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三十太仓陆世仪撰

译把周敦颐接续在孔子、孟子之后，这是从世系传承的角度来说的。如果论及学问，那么周敦颐实际上是接续孔子、颜回。看《通书》中的论述，除了孔子之外，三次提到颜回，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渊源所在了。

译先儒说孔子像玉，孟子像水晶，这是形容圣贤气象最好的说法。至于颜回和周敦颐，就不是水晶了，他们温润而坚毅，已经和玉相同，只是在孔子面前稍微有大小之分罢了。

周敦颐与孟子，可以相提并论，不能分出高低差别。孟子才气宏大，周敦颐心思细腻，他们作为亚圣的地位，是一样的。

孟子之后，没有传人；周敦颐之后，却得到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接续。此后道统便源源不断，这并不是力量有差异，而是时势造成的。战国时期，聪明有才辩的人，都被纵横家这类人引入势利的歧途，谁能去钻研这种迂阔的学问呢？到了周敦颐的时代，宋朝正处于全盛时期，而且人才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多的了，所以便得到了程颢、程颐和朱熹这样的人。

古人说孟子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是因为他能驳斥杨朱、墨翟的学说。至于周敦颐，他把太极、人极的道理说得最为明白，使得佛、道二家不能暗中迷惑人，尤其是不动声色，他的功绩难道在孟子之下吗？

周敦颐的学问，浑然就是一个“诚”字。所以《通书》第一章就说：“诚，是圣人的根本。”第二章说：“圣人，不过是诚罢了。”第三章说：“诚是无为的，几微之处便分出善恶。”第四章说：“诚、神、几，称为圣。”人都是一个“诚”字。诚，是天道的体现。如果不是圣人的流亚，接近于生而知之的人吗？

只是不依靠师传，默然契合道的奥妙这八个字，便是生而知之，也就是太极图的含义。有人说他从陈抟、种放、穆修那里得到，有人说他从鹤林寺僧人寿渥那里得到，这些都是佛、道二家没有根据的话，错误地引用以抬高自己。太极图完全出自《易经》，我另有论述。

道统最为重视“闻知”。闻知，是指没有师传却有开辟之功的人。周敦颐距离孔子、颜回一千五百年而特别兴起，这样难道不是闻知吗？

二程的学问本源于周敦颐。有人说伊川（程颐）写明道（程颢）的行状，说明道从遗留的经典中得到不传的学问，不提周敦颐，这是不善读书的人。明道自己说见到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他的《定性书》就是周敦颐“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的宗旨。至于伊川，他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惟人得其秀而最灵”，都是周敦颐《太极图》中的话。怎么能说不本源于周敦颐呢？所谓从遗留的经典中得到不传的学问，大抵圣贤之人一经指点，他自己就会去寻找门路，读书终究不能只守着这几句师说，这也是不善学习的人。

大程（程颢）与周敦颐，后儒往往并称。但是从天赋来说，大程接近周敦颐而胜过朱熹；从事功来说，开创先河的力量固然让位于周敦颐，而启发后人的辛劳也逊色于朱熹。

二程的学问，人们推崇大程，但大程实在是天赋胜过，他的行为自然没有阻碍；如果论学问，小程（程颐）尽有深入之处，不容易达到。张载的文集中也推崇小程，但他在行事上却每每有阻碍。

朱光庭说明道得到了圣人的诚，这话虽然似乎有些过分，但也差不多接近了。明道平生议论新法以及对待王安石，最为得体，只是他胸中廓然大公，功绩不必出于自己，名声不必由自己成就，只以朝廷天下为心，所以能如此。别人不能做到。同为君子，而有感化与未感化的区别，只看这一点。

明道请求修学校的札子，与伊川看详学校，朱熹关于贡举的私议，都论述学校。但是论其等级，伊川不如朱熹，朱熹不如明道。因为伊川、朱熹不过就近代而言，明道则通达于夏、商、周三代了。

