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五太仓陆世仪撰
不可不学，然亦不可太费心力。古文取其畅达，诗歌通声律、辨体裁，取其足以冩懐而已。若泛作无益论、记小文，及研穷诗句，不过一文人而已。吾人责大任重，心力几何，乃尔浪掷！善乎，吾友郁子仪臣之言曰：「使先知觉后知，乃是圣贤立言本意。今人乃以仿古文、诗歌为立言，失其旨矣。」
译不可不学习，但也不可以耗费过多的心力。写古文只要求它通顺流畅，写诗歌只要通晓声律、辨别体裁，足以抒发情怀就可以了。如果广泛创作那些无益的论说文、记录琐事的小文章，以及深入钻研诗句，那不过只是一个文人罢了。我们责任重大、担子沉重，心力有限，怎么能这样白白浪费呢！我的朋友郁子仪臣说得好：“让先知的人去启发后知的人，这才是圣贤著书立说的本意。现在的人却把模仿古文、诗歌当作著书立说，这就失去了其中的宗旨了。”
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学；至二十四五以后，则学道为主，无暇及矣。须于少年时一气赶过。阳明未遇湛甘泉讲道时，先与同辈学作诗文，故讲道之后，其徃来论学书及奏疏，皆明白逺快，吐言成章，动合古文体格。虽识见之髙，学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时一番简练揣摩也。学道之儒，不重作古文辞，只恐人溺于词章之习；若藉以发挥道妙，则此一叚工夫，亦不可少。
学古文须学大家大学者，韩、栁欧、蘓曾、王是也。韩笔力髙欧度好，蘓气好，桞小文佳，王识力最妙，大文字尤不可及，虽老蘓父子亦退三舍。曾少钝，然亦醇正。总名为大家，以其得孔子“辞达而已”之旨也。
古文中左、国、班、马，笔力非不更髙，然古今稍逺，辞旨简古，若有意学之，恐反涉艰深，然亦各有体裁：如碑记自当学韩，书序自当学欧、王，论策自当学蘓，叙事议论自当学班、马、左、国。至于诏诰、册命，则又当上法典、谟，未可一例论也。
凡古文皆有体式，如诏、诰、册、命、书、疏、启、檄、露布之类，各有规矩，各有家数。学作古文，须要晓此各项，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则亦无用之辞章而已矣。呉江徐师曾辑《文体明辨》，甚得此意，然其意主于博收，翦裁颇欠识力。愚意欲节去其无用而烦冗者，细为批评，指出中间异同及中窽不中窽处，病未能也。
韩欧之文，皆与道相近，然而终隔一层者，以其志在为文，欲借道以传文，非借文以发挥吾道也。此际主客之分，自有毫厘千里之辨。
韩欧之文，极意依傍吾道，然终有客气，以其有要好的意思在，故也。若圣贤为文，只是随手冩去，祗取理明辞顺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
人能识得韩欧文字中客气处，可与语文可与语道矣。
人断不可学子书。子书是不上行，面不入体裁。文字一学便入小家数。
四六文竟不必作。唐文所以为四六者，束于功令耳。今则未尝有功令，何苦取青俪白？即使能工，亦记室之才耳。
四六文不必作，亦不可不知。盖四六中长短相接，俱有法；声韵平仄，俱有粘。熟读古人四六，自见今人动夸四六，而粘法俱未之知，可为一哂。
三都两京，是天地间第一种无用文字。即古人有用赋以讽谏者，终是讽一劝百，亦无所取。
古文滥觞于魏晋，如《七启》《七发》《连珠》之类，俱是天地间无用文字。如《文选》者，即不读，亦不妨。
文字须看其源头，屈原《离骚》纒绵蔓衍于文辞，而意在忠荩，则朱子取之；韩子《原道》特以明道德仁义，而意在为文，则程子以为倒学，立心异也。
古人之教，莫先于诗。谓其可以讽咏观感，得性情之正也。今诗教已废，三百篇虽存，其意趣深逺，学者未能卒晓，当世所习者，唐人诗句而已。然亦莫非诗也。愚意欲于古诗中取其性情近正、有合于兴观群怨之道者，辑为一编，批评标识，置之案头，时时讽咏，可为性情一助。
凡欲作诗，须当养得心体好。心体平善，则所言自无偏僻放荡。昔人论《周礼》有云：「此自圣人广大心中流出。」予意作诗，亦当从广大心中流出，自然温厚和平。
或谓作诗亦当从广大心中流出，则凡古人之诗涉于哀怨者俱非耶？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此正从广大心中流出也。不然，则好色而淫、怨诽而乱者多矣。
诗不当从沈约韵。约韵皆呉音，人知之，而卒从之者，人好学唐诗，则韵亦从唐韵矣。洪武中，既有《正韵》，礼部颁行，经数大儒订正较雠，甚精，奈何不从耶？
古人不重声韵，故曰“书同文”，不曰“书同声”，以声有五方，不可强同也。观《诗》三百篇，大都用叶，则知声茍可通，即用之矣，不必拘拘某韵某韵也。必欲用韵，亦当以中州为主。
