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録辑要》卷四太仓陆世仪撰

译阅读《资治通鉴》，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地看，依旧只是判断对错，说是就是，说非就非，就像矮子看戏，跟着别人一起笑骂，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致使许多重大事件都被前人蒙蔽了。像这样，即使背熟了整部《廿一史》，也只是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有什么益处呢？

译读书如果不能穷究事理，都是玩物丧志。如果能够穷究事理，那么即使只是记诵也没有妨碍，越熟练越好。

记诵的功夫，读史书不必使用。如果是五经、四书、太极图说、西铭这类书籍，则必须熟读成诵，不成诵则义理无法显现。

古代学习圣贤之道容易，现在学习圣贤之道困难。仅就读书这一项而言，书籍的数量比古代多出一千倍。学者如果想要成为圣贤，不博学是不行的。然而如果想要博学，面对这些汗牛充栋的书籍，又该怎么办呢？偶然想到一种读书方法，想要将所读的书分为三个阶段：从五岁到十五岁为第一阶段，十年用于诵读；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为第二阶段，十年用于讲解贯通；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为第三阶段，十年用于广泛涉猎。使学习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书籍有轻重缓急的区分，那么学者大概可以由此衡量功效，朝廷也可以据此来考核士人了。应当阅读的书籍，大致列在后面。

十年诵读阶段：《小学》（朱熹编的《小学》颇为繁杂，我想另外编纂《节韵幼仪》，意见见前卷）、《四书》（先读正文，后读注释）、《五经》（先读正文）、《周礼》（柯尚迁的注本较好）、《太极图说》、《通书》、《西铭》、《纲目》（先读纲目，又有《歴世统谱》、《秋檠録》等书，记载古今兴亡的大概，都编有歌诀，适宜先讲解诵读）、古文（适宜先读《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文理容易理解，易于记诵，等到十五岁以后也可以，我最近有《书鉴》一编，专门选取古文中有关国家兴亡治乱的内容，后面各自有论述，使学者读了可以知晓古今，似乎可以作为备览之用）、古诗（《离骚》、《诗经》、陶渊明的诗适宜先读，我最近有《诗鉴》一编，专门选取汉唐以后符合“兴观群怨”的诗，后面各自有论述，似乎可以作为备览之用）、各家歌诀（天文、地理、水利、算学等各门学科都有歌诀，选取那些切合日常使用的，闲暇时记诵）。

十年讲贯阶段：《四书》（适宜看《四书大全》）、《五经》（适宜看《五经大全》）、《周礼》（柯尚迁注，最近有《集说》也不错）、《性理》（还应当重新编辑，其中如《洪范》、《皇极》、《律吕新书》、《易学启蒙》、《皇极经世》等书，都适宜各自成书，不必收入合集）、《纲目》（适宜与《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两书一起看，仍以《纲目》为主）、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按：这三本书，是了解当今最重要的，但现在的学者甚至有人终身没听说过，大概因为国家没有把它们列入科举法令，又没有钦定的成书，学者不读也就不足为怪了）、《文献通考》（这本书与《纲目》互为表里，不可不讲）、《大学衍义》、《衍义补》（理学和经济类书中简明扼要的，不可不讲）、天文书（适宜专门学习历法算术）、地理书（适宜详细研究险要之地）、水利农田书（有新刊的《水利全书》、《农政全书》）、兵法书（《孙子》、《吴子》、《司马法》、《武备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都适宜讲究，按：以上四门学科，如果不是全才，或者专门学习一家也可以）、古文（《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古诗（李白、杜甫，适宜全部阅读）。

十年涉猎阶段：《四书》、《五经》、《周礼》（以上参照注疏及诸家的说法）、诸儒语录、二十一史（或者旁及野史）、本朝实录及典礼律令诸书、诸家经济类书、诸家天文书、诸家地理书（各省的舆地志或者旁及堪舆家）、诸家水利农田书、诸家兵法、诸家古文、诸家诗。

以上这些书，能力能够兼顾的就兼顾，能力不能兼顾的，就略去涉猎而专门从事讲贯。再不然，就去掉诗文。在经济类书中，或者专门学习一家，其余的则断然在所必读。希望学者都能成为有根本又有实用的人才。现在天下的精神，都耗费在科举应试的八股文上了！谁肯做真正的读书人？而国家又怎么能得到读书的益处呢！

