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二十一太仓陆世仪撰

译所以我在此加以论述。

关于祫祭和禘祭的说法，各家观点非常杂乱。像《公羊传》、郑康成、王肃的议论非常驳杂，而且没有意义。只有《礼记·大传》说：“礼制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禘祭。”又说：“天子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始祖，并用自己的祖先配享。”《丧服小记》中的说法也是如此。《易纬·稽命征》说：“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纪闻》说：“祫祭时，太祖神位面向东，毁弃的宗庙以及群庙的神主，昭庙在南、穆庙在北，共同在太祖庙中合祭；禘祭时，祖先所从出的始祖神位面向东，只用祖先配享。”这几句话最为明白清楚。

大致来说，夏商周三代距离现在已经很遥远，礼制的文献残缺不全，现在所依据的大约都是汉代儒者的说法，不能立刻辨别其是非，只能根据义理来判断罢了。

译关于南北郊分别祭祀的说法，是不符合礼制的。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儒生，他们不了解古代礼制，穿凿附会，后世沿袭这一说法，于是引发了许多争论。《史记》记载汉武帝在雍地郊祀时，问道：“如今我亲自郊祀上帝，而后土却没有祭祀，这就不符合礼制了。”由此看来，汉代距离古代并不遥远，当时也只实行祭祀上天的礼制。汉代的文臣宽舒等人无法举出配祀的礼制来回答，于是说陛下亲自祭祀后土，应当在沼泽中筑坛，分别祭祀。南北郊分别祭祀的说法，就由此开始。后来又引用《周礼·大司乐》中的文字，附会这种说法，认为古代天子冬至在圜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然而“圜丘”“方泽”的说法，是讨论合乐的问题，并非讨论大享之礼。《大宗伯》中关于大享的礼制，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之神，并没有另外祭祀地祇的礼制。又在四书五经中，凡是说到天子的大祭，只称“郊”称“禘”，并没有南北郊的说法。这足以证明汉代儒生的错误。

凡是礼制必定有其中的义理，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所以宗庙的祭祀，以祖先为主，自祖先以下都随从祭祀。郊社的礼制，以天为主，自天以下都随从祭祀。这是为了统归于一。如果尊崇地与天抗衡，便不符合统归于一的义理。

洪武年间，开始实行分别祭祀，后来因为风雨不调，改为合祭。皇帝谕示礼部说：“极阴的月份不宜祭天，极阳的月份不宜祭地，所以改为在仲春占卜吉日而祭祀。”其实无论阴月阳月，只是冬至严寒，夏至湿热，露天站立在郊外，怎能完成祭祀？势必会跛脚倚靠才能临祭，这种不敬并非小过失。在仲春占卜吉日祭祀，不仅符合古礼，也符合天时人事的适宜。

古代礼制中，王者一年共有九次祭祀，冬至日在圜丘祭天，正月祈谷，孟夏求雨，季秋享祭。五时迎气，只有冬至日的礼制最为重大，所以称为昊天上帝，其余则称为上帝，迎气则称为五帝。总之都是祭天。古代的王者，治理无为，礼制俭约，安静时恭敬，行动时简略，所以能无日不与天相通。后世每次祭天，耗费无数，没有敬天的实质，却只增加事天的形式，这又不如一年祭一次为好。

周人在冬至日祭天。因为周人建子，冬至常在十一月，所以岁首祭天。明代制度在仲春祭天，也是这个意思。然而不如在孟春祭天最为恰当，不仅是岁首，又是三阳三阴交泰之时。

南北分祀始于汉元鼎四年，大概是因为宽舒的说法，在汾阴立祠，称为后土。其后成帝建始元年，因为匡衡的话，建立南北郊，废除甘泉、汾阴祠。不久因为风变，很快又恢复。平帝元始年间，王莽依照匡衡的议论，又分设南北郊。不久又改为合祭天地，共牢而食，以高帝和太后配享。三十年间，天地之祀五次迁徙。由此看来，始于汉代无疑。大概是祖述《周礼·大司乐》的文字。

读《周礼》大司乐的文字说：“如果乐舞六变，那么天神可以得到礼遇；如果乐舞八变，那么地祇可以出现。”说：“如果说是‘可以’，都是泛论合乐，并非真有此事。”

古代不仅没有分别祭祀的礼制，也没有合祭的说法。因为古代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余社稷、山川、百神，都是随从祭祀罢了。称之为合，还有分别的看法。万物本源于天，只要一个“天”字，百神都可以贯通。魏庄渠的话说得好：“天，是阳；是君；是父。阴不能与阳抗衡，臣不能与君抗衡，子不能与父抗衡。”这话概括尽了。

考察汉唐以来千余年间，分别祭祀的极少。即使有喜欢议论礼制的人，主张分别祭祀，但分了又合，也是势所必然。因为祭天主在于诚，不在于礼文的数目。古人一年祭天一次，还担心诚意不够，何况多次呢？繁琐则亵渎，亵渎则不敬，不敬则难以长久。所以分别祭祀终究不可行。