明道论述十件事，也接近于三代，与王安石上神宗的书信相似，但实质不同。如果这些能付诸事业，隆盛的古风可以恢复，可惜啊！神宗舍弃这些而选择那些，这也是宋朝的不幸。

程颢的《定性书》，在鄠县时所作，年纪很轻。朱熹说其中一篇没有下手的地方。我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明道天赋高，接近生而知之，下笔自然不用力气。

明道确实听到了性与天道，大概是因为他深得太极图的益处。正因为深得太极图的益处，所以虽然有“善恶皆天理”的话，但不能说他不知道天有恶；也不能说他不谈性，但不能说他不知道性。

有人用三党的说法归咎于伊川，这是不对的。人除非不讲学，讲学就一定有门徒；有了门徒，人一定嫉妒他。不仅是小人嫉妒他，君子也嫉妒他。即使是孔子、孟子也不能避免，但君子不结党，关键在于立心罢了。小程气质接近狭隘，不如大程。世人因为他的学术接近方正，招来蜀党对他的讥讽，是应该的。至于明道，待人接物，浑然是一团和气，应该与世无争。然而当时李定、何正臣也弹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异，为什么呢？总之，士人憎恨多嘴多舌，不能因为结党而成为伊川的累赘。

伊川狭隘，邵雍不恭敬，但两人的学问远远超过伯夷、柳下惠了。我曾感叹三代以后，人们吝啬于把圣人的称号给予别人，这也是其中之一。

经筵，是君主最大的事情。历来视为具文，只有伊川能胜任其职。上太皇太后及经筵的三封札子，真可以作为古今的准则。那些以坐讲为嫌的，是俗儒的见识，谄媚之臣的习惯。讲官坐讲，是为了尊重圣人，为了尊重道，不是为了自我夸大。晚近君臣佞佛，膜拜僧人，不以为耻；一听说儒官坐讲，就群起争执认为不可，即使是贤者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何如此颠倒悖谬

译像这样达到了极点。

伊川给仁宗上书，大体上颇似《治安策》，还难免带有少年意气，但只要所见不同，就能将自己置身于夏商周三代，傲视衰微的末世，这正是儒者与纵横家不同的地方。

译性就是理。这一句话，朱子说是伊川独自创造的，不对。这也是继承周子《太极图》的意思。理在天地就是太极，理在我们心中就是人极。所以说“性就是理”。然而这句话从前没有人说过，即使说是伊川独自创造的，也是适宜的。

伊川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动时的中，就是寂然不动的。”南轩说：“伊川这里有一点小错误，未发之中的中，是众人的常性；寂然不动，是圣人的道心。”我认为伊川的话没有错，众人未发之中的中和圣人寂然不动的时候，也没有差别，只是缺少戒慎恐惧罢了。

伊川说“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这句话说得最好。朱子认为太深奥，没有把握，恐怕也是为初学者说的吧。

有人问尧夫：“约请明道、伊川去看花，明道去了，伊川没去，尧夫说：‘我们看花和别人不同，伊川只是不去，怎么样？’尧夫说：‘都是对的。’问：‘伊川如果去了，怎么样？’尧夫说：‘也是对的。’问：‘如果不是伊川，怎么样？’尧夫说：‘去了也不对，不去了也不对。’”

宋仁宗时，有同时开辟道统的三个人：周濂溪、张横渠、邵尧夫。二程虽然同时极盛，然而却有师承家教。

横渠的学问，在体用两方面都体现了根本和源头。比如《西铭》是万物一体的学问，井田、封建，是万世治理太平的要务。

横渠与王安石同时，王安石的新法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横渠非常喜欢《周礼》，被召见应对时也主张逐渐恢复三代制度。神宗将要重用他，这时如果有一点点苟且，就一定会迎合执政者，推行新法了。又或者棱角没有融合，一定会激动脸色互相争执，就像程子所说的“新法的祸患，是我们党人激成的”。横渠独自说：“朝廷将要大有作为，天下的士人愿意追随其后。如果与人合作行善，那么谁敢不尽力？如果像教玉人雕琢玉石一样，那么应该有不服从命令的人了。”话语温和而耿介，如果不是学问修养深厚，怎么能达到这样？

