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十四太仓陆世仪撰
厯家以九百四十分为日法，则一度为九百四十分。以九百四十分而得四分之一，则为二百三十五分。此所谓四分之一也。大约是三个时辰。
天度如瓜棱，近两极者狭，近中间赤道者阔。
天体至圆，纵横皆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算。
程子谓尧夫立岁差法，贯絶古今。又谓今人论岁差，只随时测验，惟尧夫有一定法。又谓尧夫岁差法，只于日月薄蚀处求之。予向不得其说，由今思之，尧夫亦只是随时测验。盖厯家算日，只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常理推算，不便测验。何以不便测验？盖日光照耀，其所行处，列宿皆隐，不能知日之所行，某日在某度上也。某测日之法，只于月之晦朔弦朢上求之。然晦朔弦朢，亦未能分毫皆准，惟薄蚀之时，日月或合并，或对朢，同道同度，分毫不差，于此时求之，则知日行在某度上，岁差之法于此可求，是亦随时测验法，非一定法也。
中兴天文志》言：岁差，自宋距尧，差四十余度。循是以徃，万五千年后，所差将半周天。得毋寒暑易位？此言大非寒暑之求，乃因日之逺近故。南至则必寒，北至则必暑，不因所纒之宿而生寒暑也。若如志所言，则自尧至宋，节气已当大异矣。何卒未尝异也？
天文图，盖天不如浑天，人知之矣。然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为精宻，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
天文左右旋之说，古今聚讼。儒者执左旋之说，而以七政为必不能右旋，非也。夫天犹水也，日月五星犹鱼也。日月五星之行，夫天犹鱼之行水。古诗有云：“东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鱼。”岂以日月五星之灵曽不若水族之微，而仅仅比于腐木乱草，随波上下？且在日月则有薄蚀变怪，在五星则有迟留顺逆，在恒星则有飞陨流坠，变动不测。岂一右旋之微而不能学？者但虚心观理，不可过泥前人成说。
天文家有二：一星厯，一占验，即古所谓冯相、保章也。儒者欲谈天道，必合二家而会通之，其理不相龃龉，始可据以为断。左旋之说，于厯学家颇无所碍，但于算稍繁耳。若占验家则殊不然，占验家谈五星，以东行为进为顺，西行为退为逆，吉凶之占皆有明验。若主左旋，则凡五星东行反谓之退与逆，西行反谓之进与顺，与古今占验俱大相反，此不可之甚者。儒者岂可执揣摩之虚理，违占验之实事？故愚以为天文家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此说较长。
天，积气；日月五星，积精；精行气，中各一，其性。
七政行天是精乘气非气转精
月光，借日？此沈括之言。朱子极取之。予以为未必然。月虽阴质，然亦精气所为，非块然一物。天下之物，惟铜、铁、瓦、石能受光，不能通光。若水晶、琉璃，一丽太阳，亦表里洞彻矣。月虽阴类，然以拟于物，必非铜、铁、瓦、石，岂反不如水晶、琉璃？愚谓月之光，月自有之，其盈其亏，皆月所自为，不借日光。《尚书》“生明死魄”，亦一证也。
问：月光非借日，何以晦朔弦朢毫无差忒？曰：此所谓应日，非借日也。应日以理言，借日以形言。
日月薄蚀之说，亦气感也？何以必于朔朢？曰：气至此而后相感也。天之有道度，犹人身之有脉络；日月之有薄蚀，犹肢体之有疾痛。日月必同道度而后生薄蚀，肢体必中脉络而后见疾痛。肾虚而齿揺，肝盛而目赤。肾之与齿，肝之与目，其形未尝相见也；然而根伏于此，眚见于彼者，其脉络同也。世未有肾虚而目赤，肝盛而齿揺者，则非朔朢，日月又安得蚀哉？
