不得,故程子曰:「纔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人不识性,未有不以此言为禅家机锋话头者。

此中间灵处谓之心,心中所秉而一定者谓之性。性中之妙而合理者谓之善。若分义理、气质而言性,犹是意圆语滞也。

心性善,合人与万物而观,凡物皆有灵处,所谓心也。凡物皆有所秉而一定者,所谓性也。若性中之妙而能合理,则惟人有之,故独以性善归人。

不独人性中有义理之性,即物性中亦有义理之性。蜂蚁君臣,虎狼父子,鸡司晨,犬司夜,是也。即以草木土石言之,参蓍之补,金玉之坚贞,皆义理也。但人能通悟,物不能通悟,故独以义理之性归人耳。

人性通物性,塞人性,教则善;物性教,亦不善。

人性善,只是一通字。圣者通明之极,也不教而善者也。贤知学而能通者也,教而后善者也。愚不肖,不学而不能通者也,教亦不善者也。

诸儒中论性,莫如周子最明白最纯备。《通书》首章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干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只就元亨利贞上看出继善成性处,不过一诚字。诚字即实理也。能全此实理者,惟圣人。故曰:「诚者,圣人之本。」

周子论性,首称圣人。以圣人得性之全且正,故欲观性者,必观圣人。即孟子言「必称尧舜」之意也。

周子论性又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而已矣”者,竭尽无余之辞也。从来论性,无如此语之简而尽,顾儒者罕称之。葢以此语为论气质耳,岂知舍气质之外无性乎?故愚谓程、张、朱论性千言万语,不如周子此一言。

舜光问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如此,则性善

译有人说人性有刚有柔,刚的人只在刚里面寻求刚中,柔的人只在柔里面寻求柔中。我说不是这样,刚中的中就是柔中的中,柔中的中就是刚中的中。刚柔是气质的偏颇,中是义理的正道。乾卦用九,显现群龙无首,则是刚而能柔,只见中而不见刚了。坤卦用六,利于永远守正,则是柔而能刚,只见中而不见柔了。刚柔有两面,中却没有两面。

男伟问:“圣人也有气质之性吗?”回答说:“圣人怎么能没有气质之性呢?比如伯夷偏于清高,柳下惠偏于随和,这就是伯夷、柳下惠的气质;孔子中和,这就是孔子的气质。”

孟子七篇,只说性善,不曾说气质之性。只有“口之于味”一章,将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对照论述,由此可知孟子并非不知道气质之性。只是确立教法的原则,决断应当以义理为主,也是因为当时性学大坏,不专门主张义理,就无法在既倒的狂澜中加以阻挡。

有性善,有性不善,这是说气质之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这是说习染。只有无善无不善的说法,最没有头绪。

苏氏、胡氏都以无善无恶为性。苏氏是纵横家的流派,不曾留心心理学,这不足为怪。五峯先生大概是推崇家学渊源的人,他的话尤其显得错误,为什么呢?五峯说:“凡人的出生,纯粹是天地的本心,道义完全具备,这已经是说性善了。”又说:“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来辨别,不可以是非来区分。”他的话自相矛盾,真不可理解。而且“无适无莫”四个字也看错了。

马性健所以能驱使它致远;牛性顺,所以能驱使它负重;人性善,所以能驱使它践行五达道。顺其自然而行,没有不各有应当遵循的法则的。这是性所本有的,所以如此。

问:“马、牛、水、火,也可以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吗?”回答说:“马性健牛性顺,水性寒,火性热,这是义理之性。马有良有劣,牛有驯有恶,火遇油而炽烈,泉水因地而温热,这是气质之性。”

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分辨不清,只是一个性。就本然而言,就称为有善无恶;就气质而言,就称为有善有恶。究竟一落入气质,除了圣人,就不能浑然具备天地的正道。所以程子说:“善固然是性,恶也不可不说它是性。”这也是说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分辨不清的地方。

《系辞传》说:“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是说天命之初,浑然至善,一落入气质,便有善恶,便分出差别等级。这是孔子论性,所以说“相近”的原因。孟子道性善,是指太极的不偏倚、阴阳而言的。其实太极却离不开阴阳,所以程子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了。”人不识性,没有不认为这话是禅家的机锋话头的。

这中间灵妙的地方称为心,心中所秉持而确定的称为性。性中微妙而合理的称为善。如果分义理、气质而言性,还是意圆语滞。

心性善,合人与万物而观,凡物都有灵妙的地方,所谓心。凡物都有所秉持而确定的,所谓性。如果性中微妙而能合理,则只有人有,所以唯独将性善归于人。

不仅人性中有义理之性,即使物性中也有义理之性。蜂蚁有君臣,虎狼有父子,鸡司晨,犬司夜,就是这样。即使以草木土石来说,参蓍的补益,金玉的坚贞,都是义理。但人能通悟,物不能通悟,所以唯独将义理之性归于人。

人性通物性,堵塞人性,教化则善;物性教化,也不善。

人性善,只是一个“通”字。圣者通明之极,不教而善。贤者知学而能通,教而后善。愚不肖者,不学而不能通,教亦不善。

诸儒中论性,没有谁比周子最明白最纯备。《通书》第一章说:“诚,是圣人的根本。伟大啊,乾元!万物依赖它开始,诚的源头啊。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就确立于此。纯粹至善啊。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元亨,是诚的通达;利贞,是诚的复归。伟大啊,《易》!性命的源头啊?”只从元亨利贞上看出继善成性的地方,不过是一个“诚”字。诚字就是实理。能全此实理的,只有圣人。所以说:“诚,是圣人的根本。”

周子论性,首先称颂圣人。因为圣人得性之全且正,所以想要观察性的人,必须观察圣人。这就是孟子说“必称尧舜”的意思。

周子论性又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而已”是竭尽无余的话。从来论性,没有这样的话简练而详尽,然而儒者很少称引它。大概认为这话是论气质罢了,哪里知道舍弃气质之外没有性呢?所以我以为程、张、朱论性千言万语,还不如周子这一句话。

舜光问周子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如此,则性善”

,从何处看?”曰:“周子本文下面曰:‘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从此处看。”舜光未达曰:“不是人性本善,如何能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中者,即性之本善处也,人之所同具也。”

译(问者)说:“从何处看?”(答者)说:“周敦颐在本文下面说:‘只有中,就是和,是天下普遍通行的道理。圣人设立教化,让人自己改去恶习,自己达到中道就停止了。’从这句话来看。”舜光没有明白,说:“如果不是人性本善,怎么能自己改去恶习,自己达到中道?中,就是人性本善的地方,是人人都具备的。”

论性,只有程朱二处说得全备。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二之则不是者,谓性只在气中也。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絶不同。理絶不同者,谓人为万物之灵,独能具众理而称性善也。”

程子曰:「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又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人生而上,不容说。」朱子曰:「性须是个气质,方说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说得个天道,下性字不得。」两夫子不是实实见得性不离气质,如何敢开此口?

舜光问:“如何是本然之性?”曰:“本然者,谓本是如此也。如人性本自善,则善是人本然之性;火本自炎上,则炎上是火本然之性;水本自润下,则润下是水本然之性。推之万物,莫不皆然。反此便是失其本然。”

张子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此语甚开辟有功。然又谓「天性在人,犹水性之在氷」,如此则天命与气质之分何在?谓之气质者,谓其与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为氷,氷释为水,有何不同?缘张子只是就聚散上起见,认理气原不分明,故有此语。

诸儒谓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说,未落气质。予向亦主此论,今看来亦未是。若未落气质,只可谓之命,不可谓之性。于此说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且若就命上说善,则人与万物同此天命。人性善,则物性亦善,何从分别?孟子所云性善,全是从天命以后说,反复七篇中可见。如「乃若其情,则故而已」「形色天性」「以及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之类,并未尝就天命之初,未尝落气质处说。

天命之初,未落气质,即朱子亦有此言。葢以性之之圣,尧舜周孔而后,不可复得。人性之杂,万有不齐,下不得个善字,故须论到天命之初,以为此处浑然至善。不知此只是继之者善与成之者性,终有分别。读《孟子》「人无有不善」之言,只就人有生以后看,即下愚浊恶,亦无有不性善者。葢孟子论善,只就四端发见处言,因其四端,即知其有仁义礼智。人人有四端,即人人性善,也不必说到浑然至善,未尝有恶,然后谓之性善。

浑然至善,未尝有恶。语极精微,然着意精微便有弊病。此处已隐隐逗出无善无恶,无善无恶语更精微,却已隐隐走入释氏「离一切心,即汝真性」一边去。

论性,精微莫若中庸。然只是说,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未发是性,已发是情。中与和是善。未发无不中,已发无不和,是圣人之性。善未发,未能无不中,而未尝无中;已发,未能无不和,而未尝无和,是常人之性。善性善二字,只如此看。

只一尽性,便能尽人性、尽物性,与天地参。故只一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万物。若说喜怒哀乐处不精微,便不是;若舍喜怒哀乐处别求精微,更不是。

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笃恭而天下平。此皆喜怒哀乐精微处也。然皆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三达德,五达道九经实处做来。故其效验亦实实是敬信,民劝,民威,天下平。今人喜谈精微者,不讲平日工夫,不论后来效验,只说个不动,不言,不赏,不怒,笃恭的大话,何啻千里!

