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十八太仓陆世仪撰
，此古诸侯之地也。愚谓今之封建者，当循古五等之爵，列为定制。凡治一州者为子爵，治一县为男爵，此则有分土，有分民，权位爵禄，一如古诸侯制。至如公、侯、伯爵，其位已尊，其势已重，若更委以事权，恐有汉、唐跋扈之患，宜另为制。伯爵一如今太守，有分地，无分民，虽处大郡，而所辖者各州县之事，不得据一郡以为私，其职専主督察各属。子男合三四郡之地，则建一侯，如今司道之职，亦有分土，无分民，坐诸郡中要害之地，其职専主督察各属之伯。合三四方伯，则建一公，如今布政之职，亦有分土，无分民，坐省城中，専主督察各属诸侯。凡公之贤否，则聴于朝廷之冢宰。如此则节节有制，要而不繁，庶几得为治之条理。
译这里本是古代诸侯的封地。我认为现在的分封制度，应当遵循古代五等爵位的制度，确立为固定的体制。凡是治理一个州的，封为子爵；治理一个县的，封为男爵。这样既有分封的土地，又有分封的百姓，权力、地位、爵位、俸禄，完全如同古代诸侯的制度。至于公、侯、伯这些爵位，他们的地位已经尊贵，权势已经重大，如果再授予他们实际的行政权力，恐怕会有汉、唐时期藩镇割据的祸患，应当另外制定制度。伯爵一职如同现在的太守，有分封的土地，但没有分封的百姓，虽然身处大郡，但所管辖的是各州县的事务，不能把整个郡据为己有，他的职责专门在于督察下属。子爵和男爵联合三四个郡的地域，就设立一个侯爵，如同现在的司道官员，也有分封的土地，没有分封的百姓，坐镇在诸郡的要害之地，他的职责专门在于督察下属的伯爵。联合三四个伯爵的辖区，就设立一个公爵，如同现在的布政使，也有分封的土地，没有分封的百姓，坐守在省城中，专门负责督察下属的诸侯。凡是公爵的贤良与否，则由朝廷的宰相来听取裁决。这样就能层层有制约，关键而不繁杂，或许就能得到治理国家的条理。
班爵之制行于天下者，既循古五等之爵，则行于国中者，亦当如古六等之爵。郡县之长，既为君矣，其下则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今之佐贰，当使如古之卿；今之六房吏、乡约长、地方保正之属，当使如古之大夫、士；今之书役、隶卒，当使如古之府吏、胥徒。皆令臣服于郡县之正，凡黜陟予夺，皆郡县主之。惟卿则请命于天子，如古命卿之制，庶几古治可复，郡县亦可収得人之效也。
或谓茍如前制，得无官多而吏少否？曰：此非特予之言也，先正魏荘渠先生尝言之矣。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转相副贰，其数居多；府吏胥徒，其数反少。后世吏多于官，数倍奔走，在官者徃徃千百为羣，积奸丛弊，蠧害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协恭，清心致理；后世上下相疑，不复推诚委任，天下之事一决簿书，变成吏胥世界矣。按此与予「清官不出吏手」之说相合，则知为治当患吏多，不当患吏少也。
天子所与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习，不过帖括、制义，空疎无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并于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胥所习，钱榖簿书，皆当世之务。士人共治天下，则所当亲也，而迁转不常，歴官如传舎。吏人不与流品，则所当疎也，而终身窟穴公庭，长子孙而无禁。天下何由致治哉？
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识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复古，亦反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时，当养于学校，自学古论道之外，凡当世之务俱宜练习。其吏胥则惟用识字者，取其足备书冩而已。仍三年一换，已经充役者不得复入。如此则官日智而吏日愚，可无舞文弄法之弊。」