建始年间，废除甘泉泰畤，建立南北郊。那天大风，吹坏甘泉行宫，拔折泰畤中十围以上的大树一百多棵。成帝对此感到奇怪，询问刘向。刘向说不可废除。后来成帝没有子嗣，于是恢复了祭祀。考察甘泉、汾阴的祠庙，未必符合礼制，而变异如此，大概是因为开国之初所作，高祖的精诚在其中。所谓有诚意就有神灵。成帝荒淫，完全没有敬天的意思，却随意建立郊祀，怎能不招致这种变异？后来光武帝再造汉室，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建立南北郊。甘泉、汾阴不再祭祀，也没有听说有变异。由此可知，开国之初，其精诚是不可企及的。谋划开端，怎能不慎重？

王莽合祭的礼制并未失误，但至于把天地比作夫妇，共牢而食，又以高后配享地祇，则是诚意不敬的大错。甚至在孟春合祭之外，又冬夏分别祭祀，而夏至之日唯独奉高后配享，尤为可怪。

即使从鲁国僭越郊祀，也可以知道古代没有南北郊的礼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周礼中最重的，莫过于郊禘。而鲁国僭越了，所以《春秋》频繁记载其过失。如果当时祭地的礼制与郊祀并重，那么鲁国也必定会僭越，而《春秋》也必定会记载。为什么竟然一次都没有见到呢？《尚书》说：“于是向上帝分类祭祀，向六宗禋祀，向

译山川之神，遍布于群神之中。”而《春秋》所记载的也说“于是没有举行郊祀，但仍然进行了三望之祭”，由此可知当时周代的礼制大致与唐尧虞舜时期相同，祭地的仪式总是包含在祭天的仪式之中了。

译祭祀上天，以诚心为主。自从众儒者提出分祭与合祭的争论以来，举世之人便在礼仪形式的细枝末节上相互争执。君主几乎把祭天当作礼学家的一套程式，虽然多次表现出恭敬虔诚，反而不如那些喜好佛道之人那样战战兢兢。我曾读宋宁宗嘉泰五年礼官的一篇奏疏，其中详细陈述了郊坛中音乐杂乱、气味污浊恶劣、执事供役之人肮脏奔忙，有不可言说的弊端。虽然这是大礼所在，事务繁杂、人员众多，但必定是因为在上位者首先缺乏敬畏昊天的诚意，所以在下位者也就苟且马虎，以至于达到这种极端。试看古代祭天，不只是君王七日戒慎、三日斋戒，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有丧事的人不哭泣，穿凶服的人不敢进入城门，这是何等敬畏。这就是所说的集合万国的诚敬来侍奉昊天，所以祭祀就能得到福佑。现在的儒者，不能用诚敬来引导君主，也不能用诚敬来教育下属，却只琐碎地争执礼仪形式的末节，我看他们是不知轻重了。

史书记载，南燕君主慕容超在南郊祭祀，有一只像老鼠但通体赤红、大如马的野兽来到祭坛。不一会儿，大风刮起，白天变得昏暗。隋炀帝祭祀上天没有斋戒，在帷帐中就举行礼仪，当天大风导致礼仪无法完成，他骑马疾驰返回。这两个人都在不久后灭亡。天威如此，怎么可以不敬畏！祭天必定要配享祖先，这是古礼。我认为，人生于三事（父、师、君）而侍奉如一，说的是父亲生养、老师教导、君主成就。如果是天子，就应当以天、亲人、老师三者为主，并且同等重视。现在侍奉天和侍奉亲人的礼仪，郊祀和禘祭已经完备了，侍奉老师的礼仪，仅在春秋两季的丁日举行，实在不足以尽到心意。《中庸》说：“能够赞助天地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那么孔子不配享天地，岂不是万世的缺典吗？我私下认为，后世君王祭天地而商议配享，断然应当以祖先为主，孔子为宾，这也是礼因义而兴起的事情。

祭祀上天的供品，从古至今，只重视一头太牢（牛、羊、猪三牲）。所以帝王的牛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选取它的毛色，选取它的角，又加上占卜，恭敬到了极点。然而我认为这也无可致敬，暂且以活人所享用的极品作为祭品，所谓祭祀使用活人的俸禄。如果从天来看一头太牢，不亚于人身上的一个虮虱，虽然极其精洁，可以说天所享用的，就在这里吗？我曾私下议论，天地以化生万物为心，而人君则是代替天来养育百姓的。人臣也都是恭敬辅佐天工的。从前赵清献公，白天所做的事情，晚上必定焚香禀告上天。人君以天地的心为心，怎么可以整年都不向天帝禀告呢？所以我以为人君祭天，必定应当斋戒竭诚，将整年用人行政的大略写成疏文禀告上天。其余众臣，吏部则具报进退人才的数量，户部则具报钱粮出入的数量，礼、兵、刑、工及有职务的人都是这样。疏文末尾，人君则书写“奉天子民，不敢懈怠荒废”的意思，人臣则书写“一心为国为民，不敢欺瞒蒙蔽”的意思。那些真诚的，天降下福佑；那些不真诚的，天降下灾祸。这样不仅得到了敬天的礼仪，也可以警戒做君做臣的人，使他们没有安逸享乐，希望不至于没有帮助。

祭祀上天的供品，应当以五谷及九州的贡品为主。因为天地以化生万物为心，而五谷又是天所生长、用来生养万物的。至于九州的贡品，则是君王威德所及之处，用它们祭天，表明能够安抚拥有九州的意思。如果有一州不服从而没有贡品，就不敢用它祭天，表示不敢欺骗。不然的话，在祭天的礼仪上夸耀多、斗靡费，有什么益处呢？