自从汉唐以来，都认为五经是圣人所确定的，尊崇经书的人，大都选取五经来表彰弘扬，有的增添注疏，有的增加论解，不下数千百家。五经之外，就认为不是圣人所确定的而忽视它们。那些拟作经书、续写经书的人，都被共同嘲笑诋毁排斥，认为得罪圣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世俗儒生尊崇经书的过错，而不明白经之所以为经的原因。只有《易经》具备天人的道理，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点欠缺，是不可拟作的，也不必拟作。至于《尚书》和《春秋》，就是后世的史书。《春秋》专门记载事实，《尚书》则兼载文章，也就是后世的古文之类。《诗经》就是后世的诗。《礼》记载三代的典礼，后世的帝王代代兴起，有一个朝代就有一个朝代的制度，礼从来没有缺失过。所以我以为五经之中，只有《易经》是不必续写的，至于《诗》、《书》、《礼》、《春秋》，都是必须续写的。现在只有《纲目》一书，是继承《春秋》而作的，其余三经则都没有人敢继承，一是畏惧王通拟经的说法，二是拘泥于邵雍“删诗之后无诗”的话。世俗儒生说：“后世的诗文，怎么能像三代的诗文？后世的礼，怎么能像三代的礼？”这话确实如此，然而即使是三代的典礼文章，也不是句句都可以作为法则的。比如《尚书》中的《吕刑》、《文侯之命》，《诗经》中的郑风、卫风等篇章，礼则三代互相有得失，这是世运升降造成的。三代自然不如唐尧虞舜，汉唐宋自然不如三代。圣人删定笔削，也只是……

译选取那些文字中有关系的保留下来，以等待后世的读者自行辨别其中的得失罢了。难道认为这五本书，自从经过我的删定修改之后，就再也没有一句话一个字可以承接这五本书而继续写下去吗？王通续写经典的错误，在于续写却未能得到真正的正统传承，并不是经典不应当续写。我不自量力，有《诗鉴》《书鉴》两部著作，《书鉴》选取古今有关国家兴衰治乱的文字，《诗鉴》选取古今符合兴、观、群、怨作用的诗歌，后来各自加上论述，以暗中附合孔子《诗经》《尚书》的宗旨。虽然见识浅陋，议论平庸鄙俗，难免受到君子的讥讽，然而我的心志，本来愿意做圣人的门徒，是没有什么罪过的。不知道后世的人能否体谅我？

译《太玄》《潜虚》《洪范》《皇极》，这些都是模仿《周易》的书籍。它们既不能像前代圣人那样精微深奥，又对后学毫无补益，实在毫无意义。学者们不仅不敢议论它们，反而尊崇它们，于是专门归罪于王通，这不仅是只有耳朵没有眼睛，也可以说是趋炎附势了。

礼，是天理的节度与文饰，所以有一个朝代，就有一个朝代的制度，都含有深意，不必厚古薄今。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由此可知，生活在百代之后的人，其礼制必然会对百代有所增减。然而自秦汉以来，制定礼乐的人，大多不是明晓道理的儒者；而明晓道理的儒者，又大多厚古薄今，动辄违背原则，多是因为误认了“非天子不议礼”这句话。大概《中庸》所说的“不议礼”，是指不敢轻易议论并改变当朝国王的制度。如果是私下居住时议论，考订折衷，这正是儒者的本分，又有什么罪过呢？孔子回答关于“治理国家”的提问，就是一个证明。朱熹的《仪礼经传集解》，也是这个意思；但这本书是由门人编成的，未能折衷，而且多拘泥于古礼而不能推度于今，使得后世无所遵循。我的想法是，完全依照朱熹《集解》所分的门类，如家礼、国礼、王朝礼等，从三代到近代，一一分类记载其礼，然后用自己的意见加以文字阐述，以折衷之，命名为《典礼折衷》，希望研究礼制的人有所考据。

在朝廷上议礼，非常困难。因为既有顾忌，又有牵制，意见纷争，私心对立。历来议礼的人，每每称为聚讼，确实是有原因的。就像近代兴献皇帝的事情，张璁起初的议论远远胜过杨廷和等君子。然而诸君子之心无私，而张璁之心却有私。假设身处那个时代，想跟随诸君子，则于礼不合；想跟随张璁，则迹近私心，而必被诸君子抨击，于是便无话可说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席书，是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以大礼之事质问阳明，阳明不回答，作诗说：“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俗尘。”大概是深知诸君子争礼之非，而又不敢倡议，跟随在张璁之后。所以我认为，这类大礼，儒者都应当在平日无事时，考订折衷，著为定论，那么后人可以引以为断，不至于有临事纷争的祸患了。