古云：「天子以孝治天下，诸侯以孝治一国。」孝之为道，大学所谓「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者也。自封建既废，郡县无宗庙之制，为有司者例不得以宗庙事其亲，则所谓「孝治一国」者，其道无由矣。安能使国人皆兴起于孝乎？若茍复封建，则当使郡邑仍建立宗庙，治邑者始至，则载主而居之，四时之吉，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礼。不特使治邑者孝思得展，亦可使通国之人众谕于孝，岂非致治之大本大原乎？冠、婚、丧、祭之礼，民间久不知学，此为人上者不能以身率之也。若封建既复，则冠、婚、丧、祭之礼俱可在任一一举行，所谓「上行下效，捷于影响」者，何愁古法不复乎？
问丧礼，岂可在任举行乎？曰：今制在任遭丧，则去任而为丁忧，此亦郡县之弊，离治家治国之学而贰之也。夫在任遭丧，正当在任举行丧礼，使臣民有所矜式，岂可脱然竟去乎？愚谓封建既复，则郡县有在任而遭丧者，皆当一如古人在任举行丧礼，凡国事悉委卿贰治之。五月毕丧葬，则亲事粗安。又君事为重，当素服素冠，居后寝以聴政事，惟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不与吉礼，不决刑狱，以终三年，庶几得礼之中。
郡县之弊，在迁转太速；封建之弊，在世守不易。今茍易郡县为封建，使仍速迁，则虞弱；使仍世守，则虞横。其法无如久任。《书》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有虞氏法也。三考则九年矣。今当定其法为十年。十年之中，凡遇考绩，州县子男俱赴该省上公处考绩。其十年则候新官交代，造册而入朝觐。造册之法，凡新官至，则方伯监之，令其与旧官合同造册：如户口、田粮旧几何，今増减几何；仓库、兵马旧几何，今増减几何之类，俱要一一对勘明白，然后入册。造一様二本，其一付旧官赍持到部，以别功罪；其一付新官，以为后次造册张本。如此，则当局者之功罪即一交代己自毫不可欺，视今之倐忽去来者大不同矣。
今世郡县之弊，多在交代之际。旧官已去，新官未来，贪浊官吏多乘机营谋，署印百凡弊窦从此而起。若行前法，可永絶此害。班爵之制，在古惟五等六等而已。汉唐以下，则有无数勲阶品级，名色混淆，官曹错杂，至有一官而兼数衔，核其名实，絶不相符者。愚意欲尽复三代之制，而三代之制容有未尽，窃
译推行于天下的爵位制度，既然遵循古代的五等爵位，那么在国家内部实行的，也应当像古代的六等爵位那样。郡县的长官，既然已经是君主了，其下就应当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等级。现在的佐贰官员，应当让他们像古代的卿；现在的六房吏员、乡约长、地方保正之类的人，应当让他们像古代的大夫、士；现在的书吏、衙役，应当让他们像古代的府吏、胥徒。都让他们臣服于郡县的正官，凡是升降赏罚，都由郡县长官主宰。只有卿这一级，则向天子请示命令，如同古代任命卿的制度，这样或许可以恢复古代的治理，郡县也能收到选拔人才的成效。
有人问：如果按照前面的制度，难道不会官多而吏少吗？回答说：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话，先贤魏庄渠先生曾经讲过。他说：古代的官府，卿、大夫、士互相作为副手，人数较多；府吏、胥徒，人数反而较少。后世吏多于官，数倍地奔走忙碌，在官位的人往往千百成群，积弊丛生，危害百姓。这是古今盛衰的分界线。古代的治理，凭借的是道义，卿、大夫、士同心协力，恭敬谨慎，清心寡欲地处理政务；后世上下互相猜疑，不再推诚委任，天下的事情全靠文书簿册决断，变成了吏胥的世界了。考察这一点，与我的“清官不出吏手”的说法相合，就知道治理国家应当担心吏多，不应当担心吏少。
天子用来治理天下的人，是士人。而士人所学习的，不过是帖括、制义这些空疏无用的文章，限制了他们的出身，降低了他们的流品，使他们不能与士人君子并列的，是吏。而吏胥所学习的，钱粮簿册，都是当世的实务。士人共同治理天下，本应当亲近他们，但他们迁转不常，历任官职如同过客。吏人不属于流品，本应当疏远他们，但他们终身盘踞在公堂，子孙世代承袭而没有禁令。天下怎么能达到大治呢？