祖庙，天子七座，诸侯五座。天子虽然七庙，其实也是五庙。天子与诸侯的区别虽然不同，但亲疏的等差是相同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这四代祖先，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所以天子七庙，其中两座是祧庙，实际上只有四代亲人罢了。武王最后承受天命，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德行，追封太王、王季，用天子的礼仪上祭先公。周公制定礼制，是在成王时代，成王往上，从武王到太王，正好是四代亲人。所以追封只到太王，由此可以看出四代亲人对于人来说，没有贵贱之分是一样的。

宗庙的祭祀，用来排列昭穆次序，不仅仅是为了区别世代。因为众昭众穆，没有不是祖宗一人所遗留的。拥有天下的人，能够保有这些众昭众穆，不剪伐不砍削，让他们在岁时共同出现在宗庙，这就是所说的聚合宗族的欢心，来侍奉先王。现在后世祭祀宗庙，只有天子主祭，而宗族没有参与的人，所以对宗族待遇薄，对祖宗的待遇也就薄了。积累到削夺剪除，唯恐不尽，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是逐渐形成的。

众儒者的说法，说古人的庙制都坐北朝南，神主都向东。因为古人的门都从东进入，以西为上。但这必定是时祭和时祫的时候，如果是大祫，众昭众穆都在，又有异姓诸侯助祭，室内怎么能容纳这么多人呢？人君面向光明而治理，那么宗庙的神主也应当向南，不必拘泥于古制。

有人问：“古代祭祀必定设立尸，在义理上怎么样？现在也可以实行吗？”回答说：“古人用尸，取的是同气感应相通的意思，然而这个礼仪也有很多不便。《礼》说：‘被选为尸的人，是子辈。’那就是叔叔拜侄子了。古人也稍微感到不安，所以《礼》又说：‘凡是做儿子的，祭祀时不做尸，避免父亲拜儿子。

译这是有嫌疑的。’那么，难道只有叔父可以拜侄子吗？大概用尸的礼仪一定是古人思念逝者的声音容貌，偶然创立的，后世于是沿袭而没有改变，这未必是圣人制定的礼仪。所以朱子又说：‘古人不用尸，就有阴厌，《书仪》中所谓的闭门垂帘就是这种，是想让神灵在其中饱食。’又说：‘杜佑《理道要诀》说：上古时期中原与四方夷族一样，后世圣人加以改变，有没改尽的地方，用尸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蛮荒山洞中也有这种习俗，只是挑选相貌俊美的男子来充当，不询问是否同族。那么用尸的礼仪无论是不适合在今天施行，就是在古代也不是祭祀礼仪中最恰当的做法。

译查考天子七庙的祭祀，最难做到周全遍祭。陈氏《礼书》说：“四季的享祭，都要提前十天斋戒，一天去省视。祭祀当天，礼仪在上面交互进行，音乐在下面相应和。从第二次灌酒到第九次献酒，其礼仪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从神灵降临到送神，其音乐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一天之内要遍祭九庙，那么时间固然不够，即使强壮有力的人也承受不了。如果每天只祭一庙，那么前一次祭祀要省视牺牲，后一次祭祀又要绎祭，满一个月之间，也完不成所有的事。”于是引用《王制》的话作为依据：“天子有犆祭、礿祭、祫祭、禘祭、祫祭、尝祭、祫祭、烝祭；诸侯有礿祭、犆祭、禘祭、一次犆祭、一次祫祭、尝祭、祫祭、烝。”祫祭大概是天子的礼仪，春天进行犆祭，夏秋冬三季都进行合祭；诸侯的礼仪，春天进行犆祭，夏天一次犆祭一次祫祭，大概是隔一年实行一次，秋冬则都进行合祭。犆祭，各自在其庙中进行；合祭，则同于太庙。大概古人也考虑到犆祭难以遍祭，所以制定了这种礼仪。然而我认为这种礼仪虽然好，但犆祭之日要周遍终究困难。礼是根据义理制定的，义理如果可行，就斟酌实行，何必拘泥于古礼？其方法不如让卑者顺从尊者，制定等级递减的规则：孟春在太祖之庙祭祀，将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合祭；仲春在高祖考之庙祭祀，将曾祖考合祭；仲夏在曾祖之庙祭祀，将祖考合祭；仲秋在祖庙祭祀，将考合祭；仲冬专门祭祀考庙，而两世室则并入太祖，周而复始，明年也是如此。行礼不繁琐，而各庙都可以亲自参与。况且制定等级递减的原因，都是让子孙顺从祖考，各自按照世次，而没有厚薄轻重的嫌疑。我在《宗祭礼》中详细论述过，不知道议礼之家果真能不引起争论吗？

程子说：“从天子到庶人，五服不曾有差异，他们的祭祀都必须包括四代，只是疏密节度没有可以考证的。”朱子说程子此说最得祭祀的本意，那么我所说的让卑者顺从尊者、制定等级递减的说法，假使程朱在世，也一定会采纳。

