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十九太仓陆世仪撰
说，而队伍之间，亦欲以八起数，是由众以及寡也。论井田者，泥沟洫之制，而万夫之川，亦必以为周三十里，此自小以及大也。何怪乎议论烦多，迄无成功哉！
译解说，而军队编制之间，也想要以八为基数，这是由多到少。论述井田制的人，拘泥于沟洫的制度，而万夫之川，也必定认为周长三十里，这是由小到大。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议论繁多，最终没有成功啊！
经界是治地大法，三代以后从无人识。经界泥于以阡陌为经界也。阡陌有实无虚，经界则有虚有实。阡陌有曲有直，经界则有直无曲。张横渠有言：「经界必须正南北，此有直无曲之证也。」又曰：「经界不避山河之险，此有实有虚之证也。」
经界，如今地图之计里画方。计里画方，今人但于纸上约畧画就；古人则实实于地上经画出来。真所谓经天纬地。
经界之法，正东西南北，其形四方，毎百里为大方，十里一里则又为小方，天下地形虽尖斜屈曲，万有不齐，只用一方格子格去，便纎毫莫能遯。
今天下地图最难凖，一有经界，画地图亦极妙。
今人欲定经界，不可太泥古人成法。古人治地，即阡陌，即经界。盖太古之世，地皆草莱，治地分田，絶无隔碍。凡地之当为经界者，随吾所欲，惟至大山大川不可阡陌处，则或立标竿，或设望墩，为虚势以通之。且自尧舜禹汤以至文武周公，经数千百年，歴数十百圣人所行所为，皆出一辙，故可方圆如意。今自开阡陌后，古法大坏，凡当为经界处，非室庐即坟墓，必欲改变动摇，势难卒正。此蘓子瞻所谓“井田成而骨朽”之说也。愚谓当今欲复经界，且须如张子横渠之说，树立标竿，或以石，或以木，各依方之大小，刻识其上，先为遥势，使地形有凖，然后视地之可为阡陌者，即阡陌之，其未可为阡陌者，姑徐徐以俟后，庶不失推行次第。
经界是絶妙算法。今人算田亩，只是开方法，随地形尖斜屈曲，皆可推算，不过就其中分作小方耳。有经界画方法，其中田亩便俱有定凖。假如一里一方，方三百步，则知其中为九百亩；十里一方，方三千步，则知其中为九万亩。田亩之数，大段了然，官吏更不得欺匿。
步算田亩，惟方无竒零，圆斜则有竒零，中多不尽法。古人治地，必画方形，盖有谓也。偶行南亩，见田岸皆圆斜，固知是里区作弊。
横渠云：「只看四标竿，中间地虽不平，饶与民无害。」此言一方之中，或中有山原，或边高中下，则中间地亩必多，不止九百亩。不知九百亩之说，亦止言其常，不可执为定。据此，又须毎方之中，细细步算，随高逐低，自有算法，或赢或缩，丝毫俱见，不容不均也。
朱子《孟子》注谓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此因《周礼》遂人有十夫字，匠人有九夫字，因以为乡遂、都鄙贡助各异，沟洫亦不同。其实沟洫何容不同也？凡为沟洫，必相地形，度出水高下田，皆横亩入于遂，遂入于沟，沟入于洫，洫入于浍，浍入于川。不论国中、郊外皆然。非贡有一法，助又有一法，但郊外有公田，便于以八起数，故以八起数；国中无公田，便于以十起数，故以十起数。盖郊外以方算，国中以直算也，岂得谓有二法乎？
沟洫之制，合一不特贡助为然，即三代皆然。盖三代以来，自大禹尽力沟洫后，殷、周相继，不过因利乘便，稍加整顿耳。若贡是一畨沟洫，助彻又是一畨沟洫，虽率天下民，终身勤动，亦决做不就。圣贤必无此拙事。
朱注：「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此亦未是。果尔，则商画方以六百三十亩，周画方又以九百亩，是沟洫三代有不同也。大约沟洫只是一般五十亩、七十亩、百亩，只如今制屯田将来分作分数计夫授田耳。沟洫之制，断不容有二。」
沟洫不论大小、方圆、形势若何，只就当今水道浚令深广得法，使蓄泄有方，水旱无患，便是古人之意。