诗不论汉、魏、六朝、唐、宋，只不失《三百篇》之意为妙。唐人诗，李、杜并称，而诗家尤重杜者，杜得《三百篇》之意为多也。
诗家最低恶品，如唐伯虎《花月吟》及回文五平五仄之类，次则香奁
译大凡人在二十四五岁以前，古文不可不学；到了二十四五岁以后，则以学习道义为主，没有闲暇顾及古文了。必须在少年时一气呵成地赶过这一关。王阳明在未遇到湛甘泉讲论道义之前，先与同辈学习写作诗文，所以讲道之后，他往来论学的书信以及奏疏，都明白畅达，出口成章，动合古文的体例。虽然这是见识高超、学力深厚的缘故，但他得力之处，未尝不在少年时的那一番简练揣摩。
学习道义的儒者，不重视写作古文辞章，只是担心人们沉溺于辞章的习气；如果借古文来阐发道义的奥妙，那么这一番工夫，也不可缺少。
学习古文必须学习大家、大学者，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就是。韩愈笔力高，欧阳修格局好，苏轼气势好，柳宗元小品文佳，王安石识见与笔力最妙，大文章尤其不可及，即使是老苏父子也要退避三舍。曾巩稍显迟钝，但也醇正。总称为大家，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孔子“辞达而已”的宗旨。
古文中《左传》《国语》《汉书》《史记》，笔力并非不高，但时代稍远，文辞旨意简古，如果有意去学，恐怕反而陷入艰深，但它们各有体裁：如碑记自然应当学韩愈，书序自然应当学欧阳修、王安石，论策自然应当学苏轼，叙事议论自然应当学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国语作者。至于诏诰、册命，则又应当上法《尚书》中的典、谟，不可一概而论。
凡是古文都有体式，如诏、诰、册、命、书疏、启、檄、露布之类，各有规矩各有家数。学习写作古文，必须通晓这些各项，才是有用的文人，不然也就是无用的辞章罢了。吴江徐师曾编辑的《文体明辨》，很得此意，但他的主旨在于博收，剪裁颇欠识见与笔力。我的想法是想删去其中无用而烦冗的部分，细细批评，指出中间的异同以及中肯不中肯之处，可惜未能做到。
韩愈、欧阳修的文章，都与道相近，然而终究隔了一层，因为他们立志在于为文，想借道来传文，而不是借文来阐发我的道。这时主客之分，自有毫厘千里之别。
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极力依傍我们的道，但终究有客气，因为他们有想要好的意思在，所以如此。如果圣贤为文，只是随手写去，只取道理明白、文辞顺当而已，但别人已经自不可企及。
人能识得韩愈、欧阳修文字中的客气之处，就可以与他谈论文、谈论道了。
人断不可学诸子之书。诸子之书是不上行，面不入体裁。文字一学就落入小家数。
四六文竟不必作。唐文之所以为四六，是被功令束缚罢了。现在并没有功令，何苦取青俪白？即使能精工，也不过是记室之才罢了。
四六文不必作，也不可不知。因为四六文中长短相接，都有法度；声韵平仄，都有粘对。熟读古人的四六文，自然会发现今人动不动夸耀四六，而粘对之法却都不知道，真可一笑。
《三都赋》《两京赋》，是天地间第一种无用文字。即使古人有用赋来讽谏的，终究是讽一劝百，也无足取。
古文滥觞于魏晋，如《七启》《发》《连珠》之类，都是天地间无用文字。如《文选》，即使不读，也不妨碍。
文字须看其源头，屈原《离骚》缠绵蔓衍于文辞，而意在忠荩，所以朱子取之；韩愈《原道》特以明道德仁义，而意在作文，所以程子认为是倒学，立心不同。
古人的教化，没有比诗更先的。说它可以讽咏观感，得到性情的正。现在诗教已废，《三百篇》虽然存在，其意趣深远，学者未能完全理解，当世所习的，不过是唐人诗句罢了。然而也莫非是诗。我的想法是想在古诗中选取性情近正、有合于兴观群怨之道的，辑为一编，批评标识，放在案头，时时讽咏，可以作为性情的一种帮助。
凡是想要作诗，必须养得心体好。心体平善，所说的自然没有偏僻放荡。昔人论《周礼》曾说：“这是从圣人广大心中流出的。”我认为作诗，也应当从广大心中流出，自然温厚和平。
有人说作诗也应当从广大心中流出，那么凡是古人的诗涉及哀怨的都是不对的吗？回答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恨诽谤而不乱，这正是从广大心中流出的。不然，好色而淫、怨恨诽谤而乱的就多了。
诗不应当从沈约的韵。沈约的韵都是吴音，人们知道，但终究跟随他，是因为人们喜欢学唐诗，那么韵也就从唐韵了。洪武年间，已有《正韵》，礼部颁行，经过几位大儒订正校雠，很精，为什么不从呢？
古人不重视声韵，所以说“书同文”，不说“书同声”，因为声有五种方言，不可强求相同。看《诗》三百篇，大都用叶韵，就知道声只要可通，就用了，不必拘泥于某韵某韵。一定要用韵，也应当以中州为主。