古代郊庙的祭祀，都由君主亲自执行。自汉代以来，礼制败坏，郊庙的祭祀，君主大多不亲自执行。到唐代中叶以后，才制定在三年一次郊祀的时候，前两天朝享太清宫、太庙，第二天才在南郊举行祭祀。宋代沿袭其制，第一天朝享景云宫，第二天朝享太庙，第三天在郊坛或明堂行礼。国史所载亲自享祭太庙，大抵都是郊祀前的祭祀。然而这是告祭的礼仪，所谓卜郊受命于祖庙，在祢宫作龟卜。又如鲁人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正祭则未曾亲自执行，即使是祫禘大礼，也命令有司代理。历代只有仁宗嘉佑四年亲自执行祫祭礼一次罢了。大概是因为卤簿郑重，礼节繁多，所以如此。《书经》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又说：“我不参与祭祀，就像没有祭祀一样。”现在因为繁重反而导致不能亲自祭祀，这是两方面的过失。后世议礼的人，也务必追求可行，千万不要拘泥于古礼，反而导致废弃搁置的祸患。

祫祭有两种。曾子问：“祫祭在祖庙，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进入。”《王制》说：“天子祫尝，祫烝；诸侯祫尝，祫烝。”这是时祭中的祫祭。《公羊传》说：“大事就是祫祭，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堂，合祭于太祖。”这是大祭中的祫祭。祫祭的文献，只有这两条，此外没有多余的礼仪了。

祫祭的年月经没有明文记载，只有《公羊传》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传文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五年而两次殷祭，殷祭也是大祫的称呼，五年再祫，就像天道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样。没有禘祭的文献，郑康成沿袭此说，于是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汉代儒生援引此说来证明祫禘相因的说法，徐邈又说祫禘相隔各三十个月，祫禘纷纷扰扰，几乎不可辨别了。史载唐睿宗以后，三年一祫，五年禘，各自计算年份，不相通数。到二十七年，总共五次禘七次祫，那年夏天禘祭完毕，秋天又该祫祭，祫禘同岁。太常议论说：“现在太庙祫禘各自计算年份，两歧俱下，通计有时连年频繁合祭，有时同岁再次排序，有时一次禘祭之后合并为两次祫祭，有时五年之内突然有三次殷祭，寻求于礼经，颇为乖谬失当。”纷杂错乱如此，可以说是渎乱不经了。

《周礼》天子祭祀诸侯，必须助祭。大概天子与诸侯既然分国而治，那么来朝不能频繁，所以制定礼法。当诸侯来朝的时候，就是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不仅一举两得，也因为今天的诸侯都是昔日的功臣、子姓，所以不敢以天子的威福临之，而直接以祖宗的灵爽临之。现在天子每年有时祭，三年祫，五年禘，而《Wangzhi》恰好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的文献，那么时祭的时候，大夫助祭；祫祭的时候，卿助祭；禘祭的时候，诸侯助祭。朝聘与祭法，恰好互为表里。即使礼没有明文，也可以以此兴起义理，何况康成已经有此说，历代沿袭，又何必以不载于礼经为疑呢？

查考禘礼，大传说

译君王举行宗庙的大祭，追祭太祖所由出的帝，在太祖的庙里祭祀他，并用太祖配享。既然称为太祖，那么在他之上就没有可以再推溯的了，又怎么会有所由出的帝来配享呢？大概古人最重视宗法，后稷对于帝喾，必定是别子，别子为祖，所以周人尊奉他为祖，不及帝喾，是因为诸侯不得尊奉天子为祖。等到他已经成为天子之后，可以尊奉天子为祖了，却又因为宗法不可扰乱，所以仍然以后稷为祖，而帝喾则在禘祭的时候，专门进行一次禘祭，这是周朝的精微用意。不然的话，周人就应当以帝喾为始祖了，为什么另外尊奉后稷为祖，而特别设立禘祭的仪节，增加这些曲折呢？

译查考帝王本纪，姜嫄是帝喾的原配夫人，与帝喾祭祀上帝而生下了稷；庆都生下了尧，简狄生下了契，韦仪生下了挚。如今帝喾不立稷而立挚，这是废长立少。大概是因为上古时代遥远模糊，世系难以查清，这不能作为依据。而《诗经》的传注中又说姜嫄没有经过人道而生下孩子，帝喾抛弃了他，所以取名为弃。既然已经是原配夫人，怎么会有不经人道而生子的情况呢？这种说法违背常理，书籍传注不可凭信。

关于祫祭和禘祭的辩论，众儒认为禘祭是祭祀祖先所从出的始祖，只配以始祖，不合并其他宗庙。祫祭则是所有宗庙的神主都合并祭祀。大概因为后稷是别子，别子作为祖，所以可以统领他应当统领的子孙。如果是帝喾，又有帝挚相继作为大宗，不应当统领后稷所统领的宗族。这在礼制上是非常合理的。假使后来的君王举行禘礼时，太祖不是别子，万国诸侯都在场，那么合并所有宗庙的神主祭祀也没有妨碍，不必拘泥于古制。

祫祭有两种，禘祭也有两种。《大传》所说的“不称王就不行禘礼”，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这是大禘。《礼运》所说的“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这是大禘”。《祭义》所说的“春禘秋尝”，《王制》所说的“天子祫祭和禘祭，诸侯禘祭一次，单独祭祀一次，祫祭一次”，这是时禘。

康成主张一年一次祫祭，一年一次禘祭，自称这出自春秋时期鲁国的禘礼及纬书。纬书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说它出自春秋鲁礼，也没有事实可以证明。他的话说：“文公二年既然有祫祭，那么僖公二年也一定有祫祭；僖公八年既然有禘祭，那么文公八年也一定有禘祭。”这种牵强附会、凭空臆测，理所当然被众儒所轻视。