西学言日月蚀为地影所障，似亦有理。然即以地影之说求之，恐未必然。日之体犹火，月之体犹水，火外景，水内景。内景者，受景于内也。故月中之景，古今相传为山河大地。近以西洋望逺镜窥之，良然。今为地景之说者曰：日之体大于地，地之体大于月，故日之光能及于月，而月之光每障乎地。其所以或障或不障者，以其去地逺中间空处多故也。夫内景之物，其体常虚，其照常广，愈逺则被照之物愈少，而所照愈广。今夫地虽大于月，然月
译历法家以九百四十分作为日法，那么一度就是九百四十分。用九百四十分去求得四分之一，就是二百三十五分。这就是所说的四分之一度。大约相当于三个时辰。
天度的形状如同瓜棱，靠近两极的地方狭窄，靠近中间赤道的地方宽阔。
天体极其圆整，纵横都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来计算。
程颐说邵雍创立了岁差法，贯通并超越了古今。又说现在的人谈论岁差，只是随时进行观测，只有邵雍有确定的方法。又说邵雍的岁差法，只是在日月食的地方去探求。我过去不明白他的说法，如今思考起来，邵雍也只是随时进行观测。因为历法家推算日期，只使用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按照常规道理推算，不方便进行实际观测。为什么不方便观测呢？因为日光普照，太阳所经过的地方，列宿都被遮蔽，无法知道太阳运行到了哪一度上。我观测太阳的方法，只是在月的晦、朔、弦、望之时去探求。然而晦、朔、弦、望之时，也不能分毫不差，只有在日月食的时候，日月或者合并，或者相对，处于同一条轨道和同一个度数，分毫不差，在这个时候去探求，就知道太阳运行在哪一度上，岁差的方法就可以从这里求得，这也是随时观测的方法，并不是确定的方法。
《中兴天文志》说：岁差，从宋代上推到尧帝，相差四十多度。按照这个趋势推算，一万五千年后，相差将达到半个圆周。难道寒暑会互换位置吗？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寒暑的成因，是因为太阳距离的远近。太阳在南至时必定寒冷，在北至时必定炎热，不是因为太阳所经过的星宿而产生寒暑的。如果像《志》中所说，那么从尧帝到宋代，节气应当已经大不相同了。为什么最终却没有不同呢？
天文图方面，盖天说不如浑天说，人们已经知道了。然而浑天说的旧图，也逐渐与天空不相似了。只有西方的星图最为精密，不能因为它是异国的就忽视它。
关于天文左右旋转的说法，古今争论不休。儒者坚持天向左旋转的说法，认为日月五星必定不能向右旋转，这是不对的。天就像水，日月五星就像鱼。日月五星的运行，就像鱼在水中游动。古诗有云：“向东流的水中，必定有向西上游的鱼。”难道日月五星的灵性还不如水族微小，仅仅像腐烂的木头和杂乱的草一样，随波逐流上下浮动吗？况且在日月方面有食变怪异，在五星方面有迟留顺逆，在恒星方面有飞陨流坠，变化莫测。难道连向右旋转这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不能学习吗？人们只要虚心观察事理，不可过分拘泥于前人的成说。
天文家有两类：一是星历，一是占验，就是古代所说的冯相、保章。儒者想要谈论天道，必须将这两家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其道理不相矛盾，才可以据此做出判断。天向左旋转的说法，对于历学家来说没有什么妨碍，只是计算稍显繁琐罢了。但对于占验家则完全不同，占验家谈论五星，以东行为进为顺，西行为退为逆吉凶的占卜都有明确的验证。如果主张天向左旋转，那么凡是五星东行反而称为退与逆，西行反而称为进与顺，与古今的占验都大大相反，这是极其不可行的。儒者怎么能坚持揣测的虚理，违背占验的实事呢？所以我认为天文家说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旋转，这种说法较为合理。
天，是积聚的气；日月五星，是积聚的精；精在气中运行，各自有其本性。
七政在天上运行，是精乘着气，而不是气转动精。