诗不论汉、魏、六朝、唐、宋，只要不失《三百篇》的意旨就好。唐人诗，李白、杜甫并称，而诗家尤其重视杜甫，是因为杜甫多得《三百篇》的意旨。
诗家最低恶的品级，如唐伯虎《花月吟》以及回文五平五仄之类，其次是香奁
体、李长吉体，皆不入格者也。今之学诗者，徃徃喜效诸家。夫诗以导性情，花月回文，性情何在？喜效香奁、长吉，则其性情不入于淫，必入于鬼矣。学之何益？如溺而不改，则其人亦不足重。
译李商隐体、李长吉体，都是不符合诗歌正格的。现在学诗的人，往往喜欢模仿各家。诗是用来引导性情的，那些描写花月、回文之类的作品，性情在哪里呢？喜欢模仿香奁体、李长吉体，那么他们的性情不是陷入淫靡，就是陷入诡异。学习这些有什么益处？如果沉溺其中而不改正，那么这个人也不值得重视。
诗家限韵、步韵，亦是恶套。古人赋诗相答，只是诵古诗以见志耳。后人以诗相酬答，亦是常事。然必限韵、步韵，便专尚才思，有妨性情。
做诗须脱今诗人气，得古诗人意。花鸟、竹石、风云、月露，今诗人气也，温厚和平；兴观群怨，古诗人意也。
诗言志。诗者，志之所发也。有志而后有诗，故或直叙其事而为赋，或有所感触而为兴，或有所讽刺而为比，皆言其所志耳。今人并无所志，而终日矻矻命题赋诗，正如三家村学究埋头举业，诗意何在？
作诗之家，能合兴观群怨者，虽人有几首，然求其全部大旨俱合者，离骚而后，惟陶渊明、杜子羙。在明，则刘文成、陈白沙。其它如李太白、白乐天、陆放翁，亦合格者多，皆由其立心正也。作诗者不可不读。
邵康节《撃壌集》又是一种诗，竟可作语録读，然犹未免头巾气。至白沙之诗，则合道理与风雅为一矣。其所作诗，有子羙诗之圣，尧夫更别传云云。盖欲合子美、尧夫为一人也。
予近辑诗鉴，自汉唐迄明，取其诗之有合于兴观群怨者，后各为小论，颇欲仿河汾之意，未知当世之人其许我否？至如陶、杜、刘、陈，意欲另批详其全帖，太白、乐天、放翁诸人则附之，尚未及也。
康节与白沙之诗终是一家，意欲更选其佳者，与宋诸儒理学诗另为一集，以为学者飬心之助，亦最乐事。
诗余曲子，其辞愈滥，其调愈淫，愈趋愈下矣。然宋以诗余着，元以曲子着，其间亦尽有可当讽刺、可励风俗者。但学者既有志于道，则诗文且为末技，况词曲乎？且一入其中，则喜为淫靡者什之九，能为正律者什之一矣。不作可也。
或问：“作制义法？”曰：“祖述孔孟，宪章髙文，上律先贤，下袭时彦。”曰：“祖述，三言，既闻命矣，时彦何为袭之乎？”曰：“将以致用也。成弘之简朴，嘉隆之浑灏，易时而试，则皆不售矣。故君子明理以致用，长短豊约，一因乎时。若夫字窃句盗，以为袭者，吾不取也。”
向来人谓，但当尽力读书，至于举业，只就临考时畧做一二月工夫，便可应试。以今观之，正不其然。凡事俱要预先做透，如炊沸汤，务使百滚，待火候既到，方可停息。其后或温或暖，皆可不时取用。若火候未到者，断不可强作。大家也要紧处，止在少年时一气赶透。
前后场取士，分明是经义、治事，此法过汉、唐、宋逺甚。然于教飬之方，尚未讲，所以士人当未达时，专意帖括，无真实工夫。至应举作为文辞，亦只是浮言浮语。
制义体裁甚妙，然尚有可议者：必拘口气，一也。圣人之言，惟圣人能言，之后学之士以我证圣，当使其自言所得，求合乎圣人之道，而观其不悖与否，不冝徒使效颦，概为揣摩之语。必主排比，二也。排比之体近于声偶文束，声偶则难以畅论，徃徃拘忌体格，不能发挥旁通，此俱制义之弊。愚谓制义当作论体，凡古今上下百家诸子，俱得旁引曲喻，纵言无忌，庶可窥见胸中所学。
凡制义出题，亦当为论体，如《颜子所好何学论》是也。如此，方可见人本领学问。
童试虽小事，然亦是士人进身之始，命题必须正大，所以端其志趣。国初皆是如此，庆厯之际，始竞为小题，或枯或空，或缩脚，穷工极巧，务极其胜，止取儇慧，不顾义理，不知祖宗取士之意何在。所以庆厯之末，人尚虚夸，士习大坏，亦是世代一大升降处。至后而又变为巧撘，破坏圣经，割裂文义，害义伤教，莫此为甚。后生小子都教坏心术，而不知者，尤以为巧。有司以之衡文，督学以之课士，习乆成俗，漫然不知，甚可叹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圣人起，必为析言破律之诛无疑，不能不追咎庆厯诸公也。
或以制科文为不传者，非也。唐之诗赋，即唐之制科文，然俱传矣。况今之制科文，又皆阐发圣贤道理者乎？传至后日，即为古文矣。吾知其必传。
国初如王守溪文，真制科文，无一语溢于功令之外。至荆川，则以古文之气行之矣。至庆厯，则全失制科本意。或学
译诗家限定韵脚、步韵唱和，也是恶劣的套路。古人赋诗互相应答，只是吟诵古诗来表明心志罢了。后人以诗互相酬答，也是常事。然而一定要限韵、步韵，便专门崇尚才思，有妨害性情。
做诗必须摆脱今人的诗人气，领会古人的诗人意。花鸟、竹石、风云、月露是今人的诗人气，温厚和平；兴观群怨是古人的诗人意。