近来论性,只是二种。一种是遵程朱之言,跬步不失,说义理,说气质,只在文义上,依様葫芦,未见真的。其为弊,似乎有二:性一则离却气质,全说本然,极是高明,而其下稍全,是打合释氏,离经叛道。二者之失,惟均然,高明之为害,更大,学者不可不知。

舜光问告子、阳明论性,虽同“一无善无恶”,得无有异否?曰:不同。告子言其混沌,阳明状其虚无,然总是只说得气。曰:告子以混沌为性,固是认气为性;若阳明无善无恶,正是言无声无臭之妙,如何却是说气?曰:孟子道性善,只是说人性中皆有理;若曰无善无恶,则是人性中无理,只虚虚无无,岂不是气?

袁幼白问:“未发是理是气?”曰:“喜怒哀乐之未发,是

译论性,只有程颐和朱熹两处的论述最为完备。程颐说:“论性而不论气,就不完备;论气而不论性,就不明晰。”二者割裂开来都不对,所谓二者割裂都不对,是说性就存在于气之中。朱熹说:“论万物统一的本原,则是理相同而气不同;论万物不同的形体,则是气还相近,而理却截然不同。”所谓理截然不同,是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唯独能具备众理而称性为善。

程颐说:“生之谓性,性就是气,气就是性。”又说:“恶也不可不说它是性。”又说:“人生而上,不容说。”朱熹说:“性必须是个气质,才说得性字。如果人生而上,只说得个天道,下不得性字。”两位夫子如果不是切实地见到性不离气质,怎么敢开此口?

舜光问:“什么是本然之性?”回答说:“本然,是说本来就是这样。比如人性本来自己就是善的,那么善就是人本然之性;火本来自己就是炎上的,那么炎上就是火本然之性;水本来自己就是润下的,那么润下就是水本然之性。推及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与此相反便是失去了本然。”

张载说“成形之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返归则天地之性就存在了”,这话很有开辟之功。然而他又说“天性在人,就像水性在冰中”,这样的话,天命与气质的分别在哪里呢?之所以称为气质,是说它与天地之性不同。如果水凝结为冰,冰融化为水,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张载只是从聚散的角度来看,认定理气原本就不分明,所以才有这样的话。

诸儒说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说,没有落入气质。我过去也主张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也不对。如果没有落入气质,只能称之为命,不能称之为性。在这里说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况且如果在天命上说善,那么人与万物同此天命。人性善,那么物性也善,从哪里分别呢?孟子所说的性善,完全是从天命以后说的,反复阅读《孟子》七篇就可以看出。比如“乃若其情,则故而已”、“形色天性”、“以及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性”之类,并没有在天命之初、没有落入气质的地方说。

天命之初,没有落入气质,朱熹也有这样的话。大概因为生来就是圣人的,尧舜周孔之后,不可再得。人性混杂,万有不齐,下不得一个善字,所以必须论到天命之初,认为此处浑然至善。不知道这只是继之者善与成之者性,终究有分别。读《孟子》“人无有不善”的话,只就人有生以后看,即使是下愚浊恶之人,也没有不性善的。大概孟子论善,只就四端发见的地方说,因为四端,就知道他有仁义礼智。人人有四端,就是人人性善,也不必说到浑然至善、未曾有恶,然后才称之为性善。

浑然至善,未曾有恶。这话极其精微,然而着意精微就有弊病。此处已隐隐透出无善无恶,无善无恶的话更精微,却已隐隐走入释氏“离一切心,即汝真性”一边去。

论性,精微莫过于《中庸》。然而只是说,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未发是性,已发就是情。中与和就是善。未发无不中,已发无不和,这是圣人之性。善未发,未能无不中,而未曾无中;已发,未能无不和,而未曾无和,这是常人之性。善性善二字,只这样看。

只一个尽性,就能尽人性、尽物性,与天地参赞化育。所以只一个致中和,就能位天地、育万物。如果在喜怒哀乐处不精微,便不对;如果舍弃喜怒哀乐处另外求精微,更不对。

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民自劝,不怒而民自威,笃恭而天下平。这些都是喜怒哀乐精微之处。然而都是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三达德、五达道九经实处做来的。所以其效验也确实是敬信,民自劝,民自威,天下平。现在喜欢谈论精微的人,不讲平日工夫,不论后来效验,只说不不动、不言、不赏、不怒、笃恭的大话,何止千里之差!

近来论性,只是两种。一种是遵循程朱之言,跬步不失,说义理、说气质,只在文义上,依样葫芦,未见真知。其弊病似乎有二:一是性一,离却气质,全说本然,极为高明,而其下稍全,是迎合释氏,离经叛道。二是失之均然,高明之为害更大,学者不可不知。

舜光问告子、阳明论性,虽然同是“一无善无恶”,难道没有不同吗?回答说:不同。告子言其混沌,阳明状其虚无。然而总是只说得气。问:告子以混沌为性,固然是认气为性;如果阳明无善无恶,正是言无声无臭之妙。怎么却是说气?回答说:孟子道性善,只是说人性中皆有理。如果说无善无恶,则是人性中无理,只虚虚无为,岂不是气?

袁幼白问:“未发是理是气?”回答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是

气之未发也。然其时无所偏倚,即谓之中。则气即是理。”予因问幼白:“已发是理是气?”曰:“是气。”予曰:“已发是气,中节是理。”幼白恍然曰:“乃知不中节则纯是气,既中节则气便是理。理气之分,如是如是。”

译气尚未发动的时候。然而那时没有偏颇倚向,就称之为“中”。那么气就是理。”我于是问幼白:“已发是理还是气?”他说:“是气。”我说:“已发是气,符合节度的是理。”幼白恍然大悟地说:“这才明白不符合节度就纯粹是气,符合节度那么气就是理。理与气的分别,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人性中无所谓善恶,只有中与过不及。同一喜怒哀乐,中便是善,过不及便是恶。故圣人尽性,只是致中和。

人性之善,只是一中字。故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刘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生不能皆中。然以观乎万物,则惟人受天地之中也。能有此中,便是善;能全此中,便是尽性。」

  中是理一过不及是分殊

予尝有言:「分殊之极,有与理一极相反者。如人之性善,理一也;而杨食我之生,叔向之母闻声而知其灭族。火之畏湿就燥,理一也;而蜀中火井,遇物不燃,得水益炽,且投之以烛,则反灭。分殊之极,真有不可解者。然不可以食我之故,而遂谓人之性恶;不可以火井之火,而遂谓火之性就湿而畏燥也。」此经之所以必言恒性也。

程子曰:「在天为命,在物为性。」张子曰:「天授于人则为命,人受于天则为性。」朱子曰:「人多说性,方说心,看古人制字之义,须是先说心,后说性。」合诸儒之说而观,则是必先有气质,而后有性,性无气质,无所附丽也。然则论性善者,亦必在气质之性上看出性善,方是真切,不然总说得天命之前极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只是继之者善,不是成之者性。

周子《太极图说》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形生,质也;神发,气也。有形生,神发,而五性具是有气质,而后有性也。不落气质,不可谓之性。一言性,便属气质。」

人之气质,万有不齐,如何却谓之善?圣人只是就恒处看出。葢人性虽万有不齐,然同禀阴阳五行之气,则同具健顺五常之德。所禀所具之微着不同,而同禀同具则同也。即同处便是恒,即恒处便是善。故书曰:「厥有恒性。」中庸称三达德,孟子举四端,皆就人性中指其恒处言之也。

气质”二字,因张子与天地之性分别后,诸儒皆作不好的说。以后递相传习,人但一说着“气质”,便道是不好的物,只要离去他。不知气只是天,气质即是地。质除了天,更无气;除了地,更无质。是气质即天地所命。惟天赋以如是之气质,故有如是之理。但圣人则能践形,而众人则不能践形耳。岂可以形色为非天性乎?