月光是借日光吗？这是沈括的话。朱熹极力采纳。我认为未必如此。月亮虽然是阴质，但也是精气所形成，不是死板的一块物体。天下的事物，只有铜、铁、瓦、石能接受光，但不能透过光。如果是水晶、琉璃，一旦靠近太阳，也就表里通透了。月亮虽然是阴类，但如果拿它比作物体，必定不是铜、铁、瓦、石，难道反而不如水晶、琉璃吗？我认为月亮的光，月亮自己就有，它的盈缺，都是月亮自己造成的，不借日光。《尚书》中“生明死魄”的说法，也是一个证据。
问：月光不借日光，为什么晦朔弦望毫无差错？答：这就是所说的应日，不是借日。应日是从道理上说的，借日是从形态上说的。
日月食的说法，也是气的感应吗？为什么一定在朔望之时？答：气到了这个时候才相互感应。天有度数和轨道，就像人身有脉络；日月有食，就像肢体有疼痛。日月必定在同一条度数和轨道上才会发生食，肢体必定中了脉络才会出现疼痛。肾虚则牙齿动摇，肝盛则眼睛发红。肾与牙齿，肝与眼睛，它们的形态从未相见；然而根源潜伏在这里，病症表现在那里，是因为它们的脉络相同。世上没有肾虚而眼睛发红，肝盛而牙齿动摇的情况，那么如果不是在朔望之时，日月又怎么会发生食呢？
西方学说认为日月食是地球的影子遮挡所致，似乎也有道理。然而即使按照地球影子的说法去探求，恐怕也未必如此。太阳的实体像火，月亮的实体像水，火向外发光，水向内反光。向内反光，就是内部接受光。所以月亮中的景象，古今相传为山河大地。最近用西洋望远镜观察，确实如此。现在主张地球影子说法的人说：太阳的实体大于地球，地球的实体大于月亮，所以太阳的光能到达月亮，而月亮的光常被地球遮挡。之所以有时遮挡有时不遮挡，是因为它们距离地球远近不同，中间空旷的地方多。那些内部反光的物体，其实体常常是虚空的，其光照范围常常很广，距离越远，被照亮的物体越少，而照亮的范围越广。现在虽然地球大于月亮，然而月亮
去地逺则地小，而月中之景当亦小矣。地之周围空处甚多，则月之照地宜四边俱作圆形，而中心一点独黒譬如髙广大厦繋镜，髙梁中悬一球，球体虽大，而自髙梁之镜照之，则球形自小，而球之周围俱见，此常理也。乃今月中之景不为圆形，而作散形，或白或黒其体不一。又其黒处有直际月之边者，则知地之形未必为球，而地之大未必仅大于月。地球间隔之说，犹有可议也。
译离地面越远，地面就显得越小，那么月亮上的景象应当也显得很小。地面的周围空旷之处很多，那么月亮照射地面，理应四周都呈现圆形，而中心一点独自是黑色的，这就像高大的大厦悬挂着镜子，在高梁中间悬挂一个球，球体虽然很大，但从高梁的镜子中照看，球的形状就显得很小，而球的四周都能看见，这是常理。然而现在月亮上的景象不呈圆形，而是散乱的形状，有的白有的黑，形态不统一。而且那些黑色的地方有直接延伸到月亮边缘的，由此可知地面的形状未必是球体，而地面的大小未必仅仅比月亮大一点。关于地球间隔的说法，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月抗，日而食，盖阴以抗阳而得罪也。朢而盈，似乎抗矣，然不蚀者，盖同度不同道，虽盈而不抗也。至于同道同度，则抗矣。此如后妃然，正位中宫，与人主为敌体，此盈也，非抗也。如吕、如武，则抗矣。
即日月食，亦可识天地间阳贵阴贱之义。阴虽与阳匹敌，然一至于抗，则其体自亏。阳虽为阴所掩，而真体常存，不少损坏。然则为阴类者，固不宜自盈而至于抗；为阳类者，亦慎毋自忽而至为物所蔽也哉。
古今言厯者，无虑数十家。其称善者，惟汉司马迁《大初厯》、唐一行《大衍厯》、元郭守敬《授时厯》。然三家之中，又惟《授时厯》最善。盖三家定厯之数，太初则以锺律，大衍则以蓍策，授时则以晷影。以理揆之，虽云六律为万事根本，又云《易》能弥纶天地之道，然据其成数以为厯算，终属凑合。不若晷影之法，以天测天，尤为精切。所以迄今二百余年，交食之法犹未甚爽也。
