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二十太仓陆世仪撰
古者有大学之法，所以教人为大学之道。后世但有大学之道，无所谓大学之法，故成就人才较难。何谓大学之法？诗书礼乐是也。诗书虽多残阙，然经先儒补缀发明之功，犹十得五六。至礼乐则竟冺焉亡矣。非有大圣人起，彻天彻地，大大制作一畨后世终无持循，学者终无依据。
圣人云：「述而不作，非不可作，不必作也。」当孔子之时，去古未远，唐虞三代之法皆存，但残阙失次耳，故但用述足矣。若今日，则古法尽亡，必须制作。若泥「述而不作」一语，则拘牵顾忌，终不能复古治。然非聪明睿知，极天理、人心之正者，未易言也。
天下古今止是一个道，则知天下古今止是一个学。凡道术而不出于学校之中者，皆王道所当禁也。周衰，百家并兴，其原皆起于学校之壊。后世人主莫不思崇学校，而听天下各为异说，杂然与学校争持短长，何由致一道同风之盛哉？
学校之制，自汉唐以下，虽代有兴举，然皆不过得其大畧未能尽复古初之意。惟安定湖学教法，伊川看详学校，明道上神宗书，及朱子分年读书科举之法为详。然三者之中，惟安定、明道尤得贯通推行之法。
昔管仲论处四民，凡为士者，必欲其羣萃州处。暇则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成。又曰：「处士就燕闲」，此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之意也。今庠序虽设，士皆散处四方，殊失古人教士之旨。愚谓凡建立学宫，必当择一国中胜地，学宫之旁广设屋舍，令士人居之，似亦于教法有裨。
凡学校之师，不论乡学、国学、太学，决当以德行学问为主。徳行学问高于一乡者，即聘之为乡学之师；徳行学问高于一国者，即聘之为国学之师；徳行学问高于天下者，即聘之为太学之师。师得其人，则天下向风，自然人才辈出矣。
学校之制，其在乡学，不过读书识字，歌诗习礼而已。至于国学，决当仿安定湖学教法而更损益之。如经义，则当分为易、诗、书、礼、春秋诸科；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各聘请专家名士，以为之长。为学校之师者，则兼总而受其成。如此，则为师者不劳，而造就人才亦易。
汉制，凡五经俱设博士，即书、算之类亦设博士，是即专家名士之意也。故汉儒之学，虽未精纯，然尊重师傅，渊源有本，是以其学尤多近实。今世既不重师傅，而学校设官如教授、训导之类，徒立虚名，何怪乎人才之絶少也！
或以为天文兵法皆当慎秘，不当设科于学校者，非也。天文所当秘者，在占验一家耳。至于厯数，则儒者所必当究心，何可秘也？兵法后世亦未尝秘，但不以之教士耳。然惟不以之教士，故今之为大吏居方面者，皆耳未习金鼓，目不识旌旗，一遇用兵，则张皇失措，举军旅之事，一委诸目不识丁之武夫。此天下之事所以大壊而不可救药也。若设科于学校之中，而主教得人，不惟储才有法，国家受天文兵法之利，抑训才有道，国家亦不受天文兵法之害。
唐立武成王之庙，以太公为武成王，与孔子文宣王对。后世因之，遂设武学。此大非武，只是吾道中一艺。孔子未尝无武，安得特设一学与文对？若学校中设兵法一科，则武学即在文学中矣。
伊川看详学校中有云：「凡学校法不宜以考校定高下，恐起人争心。」此言大妙。凡学校中选人才，可即听学校中公举学师因而察之。即后来不无偏党之弊，然亦十得八九矣。
凡学校中选人才，只是四科：徳行、政事、礼仪、文学。徳行中有孝、友、睦、婣、任、恤诸项；政事中有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项；礼仪则习于吉凶、军、宾、嘉之典故者；文学则书策、诗赋，即古博学宏词之类。只此四科，天下人才已尽于此矣。圣门「言语」一科，即在礼仪中，不必独设。
书院之设，非古亦非礼也。此即是学校，在下者岂宜私设？但在上者既不重学，则在下者不得已而私创，一格以存其微意，其为志亦苦矣。乃后王既不能留心学校，而又有并
译古代有大学的制度，这是用来教导人们践行大学之道的。后世只有大学之道，却没有大学的制度，所以成就人才比较困难。什么是大学的制度呢？就是诗、书、礼、乐。诗、书虽然多有残缺，但经过前代儒者的修补阐发，还能保留五六成。至于礼、乐，却完全消亡了。如果没有大圣人兴起，贯通天地，大大地制定一番新的制度，后世终究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学者终究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