气质二字不可轻看,万物之中,惟人头圆象天而向天,足方象地而向地,四肢五脏九窍百骸,皆凖阴阳五行,此真天地之灵秀,故具天地之义理。邵康节所谓「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付与,未为贫也」。若禽兽,则鲜有具四肢五脏九窍百骸者,即间有,而皆衡生。故鸡知司晨,犬知司夜,蜂蚁君臣,虎狼父子,其灵秀只有一隙,故义理亦只有一路。若草木,则全无四肢五脏九窍百骸,而又倒生,全向地而背天,故知识全无,只具得寒温平热一性,是义理之妙全由气质,人岂可轻看气质。

人之瞻瞩,高者性多聪明。禽兽中,猩猩、狝猴,有时人立,则性亦灵于他兽。乃知人之灵妙处,全在天气。但无地质,则天气无所附丽耳。

问:“灵处即义理否?”曰:“灵只是知觉,知觉之合义理处即义理也。虽有两层,却非二物。”

人之所禀,由天地生成者,皆谓之性。故世俗所称,如悟性、作性、记性、酒性、食性之类,性各不同。总之,皆出于气质。悟性、作性出于天气,记性、酒性、食性出于地质。若义理之性,则兼天气、地质而有之。健顺五常,由于阴阳五行也。

论性断离,不得气质。一离气质,便要离天地。葢天地亦气质也。一离天地,则于阴阳外别寻太极。于阴阳外别寻太极,则太极不落于空虚,即同于一物。

离气质而论性,必至入禅,何则?父母既生以后,落气质矣,则须说父母未生前。既而思父母未生前,则是天地,而天地亦气质,则须说天地未生前。既而思天地未生前,又有混沌开辟厯刧之说,则须是说无始以前,空刧以前,此必至之势也。去孔子、孟子、周、程、张、朱之说,不觉千里万里矣。学者须要穷至此处,乃知性善只在气质。

曹晖吉问:“性不可离气质之说,确不可易,但与荀卿、

译人性之中无所谓善与恶,只有“中”与“过”、“不及”。同样的喜怒哀乐,合乎“中”便是善,过了头或达不到便是恶。所以圣人穷尽本性,只是达到“中和”。

人性之善,仅仅是一个“中”字。所以《尚书》说:“伟大的上帝将中正之性降赐给百姓。”刘子曰:“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人的出生不能都合乎中正。然而观察万物,只有人禀受了天地的中正之气。能拥有这中正之气,便是善;能完全实现这中正之气,便是穷尽本性。”

“中”是理一,“过”与“不及”是分殊。

我曾经说过:“分殊到了极点,有与理一截然相反的情况。比如人性本善,这是理一;但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哭声就知道他会灭族。火畏惧潮湿而趋向干燥,这是理一;但蜀中的火井,遇到物体不燃烧,得到水反而更加旺盛,而且投入蜡烛,反而熄灭。分殊到了极点,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但不能因为杨食我的缘故,就认为人性本恶;不能因为火井的火,就认为火的本性是趋向潮湿而畏惧干燥。”这就是这部经典必须强调“恒性”的原因。

程子说:“在天称为命,在物称为性。”张子说:“天赋予人的称为命,人从天那里接受的称为性。”朱子说:“人多说性,然后才说心,看古人造字的含义,必须先说心,后说性。”综合各位儒者的说法来看,那么必定先有气质,而后有性,性没有气质,就没有依附的地方。那么论述性善的人,也必须在气质之性上看出性善,才是真切,不然总说天命之前极其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只是“继之者善”,不是“成之者性”。

周敦颐《太极图说》说:“只有人,禀受了秀气而最为灵妙。形体既然生成,精神发动而有知觉。形体生成,是质;精神发动,是气。有形体的生成,精神的发动,而五种本性具备,这是有了气质,而后才有性。不落在气质上,不能称之为性。一说到性,便属于气质。”

人的气质,千差万别,怎么能称之为善呢?圣人只是从恒常之处看出善来。大概人性虽然千差万别,但同样禀受阴阳五行之气,就同样具备刚健柔顺和五常之德。所禀受和所具备的有细微和显著的不同,但同样禀受和同样具备则是相同的。那相同之处就是恒常,那恒常之处就是善。所以《尚书》说:“他有恒常之性。”《中庸》称道三种通达的德行,孟子列举四种善端,都是从人性中指出其恒常之处而言的。

“气质”二字,因为张子将其与天地之性区分开后,各位儒者都把它说成不好的东西。后来代代相传,人们一提到“气质”,就认为是不好的东西,只想远离它。不知道气就是天,气质就是地。除了天,就没有气;除了地,就没有质。所以气质就是天地所赋予的。只有天赋予这样的气质,所以才有这样的理。只是圣人能够践行形体(实现本性),而众人不能践行形体罢了。难道可以认为形色不是天性吗?

“气质”二字不可轻视,万物之中,只有人头圆象天而面向天,脚方象地而面向地,四肢五脏九窍百骸,都符合阴阳五行,这真是天地的灵秀,所以具备天地的义理。邵康节所谓“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付与,未为贫困”。至于禽兽,很少有具备四肢五脏九窍百骸的,即使偶尔有,也都是横着生长的。所以鸡知道报晓,狗知道守夜,蜂蚁有君臣之分,虎狼有父子之亲,它们的灵秀只有一线之隔,所以义理也只有一条路径。至于草木,完全没有四肢五脏九窍百骸,而且倒着生长,完全面向地而背向天,所以知识全无,只具备寒温平热一种本性,可见义理的奥妙完全由气质决定,人怎么能轻视气质呢。

人的视力,高的地方性多聪明。禽兽之中,猩猩、猕猴,有时像人一样站立,那么它们的性也比其他野兽灵妙。由此可知人的灵妙之处,全在于天气。但没有地质,天气就没有依附的地方。

问:“灵妙的地方就是义理吗?”回答说:“灵妙只是知觉,知觉符合义理的地方就是义理。虽然有两层,却不是两样东西。”

人所禀受的,由天地生成的,都称为性。所以世俗所称的,如悟性、作性、记性、酒性食性之类,性各不相同。总之,都出于气质。悟性、作性出于天气,记性酒性食性出于地质。至于义理之性,则兼有天气和地质。刚健柔顺五常,源于阴阳五行。

论述性,断然不能脱离气质。一旦脱离气质,就要脱离天地。因为天地也是气质。一旦脱离天地,就要在阴阳之外另寻太极。在阴阳之外另寻太极,那么太极不落入空虚,就等同于一个具体事物。

脱离气质而论述性,必定会陷入禅宗,为什么呢?父母既已生育之后,就落入气质了,那么就必须说父母未生之前。进而思考父母未生之前,那就是天地,而天地也是气质,那么就必须说天地未生之前。进而思考天地未生之前,又有混沌开辟经历劫数的说法,那么就必须说无始以前,空劫以前,这是必然的趋势。这样距离孔子、孟子、周敦颐、程子、张子、朱子的学说,不知不觉就有千里万里之远了。学者必须穷究到这一步,才知道性善只在气质之中。

曹晖吉问:“性不可脱离气质的说法,确实不可改变,但与荀卿、

扬雄、韩愈诸子之说,作何分别?”予曰:“孟子言性善,于气质之中道,其常也;《书》所谓‘恒性’也。荀卿言性恶,于气质之中道,其变也。扬雄、韩愈言性善恶混,言性有三品,不知气质之有常变,而槩言之也。若知‘恒性’,则虽荀卿、扬雄、韩愈,亦恍然于性之皆善,而必不至于多赘矣。”

译扬雄、韩愈等人的学说,应当如何区分呢?我说:“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是就气质中合乎中道的常态而言的,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恒性’。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这是就气质中偏离中道的变态而言的。扬雄、韩愈主张人性善恶混杂,或主张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他们是不了解气质有常态与变态的区别,而笼统地一概而论罢了。如果明白了‘恒性’的道理,那么即使是荀子、扬雄、韩愈,也会对人性本善有所领悟,就一定不至于产生这么多多余的论说了。”

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即书。厥有恒性之『恒』字,其中即有善字意在,不然便是无本领汉笼统话头也。」

朱子《中庸》注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此即有气质,而后有性之证也。」

性离不得气质,犹道离不得阴阳。气质之外无性,阴阳之外无道。

或言子以善归气质,即告子“食色为性”之说也。曰:“是大不然。”告子但知气质,而不知气质中之善。如甘食、悦色,气质也,物之所同也。甘食中有辞让,悦色中有羞恶,此气质中之善也,人之所独也。告子知其同,不知其独,故不肯以善言性。若告子知以善言性,则虽以食色为性,容何伤?“食色,非性而何?”