周子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识别轻重并迅速加以纠正。现在想要恢复古制，也不过是纠正以前的弊端罢了。凡是士人在未入仕之前，应当在学校培养，除了学习古代论道之外，凡是当世的实务都应当练习。至于吏胥，只选用识字的人，取他们足以备写文书即可。仍然三年更换一次，已经充任过役务的人不得再次入选。这样，官员日益明智而吏胥日益愚钝，就可以没有舞文弄法的弊端了。”
古语说：“天子以孝治理天下，诸侯以孝治理一国。”孝这种道，就是《大学》所说的“不出家门而能在国家成就教化”的意思。自从封建制度废除后，郡县没有宗庙的制度，作为官员的人按规定不能用宗庙祭祀来侍奉亲人，那么所谓“以孝治理一国”的做法，就没有途径实现了。怎么能使得全国的人都兴起孝道呢？如果恢复封建制度，就应当让郡邑仍然建立宗庙，治理邑的人刚到任，就载着祖先的神主牌位居住在那里，四季的吉时，集合臣民举行祭祀，完全依照古代礼仪。这不仅让治理邑的人孝思得以施展，也能让全国的人众都明白孝道，这难道不是实现大治的根本源头吗？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民间很久不知道学习了，这是因为在上位的人不能以身作则来率领他们。如果封建制度恢复，那么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可以在任内一一举行，所谓“上行下效，快如影随形”，还愁古代的法度不能恢复吗？
问：丧礼，难道可以在任内举行吗？回答说：现在的制度，在任内遭遇丧事，就离职去守孝，这也是郡县制度的弊端，把治家和治国的学问割裂为二了。在任内遭遇丧事，正当在任内举行丧礼，让臣民有所效法，怎么可以洒脱地就离职呢？我认为封建制度恢复后，郡县有在任内遭遇丧事的人，都应当完全依照古人在任内举行丧礼，凡是国家大事都委托给卿贰处理。五个月完成丧葬，亲人事务大致安定。又因为君主的职责为重，应当穿素服戴素冠，住在后寝听政，只是不饮酒，不吃肉，不住在内室，不参与吉礼，不判决刑狱，以此终了三年，或许能符合礼的中道。
郡县的弊端，在于迁转太快；封建的弊端，在于世袭不易。现在如果将郡县改为封建，如果仍然快速迁转，就担心衰弱；如果仍然世袭，就担心专横。其方法不如长期任职。《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贤愚。”这是虞舜时代的制度。三次考核就是九年了。现在应当确定制度为十年。十年之中，凡是遇到考核，州县的子男都到该省的上司处接受考核。那十年期满时，等待新官交接，造册入朝觐见。造册的方法，凡是新官到任，就由方伯监督，命令他与旧官共同造册：如户口、田粮原来多少，现在增减多少；仓库、兵马原来多少，现在增减多少之类，都要一一核对清楚，然后录入册中。造一式两份，一份交给旧官带到朝廷，以辨别功罪；一份交给新官，作为下次造册的依据。这样，当权者的功罪在交接时就已经毫厘不可欺骗，与现在匆匆离去来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当今世郡县的弊端，多在交接之际。旧官已去，新官未来，贪婪污浊的官吏多趁机营谋，署理印信的百种弊端从此产生。如果实行前面的方法，可以永远杜绝这种害处。爵位的制度，在古代只有五等六等而已。汉唐以后，就有无数的勋阶品级，名色混淆，官曹错杂，甚至有一个官兼任数个头衔，核查其名实，完全不相符的。我的想法是想完全恢复三代的制度，而三代的制度或许还有未尽之处，我私下
欲另分为一等：一曰师，凡太学之师、乡学之师皆是；二曰宾，凡古先圣贤之后、古先帝王之后皆是；三曰藩，同姓宗室；四曰勲，异姓功臣；五曰位，公侯伯子男；六曰职，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师以论道徳备访问；宾以陪祭祀，通婚婣。是二者皆待以不臣之礼。藩以厚根本，勲以报勤劳。是二者皆优以禄，而不授以事。位以正南面，董羣工，所以通于天下；职以効一长，奉上法，所以施于国中。是二者皆以助宣天子之教化。如此设官，似颇有头绪。