胡致堂认为禘礼就是祫礼，不应当并列提及。但在天子称为禘，在诸侯称为祫。他列举众儒的话，认为天子行禘礼，诸侯行祫礼，大夫行享礼，庶人行荐礼，这是尊卑的等级。又说鲁国应当用祫礼，因为僭用了天子的礼乐，所以《春秋》中有禘而无祫。而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这话也是对的。《大传》说“礼不称王就不行禘礼，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以其祖先配享”，随即断言“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君主请示，干祫及其太祖”，其文义也像是天子行禘礼，诸侯行祫礼，大夫士则合并祭祀，不敢擅自行事，必须请示后才进行，所以称为干祫。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国家举行禘礼，就不再需要举行祫礼，自然没有年月两歧并行的弊端。

我认为：经文中没有祫祭的名称，祫只是合字的意思。曾子问：“祫祭于祖，是说合祭于祖。”凡是祫禘、祫尝、祫蒸的时候，都可以称为祫，并不是在禘、尝、蒸之外另外有所谓的祫祭。《春秋》中有大事于庙，只说大事，即使是禘祭也未可知。而《公羊传》说：“大事就是祫祭。”这也是《公羊传》的话，在经文中没有依据。而且整个《春秋》，鲁国没有记载祫祭的，其他国家也没有记载祫祭的。由此可知祫只是合祭的总称，恐怕未必在常规祭祀之外另外有所谓的祫祭。

嘉靖年间议礼时，席书、黄绾等人先后以大礼问题询问阳明，阳明都不回答。唉！这是先生明达的见识和高尚的节操，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当时大礼的议论，只有张璁、桂蕚的论调符合正道，然而如果出自阳明之口，那么当时和后世又不知道会产生多少议论了。这正是先生明达的见识和高尚的节操之所以无法企及的原因。

礼，就是理。礼本于理，理是本体，礼是功用。所以礼即使以前没有，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后世的儒者只懂得一个“例”字，聚讼不休的讥讽由此而来。阳明的诗说：“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他是不是看到了用修等臣子的错误呢？

籍田的礼仪，是很盛大的典礼。然而看近代所实行的，完全是虚文了。我认为君王既然想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那么籍田的说法，为什么不在苑圃中实行呢？时时观看收获，像近日豳风亭的故事那样，却把它当作形式化的文书来实行，先王的意图就荒废了。

问朱子的《明堂图说》，认为明堂的形制像井田，南面是明堂，北面是玄堂，东面是青阳，西面是总章，四个角落则依次分为左右个。天子按照月令居住，随着季节的方位开门。中间是太庙太室，天子每个季度的十八天居住在那里，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是朱子根据《礼记·月令》而作的图说。我认为恐怕未必如此。大概古人所说的明堂，不过是取朝向光明而治理的意思，以便于朝见诸侯罢了。如果按照月令而居住，那么冬季三个月应当居住在玄堂、太庙以及左右个。此时北风正猛烈，天子正北开门，恐怕大大违背顺应时节、保养身体的道理。而且天子到达，百官都跟随居住在左右个，那么偏侧不便，也不符合临朝御政的体统。古人恐怕不像这样迂腐。

《晏子春秋》说：“明堂的形制，下面的湿气达不到，上面的寒暑进不来。”如果按照朱子的说法，那么寒气进入就很严重了。而且天子巡狩的制度，各处都有明堂，所到的地方都有固定的期限，那么所居住的地方都有固定的处所，不应当一处明堂就具备十二个月的形制。问：“明堂的形制，究竟应当如何？”回答说：“大致应当像朝廷宫殿的形制，百官扈从都有饮食休息、

译水井、炉灶、厕所、浴室这些场所，就是现在所说的行殿、行宫。只是朝廷的宫殿应当严密，而这里应当宏大宽敞以便于朝见，所以称之为明堂罢了。何必另外设立一套制度，穿凿附会呢？

译居丧守制，是天子的重大事务；对内要竭尽为人子女的心意，对外要维系臣民的期望。即位后的首要之事，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然而后世最终废弃搁置而不实行，致使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君主都成了没有父亲的天子。我对此弊病深感痛心，曾经极力论述应当恢复三年之丧，并且规划礼制，分为四个阶段：刚去世时，实行接受遗命的礼仪；又商议臣民的服制，以亲疏关系为等级，递减的详情详述于《春秋》，经过讨论似乎可以施行。作为君主如果有心复古，这是最重大的举措了。

关于居丧守制的规定，君主去世，百官总领各自的事务，听从冢宰的指挥，为期三年。这是古代君主通行的丧礼，本来并不很难。但后世的儒者却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居丧守制不是古人不能实行，即使是冢宰一人，如果不是像伊尹、周公那样的人，恐怕也不可以托付。我认为并非如此。古代人居丧不说话，并不是真的闭口不言，也不是完全不闻问国家政事，只是不接受朝贺，不面对群臣称朕称制，不行礼不听乐罢了。至于国家大事，两三位大臣自然应当到丧次，秘密商议决定，然后由冢宰传达嗣王的命令，告知各位执事官员。所以称为听从冢宰，是因为小臣地位卑微，不能随意到丧次面见君主。这样君主虽然实行三年之丧，对于朝廷事务原本并没有废缺，冢宰原本也不是独揽大权，怎么能以居丧不说话以及冢宰难以胜任为不便，就废弃三年的丧礼呢？所以我认为古代礼制的废弃，是拘泥于礼制的人废弃的，这话大概不假。

