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三十四太仓陆世仪撰
误及未合义理处，即书法与提纲互有不同，此汪克寛所以有考异之作，读者须细细考阅，以义理自斟酌之，不可止据成说也。
译如果涉及不符合义理的地方，也就是书法与提纲相互存在差异之处，这正是汪克宽之所以有《考异》这部著作的原因。读者必须仔细考证查阅，根据义理自行斟酌判断，不可以仅仅依据现成的说法。
周赧王五十八年，纲目书「秦太子之子异人自赵逃归」，下分注「吕不韦邯郸姬事」。按此为以吕易嬴一大关系，提纲内未经标出，而书法发明俱未之及，岂以此事为传疑耶？果尔，则分注亦当有传疑之说，不应凿凿如是。若果眞，则当书曰「秦太子异人纳吕不韦邯郸姬，自秦逃归」，不应阙然也。
晋地，今之山西，表里山河，为东诸侯屏蔽，故力能制秦者惟晋。自三家分晋，魏失河西，秦始得蚕食山东，卒并天下。尹起莘《纲目发明》谓：“王泽之斩，自秦并天下始。”秦并天下，自三家分晋始，其言可谓当矣。
凡民谁不当恤？而尹铎之于晋阳，乃以茧丝保障为请。此如冯暖之于孟尝，为赵氏营三窟耳，非实心为民也。
魏惠王，《史记·六国表》云：“三十六年薨，时周显王三十五年也。”子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书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后十六年薨。”司马氏以《世本》有襄王，无哀王，且《竹书》魏史所记，必得其眞，遂从魏书。纲目亦因之。按《孟子》“晋国天下”一章后，即接襄王。今按“东败于齐”是显王二十八年事，“西丧地于秦”是二十九年事，惟“南辱楚”若作昭阳战败事，则在显王四十六年，为魏王既薨十一年后事。然古史荒畧，焉知显王三十五年前不尚有与楚战败之事乎？改元之说，战国亦无不应魏独改元也。愚以为魏之纪年，尚当从《史记》为是。
秦败三晋，撤东周之屏蔽矣。而周更赐以命服，自免之策，何其卑哉！
卫鞅未变法之前，秦亦未尝有善政，虽不善而无法以持之，则虽恶而不至于极。至变法一立，而秦政之恶毒流后世矣，此鞅所以为千古罪人也欤？
刑名与黄老同学，足知申韩出于黄老。
六国合从，当攻秦，不当待秦攻。葢攻秦则气鋭而势聚，待秦攻则气懈而势散。成败胜负，皆由于此。苏秦非不知之，而其志止于富贵相印。得而苏秦之愿毕矣，何暇图秦？
魏伐韩，齐伐魏以救韩；魏伐赵，齐伐魏以救赵。看“二以”字，俱所以着齐孙膑用兵之法，以见用谋用术，非仁义之师，如文王遏密者比。所谓“春秋无义战”也。
乐毅伐齐，独莒、即墨未下。人谗于昭王，昭王置酒大会，让言者而斩之，封乐毅为齐王。此眞将将之法，即使乐毅果叛，处之之法亦不过如此。汉髙帝之于韩信，必待张良蹑足，然后封为齐王，其不逮燕昭逺矣。
仪、秦皆纵横，而秦稍胜。然仪能强秦，而秦不能振六国者，秦有君，而六国无君也。
秦太后幸嫪毐，生二子，事败，而又为乱，始皇夷嫪毐，迁母于雍，以茅焦之諌，王自驾徃迎太后。予谓太后得罪宗祧，焦不必諌，王亦不必迎，纲目不书徃迎，意可见矣。
策士成功，多通姬妾，如郑袖、如姬及秦王幸姬之类，技俩不过如此。
治兵之法，齐以技，魏以力，秦以功。技、力犹试于虚，而功则试之于实矣，安得不强？
安陵君缩髙辞令，未尝不善。然安陵受封于魏，则魏宗国也。况当是时，秦强魏弱，秦能并魏，魏不能并秦。安陵缩髙，安得佐秦而拒魏？以春秋诛心之法论之，安陵缩髙实以强弱为向背，非眞执守信义也。
五徳终始之说，最无谓。始于邹衍，用于秦，而歴代多相沿取用，何其愚也！
战国之末，天下鬬争吞并，习以成风，非大反其习，无以为治。此时虽有圣人起，亦必将改封建为郡县，因时制宜，不得胶执古法也。秦之速亡，自由强暴，不由郡县。
战国末，处士横议已极，异端蠭起，非焚禁亦无以遏其势，但不当并及三代诗书耳。此李斯所以得罪万世也。世云始皇坑儒，恐此时被坑者亦无人可称儒者，鲁仲连一狂生耳，尚义不帝秦，而欲赴东海，况为眞儒而尚甘处咸阳耶？○因坑儒而逐扶苏，因逐扶苏而失天下，天意昭然可见。
陈胜之起，天下无人，而力又弱，故耳。余欲立六国后，所以自树党，益秦敌也。项梁之兴，天下自立者众矣，而力又非不足，何藉于楚后，而乃为此？楚懐王之举，藉令羽
译周赧王五十八年，《纲目》记载“秦太子之子异人从赵国逃归”，下面分注“吕不韦邯郸姬事”。按照常理，这是以吕易嬴的一大关键关系，提纲内未曾标出，而书法发明也都没有提及，难道是因为这件事传闻可疑吗？果真如此，那么分注中也应当有传闻可疑的说法，不应该如此确凿。如果确实是真的，那么应当记载为“秦太子异人纳吕不韦的邯郸姬，从秦国逃归”，不应该缺失啊。
晋地，就是现在的山西，山河表里，作为东方诸侯的屏障，所以能够制约秦国的只有晋国。自从三家分晋，魏国失去河西之地，秦国才开始蚕食山东地区，最终兼并天下。尹起莘在《纲目发明》中说：“王泽的断绝，从秦国兼并天下开始。”秦国兼并天下，从三家分晋开始，他的话可以说是恰当了。
