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三十五太仓陆世仪撰
手笔也。遗书，次经解外书，又次遗书。葢遗书杂出门弟子手笔，外书则并出外人也。
译这是门人的手笔。《遗书》排在《经解》之后，《外书》又排在《遗书》之后。大概是因为《遗书》混杂着出自门弟子的手笔，而《外书》则连出自门外之人的内容也一并收录了。
问伊川语録中有茂叔穷禅客一语，不知何解？曰：此必茂叔与禅客语，曾穷诘之，而禅客不能对，故伊川述之。学者闻之，然不能悉记其语，故止记此一语也。当时周子之语，必煞有不同，惜乎风气初开时，无学者不能悉记。
朱子集》中，如《大学》《中庸》《诗集传》序、《资治通鉴》序，皆极大文字，不可不读。
宋世有几篇大文字，皆数万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苏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诸封事，是也。东坡文字颇为朱子所贬。荆公遭际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顚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实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只《皇极辨》一篇，便见朱子有功于《书经》不浅。诸儒议论，以“皇”训大，“以极”训中，是何等解？
朱子语録中，冠婚丧祭，皆浅近切实可行。所谓礼以时为大也。伊川所论，便太泥古，如以尸为必当立，影神为必不可用，皆太拘。
马一龙《农说》不特析理之精，而文辞之妙，亦几与《灵枢》《素问》同科矣。格物之功，至于如此，亦农家之圣也。
吕览》审时、任地、辨土三篇，眞精于农田之言，无一语非实用，而文字亦精絶，考工以后，仅见此矣。
读《海刚峰集》，无一句闲言语，此眞躬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者。今之闻人，一行不修，而诗文累尺，见之岂不可愧？
刘诚意古文似胜宋景濓，能见大意，不诡随时俗为浮屠文，皆有分寸，此大家正派也。景濓则多诡随矣，文辞亦多潦倒拖沓处。然诚意古文不多，景濓则褎然成一大家。葢诚意在元不得志，入明朝，又以功烈见；景濓则居翰林，天下之文皆归之，此所以不得不推景濓也。
宋景濓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为浮屠氏作，自以为淹贯释典，然而学术为不纯矣。不特非孔孟之门墙，抑亦倒韩欧之门戸。八大家一脉，宋景濓决其防矣。
治要録，即治谱，又参以诸家杂说而成书者，向来亦颇喜此等书，今观之，觉得零碎委琐，絶无一头脑处。三代而下，治天下多以条例，此亦条例之类也。纔落条例，便已举一漏万，不成模様。
文章之失，其始于左氏乎？漓上古道徳之眞，开后世浮华之渐，辞达之旨，于斯渐逺矣。
泾阳上王相国一书，似乎太骤，晓人者似不当如此也。其文章亦似水晶，少温润之气。大抵此处须要至诚，至诚则能动物矣。不然，程伯子所谓吾党激成，恐不免也。「寤言」「寐言」题目亦太竒竒，则便有客气，此亦学问未纯未大也。然「寤言」中亦尽有说得着处。
正嘉时，讲学家多凭笔舌，故昔人谓龙溪笔近溪舌。今读泾阳札记，其澜翻倜傥，明白透快，不特二溪，且直逼阳明矣。虽然，以视薛、胡，则就其澜翻倜傥、明白透快处，觉元气愈薄矣。
庄渠《周礼》沿革，极有好议论，惜未成书。
本草纲目》眞穷理尽性之书，直察到鸟兽草木性情，无一不穷极其奥，非圣人其孰能与于？斯然有个一贯道理，不过阴阳五行而已。声色臭味，不过就二五分别将去。
素问》书虽未必果出轩岐，然非圣人不能作，即其文字亦周、秦以后人所未易及。
黄帝岐伯皆托名也。常怪古人有如此学问，而不自显其名，必托名于古圣，何也？葢世俗皆寻常人，不如此则书不传。古人亦欲传其书而已，名之显不显，非所计也。
友人郁仪臣，天性中和，孝友。与予交二十年如一日，近更从事斯道，反身有得，则书之，名《省躬録》。予读之，纯然不杂，其间更多至言可味者。如曰：「文胜质者，徳不进；名过实者，怨必及。」又曰：「福不可邀，谦而获安；祸不可避，正始免辱。」又曰：「欲求此心之安，先须识理之是。」皆有道君子之言。世俗非无聪明文秀，然使之执笔学作道理语，则罅陋百出。反之躬而无诸己也。以此知学问非可剽窃，然亦有数十年从事学问而不能道一语，下笔辄非者，岂天资固殊欤？抑学问原非实有诸己也？吾为之慨然。
郁仪臣曰：「祸福无常，有时守正而得福，有时违正而得福。守正得福者自安，违正得福者自危。有
译问《伊川语录》中有“茂叔穷禅客”一语，不知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一定是周茂叔与禅客交谈时，曾穷究诘问对方，而禅客无法回答，所以程伊川记述了这件事。学者们听说了，但不能完全记住他们的话，所以只记下了这一句话。当时周子的话语，必定还有更多不同的内容，可惜在风气初开之时，没有学者能够完全记录。
《朱子集》中，如《大学》《中庸》、《诗集传》序、《资治通鉴》后序，都是极大的文章，不可不读。