告子「生之谓性」,言气质也。孟子不言「生之谓性」之非,而但与之言「人物」之辨。告子以「食色」为性,亦言气质也。孟子不言「食色谓性」之非,而但与之言「义外」之谬。此可以知孟子之言「性善」,不越气质中矣。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七,太仓陆世仪撰。

  人道类

仪臣兄谓予言性善即在气质,则许多恶人顿放何处?予曰:“圣人言马性健,牛性顺,则许多驽骀之马、抵触之牛,顿放何处?”仪臣仰天拊手,失声而笑。

问:人心、道心即义理、气质否?曰:人心即气质,道心即义理。道心只就人心中合于道者言之,非有二心。曰:然则如何云“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曰:此是说工夫。既知本体之危微如是,便须下精一、执中工夫,犹孟子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而后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先言本体,使人知危微可畏,则不敢忘戒慎恐惧之功;继言工夫,使人知精一可凭,则可徐收致中、致和之效。

问如何是道?心在人心中曰:人心非人欲,予《思辨录》中已详言之。人心只是食色,乃积乃仓,无怨无旷,便是食色中。道心放饭流啜,踰东家墙,便是人心中人欲。

或曰:义理之性,原于天者也;气质之性,出于人者也。予谓义理即在气质,岂可言天即在人?予曰:此处分不得天人,若分天人,便有二性。谓之性,便是出于天,不但性出于天,即四肢百骸,何一不出于天?强分天人,总堕偏见。

正儿问:“人之形气属父精母血,何以又属天气地质?”曰:“父精母血,亦天气地质也。人之呼吸,日受天之气;人之饮食,日纳地之质。其精与血,皆气质所成也。惟天地之权,常尊于父母,而其间有不可知者存。故以尧舜为父而有朱均,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不然,尧舜只产圣哲,瞽瞍只产顽嚚矣。”

又问:「父母之气,或有不善者,天地之气则无不善。瞽瞍生舜,理或有之;若尧舜生朱均,理在何处?」曰:「天地之气无不善,尊天之辞也。谓之曰气,则庸有不善之时,如所称覆载生成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皆是也。」

又问:“继之者善,是理是气?”曰:“以周子‘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观之则继善是兼理气。”曰:“然则何以谓之善?”曰:“此时虽兼理气,然未着于物,则犹是浑然全体也。如人性在未发之时,虽亦有气,然无所偏倚,则浑然是中,故谓之善也。”

或言天命之初未着于物,浑然至善,以此言性,极其髙明,且占地步,子何独言气质,得无为世所指摘?曰:予言气质,原未尝离天命,但予言天命,是就人言天,若云未着于物,则离人言天,离人言天,不但易入虚无,即极髙明与人何涉?

天命如日月在天,人受天命而有性,如水照日月而有影。水有清浊,则影有不同。人称水影之明者,必曰“某水之影明而后可见”,其不同于众水。如徒指日月而说其光明,则与水何与?故离人而言天,犹之离水而言日月;离气质而言性,犹之离水而言影。

未生以前,此理在天;既生以后,此理在人。万物皆备,饱满具足,不从此中识取性善,而仍讲未生以前,纵极至善,已被禽兽草木分取一半。

人喜就人生以上讲性善,只是容易打合禅和一路,然其弊只在离

译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相近’二字就写在书上。‘恒性’中的‘恒’字,其中就含有‘善’的意思,否则就是无能之辈笼统的空话。”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上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凝聚形成形体,而理也随之赋予。这就是先有气质,而后才有性的证明。”

性离不开气质,就像道离不开阴阳一样。气质之外没有性,阴阳之外没有道。

有人批评说:你把善归结为气质,那就是告子“食色是性”的说法了。我说:“这完全不对。”告子只知道气质,却不知道气质中包含的善。比如喜欢美食、喜爱美色,这是气质,是人与万物共同的;但在喜欢美食中有辞让之心,在喜爱美色中有羞恶之心,这是气质中的善,是人所独有的。告子知道共同点,却不知道独特之处,所以不肯用善来谈论性。如果告子知道用善来谈论性,那么即使说食色是性,又有什么妨碍呢?“食色,不是性又是什么?”

告子说“生之谓性”,说的是气质。孟子不直接反驳“生之谓性”的错误,而是跟他讨论人与物的区别。告子以“食色”为性,也是说气质。孟子不直接反驳“食色是性”的错误,而是跟他讨论“义在外”的谬误。由此可知,孟子所说的“性善”,并不超出气质之中。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七,太仓人陆世仪撰。

人道类

仪臣兄对我说:你说性善就在气质之中,那么许多恶人该放在哪里呢?我说:“圣人说马性健,牛性顺,那么许多劣马、抵触人的牛,又该放在哪里呢?”仪臣仰天拍手,失声大笑。

问:人心、道心就是义理、气质吗?答:人心就是气质,道心就是义理。道心只是就人心中符合道的那部分而言,并不是有两个心。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说“道心常作为主宰,而人心听命”?答:这是讲修养工夫。既然知道本体的危险微妙如此,就必须下精一、执中的工夫,就像孟子说“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很少”,而后说“百姓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一样。先讲本体,让人知道危险微妙值得敬畏,就不敢忘记戒慎恐惧的工夫;接着讲工夫,让人知道精一可以凭借,就可以慢慢收到致中、致和的效果。

问:什么是道心在人心中?答:人心不是人欲,我在《思辨录》中已经详细说过了。人心只是食色,积累粮食,仓库充实,没有怨恨,没有旷夫怨女,这就是食色中的道心;放饭流啜,翻越东邻的墙,这就是人心中的欲。

有人说:义理之性,源于天;气质之性,出于人。我说:义理就在气质之中,难道可以说天就在人之中吗?我说:这里区分不开天与人,如果区分天与人,就有两种性了。称为性,就是出于天,不仅性出于天,就是四肢百骸,哪一样不是出于天?强行区分天与人,总是陷入偏见。

正儿问:“人的形体气息属于父母的精血,为什么又属于天气地质?”答:“父母的精血,也是天气地质。人的呼吸,每天接受天的气;人的饮食,每天吸纳地的质。他们的精与血,都是由气质构成的。只是天地的权柄,常常高于父母,而其中又有不可预知的因素存在。所以尧舜为父却生了丹朱和商均,瞽瞍为父却生了舜。否则,尧舜只生圣哲,瞽瞍只生顽劣之人了。”

又问:“父母之气,或许有不善的,天地之气则无不善。瞽瞍生了舜,道理或许存在;如果尧舜生了丹朱和商均,道理在哪里?”答:“天地之气无不善,是尊崇天的说法。称之为气,那么平常也有不善的时候,比如所说的覆载生成的偏差,以及寒暑灾祥不得其正的情况,都是如此。”

又问:“继之者善,是理还是气?”答:“从周敦颐‘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微妙结合而凝聚来看,继善是兼有理和气的。”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称之为善?”答:“这时虽然兼有理气,但尚未附着于物,所以还是浑然全体。就像人性在未发之时,虽然也有气,但没有偏倚,所以浑然是中,因此称之为善。”

有人说:天命之初未附着于物,浑然至善,以此谈论性,极其高明,而且占据高地,你为何独独谈论气质,难道不怕被世人指摘吗?答:我谈论气质,原本未曾离开天命,但我谈论天命,是就人而言天,如果说未附着于物,那就是离开人而言天,离开人而言天,不仅容易陷入虚无,即使极其高明,与人有什么关系呢?

天命就像日月在天上,人承受天命而有性,就像水映照日月而有影。水有清浊,影就不同。人们称赞水影明亮,一定会说“某水的影明亮所以可见”,它不同于众水。如果只指着日月说其光明,那就与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离开人而言天,就像离开水而言日月;离开气质而言性,就像离开水而言影。

未出生以前,此理在天;出生以后,此理在人。万物皆备,饱满具足不从此中认识性善,而仍然讲未出生以前,纵然极其至善,也已经被禽兽草木分取了一半。

人喜欢就人生以上讲性善,只是容易迎合禅宗一路,但其弊端只在于离开

气质而言性始。

无善无恶之说,极易流弊。得其说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边,贤知之人便入阳明一边。告子无论矣,主阳明之说者,就此处寻向上去,则为人生而上,为父母未生前,无始以前,空刼以前。就此处说到下来,则为情,亦无善无恶;意,亦无善无恶;知,亦无善无恶;物,亦无善无恶。原头一差,毫厘千里,与告子相较,只是过犹不及。

译从气质来谈论性,才开始。无善无恶的说法,非常容易产生流弊。认同这种说法的人,愚昧不贤的人便落入告子的立场,贤明智慧的人便落入王阳明的立场。告子不必说了,主张阳明学说的人,如果从此处向上推求,便是人生之上、父母未生之前、无始以前、空劫以前。如果从此处向下推求,便是情也无善无恶;意也无善无恶;知也无善无恶;物也无善无恶。源头一旦出错,毫厘之差便会造成千里之谬,与告子相比,只是过与不及的区别。

论性必要合万物而观。葢性字是万物公共的,天下无性外之物,故有一物必有一性。须要看得通贯方得,若于一物之性穷格得,不通贯则于本性犹未尽也。

髙中元驳朱子《中庸》首章注曰:「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顺五常之德若何,其当行之路又若何,此言悮矣。」《药性本草》中元岂未读耶?