欲验厯法合否，只在交食。然交食只定时刻分数便难。假如二人言厯，其一人定某日午时一刻日食一分，又一人定某日午时二刻日食二分，欲辨正之，须先定晷刻。其定晷刻之法，或以沙漏，或以水漏，或以晷影。晷影或阴云不现，沙水二漏则互相参差者有之。盖漏本人为，非天造地设也。此时刻之难也。至于分数，则三分已上便易识认，其一二分之间，日光晃耀，谁能确然分别？即用油盆，用様板，终不能不差分杪也。此分数之难也。即此二者，孰能定其优劣？以此知定厯之难。天本动物，占天者亦安能毫发不爽？但时勤测验，务使宻合于授时，不悞足矣。
岁差者，岁岁有差。假如今岁冬至日在箕三度，至明年冬至日仍在箕三度，其间已差杪忽矣。所以然者，天行与日行各自不同，其间自不能无过与不及，但所差甚微，须久久积算乃见。所以古厯有以四十年差一度者，失之过；有以百年差一度者，失之不及。惟大衍厯以八十三年，纪元厯以七十八年为近，而又不若近时西学岁约一分五十杪不等，约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者之为宻也。盖讴罗己人君臣尽心于天，终岁测验，故其精如此。
岁差，尧时冬至日在虚一度，今在算四度。上距尧时，约差五十度。自尧至今，不过四千年耳，其所差已如此。自尧以前，不知几千万年；自今以后，又不知几千万年。若约以四千年差五十度论之，周天度数不过三百六十，只二万八九千年，周天度数尽矣。尧夫元会运世，以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则岁差亦须在周天打三四转。
看蛛网，可悟天文图。其纵布处，即周天二十八宿分度法也。其衡布处，蛛网较宻。旧图止赤道一围，今西图亦有三百六十度矣。
汉儒谈天家多谬，至于升降四游，尤属可笑。《考灵曜》云：「地有升降，星辰有四游。春分时，地当正中，自此渐下，至夏至，下游万五千里；秋分，地亦当正中，自此渐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立春后，地与星辰西游，春分而极，春末复正；立夏后，南游，夏至而极，夏末复正；立秋后，东游，秋分而极，秋末复正；立冬后，北游，冬至而极，冬末复正。」此皆揣摩昼之长短，日之逺近以为言，不知地之上下，星辰之东西，有南北极可考，而谬妄若此。载之史册，足征知天者之鲜。
宋《中兴天文志》采近世诸儒之论，其间固多可采，然最舛谬者，若如客星一段，其言曰：“天有客星三：曰老子，曰国星，曰温星。”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徳行而不仕，老而有寿之人；国星者，国皇也，不知何国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三人之精皆为星，帝命之为客星，错出之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常。此无论古今史传，未尝载三星之名，即其立言之荒诞谬妄，亦有大可笑者，而史官采之，书传引之，难矣哉！
天官惟占候家最多谬妄，此不可不知。
汉儒之占天，失之凿；晋、唐、宋诸儒之占天，失之畧。
甚哉，占天之难也！魏明帝问黄权：“三国孰为正统？”权对曰：“以天文，
译月亮与太阳相抗，发生日食，大概是阴气抗拒阳气而获罪所致。月亮望日而圆满，似乎是在抗拒，然而并不发生日食，大概是因为它们虽然同度但不同道，虽然圆满却并不相抗。至于同度同道，那就相抗了。这就像后妃一样，正位中宫，与人主地位相当，这是圆满，并非抗拒。像吕后、武则天那样，才是抗拒。
即使是日月食，也可以从中认识天地间阳贵阴贱的道理。阴气虽然与阳气匹敌，然而一旦到了抗拒的地步，其本体自然亏损。阳气虽然被阴气所掩盖，但真体常存，没有丝毫损坏。那么作为阴类的事物，本来就不应该自满而达到抗拒的地步；作为阳类的事物，也应当谨慎不要自我忽视而至于被外物所遮蔽啊。