宋代有几篇大文章，都有数万言，不是有才能和魄力的人不能写。苏氏父子、王安石以及朱子的几篇封事，就是这样的例子。东坡的文章颇为朱子所贬低。王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大力推行新法，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却不觉悟。朱子的封事都切实可行，却最终没能施行，真是令人感慨啊。
仅凭《皇极辨》这一篇，就可见朱子对《尚书》的贡献不浅。其他儒者的议论，把“皇”解释为大，把“极”解释为中，这是什么样的解释呢？
《朱子语类》中，关于冠婚丧祭的内容，都浅显切实可行。这就是所谓的礼以时为大。伊川所论述的，就太过拘泥古法，比如认为必须立尸，影神必不可用，都太过拘束。
马一龙的《农说》不仅析理精微，而且文辞美妙，几乎可以与《灵枢》《素问》同列了。格物的功夫，达到如此地步，也是农家中的圣人。
《吕氏春秋》中的《审时》《任地》《辨土》三篇，真是精通农田的话语，没有一句话不是实用，而且文字也精绝，自《考工记》以后，仅见于此了。
读《海刚峰集》，没有一句闲话，这真是躬行君子，言语谨慎而行动敏捷的人。现在的名人，行为不修，而诗文堆积如山，见到他们难道不可羞愧吗？
刘诚意的古文似乎胜过宋濂，能把握大意，不迎合世俗写浮屠文字，都有分寸，这是大家正派。宋濂则多迎合世俗了，文辞也多潦倒拖沓之处。然而刘诚意的古文不多，宋濂则俨然成为一家大家。大概刘诚意在元代不得志，进入明朝后，又以功业著称；宋濂则居于翰林院，天下的文章都归附于他，所以不得不推崇宋濂。
宋濂是一代儒宗，然而他的文章大半是为佛教徒所作，自以为通晓佛典，然而学术就不纯粹了。这不仅不是孔孟的门墙，也是背离韩愈、欧阳修的门户。八大家的一脉，宋濂决了其堤防。
《治要录》，即《治谱》，又参以诸家杂说而成书，向来我也颇喜欢这类书，现在看它，觉得零碎琐碎，完全没有头绪。三代以后，治理天下多靠条例，这也是条例之类。才落入条例，就已举一漏万，不成样子。
文章的弊病，大概始于左丘明吧？淡化上古道德的真谛，开启后世浮华的端倪，辞达的宗旨，从此渐渐远离了。
泾阳给上王相国的一封信，似乎太急躁，晓谕他人的人似乎不应当这样。他的文章也似水晶，缺少温润之气。大抵此处需要至诚，至诚就能感动他人。不然，程伯子所谓吾党激成，恐怕难免了。“寤言”“寐言”题目也太奇特，这就有了客气，这也是学问未纯未大的表现。然而“寤言”中也尽有说得着的地方。
正德嘉靖年间，讲学家多凭笔舌，所以前人谓龙溪笔近溪舌。现在读泾阳札记，其波澜翻涌、倜傥洒脱，明白透快，不仅二溪，而且直逼阳明了。虽然如此，与薛瑄、胡居仁相比，就其波澜翻涌、明白透快之处，觉得元气愈薄了。
庄渠《周礼》沿革，极有好议论，可惜未成书。
《本草纲目》真是穷理尽性的书，直接观察到鸟兽草木的性情，无一不穷极其奥妙，非圣人谁能与之相比？这里有一个一贯的道理，不过是阴阳五行而已。声色臭味，不过是就二五分别开来罢了。
《素问》一书虽未必果然出自轩辕岐伯，然而非圣人不能作，即使其文字也是周秦以后人所难以企及的。
黄帝岐伯都是托名。常怪古人有如此学问，却不显扬自己的名字，必定托名于古圣，为什么呢？大概世俗都是寻常人，不这样书就不流传。古人也想流传他们的书罢了，名字显不显扬，不是他们所计较的。
友人郁仪臣，天性中和，孝顺友爱。与我交往二十年如一日，近来更从事于道，反身有得，就写下来，名为《省躬录》。我读它，纯然不杂，其间更多至理名言值得品味。比如他说：“文胜质者，德不进；名过实者，怨必及。”又说：“福不可邀，谦而获安；祸不可避，正则免辱。”又说：“欲求此心之安，先须识理之正。”都是有道君子的言语。世俗并非没有聪明文秀之人，然而让他们执笔学作道理语，则漏洞百出。反观自身而没有这些毛病。由此知道学问不可剽窃，然而也有数十年从事学问而不能道出一语，下笔辄非的，难道天资固然不同吗？还是学问原本不是实有于己呢？我为此感慨。
郁仪臣说：“祸福无常，有时守正而得福，有时违背正道而得福。守正得福者自安，违背正道得福者自危。有
时守正而得祸，有时违正而得祸。守正得祸者无悔，违正得祸者多悔。此诚君子之言。今之人未尝不云祸福无常，而往往借祸福之言以文其鄙陋，只是好义之心不胜其欲利之心耳。如见肺肝，亦何益哉！」
译有时坚守正道却遭祸患，有时违背正道也遭祸患。坚守正道而遭祸患的人没有悔恨，违背正道而遭祸患的人多有悔恨。这确实是君子所说的话。现在的人并非不说祸福没有定数，却常常借用祸福无常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浅薄鄙陋，只不过是因为崇尚道义的心战胜不了追求私利的心罢了。这就像人的肺肝一样显露无遗，又有什么益处呢！
王周臣书屋中书警语二：右曰，事无了期，丢过去。予曰，也看是甚么事。左曰，心有动处，放下来。予曰，也看是甚么心。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乐，情也。淫与伤，则情之过者也。由此观之，则诗以言情，喜怒哀乐，无非诗。过中失正，则非三百之旨耳。汉魏以后，而有不失于温柔敦厚之旨者，吾不敢以为非诗。」
雅与郑之分，只是正与淫之别。其要处，只就志与辞观之而已。有志辞俱雅者，有志雅辞郑者，有志郑辞雅者，有志辞俱郑者。志辞俱雅，《关雎》《鹿鸣》《清庙》诸作是也。志雅辞郑，郑、卫诸风之类是也。若志郑辞雅，及志辞俱郑，则《三百篇》无之，后世比比皆是矣。然亦有辞郑而志雅者，唐、宋诸人讽刺诸作是也。有志辞俱雅者，渊明田园诸什，子羙《北征》诸篇是也。谁谓删后必无诗哉？