凡是百姓谁不应当体恤？而尹铎对于晋阳，竟然以茧丝保障为由请求。这就像冯暖对于孟尝君，为赵氏经营三个窟窿罢了，并不是真心为民啊。
魏惠王，《史记·六国表》说：“三十六年去世，当时是周显王三十五年。”儿子襄王十六年去世，哀王二十三年去世。《汲冢竹书纪年》记载：“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之后十六年去世。”司马氏因为《世本》有襄王，没有哀王，而且《竹书》是魏国史官所记，必定得到真相，于是遵从魏国史书。《纲目》也沿袭它。按照《孟子》“晋国天下”一章之后，紧接着就是襄王。现在考察“东败于齐”是显王二十八年的事，“西丧地于秦”是二十九年的事，只有“南辱楚”如果当作昭阳战败的事，那么在显王四十六年，是魏王去世十一年后的事。然而古代史书荒略，怎么知道显王三十五年前没有与楚国战败的事呢？改元的说法，战国时期也没有不应该魏国独自改元的道理。我认为魏国的纪年，还是应当遵从《史记》才是正确的。
秦国打败三晋，撤除了东周的屏障了。而周国反而赐给秦国命服，这种自我保全的策略，多么卑劣啊！
商鞅没有变法之前，秦国也没有好的政治，虽然不好但没有法律来维持，那么虽然恶劣但不至于极端。等到变法一确立，而秦政的恶毒流传后世了，这就是商鞅成为千古罪人的原因吧？
刑名与黄老同属一家，足以知道申不害、韩非出于黄老。
六国合纵，应当攻打秦国，不应当等待秦国攻打。因为攻打秦国则士气锐利而势力聚集，等待秦国攻打则士气松懈而势力分散。成败胜负，都在于此。苏秦不是不知道这些，而他的志向只在于富贵相印。得到了这些苏秦的愿望就满足了，哪里有空图谋秦国呢？
魏国攻打韩国，齐国攻打魏国来救韩国；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攻打魏国来救赵国。看“二以”字，都是为了彰显齐国孙膑用兵的方法，以显示用谋用术，不是仁义之师，像文王遏密那样。这就是所谓“春秋无义战”啊。
乐毅攻打齐国，只有莒、即墨没有攻下。有人向昭王进谗言，昭王摆酒大会，责备进谗言的人并杀了他，封乐毅为齐王。这真是将将的方法，即使乐毅真的叛变，处置他的方法也不过如此。汉高帝对于韩信，一定要等到张良踩脚示意，然后才封为齐王，他比不上燕昭王远了。
张仪、苏秦都是纵横家，而张仪稍胜。然而张仪能强大秦国，而苏秦不能振兴六国的原因，是秦国有君主，而六国没有君主啊。
秦太后宠幸嫪毐，生了两个儿子，事情败露，又作乱，始皇铲除嫪毐，把母亲迁到雍地，因为茅焦的劝谏，君王亲自驾车前往迎接太后。我认为太后得罪宗庙，茅焦不必劝谏，君王也不必迎接，《纲目》不记载前往迎接，意思可以看见了。
策士成功，多与姬妾相通，如郑袖、如姬以及秦王宠爱的姬妾之类，伎俩不过如此。
治兵的方法，齐国以技艺，魏国以力量，秦国以功效。技艺、力量还只是在虚处尝试，而功效则是在实处尝试了，怎么能不强呢？
安陵君缩高的辞令，未曾不好。然而安陵受封于魏国，那么魏国是宗国啊。况且当时，秦国强大魏国弱小，秦国能兼并魏国，魏国不能兼并秦国。安陵君缩高，怎么能帮助秦国而抗拒魏国？以春秋诛心的方法论之，安陵君缩高实际上是依据强弱来决定向背，不是真正坚守信义啊。
五德终始的说法，最没有意义。始于邹衍，用于秦国，而历代多沿袭取用，多么愚蠢啊！
战国末年，天下斗争吞并，习以为常，不大大反对此习气，无法治理。此时即使有圣人兴起，也必将改封建为郡县，因时制宜，不能拘泥古法啊。秦国的速亡，自然是因为强暴，不是因为郡县。
战国末年，处士横议已经到了极点，异端蜂起，不焚禁也无法遏制其势头，但不应当连三代的诗书也一并涉及。这就是李斯得罪万世的原因啊。世人说始皇坑儒，恐怕此时被坑的人也没有人可以称为儒者，鲁仲连一个狂生罢了，崇尚义气不尊秦为帝，而想要赴东海，何况真正的儒者还甘愿处在咸阳呢？○因为坑儒而驱逐扶苏，因为驱逐扶苏而失去天下，天意昭然可见。
陈胜起事，天下无人，而力量又弱，所以罢了。我想要立六国后代，是为了自己树立党羽，增加秦国的敌人啊。项梁兴起，天下自立的人多了，而力量又并非不足，何必借助楚后，而竟然这样做呢？楚怀王的举动，假使项羽
竟成事，则此懐王者，将何所置之耶？始谋不善，卒有弑杀之祸，反贻沛公以口实。世谓范增智，吾不知也。明太祖始起，欲设小明王御座，刘诚意不肯曰：“此牧竖耳，奉之何为？”其识见超于增万万矣。
译如果最终能成就大业，那么这位怀王，将把他安置在何处呢？起初谋划不善，最终招致被弑杀的祸患，反而给沛公留下了话柄。世人说范增有智慧，我却不知道。明太祖起初起兵时，想要设置小明王的御座，刘诚意不肯，说：“这不过是个放牛娃罢了，供奉他做什么？”他的见识比范增高出万倍了。
汉髙为义帝发丧，然于太公则曰「幸分我一杯羮」。狙诈之人，其言前后不相蒙如此。使当时项羽竟烹太公，汉髙事立败矣。即幸而不败，不知汉髙复何颜立于天下。
