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二十二太仓陆世仪撰
国之乐也。执玉高卑，其容俯仰，当食而叹，无丧而戚，一人之乐也。而其中之莫知其然而然，则皆天也。
译这是国家的礼乐。手持玉器时高低有别，仪容举止俯仰得当，在进食时叹息，没有丧事却表现出哀戚，这只是个人的喜好罢了。而其中那些不知为何如此却自然如此的状态，都是天意使然。
王莽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或闻其乐声曰：“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陈后主作《无愁曲》，曲终乐阕，闻者莫不陨涕。隋开皇初，新乐既成，万宝常听之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尽矣。”炀帝将幸江都，王令言闻琵琶新声曰：“宫声徃而不返，帝必不令终。”此数主者，其制乐未尝期于亡国也，而卒至于亡国，其声皆验。此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乐由天作。”
或问予云乐由天作？凡乐之成，必象人主之徳否？必兆一国之兴亡？然则乐皆以无心作之可矣。”乃孔子论为邦，又何必曰“乐则韶舞也”？曰：“前此之论乐，言帝王作乐之理也；孔子之论乐，言帝王用乐之道也。”盖乐之为物，感于物而后作，故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其既作之后，则又足以感人，故记曰：“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帝王之治天下，功成作乐，一本乎徳，与时固不可强。若夫前代帝王之乐，其声音节奏备在乐官者，则固可用之以调情淑性、化民成俗。孔子之论韶舞，盖当时之韶乐声音节奏犹有存焉，故也。后则古乐尽亡，而论乐者犹以为韶舞可复，是不识作乐之理与夫用乐之道，安可与之论乐乎？
人声可悟乐律喉律管也。其声闳者，宫音也；高亮而噍杀者，商音也；确以止者，角音也；熛扬者，征音也；沈细者，羽音也。然一人之喉，又各自具宫、商、角、征、羽，所谓十二律旋相为宫也。中央之音宫，西方之音商，东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征，北方之音羽。律管应五方之气也。
人之生，有声中黄锺之宫者，有声中某律者。古者太子生，太史必吹律以听其声，是也。
喉，律管也；心，律本也。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故心者，声气之元也；喉者，所以候气也。故欲调声者，先平其心。和，则气和；则声和矣。
有天乐，有人乐，人乐以喉为律管，以心为声。气之元，天乐以律管为喉，以天地之气为心。古之天乐，实本人乐而起者也。故乐以人声为主。
乐可以知吉凶，以其得气之先也。凡人与物皆乘于气，气不可见，惟乐能宣之。故善察微者，审音以知吉凶，识天地之气也。近世有风角、鸟占，总为审音之乐。则知凡天地之声皆乐，不必五音六律而后谓之乐也。
论乐，必须定中声。古今聚讼，究竟中声亦不难知。只广大和平者为是。世有圣人，其心广大和平，则自能知广大和平之声。
黄锺为十二律之君，故声如洪钟。中黄锺之宫者，其人必大贵；商为西方之声者，其人必好杀。
十二律，彷人声而作，非人声似十二律。律音有定，人声无定，故律管既成之后，即以之节人声，欲使之得其中也。今伶人唱曲，多有吹箫管和之，其音有入箫管者，有不入箫管者，此即中律不中律之谓。
黄锺候气，必正冬至，必定土中。今厯法既有歳差，土中又自不同，则黄锺之长短清浊，古今亦必有不同者。世儒拘执古法，皆非也。
黄锺候气，必正土中。然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则气必不应，何也？天气微偏于左，地气微偏于右。所谓不参差则不能生物也。故土圭测日景，尝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针定南北，尝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黄锺之律于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锺之律于丙午之中，然后灰飞始应。按此系旧说，予谓恐未必然。候气所系，在浅深，不在偏正也。
蔡元定作《律吕新书》，以律管尺寸古今聚讼，难以凭凖。欲多截竹以拟黄锺，此意甚妙。但此法止可省争辨尺寸之烦，至于律管之音与古黄锺合，否则未可必。予意乐主于声，则审乐断以声为主，纷纷论器论数，皆后一着事也。观圣人既竭耳力，句可见。
律管参验天地之气，斟酌中声以和人心。盖三才之道备焉，王者能理三才，则律管正矣。