问物性中之理,如蜂蚁君臣、虎狼父子之类是矣。若夫草木土石之类,则理在何处?曰:理字甚活,草木土石无知觉,其所禀之性即是理。草木如大黄,合当寒,只寒便是他理;附子合当热,只热便是他理。土石如磺性横、硝性直,皆是理也。曰:然则乌啄合当毒,只毒便是他理乎?曰:此亦是理。如鹰鹯合当恶,只恶便是他理。葢其气如此,则其理自合如此。程子所谓善恶皆天理也。理字义虚,只是个当然所以然,道德二字亦然。故韩昌黎云:“道与德为虚位。”

问朱子云:“寒灰腐木有性如何?”曰:“如今人制铳药,必要用杉木、柳木灰,别木之灰便不可用。葢杉木松,易燃;柳木直,去逺。性如此,理亦如此也。”

问:草木土石,其健顺五常如何?曰:药性,本草言之矣。寒,便是水性,水德;热,便是火性,火德;燥,便是金性,金德;温,便是木性,木德;平和,便是土性,土德。五气、五味,皆然。

不但物物具五行之德,即五行又各具五行之德。即如一木也,有秉木中之水德者,有秉木中之火德者,有秉木中之金德者,有秉木中之土德者。四行皆然,故邵子《皇极经世》论走、飞、草、木,又于走、飞、草、木之中各以四相乗。此真善类万物之情者,看到此处方是能尽物性。能尽物性,然后可谓能尽其性。

沙介臣曰:「看到此处,方知格物即是尽性之功。」曰:「尽性只是格物穷理之极,故《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理字不可作善字看,只是作常理看。若作善字看,则人性上便说得去,物性上便说不去。岂可谓人有性,物无性乎?性作常理看,故火之理热,水之理寒,马之理健,牛之理顺,人之理善。此理字方一贯无碍。」

讲性善,须着一人字。着一人字,则不至离人而言天。着一人字,则不至离物而言性。故孟子曰:「人无有不善。」

朱子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应转一语曰:『天下无物外之性』。」

孟子论性善,如言必称尧舜,则故而已。乃若其情形色,天性心之同然是不离人而言天。如水无有不下,是岂山之性异于禽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犬之性,牛之性,是不外物而言性。一部《孟子》论性,只是如此。

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即天地,就人而言,则谓之气质;离人而言,则谓之天地。其实,离人而言,则天地之性,性字只是命字。所谓「继之者善也」,张子之意,以为人能反乎天,则成之者性,即「继之者善也」。其实,性之正训,则离不得气质。故张子又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张子《正蒙》「虚」字作「理」字看。

陈克艰问:「性善,只在气质,然则气质即性乎?」曰:「气质不是性,离气质亦不是性。性者,气质之理也。人气质之理善,物气质之理杂。」

克艰又问:“性只在气质,则气质有恶,亦可谓之性乎?”曰:“程子云:‘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问:“恶既是性,则如何谓之性善?”曰:“孟子曰:‘口之于味,性也;君子不谓性也。’”

生之谓性,言性只在气质也。孟子未尝非之,而至于昧人物之分,则孟子辨之矣。食色,性也。言性只在气质也。孟子未尝非之,至于为义外之说,则孟子辨之矣。此可见孟子言性善,不离气质也。克艰曰:「今日方知先生之言,直接孟子。」予曰:「不但孟子,孔子曰:『性相近也』,不离气质。子思曰:『天命之谓性』。朱子注曰:『气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不离气质。《书》曰:『厥有恒性』。《易》曰:『各正性命』。成之者性,《礼》曰:『人生而

译论性必须结合万物来观察。因为“性”字是万物共有的,天下没有脱离性的事物,所以有一物就必然有一性。必须看得通彻贯通才行,如果对某一物的性穷究格致,却不能贯通,那么对本性的认识就还没有穷尽。

髙中元驳斥朱子对《中庸》首章的注解说:“不知道草木土石它们的刚健柔顺五常之德是怎样的,它们应当遵循的道路又是什么,这话错了。”《药性本草》中元难道没有读过吗?

问:物性中的理,比如蜂蚁有君臣、虎狼有父子之类就是。至于草木土石之类,理在哪里?答:理字很灵活,草木土石没有知觉,它们所禀受的性就是理。草木如大黄,应当寒,这寒就是它的理;附子应当热,这热就是它的理。土石如硫磺性横、硝石性直,都是理。问:那么乌鸦啄食应当有毒,这毒就是它的理吗?答:这也是理。比如鹰鹯应当凶恶,这恶就是它的理。因为它们的气如此,那么它们的理自然应当如此。程子所说的善恶都是天理。理字的意义是虚的,只是一个当然和所以然,道德二字也是这样。所以韩愈说:“道与德是虚位。”

问:朱子说:“寒灰腐木的性是怎样的?”答:“现在人配制火药,必须用杉木、柳木的灰,其他木头的灰就不行。因为杉木疏松,易燃;柳木笔直,射程远。性是这样,理也是这样。”

问:草木土石,它们的刚健柔顺五常是怎样的?答:药性,本草已经说过了。寒,就是水性,水德;热,就是火性,火德;燥,就是金性,金德;温,就是木性,木德;平和,就是土性,土德。五气、五味,都是这样。

不但万物都具备五行之德,即使五行也各自具备五行之德。比如一棵树,有秉承木中水德的,有秉承木中火德的,有秉承木中金德的,有秉承木中土德的。其他四行也是这样,所以邵雍《皇极经世》论述走兽、飞鸟、草、木,又在走兽、飞鸟、草、木之中各自以四相乘。这真是善于类推万物之情的人,看到此处才能算是穷尽物性。能穷尽物性,然后才可以说是能穷尽自己的本性。

沙介臣说:“看到此处,才知道格物就是尽性的功夫。”答:“尽性只是格物穷理的极致,所以《易经》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程子说:“性就是理。这个理字不能当作善字看,只能当作常理看。如果当作善字看,那么人性上说得通,物性上就说不通了。怎么能说人有性,物没有性呢?性当作常理看,所以火的理是热,水的理是寒,马的理是健,牛的理是顺,人的理是善。这个理字才一贯无碍。”

讲性善,必须加上一个“人”字。加上一个“人”字,就不会脱离人而言天。加上一个“人”字,就不会脱离物而言性。所以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

朱子说:“天下没有性外之物,应转一语说:‘天下没有物外之性’。”

孟子论性善,比如说话必称尧舜,这是故意为之。至于其情形色泽,天性心的同然,是不脱离人而言天。如水没有不向下的,这难道是山的性不同于禽兽吗?白雪的白,白玉的白,犬的性,牛的性,是不外于物而言性。一部《孟子》论性,都是这样。

张载说:“有形之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返归则天地之性就存在了。”气质就是天地,就人而言,就叫做气质;脱离人而言,就叫做天地。其实,脱离人而言,那么天地之性,性字只是命字。所谓“继之者善也”,张载的意思,认为人能返归天,那么成就它的就是性,即“继之者善也”。其实,性的正训,就离不开气质。所以张载又说:“合虚与气,才有性之名。”张载《正蒙》中的“虚”字当作“理”字看。

陈克艰问:“性善,只在气质,那么气质就是性吗?”答:“气质不是性,离开气质也不是性。性是气质的理。人气质的理是善,物气质的理是杂。”

克艰又问:“性只在气质,那么气质有恶,也可以称之为性吗?”答:“程子说:‘恶也不可不称之为性。’”又问:“恶既然是性,那么怎么说性善呢?”答:“孟子说:‘口对于味道的喜好,是性;君子不称之为性。’”

生之谓性,是说性只在气质。孟子不曾否定它,但至于混淆人与物的区别,孟子就辨析了。食色,性也,是说性只在气质。孟子不曾否定它,至于主张义在外面的说法,孟子就辨析了。这可见孟子言性善,是不离开气质的。克艰说:“今天才知道先生的话,直接承接孟子。”我说:“不但孟子,孔子说:‘性相近也’,不离开气质。子思说:‘天命之谓性’。朱子注说:‘气以成形,而理也赋予其中’,不离开气质。《尚书》说:‘厥有恒性’。《易经》说:‘各正性命’。成就它的就是性,《礼记》说:‘人生而’”

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俱不离气质。古来圣贤言性,总是一样。

译静,是天的本性;受到外物的触动而活动,是本性的欲望。周敦颐说:“本性,不过是刚、柔、善、恶、中罢了。”这些都不脱离气质。自古以来圣贤谈论本性,总的说来都是一样的。

吴江戴芸野读予《性善圗说》,问先生:“以气质论性善,则性中之恶何以处之?”予曰:“孟子原止说性中有善,不曾说无恶。葢缘当时之人皆以仁义礼智为圣人缘饰出来,强以教人,非本来之物,如杞柳桮桊等议论,故孟子特特指点,以为四端原人性中本有,非谓性中止有善而无恶也。若止有善而无恶,则人人皆圣人矣。”故程子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曰:“如此则似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恶混之说,如何?”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恶混,与孔子‘性相近’之说原相似,但立意主客不同耳。孔子言‘性相近’,与《书》言‘恒性’相似,原主善一边言,故曰‘人之生也直’。葢人之所以为人与禽兽异者只是这个,故善是个主,恶是个客。若有性善、有性不善及善恶混之说,则主客无别,故语虽相似而旨意相去不啻天渊也。如韩子‘博爱之谓仁’,周子亦曰‘爱曰仁’,语虽一般,而识仁不识仁,直是逈别。”