圣人说：“传述而不创作，并不是不可以创作，而是不必创作。”在孔子的时代，距离古代不远，唐、虞、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都还存在，只是残缺错乱罢了，所以只靠传述就足够了。如果像今天这样，古代的制度完全消亡，就必须进行创作。如果拘泥于“传述而不创作”这句话，就会牵制顾虑，终究不能恢复古代的治世。然而，如果不是聪明睿智、穷尽天理人心正道的人，是不容易谈论这件事的。
天下古今只有一个道，那么就知道天下古今只有一个学。凡是道术不出自学校之中的，都是王道所应当禁止的。周朝衰微，百家并起，其根源都起于学校的败坏。后世的君主没有不想尊崇学校的，却听任天下各自发表不同的学说，杂乱地与学校争短论长，怎么能达到一道同风的盛世呢？
学校的制度，自汉唐以来，虽然历代都有兴办，但都不过是得其大概，未能完全恢复古代初创的本意。只有胡瑗在湖州的教学方法，程颐审定的学校制度，程颢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以及朱熹分年读书和科举的方法最为详细。然而在这三者之中，只有胡瑗和程颢尤其掌握了贯通推行的方法。
从前管仲论述安置士、农、工、商四民，凡是做士人的，一定要让他们聚居在一起。闲暇时，父亲与父亲谈论慈爱，儿子与儿子谈论孝顺，所以父兄的教育不用严肃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用辛劳就能成就。又说：“安置士人于安闲之处”，这就是“百工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获得道”的意思。现在学校虽然设立，士人都散居在四方，完全失去了古人教育士人的宗旨。我认为凡是建立学宫，一定要选择一国的胜地，在学宫旁边广泛修建房屋，让士人居住，这似乎对教学方法也有益处。
凡是学校的老师，不论乡学、国学、太学，一定要以德行学问为主。德行学问高于一乡的，就聘请他做乡学的老师；德行学问高于一国的，就聘请他做国学的老师；德行学问高于天下的，就聘请他做太学的老师。老师选对了人，那么天下就会向往教化，自然人才辈出了。
学校的制度，在乡学，不过是读书识字，歌诗习礼罢了。至于国学，一定要仿照胡瑗湖州的教学方法而加以增减。比如经义，应当分为易、诗、书、礼、春秋等科；治事则宜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等科。各自聘请专家名士，担任各科之长。担任学校老师的人，则兼管总领并接收他们的成果。这样，做老师的人不劳累，而造就人才也容易。
汉朝的制度，凡是五经都设立博士，即使是书、算之类也设立博士，这就是专家名士的意思。所以汉儒的学问，虽然不够精纯，但尊重师傅，渊源有本，因此他们的学问大多接近实际。现在世人不重视师傅，而学校设立的官职如教授、训导之类，只是空设虚名，难怪人才如此稀少！
有人认为天文、兵法都应当谨慎保密，不应当在学校设立科目，这是不对的。天文所应当保密的，只是占验这一家罢了。至于历法算术，则是儒者必须用心研究的，怎么能保密呢？兵法后世也没有保密，只是不拿它来教育士人罢了。然而正因为不拿它来教育士人，所以如今担任大吏、镇守一方的官员，耳朵没听过金鼓声，眼睛没认得旌旗，一旦遇到用兵，就惊慌失措，把军事事务完全委托给目不识丁的武夫。这就是天下大事所以败坏而不可救药的原因。如果在学校中设立科目，而主管的人选得当，不仅储才有法，国家能享受天文兵法的利益，而且训才有道，国家也不会遭受天文兵法的危害。
唐朝设立武成王的庙，尊太公为武成王，与孔子的文宣王相对。后世沿袭这一做法，于是设立了武学。这大大不符合“武”的本意，这只是我们道中的一种技艺罢了。孔子并非没有武，怎么能特别设立一个学与文相对呢？如果学校中设立兵法一科，那么武学就在文学之中了。
程颐审定学校制度中有这样的话：“凡是学校的法度不应当用考核来评定高下，恐怕会激起人们的争竞之心。”这话非常精妙。凡是在学校中选拔人才，可以听任学校中公开推举学师，从而考察他们。即使后来不免有偏袒结党的弊端，但也能得到八九成的公正。