古人虚心诚实朴素，没有一个念头自以为是，没有一个念头欺骗别人。比如横渠讲解《易经》，关中的二程来拜访，一起讨论《易经》，于是自己撤去坐席，说：“我不如他们。”二程也不以为嫌隙，这是古人虚心诚实朴素的地方。近代的儒者，各自树立宗旨，各自划分门户，互相标榜，互相诋毁排斥，与古人相比，真是羞愧致死。

有人说横渠的文章难读，确实如此，然而这是人们不肯读罢了。从前朱子与蔡季通等人登上云谷山，半路上大雨，全身都湿了，到了目的地，因为想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性”，于是命令季通等人各自解释这两句话，自己也作了两句解释。后来于是作了《西铭》注。又朱子常说：“人读《易经》《尚书》难，季通读难的《尚书》却容易。”像朱子、季通这样，那么天下自然没有难读的书了。自己不肯读，却说古人的书难读，恐怕会被古人嘲笑吧。

横渠对于天文颇为欠缺明白，他说地有升降，是四游仪的说法，各位儒者都知道这是错的。至于天向左旋转，处在其中的顺着它，稍慢则反而向右，认为七政也向左旋转，朱子极力采纳他的说法。然而以天象整体大概以及保章、灵台两家的观点合起来看，那么这个说法也是错的。我曾经有过辩驳，这里不详细记载。他像地气乘机向左旋转，使恒星、银河因为北方而成为南方，日月因为天而隐现等话语，又是天不动而地动的说法，实在不可理解。这些都是强行探索用力过猛的毛病。

横渠论闰说：“闰余产生于朔日不尽，周天的气一句话最简练而完备。”

封建、井田，这两者是帝王达到治理的根本。三代以后，能说出其意思的只有张子。然而想要实行封建、井田，不先恢复古代学校，让学者人人都知道三代的治理，人人都知道封建井田的方法，而又在古今之间斟酌变通，不可以随意说恢复。

周子喜欢称赞颜子，横渠喜欢称赞孟子，也是他们资质相近的地方。

横渠的学问在诸子中最为艰苦，他的《理窟》中自道一篇，句句真切，学者如果能这样，不愁达不到圣贤的地位。

读尧夫《无名公传》简直是开辟以来一人。汉代的四皓，有他们的快乐，而没有他们的时机；唐虞时代的巢父、许由，有他们的时机，而没有他们的学问。不能与隐逸之流同日而语。

我问：“言夏，康节在百原山中静坐时，心体怎么样？”回答说：“清澈虚空明亮。”又问：“工夫怎么样？”言夏没有回答。我说：“会得一部《皇极经世》。”

言夏问尧夫易数怎么能预先知道？我说：这只是心虚的缘故，像伊川说董山人预先知道也是心虚。说：二程极力称赞尧夫的经济才能，如果让尧夫实现他的志向，易数还能预先知道吗？说：这恐怕不能。问为什么？说：尧夫预先知道也只是心清无事，专精易数罢了。如果让他遭遇时机遇到君主，就会有许多事业在身，精神命脉都发泄在事业上，怎么能再专精易数？说：那么尧夫如果遇到时机，反而不如不遇到吗？说：不是这样。尧夫如果遇到时机，就把事业当作易数；尧夫不遇到时机，就把易数当作事业。总共只是一般，没有

译优劣。

又问：“邵尧夫既然能够预知未来，为什么还要借助《易经》的推演呢？”回答说：“一般人能预知未来，只是心思清明罢了。邵尧夫在百原山时，有几年夜里都不躺卧休息，他的内心已经如同太虚一般空明。然而他仍然混迹于洛阳，与世俗之人应酬交往，所以虽然能预知未来，还是不得不借助《易经》的推演。如果像董山人那样，谢绝人事，完全隐居山中，达到极致的清虚境界，那么预知未来也就不需要借助《易经》的推演了。但这终究不是君子所看重的，所以当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都不谈论他预知未来的事。”