助法之善，在公私截然分定。歳有丰凶，上下均受，无彼此偏枯之患。然以今观之，助法亦有未可遽行者。盖人情古今不同，耕者于公田未必尽力，则上下有交责之患。反不如贡法，三代以后，歴代通行，似为便利也。但贡法不善，在较数岁以为常，丰凶不易。王者诚能与时损益，则贡法无不可行矣。
问：“井田之制，二十授田，六十归田，公家得无太劳乎？”曰：“否，甚逸。井田之法，上持其籍，下耕其亩，授田归田，皆下请于上，而上
译经界是治理土地的根本大法，夏商周三代以后就没人真正懂得。人们拘泥于把阡陌当作经界。阡陌只有实体而没有虚空，经界则既有实体又有虚空。阡陌有弯曲有笔直，经界则只有笔直没有弯曲。张载（横渠）曾说：“经界必须端正南北，这是经界只有笔直没有弯曲的证明。”又说：“经界不回避山河的险阻，这是经界既有实体又有虚空的证明。”
经界，就像如今地图上计算里程、绘制方格那样。计里画方，今人只是在纸上大致画出来；古人则是实实在在地在地上规划出来。真可以说是经纬天地。
经界的方法，端正东西南北，形状呈四方形，每百里作为一个大方，十里作为一个小方，天下地形虽然尖斜弯曲，千差万别，只需用方格去划分，便丝毫不能隐匿。
如今天下的地图最难准确，一旦有了经界，绘制地图也就极其精妙了。
今人想要确定经界，不可太拘泥于古人的成法。古人治理土地，阡陌就是经界。因为在太古时代，土地都是荒野，治理土地、划分田地，完全没有阻隔。凡是应当作为经界的地方，随我们的意愿而定，只有到了大山大河无法设置阡陌的地方，就树立标杆或设置瞭望墩，用虚势来贯通。而且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历经数千百年，经过数十上百位圣人的施行，都遵循同一套方法，所以可以方圆如意。如今自从废除阡陌之后，古法大坏，凡是应当作为经界的地方，不是房屋就是坟墓，一定要改变动摇，势必难以立刻纠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井田制确立时骨头都朽了”的意思。我认为当今想要恢复经界，暂且应当像张载所说的那样，树立标杆，或用石头，或用木头，各自按照方格的大小，在上面刻写标识，先确立远方的参照，使地形有标准，然后查看土地可以设置阡陌的地方，就设置阡陌，那些暂时不能设置阡陌的地方，姑且慢慢等待以后，这样大概不会失去推行的次序。
经界是绝妙的算法。今人计算田亩，只是用开方法，随地形的尖斜弯曲，都可以推算，不过是在其中划分成小方罢了。有了经界画方的方法，其中的田亩便都有确定的标准。假如一里作为一个方，方长三百步，就知道其中有九百亩；十里作为一个方，方长三千步，就知道其中有九万亩。田亩的数量，大体上清清楚楚，官吏再也无法欺瞒隐匿。
用步数计算田亩，只有方形没有零余，圆形和斜形则有零余，中间多有不尽的法度。古人治理土地，必定绘制方形，是有原因的。偶尔走在南边的田地里，看到田埂都是圆斜的，就知道是里正、区正在做弊。
张载说：“只看四个标杆，中间的地虽然不平，多给百姓也没有害处。”这话是说一个方格之中，或者中间有山原，或者边高中低，那么中间的田亩必定多于九百亩。不知道九百亩的说法，也只是说通常的情况，不可执定为不变的标准。根据这个，又必须在每个方格之中，细细地用步数计算，随着高低起伏，自有算法，或多或少，丝毫都能显现，不容许不均匀。
朱熹在《孟子》注中说乡遂使用贡法，十夫有一条沟，都鄙使用助法，八家共用一口井。这是因为《周礼》中遂人有十夫的字样，匠人有九夫的字样，因而认为乡遂、都鄙的贡法、助法各异，沟洫也不同。其实沟洫怎么会有不同呢？凡是修建沟洫，必定观察地形，测量出水的高低，田地都横向穿过亩进入遂，遂进入沟，沟进入洫，洫进入浍，浍进入川。不论国都之中、郊外都是这样。并不是贡法有一套方法，助法又有一套方法，只是郊外有公田，便于以八为基数计算，所以以八为基数；国都之中没有公田，便于以十为基数计算，所以以十为基数。大概郊外是按方形计算，国都之中是按直线计算，怎么能说有两种方法呢？