诗是用来表达心志的。诗，是心志所发出的。有心志而后有诗，所以有的直接叙述事情而成为赋，有的有所感触而成为兴，有的有所讽刺而成为比，都是言说他们的心志罢了。今人并没有心志，却整天勤勉地命题赋诗，正如三家村的学究埋头于科举事业，诗意在哪里呢？
作诗的人，能够符合兴观群怨的，虽然每人有几首，然而寻求其全部主旨都符合的，在《离骚》之后，只有陶渊明、杜甫。在明代，则有刘基、陈献章。其他如李白、白居易、陆游，合格的作品也很多，都是因为他们立心端正。作诗的人不可不读。
邵雍《击壤集》又是另一种诗，竟然可以当作语录来读，然而还是不免有头巾气。至于陈献章的诗，则是将道理与风雅合而为一了。他所作的诗，有杜甫诗的圣明，邵雍更是别传等等。大概是想要将杜甫、邵雍合为一人吧。
我近来编集《诗鉴》，从汉唐到明代，选取那些符合兴观群怨的诗，后面各自加上小论，颇想仿效河汾学派的意思，不知道当世的人是否允许我？至于像陶渊明、杜甫、刘基、陈献章，我想另外批注详细阐述他们的全集，李白、白居易、陆游等人则附在后面，还没有来得及做。
邵雍与陈献章的诗终究是一家，我想再选取其中好的，与宋代诸儒的理学诗另编为一集，作为学者涵养心性的辅助，也是最快乐的事。
诗余曲子，其辞藻愈泛滥，其曲调愈淫靡，愈趋向愈低下。然而宋代以诗余著称，元代以曲子著称，其间也尽有可以讽刺、可以激励风俗的作品。但是学者既然有志于道，那么诗文尚且是末技，何况词曲呢？而且一旦进入其中，喜欢淫靡之作的十有九，能写正律的十有一罢了。不写也可以。
有人问：“写八股文的方法？”回答说：“祖述孔孟，效法高文，上遵循先贤，下承袭时彦。”问：“祖述，三句话，已经听明白了，为什么要承袭时彦呢？”回答说：“是为了致用。成化、弘治年间的简朴，嘉靖、隆庆年间的浑灏，如果换时代去应试，就都不能成功。所以君子明理以致用，长短丰约，一概因时制宜。至于字窃句盗，以为承袭的，我不取。”
向来人们说，只要尽力读书，至于科举事业，只在临考前略做一两个月的工夫，就可以应试。以现在来看，正不是这样。凡事都要预先做透，如煮开水，务必使水百滚，待火候已到，才可以停息。其后或温或暖，都可以不时取用。如果火候未到，断不可强作。大家要紧的地方，只在少年时一气赶透。
前后场取士，分明是经义、治事，这种方法超过汉、唐、宋远甚。然而对于教养的方法，尚未讲究，所以士人在未得志时，专心于帖括，没有真实的工夫。到了应举写文章，也只是浮言浮语。
八股文体裁很妙，然而还有可议论的地方：一定拘泥口气，这是一。圣人的话，只有圣人能说，后来的士人以我证圣，应当让他自己言说所得，求合乎圣人之道，而观察其是否违背，不应当徒然让他效颦，一概为揣摩之语。一定主张排比，这是二。排比的体裁近于声偶文束，声偶就难以畅论，往往拘忌体格，不能发挥旁通，这都是八股文的弊端。我认为八股文应当作论体，凡是古今上下百家诸子，都可以旁引曲喻，纵言无忌，或许可以窥见胸中所学。
凡是八股文出题，也应当作为论体，如《颜子所好何学论》就是这样。这样，才可以看到人的本领学问。
童试虽然是小事，然而也是士人进身的开始，命题必须正大，所以端正其志趣。国初都是这样，庆历之际，开始竞相做小题，或枯或空，或缩脚，穷极工巧，务求其胜，只取巧慧，不顾义理，不知道祖宗取士的意思在哪里。所以庆历末年，人尚虚夸，士风大坏，也是世代一大升降处。后来又变为巧搭，破坏圣经，割裂文义，害义伤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后生小子都教坏了心术，而不知道的人，尤其以为巧妙。有司以此衡量文章，督学以此考核士子，习久成俗，漫然不知，甚可叹也。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果有圣人兴起，必定会给予析言破律的诛杀无疑，不能不追咎庆历诸公。
有人以制科文为不传者，不是这样。唐代的诗赋，就是唐代的制科文，然而都传下来了。何况现在的制科文，又都是阐发圣贤道理的呢？传到后日，就是古文了。我知道它必定会传。
国初如王守溪的文章，真是制科文，没有一句话溢出功令之外。到了荆川，则以古文之气行之了。到了庆历，则完全失去了制科的本意。或者学
为史传，或摹仿子书，或搀入二氏，或戏作世说。甚至以圣人之言为优俳小说，其侮圣言一至于此极。积而至于今日，岂一朝夕之故哉？
译撰写史传，有的模仿诸子著作，有的掺杂佛道两家思想，有的戏仿《世说新语》。甚至把圣人的言语当作优伶戏谑的小说，侮辱圣人的言语竟然到了这种极点。积累到今日，难道是短时间造成的吗？
文章至黄陶庵[讳淳耀]真一代之冠。语语是本源中流出，古文、制义、经济、理学，一以贯之，可与荆川并传。吾友陈子言夏作理学题，尤极透亮，亦是本原中流出也。学者作文，须是本原中流出。
文章学墨卷则易于中式，然全注意体格，则不能发挥胸申所得，亦须行以大家气。