君主实行三年之丧，臣下大多不愿意，又有原因。大概是因为过于拘泥于“四海遏密八音”的说法，担心君主实行臣下跟随，多有不便。所以晋武帝想要实行三年之丧，傅玄反对，说：“君主不除丧而臣下除丧，这是有父子之情而无君臣之义。”我认为这话也有道理：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对于人来说，都是同出一源的亲属，是最亲近的。但是以世系的远近来看，就不能没有等级递减的区别。何况君臣以道义结合，怎么能把臣民继承君位一概视为同一类呢？我也想要依照本宗五服图的例子，创立一种格式：嗣君为一等，其余公卿大夫士庶人为一等。虽然都服斩衰，但有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之别。其余应当服丧的卿大夫，各自以其类别附列。这样情感和道义均衡，道理和事务协调，三年之丧或许有可以恢复的一天。

《礼记》说事奉君主有冒犯而无隐瞒，服劳勤勉直到死，才守丧三年，这是合乎道义的。言论以道义为出发点，如孟子说旧君主有服丧之类就是如此。陈皓解释“比”字的意义，是不对的。

天下最尊贵的，没有比君主更尊贵的；天下最亲近的，没有比父亲更亲近的。居于天下最尊贵的地位，却先对最亲近的父亲失礼，根本已经拔除，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君主不能实行三年之丧，而想要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治理，是从来没有过的。

私下拟定的君主丧事五服图：

斩衰 斩衰 斩衰 斩衰 斩衰

嗣王 勋戚大臣 一品至三品文武臣 四品至六品文武臣 七品至九品文武臣 士

三年 一年 九月 五月 三月

右边是君主丧事五服图，这只是暂且根据现在的制度大致分为五等。如果君主有心复古，应当像周朝的五等爵位，从而制定五等服制，斟酌变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至于哭泣穿丧服的节制，以及饮酒食肉的禁令，也应当称情量理，议定制度，使天下有所遵守，大概君臣之间不至于冷漠无情，而服制有等级递减，不至于抵触难行。

圣人的教化，无所不包。所以根据《论语》所称，就有四科。由此看来，后世的人才，果真能在四科之中出类拔萃，这就是圣人的门徒了。后世不知道这个意义，孔孟之后，一概以伏生、申公、欧阳高、夏侯胜之类的人充当。伏生之类的人，不过是文学方面的人罢了，竟然从汉唐以来，俨然独占两庑的席位；而那些功业显赫、志行卓越，为古今人所信服的人，固然不能列入从祀的行列，而一概排斥在门墙之外。这是只把我们的孔子看作一个经学家，而聚集后世许多无用的老儒，共同作为一堂衣钵。难怪奇伟英雄之士甩手而去，而作史的人必定另立道学传来记载这些人；而为道学的人，也甘愿自处于一隅的陋见。这个过失，不是小事。

我的意思是圣门从祀，除了及门七十子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些具体大儒之外，都应当分为四科，妙选古今以来卓越奇伟的第一等人，全部列入从祀。如黄宪、文中子，这是德行方面的人物；张良、李泌，这是言语方面的人物；诸葛亮、杜如晦、房玄龄、韩琦、范仲淹、司马光，这是政事方面的人物；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是文学方面的人物。细细论定，选择其中特别卓越而没有过错，暗中符合圣门躬行实践的流派的人，举天下通祀；其余的则各自从祀于其家乡的圣庙。其他如已经从祀的各位贤人，也必须辨别其品行、学术、功业的大小，大的通祀于天下，小的祀于其家乡，大概可以洗刷向来学究的习气，而成圣人大无外的教化。

从祀的各位贤人，如周敦颐、朱熹，他们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这尤其应当在配享的行列，不仅仅是从祀而已。

凡是古来节义名臣，

译像关羽、颜真卿、张巡、岳飞这样的人，应当列入道德品行高尚者的行列。浅陋的儒生不了解这一点，而佛、道两家中杰出的人，反而借此来迷惑大众。对于佛、道两家来说，这固然属于援引儒家思想来融入墨家（或异端）的做法；而对于我们儒家来说，未免是将他们推远了。

译佛家有一部《佛法金汤》的书，凡是古今人物，只要有一言一事涉及佛教，或者与佛家一两个人相处过，就都拉入书中，惟恐他们孤立无援。在我们儒家看来，固然收录不完，但其中卓越杰出的人，也不可不予以收录。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天下后世竟然将这类人物当作真正的非儒家圣门人物了。

圣人之道，固然是天下万世最尊贵、最崇高的道理。但也必须等待当时的君主尊崇它、信任它，然后才能推行。那么，报答根本、推崇圣道的道理，儒者也不可不讲究。我的意思是，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下，如汉高帝以及汉武帝、汉明帝，宋理宗，都不可不在孔庙前殿祭祀。凡是丁祭，就先在前殿展拜，然后进入大成殿对孔子行礼。大概是因为道理重要，那么尊崇信任我们道统的人也重要，这固然是报答根本、推崇圣道的道理，也是教化引导当代君主的一个契机。