商鞅徙木，冒顿射爱姬，名马赵髙指鹿为马，总之同一术数，此皆所谓申、韩也。
前坑秦卒，后又屠咸阳，项羽即都关中，亦断无久长之理，韩生徒饶舌耳。
观韩信一人，人厌之，少年辱之，市人笑之。居项梁麾下，无所知名。以策干羽，羽不用。亡楚归汉，未知名。坐斩，幸遇滕公，与语而悦，似得遇知己矣。然未之竒。至与萧何语，何竒之，而后得为大将。呜呼！负天下才者，知己岂易得哉！
汉王约信、越击楚，不至。张良劝王以土地封二人。此亦一时权宜之计。所以然者，縁当时君臣皆以功名相合，未尝眞以伐暴救民为心也。
郦生下齐，亦韩信破赵之力也。汉王宁不知，而必与一竖儒争功乎？蒯彻眞隘人。
每读史至汉髙杀功臣，未尝不深恶之。以为汉髙阴鸷忌刻，同于越勾践。由今观之，亦诚是不得已。葢汉髙君臣本以智术合，非有道徳仁义之素。又共逐秦鹿，髙材捷足者先得之，非素定君臣之分。其气各不相下，特屈于智耳。韩彭既杀之后，犹有拔剑系柱者，则其先可知也。故汉髙之杀功臣，虽汉髙之忍，然亦诸将有以致之。是以为功臣者，贵早识天命。
汉朝，只张子房能见几，明决，善全君臣之际，然亦是以智术用事，非能以诚格君也。
君臣之间，以诚感，乃以诚应。汉髙虽英明，然天资刻薄，以嫚骂为常。道徳仁义之人，正其所深恶而痛絶也。使当世果有王者之佐，想望而却走，亦乌能以诚格之哉
汉家应做事尚多，参一遵何约束？日饮醇酒，非也。然参亦自料，不如何惠帝，不如髙帝，虽有所为，终不出萧何上耳。又当时吕后用事，非惟力不能为，时亦不可为也。
平勃素以安刘氏自许，今必待陆贾言然后交驩，则知两人皆富贵之徒，实未尝存心为刘氏。且观其交驩必用金钱，则两人之鄙可知。幸诸吕皆庸人，天祚刘氏，不然吾知其危矣。
晁错之术纯是管、商，且入粟拜爵，启后世卖官鬻爵之弊，不可为训。然其意欲损贫民赋，并赦农民租，则甚可嘉。
文帝除肉刑，茍充此心，可复三代？乃不聘礼儒臣，详讲教法，兴修礼义，而止。除肉刑，亦可谓不知本务者矣。
戾太子之事，司马公归咎武帝，使太子自通宾客，其议论甚正。然是时太子得罪，非宾客之故。至江充急持之时，奸党四布，即有佳宾客，亦无能为矣。
七国僭侈无制，不能以礼格，以徳感，而区区以削临之，技亦穷矣。而削之无渐，同时开衅，徒为天下借口耳。读此，益令人致慨于逊国靖难之间。
矫制发粟，此非汲黯之能，实汉法寛大，及武帝好贤之所致也。试问后世能复为此否？
汉刺史行郡，以六条问事。其一为强宗豪右，其五皆察二千石，故为职要。今之行郡者，且下及负贩矣。惟利是图，何治之能为？
霍光但谨愼耳，日磾则有识有断，能处大事故，后能以功名终。
假卫太子隽不疑引经断义，送诏狱。昔人谓其断狱是也，其引经非也。愚谓断狱亦非从容审辨眞伪自得，何必遽然送狱？设太子果眞，不将重伤武帝之心耶？
霍光既废长立少，则当愼择贤良。昌邑无道，不在今日，乃贸贸立之，贸贸废之。社稷无恙，亦云幸耳。
充国老谋深算，其用兵有王者气象，非卫霍辈所及也。余尝言，充国颇似武侯，其便宜十二事，计虑深密，文章精妙，亦可与《出师》之表并传。
顺决流以观水势，此亦治河一法。但当徙居民之当水冲者，如止坐观，则非策矣。
髙祖豁达大度，然其中正自有权畧。演学髙祖太过，焉得不为贼所中。
光武近王汉髙纯霸
文吏为害，人犹知之；清吏无益，人不能知。非见其大者，未可与语。史言文吏习气，谩亷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自是确论。
汉时儒者，原无大学识，特以髙名要誉耳，故往往以不出为髙，出则遂丧其实。
处党人
译汉高祖为义帝发丧，然而对待自己的父亲太公却说：“有幸分给我一杯肉汤。”狡诈的人，他前后的言行竟然如此自相矛盾。假如当时项羽真的烹杀了太公，汉高祖的事业必定失败。即使侥幸没有失败，也不知汉高祖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
商鞅徙木立信，冒顿射杀爱姬，赵高指鹿为马，总之都是同一套权术，这些都属于申不害、韩非那一派。
先前活埋秦军士兵，后来又屠戮咸阳，项羽即使定都关中，也断无长久维持的道理，韩生只是徒然饶舌罢了。
看韩信这个人，人们厌恶他，少年时侮辱他，集市上的人嘲笑他。在项梁麾下时，默默无闻。用计谋干谒项羽，项羽不任用他。逃离楚国归顺汉王，仍不出名。因罪当斩，幸好遇到滕公，与他交谈后滕公很喜欢他，似乎遇到了知己。然而滕公并未认为他奇特。直到与萧何交谈，萧何认为他奇特，之后他才得以担任大将。唉！身负天下才能的人，知己难道容易得到吗！
汉王约定韩信、彭越攻打楚国，两人没有到达。张良劝汉王用土地封赏这两人。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君臣都是凭借功名聚合在一起，未曾真正以讨伐暴政、拯救百姓为心。