译想要另外划分为六个等级：第一称为师，凡是太学的老师、乡学的老师都包括在内；第二称为宾，凡是古代先贤圣人的后裔、古代先代帝王的后裔都包括在内；第三称为藩，指同姓的宗室；第四称为勋，指异姓的功臣；第五称为位，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第六称为职，指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师是用来讨论道德、以备咨询的；宾是用来陪侍祭祀、沟通婚姻关系的。这两者都给予不把他们当作臣子对待的礼节。藩是用来巩固国家根本的；勋是用来报答辛劳功劳的。这两者都给予优厚的俸禄，而不委派他们具体事务。位是用来端正君主的统治、督率百官，以便政令通达于天下；职是用来发挥一方面的专长、奉行上级的法令，以便政令施行于国内。这两者都是用来辅助宣扬天子的教化。像这样设置官职，似乎很有条理。
古人制禄，皆给土田。凡诸侯封国之内，皆有实封，谓食邑也。唐、隋之制，官皆给禄田，犹有古人之意。今制俸皆取于常赋，给自朝廷，一取一给，转移之间，已有无数不便。况俸又甚薄，无以养亷，甚非中庸劝士之道。愚谓今之禄制，亦当如成周、隋、唐，量其官资，颁给禄田。且如汉法，给禄皆从优厚，务使居官者寛然有余，则有人心者，自不至剥取于民也。
凡缙绅举监生员优免，不如竟给田。优免则有贫富不均之患，给田则人人受实恵矣。《周礼》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牧田任逺郊之地，则不特士大夫给田，即商贾与庶人在官者皆给田也。
官人当以爵赏人，当以禄。官人当视其才之大小而爵禄之，赏人则优其廪给而已。观《周礼》有赏田，则知凡官之考最者皆当赏以田也。欲制禄田，当先设处官田。官田者，在官之田也。三代以上，田皆在官，故为人上者得以行井田，施赏罚。三代以下，田皆私田，富者兼并，贫者无立锥，不得已而贫者佃富人田。天子税什一，则富人税什伍；天子税什二，则富人税什七。故不复官田，耕者终无生望。复之之法有三：乘大乱之后，凡无主之田皆籍于县官，募人佃种；一也，强豪不法者没其田而籍之；二也，庶民无后者，无嗣子可继，则亦籍其田而官为之送死。三也官田渐多，则予夺易行，或以为禄田，或以为赏田，皆惟上所欲。
私田虽轻税，而实重；官田虽重税，而犹轻。如今江南田富，人即乐岁不过収租一石，下岁尚有全荒者，天子税之必取盈焉，是十常税其六七也。若为官田，即重税，犹当富人収租之半，是官田一法，下可足民，上亦可足国。但所虑者，一遇凶岁，富人尚有陪粮之时，王者必无蠲租之日，是则官田可畏耳。欲复官田，其亦先讲蠲租之法乎？
凡郡县佐贰，决当令郡县自选，如汉法下车辟掾是也。否则制为定例，凡辟掾属，俱于邻近乡科中择亷干者为之，请于朝廷为注其名，而不察其贤否，其贤否则聴之郡县。
取乡科为佐贰，最妙。人地相宜，一、无数千里赴部之苦；二、僚属相得。三、
六房吏、乡约长等类，皆当用士人为之。假如士人自入学以后，学校中便当辨其贤者、能者，使之为乡约长、为乡长，有功乡人颂之，然后升之为吏。所谓吏者，非今之吏也，盖古之所谓大夫也。如此，则士人无不屑为吏之意。士人无不屑为吏之意，则在郡县之侧者皆正人，而后可与同登于三代矣。
三代以上，天子之侧有诤臣，诸侯之侧亦有诤臣。三代以下，天子诤臣则或有之矣，郡国诤臣则未之闻。以去封建而为郡县，去卿大夫而为吏书，故也是以郡邑之长不闻正言，虽极莫暴。若或止之，仍复前制，庶几复覩诤臣乎？
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聨始。予尝作《治乡三约》，先按地势，分邑为数乡，然后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乡约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繇役，一皆縁此而起，颇得治邑贯通之道。
今之为治者，动行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纷纷杂出，此不知为治之要也。乡约是个纲，社仓、保甲、社学是个目。乡约者，约一乡之人而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许多条理曲折，都在这一日讲究，不然徒羣聚一日，说几句空言，有何补益？乡约中止，宜赏善不宜罚恶，盖辱之于大众之中，使人无自新之路，所谓若挞之于市朝也。