译如皋吴白耳说：“尧夫（邵雍）豪迈，但他的学问却源自敦厚笃实、虚静之中。所以，豪迈而不恭敬的人有，却没有能恭敬而不豪迈的人。”我说：“懂得这个意思，才知道程颢、程颐和朱熹不是迂腐的儒生。”

康节（邵雍）的学问，对照周敦颐来看，似乎有所不及。然而康节凭借这种数学，上推天道，下推人事，没有不灵验的。这是因为康节的数术，都从胸中自然流出，真是全体太极的体现。后人虽然想学习康节的数术，怎么能像康节那样具备心体呢？

张载是纯粹的儒者，邵雍是儒者兼通术数的人。然而通过《正蒙》和《经世》这两本书来看，《正蒙》在源头上还欠清楚，《经世》则颇能见出大意。比如他说：“道是天地的根本，天地是万物的根本。”又说：“天地的道理在万物中穷尽了，天地万物的道理在人身上穷尽了。”把圣人与昊天视为一道，说：“昊天按时令授予百姓，圣人用经典效法天”，专门归重于孔子，认为他能穷尽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这难道是术数之士所能达到的吗？

康节有实际作用，如果见到施行，恐怕远远胜过其他儒者。他说：“如果有命世之才，继承世道而兴起，即使民俗极其败坏，经过三次变革，帝王的道就可以施行。”这不是空话，他确实有实际作用的地方。

《经世书》说：天下的数术，出于理，违背理就落入术数。这就是康节的数术之所以古今独绝的原因。

周敦颐的《通书》喜欢谈论颜回；邵雍的《经世书》喜欢谈论孟子；留侯（张良）、王通、扬雄，都喜欢谈论那些像我的人。

周敦颐的《通书》多谈论礼乐，邵雍的《经世书》极力谈论天地人的道理，而不涉及礼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邵雍的学问未达到极纯粹的地步，还有豪杰之气在其中，朱熹之所以称他为风流人豪，原因在此。

朱熹一生的精力专门用在集注上，至今家喻户晓，流传万世而不厌倦。后世浅薄的学者，常常诋毁他的笔力不佳，这真是坐井观天。朱熹与人讨论注释的体例，说不可以自作文字，自作文字的话，读者贪看文字，连正文的意思都忘了。这是朱熹凭借大贤以上的资质，却能为初学者着想，所以心愈小而功愈大。试读朱熹的文集，他的笔力如何，怎么能轻易议论呢？

朱熹一生的学问，坚守“述而不作”这一句。当时周敦颐有《通书》，张载有《西铭》，二程也有《定性书》《易传》。朱熹则专门从事注释，大概三代以后，《诗》《书》《礼》《乐散亡已极，孔子不得不以删定为功。汉代唐代以后，经书虽然有笺疏，但芜秽尤其严重，朱熹不得不以注释为功。这是有坚定的见解，不是随便模仿孔子“述而不作”。

陆象山年轻时读到“宇宙”二字，说：“宇宙二字是我分内的事”，便可见他自任的意思；朱熹三岁问“天之上是什么”，便可见他穷理的意思。

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异同的辩论，古今争论不休，不必再掀起波澜。但读两家年谱所记载的，朱熹有谦谨求益的心，陆象山不无矜高挥斥的意思，这是后人不知道的。

人们说朱熹酷爱注释，即使是《楚辞》也为之作注，似乎是不得已。不知道此时党祸正兴起，正人君子流离窜逐，朱熹忧时特别深切，因此寄托《楚辞》以表达心意，难道是不得已吗？学者不读书，不能窥见古人的微意，不可轻易议论古人。