鲁哀公、卫灵公、卫孝公、齐景公，以及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鲁缪公，都能尊崇信任孔孟，但未能充分听取，似乎也都应当商议祭祀。

凡是各邑之中，忠臣、孝子、乡贤、良吏、义夫、节妇，凡是在其家乡得以祭祀的，都得以在孔庙从祀。那些不能在孔庙从祀的，也不能在其家乡祭祀，这也是大道归一的义理。

有人问：“各位大臣从祀孔庙，已经听明白了，那些节妇怎么办呢？”回答说：“《诗经》以《关雎》为首篇，《易经》有《家人》卦，对妇德的训诫，没有比儒家更完备的了。这个义理怎么可以缺失？只是在庙中祭祀，没有这样的礼制，那么或许应当在庙旁另立庙宇，派遣官员祭祀就可以了。”

凡是生员，礼仪上无不参与祭祀。现在只有几位执事人员，未免太简略了。我认为丁祭应当制定为固定的法规，凡是生员一定要助祭，不到场的比照岁考处理。大概既然作为圣人的门徒，一年两次拜祭，还有推脱阻挠的，那么他的人品心术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终身以圣人为师，那么对圣人的祭祀，终身都应当参与。然而世俗的孝廉考中功名，就称为出了学门，从此终身不参与祭祀，难怪一进入仕途，就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呢？我认为也应当制定为固定的法规，凡是籍贯在本地的乡绅，都跟随本地的正官在庙中助祭，或许能符合终身归往的义理。

明朝制度，丁祭只有府、州、县的正官参与，凡是上级官员都不参与，这也不对。总之，从生员以上，没有一个人不应当参与祭祀。洪武年间，释奠孔子时，诚意伯刘基、参政冯等人不陪祀却接受胙肉，皇帝震怒，停发刘基等人的俸禄各一个月。叶龙泉在县里祭祀孔子，众官吏偷喝猪脑酒，被关进监狱，坎坷终身。凡是开基创业、圣明、大有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敬重孔子的，享国长久，不是没有原因的。

言夏说：“国初凡是城隍神都改塑像为木主，固然好，但城隍似乎不妨塑像。”我说：“凡所称的神，有天神、地祇、人鬼三类。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以塑像。人鬼原本有这种形体，所以可以模拟其形象；天神地祇本来没有这种形体，怎么可以妄自塑像呢？”

升士问：“那么孔子也可以塑像吗？”我说：“凡是塑像，是说他的音容不远，模仿其形象，可以唤起人们的爱敬，增加人们的思慕。如开国功臣及近代名公的生祠之类，都不妨塑像。孔子则功德盛大，如天如地，难以形容，况且世代久远，音容难以相似，塑像恐怕亵渎，不如木主妙啊。”升士说：“我曾见过苏州府学的文庙，在座位上立木主，而在旁边刻孔子石像，似乎得体。”我说：“得体。推而广之，那么凡是可塑像的，都应当这样，既没有亵渎逾越的嫌疑，也尽到了思慕之道了。”

十月初一，举行乡饮酒礼，升歌的时候，朋友中有笑着说：“这种声容，实在没什么可乐的，对身心性命有什么好处？”我说：“正因为它没什么可乐的，所以对身心性命有好处。古人鼓腹而歌，击壤而歌，持牛尾而歌，都有很盛大的声容，正因为它没什么可乐的，所以是天下最大的快乐。古人之所以快乐而不放纵，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像现在的戏剧优伶、侏儒、杂耍、女子，观看者还以为是欢乐到了极点，却不知道自己快乐而放纵了，损害名声、损伤德行，败坏风俗、扰乱常理。对于身心性命，求它没有损害尚且不可，何况有好处呢？”

礼书记载四面而坐，象征四时。先儒说坐有四方，礼仪不主要在于敬，主要在于尊崇贤人。所以它的位次宾客主人不相对而坐，僎在中间，以显示宾客主人的义理。所谓主人坐东南，是坐东靠近南而面向西；宾客坐西北，是坐北靠近西而面向南。主人向西，宾客向南，所谓宾客主人不相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像现在的礼仪，宾客主人坐在角落，那么仍然是相对的了，这是礼仪主要在于敬，而不是主要在于尊崇贤人了。介是辅助宾客的，宾客坐在西北，介坐在西南。南，是宾客的南边，坐西面向东，不是坐在西南角落。僎是辅助主人的，主人坐在东南，僎坐在东北。北，是主人的北边，坐北面向南，不是坐在东北角落。君子席子摆不正不坐，行礼的地方如果有不正的座位，百姓看什么呢？那三宾、众宾、僚属都正向，而主人、

译宾客、介者、僎者又各自面向角落，这是八面朝向的座次，并非四面朝向以象征四季。嘉靖四年，苏州知府胡公纠正了这种座次，在学宫立榜说明。万历戊午年，仁和人李我存担任澶渊知府，订正黉宫礼乐，也纠正了面向角落的座次礼仪，刊刻书籍流传。大概国家初年《会典》中的旧图，原本都是正坐。正德、嘉靖年间重新刊刻，才开始更改。或许是纂修者一时的错误，而后来各地沿袭，无人敢予纠正，这也真是可笑啊。