周礼》比闾族党之法，《管子》轨里连乡之法，同一治乡之道。《管子》尤极详宻其言曰：「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长弟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
译古人制定俸禄，都给予土地。凡是诸侯封国之内，都有实际的封地，这就是所谓的食邑。唐、隋的制度，官员都给予禄田，还保留着古人的用意。现在的制度，俸禄都从常赋中取用，由朝廷发放，这一取一给，在转移之间，已经有无数不便。况且俸禄又非常微薄，不足以培养廉洁，这非常不符合中庸之道劝勉士人的原则。我认为现在的禄制，也应当像成周、隋、唐那样，根据官员的资历，颁给禄田。而且像汉代的办法，给予的禄田都从优厚，务必使做官的人宽裕有余，那么有良心的人，自然不至于剥削百姓了。
凡是士大夫和举人、监生、生员的优免赋役，不如干脆给予田地。优免则有贫富不均的祸患，给予田地则人人都能受到实际的好处了。《周礼》用宅田、士田、贾田来分配近郊的土地，用官田、牛田、牧田来分配远郊的土地，那么不只是士大夫给予田地，即使是商贾和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也都给予田地。
做官的人应当以爵位来赏赐人，应当以禄位来供养人。做官的人应当看其才能的大小而给予相应的爵位和俸禄，赏赐人则优厚其粮食供给罢了。看《周礼》有赏田，就知道凡是考核最优的官员都应当赏赐田地。想要制定禄田制度，应当先设法设立官田。官田，就是在官府名下的田地。三代以上，田地都在官府，所以统治者得以实行井田制，施行赏罚。三代以下，田地都是私田，富人兼并土地，穷人没有立锥之地，不得已而穷人租种富人的田地。天子征收十分之一的税，那么富人征收十分之五的税；天子征收十分之二的税，那么富人征收十分之七的税。所以如果不恢复官田，耕种的人终究没有生存的指望。恢复官田的方法有三：趁大乱之后，凡是无主的田地都登记在官府，招募人佃种；这是第一。强横豪强违法的人没收其田地而登记在官府；这是第二。平民没有后代的，没有嗣子可以继承，那么也登记其田地而由官府为其办理丧事。这是第三。官田逐渐增多，那么给予和剥夺就容易施行，或者作为禄田，或者作为赏田，都随君主所愿。
私田虽然税轻，但实际负担重；官田虽然税重，但实际负担轻。如今江南田地富饶，人即使在丰年也不过收租一石，荒年还有完全绝收的，天子征税必定要取足，这是常常征收其六七成。如果是官田，即使税重，也应当是富人收租的一半，这是官田这一办法，下可以充足百姓，上也可以充足国家。但所担心的是，一遇到凶年，富人还有赔补粮税的时候，君王必定没有免除租税的日子，这是官田可畏的地方。想要恢复官田，难道不先讲求免除租税的办法吗？
凡是郡县的佐贰官，决断应当让郡县自己选择，像汉代初到任时辟除掾属那样。否则制定为定例，凡是辟除掾属，都在邻近的乡科中挑选廉洁干练的人担任，向朝廷请求注录其名，而不考察其贤与不贤，其贤与不贤听凭郡县。
选取乡科人员作为佐贰官，最妙。人与地相适宜，一、没有千里迢迢赴京的苦楚；二、僚属相处融洽。三、
六房吏、乡约长等类，都应当用士人来担任。假如士人自从入学以后，学校中便应当辨别其贤者、能者，让他们担任乡约长、乡长，对乡人有功，乡人颂扬他，然后升任为吏。所谓的吏，不是现在的吏，大概是古代所谓的大夫。这样，那么士人就没有不屑于做吏的想法。士人没有不屑于做吏的想法，那么在郡县身边的都是正人，然后才可以与三代一同登上盛世。
三代以上，天子身边有诤臣，诸侯身边也有诤臣。三代以下，天子的诤臣或许有，郡国的诤臣则未曾听说。因为去除了封建而实行郡县，去除了卿大夫而实行吏书，所以郡邑的长官听不到正直的言论，即使极其暴虐。如果或者制止他，仍然恢复旧制，或许还能看到诤臣吧？
治理天下，必定从治理一国开始；治理一国，必定从治理一乡开始；治理一乡，必定从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开始。我曾经作《治乡三约》，先按照地势，把邑分为数乡，然后编组百姓，条分缕析，令都归于乡约长。凡是诉讼、师徒、户口、田数、徭役，都由此而起，颇得治理邑县贯通的道理。