圣人以诗立经，垂训教人，缮性以平其躁，而宣其滞。故曰：「诗以道性情。」又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故学诗即学道，惟知道者为能知诗。此义不明，辞人墨客以风云月露、嬉笑怒骂为诗，则诗徒为诲淫侮世之资耳。古人亦何取于诗而为之？故不知《三百篇》之旨者，必不可以为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汉唐以后，诗何啻千万？然亦一言以蔽之，曰“思多邪”而已。
严沧浪以禅喻诗，以理为诗，障然则三百篇之诗，禅乎？理乎？以为禅，则非圣人删诗之本意；以为理，则沧浪且以为非诗矣。此等议论，而后人乃奉之以为金科玉律，悲夫。
沧浪又谓三百篇不可与诗等。夫谓不可与诗等者，谓三百篇为胜乎？谓三百篇为非乎？谓三百篇为非，沧浪恐无此胆。谓三百篇为胜，则为诗者安可不追踪三百篇，而岐而二之也？总之，诗自三百篇后，陶渊明、杜子羙外，无知诗者，而沧浪又以声瞽之夫，妄登坛坫，使后人胥为声瞽，可叹也。
雅颂登歌，音贵疏越，语尚肃雍。汉郊庙歌，如《练时日》《天马》《华烨烨》之类，创为三言，长短参差，则音节烦促，非所谓希声矣。辞句幽僻险怪，则如梵呗巫觋，非所谓肃雝大雅矣。乃后世反以为髙古，转相仿效，至今不改，辞人之无识如此。
正乐乃圣人之事。秦废先王之礼乐，汉髙又不事诗书。鲁两生不肯应召，而汉武乃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协律岂宦者之事乎？官匪其人，而以制乐，乃创为新声诡调，艰深隠语，杂以敎坊方言，演为乐府。声辞相杂，殊无意义。且险僻幽怪，竟如梵呪楚些。岂特巴人下里？至今耳食者诧为髙竒，仿其音，借其目，谓为古乐府体。眞堪喷饭。
诗以声为主，而声又倚于辞。辞简则音希，然太简则反促；辞舒则音缓，然太舒则又靡曼。风雅诸什，皆四言，声辞得中，不疾不徐，所以为雅。三百篇后，惟五言古为近汉，始为三言，比于促矣。七言絶句，其亦辞之舒者乎？故唐乐府多取之。律则声调为复，歌行则已放，长短句诗余则入于靡曼，变而为曲，调则靡曼之极矣。总由辞句之长短中来也。故声辞之雅，当以四言、五言为主。
三百篇中亦有三言者，如「风之江」、「有汜之子归」，《周颂》之「于缉熈」、「单厥心」，《鲁颂》之「振振鹭」、「鹭于飞」是也。其五七言句亦偶一二见，然非其本然体格。其本然体格只是四言。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千古圣贤说诗说乐之本也。诗所以言志，无志非诗也。此一个「志」字，须合着「思无邪」三字为妙。若有邪，便不是志。今之诗俱无志，即有佳者，亦不过流连光景而已，根本已非，更说甚枝叶。
诗言志，何以曰歌永言？葢诗者，有韵之言，有韵便可咏歌。咏歌则其声长，故曰歌永言。声依永，然人声无一定之凖，或髙或下，或清或浊，无法以齐一之，则不和。故圣人又制六律以为之节，而被之金石，此诗乐之原本也。凡有韵者，无不可歌；凡可歌者，无不可入乐。故圣人
译王周臣在书屋中书写了两条警示语：右边写着，“事情没有完结的时候，就把它丢开。”我说，“也要看是什么事情。”左边写着，“心里有所触动，就把它放下。”我说，“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心。”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伤害身心。悲哀与快乐，都是情感。放荡与伤害，则是情感过度了。由此看来，诗歌是用来表达情感的，喜怒哀乐，没有不是诗歌的。如果过度或不及而失去了中正，那就不是《诗经》三百篇的宗旨了。汉魏以后，那些没有违背温柔敦厚宗旨的作品，我不敢说它们不是诗。”
雅诗与郑声的区别，只是正与淫的区别。关键之处，只从志向与文辞来观察就可以了。有志向和文辞都雅正的，有志向雅正而文辞淫靡的，有志向淫靡而文辞雅正的，有志向和文辞都淫靡的。志向和文辞都雅正的，《关雎》《鹿鸣》《清庙等作品就是。志向雅正而文辞淫靡的，郑、卫等国的风诗之类就是。如果志向淫靡而文辞雅正，以及志向和文辞都淫靡的，那么《诗经》三百篇中没有，后世却比比皆是了。然而也有文辞淫靡而志向雅正的，唐、宋诸人的讽刺作品就是。有志向和文辞都雅正的，陶渊明的田园诗，杜甫的《北征》等篇章就是。谁说孔子删诗之后一定没有诗了呢？
圣人用诗歌确立经典，垂示训诫教导世人，修养本性以平抑躁动，抒发郁结。所以说：“诗歌是用来表达性情的。”又说：“温柔敦厚，是诗歌的教化。”孔子说：“诗歌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合群，可以抒发怨愤。”所以学习诗歌就是学习道，只有懂得道的人才能懂得诗歌。这个意义如果不明白，文人墨客把风云月露、嬉笑怒骂当作诗歌，那么诗歌就只是诲淫侮世的资本罢了。古人又为什么要取用诗歌并创作它呢？所以不懂得《诗经》三百篇宗旨的人，一定不能作诗。
《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无邪”。汉唐以后，诗歌何止千万？但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多邪”罢了。
严羽（沧浪）用禅宗来比喻诗歌，用理来解释诗歌，这样看来，《诗经》三百篇的诗歌，是禅吗？是理吗？认为是禅，那就不是圣人删诗的本意；认为是理，那么严羽自己也会认为那不是诗了。这类议论，后人却奉为金科玉律，可悲啊。