郦食其降服齐国，也是依靠韩信攻破赵国的力量。汉王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却一定要和一个迂腐的儒生争功吗？蒯彻真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每次读史读到汉高祖杀害功臣，没有不深深憎恶的。认为汉高祖阴险狠毒、猜忌刻薄，与越王勾践相同。从现在看来，也确实是不由自主。因为汉高祖君臣原本凭借智谋权术聚合，并非素来有道德仁义的基础。又一起追逐秦朝的天下，才高脚快的人先得到，并非预先确定君臣的名分。他们的气概互不相让，只是暂时屈服于智谋罢了。韩信、彭越被杀之后，还有拔剑系在柱子上的，那么之前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汉高祖杀害功臣，虽然是汉高祖残忍，但也确实是各位将领招致的。因此作为功臣，贵在及早识得天命。
汉朝，只有张良能洞察先机，明断决绝，善于保全君臣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也是凭借智谋权术行事，并非能以诚意感化君主。
君臣之间，以诚意感动，才以诚意回应。汉高祖虽然英明，但天性刻薄，把轻慢辱骂当作常态。道德仁义之人，正是他所深深厌恶并痛绝的。假如当世真的有王者之佐，想必会望而却步，又怎么能用诚意感化他呢？
汉家应当做的事还很多，陈平、周勃遵循萧何的约束？每天只喝美酒，是不对的。然而陈平也自己估量，不如惠帝，不如高帝，即使有所作为，终究超不出萧何之上。再加上当时吕后掌权，不仅力量上不能有所作为，时机也不允许有所作为。
陈平、周勃一向以安定刘氏自许，现在一定要等到陆贾进言才交好，就知道这两人都是贪图富贵之徒，实际上未曾存心为刘氏着想。况且看他们交好一定要用金钱，那么两人的鄙陋就可以知道了。幸好吕氏诸人都是庸才，上天保佑刘氏，不然我知道刘氏就危险了。
晁错的权术纯粹是管仲、商鞅那一套，而且入粟拜爵，开启了后世卖官鬻爵的弊端，不可作为典范。然而他的本意想要减轻贫民的赋税，并赦免农民的租税，则非常值得嘉奖。
文帝废除肉刑，如果扩充这种心意，可以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吗？竟然不聘请礼法儒臣，详细讲求教法，兴修礼义，而仅仅废除肉刑，也可以说是不知道根本事务的人了。
戾太子的事件，司马光归咎于汉武帝，让太子自行结交宾客，他的议论很正确。然而当时太子获罪，并非宾客的缘故。到了江充急切构陷的时候，奸党遍布四方，即使有优秀的宾客，也无能为力了。
七国僭越奢侈没有节制，不能用礼法纠正，用德行感化，却仅仅用削减封地来压制他们，手段也穷尽了。而且削减封地没有循序渐进，同时挑起争端，徒然给天下人借口罢了。读到这里，更加让人对逊国靖难之间的事感到感慨。
矫诏发放粮食，这不是汲黯的能力，实在是汉法宽大，以及汉武帝喜好贤才所导致的。试问后世能再这样做吗？
汉朝刺史巡视郡县，以六条问事。其中一条是强宗豪右，其余五条都是监察二千石官员，所以是职务的关键。现在巡视郡县的人，甚至下及小商贩。只图利益，怎么能治理好地方？
霍光只是谨慎罢了，金日磾则有见识有决断，能处理大事，所以后来能以功名善终。
假卫太子，隽不疑引用经义断案，送往诏狱。前人认为他断狱是对的，引用经义是错的。我认为断狱也不是从容审慎辨别真伪后自然得出的，何必匆忙送狱？假如太子是真的，不将严重伤害汉武帝的心吗？
霍光既然废长立少，就应当谨慎选择贤良。昌邑王无道，不在今天，却草率地立他，又草率地废他。社稷没有危险，也算幸运了。
赵充国老谋深算，他用兵有王者气象，不是卫青、霍去病等人能比得上的。我曾经说过，赵充国颇似诸葛亮，他便宜从事的十二件事，计虑深密，文章精妙，也可以与《出师表》一同流传。
顺着决口的水流来观察水势，这也是治理黄河的一种方法。但应当迁移那些处于水冲要道的居民，如果只坐着观看，那就不是好计策了。
高祖豁达大度，然而其中自然有权谋策略。曹操学习高祖太过，怎么能不被贼人所中伤。
光武帝接近王者，汉高祖纯粹是霸者。
文吏为害，人们还知道；清吏无益，人们不能知道。不见其大者，不可以与他谈论。史书说文吏习气，谩骂廉吏清廉，对一己无益于百姓，自是确论。
汉朝时的儒者，原本没有大学识，只是凭借高名博取声誉罢了，所以往往以不出仕为高，出仕就丧失了实际才能。
对待党人
之中而怨禄不及者，郭泰也；处党人之外而免于评论者，申屠蟠也。二人殆未易优劣。
译身处党锢之祸之中却怨恨恩禄不及自己的人，是郭泰；身处党人之外而免于非议评论的人，是申屠蟠。这两个人大概难以分出优劣。
治流民及流寇初起，皆当用杨赐所言，宜勅刺史简别流民，护归本郡，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
操诛孔融，史文谀操，抑融。然融实昩保身之理，葢此时势已不可为矣。洁身而去，其庶几乎。