现在治理的人，动不动就推行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纷繁复杂地出现，这是不知道治理的要领。乡约是个纲，社仓、保甲、社学时个目。乡约者，约定一乡的人而共同做；社仓、保甲、社学。社仓是充足粮食的事，保甲是充足兵力的事，社学是民众信任的事。许多条理曲折，都在这一天讲究，不然白白聚集一天，说几句空话，有什么补益？乡约中，适宜赏善不宜罚恶，因为在大众之中羞辱他，使人没有自新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在市集上鞭打他。
《周礼》比闾族党的办法，《管子》轨里连乡的办法，是同一治理乡里的道理。《管子》尤其极其详细严密，它说：“正月朝见，乡长汇报事务。国君亲自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居处行义，好学慈孝于父母，在乡里尊敬兄长的人，有就告诉我。有而不告诉我，其罪五。’有司已经处理完事务而结束。国君又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拳勇股肱，筋骨出众的人，有就告诉我。有而不告诉我，其罪五
于乡里，骄躁淫暴，不奉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竢。五属大夫亦如之。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其法最善。今之行乡约者，宜祖之。郑子产、齐管仲，其所行皆祖《周礼》。读《左传》《国语》可见，盖当时去古未逺，犹有周公之遗也。子产、孔子数称之。管仲虽曰霸术，然其霸处在心术，至于作用，则犹近正。
译在乡里之中，那些傲慢急躁、淫乱暴虐，不遵从上级命令的人，一旦发现就应当上报。发现了却不上报，叫做“下比”（与下属勾结），其罪责为五等。主管官员在完成事务后等待。五属大夫也这样做。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被推举；平民有恶行，可以被惩处。这种制度最为完善。如今推行乡约的人，应当效法它。郑国的子产、齐国的管仲，他们所推行的措施都效法《周礼》。阅读《左传》《国语》就可以明白，大概是因为当时距离古代不远，还保留着周公的遗风。子产、孔子多次称颂它。管仲虽然说是霸术，但他的霸业在于心术，至于具体施行的措施，则仍然接近正道。
分乡是小封建法，今之为县官而欲行王道者，必自分乡始。
治天下，须用得几个县令。好县令，古诸侯也。治州县，须用得几个乡长。好乡长，古县大夫也。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
县令亲民之官，而章奏不得竟达，民隐何由上闻？即曰朝廷事烦，然朝廷可省之事甚多，此乃为治大端，不可省也。宜无事月一奏，附于省臣，有大事则竟达，庶民隐可以上闻，而亦不至为大吏所欺制。
凡郡县地方有大政事、大利害、大灾祥及事闗人伦风化者，俱宜奏闻，兼备宣付史馆之用。盖后世自郡县之事不上闻，而史馆所书不过朝廷除授、升迁之事矣，无怪乎史文之逈不如前代也。
周世列国皆有史官，董狐、南史、左丘明之类皆是也。亦所以动人欣慕，鉴戒之心，后世废之，治之所以不古，此亦一端矣。愚谓有志复古者，凡郡县俱宜修复古史之职，以记政事之得失，民俗之善否，岁终类上于朝，以备史馆采择，是亦治道一大闗系。或恐官多，即领于学校之师，亦可
思辨録辑要》卷十九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井田]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以田产予百姓。此数语说得最确。