古今谈论历法的人，大概有几十家。其中被称为好的，只有汉代的司马迁《太初历》、唐代的一行《大衍历》、元代的郭守敬《授时历》。然而这三家中，又只有《授时历》最好。大概这三家确定历法的数据，太初历依据钟律，大衍历依据蓍策，授时历依据日影。用道理来推究，虽然有人说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又说《易经》能包罗天地之道，然而依据这些既定的数据来进行历法推算，终究属于拼凑。不如日影的方法，以天测天，尤为精确贴切。所以直到今天二百多年，交食的方法仍然没有很大的差错。
想要验证历法是否准确，关键就在交食。然而交食仅仅确定时刻和分数就已经很难了。假如有两个人谈论历法，其中一个人断定某日午时一刻日食一分，另一个人断定某日午时二刻日食二分，想要辨别谁对谁错，必须先确定时刻。确定时刻的方法，有的用沙漏，有的用水漏，有的用日影。日影如果遇到阴云就不显现，沙漏和水漏则往往互相参差不一。大概漏壶本来就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天然形成的。这是时刻难以确定的原因。至于分数，三分以上就容易识别，在一二分之间，日光晃耀，谁能确切地分别？即使使用油盆、样板，终究不能不产生细微的误差。这是分数难以确定的原因。仅凭这两点，谁能确定优劣呢？由此可知确定历法的困难。天本来就是运动的，观测天象的人又怎么能毫发不差呢？只是时常勤勉测验，务必使历法紧密符合《授时历》，不致错误就足够了。
岁差，是每年都有差异。假如今年冬至太阳在箕宿三度，到明年冬至太阳仍在箕宿三度，其间已经相差毫厘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体运行与太阳运行各自不同，其间自然不能没有超过或不及的情况，只是所差的非常微小，必须经过长久的积累计算才能显现。所以古历中有以四十年差一度的，失误在于过多；有以百年差一度的，失误在于过少。只有大衍历以八十三年，纪元历以七十八年较为接近，但又不如近代西方学说每年大约差一分五十秒不等，大约六十六年八个月差一度的那样精密。大概欧罗巴人君臣尽心于天象，整年测验，所以如此精确。
岁差，尧帝时冬至太阳在虚宿一度，现在在算宿四度。上距尧帝时，大约相差五十度。从尧帝到现在，不过四千年罢了，所差的已经如此。从尧帝以前，不知道有几千万年；从今以后，又不知道有几千万年。如果按照四千年差五十度来计算，周天度数不过三百六十度，只需二万八九千年，周天度数就耗尽。邵雍的元会运世说，以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那么岁差也需要在周天打三四转。
看蜘蛛网，可以领悟天文图。其纵向分布的地方，就是周天二十八宿分度的方法。其横向分布的地方，蛛网较为密集。旧图只有赤道一圈，现在西方天文图也有三百六十度了。
汉代儒者谈论天象的多有谬误，至于升降四游，尤其可笑。《考灵曜》说：“大地有升降，星辰有四游。春分时，大地正当正中，从此逐渐下降，到夏至，下降一万五千里；秋分，大地也正当正中，从此逐渐上升，到冬至，上升一万五千里。立春后，大地与星辰向西游，春分时达到极点，春末恢复正中；立夏后，向南游，夏至时达到极点，夏末恢复正中；立秋后，向东游，秋分时达到极点，秋末恢复正中；立冬后，向北游，冬至时达到极点，冬末恢复正中。”这些都是揣摩昼夜的长短、太阳的远近而言的，不知道大地的上下、星辰的东西，有南北极可以考证，却如此谬妄。记载在史册中，足以证明了解天象的人很少。
宋代《中兴天文志》采纳近世诸儒的议论，其中固然有很多可取之处，然而最错误的，比如客星一段，它说：“天上有三颗客星：叫老子，叫国星，叫温星。”老子不是李耳，是古代有德行而不做官，年老而有长寿的人；国星者，是国皇，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温星者，姓温，古代有操守而不做官的人。三个人的精魂都化为星，皇帝命令他们为客星，错杂出现在五星之间，它们出现没有定期，运行没有常规。这无论古今史传，未曾记载这三颗星的名字，即使其立论的荒诞谬妄，也有非常可笑的地方，而史官采纳它，书传引用它，真是难啊！