吴虽僻处一隅，然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人才辈出，权皆能抚而用之，安得不霸一方？
周瑜称鲁肃忠烈，可以代己。然瑜劝权拘备，肃劝权借备荆州。非两人之计有得失，葢瑜之才力足以并蜀而图操，则备之雄才，瑜所忌也。瑜死，肃不过守成而已，非与备并力，则操且不可御。故两人之策不同，要之各审已而量力也。
操既破张鲁，蜀中乘胜可克。然操自邺趋汉中，已二千余里，阳平险峻，操心窃悔。幸而得之，兵众已敝，又欲逺图巴蜀。倘刘备死战于内，重险隔絶，粮运不继，张鲁之众反复于汉中，孙权之兵猝临于江上。奸雄立朝，人心侧目，萧墙之变，未可知也。论者以操不图蜀为失策，亦未知老瞒心事耳。
据温公之意，亦未尝帝魏，特以纪年，故用其年号，遂因而帝之。书辞多用魏纪，未免失之过扬。如受禅一叚，亦不必详悉。若此，且羙多刺少。
观司马公论一统列国之分，前一叚议论亦得。然既有一统列国之分，则纪年之法，当一统时则用一统年号，当列国时则但书甲子，而诸国年号皆分注其下，便不失纪事之实。何至挿入魏、宋、齐、梁，而启后人纷纷议论乎？
曹丕簒汉，天下同嫉，而吴蜀构难，置之不问。虽先主之急于报私仇，然实自吕蒙袭荆州始，故吾谓丕之簒汉，权与有力焉。
祈山在长安之西，几七百里，而魏之应兵如期而至，攻犹不克，况于径冲长安，徼幸弃城邀功，万一此必不得之数也。世乃以孔明为不用延策，何其谬乎？
三年之丧，天下通丧，况贵为天子，曾不得比庶人，于情安乎？晋武除服哀毁，可谓不世之主，而晋诸臣断断不欲，无非谓其不便于己耳。不知嗣君与臣民原自不同，是当以差等议为定制，使万世可遵而守，岂可以此而废彼？惜乎，古今来无建此议者。
王弥卑言以诱石勒，辄为勒所图。石勒卑言以诱王浚，浚辄为勒所并。在知与不知耳，英雄成事，只是细心。
桓温能袭成都，而不能守，兵力不足，且畏北赵乘虚，急于归故也。若再留成都一日，足以集事，不必再烦周抚之师矣。
中原降将，止一姚襄可用。若御之得其道，未必非恢复之机。乃殷浩以庸奴驭之，殊可惜也。
谢安、殷浩俱虚名之士，相去无几。其一成一败，亦有幸有不幸耳。肥水之捷，天也，非人也。
坚平生不喜杀人，虽反者亦皆宥之。今杀姜协，姚苌虑其及己矣，此其所以反也。可为刑赏失中之戒。
檀道济立功如此，而以威名疑而杀之，则当时才能之臣，孰肯以功名自保哉？非臣弑君，则君杀臣，其簒相寻，宜也。
髙允，眞理学，经济，终史册，不可多得。
髙允生平，人品学问，无一事不合中庸，几几乎大贤以上矣。
魏行均田，其意甚善，然不得要领，其法颇繁。又桑田为世业，使得买卖，则仍为私田矣。故不久而遂弊，唐祖其法制未尽故也。
文帝，魏之圣主；髙允，魏之至人。视南朝君臣，葢天壤矣。当时天象亦应北魏，可见天亦眷之。
十二律管分寸难明，陈仲儒欲于凖之中弦画分寸，以定十二声法，最简便。然必黄锺既定，乃可为中弦之则。
苏绰才徳近于圣贤，惜乎未闻大道，使遇程朱，其所成当未可量。
苏绰才似管仲，而心术胜之后人，以其生于北国，每抑置勿道，眞矮人之见。
世民雀鼠谷之战，此之谓苦战、死战，非胆识、智力俱絶人者，断断不能。
世人总为祸福二字所愚。傅奕疏请除佛法，推勘至此，无遁情矣。
唐太宗以治之隆替为不由礼乐，固非然。杜淹以为止由礼乐，亦非也。尧舜率天下以咸英韶濩，而民皆乐；陈齐率天下以伴侣曲、玉树后庭花，而民皆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故议礼乐者，必以诚为本。
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此治天下第一要事。惜乎，时
译治理流民以及流寇初起之时，都应当采用杨赐所说的办法，即命令刺史甄别流民，护送他们回到原籍，孤立削弱他们的党羽，然后再诛杀他们的首领。
曹操诛杀孔融，史书的文字谄媚曹操，压抑孔融。然而孔融确实不明白保全自身的道理，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保持高洁的品行而离去，或许还差不多。
吴国虽然偏居一隅，然而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才辈出，孙权都能安抚并任用他们，怎么能不称霸一方呢？
周瑜称赞鲁肃忠烈，可以代替自己。然而周瑜劝孙权拘禁刘备，鲁肃劝孙权借给刘备荆州。并非两人的计策有得失之分，大概是周瑜的才力足以吞并蜀地并图谋曹操，那么刘备的雄才，正是周瑜所忌惮的。周瑜死后，鲁肃不过是守成罢了，如果不与刘备合力，那么曹操尚且不可抵御。所以两人的策略不同，总之都是各自审视自己并衡量力量罢了。
曹操既然已经攻破张鲁，蜀中乘胜可以攻克。然而曹操从邺城奔赴汉中，已经两千多里，阳平关地势险峻，曹操心中暗自后悔。侥幸得到了汉中，军队已经疲惫，又想远图巴蜀。倘若刘备在内部死战，重重险阻隔绝，粮草运输不能接续，张鲁的部众在汉中反复无常，孙权的军队突然降临江边。奸雄立足朝廷，人心侧目，宫廷内部的变故，未可知啊。议论的人认为曹操不图谋蜀地是失策，也是不了解老瞒的心思罢了。