凡是在学校中选拔人才，只是四科：德行、政事、礼仪、文学。德行中有孝、友、睦、姻、任、恤等项；政事中有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等项；礼仪则是熟悉吉凶、军、宾、嘉等典故的人；文学则是书策、诗赋，即古代博学宏词之类。只有这四科，天下的人才已经尽在其中了。圣门中的“言语”一科，就包含在礼仪中，不必单独设立。
书院的设立，既不符合古制，也不符合礼法。这既然是学校，在下位的人怎么可以私自设立呢？但在上位的人既不重视学问，那么在下位的人不得已而私自创建，设立一格以保存其微意，他们的志向也是苦衷了。然而后世的君王既不能留心学校，而又
大凡书院建立，多在郭外名胜之处。不独逺絶尘嚣，而山水之胜，亦足以荡涤俗情，开发道妙。学者于此处读书讲道，观星算厯，诚为至便，深合管子处士就燕闲之意。虽盛王之世，不可废也。但当领于学校，为学校之分曹，不当另为一家耳。
古有乡学、国学，而无太学。乡学，小学也；国学，太学也，即天子之学，亦谓之国学。盖古者建立天子自治，王畿千里之地，故学亦称为国学。自后以郡县为治，天子綂而理之，则郡县为国学，而天子称太学。其实太学之所以教士，更无不同，是亦头上安头也。然愚谓既有乡学、国学、太学之名，则亦当稍异其制。乡学之中，则备治一乡之法；国学之中，则备治一国之法；太学之中，则备治天下之法。是亦甚妙。
兆民者，天子之心；士大夫者，兆民之心；礼乐教化者，士大夫之心。而君与师，则主持礼乐教化者也。君师能兴修礼乐教化，则士大夫之心正；士大夫之心正，则兆民之心正；兆民之心正，而天心不应？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周子曰：师道立而善人多。《学记》曰：师严然后道尊。斯二言诚然。《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则师尊与君等。又云：能自得师者王。则师又尊于君。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今天下之能为师者寡矣。然师道之不立，实由举世不知尊师。天子以师傅之官为虚衔，而不知执经问道；郡县以簿书期会为能事，而不知尊贤敬老；学校之师以庸鄙充数，而不知教养之法；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而不知圣贤之道。獧捷者谓之能事，方正者谓之迂鄙。盖师道至于今而贱极矣。即欲束修自励，人谁与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天下无一事无师，范金陶瓦小伎也，非其师则术不传，术不传则业不售。今治天下，非特范金陶瓦，而使不学无术之人漫然而为之。当其未仕，则使之习章句；当其既仕，则责以簿书。而欲望天下有皋陶、稷契之臣，成尧、舜、禹、汤之治，有是理乎？故师之一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生民治乱安危善恶生死之闗也。乃自三代以来，数千百年有天下者，曾不念及此，亦独何哉？
后之师傅，即古之公孤，天子之师也。然不求其实，徒存其名而已。庶人欲教其子，必择良师以傅之。贵为天子，为其子谋，曾不若庶人，岂计之得乎？有王者起，当置为定例。太子既生，即预为讲求良师，或卜之大小臣工，或访之山林草野，必求如周、程、张、朱其人者而聘之。既聘，即待以不臣之礼，使太子北面受教，讲求至道。虽即位，终身以师礼事之，问之以道，而不劳之以政，隆之以礼，而不授之以权，则庶乎名实两得也。
古者升秀民于庠序，非以宠异之也，所以教之也。故曰育徳庠序。今之弟子员，能自力学者鲜矣，而上之人又不思所以教之。教官之职，悉以罢老无能者充位，乌能胜任而愉快乎？愚谓庶人教子弟，必自择良师。今之弟子员，亦县官之子弟也，其师亦当令县官自择，宜着为令典。县官下车之始，即首询民士，邻近地方有才徳迈众可为师表者，不拘缙绅布衣，县官亲自造庐敦请诣学，庶几教职得人，育徳有效。