严羽又说《诗经》三百篇不能与后来的诗等同。说不能等同，是说《诗经》三百篇更好吗？是说《诗经》三百篇不好吗？说《诗经》三百篇不好，严羽恐怕没有这个胆量。说《诗经》三百篇更好，那么作诗的人怎么可以不追踪《诗经》三百篇，而把它分成两途呢？总之，诗歌自从《诗经》三百篇之后，除了陶渊明、杜甫之外，没有懂得诗的人，而严羽又让一个听觉昏聩的人，妄自登上诗坛，使后人都成为听觉昏聩的人，可叹啊。
雅颂的登歌，音调贵在疏朗高扬，语言崇尚严肃和乐。汉代的郊庙歌，如《练时日》《天马》《華烨烨》之类，创制了三言，长短参差不齐，那么音节就烦杂急促，不是所谓的大音希声了。辞句幽僻险怪，就像梵音巫语，不是所谓的严肃和乐的大雅了。可是后世反而认为这是高古，互相仿效，至今不改，文人的无知竟到了这种地步。
制定正乐是圣人的事。秦朝废除了先王的礼乐，汉高祖又不从事诗书。鲁地的两位儒生不肯应召，而汉武帝却任用宦官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协乐难道是宦官的事吗？官员不是合适的人选，却让他制定音乐，于是创制了新声怪调，艰深隐晦的语言，混杂着教坊的方言，演变为乐府。声音与文辞混杂，毫无意义。而且险僻幽怪，竟然像梵咒楚辞。岂止是巴人的下里巴人？至今那些只凭耳朵吃饭的人惊叹为高奇，模仿它的音调，借用它的名称，称为古乐府体。真让人喷饭。
诗歌以声音为主，而声音又依赖于文辞。文辞简练则声音稀疏，但太简练反而急促；文辞舒缓则声音缓慢，但太舒缓又显得靡靡之音。风雅诸篇，都是四言，声音与文辞得中，不疾不徐，所以称为雅。《诗经》三百篇之后，只有五言古诗接近汉诗，开始有三言，相比起来就急促了。七言绝句，也是文辞舒缓的吧？所以唐代乐府多取用它。律诗则声调重复，歌行则已经放纵，长短句词则陷入靡靡之音，变化为曲，调子则是靡靡之音的极致了。总都是从辞句的长短中来的。所以声音与文辞的雅正，应当以四言、五言为主。
《诗经》三百篇中也有三言的，如“风之江”、“有汜之子归”，《周颂》中的“于缉熙”、“单厥心”，《鲁颂》中的“振振鹭”、“鹭于飞”就是。五七言句也偶尔有一二出现，但不是它原本的体格。它原本的体格只是四言。
《尚书》说：“诗歌表达志向，歌唱延长语言，声音依据延长的语言，音律调和声音。”这是千古圣贤论诗论乐的根本。诗歌之所以表达志向，没有志向就不是诗。这个“志”字，必须与“思无邪”三个字结合起来才好。如果有邪，就不是志。现在的诗都没有志向，即使有佳作，也不过是流连光景罢了，根本已经不对，还说什么枝叶。
诗歌表达志向，为什么说歌唱延长语言？大概诗歌是有韵的语言，有韵就可以咏唱。咏唱则声音悠长，所以说歌唱延长语言。声音依据延长的语言，但人声没有一定的标准，或高或低，或清或浊，没有办法统一它们，就不和谐。所以圣人又制定六律来节制它们，并配上金石乐器，这是诗乐的本源。凡是有韵的，没有不可以歌唱的；凡是可歌唱的，没有不可以入乐的。所以圣人
删诗正乐，只是正其诗之辞，辞即所谓志也。《论语》“思无邪”，是言其辞；“乐而不淫”，亦是言其辞；“兴观羣怨”，亦是言其辞。辞在，则声在矣。乃郑康成谓“三百篇皆得声而得诗，其余则得诗而不得声”，眞是说梦。
译删定诗歌、校正音乐，只是要端正诗歌的文辞，文辞就是所谓的志向。《论语》中的“思无邪”，是在谈论它的文辞；“乐而不淫”，也是在谈论它的文辞；“兴观群怨”，同样是在谈论它的文辞。文辞存在，那么声音也就存在了。然而郑康成却说“三百篇都既得到了声音又得到了诗歌，其余的则只得到了诗歌而没有得到声音”，这真是说梦话。
朱晦庵尝欲取史传所载古歌谣韵语彚为一集以续诗而未果。元人刘坦之用其意，采汉魏以下乐府辞上媵三百，谓为《风雅翼》。愚谓采诗必拘乐府，固非即槩取辞意之近古者以模仿三百，亦叔敖、优孟也。晦庵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只胸中着『思无邪』三字，便无诗不可续。岂必拘拘然亦步亦趋，徒为形似而已耶？」
语云：「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徳礼者，身之所由也，故知其政；乐者，心之所好也，故知其徳今人所为诗，亦是心声，其所好在是，其徳在是矣。诵其诗，岂不可知其人耶？
诗本性情，关风化。先王以诗观成，古风敦朴，故温厚和平。后世辞人轻浮浅躁，故其诗谑浪笑傲。闻乐知徳，居然可见风俗日壊，人心日薄，何以为诗？
记曰：「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刚毅则非温柔之旨，淫乱则非敦厚之义。汉、唐以后，诗其能免于二者之失者，谁乎？然刚毅之失，犹胜淫乱。」
汉魏人以情境为诗，六朝人以辞彩为诗，唐人以名利筌蹄为诗，限声偶袭套格，如今之八股时文。时文不离经传，而无禆于名理；近体不离歌咏，而无关于性情。
古诗十九首》不知谁氏之作。观其辞气，大约宦游失意，而有感于友朋之诗。其辞慷慨而藴藉，哀怨不廹，大有风人之意。葢去古未逺也。
汉魏诗大抵非无因而作，故读其诗犹可藉以论其人，论其世。至六朝及唐诗，则无因而作者多矣，无可借以论人论世。故后来选诗者，遂有气格、声调诸名色，亦不得不如是也。
严沧浪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天下岂有理外之趣乎？若理外之趣，则淫佚流荡而已矣，何以为诗？总之，沧浪不识理字，以理为呆板无趣之物，故云然。然则《三百篇》俱非俊物也？此等语言，何异毒药？而至今学诗者，家弦戸诵，岂惟沧浪不识理字，天下人皆不识理字。