人性中未尝有善恶,只有中和。过不及,惟其中和,故喜怒哀乐中即有仁义礼智。惟其过不及,故喜怒哀乐中即有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仁义礼智是好处,故名之曰善;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是不好处,故名之曰恶。中和,本然也;人之所以为人也,主也。过不及,失其本然者也,非人之所以为人也,客也。

予性善圗说,出惟予老友数人,皆浩然无疑,以为孔孟之言至此方合,其余则不敢疑,不及疑者有之,未能浩然也。毘陵汤公纶曰:「先生之言善矣,然自此而往,辨者将日众。」老友顾殷重亦曰:「恐天下将以此为标的。」予曰:「只恐立论处未是耳。若是,则以为标的,而往后性学将自此而章明也。」顾子曰:「恐亦有不可与辨者。」予曰:「惟入异端深及有客气者,不可与辨,外此皆不妨。」

问:“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何也?”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论其理也;惟至诚能尽性者,语其实也。论其理,则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人皆可为尧舜;论其实,则汤、武不能为尧舜,夷、惠不能为孔子,故惟至诚为能尽性。”

问:“如何是能尽人之性?”曰:“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如何是尽物性?曰:“穿牛鼻,络马首,种嘉禾,去稂莠。”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欲尽性者,先知性;欲尽人物之性者,必先知人物之性。」《书》曰:「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直与寛,胄子之性也。知其直与寛,故教之温与栗,以尽其性。」所谓「沉濳刚克,髙明柔克」也。姜制半夏,童便制附子,一部《本草》,皆是知其性,故能尽其性。尽性。

尽字最妙,人性中无一不具。所谓寛裕温柔,发强刚毅,斋庄中正,文理密察,仁义礼智皆备。然惟聪明睿知之至诚能尽之外,此则或偏仁,或偏义,而不能尽矣。所谓尽者,知其偏而能充之,使全也。

问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故论性须是言义理精微之性,方可率。若夹杂气质,安可率?曰:今人看率性“率”字大错。朱子曰:“率,循也,由也。”言物各由其性之自然,则莫不有道,所以明道本在吾性中。孟子所谓“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之意也。今人却看作“率意”“率”字动,称不学不虑,此释氏手持足行,无非道妙之说,而学者不察,辄为所惑,哀哉!

孟子言「不学不虑」,是指出性体与不知性之人看,非谓率性当如是也。故「不学不虑」四字,即生知安行圣人亦用不着。「中庸」开卷第一义,便说个「戒惧慎独」,「戒惧慎独」方是吾人率性之方。一部《中庸》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笃恭天下平」,都是此意。总之,只一「敬」字。

时中率性也,无时而不敬也,无忌惮不敬也。不敬,则不能率性矣。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非不用戒惧慎独,葢自然戒惧慎独出于性也。尧之钦,舜之允执,文王之小心,皆戒惧慎独也。要之,千圣千贤,率性之功,只是安勉之分,无有不本于敬者

译吴江戴芸野阅读我的《性善图说》,问先生:“如果从气质角度论性善,那么性中的恶该如何解释呢?”我说:“孟子原本只是说性中有善,并没有说没有恶。这是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仁义礼智是圣人人为修饰出来的,强行用来教导人,并非人本来固有的东西,就像杞柳做成杯盘之类的议论,所以孟子特意指点,认为四端原本是人本性中固有的,并不是说性中只有善而没有恶。如果只有善而没有恶,那么人人都是圣人了。”所以程子说:“恶也不可不说它是性。”戴芸野说:“这样的话,似乎就有性善、性不善以及善恶混杂的说法了,这该如何理解呢?”我说:“性善、性不善以及善恶混杂的说法,与孔子‘性相近’的说法原本相似,只是立意的主客不同罢了。孔子说‘性相近’,与《尚书》所说的‘恒性’相似,原本是从善这一边立论的,所以说‘人的生来就是直的’。大概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不同的,只是这一点,所以善是主体,恶是客体。如果有性善、性不善以及善恶混杂的说法,那么主客就没有区别了,所以话语虽然相似,但旨意相差却不止天渊之别。比如韩愈说‘博爱叫做仁’,周敦颐也说‘爱叫做仁’,话语虽然一样,但识得仁与不识得仁,简直是截然不同。”

人性中未曾有善恶,只有中和。超过或不及,只有中和,所以喜怒哀乐之中就有仁义礼智。因为超过或不及,所以喜怒哀乐之中就有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仁义禮智是好的方面,所以称之为善;不仁、不智、无礼、无義是不好的方面,所以称之为恶。中和,是本然的状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主体。超过或不及,是失去了本然的状态,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客体。

我的《性善图说》,只在我几位老友中流传,他们都浩然无疑,认为孔孟的言论到这里才吻合,其余的人则不敢怀疑,来不及怀疑的也有,但不能做到浩然无疑。毗陵汤公纶说:“先生的话很好,但是从此以后,辩驳的人将会日益增多。”老友顾殷重也说:“恐怕天下人将以此作为攻击的目标。”我说:“只怕立论的地方不对罢了。如果是对的,那么以此作为攻击的目标,而往后性学将会从此而彰明。”顾殷重说:“恐怕也有不可与之辩驳的人。”我说:“只有深入异端以及有客气的人,不可与之辩驳,除此之外都不妨碍。”

问:“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而《中庸》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尽他的本性’,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是从道理上说的;只有至诚才能尽本性,是从实际上说的。从道理上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所以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从实际上说,商汤、周武王不能成为尧舜,伯夷、柳下惠不能成为孔子,所以只有至诚才能尽本性。”

问:“什么是能尽人的本性?”回答说:“使人自己改变他的恶,自己达到中和。”什么是尽物的本性?回答说:“穿牛鼻,络马首,种植嘉禾,去除稂莠。”

孟子说:“尽他的心的人,就了解他的本性。所以想要尽本性的人,先要了解本性;想要尽人物本性的人,必须先了解人物的本性。”《尚书》说:“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正直与宽厚,是贵族子弟的本性。了解他们的正直与宽厚,所以教导他们温和与严肃,以尽他们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沉潜的人用刚强克制,高明的人用柔和克制”。姜制半夏,童便制附子,整部《本草》,都是了解它们的本性,所以能尽它们的本性。尽本性。

“尽”字最妙,人性中没有不具备的。所谓宽裕温柔,发强刚毅,斋庄中正,纹理细密明察,仁义礼智都具备。然而只有聪明睿智的至诚之人能尽它们,这就或者偏于仁,或者偏于义,而不能尽了。所谓尽,是知道他的偏颇而能充实它,使之完整。

问:《中庸》说遵循本性叫做道,所以论性必须说义理精微的本性,才可以遵循。如果夹杂气质,怎么可以遵循?回答说:现在的人看“率性”的“率”字大错。朱子说:“率,遵循的意思,由的意思。”说万物各自遵循其本性的自然,就没有不有道的,所以阐明道原本就在我的本性中。孟子所谓“不是从外面灌输,我本来就有的”的意思。现在的人却看作“率意”,“率”字作动词,说不学不虑,这是释氏手持足行,无非道妙的说法,而学者不察觉,就被所迷惑,悲哀啊!

孟子说“不学不虑”,是指出性体给不知本性的人看,并不是说率性应当如此。所以“不学不虑”四个字,即使是生知安行的圣人也用不着。《中庸》开卷第一义,就说个“戒惧慎独”,“戒惧慎独”才是我们率性的方法。整部《中庸》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笃恭天下平”,都是这个意思。总之,只是一个“敬”字。

时中就是率性,无时而不敬,没有无忌惮不敬的。不敬,就不能率性了。

诚的人,不勉强而中,不思考而得,不是不用戒惧慎独,大概是自然戒惧慎独出于本性。尧的钦,舜的允执,文王的小心,都是戒惧慎独。总之,千圣千贤,率性的功夫,只是安与勉的区别,没有不本于敬的。

。

或问:“性之之圣,只有本体,无工夫,如何?”曰:“此言大错。即如孔子,岂非性之之圣?然十五志学,三十立,四十不惑,直至耳顺,从心,何一时一刻非工夫?又孔子自言曰:‘不如某之好学。’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何等样工夫?只是比别人较自然,较容易。乃三家村不识字愚夫,一拾龙溪唾余,便闭目垂眉,动称不学不虑,真堪发笑。”

译有人问:“生来就是圣人的,只有本体,没有工夫,该怎么办?”回答说:“这话大错特错。就拿孔子来说,难道他不是生来就是圣人吗?然而他十五岁立志求学,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不迷惑,一直到耳顺、从心所欲,哪一时哪一刻不是用功呢?况且孔子自己说:‘不如我那样好学。’又说:‘他的为人,发愤用功忘了吃饭,快乐得忘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这是什么样的用功呢?只是比别人更自然、更容易罢了。那些三家村里不识字的愚昧之人,一旦拾取龙溪的唾余,就闭着眼睛、垂着眉毛,动不动就说不学不虑,真是可笑至极。”