根据司马光的意思，也未曾尊魏为正统，只是用来纪年，所以使用魏的年号，于是因而尊魏为正统。书中的言辞多采用魏的纪年，未免过于褒扬。比如受禅这一段，也不必详细叙述。像这样，而且褒美多而讽刺少。
看司马光论述一统与列国之分，前一段议论也有道理。然而既然有一统与列国之分，那么纪年的方法，应当在一统时使用一统的年号，在列国时只书写干支，而各国的年号都分别注在下面，便不失去记载史实的真实。何至于插入魏、宋、齐、梁的年号，而开启后人纷纷议论呢？
曹丕篡夺汉朝，天下共同痛恨，而吴蜀构难，置之不问。虽然先主急于报私仇，然而实际上是从吕蒙袭击荆州开始的，所以我认为曹丕篡汉，孙权也有责任。
祁山在长安以西，将近七百里，而魏国的援兵如期而至，进攻尚且不能攻克，何况直接冲击长安，侥幸弃城邀功，万一这是必定不能成功的计策啊。世人却认为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计策，多么荒谬啊！
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何况贵为天子，竟然不能比得上平民，在情理上安吗？晋武帝除去丧服哀痛毁损，可以称为不世出的君主，然而晋朝的诸臣坚决不愿意，无非是认为这对自己不便罢了。不知道继位的君主与臣民原本就不同，这是应当以等级差别来制定常制，使万世可以遵循而遵守，怎么能因为这样而废弃那样呢？可惜啊，古今以来没有建立这种议论的人。
王弥用卑下的言语来引诱石勒，随即被石勒所图谋。石勒用卑下的言语来引诱王浚，王浚随即被石勒所吞并。在于知道与不知道罢了，英雄成就大事，只是细心。
桓温能够偷袭成都，而不能守住，兵力不足，而且畏惧北赵乘虚而入，急于返回的缘故。如果再留在成都一天，足以成事，不必再烦劳周抚的军队了。
中原的降将，只有姚襄可用。如果驾驭他得其道，未必不是恢复中原的机会。然而殷浩用庸懦的手段驾驭他，实在可惜啊。
谢安、殷浩都是虚名之士，相差无几。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也有幸运与不幸运罢了。肥水之战的胜利，是天意，不是人力。
苻坚平生不喜欢杀人，即使是反叛者也都被宽恕。现在杀了姜协，姚苌担心祸及自己，这就是他反叛的原因。可以作为刑罚奖赏失中的警戒。
檀道济立功如此，却因为威名被猜忌而杀害，那么当时有才能的臣子，谁肯以功名来自保呢？不是臣子弑杀君主，就是君主杀害臣子，篡位相继发生，是理所当然的。
高允，真正的理学，经济才能，终其史册，不可多得。
高允生平，人品学问，没有一件事不符合中庸，几乎是大贤以上的人了。
魏朝实行均田制，其用意很好，然而不得要领，其方法颇为繁琐。又桑田作为世业，允许买卖，那么仍然是私田了。所以不久就弊端百出，唐朝继承其法制未尽的缘故。
文帝，是魏朝的圣主；高允，是魏朝的至人。看待南朝的君臣，大概有天壤之别了。当时的天象也顺应北魏，可见上天也眷顾它。
十二律管的分寸难以明白，陈仲儒想在准的中弦上画分寸，来确定十二声法，最为简便。然而必须黄钟既定，才可以作为中弦的准则。
苏绰才德接近圣贤，可惜没有听闻大道，如果遇见程朱，他的成就应当不可限量。
苏绰的才能像管仲，而心术胜过后人，因为他生于北国，每每被压抑而不被称道，真是矮人的见识。
李世民雀鼠谷之战，这就是所谓的苦战、死战，不是胆识、智力都超越常人的人，断断不能做到。
世人总被祸福二字所愚弄。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法，推究考察至此，没有隐藏的情况了。
唐太宗认为治世的兴衰不由礼乐，固然不对。杜淹认为只由礼乐，也不对。尧舜率领天下以咸英韶濩，而百姓都快乐；陈齐率领天下以伴侣曲、玉树后庭花，而百姓都怨恨。所命令的与所喜好的相反，而百姓不听从了。所以议论礼乐的人，必须以诚为本。
太宗大规模征召天下名儒作为学官，这是治世第一要事。可惜啊，当时
无眞儒。
勾驳省便四字，太府妙诀。凡理财者，宜知之。然非精敏之才，不能也。
译没有真正的儒者。
“勾、驳、省、便”这四个字，是太府寺理财的精妙诀窍。凡是管理财政的人，都应当了解它。然而，如果不是精明敏捷的人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兵不解，便当有兵患。唐籓鎭之祸，皆兵不解所致也。
代宗时，抗命者容忍，入朝者诛戮，所以酿成籓鎭之祸。
李晟，眞大臣较之郭、李，似更为缜密。
李泌击骡军，步步伏隘，故能以少击众。观其用兵之妙，几不复逊孔明。
朝廷茍存心利民，何事不可为？即如陆贽疏云：「耗其九而存其一，葢以江淮之米合运漕之僦直，率斗米为钱三百五十，而京师米价斗止三十七钱也。」朝廷每循常例，漫不经心，民生物力耗于无谓者多矣。