乐律必始于候气。然候气之法最难，三代以下未闻有能候气者。隋文帝
译王莽初年，在明堂和太庙献上新制的音乐，有人听到乐声说：“声音严厉而悲哀，这不是兴盛国家的乐声。”陈后主创作《无愁曲》，曲终乐止，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隋朝开皇初年，新乐制成，万宝常听了说：“乐声淫靡严厉而悲哀，天下不久就要灭亡了。”炀帝将要巡幸江都，王令言听到琵琶的新声说：“宫声去了而不返回，皇帝一定不能善终。”这几位君主，他们制作音乐时从未期望国家灭亡，但最终都导致亡国，他们的乐声都应验了。这就是所说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就这样了”，所以说：“音乐是由上天创造的。”
有人问我：“音乐是由上天创造的吗？凡是音乐的完成，一定象征君主是否有德吗？一定预示一国的兴亡吗？那么音乐都可以不用用心制作了吗？既然这样，孔子论述治国，又何必说‘音乐就用韶舞’呢？”回答说：“前面关于音乐的论述，说的是帝王制作音乐的道理；孔子关于音乐的论述，说的是帝王使用音乐的方法。”大概音乐这种东西，是感触外物后才产生的，所以《礼记》说：“凡是声音的产生，都是从人心产生的。人心的活动，是外物使它这样的。”音乐产生之后，又足以感动人，所以《礼记》说：“奸邪的声音感动人，逆气就响应它；正声感动人，顺气就响应它。”帝王治理天下，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完全依据德行，顺应时势本来不能勉强。至于前代帝王的音乐，其声音节奏都完备地保存在乐官那里，那么本来可以用它来调和情感、美化性情、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孔子论述韶舞，大概是因为当时韶乐的声音节奏还留存着，所以如此。后来古乐全部失传，而谈论音乐的人还以为韶舞可以恢复，这是不了解制作音乐的道理和使用音乐的方法，怎么能和他们谈论音乐呢？
人的声音可以领悟乐律，喉就是律管。声音宏大的，是宫音；高亢明亮而急促凄切的，是商音；坚定而停止的，是角音；激昂飞扬的，是徵音；深沉细微的，是羽音。然而一个人的喉咙，又各自具备宫、商、角、徵、羽，这就是所说的十二律循环相为宫音。中央的声音是宫，西方的声音是商，东方的声音是角，南方的声音是徵，北方的声音是羽。律管对应五方的气。
人出生时，有声音符合黄锺宫音的，有声音符合某律的。古代太子出生，太史一定要吹律管来听他的声音，就是这个道理。
喉，就是律管；心，就是律的根本。喜悦的心感触时，发出的声音发散；愤怒的心感触时，发出的声音粗厉；悲哀的心感触时，发出的声音急促凄切；快乐的心感触时，发出的声音宽缓。所以心，是声音气息的根本；喉，是用来观察气息的。所以想要调和声音，先要平复内心。内心平和，那么气息就平和；气息平和，那么声音就平和了。
有天乐，有人乐，人乐以喉作为律管，以心作为声音气息的根本；天乐以律管作为喉，以天地之气作为心。古代的天乐，实际上是从人乐起源的。所以音乐以人声为主。
音乐可以预知吉凶，因为它能先得天地之气。凡是人和物都依附于气，气看不见，只有音乐能宣扬它。所以善于观察细微征兆的人，通过审察音律来预知吉凶，识别天地之气。近代有风角、鸟占，总归是审察音律的音乐。那么就知道凡是天地之声都是音乐，不一定只有五音六律才称为音乐。
谈论音乐，必须确定中声。古今争论不休，究竟中声也不难知道。只有广大和平的就是中声。世上有圣人，他的心广大和平，自然就能知道广大和平的声音。
黄锺是十二律的首领，所以声音像洪钟。声音符合黄锺宫音的人，一定大贵；商是西方的声音，符合商音的人，一定好杀。
十二律，是模仿人声制作的，不是人声模仿十二律。律音有定数，人声没有定数，所以律管制成之后，就用它来节制人声，想要使人声得到中正。现在伶人唱曲，多有吹箫管伴奏的，有的音能进入箫管，有的音不能进入箫管，这就是中律不中律的意思。
黄锺候气，必须在正冬至，必须在土中。现在历法既有岁差，土中又各自不同，那么黄锺的长短清浊，古今也必定有不同之处。世俗儒生拘泥于古法，都是不对的。
黄锺候气，必须在正土中。然而如果按照日影的子午线来布置律管，那么气必定不应验，为什么呢？天气微微偏向左边，地气微微偏向右边。所谓不参差错落就不能化生万物。所以土圭测量日影，常在子午之中，这是天的正位。用磁针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这是地的正位。所以冬至时把黄锺的律管放在壬子之中，夏至时把林锺的律管放在丙午之中，然后葭灰飞散才应验。按照这是旧说，我认为恐怕不一定如此。候气所依赖的，在于深浅，不在于偏正。
蔡元定作《律吕新书》，因为律管尺寸古今争论不休，难以凭据。想要多截竹管来模拟黄锺，这个想法很妙。但这方法只能省去争论尺寸的麻烦，至于律管之音是否与古黄锺相合，否则不能确定。我的意思是音乐以声音为主，那么审察音乐应以声音为主，纷纷议论乐器和数理，都是次要的事情。看圣人竭尽耳力，就可以知道了。