四言如汉韦孟讽諌诗，何必减三百？论者以曹瞒短歌行方之，此由之瑟也。去风雅隔一层。
左太冲曰：「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髙能赋者，颂其所志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玉巵无当，虽寳弗用。」此论卓不可易。汉魏而下，仅闻此语。
温柔敦厚，四字诗家宗印，不可易也。今之为诗者，风流嘲谑，专反此四字，此所谓轻薄也，乌足贵乎？
商周雅颂，朝庙之歌，象功昭徳，光扬盛羙，故能合洽神人，格于上下，垂典则为经制。汉以后郊庙之歌，但言鬼神祥瑞竒怪幽渺之谈，无关典要。至于朝享，多采里巷讴谣，如《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类，奏之金石，被之管弦，甚无谓也。古乐干戚羽钥之舞，后世易以鱼龙角抵之戱，恣淫巧，供欢笑，先王美善之意，于斯荡然矣。
三百篇之诗，亦多取里巷讴谣，然古者公卿献诗，耆艾备之，而后王斟酌焉，其敬且愼如此，而声诗犹有滥者。孔子取而删之，如《卫风》诸淫诗，皆载卫为狄所灭之因，故存之以为鍳戒。《采莲》《白头吟》之类，岂亦有鍳戒之意耶？至于《子夜》《读曲》等类，尤为淫滥。后人不知古人作诗本意，但欲模彷音节，不知何取于诗。
汉郊祀等歌，大抵彷楚辞九歌而变其体。然九歌清逺流丽，汉歌烦促结濇。九歌志在慕君，而寓意于神，故纒绵凄楚，弥觉可诵。汉歌专媚鬼神，措辞恍忽，读之意兴索然。
诗文之道，惟取雅正。读六经可见，易之旨逺，辞文筮辞也。盘诰之佶屈，告民之语，杂方言也。外此无不平正者。三百篇诗，何等平正，而汉乐府乃为此怪僻之语？辞赋家好竒吊诡耳。食附会谓汉乐府郊祀等歌为絶唱，转相祖述。此不过不能解其辞，而又不敢斥其非，故反谬附为知音耳。此与禅家不能为平正之语，而故为隠语；儒者不能解禅家之隠语，又不敢斥其非，而反赞叹希有，谬附知音，同为千古之蔽。
古登歌不杂鼔吹，示肃清也。雅颂诗辞，惟铺陈祖宗功徳，配天安民之意，
译朱熹曾经打算收集史传中记载的古歌谣韵语，汇编成集以延续《诗经》，但未能实现。元代人刘坦之采纳他的想法，采集汉魏以来的乐府辞赋，加上《诗经》三百篇，称为《风雅翼》。我认为采集诗歌如果只局限于乐府，固然不对；如果一概选取辞意近古的作品来模仿《诗经》，那也是像叔敖、优孟那样的滑稽模仿罢了。朱熹说：“凡是诗中言辞美好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言辞恶劣的，可以惩戒人的放纵意志。只要胸中存有‘思无邪’三个字，就没有什么诗不可以续写。何必拘泥地亦步亦趋，仅仅追求形似呢？”
俗话说：“看到他的礼仪就知道他的政治，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礼仪是身体所遵循的，所以能知道他的政治；音乐是内心所喜爱的，所以能知道他的德行。现在人所写的诗，也是心声，他所喜爱的是什么，他的德行也就体现在那里。诵读他的诗，难道不能了解这个人吗？”
诗歌本于性情，关乎风化。先王通过诗歌观察教化成效，古风敦厚朴实，所以诗歌温厚和平。后世文人轻浮浅薄急躁，所以他们的诗歌戏谑浪荡、傲笑不羁。听到音乐就知道德行，风俗日益败坏、人心日益淡薄的情形显然可见，这怎么能算是诗呢？
《礼记》说：“粗厉猛起、奋末广贲的音乐兴起，百姓就刚毅；流辟邪散、狄成涤滥的音乐兴起，百姓就淫乱。刚毅不符合温柔的宗旨，淫乱不符合敦厚的意义。汉唐以后，诗歌能不犯这两种过失的，有谁呢？然而刚毅的过失，还胜过淫乱。”
汉魏人把情境当作诗，六朝人把辞藻色彩当作诗，唐人把名利当作诗的陷阱，限制声律、沿袭套格，就像现在的八股时文。时文不脱离经传，但对名理没有益处；近体诗不脱离歌咏，但与性情无关。
《古诗十九首》不知道是谁的作品。看它的辞气，大概是宦游失意，而对友朋有所感怀的诗。它的辞气慷慨而含蓄，哀怨而不迫切，很有《诗经》作者的风致。大概是距离古代不远的原因吧。
汉魏诗大抵都不是无端而作的，所以读它们的诗还可以借此评论作者和时代。到了六朝和唐诗，无端而作的就多了，无法借此评论人和时代。所以后来选诗的人，就有了气格、声调等名目，也不得不这样了。
严沧浪说诗有特殊的趣味，与理无关。天下哪有理之外的趣味呢？如果是理之外的趣味，那就是淫佚流荡罢了，这怎么能算是诗呢？总之，沧浪不认识“理”字，把理当作呆板无趣的东西，所以这样说。那么《诗经》三百篇都不是俊逸之物了吗？这种言论，与毒药有什么不同？而至今学诗的人，家家户户传诵，难道只是沧浪不认识“理”字，天下人都不认识“理”字吗？
四言诗如汉代韦孟的讽谏诗，何必比《诗经》差呢？评论者用曹操的《短歌行》来比拟它，这是把琴瑟混为一谈了。距离风雅隔了一层。
左思说：“诗是吟咏志向的；登高能赋的，是颂扬志向的。赞美事物要贵在依据根本；赞颂事情要适宜于依据实际。玉杯没有底，虽然珍贵也不使用。”这个论点卓越不可改变。汉魏以后，只听到这句话。
温柔敦厚，这四个字是诗家的宗旨，不可改变。现在写诗的人，风流嘲谑，专门违背这四个字，这就是所谓的轻薄，哪里值得珍贵呢？
商周时代的雅颂，是朝廷宗庙的歌，象征功德、昭示德行，光大宣扬盛美，所以能和谐神人，感通上下，垂为典则成为经制。汉代以后的郊庙歌，只谈论鬼神祥瑞、奇怪幽渺的话题，无关紧要。至于朝享，多采集里巷的歌谣，如《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类，演奏于金石，配乐于管弦，非常没有意义。古代乐舞干戚羽钥，后世改为鱼龙角抵的游戏，放纵淫巧，供人欢笑，先王美善的意思，在这里荡然无存了。