沟洫的制度，合而为一，不仅贡法、助法如此，就是夏商周三代也是如此。大概三代以来，自大禹尽力修建沟洫之后，殷、周相继，不过是因利乘便，稍加整顿罢了。如果贡法是一套沟洫，助法、彻法又是一套沟洫，即使率领天下百姓，终身勤劳，也绝对做不成。圣贤必定没有这种笨拙的事情。
朱熹注：“商人开始实行井田制，把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划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这也不对。果真如此，那么商人画方以六百三十亩，周人画方又以九百亩，这是沟洫三代不同。大概沟洫只是一般五十亩、七十亩、一百亩，只像如今屯田制度将来按分数计算夫力授田那样。沟洫的制度，断然不容许有两种。”
沟洫不论大小、方圆、形势如何，只要就当今的水道疏浚得深广得当，使蓄水泄水有方，水旱无患，就是古人的心意。
助法的好处，在于公田私田截然分明。年成有丰有歉，上下共同承受，没有彼此偏枯的祸患。然而以今观之，助法也有不可立即实行的地方。大概人情古今不同，耕种者对于公田未必尽力，那么上下就有互相指责的祸患。反而不如贡法，三代以后，历代通行，似乎更为便利。只是贡法不好，在于比较多年的收成作为常数，丰歉不变。君王如果真能随着时势增减，那么贡法没有不可实行的。
问：“井田的制度，二十岁授田，六十岁归田，公家难道不太劳苦吗？”回答说：“不，非常安逸。井田的法度，上级掌握户籍，下级耕种田地，授田归田，都是下级向上级请求，而上级……”
为之出纳，非上之人铢铢两两家派而户给之也。其法大约如今之富家，田连万顷，任人佃种，但承佃出入必由主人，此一主籍者之力耳。不然，上之人政多事繁，何由知某户小民为二十，某户小民为六十，而纷纷令之授田归田也哉？”
译负责田地的收付，并不是由上级官员一钱一两地按家派发给每户的。这种办法大致就像现在的富户，拥有万顷良田，任由他人佃种，但佃户租入租出必须经过主人之手，这全凭这一本主籍的力量罢了。否则，上级官员政务繁多，怎么能够知道某户平民是二十亩，某户平民是六十亩，从而纷纷命令他们授田、归田呢？
后世率用贡法，而不用助法，谓贡便于助也。然助法有二善：以公田锡卿大夫，而卿大夫不得多取于民，一善也；地利与民共之，不敢怠弃田工，不修水利，二善也。
古者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欲正经界，亦循今制而已。然二百四十步终不如百步之善。盖古法简浄，简浄则难混；今法畸零，畸零则易欺也。且亩数狭则民力优，耕者务尽地利；亩数广则民力劳，耕者易于卤莽。存心经界者，亦尚审之哉。
或问：“三代井田之法，所以不可久者？诸儒皆谓数世而下，则人多田少，此天地乘除之数，莫可如何，然否？”曰：“此儒者执一不通之论。圣人立法，率皆万世可行。若井田之制如此，则不惟不能数世，即创造之始已立穷矣。夫所谓人多田少者，以有一民必授田百亩，或恐其不足也。不知古称四民，农之外尚有士、工、商、贾，茍必无隙地可授，则或为士、工，或为商、贾，生路甚寛，岂忧人多田少耶？今世江南田甚窄，然不闻佃户多而田少，此亦可证。”
周礼》言司空度地居民，又曰：“地与民必参相得，所谓狭乡徙之寛乡也。”如此自无田少人多之患。
看来天地间只是地大人少。曽闻之，堪舆家云：「江广之间多大山，山中饶旷土，尽有自天地开辟以来未经垦种者。」如此，则知井田之法虽至今存，亦断无田少之患。
据《禹贡》扬州之域，厥土泥涂，厥田下下。今江南之民多于古数十倍，而地日加辟，田日益美，则知人多则田美，断不患田少也。若患田少，行区亦甚佳。