律管参验天地之气，斟酌中声来调和人心。大概三才的道理都具备在其中，君王能治理三才，那么律管就正确了。
乐律必定始于候气。然而候气的方法最难，三代以下没听说有能候气的人。隋文帝
时，牛弘典乐，依古法候气，气或不应，或连月灰飞不息。文帝诘之，牛弘不能对。洪武中，亦曾候气，而气终不应。后太常官无别法，潜为地道通宻室之下，实以石灰候冬至。节至则以汤灌之，气升而灰飞，率以为常，此见《世法録》。由此观之，则乐律即候气一事，后世已不得其法，而纷纷然欲多截竹以拟黄锺，取羊头山黍寻河南葭灰，辨今尺古尺，卒之迄无成效，无足惑也。
译当时，牛弘掌管乐律，依照古法进行候气，但节气有时不应验，有时甚至连续几个月葭灰飞扬不停。文帝责问此事，牛弘无法回答。洪武年间，也曾进行候气，但节气始终不应验。后来太常寺的官员没有别的办法，暗中在密室下方挖掘地道相通，里面填满石灰来等待冬至。节气一到，就用热水浇灌，热气上升使得葭灰飞扬，这成了惯例，此事见于《世法录》。由此看来，乐律中的候气一事，后世已经失传了正确的方法，却纷纷想要通过多截竹管来模拟黄钟律，选取羊头山的黍米来寻找河南的葭灰，辨析今尺与古尺，最终始终没有成效，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候气之法，择地尤要。地有偏中，气有先后。江南早春，江北晚春。古诗「河畔水澌，长安花落」是也。地有五方，五方各有气，五气各有声。然惟中央者为中声，故欲求中声，必求中气，必择土中。此候气者所当知也。
凡人心与天意，人事与天道，徃徃暗合。世人即极意矫揉造作，不过适如天意而止。尧舜之时，其造律非于候气之后，如后世多截竹以拟黄锺也。所谓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天人适相合耳。以此知后世所造之律，虽未尝候气，然愚以为茍以之候气，则亦未有不相合者。盖天人无不暗合也。隋文时候气不应，或连月灰飞不息，此非不尽善，盖天人之气乱矣。气乱则其律亦必乱，乱与乱，天人固自相应。观其建国，不过再传，则气之乱验矣。天人相应契若毫髪不务修徳以回气数，以合天心，而顾扰扰于候气之说，祈欲上合古初，岂不为造物所笑耶？
天地之气，犹人身之脉。脉乱则其人亡，气乱则其国坏。
世有识微之士，其于候气之至，或治或乱，固应知之。即或丰或凶，或水或旱，亦必先知之。盖天地之气，应于节候，必自不爽。特世无圣人，能识天地之微耳。
乐书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盖一定之理。凡琴瑟之丝数，钟磬之铜剂，箫管之窍孔，皆准于此。非是则不能成声矣。此法伶工逓相祖述，原未尝废，特习而不察耳。儒者但当审声，若制器则工师之事，不必侵官也。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乐如是而已。器数非所急也。”
乐有十二律，六为阳，六为阴。其阴者又谓之吕，故曰六律六吕。律者，法也；吕者，助也。十二律皆可为众音之法，故通谓之律。要而论之，六律又可为六吕之法，故亦谓之六律。五音，宫、商、角、征、羽。然其端原于人声之喉、舌、齿、唇、牙。喉，宫音也；舌，征音也；齿，商音也；唇，羽音也；牙，角音也。中土之人多喉音，南方之人多舌音，西方多齿，北方多唇，东方多牙。
五音非一定之声，在太簇为宫者，在黄锺则为商；在姑洗为宫者，在黄锺则为角。故善考律者必曰「声中某律之宫」，若不言某律而泛称宫商，非定论也。
凡旋宫，皆以隔八相生取之。如黄锺为宫，则林锺征，太簇商，南吕羽，姑洗角，应锺变宫，蕤宾变征，以下皆然。盖十二律皆有五音，故谓之六十调。又合二变声，故谓之八十四声。此旋宫法也。正声之止于五，变声之止于二，皆有天然一定之理，俱于三分损一上得之。正声至五声，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故止于五；变声至二声，以三分之不尽二算，故止于二。邵康节《观物外篇》谓以日出日入为法，非是。《律吕新书》疏之甚详。
黄锺一声而已，以三分隔八之法，逓相差次，而有十二律；以十二律逓相差次，而有六十四调，八十四声。盖天下声音之变，尽于是矣。此古者制乐，以拟人声意也。
十二律至仲吕，相生之道穷矣。盖仲吕隔八，即黄锺以下，与黄锺所生相同。若以之为七声，则商、角、征、羽皆高于宫声矣。故为变律，而其数止用黄锺之半。其不能不为七声者，不具七声，则一律废，非天地之完音。欲具七律而仍用黄锺，则不可。若不用黄锺，又无从起数。故于黄锺诸律，止用其半，而其声出于本律。此所以谓之旋宫，而见天地之气相循环而不穷也。噫！微矣。