省所以綂郡，郡所以綂县，故郡有专官，无专民，谓凡所隶州县之民，无非其民也。惟士亦然。奈何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府复有府学，割州县之士以隶之，别无意义。若与州县分士而教者，恐非祖宗立法之初意也。愚谓教职虽微，实造士之大要也。除县邑之师，令县官敦请外，其府学之师尤为郑重，必道明徳立，可为一郡师表者，太守亲自敦请，俾任府学之职。凡一郡生徒，皆听其选择教诲，仿太学积分之法而以时升之。必与府学然后给廪，盖与府学则羣居讲习，有薪米油烛之资，道里徃还，有舟车跋涉之费，故须给廪。今之廪生，既无负笈之劳，而又无焚膏之费，徒耗廪粟，胡为也？
洪武初，设四辅官，位尚书上，聘耆儒，自布衣径为之，赐坐唱和，分四时，以掌燮理之任。未几，遂罢。
译大凡书院的建立，大多在城郭之外的名胜之地。这不仅是为了远离尘世的喧嚣，而且山水的胜景，也足以洗涤世俗的情欲，启发大道的精妙。学者在这里读书讲道，观测星象推算历法，确实极为便利，深深契合《管子》中处士追求清闲雅致的意旨。即使是盛世君王的时代，也不可以废弃书院。但应当隶属于学校，作为学校的分支机构，不应当另外自成一家。
古代有乡学、国学，而没有太学。乡学，就是小学；国学，就是太学，也就是天子的学校，也被称为国学。因为古代天子直接治理王畿千里之地，所以学校也称为国学。后来以郡县进行治理，天子统辖并管理天下，那么郡县之学称为国学，而天子的学校称为太学。其实太学用来教育士人，并没有不同，这也就是头上安头，多此一举。但我认为既然有了乡学、国学、太学的名称，那么制度也应当稍有差异。乡学中，应当具备治理一乡的方法；国学中，应当具备治理一国的方法；太学中，应当具备治理天下的方法。这也是非常精妙的。
百姓是天子的内心；士大夫是百姓的内心；礼乐教化是士大夫的内心。而君主和师长，则是主持礼乐教化的人。君主和师长能够兴修礼乐教化，那么士大夫的内心就端正；士大夫的内心端正，那么百姓的内心就端正；百姓的内心端正，而天心不感应吗？天下没有治理好的情况，是没有的。
周敦颐说：师道确立，善良的人就多。《学记》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才受到尊崇。这两句话确实如此。《尚书》说：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那么师长的尊贵与君主相等。又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那么师长又比君主更尊贵。不是师长本身尊贵，而是道尊贵。道尊贵所以师长尊贵。现在天下能当老师的人很少了。然而师道不能确立，实在是因为全社会不知道尊敬师长。天子把师傅的官职当作虚衔，而不知道拿着经书请教大道；郡县官吏把文书簿籍和按期汇报当作能事，而不知道尊重贤者、敬养老人；学校的老师用平庸鄙陋的人充数，而不知道教养的方法；私塾的老师以时文、章句作为教学内容，而不知道圣贤的大道。轻浮敏捷的人被称为能事，方正刚直的人被称为迂腐鄙陋。大概师道到今天已经卑贱到极点了。即使想要用束修来勉励自己，谁愿意与他交往呢？像这样却希望人才众多，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
天下没有一件事没有老师，铸造金属、烧制陶瓦是小小的技艺，没有他们的老师，技艺就不能传授，技艺不能传授，行业就不能成功。现在治理天下，不仅仅是铸造金属、烧制陶瓦那样简单，却让不学无术的人随意去做。当他们没有做官时，就让他们学习章句；当他们做了官后，就责成他们处理文书簿籍。却希望天下有皋陶、稷、契那样的大臣，成就尧、舜、禹、汤那样的治理，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师”这个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百姓治乱安危善恶生死的关键。然而自从三代以来，几千年来拥有天下的人，竟然不曾想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后世的师傅，就是古代的公孤，是天子的老师。然而不追求其实质，只保留其名称而已。平民想要教育他的儿子，必定选择良师来辅导他。尊贵如天子，为他的儿子谋划，竟然不如平民，这难道是考虑得当吗？如果有王者兴起，应当制定为定例。太子出生后，就预先寻求良师，或者在大小臣工中占卜选择，或者在山林草野中访求，一定要找到像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那样的人聘请他们。聘请之后，就用不臣待臣的礼节对待他们，让太子面向北方接受教导，探求至高的大道。即使太子即位，终身也用师礼侍奉他们，用大道询问他们，而不让他们劳累于政事，用隆重的礼节尊崇他们，而不授予他们权力，那么差不多就能名实两得了。