井田之法，行之春秋战国，而寻其遗迹也易；行之后代而更新开拓也难。行之于创造，而产无専主也易；行之于承平，而夺民定产也难。行之封建，而诸侯各视为己业也易；行之郡县，而守令迁转如传舍也难。行之邉鄙，而开荒集众也易；行之内地，而欲夺民之世产也难。欲行井田，必先封建。古之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后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户，程其勤惰以为予夺，校其丰凶以为收贷，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壮之所习闻，无俟乎多核，而奸弊自无所容也。今不行封建，而区区争井田之可行，何哉？
凡井田沟洫形体之制，不可执一而论。古人治地，必因山林川泽高卑险夷自然之势而施功，断无有堑山湮谷、削圆就方之理。如书所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以及“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等语，皆是大概以成法言之，所谓道其常，不道其变也。至于形体，则何常哉？后儒拘拘然执一定之法，可谓坐井观天、胶柱鼓瑟者矣。
遂人职曰：「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注：「谓万夫者，方三十三里有竒。」此亦大槩以成法言耳，不可泥也。
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趋下，河形无常。如伊、洛、涧、瀍之类，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计也。即如我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三江，皆川类也。然不可以方计也。乃若遂人之法，则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逹海，长亘百余里，深广亦数十丈。而江之两旁，或十里，或五里，则有纵浦。纵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广则稍减于江。纵浦之两旁，或三里，或二里，则有横塘。横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广又稍减于浦。至于塘之两旁，又有港汊。港汊之两旁，又有沟渠。其深广以次更减。而凡江、浦、泾、塘之上，莫不有岸。是可以知遂人之法矣。万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则江岸也。千夫有浍，纵浦也。浍上之道，则浦岸也。百夫有洫，横塘也。洫上之涂，则塘岸也。十夫有沟，港汊也。沟上有畛，则港岸也。夫间有遂，沟渠也。遂上之径，则塍圩也。此即遂人之法也。不征之实境，而拘拘求纸上之图，岂不悖哉？
治地之法，与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众，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队伍；队伍定，而后千夫、百夫以至数十万之众，无不可就约束。善治地者，必先浚大川；大川浚，而后纵浦、横塘以至港汊、沟渠之属，无不可就条理。知队伍，而后可以谈八阵；知浚川，而后可以论井田。今之谈八阵者，泥八门之
译分乡是小规模的封建制度，如今身为县官而想要施行王道的人，必定要从分乡开始。
治理天下，必须得用几位县令。好的县令，就是古代的诸侯。治理州县，必须得用几位乡长。好的乡长，就是古代的县大夫。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好；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
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但章表奏疏不能直接送达，百姓的疾苦怎能向上反映？即使说朝廷事务繁杂，然而朝廷可以简省的事情很多，这却是治理国家的大端，不可简省。应当在没有大事时每月奏报一次，附在省级官员的奏折中，若有大事则直接上报，这样百姓的疾苦才能向上反映，也不会被大吏欺骗控制。