国语》伶州鸠曰：「律者，所以立钧出度也。」韦昭注云：「钧，谓均钟。木长七尺，系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朱子语録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锺为宫，便以林锺为征，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为一均。盖以律管虽可以齐五音，而吹有重轻，则音难遽定。非神瞽不足以知之，故依律而制音，一定而易调也。」汉京房亦以竹声难调，作凖以定数。凖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隠间九尺，以应黄锺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凖，即古
译候气的法则，选择地点尤其重要。土地有偏斜与正中，地气有先后。江南早春，江北晚春，古诗“河畔水澌，长安花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大地有五个方位，五方各有其气，五气各有其声。然而只有中央的是中声，所以想要寻求中声，就必须寻求中气，必须选择土地的正中。这是候气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大凡人心与天意，人事与天道，往往暗中契合。世人即使极力矫揉造作，也不过恰好符合天意罢了。尧舜时代，他们制定音律并非在候气之后，像后世那样多截取竹子来模拟黄钟。所谓砍下竹子做成管，吹它声音和谐，候它地气相应，这是天人恰好相合罢了。由此可知后世所制定的音律，虽然不曾候气，但我认为如果用它来候气，也没有不相合的。因为天人没有不暗中契合的。隋文帝时候气不应验，有时连续几个月灰飞不息，这并不是方法不完美，而是天人的气乱了。气乱那么音律也一定乱，乱与乱，天人本来自然相应。看他们建国，不过传了两代，那么气的混乱就验证了。天人相应契合如同毫发不差，不致力于修养德行来挽回气数，以契合天心，反而在候气的说法上扰扰不休，祈求向上符合古初，难道不被造物主所嘲笑吗？
天地的气，就像人身体的脉。脉乱那么人就死亡，气乱那么国家就败坏。
世上有识见细微的人士，对于候气到来的时候，是治是乱，本来应该知道。即使是丰收还是灾荒，是水灾还是旱灾，也必定预先知道。因为天地的气，应验于节候，必定不会差错。只是世上没有圣人，能识别天地的细微罢了。
乐书中的三分损益法，隔八相生法，是一定的道理。大凡琴瑟的弦数，钟磬的铜剂，箫管的孔窍，都以此为准。不是这样就不能成声了。这个方法乐工代代相传，原本不曾废弃，只是习以为常而不察罢了。儒者只应当审察声音，如果制作乐器则是工匠的事，不必越权干涉。孔子对鲁国太师谈论音乐说：“音乐是可以知道的吗？开始演奏，和谐的样子；接着演奏，纯粹的样子，清晰的样子，连绵的样子，以此完成。谈论音乐如此罢了。乐器的度数不是急务。”
音乐有十二律，六个为阳，六个为阴。其中阴的又称为吕，所以说六律六吕。律，是法度；吕，是辅助。十二律都可以作为众音的法度，所以通称为律。概括来说，六律又可以作为六吕的法度，所以也称为六律。五音，宫、商、角、徵、羽。然而它们的本源在于人声的喉、舌、齿、唇、牙。喉，是宫音；舌，是徵音；齿，是商音；唇，是羽音；牙，是角音。中原地区的人多喉音，南方的人多舌音，西方多齿音，北方多唇音，东方多牙音。
五音不是固定的声音，在太簇为宫的，在黄钟就是商；在姑洗为宫的，在黄钟就是角。所以善于考订音律的人必定说“声中某律之宫”，如果不说某律而泛称宫商，就不是定论。
大凡旋宫，都以隔八相生法取之。比如黄钟为宫，那么林钟徵，太簇商，南吕羽，姑洗角，應钟变宫，蕤宾变徵，以下都是这样。因为十二律都有五音，所以称为六十调。又合上两个变声，所以称为八十四声。这是旋宫法。正声止于五个，变声止于两个，都有天然一定的道理，都在三分损一上得到。正声到五个声音，因为三分之不尽一算，所以止于五；变声到两个声音，因为三分之不尽二算，所以止于二。邵康节《观物外篇》说以日出日入为法，不对。《律吕新书》疏解得非常详细。
黄钟只是一个声音，用三分隔八的法子，依次相差排列，而有十二律；用十二律依次相差排列，而有六十四调，八十四声。大概天下声音的变化，都在这里了。这是古人制作音乐，用来模拟人声的意思。
十二律到仲吕，相生的道理穷尽了。因为仲吕隔八，就是黄钟以下，与黄钟所生的相同。如果把它作为七声，那么商、角、徵、羽都高于宫声了。所以作为变律，而它的度数只用黄钟的一半。它不能不成为七声的原因，是不具备七声，那么一律就废了，不是天地完整的音。想要具备七律而仍然用黄钟，那么不可以。如果不用黄钟，又无从起数。所以在黄钟诸律，只用它的一半，而它的声音出于本律。这就是称为旋宫，而看见天地之气相循环而不穷尽的原因。唉！微妙啊。