古代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学校，不是为了宠幸优待他们，而是为了教育他们。所以说“在学校中培育德行”。现在的生员，能够自力更生学习的很少，而上面的人又不考虑如何教育他们。教官的职位，全都用年老无能的人充任，怎么能胜任而感到愉快呢？我认为平民教育子弟，必定自己选择良师。现在的生员，也是官府的儿子，他们的老师也应当让官府自己选择，适宜制定为法令。地方长官刚到任时，首先询问百姓和士人，邻近地方有才能德行超越众人可以作师表的人，不论是有官职的人还是平民，长官亲自到家中诚恳邀请他们到学校，差不多就能使教职得到合适的人，培育德行有效果。
省用来统辖郡，郡用来统辖县，所以郡有专门的长官，没有专门的百姓，意思是凡是所属州县的百姓，都是他的百姓。士人也一样。为什么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府又有府学，割裂州县的士人来隶属府学，没有别的意义。如果与州县分开士人来教育，恐怕不是祖宗立法的本意。我认为教职虽然微小，实际上是造就士人的关键。除了县邑的老师，让县官诚恳邀请外，府学的老师尤其要慎重，必须是道理明达、德行确立，可以作一郡师表的人，太守亲自诚恳邀请，让他担任府学的职务。凡是全郡的学生，都听从他的选择教诲，仿照太学积分的方法按时提升他们。必须进入府学才给予廪食，因为进入府学就群居讲习，有薪米油烛的费用，路途往返，有舟车跋涉的费用，所以必须给予廪食。现在的廪生，既没有背负书箱的劳苦，又没有点灯夜读的费用，白白消耗廪粮，这是为什么呢？
洪武初年，设立四辅官，地位在尚书之上，聘请老儒，从平民直接担任，赐座唱和，分四季，以掌管调和治理的职责。不久，就废除了。
凡官皆当有品级，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定品，惟徳是视。若使之有品级，则仆仆亟拜，非尊师之礼矣。至于冠服，亦不可同于职官之制，当另制为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类，仍以乡、国、天下为等，庶师道日尊，士气日昌，而圣人之徒出矣。
松江府志》云：「洪武初，杨孟载为松江府学教授，与丘克庄、全希贤同官。当时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极州里之选。后皆至大官，以此观之，教官决当令州县自聘。盖学校乃人才风化所自出，决不可以猥杂流品当之。今世选举不行，愚谓教官一途，似尚可独行选举也。」
歴观古今以来，大抵经时变革，一时贤者不死于忠节，则归于隠遯，其或去而入于空释者更多有之。盖君臣之义已定，改节易操固无其事，而夙有抱负者又不甘与齐民同老，其逃于禅说而更为主张门庭，亦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也。然而圣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壊矣。愚谓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后而不用胜国之遗黎故老，则贤才可惜；若用遗黎故老，而遗黎故老竟乐为新主所用，则又乖不事二君之义。于此有两全之道，学校之职臣也，而实师也。若能如前不用品级之说，则全乎师而非臣。昔武王访道于箕子，而箕子为之陈洪范，盖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聘遗黎故老为学校之师于新朝，有益而于故老无损，庶几道法可尝行于天地之间，而改革之际不至贤人尽归放废矣。