问:“圣人亦戒慎恐惧否?”曰:“圣人明德常明,尧兢舜业,如何不戒慎恐惧?”曰:“圣人不思不勉,如何又要戒慎恐惧?”曰:“惟其戒慎恐惧,故能不思不勉。戒慎恐惧,即明德常明,至诚无息也。惟无息,故有弗思,思之即得;有弗行,行之即中。一息则不能不思不勉矣。君子未能时时戒慎恐惧,而勉为戒慎恐惧,所以期至于无息也。”

问今之学者好言工夫即本体,本体即工夫,何如?曰:此种言语看去极是髙明,只是古来圣人却不如此说,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确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体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工夫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本体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工夫也;“性相近”,本体也;“习相逺”,工夫也;“天命谓性”,本体也;“戒惧慎独”,工夫也;“性善”,本体也;“察识扩充”,工夫也。细勘古来,即尧舜孔子未尝说一句现成话,未尝扯一句髙苗话,乃自嘉隆以后谬学流传,即乳臭狂童、兎园野叟,一拾唾余便说性谭天,直出尧舜周孔之上,世道之忧未知所底。其病只在无心实得,而专欲以口角胜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

  知性知本体尽性尽工夫

本体,天之所以厚;人工,夫人之所以答天。

天者,理而已矣。学者欲谭天,须是穷理。故孟子言:「尽心知性,知性知天。」《系辞》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今学者毫不穷理,而动辄言天,以放旷为自然,以虚无为髙旷。天未必天,而理全非理矣。

工夫二字,是圣人参赞化育处。多少裁成辅相,俱在此中。圣人之所以有功于天地万物,有功于天下后世,皆此二字也。即孟子“性善”二字,亦是要人察识本体,好下工夫。非谓既识本体,当下即是工夫,更不须用力也。

圣人修道立教,固是参赞化育;学者开气禀之拘,去物欲之蔽,亦是参赞化育。

古人多说尽性,今人多说复性。复性者,修为以复其性。从汤武反之上说来,全要重在学虑。故《大学》一部书,开口命名便是一“学”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虑”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个字,不过只“学虑”两字。学与虑,即孟子所谓“知”,皆扩而充之也。今人说复性,只讲不学不虑,以为不用思维,不须把捉,只信口说出,信步行去,但认得个圆陀陀、光烁烁的东西,便左之右之,无不宜之。试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说话?

仪于性学工夫不啻数转。起初未学时,只是随时师说,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亦喜同禅和方外谭说,不覩不闻,无声无臭,父母未生前,无始以前,真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着实研穷,始觉得禅和方外固非分性为二者,亦非。于是得力于理先于气,一言于理气之间,尽心体验,始知太极为理,两仪为气,人之义理本于太极,人之气质本于两仪,理居先,气居后,理为主,气为辅,条理划然。然终觉得性分理气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与罗整庵先生暗合,便洒然觉得理气融洽,性原无二。然未察到人与物性同异处也。既而知人与万物之所以同,又知人与万物之所以异,于禽兽草木上,皆细细察其义理气质。于朱子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絶不同二语,大有契入。于是又识得天地万物本同一体处。然而性善之说,则终以先入之言为主,以为孟子论善只就天命之初继之者善处论,未敢说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与两儿言性,始觉得成之者性以前着不得性字。既说成之者性,便属气质,既属气质,何云性善?于是旷览夫天人之原,博观于万物之际,见夫所为异异而同同者,始知性为万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独,性善之旨正不必离气质而观也。于是取孟子前后论性语,反复读之,始知孟子当时亦只就气质中说善,而程朱以后尚未之能晰也。于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无不同条共贯,又取孟子以后周程张朱之言观之,周则无不脗合,程朱则间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

译问:“圣人也要保持戒慎恐惧吗?”回答说:“圣人光明的德性常常保持明亮,像尧那样兢兢业业,像舜那样继承大业,怎么能不戒慎恐惧呢?”又问:“圣人不用思考也不用勉强,怎么又要戒慎恐惧呢?”回答说:“正因为戒慎恐惧,所以才能不用思考也不用勉强。戒慎恐惧,就是光明的德性常常保持明亮,达到至诚无间断的境界。正因为无间断,所以有不用思考,一思考就能得到;有不用勉强,一行动就能中道。一旦间断,就不能做到不用思考也不用勉强了。君子不能时时保持戒慎恐惧,而努力做到戒慎恐惧,就是为了期望达到无间断的境界。”

问:现在的学者喜欢说工夫就是本体,本体就是工夫,怎么样?回答说:这种话看起来极其高明,只是古来的圣人却不这样说,字字句句剖析得十分分明,确实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说的是本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的是工夫;“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说的是本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说的是工夫;“性相近”说的是本体;“习相远”说的是工夫;“天命谓性”说的是本体;“戒惧慎独”说的是工夫;“性善”说的是本体;“察识扩充”说的是工夫。仔细考察古来,即使是尧舜孔子也没有说过一句现成的话,没有说过一句高妙空泛的话,然而自从嘉靖、隆庆以后谬误的学说流传,即使是乳臭未干的狂妄少年、乡野村夫,一拾取唾余便谈论天性,直接凌驾于尧舜周孔之上,世道的忧虑不知何时才有尽头。他们的毛病只在于没有真心实地的获得,而专门想用口舌胜过别人,所以甘心沉溺而不悔改。

了解本性就是了解本体,穷尽本性就是穷尽工夫。

本体,是上天所赋予的;人工,是人用来回应上天的。

上天,就是理罢了。学者想要谈论上天,必须穷究理。所以孟子说:“尽心知性,知性知天。”《系辞》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现在的学者毫不穷究理,却动不动就谈论上天,把放旷当作自然,把虚无当作高旷。上天未必是上天,而理完全不是理了。

工夫这两个字,是圣人参与协助化育的地方。多少裁成辅相,都在这其中。圣人之所以对天地万物有功,对天下后世有功,都是这两个字。即使是孟子的“性善”两个字,也是要人察识本体,好下工夫。不是说既然认识了本体,当下就是工夫,不再需要用力了。

圣人修道立教,固然是参与协助化育;学者打开气禀的拘束,去除物欲的遮蔽,也是参与协助化育。

古人多说穷尽本性,今人多说恢复本性。恢复本性,是通过修为来恢复其本性。从汤武反求本性的说法来说,全要重在学和虑。所以《大学》整部书,开口命名便是一个“学”字,得止的工夫到底重在一个“虑”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个字,不过是“学虑”两个字。学与虑,就是孟子所说的“知”,都是扩大而充实它。今人谈论恢复本性,只讲不学不虑,以为不用思维,不需要把持,只是信口说出,信步行去,只要认得一个圆陀陀、光烁烁的东西,就左之右之,无不宜之。试想孔子、孟子何曾有这种说话?

我在性学工夫上不止转了几个弯。起初未学时,只是随时跟随老师的说法,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也喜欢同禅僧和方外之人谈论,不见不闻,无声无臭,父母未生前,无始之前,真已。等到丁丑年下手做工夫,着实研穷,才开始觉得禅僧和方外之人固然不是将本性分为二者的,也是不对的。于是得力于理先于气,在理气之间一言,尽心体验,才知道太极是理,两仪是气,人的义理本于太极,人的气质本于两仪,理居先,气居后理为主,气为辅,条理划然。然而终究觉得性分理气终究没有合一。后来悟到理一分殊的宗旨,恰好与罗整庵先生暗合,便豁然觉得理气融洽,性原本没有二。然而没有察到人与物性同异的地方。后来知道人与万物之所以同,又知道人与万物之所以异,在禽兽草木上,都细细察其义理气质。对于朱子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的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完全不同这两句话,大有契入。于是又认识到天地万物本同一体处。然而性善的说法,则始终以先入之言为主,以为孟子论善只就天命之初的继之者善处论,不敢说到成之者性,直到己亥年偶然与两个儿子谈论性,才开始觉得成之者性以前着不得性字。既然说成之者性,便属于气质,既然属于气质,何谈性善?于是旷览天人之原,博观万物之际,看到所谓异异而同同者,才知道性是万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独,性善的宗旨正不必离开气质而观。于是取孟子前后论性的话语,反复阅读,才知道孟子当时也只是就气质中说善,而程朱以后尚且不能明晰。于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的话,按之无不同条共贯,又取孟子以后程朱的话观之,周则无不吻合,程朱则间有一二未合,而合的常八九也。

然未敢与世昌言,至庚子讲学东林而始微发其端,至丙午论性毘陵而始畧书其概。然而性与天道难言之矣,世之学者尚未见第一二层,而遽与之言第七八层,安得不骇而欲絶乎?予故稍笔于此,以志予三折肱之概。