天官中只有占候家最多谬妄，这不可不知。
汉代儒者占天，失误在于穿凿附会；晋、唐、宋诸儒占天，失误在于粗略。
占天真是难啊！魏明帝问黄权：“三国谁为正统？”黄权回答说：“以天文，
则魏为正。然考之史，黄初四年三月癸夘，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晋《天文志》云：‘二石虽僣号，其强弱常占昂宿，不闗紫宫、太微。’然以载记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殒；彗尾扫太微，而符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梁武帝时，荧惑入南斗，武帝被发跣足下殿禳之，而北魏有孝静帝之变。晋庾翼与兄氷书曰：‘岁星犯天闗，江东无恙；而季龙频年闭闗。’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证也。以此言之，天道逺，人道迩。占验之家，岂能一一尽中？而术数之士，每每妄言，其亦过矣！”
译那么魏朝就是正统。然而考察史实，黄初四年三月癸夘日，月亮侵犯心宿大星，占卜说：“这是王者所厌恶的征兆。”四月癸巳日，蜀汉先主刘备去世。晋朝《天文志》说：“二石虽然僭越称帝，但其强弱通常对应昂宿，与紫宫、太微无关。”然而根据《载记》考察，流星进入紫宫，刘聪便死亡；彗星尾巴扫过太微，苻坚便失败；火星留守帝座，吕隆便战败。梁武帝时，火星进入南斗，武帝披头散发、赤脚走下殿去祈祷消灾，而北魏发生了孝静帝的变故。晋朝庾翼给哥哥庾冰写信说：“岁星侵犯天关，江东安然无恙；而石季龙却连年关闭关口。”这又是上天昏乱、不分黑白的证据。由此说来，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占卜验证的专家，难道能一一全部命中吗？而那些精通术数的人，常常胡乱言论，这也太过分了！”
西学絶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虽有常道常度，然当其时而交食凌犯，亦属气运，国家与百姓皆在气运中，固不能无闗渉也。此如星命之家，谈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与人无与，然值之者亦不无小有微验，况国命之大乎？或以为西学有所慎而不言，则得之矣。
占天之书，国家例有明禁。其所以禁之者，正以术数之家多冒昧妄言，易于惑人作乱也。若夫天道之运行，日月五星之晦蚀盈缩，星野氛祲之变见，则性理纲目载之，二十一史全着之矣。国家亦何尝禁？而博学之士，固可以束书而不读哉。
厯数难，而易占验；易而难，厯数所争常在分杪之微，非理明心细者不能窥其门户。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验则占书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观之，或同一灾变而事应各异，或灾变甚大而絶无事应，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语此矣。
思辨録辑要》卷十五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