问：“胜国之老，曽为先朝大臣者，亦可为学校之职乎？”曰：“若如今者学校之职，则不可为也。若如前说，则既谓之师，而非职矣。不受爵于朝廷，不受制于上司，县官以礼聘请，讲道论徳，合则留，不合则去，虽先朝大臣，奚不可哉？特患为大臣者原无道徳可风，而州县之聘之者，亦不以道，则此说一倡，又为不肖者长奔竞之门耳。故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
若如前说，学校师当议为定制，受聘不受爵，受养不受禄，居于其国，自县官及缙绅以下皆执弟子礼，见藩臬尊官不行拜跪，其徃来用书策，不用文移，则胜国之遗黎故老皆可以受之而无媿矣。
行乡饮酒，乃县官养老之礼；聘学校师，乃县官尊贤之礼。二法不行，先王之道或几乎息矣。
取士与养士不同。取士不论诗赋词曲，总只此几个聪明才辨之士，无徃不可以自见。养士必须道徳仁义礼乐诗书，所以古之王者只重养士，不重取士。
聪明才辨之人，一总埋没不得。只无以养之，便把他天资都弄壊了。所以后世名世臣，亦多是有才无徳。
古之人才，非多于今；今之人才，非少于古。然而古多君子，今多小人者，古知养士，今人不知养士也。养士之法，莫备于周。读《三礼》，可见。
思辨録辑要》卷二十一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礼]
礼乐之存，汉、宋诸儒之功固大；礼乐之废，汉、宋诸儒之失亦不小。汉儒不知礼乐，而妄述礼乐，其失也愚而诬；宋儒知礼乐，而过尊礼乐，其失也拘而腐。
见举大石者，前呼邪许，后则应之，或左或右，杂而不乱。因举谓孚光曰：「此处亦有礼乐。」
礼乐，是儒家一个阵法。阵法，是兵家一个礼乐。
林兆《思礼射图说》大约仿古，似亦可行。然愚谓古人行礼所为可贵者，非谓其一依图说，确然不移也，亦谓古人举事，处处皆有秩序，皆有仪文耳。《仪礼》所载，不过冩出一规模举止，以为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为变通者，如三加之辞，礼有明文，而赵文子之冠，见于诸卿，诸卿皆有朂辞。燕射之法，礼有定式，而孔子矍相之射，使子路执弓而请，惟不失礼意，而不泥礼迹，故能行之久逺而无弊也。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亦是此意。今人遇事，若不行古礼，则喧嚣错乱，畧无威仪；一行古礼，则又步步循彷，依様葫芦，了无生趣，非木偶则俳优矣。古礼之不复行者，以此
译凡是官员都应当有品级，但教官不应当有品级，也不应被称为官员。因为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在天下受尊崇；在一国，就在一国受尊崇；在一乡，就在一乡受尊崇。他们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确定的品级，只看重德行。如果让他们拥有品级，就会让他们奔波忙碌、频繁拜揖，这不符合尊崇老师的礼节。至于冠帽服饰，也不应与在职官员的制度相同，应当另外制定古代的冠服，如深衣、幅巾以及忠靖巾之类，仍然按照乡、国、天下的等级来区分，这样老师的道统日益尊崇，士人的风气日益昌盛，圣人的门徒就会出现了。
《松江府志》记载：“洪武初年，杨孟载担任松江府学教授，与丘克庄、全希贤同在官府任职。当时负责教学的人，由地方官员自行延聘，都是当地极优秀的人才。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大官，由此看来，教官确实应当让州县自行聘请。因为学校是人才和教化风气的源头，决不能让杂乱低劣的人选来担任。如今科举选拔制度不行，我认为教官这一途径，似乎还可以单独实行选举制。”
纵观古今以来，大致经历时代变革时，一时的贤者如果不死于忠节，就归于隐居避世，其中有些人离开世俗而进入佛道门派的更多。因为君臣的大义已经确定，改变节操固然没有这种事，而向来有抱负的人又不甘心与平民百姓一同终老，他们逃避到禅理学说中并另立门户主张，也是士人君子在时运不济时的做法。然而圣人的道统从此日益昏暗，世界从此日益败坏。我认为拥有天下的人，如果在改朝换代之后不使用前朝的遗老故旧，那么贤才就可惜了；如果使用遗老故旧，而遗老故旧竟然乐于为新主所用，这就违背了不侍奉两位君主的大义。对此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学校的职位名义上是臣子，但实际上是老师。如果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不设置品级，那么他们就完全是老师而不是臣子。从前周武王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为他陈述《洪范》，因为道是天下后世共有的东西，不因朝代的兴废存亡而有差异。聘请前朝的遗老故旧担任新朝学校的老师，对国家有益而对遗老故旧无损，这样道法或许能在天地之间推行，而在变革之际不至于让贤人都被废弃不用。