《国语》伶州鸠说：“律，是用来确立均钟、得出度数的。”韦昭注说：“均，是说均钟。木长七尺，系上弦，不知道它的制度如何。”朱子语录说：“均只是七均。比如以黄钟为宫，就以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角，應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自为一均。大概因为律管虽然可以齐五音，而吹有轻重，那么音难立刻确定。不是神瞽不足以知道它，所以依据律来制定音，一定而易于调谐。”汉代京房也用竹声难调，制作准来定数。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的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作为六十律清浊的准，就是古
乐之难谐，大约学士大夫泥乐理而不知乐音，工师伶人识乐音而不达乐理。其实乐者，音与理而已。其声翕纯皦绎，则音正焉；广大和平，则理存焉。故君子但当审音察理。若夫器数之事，如铜剂之厚薄，律尺之长短，则工师之事，听之工师而已。不能审音夺理，而反纷纷于铜剂律尺，究竟不能通晓，反为工师所笑。如宋景佑之乐，李照主之，然太常歌工病钟声浊，私赂铸工使减铜剂，声清歌协，而照不知。元丰之乐，扬杰主之，欲废旧钟，乐工不平，一夕易之，而杰不知。崇宁之乐，魏汉津主之，请帝中指寸为律，径围为容盛，其后止用指寸，不用径围，且制器亦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非汉津之本说，而汉津亦不知。则知论乐不务审声，而纷纷器数者，大抵皆说梦也。蔡元定律吕新书，尚不可用，况其它乎？
洪武初，常谕礼部曰：「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今之律吕，出人为知巧之私。天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声不比。是以虽用古之诗章，古之器数，亦皆乖戾而不合，凌杂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而为二，而欲动天地，感鬼神，岂不难哉！」数语尽古今论乐之弊。
问太史公云：“六律为万事根本，而于兵械尤所重，如何？”曰：“度量衡皆起于律，所谓为万事根本也。两军交战之时，其吉凶必有气，气与声相近，故吹律则能知之，犹之望气之学也。其于闗系尤大，故曰尤重。”
乐不过声词，二者声要渺而难寻，词平实而易辨。三代而下，求词之合于雅颂者寡矣。声云乎哉？
孔子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颂，诗词也。诗词得所，则乐正矣。学士大夫不正乐于诗辞，而欲致力于声音，求之不可依据之天，即求之声音，又不知。既竭耳力，而徒争于累黍斛尺，以较论夫长短容受，所以本末倒置，而反为伶人贱工所笑也。
洪武癸丑，以祭祀还宫，宜用乐舞生前导，遂命翰林儒臣撰乐章，谕之曰："古人诗歌乐曲，皆寓讽諌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矣。常闻讽諌，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怠而自恃。盖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无有所避。"于是儒臣乃上所撰《神降祥祝》《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銮乐歌》。其辞皆存规谏，命礼部付歌工肄习之。按此，真得古人诗乐本旨。盖祭祀还宫之日，正去敬就弛之日也。于此而敬，则无不敬矣。《回銮歌》煞有深意。
祭宗庙诗词，撰述贵诚。诚则可贵，如《思文》之颂后稷，《天作》之颂太王，《维天》之颂文王，《执竞》之颂武王，《成王》《康王》其辞皆实而不夸，故奏之者不惭，闻之者足戒。若汉魏而降，宗庙诗词非不极铺张扬厉，然于诚之一字，殊有未当。君子读其辞，未尝不惭其徳矣。
按《汉书》称高帝时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十六章，为房中乐。今观其辞，不类房中，而四章之中复有「乃立祖庙」之句。且汉高之世，不闻别有宗庙乐歌，而孝惠之世复更名其乐为《安世乐》，则知此歌虽名房中，实亦宗庙所通用也。汉高以马上得天下，礼乐其所不贵，鲁两生不赴召，而叔孙通以绵蕞继之，乐歌之成于妇人，不足复论矣。顾诗歌之中，不盛称功伐，而以大孝休徳为言，且言之重，辞之复，似乎知所本者。但汉高之有天下，功差不媿，徳则尠焉。而至于孝之一字，则分羮拥篲，颇多负疚，以是告之宗庙，得无有惭徳欤？
或谓文庙佾数宜从八，宜从六，言夏曰宜从四。谓孔子尝为大夫也。予曰不然。孔子虽尝为大夫，然使今日文庙之主仍称鲁司冦，则四佾宜矣。今庙主称至圣先师，是已尊为百世师，在帝王之上，岂可律以大夫之礼乎？愚谓天下之人，凡天子、公侯、大夫、士庶，皆有定分，惟师无定分，不可以等级拘也。祭礼佾数，天子当用八，诸侯当用六，大夫当用四，各以已所应用为尊。师之极致，既无僭越之愆，亦无