建都之地，自古为闗中、洛阳，近则有北平，其余如汴、如金陵，地势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议者以闗中为第一，北平次之，洛阳为下。愚窃谓不然。自古建都，当以漕贡便利为第一，岩险次之。北平背倚雄闗，东环沧海，诚天府之国。然漕贡之地，元人全仰海运，兼取给会通河，我朝则専恃会通河一路。一旦海波有警，河淮路塞，京师便成枵腹，此不可之大者。又其势偏在东北，内阻黄河，设边警卒临中原阻塞，则更无退歩，是京师为孤注也。闗中沃野千里，三面阻险，一面东制诸侯，地势之险，天下莫与匹。然吾以为此霸国非王国据之，以取天下则有余，临之以守天下则不足。挽天下粟给闗中，率三十锺而致一石。一也，自周及汉、唐，世有戎狄之祸；二也，有事出走，居洛阳则地势益坦，居蜀则险阻难出；三也，惟洛邑居天下之中，地势适均，河漕便利。昔周公既作镐京，而犹营都洛邑，非仅谓有徳易兴、无徳易亡也。知镐京之地，形势虽固，后必有以贡赋为艰者，读《诗》之《大东》《小东》可知也。故欲以洛邑为堂皇，以闗中为家，当无事则坐镇洛邑，享天下之便安；有事则退保闗中，据天下之形势。建都之善，无过于此。自成王不及居洛，仅以为朝贡之地；幽王失镐，而后平王始建之。是犹家当已失，而兀坐堂皇，其不至衰弱而遽亡者，几希。此非其地之不善，所以居之者未得其道故也。
建都长久之策，必当如成周之制，以洛阳为堂皇，闗中为家当。至于王畿之地，尤当较成周为倍广。北枕太行，则可以収胡貉代马之用；西控潼闗、夔峡，则可以通秦豫徃来之路，絶川蜀觊觎之萌；南引江淮汉沔，则可以尽粟米百物之利，制东南上游之势。所当备者，惟东北一路。诚能彷古封建之意，参以贾谊众建诸侯之法，使之棊置星罗，人自为守。而又于燕云、青徐要害之区，各设重镇，统以京师重臣，戍以京营鋭卒，更练土兵以辅之。即有不虞，力能自卫。况以京师之力，西収秦晋川蜀之甲，南漕江广三吴之粟，势又甚便。其谁能窥之？万一不支，上则入闗，次则入蜀，可以图恢复；最下则泛舟江南，犹可为晋宋六朝之继。所谓狡兎三窟是也。况乎有国家者，以得民心为第一，漕贡便则民心不至遽失。周平王、汉光武虽处末季，而犹享国长久者，正谓此也。有天下者，可不加之意乎？
或云子房有言：“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此子房就当日时势言耳。是时天下未定，羣雄犹有窥伺之念，况高帝经营草昧，未暇营筑京师，不若因天地自然之险，故以闗中为第一。至于天下既定，则断当以洛阳为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不必皆天险，人力固可设也。洛阳即无险，若环王畿千里之地，皆多筑城堡，周围聨络，盗贼亦自不可卒入，况乎前江淮，而后太行，左成皋，而右殽函，又何可因之险乎？故天下未定，则当都闗中而经营洛阳；天下已定，则当都洛阳而经营闗中。
洛阳
译西方学术绝不谈论占卜验证，他们的观点认为日食月食、五大行星的运行，都有固定的规律和度数，怎么能据此来判断吉凶呢？这非常接近事理。但是，七政（日月五星）的运行，虽然有其固定的规律和度数，然而当它们按时发生交食、凌犯等现象时，也属于气运的范畴，国家和百姓都处于气运之中，本来就不能说毫无关联。这就好比星命家谈论五星之间的恩仇，五星的运行本与人无关，然而遇到这些星象的人也不免有些微的应验，何况是国家命运这样的大事呢？或许有人认为西方学术有所顾忌而不谈论，这样理解就对了。
关于占卜天象的书籍，国家历来有明确的禁令。之所以禁止，正是因为术数家大多轻率妄言，容易迷惑人心、制造动乱。至于天道运行的规律，日月五星的晦蚀盈缩，星野气氛的异常变化，则《性理纲目》中记载了，二十一史中也都详细记录了。国家又何曾禁止这些呢？而博学之士，难道可以束书不读吗？
历法推算很难，而占卜验证相对容易；历法推算容易，而占卜验证很难。历法推算所争的常常在于极细微的分秒之间，不是道理明白、心思细密的人不能窥探其门径。然而历法有现成的法则可以依据而知晓，占卜验证则占卜的书本都在那里。但是通过二十一史来看，有时同样的灾变而事情的反应各异，有时灾变很大却完全没有事情的反应，不是心灵通达造化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些。
《思辨录辑要》卷十五 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