李徳裕为西川节度，作筹边图，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逺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歴。予谓凡人臣有地方边事之责者，皆当如是。
髙仁厚出军六日，五贼皆平。葢平民为盗，非贼能胁之，实官军驱之耳。负寃二字，千古同病。惜乎明季无髙仁厚，卒致丧国。
律管用竹，律凖用丝。丝声易定，竹声难定，故也。然必丝声与竹声相合，乃可。
周世宗者，不但聪明英武，而知人爱民，动得大体；又御世无几，而所为皆有经世之意。葢仁智勇兼之者也。愚谓三代而下，人主中当以世宗为第一。
宋兴，先赠死节，后封功臣，得帝王大畧。
太宗好读书，而读《太平御覧》，殊不得致治之要，徒负虚名耳。
知声莫如歌工，知器莫如铸工，知理莫如儒者。故愚谓王者作乐，莫如使歌工审音，铸工铸器，儒者察理，而揆以中正，庶或得之。如仁宗时，李照与胡瑗强所不知，徒为工人所笑。
荆公万言书，一生学问尽见于此。其书几万余言，大约以立法任人为主，而归重于陶冶人才。大意俱本孟子，若与正人君子和同斟酌而力行之，不惟不至于乱，兼可大治。后来弊病，在起手不讲学校而讲财利，舍众君子而谋于众小人，自悖。其书之所言，非此书之言有不善也。
先王之法，先于教养。安石先以泉府为言，亦此意也。但先王之世，人才众多，生养之道未备，故当先富后教。今则利孔已悉，所患者人心不古，不可与复三代之旧耳。决当自学校做起，安石入手遂谬，安得不壊。
安石与明道之学同本周官，但安石先理财，明道先学校。安石得其末，明道得其本，此为天壤耳。明道有言：「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法度。」善哉，斯言！安石心体未纯，要之即知，重学校亦不能致治也。
方田法，即横渠经界之意。其法未尝不善，自安石与众小人行之，遂千古以为诟厉矣。
按古法，方千步当得田万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故得田四十一顷零。古法径而寡失，今法繁而多弊。欲行方田，当先复古亩。
刘几言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强合器数，最得制乐之大旨。但未知几之所谓人声者何如耳，恐非州鸠、师旷未易言也。
宋最多君子，然君子多不和。安石在朝，则攻安石；司马光在朝，又与司马争论。至如哲宗时，羣贤济济，可谓盛矣，而又各立党，安得不积渐以至于亡。
程頥贬涪州，渡江遭风，而心存诚敬，亦孔子「迅雷风烈，必变」之义。
宋之亡，非道学之罪；宋之后亡，则道学之功也。
救荒借粟于富人，亦不可亏富人之息，斯为可继之道。专务摧抑富人者，非也。王大中免徭为息，庶几近之。
虞伯生经济之学，竟有三代气象，惜乎生非其时耳。
思辨録辑要》卷三十五太仓陆世仪撰
史籍类
通书向以为未全之书，今读其前二十卷，首尾辞意连络，其篇章次第俱有意，非未全之书也。二十一卷后似稍未连贯，然意思亦俱一片。如所引诸卦，俱与图说意连属，葢有得于图而以诸卦证之，非泛说诸卦也。虽有散逸，似亦不多。
西铭文字，便有做作，不似《太极通书》自然纯粹。又精微，又易简。
周子曰：「文所以载道也。」苏子瞻曰：「文者贯道之器。」只「一」贯」字载字，便相去天壤。此通与蔽之分。
周子曰：「天下势而已矣。一部廿一史，只如此看去。」
读二程子书，亲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笔，煌煌著作平生尽见。次则经解，经解犹当日
译军队不解除武装，就必然会有兵祸。唐代藩镇的祸乱，都是由于军队不解除武装所造成的。
唐代宗时期，对违抗命令的人予以容忍，对入朝的人加以诛杀，因此酿成了藩镇的祸乱。
李晟是真正的大臣，与郭子仪、李光弼相比，似乎更为周密严谨。
李泌攻打骡军时，步步设伏于险隘，所以能够以少胜多。看他用兵的巧妙，几乎不亚于诸葛亮。
朝廷如果真心为民谋利，什么事做不成？就像陆贽奏疏中所说：“消耗了九分而只保留一分，大概是因为江淮的米加上运输的雇工费用，每斗米折合钱三百五十文，而京师的米价每斗只有三十七文。”朝廷常常遵循旧例，漫不经心，民生和物力在无谓中消耗太多了。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时，绘制了筹边图，每天召见那些久经军旅、熟悉边防事务的老人，询问他们山川城邑、道路的险易、广狭远近，不到一个月，他就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我认为凡是臣子中有地方边防责任的，都应当像他这样做。