或有谓予不冝著述者，予曰：「君子之所以不得不与俗同者，衣冠禁令也；君子之所以不得不与俗异者，读书著述也。衣冠禁令而必欲为茍异，则无以容身；读书著述而必欲为茍同，则无以立德。」
或有谓予著述不当示人者，予曰：「其人而不可与语者，必强而语之，吾不敢；其人而可与语者，必强而秘之，吾不能。」孔子所谓「不失人，亦不失言」，吾将志之矣。不然而一概秘絶，是谓天下无好人也，又何取著述为哉？
圣人生末世，真是任大责重。使达而在上，则凡井田、学校、前人已坏之法，皆其事也。穷而在下，则凡理学、经济、前贤未传之书，皆其职也。虽矻矻孳孳，夜以继日，犹将不足，岂得自托涵飬，悠悠终日乎？
圣贤在下，功业只在著书。盖时未可为，不特得位行道不可望，即教育英才亦不可得。寥寥数人，穷居谈道，风声既不足以淑四方，口耳又不足以及后世。虽称闻道，而不能推吾之所有以公之天下后世，是亦圣贤之所不取也。孔子删述六经，无论矣。孔子而下，德之盛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业，亦只在著书。试读其年谱，工夫是何等様精宻！陆象山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明理尽性之人，无贵多言。然先知不觉后知，则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后世懒惰好髙之人，尤而效之，辄引以自况。又曰：「身将隐，焉用文之？」遂以无穷岁月浪掷于空谈诗酒之中，是可痛也。
古诗有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著书立言，君子之事也。著书而使传之四方，垂之后世，则君子不能必也，听之天而已。或云：「人茍有一叚精神，天断不肯埋没。」是殆不然。以为精神孰大于周孔？然周公载籍毁于诸侯，孔子之六经燔于秦政。虽后世终能裒集而表章之，然而残阙坏乱者亦不少矣。思之能无泫然？
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书，不能使之传世；惟天能使之传世。然天亦不能使之传世，读其书而心好之者，能使之传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云太玄，曾何足云？然微桓谭，则几不传；而况不为子云者乎？乃读书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书而惟恐其传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噫！亦可畏矣。
君子之于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茍吾书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识一分道理，亨一分太平，则君子之心毕矣。凡有功业，皆与人共之者也。著述者，无论矣。读而传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举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茍于斯道有一分之力，则于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过，吾末如之何已已矣。
乱世书籍多毁于兵火，因念藏书之法，庶民无力，断不能藏，即学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乆逺。能博及而垂之久逺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书之力亦穷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烦天子之守，其法可以传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万世而无弊，则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来，其间歴汉、唐、五代、宋、辽、金、元，世界无虑百变。然一王兴，则一王尊信；一代立，则一代表章。即盗贼强暴，未有不过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诚使王者于此申藏书之法于邹鲁间，择名山胜地，定为藏书之所，区别群书，分为数种，如经、史、子、集、志、考、图、籍、艺术、百家之类，类建一楼，楼置一司，择孔氏子孙之贤者为之，又择其最贤者为之长，使之任出纳収藏、晒暴、补缉诸事，授之以禄。每岁则上其书之数于朝，三岁则遣行人视之，较其书之损益完弊，而行其赏罚。如是则书有日益无日损，虽有水火、刀兵、盗贼、变革、易代之事，于藏书总无与。