译调和音乐之所以困难，大概是因为学士大夫拘泥于音乐理论而不懂音乐的实际音响，而乐工伶人虽然熟悉音乐音响却不通达音乐理论。其实音乐，不过是音响与理论罢了。它的声音和谐纯正、清晰连贯，那么音响就正确了；广大平和，那么理论就存在了。所以君子只应当审定音响、考察理论。至于乐器形制和数量这类事情，比如铜合金配比的厚薄、律尺的长短，那是乐工的事，听从乐工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审定音响、把握理论，反而纷纷纠缠于铜合金配比和律尺，终究不能通晓，反而被乐工所嘲笑。比如宋代景佑年间的音乐，由李照主持，然而太常寺的歌工抱怨钟声浑浊，私下贿赂铸工减少铜合金比例，使得声音清亮、歌声协调，而李照却不知道。元丰年间的音乐，由杨杰主持，想要废除旧钟，乐工不服，一夜之间就把钟换掉了，而杨杰却不知道。崇宁年间的音乐，由魏汉津主持，请求以皇帝中指的尺寸作为律管标准，以手指的周长作为容器的容量标准，后来只用了手指尺寸，没有用周长标准，而且制作的乐器也不能成功，负责计量配方的工人只是随着律管来调整，大体上都不是魏汉津原本的说法，而魏汉津也不知道。由此可知，谈论音乐不致力于审定声音，反而纷纷纠缠于乐器形制数量的，大抵都是在说梦话。蔡元定所著的《律吕新书》，尚且不可采用，何况其他的呢？
洪武初年，皇帝常告诫礼部说：“古代的律吕，协调的是天地自然之气；现在的律吕，出自人为的智巧私意。不考察天地之气，不比较人声与乐声。因此虽然使用古代的诗歌篇章、古代的乐器形制数量，也都乖戾不合，杂乱无章。手击乐器而不能得心，口唱歌曲而不出于心志。人与音乐分裂为二，却想要感动天地、感召鬼神，难道不难吗！”这几句话完全道出了古今谈论音乐的弊端。
有人问太史公说：“六律是万事的根本，而在兵器方面尤其重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度量衡都起源于律管，这就是所谓万事的根本。两军交战之时，吉凶必然有气，气与声音相近，所以吹律管就能知道，就像望气之学一样。它在关系上尤其重大，所以说尤其重视。”
音乐不过就是声音和歌词，这两者中声音微妙而难以探寻，歌词平实而容易辨别。夏商周三代以后，寻求歌词符合雅颂标准的很少了。声音又算得了什么呢？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使音乐得到校正，雅颂各得其所。”雅颂，是诗歌歌词。诗歌歌词各得其所，那么音乐就校正了。学士大夫不从诗歌歌词方面校正音乐，却想要致力于声音，向不可依据的天去寻求，即使向声音去寻求，又不懂。既耗尽了耳力，却只在累黍斛尺上争论，来比较长短容量，所以本末倒置，反而被伶人贱工所嘲笑。
洪武癸丑年，因为祭祀后回宫，适宜用乐舞在生前引导，于是命令翰林儒臣撰写乐章，告诫他们说：“古人的诗歌乐曲，都寄托着讽谏的意思。后世的乐章，只听到颂扬赞美，没有恢复古人的意思了。常听到讽谏，就使人警惕而有警戒；如果是颂扬赞美的言辞，使人听到后意志懈怠而自恃。大概自恃的人日益骄傲，自我警戒的人日益强大。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撰写，不要有所避讳。”于是儒臣献上所撰写的《神降祥祝》《酣酒色荒》《猎荒》等曲，共三十九章，称为《回銮乐歌》。这些歌词都存有规劝告诫之意，命令礼部交给歌工练习。考察这一点，真正得到了古人诗乐的本旨。大概祭祀后回宫的日子，正是从恭敬转向松懈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保持恭敬，就没有不恭敬的了。《回銮歌》很有深意。
祭祀宗庙的诗歌歌词，撰写贵在真诚。真诚就值得珍贵，比如《思文》颂扬后稷，《天作》颂扬太王，《维天》颂扬文王，《执竞》颂扬武王，《成王》《康王》的歌词都真实而不夸张，所以演奏的人不惭愧，听到的人足以警戒。如果从汉魏以后，宗庙的诗歌歌词不是不极力铺张扬厉，然而在“诚”这个字上，实在有不当之处。君子读这些歌词，没有不惭愧其德行的。
考察《汉书》称高帝时唐山夫人创作《房中歌》十六章，作为房中乐。现在看它的歌词，不像房中乐，而且四章之中又有“乃立祖庙”的句子。况且汉高祖的时代，没听说另有宗庙乐歌，而孝惠帝时代又改称其乐为《安世乐》，就知道这首歌虽然名叫房中乐，实际上也是宗庙通用的。汉高祖凭借马上征战得到天下，不看重礼乐，鲁地两位儒生不赴召，而叔孙通用简陋的礼仪继承下来，乐歌由妇人创作，不值得再议论了。然而诗歌之中，不大力称颂功业战伐，而以大孝美德为言，而且言辞庄重，语句重复，似乎知道根本所在。只是汉高祖拥有天下，功业差不多不惭愧，德行则很少。至于孝这个字，分羹拥篲之事，多有愧疚，以此告知宗庙，难道没有惭愧的德行吗？