《诗经》三百篇，也多采集里巷歌谣，但古代公卿献诗，老人备录，然后君王斟酌，其恭敬谨慎到了这种地步，而声诗还有滥竽充数的。孔子选取并删减，如《卫风》中的淫诗，都记载了卫国被狄人灭亡的原因，所以保留下来作为鉴戒。《采莲》《白头吟》之类，难道也有鉴戒的意思吗？至于《子夜》《读曲》等类，尤其淫滥。后人不知道古人作诗的本意，只想模仿音节，不知道对诗有什么取益。
汉代郊祀等歌，大抵模仿《楚辞·九歌》而改变其体裁。然而《九歌》清远流丽，汉歌烦促结涩。《九歌》志在慕君，而寓意于神，所以缠绵凄楚，更觉得值得诵读。汉歌专门谄媚鬼神，措辞恍惚，读之意兴索然。
诗文之道，只取雅正。读六经就可以明白，《易经》旨意深远，辞文是占卜之辞。《盘庚》《诰》的佶屈聱牙，是告谕百姓的话，夹杂方言。除此之外没有不平正的。《诗经》三百篇，何等平正，而汉乐府却用这种怪僻的语言？辞赋家喜欢奇异诡谲罢了。食附会认为汉乐府郊祀等歌是绝唱，辗转相承。这不过是不能理解其辞，而又不敢斥责其非，所以反而错误地附会为知音罢了。这与禅宗不能说平正的话，而故意说隐语；儒者不能理解禅宗的隐语，又不敢斥责其非，反而赞叹希有，错误地附会为知音，同为千古的弊病。
古代登歌不杂鼓吹，以示肃清。雅颂诗辞，只铺陈祖宗功德，配天安民的意思，
故登歌之时，使人敬而聴之，不敢淆杂。后世歌吹杂奏，繁响急节，非奏格无言之义，实自汉乐府作之俑也。
译所以在演奏登歌的时候，让人恭敬地聆听，不敢混杂其他声音。后世的歌唱与吹奏混杂演奏，声音繁杂、节奏急促，这不符合雅乐中正平和、无声胜有声的旨意，实际上是从汉代乐府开始的。
汉乐府出于唐山夫人及李延年之流，故全不足法。晋乐府出于傅玄、曹毗、张华、王珣、荀朂诸人，多用四言，故其诗尽有典则，可追风雅者。然祖宗本无功徳可述，更不如汉辞，虽典则，亦何足云。
诗学本非二，自汉制鼔吹铙歌等曲，而乐与诗遂分。岂知凡有韵之言可歌者，无不可入乐乎？唐李白《蜀道难》，杜甫《无家别》等作，歌行也，而谓之乐府。李白《清平调》，王昌龄《塞上吟》，七言絶也，而亦谓之乐府。则知凡诗皆可歌，凡可歌者，无不可入乐矣。后人分诗乐为二，作诗者又分乐府与诗为二，不惟不知乐，又岂足为知诗者乎？
严沧浪、髙廷礼辈，分唐诗为初、中、盛、晩以为晩不如中，中不如初，盛。此非笃论也。凡诗只是随其人为盛衰耳。有其人，则有其诗；无其人，则无其诗。如初唐推沈、宋，沈、宋之为人何如者？其诗亦殊无气骨。中唐如韩愈、白居易、韦应物，诗皆有识，而藴藉得三百篇意旨，岂反出沈、宋下？盛唐之妙，全在李、杜。晩唐自是无人物称雄，如李义山辈，皆风流浪子耳。赵畋、韩偓稍胜，然忧谗畏讥，气已先怯，何能为诗？贤者如聂夷中、张道古，又困于下位，即有诗，何由传？故不论人、论世而论诗，论诗又不论志而论辞，总之不知诗者也。
程伊川曰：「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他则甚？」此言使今之诗家闻之，未有不大笑者也。然《诗》三百篇，未有一句是闲言语。识得此意，方可读诗，方可作诗。如今之作诗者，专以闲言语为主，奈何笑伊川？
初唐之风，天下宗沈、宋。沈、宋宗徐、庾，而实宗上官昭容。有「一陈子昻」，颇知作诗之旨，而当时不知崇尚，悲夫！
一时浮华之盛，莫甚初唐。君臣宫府之间，几无限制，所以终有禄山之祸。昔人称《墙有茨》诸篇为载，卫为狄所灭之因此，即是也。
选诗必欲人与诗合，诗与事合，乃可入选。不然，诗虽佳，皆伪言也。
郑樵论乐府曰：「得诗而得声者，列之三百篇，谓之风、雅、颂；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今之乐府章句虽存，声乐无用，此欺人之论，不通之甚者也。夫声诗原自相合，如今之词曲皆然，未有曲淫而声正，亦未有曲正而声淫者。今以声词判而为二，而归重于声，此欺人于不可知，而谬为要渺精微之说也。昔宋时陈体仁亦有此论，朱子非之，有云：『诗之作，本以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其言最为原本。」
凡声皆可谱辞，凡辞皆可入曲。明于音律者皆知之，非有要渺之旨，其故为玄微，皆儒者不知而妄言也。
明道说诗，只点缀地念过，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开发人处。今读其解诗，益知亲承之妙也。
今人论诗，多有以唐宋分优劣者，见识抑何卑陋！诗何有唐宋？亦互有得失耳。得《三百篇》之意者，即为佳诗；失《三百篇》之意者，即为谬诗，何论唐宋也？但唐诗多写景，宋诗多谈理，所分者此耳。然唐诗未尝不言理，宋诗未尝不写景。予意欲选唐人宋诗、宋人唐诗，以破当世之成见，病未得暇也。
邵尧夫《击壤吟》前无古，后无今，其意思直接《三百篇》，特辞句间有率意者耳，然其独造处，直是不可及。
尧夫诗胸次极妙，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使读之者如游羲皇以上。作尧夫诗固未易读，尧夫诗亦未易也。