译文章到了黄陶庵（名淳耀）这里，真是一代的冠冕。他的话句句都是从本源中流出的，古文、八股文、经世济民之学、理学，用一条主线贯穿起来，可以与唐荆川并世传扬。我的朋友陈言夏做理学题目，尤其极为透亮，也是从本源中流出的。学者写文章，必须是从本源中流出的。
文章学习墨卷容易考中，但如果全注意文章的格式，就不能发挥胸中所得，也必须用大家的气度来写。
有人对我说我不应该著书立说，我说：“君子之所以不得不与世俗相同的是衣冠禁令；君子之所以不得不与世俗不同的是读书著书。衣冠禁令如果一定要刻意不同，就无法容身；读书著书如果一定要刻意相同，就无法立德。”
有人对我说我著书立说不应该给人看，我说：“那个人如果不可以与他交谈，一定要强迫与他交谈，我不敢；那个人如果可以与交谈，一定要强迫保密，我不能。”孔子所说的“不失去人，也不失去言”，我将记住它。如果不这样而一概保密隔绝，这就是说天下没有好人了，又何必著书立说呢？
圣人出生在末世，真是责任重大。如果通达而在上位，那么凡是井田、学校、前人已坏的法度，都是他的事。如果困穷而在下位，那么凡是理学、经世济民、前贤未传的书，都是他的职责。虽然勤勉努力，夜以继日，还觉得不够，怎么能自托涵养，悠悠终日呢？
圣贤在下位，功业只在著书。因为时机不可为，不仅得到职位行道不可望，即使教育英才也不可得到。寥寥数人，穷居谈道，风声不足以教化四方，口耳又不足以传到后世。虽然称闻道，但不能推我的所有以公之于天下后世，这也是圣贤所不取的。孔子删述六经，不必说了。孔子而下，德行盛大的没有比得上朱子的。然而朱子一生的功业，也只在著书。试读他的年谱，工夫是何等精密！陆象山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然明理尽性的人，不贵多言。然而先知不觉后知，那么愚不肖的人何所取法？后世懒惰好高的人，尤其效仿他，辄引以自况。又说：“身将隐，焉用文之？”于是以无穷岁月浪掷于空谈诗酒之中，这是可痛的。
古诗有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著书立言，是君子的事。著书而使传之四方，垂之后世，那么君子不能必然，听之天而已。有人说：“人苟有一段精神，天断不肯埋没。”这大概不对。以为精神孰大于周孔？然而周公载籍毁于诸侯，孔子的六经燔于秦政。虽然后世终能裒集而表章之，然而残缺坏乱的也不少。思之能无泫然？
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为什么？君子能著书，不能使之传世；只有天能使之传世。然而天也不能使之传世，读其书而心好之者，能使其传世。所以说：“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云太玄，曾经何足云？然而微桓谭，则几乎不传；何况不为子云的人呢？于是读书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妒其书而惟恐其传的，朋友的害，又可以配兵火。唉！也可畏了。
君子之于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如果我的书得行，我的言得用，使天下识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那么君子的心就满足了。凡有功业，都是与人共之的。著述者，不必说了。读而传之者，居其半；表章尊信之者，居其半；举而措之于行事者，居其半。如果于斯道有一分之力，那么于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反而欲任过，我末如之何已矣。
乱世书籍多毁于兵火，因此想到藏书之法，庶民无力，断不能藏，即使学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也不足以垂久远。能博及而垂之久远的，其惟天子乎？然而天子至易代而藏书之力也穷了。有一法焉，借天子之力而不烦天子之守，其法可以传百王而不能易，垂千万世而无弊，那么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来，其中历汉、唐、五代、宋、辽、金、元、世界无虑百变。然而一王兴，则一王尊信；一代立则一代表章。即使盗贼强暴，未有不过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的。诚使王者于此申藏书之法于邹鲁之间，择名山胜地，定为藏书之所，区别群书分为数种，如经、史、子、集、职、考、图、籍、艺术、百家之类，每类建一楼，楼置一司，择孔氏之贤者为之，又择其最贤者为之长官，使之任出纳收藏、晒曝、补缉诸事，授之以禄。每年则上其书之数于朝，三年则遣行人视之，较其书之损益完备，而行其赏罚。这样则书有日益无日损，虽有水火刀兵盗贼变革易代之事，于藏书总无与。