译然而我不敢向世人公开宣扬,直到庚子年在东林讲学时才稍微透露其端倪,直到丙午年在毗陵讨论人性时才大致写下其轮廓。然而,性与天道是难以言说的,世上的学者尚未见到第一、二层境界,就突然与他们谈论第七、八层境界,怎能不使他们惊骇而想要断绝关系呢?所以我在此稍作记载,以记录我多次受挫的大致情况。

龚子无竞读予性善圗说,与予论性终日。予曰:「五圗大旨,不过云孟子所称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继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属气质,故即就气质发明之。人习闻气质之恶,今见称其为善,不觉骇怪。要之,不骇怪不肯究心,不究心不能透彻。」

无竞又问:“以人物之灵蠢论性,得无有类于知觉否?”曰:“性不是知觉。若从知觉上论性,则人与禽兽有知觉,而草木无知觉。然则草木遂无性乎?性只是物所禀于天以生之理。如人所禀于天以生是善的,马所禀于天以生是健的,牛所禀于天以生是顺的。推之草木,莫不皆然。此所谓性也。灵蠢是善不善之所由分处。”

问:知觉亦可见性否?曰:如何?不可见性。人之知觉多在仁义礼知,故见人之性善;马之知觉多在致逺,故见马之性徤;牛之知觉多在任重,故见牛之性顺。

又问佛氏如何以知觉为性?曰:“佛氏之言曰:‘在眼观看,在口谭论,在手执持,在足运奔。’识则唤作佛性,不识唤作精魂。他也不是以知觉运动为性。儒者辟之,非是他关窍,只在‘识不识’三字上,所谓‘悟不悟’也。但‘他’所谓悟,与吾儒所谓‘尽心知性’不同。”

子贡言「性天不可得闻,非秘之而不闻也,工夫未至,虽言之而终不得闻也。须知闻性天有多少工夫在,今人粗心浮气,畧看语録几则,便自谓知性,何啻说梦」。

孟子论性,只是开眼说。如今人论性,只是闭眼说。

沙介臣问:「气质之性,既善,君子如何又要变化气质?」曰:「谓性善只在气质者,就理一而言也;谓气质须变化者,就分殊而言也。变化是变化其分殊,以就其理一,总之不离气质。」

又问朱子云:“性善是超出气说,如何只就气质说?”曰:“但说一理字,便超出气,然未尝离乎气。葢不杂阴阳之太极,即不离阴阳之太极也。如今人言理超出气,便要离了气,故不得不发明之。”

郁东堂问:「气质之性,善?先儒变化气质之说,又如何?」曰:「孟子言人无有不善,原未尝说至善;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原未尝说无恶。所谓性善者,道其常,不道其变也;论其理一,不论其分殊也。若变化气质,正所谓叅赞化育,与气质善之说原不相倍。且不是气质本善,如何可以变化?禽兽之气质,何以终不能变化?」

今人只不识气质两字,气,天也;质,地也。万物皆一阴阳,故凡物皆有气质。气质中间所具之理,则谓之性。圣人指其性中之恒理而名之,故于物曰:「某性健,某性顺,某性寒,某性热」;而于人则曰:「人性善」。

思辨録辑要》卷二十八太仓陆世仪撰

  人道类

熙先问:「性与命是一物,是二物?」曰:「在天为命,在物为性,二物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一物也。分看亦得,合看亦得,一而二,二而一。」

在天为命,在物为性。此自是正训,然此但说字义耳。孟子「口之于味」一章,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便说到圣贤一眼看定,一脚踏定,实实做工夫,处于身心方为有益。

性也有命焉,是后天而奉天时。命也有性焉,是先天而天弗违。

朱子曰:「圣贤说性命,皆就实事上说。如今人只就虚处说,如何识得真性命?」

许舜光问:“性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命亦有明命之命、气数之命,如何?”曰:“只是一个性、一个命,古人特分别言之耳。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予亦曰:‘莫非性也,顺受其正。’”

又问:「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气数之命,君子往往顺而受之,何也?」曰:「气质之性,君子弗性,然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是气质未尝看轻也。气数之命,君子顺受,然不立岩墙,命也有性,是气数未尝看重也。总之,君子只是循一个理。」

又问:“气数之命,一定人亦能衡命否?”曰:“不必说衡命,只是说立命。孟子‘殀寿不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故曰:‘知命者不立岩墙。’又曰:‘命也有性,’此俱是

译龚子无竞阅读我关于性善的图解说明,与我整日讨论人性。我说:“五幅图的大旨,不过是说孟子所称的性善,在于‘成之者性’,而不在于‘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已经属于气质,所以就在气质上加以阐发。人们习惯听说气质是恶的,现在见称其为善,不觉惊骇怪异。总之,不感到惊骇怪异就不肯用心探究,不探究就不能透彻理解。”

无竞又问:“以人和动物的灵慧与愚钝来论性,难道有类似知觉的地方吗?”回答说:“性不是知觉。如果从知觉上论性,那么人和禽兽有知觉,而草木没有知觉。那么草木就没有性了吗?性只是万物禀受于天以生成的理。如人禀受于天以生成的是善的,马禀受于天以生成的是健壮的,牛禀受于天以生成的是顺从的。推及草木,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性。灵慧与愚钝是善与不善所由区分的所在。”

问:知觉也可以见性吗?回答说:怎么可以?不可以见性。人的知觉多体现在仁义礼智上,所以见人的性是善的;马的知觉多体现在致远上,所以见马的性是健壮的;牛的知觉多体现在任重上,所以见牛的性是顺从的。

又问佛家为什么以知觉为性?回答说:“佛家的话说:‘在眼观看,在口谈论,在手执持,在足奔跑。’识得的就叫作佛性,不识得的叫作精魂。他们也不是以知觉运动为性。儒家驳斥他们,并不是针对他们的关键所在,只在‘识不识’三个字上,也就是所谓的‘悟不悟’。但‘他们’所谓的悟,与我们儒家所谓的‘尽心知性’不同。”

子贡说“性与天不可得闻”,并不是秘而不宣,而是工夫未到,即使说了也终究不能听闻。须知听闻性与天有多少工夫在其中,今人粗心浮气,略看语录几条,便自以为知道性,何止是说梦话。

孟子论性,只是睁着眼说。如今人论性,只是闭着眼说。

沙介臣问:“气质之性,既然是善的,君子为什么又要变化气质?”回答说:“说性善只在气质上,是从理一的角度而言的;说气质须变化,是从分殊的角度而言的。变化是变化其分殊,以归于理一,总之不离气质。”

又问朱子说:“性善是超出气说的,为什么只就气质说?”回答说:“只要说一个理字,便超出气,然而未曾离开气。大概不杂阴阳的太极,即是不离阴阳的太极。如今人说理超出气,便要离开了气,所以不得不加以阐发。”

郁东堂问:“气质之性,是善的吗?先儒变化气质的说法,又如何?”回答说:“孟子说人无有不善,原本未曾说至善;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原本未曾说无恶。所谓性善,说的是常道,不说变道;论的是理一,不论分殊。若变化气质,正所谓参赞化育,与气质善的说法原本不相违背。况且不是气质本善,如何可以变化?禽兽的气质,为什么终究不能变化?”

今人只是不认识“气质”两个字,气,是天;质,是地。万物皆是一阴阳,所以凡物都有气质。气质中间所具的理,则称之为性。圣人指其性中的恒常之理而命名,所以对于物说:“某性健,某性顺,某性寒,某热”;而对于人则说:“人性善”。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八 太仓陆世仪撰

人道类

熙先问:“性与命是一物,还是二物?”回答说:“在天为命,在物为性,是二物。天所赋予为命,物所接受为性,是一物。分开看也可以,合起来看也可以,一而二,二而一。”

在天为命,在物为性。这自然是正解,但这只是说字义罢了。孟子“口之于味”一章,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这才说到圣贤一眼看定,一脚踏定,实实在在做工夫,处于身心才有益处。

性也有命焉,是后天而奉天时。命也有生焉,是先天而天弗违。

朱子说:“圣贤说性命,都就实事上说。如今人只就虚处说,怎么识得真性命?”

许舜光问:“性有义理之性、气质之分,命也有明命之命、气数之命,怎么区分?”回答说:“只是一个性、一个命,古人特意分别言之罢了。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我也说:‘莫非性也,顺受其正。’”

又问:“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而气数的命,君子往往顺而受之,为什么呢?”回答说:“气质之性,君子不把它当作性,然而饮食之人没有失德的,那么口腹难道只是尺寸之肤吗?这是气质未曾看轻。气数的命,君子顺受,然而不立于危墙之下,命也有性,这是气数未曾看重。总之,君子只是循一个理。”

又问:“气数的命,一定人也能衡命吗?”回答说:“不必说衡命,只是说立命。孟子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这就是立命。所以说:‘知命者不立岩墙。’又说:‘命也有性,’这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