建都的地方，自古以来是关中、洛阳，近代则有北平，其余如汴京、金陵，地势偏于平坦，都不可用。这三者之中，议论的人以关中为第一，北平次之，洛阳最差。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建都，应当以漕运贡赋便利为第一，地势险要次之。北平背靠雄关，东面环绕沧海，确实是天府之国。然而漕运贡赋的来源，元朝完全依赖海运，同时取给于会通河，我朝则专门依赖会通河这一条路。一旦海上有警报，河淮道路堵塞，京城就会成为空腹，这是极大的弊端。又因其地势偏在东北，内部被黄河阻隔，假如边疆警报突然降临中原阻塞，那就更没有退路，这是把京城当作孤注一掷。关中沃野千里，三面地势险要，一面向东控制诸侯，地势之险，天下没有能与之匹敌的。然而我认为这是霸国据守之地，用来夺取天下则有余，用来统治天下则不足。把天下的粮食运到关中，通常三十钟才能运到一石。这是第一点；从周到汉、唐，世代都有戎狄的祸患；这是第二点；有事需要出走，居住在洛阳则地势更加平坦，居住在蜀地则险阻难以出去；这是第三点。只有洛邑居于天下之中，地势适中均衡，河漕便利。从前周公既已建造镐京，却还要营建洛邑，不仅仅是说有德容易兴盛、无德容易灭亡。知道镐京之地，形势虽然坚固，后来必然有以贡赋为艰难的情况，读《诗经》的《大东》《小东》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想要以洛邑为朝廷正殿，以关中为家底，应当无事时坐镇洛邑，享受天下的便利安宁；有事时退保关中，占据天下的形势。建都的好处，没有超过这一点的。自从成王来不及居住在洛邑，仅仅把它作为朝贡之地；幽王失去镐京，然后平王才开始建立洛邑。这就像家业已经失去，却还端坐在正殿里，不至于衰弱而迅速灭亡的，几乎没有。这不是地方不好，而是居住在那里的人没有得其道。
建都长久之策，必须像成周那样，以洛阳为朝廷正殿，关中为家底。至于王畿之地，尤其应当比成周加倍广阔。北面依托太行山，就可以收取胡貉代马之用；西面控制潼关、夔峡，就可以打通秦豫往来的道路，断绝川蜀觊觎的念头；南面连接江淮汉沔，就可以尽得粟米百物的利益，控制东南上游的形势。所应当防备的，只有东北一路。如果真的能仿效古代封建的意思，参用贾谊众建诸侯的方法，使他们像棋子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人人各自为守。又在燕云、青徐要害地区，各设重镇，由京城重臣统领，由京营精锐士兵戍守，再训练地方士兵来辅助。即使有不测，力量也能自卫。何况凭借京城的实力，西面收取秦晋川蜀的兵甲，南面漕运江广三吴的粮食，形势又非常便利。谁能窥伺呢？万一支撑不住，向上则入关，其次则入蜀，可以图谋恢复；最下则泛舟江南，还可以作为晋宋六朝的延续。这就是所谓的狡兔三窟。何况拥有国家的人，以得到民心为第一，漕运贡赋便利则民心不至于迅速丧失。周平王、汉光武虽然处于末世，却还能享国长久，正是这个原因。拥有天下的人，能不加以注意吗？
有人说张良说过：“洛阳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这是张良就当时的时势而言。那时天下未定，群雄还有窥伺的念头，何况高帝经营草创，来不及营建京城，不如利用天地自然的险阻，所以以关中为第一。至于天下已经安定，则断然应当以洛阳为都。《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他的国家。”险阻不一定都是天险，人力本来也可以设置。洛阳即使没有险阻，如果环绕王畿千里之地，都多筑城堡，周围联络，盗贼也自然不能突然进入，何况前面是江淮，后面是太行，左边是成皋，右边是殽函，又有什么险阻可以利用呢？所以天下未定，则应当建都关中而经营洛阳；天下已定，则应当建都洛阳而经营关中。
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