尧夫自序击壤録云：诗者情之所发也，情有二，谓身也、时也，身则一身之休戚，时则一时之否泰。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葢垂训之道善恶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不以天下大义为言，故大率溺于情好也。可谓极得论诗根本。今之诗人知此旨者，寡矣，又焉得谓之诗乎？
尧夫序云：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
译汉代的乐府诗出自唐山夫人、李延年等人之手，所以完全不足以作为效法的典范。晋代的乐府诗出自傅玄、曹毗、张华、王珣、苟朂等人之手，多采用四言诗体，所以他们的诗作都很有法度准则，可以追摹《国风》《大雅》《小雅》的风范。然而晋朝的祖宗本来没有功德值得称述，更比不上汉代的辞赋，虽然讲究法度准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诗学本来不是两回事，自从汉代制定了鼓吹铙歌等曲调，音乐和诗歌才分开。哪里知道凡是押韵且可以歌唱的语言，没有不能纳入音乐的？唐代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无家别》等作品，属于歌行体，却被称为乐府。李白的《清平调》、王昌龄的《塞上吟》，属于七言绝句，也被称为乐府。由此可知，凡是诗歌都可以歌唱，凡是能歌唱的，没有不能纳入音乐的。后人将诗与乐分为两途，写诗的人又将乐府与诗分为两途，不仅是不懂音乐，又哪里算得上懂诗呢？
严沧浪、高廷礼等人，将唐诗分为初唐、中唐、盛唐、晚唐，认为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初唐和盛唐。这不是确切的论断。凡是诗歌只是随着诗人本人的情况而呈现兴盛或衰微罢了。有那样的人，就有那样的诗；没有那样的人，就没有那样的诗。比如初唐推崇沈佺期、宋之问，沈、宋作为人怎么样呢？他们的诗也毫无气骨。中唐如韩愈、白居易、韦应物的诗都有见识，且含蓄蕴藉，深得《诗经》三百篇的意旨，难道反而在沈、宋之下吗？盛唐的妙处，全在于李白、杜甫。晚唐自然没有人物称雄，像李商隐等人，都是风流浪子罢了。赵嘏、韩偓稍强一些，然而他们担忧谗言、畏惧讥讽，气势已经先怯了，怎么能写好诗？贤者如聂夷中、张道古等人，又困顿于下层职位，即使有诗，又怎么能流传下来呢？所以不论人、不论时代而只论诗，论诗又不论志向而只论辞藻，总之是不懂诗的人。
程伊川说：“‘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如此闲散的话语，说它做什么？”这话如果让现在的诗家听到，没有不大笑的。然而《诗经》三百篇，没有一句是闲散的话语。懂得这个意思，才可以读诗，才可以作诗。如今作诗的人，专门以闲散的话语为主，怎么能嘲笑伊川呢？
初唐的诗风，天下推崇沈佺期、宋之问。沈、宋推崇徐陵、庾信，而实际上推崇上官昭容。有一位陈子昂，颇知作诗的旨趣，但当时的人不知道崇尚他，可悲啊！
一时的浮华盛行，没有比初唐更严重的了。君臣宫府之间，几乎没有限制，所以最终发生了安禄山的祸乱。过去的人称《墙有茨》等篇章为记载，卫国被狄人所灭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是这个道理。
选诗一定要追求诗人与诗相合，诗与事相合，才可以入选。不然，诗虽然好，都是虚伪的言辞。
郑樵论乐府说：“得到诗又得到声的，列入《诗经》三百篇，称为风、雅、颂；得到诗而得不到声的，就搁置起来，称为逸诗。现在的乐府章句虽然存在，但声乐没有用处，这是欺骗人的言论，不通达到了极点。声与诗原本就是相合的，就像现在的词曲一样，没有曲调淫靡而声音端正的，也没有曲调端正而声音淫靡的。现在将声与词判为两途，而把重心归于声，这是在不可知的地方欺骗人，而错误地制造出幽深精微的说法。从前宋代陈体仁也有这种论调，朱熹驳斥他，说：‘诗的创作，本来是为了表达志向罢了。当它是诗的时候，还没有歌；等到它成为歌的时候，还没有乐。用声音来依随咏唱，用音律来调和声音，那么乐是为了诗而创作的，不是诗为了乐而创作的。’他的话最为根本。”
凡是声音都可以谱写歌词，凡是歌词都可以纳入曲调。通晓音律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没有什么幽深的旨趣，那些故意装作玄妙高深的，都是儒者不懂而妄加议论。
程明道解说诗，只是点缀着念过，就让人心意通达。这是明道善于启发人的地方。现在读他解诗的文字，更加知道亲自受教的妙处。
现在的人论诗，大多以唐宋来分优劣，见识何其卑陋！诗哪里有唐宋之分？也是互相有得有失罢了。得到《诗经》三百篇意旨的，就是好诗；失去《诗经》三百篇意旨的，就是谬误的诗，何必论唐宋呢？只是唐诗多描写景物，宋诗多谈论道理，区分的只是这一点罢了。然而唐诗未尝不谈论道理，宋诗未尝不描写景物。我本想选编唐人的宋诗、宋人的唐诗，以破除当世的成见，因生病没有闲暇。
邵尧夫的《击壤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意思直接承接《诗经》三百篇，只是辞句中有些随意罢了，然而他独自创造的地方，简直是不可企及的。
尧夫的诗胸襟气度极其精妙，直接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使读者如同游历伏羲氏以上的时代。作尧夫那样的诗固然不容易读懂，尧夫的诗也不容易创作。