朱熹生平注释四书五经，曾无片刻闲暇，而又自己著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这么多精力。然而也是在野时多，居官日少，所以成就愈大。于是知道在外做官仅九考，在朝廷任职才四十天，不能算是不幸。

对道学的讥讽愈盛，道学就愈大。大概君子和小人不并立。周敦颐之时，如草木在甲壳中，知道的只有二三君子，世间本来无法讥讽。二程的门徒逐渐兴盛，攻击者逐渐增多。到朱熹时就更兴盛了。所以刘三杰、姚愈之类的人，甚至把伪党变为逆党，窥伺神器，图谋不轨。当时方正之士，稍以儒者自命的，以至于无处容身。而朱熹每天与诸生讲学不休，有人劝他遣散学生，他笑而不答。至今千载之下，朱熹在学宫享受祭祀，子孙世代受恩泽。而所谓姚、刘之类的人，三尺童子闻名而唾骂。那么做朱熹有什么可畏惧的？做姚、刘之类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韩侂胄禁伪学时，朱熹从游的士人，特立不顾的，隐居岩穴；依阿懦弱的，改拜其他老师。甚至改变衣冠，狎游市井，以表明自己不是党羽。这就是所谓水落石出。附声逐影的人，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

程子在经筵，先定坐讲的道理，正本清源。朱熹在经筵，一循时例行事，这是征兆。征兆足以施行而不施行，这是光宗之世不同于神宗之世。

朱熹论天文，胜过张载、二程，但还有未透晓的地方。大概儒者对于天文，只应当晓其大略，自然不能及专家，但也不必像专家那样。

朱熹论鬼神，平实近人；若程、

译张载竟然把阴阳当作鬼神了。朱熹为《太极图》作注，陆九渊跟着诋毁他，这不仅是因为他不懂《太极图》，也是因为他把周敦颐当作近代人而轻视他。如果不是朱熹如此表彰周敦颐的著作，怎么能流传到今天呢？仅此一点就体现了圣人的用心。

译朱熹在五经中，唯独对《易经》研究得最为深入透彻，《诗经》次之，《尚书》又次之，对于《礼》和《春秋》则未曾专门著书立说。然而，《仪礼经传集解》虽然并非全书，但也可见其大概了。另外，《朱子语类》中论述礼制及《春秋》的地方，最为通达、最为正大，由此可知，那些论礼拘泥、论《春秋》穿凿附会的人，都是朱熹所不赞同的。

二程子得到周敦颐的太极图，不把它展示给别人，只是自己领悟受用。朱熹却加以注释来解释它，谆谆教诲世人。这并不是二程子秘而不传。性与天道，是世人难以听闻理解的，传授它反而容易滋生困惑。朱熹一注释太极图，便引发了陆九渊许多议论。陆九渊当时还是贤人，尚且不能与他谈论性与天道，何况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呢？性与天道之难以听闻，真是严重啊！然而终究是朱熹的功劳大，如果没有这一番注释，那么百世之后，至今也不会认识太极图了。

陆九渊真是像万仞高壁一样耸立，听到他风范的人可以激励顽劣、树立懦弱之人，尤其善于鼓舞聪明人，所以聪明人也喜欢追随他。如果稍微肯教人读书，他的学问难道会逊色于朱熹吗？

仅凭“东海、西海、南海、北海”这四句话，便分明能看到天下归仁的气象。我在丁丑年初初学道时，悟得“敬”字是心法，看见满街的人都是这个心，心都是这个理，只是没有这个法。这也是陆九渊的意思。

我读《性理大全》，想到陆象山，觉得他与王安石有同样的毛病。不过是喜好高谈阔论、自以为是，喜好高谈阔论、自以为是就会陷入骄傲吝啬，从而毁掉一生的品德和学术。

人，在学术未成时，去除骄傲吝啬比较容易；等到德行成名、地位确立后，去除骄傲吝啬反而困难。这只是“为己”与“为人”的区别。

陆象山有诗说：“仰首攀南极，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罗钦顺认为这符合智通禅师临终的偈语，我认为即使不符合智通禅师的话，恐怕也难免一个“矜”字。