凡是郡县地方有重大政事、重大利害、重大灾异祥瑞以及关乎人伦风化的事情，都应当奏报朝廷，同时具备宣付史馆记录的作用。大概后世自从郡县的事务不上报，而史馆所记载的不过是朝廷任免、升迁的事情罢了，难怪史文远远不如前代。
周代时各国都有史官，董狐、南史、左丘明等人都是。这也是为了激发人们向往和鉴戒之心，后世废除了这一制度，治理之所以不如古代，这也是一个原因。我认为有志于复古的人，凡是郡县都应当恢复古代史官的职责，以记录政事的得失、民俗的好坏，年终汇总上报朝廷，以备史馆采择，这也是治理之道的一大关键。如果担心官员太多，即使由学校的老师兼任，也可以。
《思辨录辑要》卷十九 太仓陆世仪撰
治平类[井田]
夏商周三代以前，天下不是天子所能私有的。秦朝废除封建制，才开始以天下奉养一人。三代以前，田产不是平民所能私有的。秦朝废除井田制，才开始将田产给予百姓。这几句话说得最准确。
井田之法，实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寻找其遗迹容易；实行于后世而重新开拓则难。实行于开创时期，而田产没有固定主人容易；实行于太平时期，而剥夺百姓既定产业则难。实行于封建制下，而诸侯各自视为己业容易；实行于郡县制下，而守令调动如传舍般频繁则难。实行于边远地区，而开荒聚集民众容易；实行于内地，而想要夺取百姓世代相传的产业则难。想要实行井田，必须先实行封建。古代拥有国家的人，授予百姓百亩田地，壮年时给予，年老时收回，不过就像后世大富之家，将其祖辈世代拥有的田地，授予佃户，考核其勤惰来决定给予或剥夺，比较其丰歉来决定收取或借贷，其田界利弊，都是他们少壮时所习闻的，无需过多核查，而奸弊自然没有容身之处。如今不实行封建，却仅仅争论井田是否可行，为什么呢？
凡是井田沟洫形体的制度，不可固执一端而论。古人治理土地，必定依据山林川泽高低险夷的自然地势而施加功力，断没有挖山填谷、削圆就方的道理。如《周礼》所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以及“十夫有沟，百夫有洳，千夫有浍，万夫有川”等话，都是大概以成法而言，所谓说的是常规，不说变化。至于形体，哪有固定不变的呢？后世儒者拘泥于一定之法，可以说是坐井观天、胶柱鼓瑟了。
遂人的职掌说：“凡是治理郊野，每夫之间有小沟，小沟上有小路。十夫之间有沟，沟上有田界。百夫之间有洫，洫上有大路。千夫之间有浍，浍上有大道。万夫之间有川，川上有大路。”注解说：“所谓万夫，是指方圆三十三里多一点。”这也是大概以成法而言，不可拘泥。
古人治理土地，必定依据水利。而水性趋下，河流形状无常。如伊水、洛水、涧水、瀍水之类，都是川。然而不能用方形来计算。就像我们吴地的三江，既流入震泽，安定三江，都是川一类。然而不能用方形来计算。至于遂人的方法，就可以依据三江来说明。三江的水，从湖通到海，长达百余里，深广也有数十丈。而江的两旁，或十里，或五里，就有纵浦。纵浦，是江的支流。所以其深广比江稍减。纵浦的两旁，或三里，或二里，就有横塘。横塘，又是浦的支流。所以其深广又比浦稍减。至于塘的两旁，又有港汊。港汊的两旁，又有沟渠。其深广依次更减。而凡是江、浦、泾、塘之上，没有没有岸的。由此可以知道遂人的方法了。万夫有川，就是三江。川上的路，就是江岸。千夫有浍，就是纵浦。浍上的道，就是浦岸。百夫有洫，就是横塘。洫上的涂，就是塘岸。十夫有沟，就是港汊。沟上的畛，就是港岸。夫间有遂，就是沟渠。遂上的径，就是田埂圩岸。这就是遂人的方法。不考察实际地形，而拘泥于寻求纸上的图样，岂不是很荒谬吗？
治理土地的方法，与治理军队不同。治理军队由少到多，治理土地由大到小。所以善于治军的人，必定先确定队伍；队伍确定后，而后千夫、百夫以至数十万的民众，没有不能约束的。善于治地的人，必定先疏通大川；大川疏通后，而后纵浦、横塘以至港汊、沟之类，没有不能条理清楚的。知道队伍，而后可以谈论八阵；知道疏通大川，而后可以谈论井田。如今谈论八阵的人，拘泥于八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