凡天下学士大夫著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上之于朝，朝廷使大儒较之，而善则必藏其副于孔氏。不特此也，凡所藏书，皆当使大儒较定，必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始藏之。其余若离经叛道者，皆斥去勿用，不可务多，而反使有鱼目混珠之病也。
凡书必当多置副本，必备朝廷四方或有阙乏，掇取抄写翻刻之用。
凡五经、四书及先贤语録，与夫天文、地理、乐律、兵法、宇内所不可少之书，固当多置副本，更当择其精要者镂板勒石，必使之不朽，且以便于摹印流传，真千古之盛事。
凡古来圣贤所造仪象法物，如金人、欹噐、沙漏、铜壶之类，亦当仿式造为其副，与书并藏，以备后世变革之际，或有失亡，则取式于后，亦最要事。
自三代以来，凡经易代，则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考究，文献不足。自孔子之时，已有不胜其慨者矣。此宇内无人以为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当世世奉之，以为斯文之主也。文献何忧不足？故愚以为王者茍能藏书于孔氏，则凡一代典章制作，与夫累朝实録，史馆一成即送入副本，后世断无亡失，以至求之民间，采之闾巷，而有挂漏传疑之事。
不特邹鲁之间可用此法，藏书凡天下都邑名山，皆当彷此为藏书之法，相择胜地，广置书籍，聘礼先代圣贤之后，优其廪饩，使主其事，相戒虽有鬬争讼狱、兵火盗贼之害，不得入其处。乆之，则天自然习以成风，诗书日盛，道义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顾使释氏得其术，是以其徒日繁而其书日多，其不胥天下而化为释氏者，几希。
思辨録辑要》卷六太仓陆世仪撰
诚正类
诚意是敬字逐条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时之敬，比诚意时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耳。所谓「物物一太极，统体一太极」也。
诚意之敬，如有物在彼，而把镜照之；正心之敬，如明镜在此，而物来自照。
心如田，意如田中所生之物。诚意者，去稂莠而养嘉禾也。人初用功时，虽知为善去恶，然工夫未能纯熟，只好唤做诚意，唤不得心正。譬如草莱初辟，田禾未熟，虽稂莠已去，嘉禾已生，却只唤做好稻，唤不得好田。心正者，耕种已久，田脚肥好，今人所谓熟田也。此可以得心正意诚之辨矣。土无有不生物，犹人义理之性然。土有肥瘠，田有髙下，犹人气质之性。盖善恶不同，有或相倍蓰者矣。栽培耕种，则学问之功也。得于天者有多寡，则工夫之难易逈然不同，可不勉哉。
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沙碛不毛之地，虽树之亦不生。乃今人资禀未为下愚者，本可树艺，本可为良田，而甘使其心为沙碛不毛。噫！可慨也夫。」
田脚有善有不善，此为气禀之拘；雨旸有时有不时，此为物欲之蔽。内除草秽，外设沟防，可以明善而复其初矣。
草有名香附子者，田中一生，此种则日长月盛，田遂不可治。非大垦发，挑去一二只，则不能断根。嗟乎！人心之为香附子者，亦多矣。能大垦发而断根者，谁乎？
诚意须从笃信好学中来。不笃信，则不能诚意；不好学，则意亦不可得而诚。
诚意是作圣根基，若此处立脚不定，到底须塌下来。
意本是诚，其不诚者，后来之私意也。读《孟子》论四端章，可见。
大学》诚意传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注曰：「诚实也。」二语合看，妙甚。一是反言以明之，一是正言以释之。欺便不实，实便不欺。
人心之有意，如草木之有芽。此处须要爱护保养，方得发生充长。若照顾不到，少间便为私意所蚀，如萌芽出土，为虫蠧所害，虽有嘉种，亦复何益。
诚意须要识个充字，能充则火然泉逹极之可以与天地参；不然只死煞守这意，在终不长进。
一意诚意大意诚小，意亦要诚。以小诚为无益而勿为，以小不诚为无伤而弗去。譬犹千寻之木，或折于径寸之蠧；万斛之舟，或沉于一线之隙。
人有邪梦，固是心不正，亦由于意不诚。盖邪念发时，虽知斩絶，而未有如恶恶臭之诚故也。日间有些子萌芽，