有人说文庙的佾舞人数应当用八佾，应当用六佾，说夏代应当用四佾。认为孔子曾经担任过大夫。我说不是这样。孔子虽然曾经担任过大夫，但是如果今天文庙的主位仍然称鲁司寇，那么四佾是合适的。现在庙主称至圣先师，这是已经尊为百世师表，在帝王之上，怎么可以用大夫的礼仪来规范呢？我认为天下的人，凡是天子、公侯、大夫、士庶，都有固定的名分，只有老师没有固定的名分，不可以用等级来拘束。祭祀礼仪的佾舞人数，天子应当用八佾，诸侯应当用六佾，大夫应当用四佾，各自以自己应当使用的作为尊贵。老师的极致，既没有僭越的过错，也没有
问：“今文庙所用乃宋大成乐，今佾数既有差等，则乐舞之制当何如？”曰：“经言识礼乐之情者能作礼乐，非必不可兴不可作之事。有圣人起，文庙乐舞可以意创也。”曰：“创之之大畧何如？”曰：“乐以象成舜之徳，在揖逊，则其乐揖让周旋；武之功在征诛，则其乐总干山立。圣人道贯百王，徳备文武，而其泽及万世者尢在诗书六艺。则其乐制当兼文武舞，而更益以诗书六艺，斯为有当。”
审音不难，且即以俗乐论之：如琴瑟之与琵琶，皆丝音也，而琴瑟之声疏而雅，琵琶之音繁而哀，此共人所知也。又如笙箫之与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箫之音和而柔，羌笛之音厉而劲，此共人所知也。其它钟磬之与钲钹，堂鼓之与羯鼓，徃徃可审。推此，则中正和平之音，非必不可求者，故曰：有中徳者必知中声。俗乐之音最当审，盖俗乐皆无心而作，卒然而兴，由于人心之好尚，人心所在，则气运存焉，此其间皆天也。嘉隆间，吾州有魏良辅者，始为昆腔，其声舒长而高亮，一时人士皆慕好之。此后吾地太平几百年，亦音之先验者欤？今则昆腔虽存，其音节皆变而淫靡哀促矣。又有张三者，善弹三弦子，其音繁而淫，则风俗亦为之一变。又近时音乐横笛、羯鼓、高吹、急擂，器凡八名，为「打十畨未几，中原战伐遂起，声音之先验如此。
阳明有言：「韶武，是舜武一本戏。」此明以今之优戏为乐也。今即以优戏观，如《琵琶》《跃鲤》之属，其词曲犹本于孝义；至《西厢》则导淫矣。今则《琵琶》《跃鲤》置不观，即《西厢》亦以为村朴，不知何所底止。是一优戏，亦有古乐、今乐之分，况雅乐哉！
优戏不但套数有今古之分，即音节亦有今古之分。凡旧戏，即极忙迫时，音节亦整；新戏虽大团圆时，音节亦悲。莫知其然而然，此谓天人暗合。
金华文綂云：汉以后以俗乐定雅乐，隋以后以北乐定雅乐，故天下后世不知雅乐正音。其言甚正，然雅与北俗虽异，而声音之理未尝不通。欲知雅乐，未始不可于俗乐、北乐中参求。反观而得者，孙应鳌《律吕发明》载西域蘓岐婆一均七音，与华相同。又沈氏《笔谈》言：今之燕乐与古乐相近，但高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锺声。所谓合字，大约当大吕。以此观之，北俗雅乐虽大相悬，而其间旋宫之法则大约相类也。即此审之，辨其所谓淫滥骄僻，而后反求其所谓中正和平，则声音之理于焉在矣。岂必尽去今乐而后得雅乐哉？
朱子曰：「古乐亦难遽改，且就今乐中去其噍杀促数之音，考其律吕，令其得正，并令词臣撰制乐章，其间畧述教化训戒，令人歌之，亦足以养人和平。」此言殊近里着，已所谓「今乐犹古乐也，今之乐犹古之乐」。谈律吕者晦之，「今之兵犹古之兵，谈八阵者晦之」。
思辨録辑要》卷二十三太仓陆世仪撰
天道类
五经中他经皆言人事，惟易独言天道。人欲知天道，非研穷乎易不可。孔子五十知天命，又曰五十以学易，应是孔子天命之知，亦得力于羲经也。系辞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学问必到至命地位，方称极则。非天下之至人，其孰能与于此？
忆昔戊戍歳，江阴孔蓼园、沙介臣、曹颂嘉诸子问：“向来诸儒言学，必有宗旨，先生‘居敬穷理’亦是宗旨否？”曰：“固是。然此四字毕竟是起手工夫上多。若论其全，则有四语：曰‘尚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力行，以勉其功；天徳王道，以会其全；尽性至命，以要其极。’能尽此四言，方是古今来一大儒者。”
天人一也，然未知天命，则天与人犹是岐而二之；惟一知天命，则此际天人浑是合一。天即我，我即天，心性形骸都无间隔。然此非研穷《易》理、太极、《西铭》烂熟胸中，实实见得道理现前，纵有些微省悟，亦是电光石火。
朱子初年见李延平，将谦开善话头来说，延平曰：“公于何处悬空会得许多道理？”朱子憬然，乃循序渐进，后来渐渐升堂入室，究极精微。至今读其《注易》《注太极》《通书》
译问：“如今文庙所用的乃是宋代的大成乐，既然佾舞的数目已有等级差别，那么乐舞的制度应当如何呢？”回答说：“经书说，懂得礼乐内涵的人能够创制礼乐，这并不是绝对不可兴起、不可创制的事情。如果有圣人兴起，文庙的乐舞可以根据心意来创制。”问：“创制的大致原则是什么？”回答说：“文舞用来象征成就舜的德行，舜的德行在于揖让，那么他的乐舞就表现为揖让周旋；武舞用来象征武王的功业，武王的功业在于征伐诛讨，那么他的乐舞就表现为持盾如山般屹立。圣人的道贯通百代君王，德行兼具文武，而其恩泽惠及万世的，尤其在于诗书六艺。那么乐舞的制度应当兼具文舞和武舞，并且更加入诗书六艺，这样才恰当。”