今时欲行井田，须乘大乱之后，设处田皆入官，定都啚，修水利，然后将田分作分数：上田四十亩，中田六十亩，下田八十亩。逐都逐啚编成字号，募人佃种。力能胜一分者一分，不能胜者半分。虽富有力者，不得佃一分之外。老则授之子，无子而不能胜者，以田归官，听人另佃。其佃田踰一分之外，及无子而授他姓，不以田归官者，罪之。夫定都啚，经界也；修水利，沟洫也；作分数，画井也。上田四十，中田六十，下田八十，一易再易，三易也。募人佃种，二十授田也。力能胜者，种一分，八口之家也。不能胜者，半分，余夫也。虽富有力，不得佃一分之外，限田也。老则授之子，无子而不能胜者，以田归官，六十归田也。然后斟酌地力，轻徭薄赋，是即三代之旧井田，何遂不可行乎？
郡邑欲行井田，须修古乡大夫之职，先分邑为几乡，每乡乡正一人，凡一乡中受田、归田、收银、收粮等事，皆乡正任之，县官总视其成，方可不劳而事集。予于治乡三约中，颇详其法。
凡治郊野，须先分乡为几都，都为几啚，啚又分为几号，或几圩。每都立大石碑一个，上书“几都”，面刻本都四至地形河道，背刻本都田亩细数。每啚立小石碑，背面镌刻“都啚”。每圩、每号亦如之，使经界号段较如列眉，暴官污吏自不能作弊。
上之所取，谓之赋；下之所供，谓之贡。赋出于百姓，贡出于诸侯。禹贡九州岛，皆有赋贡，冀州独有赋无贡者，畿内无诸侯也。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母，每歳因正赋之入，各进其土之所产于君，以供国用，上以尽臣子之职，下以寛百姓之力，此亦道理之常，非货贿苞苴比也。故《周礼》曰：「太宰以九贡致国用。」自封建之制废，因并田赋、土赋俱责之民间，民力为重困矣。有心经世者，必复古封建，定贡赋之法则，民尚可寛十分之三四也。
凡入贡，俱宜有定额。如《禹贡》金、锡、竹、箭之类，皆就各处土产，制为定则，使入贡者不得减，亦不得増，方可永行无弊。不然，则后世进奉之名起矣。
唐制，州府歳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疋。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得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此即《禹贡》之意。然考唐初入贡之物，不过药物、食用而已。至代宗时，有因生日贡献至数千万者；德宗时，有日进月进而迁官者，则入贡之风又未可遽开也。有贤者出，亦慎持之可矣。
思辨録辑要
译后世都采用贡法，而不采用助法，认为贡法比助法便利。然而助法有两个好处：把公田赐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不能从百姓那里多取，这是第一个好处；土地的利益与百姓共享，不敢懈怠荒废农事，不兴修水利，这是第二个好处。
古代以百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想要整顿田界，也只需遵循现在的制度罢了。然而二百四十步终究不如百步好。因为古代的制度简洁纯净，简洁纯净就难以混淆；现在的制度零碎不全，零碎不全就容易欺诈。况且亩数小则民力宽裕，耕种的人致力于尽地利；亩数大则民力劳累，耕种的人容易马虎草率。有心整顿田界的人，也应当慎重考虑啊。
有人问：“三代井田的制度，之所以不能长久，各位儒者都说几代之后，人口多田地少，这是天地增减的定数，无可奈何，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儒者固执一端、不通达的言论。圣人制定法律，大都是万世可行的。如果井田制度像这样，那么不仅不能维持几代，即使在创立之初就已经陷入困境了。所谓人口多田地少，是因为有一个百姓就必须授予百亩田地，恐怕不够用。不知道古代称为四民，农民之外还有士、工、商、贾，如果实在没有空闲的土地可以授予，那么有的人就去做士、工，有的人就去做商、贾，谋生的门路很宽广，哪里会担心人口多田地少呢？现在江南的田地很窄，然而没听说佃户多而田地少，这也足以证明。”