译大凡天下的学士大夫，著书立说对世道人心有益的，呈报给朝廷，朝廷派大儒加以校勘，如果好，就一定把副本收藏在孔氏。不仅如此，凡是所收藏的书籍，都应当让大儒校勘审定，必须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才开始收藏。其余那些背离经典、违背正道的人，都斥退不用，不可追求数量多，反而造成鱼目混珠的弊病。
凡是书籍都应当多放置副本，以备朝廷四方如果有缺乏，用来抄写翻刻。
凡是五经、四书以及先贤语录，还有天文、地理、乐律、兵法、天下不可缺少的书籍，固然应当多放置副本，更应当选择其中精要的部分刻版或刻石，一定要让它们不朽，而且以便于摹印流传，这真是千古的盛事。
凡是古来圣贤所制造的仪器法物，如金人、欹器、沙漏、铜壶之类，也应当仿照样式制造副本，与书籍一起收藏，以备后世变革之际，如果有遗失，就取样式于后，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凡是经历朝代更替，一个朝代的典章文物大多散失，无法考究，文献不足。从孔子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人对此不胜感慨了。这是因为天下没有人把斯文当作主宰的缘故。现在既然有了孔氏，就应当世世代代尊奉他，作为斯文的主宰。文献还担心不足吗？所以我认为，王者如果把书收藏在孔氏，那么凡是各朝的典章制度，以及累朝的实录，史馆一旦编成就送入副本，后世断无亡失，以至于到民间去寻求，到街巷去采集，而有遗漏和传疑的事情。
不仅邹鲁之间可以用这种方法，凡是天下的都邑名山，都应当仿照这个作为藏书的方法，选择胜地，广泛放置书籍，聘请先代圣贤的后代，优厚他们的俸禄，让他们主持这件事，互相告诫即使有争斗诉讼、兵火盗贼的危害，也不得进入那里。久而久之，天下自然习以为常形成风气，诗书日益兴盛，道义日益尊崇。现在我们的儒者不能做到，反而让佛教徒得到这种方法，所以他们的徒众日益繁多，他们的书籍日益增多，如果不把天下都化为佛教徒，几乎没有几个人了。
《思辨录辑要》卷六 太仓陆世仪撰
诚正类
诚意是“敬”字逐条用功，正心是“敬”字一片用功。正心时的敬，比起诚意时的敬，并没有增加，只是打成一片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物物一太极，统体一太极”。
诚意时的敬，好像有东西在那里，拿着镜子去照它；正心时的敬，好像明亮的镜子在这里，东西自己来照。
心像田地，意像田地里生长的东西。诚意，就是去除稂莠而培养嘉禾。人刚开始用功时，虽然知道为善去恶，然而功夫未能纯熟，只好叫做诚意，不能叫做心正。譬如草莱刚开辟，田禾未成熟，虽然稂莠已去除，嘉禾已生长，却只叫做好稻，不能叫做好田。心正，就是耕种已久，田底肥沃，现在人所说的熟田。这可以明白心正意诚的区别了。土地没有不生长东西的，就像人的义理之性一样。土地有肥沃贫瘠，田地有高下，就像人的气质之性。善恶不同，有的相差好几倍。栽培耕种，就是学问的功夫。得天赋的多寡不同，那么功夫的难易截然不同，能不努力吗？
孔子说：“只有上智和下愚不可改变。下愚，是沙碛不毛之地，即使种树也不生长。现在人的资质禀赋并非下愚，本来可以种植，本来可以成为良田，却甘愿使他的心成为沙碛不毛。唉！可叹啊！”
田底有善有恶，这是气禀的拘束；雨水阳光有时有时不时，这是物欲的遮蔽。内部清除草秽，外部设置沟防，可以明善而恢复本初了。
草有一种叫香附子的，田地里一生长，这种草就日长月盛，田地于是不可整治。如果不大举开垦，挑去一二株，就不能断根。唉！人心像香附子的，也很多啊。能大举开垦而断根的，是谁呢？
诚意必须从笃信好学中来。不笃信，就不能诚意；不好学，意也不能得到诚。
诚意是作圣人的根基，如果这里立足不定，到底须塌下来。
意本来是诚的，那不诚的，是后来的私意。读《孟子》论四端章，就可以看见。
《大学》诚意传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注说：“诚实也。”这两句话合看，妙极了。一是反说以阐明它，一是正说以解释它。欺便不实，实便不欺。
人心有意，就像草木有芽。这里须要爱护保养，才能发生充长。如果照顾不到，稍间就被私意所侵蚀，就像萌芽出土，被虫蠹所害，虽然有嘉种，又有什么益处。
诚意须要认识一个“充”字，能充则如火燃泉达，极之可以与天地参；不然只死死守着这意，终究不长进。
大意的诚意小，小意也要诚。以小诚为无益而不做，以小不诚为无伤而不去。譬如千寻之木，或者折断于径寸之蠧；万斛之舟，或者沉没于一线之隙。
人有邪梦，固然是心不正，也由于意不诚。大概邪念发生时，虽然知道斩绝，而没有像厌恶恶臭那样的诚。日间有些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