审察音律并不难，姑且就用世俗音乐来讨论：比如琴瑟与琵琶，都是丝弦乐器，但琴瑟的声音疏朗而高雅，琵琶的声音繁杂而哀伤，这是众人所知道的。又如笙箫与羌笛，同属竹制乐器，但笙箫的声音和谐而柔和，羌笛的声音激厉而强劲，这也是众人所知道的。其他如钟磬与钲钹，堂鼓与羯鼓，往往也可以审察分辨。由此推论，中正平和的声音，并非绝对不可求得，所以说：有中正德行的人必定懂得中正的声音。世俗音乐的声音最值得审察，因为世俗音乐都是无心之作，突然兴起，源于人心的喜好崇尚，人心所在之处，气运就蕴藏其中，这其间都是天意。嘉靖、隆庆年间，我们州有一位叫魏良辅的人，开始创制昆腔，其声音舒缓悠长而高亢明亮，当时的人士都羡慕喜好它。此后我们这里太平了将近百年，这也是音乐预先显现的征兆吗？如今虽然昆腔尚存，但其音节都已变得淫靡哀促了。又有张三，擅长弹奏三弦子，其声音繁杂而淫荡，风俗也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又近来音乐中的横笛、羯鼓、高吹、急擂等八种乐器，演奏“打十番”不久，中原的战乱就兴起了，声音预先显现的征兆就是这样。
王阳明曾说：“《韶》乐和《武》乐，不过是舜和武王的一场戏。”这明显是把今天的优伶戏曲当作音乐来看待。如今就从优伶戏曲来观察，像《琵琶记》《跃鲤记》这类，其词曲还本源于孝义；到了《西厢记》就引导淫乱了。如今连《琵琶记》《跃鲤记》都不看了，即使《西厢记》也被认为是粗俗鄙陋，不知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即使是同一类优伶戏曲，也有古乐和今乐的区别，何况雅乐呢！
优伶戏曲不仅在套数上有古今之分，即使在音节上也有古今之分。凡是旧戏，即使在极其忙碌急促的时候，音节也是整齐的；新戏即使在大团圆的时候，音节也是悲凉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这叫做天人暗中契合。
金华的文统说：汉代以后用世俗音乐来定雅乐，隋代以后用北方音乐来定雅乐，所以天下后世不知道雅乐的正音。他的话很正确，然而雅乐与北方俗乐虽然不同，但声音的道理未曾不相通。想要了解雅乐，未尝不可以从俗乐、北方音乐中参求。反过来而得到的，孙应鳌《律吕发明》记载西域苏岐婆的一均七音，与华夏相同。又沈括《梦溪笔谈》说：现在的燕乐与古乐相近，只是高了两个律以下，所以没有正黄钟声。所谓的“合”字，大约相当于大吕。由此看来，北方俗乐与雅乐虽然相差很大，但其中旋宫转调的法度大致相似。就此审察，辨别出所谓淫滥骄僻的声音，然后反过来探求所谓中正和平的声音，那么声音的道理就在这里了。难道一定要完全摒弃今乐才能得到雅乐吗？
朱子说：“古乐也很难立刻改变，暂且就在今乐中去除那些急促尖锐的声音，考订其律吕，使其端正，并让词臣撰写乐章，其中略微叙述教化训诫，让人歌唱，也足以培养人的平和之气。”这话特别切中要害，正如所说的“今乐犹古乐也，今之乐犹古之乐”。谈论律吕的人把它弄糊涂了，就像“今之兵犹古之兵”，谈论八阵的人把它弄糊涂了一样。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三 太仓陆世仪撰
天道类
五经中其他经典都谈论人事，只有《易经》独自谈论天道。人想要知道天道，不深入研究《易经》是不行的。孔子五十岁知天命，又说五十岁学习《易经》，这应该是孔子对天命的认知，也从《易经》中得力。《系辞传》说：“穷究事理，穷尽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学问必须达到通达天命的境界，才称得上是极致。不是天下的至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回想戊戌年，江阴的孔蓼园、沙介臣、曹颂嘉等人问：“向来各位儒者谈论学问，必定有宗旨，先生‘居敬穷理’也是宗旨吗？”回答说：“确实是。但这四个字毕竟在起步工夫上说得较多。如果论其全面，则有四句话：说‘崇尚志向，保持恭敬，以此确立根本；推极知识，努力实行，以此勉励功夫；天德王道，以此会通全体；穷尽本性，通达天命，以此总括极致。’能穷尽这四句话，才是古今来的一位大儒。”
天与人是一体的，然而如果不知道天命，那么天与人还是分开的；只有知道了天命，此时天与人就浑然合一。天就是我，我就是天，心性形体都没有间隔。然而这不是深入研究《易经》的道理、太极、《西铭》烂熟于胸中，实实在在地看到道理就在眼前，纵然有些微的省悟，也是电光石火般短暂。
朱子早年见李延平，将谦开善的话头来说，延平说：“你在哪里悬空地领会了这么多道理？”朱子猛然醒悟，于是循序渐进，后来渐渐升堂入室，探究精微之处。至今读他的《易注》《太极注》《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