高仁厚出兵六天，五个盗贼都被平定。大概平民沦为盗贼，并非盗贼能够胁迫他们，实在是官军驱使他们罢了。“负冤”这两个字，是千古以来的共同弊病。可惜明朝末年没有高仁厚这样的人，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律管使用竹子，律准使用丝线。丝线的声音容易确定，竹子的声音难以确定，所以如此。然而必须丝线的声音与竹子的声音相合，才可以。
周世宗不仅聪明英武，而且知人善任、爱护百姓，行动符合大体；又执政时间不长，但所作所为都有治理天下的深远意义。他大概是仁、智、勇兼备的人。我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中应当以周世宗为第一。
宋朝兴起，先追赠死节的人，后封赏功臣，符合帝王的大略。
宋太宗喜欢读书，但读《太平御览》，却没能抓住治理天下的关键，只是徒负虚名罢了。
了解声音没有比歌工更清楚的，了解乐器没有比铸工更清楚的，了解道理没有比儒者更清楚的。所以我认为君王制定音乐，不如让歌工审定音律，铸工铸造乐器，儒者考察道理，并用中正的原则来衡量，或许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像仁宗时，李照和胡瑗强行去做他们不懂的事，只是被工匠们嘲笑而已。
王安石的万言书，他一生的学问都体现在这里。他的书将近一万多字，大致以立法和用人为主，而着重于培养人才。大意都本于孟子，如果与正直的君子一起斟酌并努力实行，不仅不会导致混乱，还可以实现大治。后来的弊病，在于起初不讲究学校教育而讲究财利，舍弃众多君子而向众多小人谋划，自然是违背常理的。那本书中所说的，并不是那本书的话不好。
先王的法度，先在于教育和养育。王安石首先谈论泉府（理财），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先王时代，人才众多，生养之道尚未完备，所以应当先使百姓富裕再施行教化。现在则利孔已经穷尽，所担心的是人心不如古时，不能恢复三代的旧制了。决应当从学校教育做起，王安石入手就错了，怎能不失败呢。
王安石与程颢的学问都本于《周官》，但王安石先理财，程颢先办学校。王安石得其末节，程颢得其根本，这真是天壤之别。程颢曾说：“有了《关雎》《麟趾》那样的意旨，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话真好！王安石心体不纯，总之即使知道，重视学校也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方田法，就是张载划定经界的意思。那方法未曾不好，自从王安石与众多小人推行它，于是千古以来都把它当作耻辱和祸害。
按照古法，方圆千步应当得到田地一万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以得到田地四十一顷零。古法直接而少失误，今法繁琐而多弊端。想要推行方田法，应当先恢复古亩。
刘几说律管主要依据人声，不凭借尺度强行符合器物的数量，最得制乐的大旨。只是不知道几所说的人声是怎样的，恐怕不是州鸠、师旷这样的人不容易说清楚。
宋朝最多君子，然而君子多不和睦。王安石在朝，就攻击王安石；司马光在朝，又与司马光争论。至于像哲宗时，群贤毕至，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又各自结党，怎能不逐渐积累以至于灭亡。
程颐被贬到涪州，渡江遭遇大风，但他心存诚敬，这也符合孔子“迅雷风烈，必变”的道理。
宋朝的灭亡，不是道学的罪过；宋朝之后灭亡，则是道学的功劳。
救灾荒时向富人借粮，也不可亏欠富人的利息，这才是可以持续的方法。专门致力于摧抑富人的，是不对的。王大中免除徭役作为利息，差不多接近这个意思。
虞集的经济之学，竟然有三代的气象，可惜生不逢时罢了。
《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五 太仓陆世仪撰
史籍类
《通书》向来被认为是未完整的书，现在读它的前二十卷，首尾辞意连贯，其篇章次第都有深意，不是未完整的书。二十一卷以后似乎稍微不连贯，然而意思也都一贯。比如所引用的各卦，都与图说的意思相连属，大概是有心得于图而用各卦来证明，不是泛泛地谈论各卦。虽然有散佚，似乎也不太多。
《西铭》的文字，便有做作的痕迹，不像《太极图说》和《通书》那样自然纯粹。又精微，又简易。
周敦颐说：“文是用来承载道的。”苏轼说：“文是贯通道的器具。”只一个“贯”字和一个“载”字，便相差天壤。这是通与蔽的区别。
周敦颐说：“天下不过是势罢了。一部二十一史，只这样去看。”
读二程子的书，亲切的莫过于文集。文集都是二程的手笔，辉煌的著作平生尽见。其次是经解，经解还是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