陆象山只是气度高傲，他的学生便多骄傲严厉，所以朱熹说：“陆九渊的门徒气象可畏，不仅是当时，即使近日也是如此。凡是涉足陆学的，便趾高气扬，喜欢与人争辩。他们的毛病只在‘好胜’二字，所以他们的学问终究不能有所成就。”

自从韩侂胄设立伪学禁令，凡是各大儒的书籍，都被禁止。天地间几乎不再知道什么是道学了。直到真德秀兴起，独自尊崇朱熹，慨然以传承斯文为己任，正统之学才得以重新彰显。此后何基、王柏、饶鲁等人相继兴起，都是真德秀开创的。真德秀对于朱熹，就像孟子对于孔子一样。

真德秀是福建浦城人。常有人到浦城，看见县墙上的石刻大字写着“西山真夫子之乡”。唉！圣贤出生之地，能为当地带来荣耀，像这样即使百世之后，仍然会被看见。身为学士大夫的人，能不自我勉励吗？能不并勉励他们的子弟吗？

真德秀的学问言论，可以说是纯粹中正了。然而与朱熹相比，似乎缺少精采透快的地方。大概开创者与继起者，其力量自然是不同的。

许衡承担道义最为勇敢，有伊尹的风范，他的进退都以推行大道为主，绝无犹豫瞻顾，终元一朝，能使儒术不坠，都是他的力量。所以薛瑄的《读书录》极力称赞他，这也是因为他精诚足以动人。

许衡是孔门子路、子夏一类的人。行为胜过言语，质朴胜过文采。

薛瑄在《读书录》中赞许许鲁斋，可谓不遗余力，说他具有出仕、止息、久任、速去的气象，说他继承了朱熹的道统。薛瑄持身极严，他的持论极不随便，推崇赞许许鲁斋，并非阿私所好。有人因为他出仕元朝而指责他，这只能谈论志向节操，不能谈论大道。

薛瑄称赞刘因高、许衡大，这两句话都很恰当。

刘因、许衡都是元代大儒，许衡出仕而刘因不出仕，所以后世儒者议论多推崇刘因而贬低许衡。然而刘因对于元世祖的征聘，也勉强出任右赞善大夫，但不久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归乡，俸禄一无所受。大概他自度得到君主信任以推行大道未必如许衡，所以刚出仕就归隐，两位贤人大概不可分优劣。

有人问：“吴澄与许衡学问出处大致相同，都配享孔庙。于是宣德年间议定配享吴澄，嘉靖年间又废除其配享，究竟如何？”回答说：“吴澄对于许衡，学问、事功、出处都稍逊一筹。在元代，儒术不坠，是许衡的力量。如果议定配享，许衡更为恰当。”

《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一 太仓陆世仪撰

诸儒类[明儒]

洪武初年，多有明理的大儒，都是宋元遗风。宋濂、刘基、陶安，都是儒家一脉的分流。然而刘基更为优秀。宋濂多是可取之处少有不可取之处，有体而无用，学问也杂乱。陶安则是长者而已。刘基有体有用，天资明彻，卓然不惑于佛老二氏。《天说》两篇，直窥见理气源头，几乎进入宋人的堂奥。然而刘基未曾讲学，未曾自称为儒者，只是天资而已。假使刘基得到师友的传授，加上学问的功夫，大概是颜回、孟子的流派吧？

刘基的天资更胜于王阳明。刘基未曾讲学而不惑于佛老二氏，王阳明终身讲学而出入于佛老二氏之中，由此可知刘基不及王阳明。在用处上，王阳明聪明，刘基朴实。如果让他们做宰相，刘基则鞠躬尽瘁，有诸葛亮的风范；王阳明则像张良、李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