问：“前朝的老人，曾经担任先朝大臣的，也可以担任学校的职务吗？”回答说：“如果像现在的学校职务那样，那就不可以。如果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既然称为老师，就不是职务了。不接受朝廷的爵位，不受上级长官的节制，地方官员以礼聘请，讲论道德，合意就留下，不合意就离开，即使是先朝的大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担心那些做大臣的人原本没有道德可以教化他人，而州县聘请他们的人，也不以道德为标准，那么这种说法一旦提倡，又为不贤之人开辟了奔走钻营的门路。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实行。’”
如果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学校的老师应当制定定制，接受聘请但不接受爵位，接受供养但不接受俸禄，居住在该国，从地方官员到缙绅以下都执行弟子礼仪，见到藩臬等尊官不行拜跪之礼，他们往来使用书信策文，不使用公文移牒，那么前朝的遗老故旧都可以接受而没有愧疚了。
举行乡饮酒礼，是地方官员养老的礼节；聘请学校老师，是地方官员尊贤的礼节。这两种方法如果不实行，先王的道统或许就几乎断绝了。
选拔人才与培养人才不同。选拔人才不论诗赋词曲，总之只是这几个聪明有才辩的人，无处不可以自我表现。培养人才必须依靠道德仁义礼乐诗书，所以古代的王者只重视培养人才，不重视选拔人才。
聪明有才辩的人，一概无法埋没。只是没有用来培养他们的方法，就把他们的天资都弄坏了。所以后世闻名于世的臣子，也多是有才无德。
古代的人才，并非比现在多；现在的人才，并非比古代少。然而古代君子多，现在小人多，是因为古代知道培养人才，现在的人不知道培养人才。培养人才的方法，在周代最为完备。阅读《三礼》，就可以明白。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一 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礼]
礼乐的保存，汉、宋诸儒的功劳固然很大；礼乐的废弃，汉、宋诸儒的过失也不小。汉儒不懂礼乐，却妄自叙述礼乐，他们的过失是愚昧且诬妄；宋儒懂礼乐，但过分尊崇礼乐，他们的过失是拘泥且腐朽。
看见举大石头的人，前面呼“邪许”，后面就应和，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杂乱而不混乱。于是举例对孚光说：“这里也有礼乐。”
礼乐，是儒家的一种阵法。阵法，是兵家的一种礼乐。
林兆恩的《思礼射图说》大致模仿古代，似乎也可以实行。但我认为古人行礼之所以可贵，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依照图说，确然不变，而是说古人做事，处处都有秩序，都有仪文。《仪礼》所载，不过是写出一个举止的规模，作为楷模。君子实行它，必定有根本，而稍作变通，比如三加冠礼的辞令，礼书有明文规定，而赵文子加冠时，见于诸卿，诸卿都有勉励的辞令。燕射之法，礼书有定式，而孔子在矍相之射时，让子路执弓请求，只要不失礼意，而不拘泥于礼的形式，所以能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也是这个意思。现在的人遇事，如果不实行古礼，就喧嚣错乱，毫无威仪；如果实行古礼，就步步循规蹈矩，依样画葫芦，毫无生气，不是木偶就是俳优。古礼不再实行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