《周礼》说司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又说：“土地与人口必须相互协调，这就是所说的把狭乡的人口迁徙到宽乡。”这样自然就没有田地少人口多的祸患。
看来天地间只是地大人少。曾听堪舆家说：“江广之间多高山，山中有很多空旷的土地，全都有自从天地开辟以来未经开垦种植的。”这样，就知道井田的制度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绝对没有田地少的祸患。
根据《禹贡》扬州的地域，那里的土壤是泥泞的，田地等级是下下等。现在江南的人口比古代多几十倍，而土地日益开垦，田地日益肥沃，就知道人口多则田地肥沃，绝对不担心田地少。如果担心田地少，实行区田法也很好。
现在想要实行井田，必须趁着大乱之后，设法使田地都归官府所有，划定都鄙，兴修水利，然后把田地分成几等：上田四十亩，中田六十亩，下田 eighty 亩。每个都每个鄙编成字号，招募人来佃种。力气能承担一份的就给一份，不能承担的给半份。即使是富有有力的人，也不能佃种一份之外。老了就授予儿子，没有儿子而不能承担的，把田地归还官府，听任别人另佃。那些佃种超过一份之外，以及没有儿子而授予其他姓氏，不把田地归还官府的，治罪。划定都鄙，就是经界；兴修水利，就是沟洫；分成几等，就是画井。上田四十，中田六十，下田八十，就是一易再易，三易。招募人来佃种，就是二十授田。力气能承担的，种一份，就是八口之家。不能承担的，半分，就是余夫。即使富有有力，不得佃种一份之外，就是限田。老了授予儿子，没有儿子而不能承担的，把田地归还官府，就是六十归田。然后斟酌地力，减轻徭役赋税，这就是三代的旧井田，为什么竟然不能实行呢？
郡邑想要实行井田，必须恢复古代乡大夫的职责，先划分邑为几个乡，每个乡设乡正一人，凡是乡中受田、归田、收银、收粮等事项，都由乡正负责，县官总览其成效，才可以不劳而事集。我在《治乡三约》中，详细说明了这种方法。
凡是治理郊野，必须先划分乡为几个都，都分为几个鄙，鄙又分为几个号，或者几个圩。每个都立一个大石碑，上面写“几都”，正面刻本都四至地形河道，背面刻本都田亩细数。每个鄙立一个小石碑，背面镌刻“都鄙”。每个圩、每个号也这样，使经界号段清晰如列眉，贪官污吏自然不能作弊。
上面所征收的，称为赋；下面所供给的，称为贡。赋出自百姓，贡出自诸侯。《禹贡》九州，都有赋贡，冀州独有赋无贡，是因为畿内没有诸侯。臣对于君，就像儿子对于父母，每年凭借正赋的收入，各自进献其土地所产给君，以供国用，上面以尽臣子的职责，下面以宽百姓的劳力，这也是常理，不是贿赂可比。所以《周礼》说：“太宰以九贡致国用。”自从封建制度废除，于是把田赋、土赋都责成民间，民力因此更加困重了。有心经世的人，一定要恢复古代封建，确定贡赋的法度，百姓还可以宽裕十分之三四。
凡是入贡，都应当有定额。如《禹贡》中的金、锡、竹、箭之类，都根据各地的土产，制定为定则，使入贡的人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才可以永远实行而没有弊端。不然，那么后世进奉的名目就兴起了。
唐代的制度，州府每年购买当地所产作为贡品，其价格视绢的上下，不超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没有诏令不得进献。有额外配给的，就代替租赋，这就是《禹贡》的意思。然而考察唐初入贡的物品，不过是药物、食用而已。到了代宗时，有因生日贡献达到数千万的；德宗时，有日进月进而升官的，那么入贡的风气又不可以轻易开启。有贤人出现，也应当慎重持守啊。
思辨録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