译在六艺之中，礼和乐最为急迫，射礼则次之。射，是男子所从事的事情。古时候男子刚出生，就悬挂桑木弓和蓬草箭，从成年直到年老，从天子直到平民，没有不尽心于射礼，借以习练礼乐的。圣人因此教导他们，制定了射礼。李我存说：“周朝用射礼来教化，就像唐朝的诗赋、宋朝的经义、今天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驾驭英雄，使他们收敛才华、遵循法度。”所以学校用射礼来命名，官员用射礼来教导士人。《周礼》中，乡师在年终稽查乡里的器物，党正提供射礼的器物，州长在春秋两季用礼会聚百姓在州学射礼。乡大夫用乡射礼的五项标准来询问民众，将要祭祀时就射，将要养老时就射，诸侯来朝见时就射，诸侯互相朝见时就射，宴请使臣或与群臣饮酒时就射。设立了大射、宾射、燕射三种礼仪，而且举行大射必先行燕礼，举行乡射必先行乡饮酒礼。有恩有义，然后才与之射礼，借以观察他们的德行，所以人们乐于趋向它。先王的教化，可以说是委婉曲折而方法多样啊。拿它来对比科举考试中暗中摸索的做法，哪个更优呢？

射礼的命令，典仪制度很简略，《雍志》稍详细，但也没有完全尽其妙处。只有李我存的《乡射疏》，斟酌古今，图示解说详尽，竟然可以颁布给学官，作为射礼的范式。

《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二 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乐]

天下没有必然不可知的道理，天下没有必然不可能的事，天下没有必然不可制作的器物。天文、乐律这两者，固然被称为绝学。然而精通天文的人，历代都不缺乏；唯独乐律的议论越多，离古代越远。这并不是乐律真的不可知、不可能、不可制作，都是谈论乐律的人不能推究本源、精细探求声音气息的根本，而只是拘泥于金石、累黍、龠合、分寸的说法来误导他们罢了。想要端正五音，必须先端正六律；想要端正六律，必须先端正黄钟。想要得到黄钟，必须先审察声音气息的根本；想要审察声音气息的根本，必须先达到天地的和谐。想要达到天地的和谐，必须天子建立中和的准则。后世制作音乐，不先讲求中和位育，却纷纷纠缠于斛尺秬黍，岂不是不揣度根本而只整治末节吗？

候气，是古人用来检验天地和谐的方法。王者已经达到了中和位育，但不知道自己的中和是否真的出于中和，天地万物是否真的登于位育。于是设置候气，用管吹奏，吹奏来听辨。吹奏听辨，如果真的得到了所谓中正和平的声音气息的根本，那么就又把它配上管弦，调和节奏，进献给上帝，供奉给祖先，用来向鬼神报告成功，不敢用私意装饰成笙歌，欺骗祖宗，欺骗上帝。现在的人不知道达到中和来位育天地，也不问天地是否位育，却只说候气，不知道所候的气究竟属于什么气？

音乐有乐章，有乐音。乐章由人完成，乐音出于天。天人合德，所以可以隆重地进献给上帝。后世的乐章矫饰虚妄，已经无可取之处；而乐音又都出于穿凿附会，怎么能谐和神人、上下呢？

天地之气，不可勉强对应。和谐的时候，就候得和气；不和谐的时候，就候得逆气。这是万万不会错乱的道理。所以三代以下，就不必说了。尧、舜、禹、汤、文、武的时候，他们的候气方法、作乐方法，以及斛尺秬黍，应当没有彼此的不同。然而孔子对于古今的音乐，唯独称赞舜乐，并且说《韶》尽善尽美，《武》尽美未尽善。就知道作乐的根本，全在当时帝王的中和位育。所以在尧的时候，就有尧的气；在舜的时候，就有舜的气；在桀、纣、幽、厉的时候，就有桀、纣、幽、厉的气。所以在尧、舜、禹、汤的时候，反而候得桀、纣、幽、厉的气，制作桀、纣、幽、厉的音乐，决没有这种道理。那么就知道在桀、纣、幽、厉的时候，想要候得尧、舜、禹、汤的气，制作尧、舜、禹、汤的音乐，有这种道理吗？于是后世的胡瑗、范镇、司马光等大儒，在皇佑、元丰年间，想要恢复箫韶九成的旧制，而西山蔡氏，又凿凿著书，认为元声必然可以得到，他们也没有思考啊。

王阳明说：“《韶》是舜的一本戏，《武》是武王的一本戏，这两句话妙极了。就知道桀纣幽厉，自有桀纣幽厲的一本戏，人君是标杆。标杆正则影子直，音乐没有心机，音乐没有权术。治理天下不求君心而求之于音乐，就像不立标杆而求影子直，有这种道理吗？”

音乐由天制作，不仅候天地之气而制作的，称为天，即使不候气，而凡是出于无心的，都称为天。《乐记》说：“大凡声音的产生，由人心产生。人心的活动是外物使它这样的。外物使它这样而实际上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这其中有天啊。”所以审察声音可以知道音乐，审察音乐可以知道政治。季札在列国观乐，对于各国的兴亡，一一没有差错。大概列国的音乐都成于无心，无心就合乎天，所以兴亡的征兆都先在声音中显现而不可掩盖。所谓只有天不容虚伪，不然，谁不想成为夏声呢，而唯独让秦的音乐成为夏声呢？

有天下的音乐，有一国的音乐，有一人的音乐。《咸》《英》《韶》《濩》，是天下的音乐；列国的音乐，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