尧夫在《击壤录》自序中说：诗是情感所发出的，情感有两种，一是身，二是时。身指一身的吉凶祸福，时指一时的治乱兴衰。孔子删诗，十篇中去掉九篇，大概是因为垂示训诫的道理，善恶明显突出的保留下来了。近世的诗人，困窘悲戚就专注于怨恨，显贵通达就专注于淫逸，一身的吉凶祸福发于喜怒，一时的治乱兴衰出于爱恶，不以天下大义为言，所以大抵沉溺于个人的情好。可以说极其得出了论诗的根本。现在的诗人懂得这个旨意的，太少了，又怎么能称为诗呢？
尧夫在序中说：所作诗歌不限制声律，不追随爱恶，不固执己见，不希求名誉，像镜子映照形体，像钟回应声音。那些或许是经道之余，因闲暇
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浮。呜呼，尧夫可谓善于自道者矣。
译观察时势，凭借内心的宁静来映照外物，顺应时势来确立志向，依托外物来寄托寓意，根据志向来抒发咏叹，凭借寓意来创作诗歌，通过咏叹来形成声调，依靠诗歌来成就音律。因此，悲哀却不至于伤害身心，快乐却不至于轻浮失度。唉，尧夫真可以说是善于表达自我的人了。
诗人自唐五百年至邵康节康节，至今又五百年，敢道无一人是豪杰，只为个个被沈约诗韵缚定。沈约韵是吴韵，本不合中原之声，一时作诗之家崇尚唐诗，遂并其韵而崇尚之。至洪武正韵出已经厘正，而犹不悟。则甚矣诗人之无识无胆也。康节起，直任天机纵横无碍，不但韵不得而拘，即从来诗体亦不得而拘，谓之风流人豪，岂不信然。
康节诗畵吟云：「诗者，人之志；言者，心之声。不有风雅颂，何由知功名？不有赋比兴，何由知废兴？」又曰：「既有虞舜歌，岂无皋陶赓？既有仲尼删，岂无季札聴？必欲乐天下，舍诗安足凭？得吾之绪余，自可致升平。」他直把诗作际天际地一事，岂止篇章辞句而已乎？观此，则康节作诗本领可知。
唐人诗，康节做得康节诗，唐人做不得康节诗。五言如「浪雪暑犹在，桥虹晴不收。栁隔髙城逺，花藏旧院深。乾坤今岁月，唐汉旧山川。洗竹留新笋，翻书得旧编。」七言如「梅梢带雪微微折，水脉连冰湱湱鸣。烟树尽归秋色里，人家常在水声中。园林叶尽鸟未散，道路风多人更稀。行人莫动凭栏兴，无限英雄浪白头。」此皆唐人佳诗也。其它得意句，五言如「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欲知花烂漫，须是叶离披。静里乾坤大，闲中日月长。」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七言如「事到悟来全偶尔，天教闲处岂徒然。天下有名难避世，胸中无物漫居山。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施为欲似千钧弩，磨砺当如百錬金。」全由学问中出，唐人能道只字否？至如《乾坤观物》《先天》《冬至》等吟，有益学问；《打乖》《首尾》等吟，有益性情；《王公金帛》《一等十分》等吟，有关人心世道。直举之不能尽。
刘诚意诗，无一语风云月露，但忧时闵世之言，极得古人诗言志之旨。乐府辞尤妙，可谓杜陵以后一人也。
译诗人从唐代五百年至邵雍（康节），至今又过了五百年，难道没有一个是豪杰吗？只是因为个个被沈约的诗韵束缚住了。沈约的韵是吴地韵，本来就不符合中原的语音，当时作诗的人崇尚唐诗，于是连带着也崇尚他的韵。等到《洪武正韵》刊行，已经对韵书进行了厘正，却仍然不觉悟。那么，诗人的无知和无胆识真是到了极点啊。邵雍兴起，直接顺应天机，纵横自如毫无阻碍，不仅韵脚不能拘束他，就连历来固定的诗体也不能拘束他，称他为风流豪杰，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
邵雍在《诗画吟》中说：“诗，是人的志向；言，是心的声音。如果没有风、雅、颂，怎能知晓功名？如果没有赋、比、兴，怎能知晓兴衰？”又说：“既然有虞舜的歌，难道没有皋陶的和声？既然有孔子删定《诗经》，难道没有季札听乐？如果想要使天下安乐，除了诗还有什么可以凭借？得到我诗教的余绪，自然可以导致太平盛世。”他简直把诗当作贯通天地的大事，哪里仅仅是篇章辞句而已呢？看这些，那么邵雍作诗的本领就可以知道了。
唐人的诗，邵雍能写出邵雍式的诗，唐人却写不出邵雍式的诗。五言诗如：“浪雪暑犹在，桥虹晴不收。柳隔高城远，花藏旧院深。乾坤今岁月，唐汉舊山川。洗竹留新笋，翻书得舊编。”七言诗如：“梅梢带雪微微折，水脉连冰汩汩鸣。烟树尽归秋色里，人家常在水声中。”“园林叶尽鸟未散，道路风多人更稀。”“行人莫动凭栏兴，无限英雄浪白头。”这些都是唐人优秀的诗句。其他得意的句子，五言如：“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欲知花烂漫，须是叶离披。”“静里乾坤大，闲中日月长。”如果未能通达天地，怎么能了悟生死？七言如：“事到悟来全偶尔，天教闲处岂徒。”“天下有名难避世，胸中无物漫居。”“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时。”“施为欲似千钧弩，磨砺当如百炼金。”这些都完全从学问中流露出来，唐人能说得出一个字吗？至于像《乾坤观物》《先天》《冬至》等诗，对学问有益；《打乖》《首尾》等诗，对性情有益；《王公金帛》《一等十分》诗，关乎人心世道。直接列举都列举不完。
刘基（诚意伯）的诗，没有一句是描写风云月露的，只是忧时悯世的言论，极其符合古人诗言志的宗旨。乐府诗尤其精妙，可以说是杜甫之后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