《礼记》中如《曾子问》《檀弓》最好，所谓儒者平日议礼而考订折衷，如果不这样，不足以穷尽礼的变化，我想在《典礼折衷》之后，再作《或问》，以阐明它。

议礼中格物致知的工夫最多，今人久不讲此，实在是学问上的欠缺。

致知的工夫，没有比六书更完备的了。因为天地间一物，必有一字；而圣贤造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够即字以观理，那么格物的道理就存在了。许慎的《说文解字》虽然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备。我的朋友王子石隐作《六书正论》，每字必据理精思，直穷原本。其精到处，竟可作《尔雅》读。做格致之学者，不可不知。

读史应当以朱熹《纲目》为主，参看《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增益《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扩大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而约礼之功，一部《纲目》足够了，《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还是不可不读，二十一史虽不读也可以，备查足矣。

二十一史的列传非常冗长混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因为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未可忽视。我曾想去掉二十一史的纪传，另取诸志合为一书，天文地理各从其类，这确实是壮观。《文献通考》也仿佛其意，但终究不如单独观看一代，为睹一代之全耳。

读史有必不可少诸书，如历代地图，建置沿革，历代官制，建置沿革，年号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历代统谱，秋檠录等书，俱不可少。欲汇为一集，名曰《读史要览》，也是方便学者的事。

读书一顿工夫最难。人一岁中每多事务耽搁，能读书时不过三之二耳。《纲目》一书，合前编及宋元不下万余纸。应酬事务之暇，日读五十余纸，亦须得二百天。况且又有考试杂书间之，是一岁工夫只堪读一部《纲目》，何以卒事？我的意思是，学者有意读书，决当离家入山，谢绝世事，分年读书，每一项书作一年读。如《通鉴》《纲目》《纪事》三书，便可作一年读过，也是快事。

读史须一气看过，一气看过则前后事连贯，容易记忆。

读书连早起、夜坐、穷日之力，性敏感者可得二百页。评点考索之功俱在内，更多则不能精细察看了。《纲目》、《通鉴》、《纪事》三书不下四万余纸，值二百天。其余日以当反复玩味、优游涵泳之工夫，是三书者亦可以无憾了。

看二十一史，只当在长夏，不用评点只约略揭过。其志书另作一项看。

薛文清说：“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

译这类例子，都应当熟读并深入考究。我认为孔子动不动就称引周代的法度，即便是周公制定的制度再好，他也是因为遵循周礼的缘故。我每每奇怪后来的儒者学习孔子，也动不动就称引周代的法度，而对于本朝的制度却废弃而不加讲求，这也是不善学习孔子的人啊。

译做官的人研读法律条文，这就是所说的进入一个国家要询问那里的禁令。从前陆文量公曾说，国家应当设立宰相并研读法律条文，如果有官员妄言要设立宰相，满朝文武大臣立刻上奏，将罪犯凌迟处死，（陆公）不觉失色，因此感叹做官不可不读法律条文，现在的学者为什么忽视它呢？

《文献通考》与《纲目》互为表里，《纲目》详细记载历代的事实，《通考》详细记载历代的典礼，都是学问所在之处。现在《纲目》颁布于学校，载入法令，而《文献通考》却没有，这就是世上缺乏实学之士的原因。

邓元锡的《函史》下编，朱健的《治平畧》这两本书，适宜与《通考》对照阅读。

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没有比《大学》更完备的了。《西山衍义》和《琼山衍义补》，则是旁通并详尽阐述这些道理的著作。学者如果能熟读深究，那么在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上，大概就差不多了吧？

能读《衍义》和《衍义补》这两本书，就知道天下没有哪一本书不能纳入《大学》的范畴。那些不能纳入《大学》的，都是无用的书，都对修养自身、治理他人没有益处。

有人问：“天文书是国家禁书，不适宜阅读吗？”回答说：“不是的。国家所禁止的，是占卜预测吉凶的书，担心它们妄言祸福罢了。至于历法推算，则是人人都应当知道的，也是国家所急切依赖的。自从立法以来，从未听说有因天文历数触犯禁令的人。像徐光启、邢云路诸位先生，又明明以天文历数在当世阐明主张，怎么可以不学习呢？”

历法推算或许可以不学，但天文日月五星运行、日月食的道理，绝对不可不知道。这是儒者的事，不是专门技艺人员的职责。观察古代各位大儒就可以明白。

地理书应当详细记载险要之地。《一统志》所载，大多泛泛记录山川、人物、名胜，而对于险要之地却特别简略，或许也是朝廷保密慎重的意思，但学者绝对不可不知道。我曾经选取二十一史中战争的事，那些与险要之地有关的，分省分郡，各自按类标注，对学问颇有裨益。因为没有空闲，托付给虞九长源圣传，而两位兄长也没有空闲。圣传最终续写完成，大有益处。

水利和农田是一件事，两本书可以互相阐发。能懂水利，那么农田的事就明白一半以上了。

兵法，儒者不可不学习。这虽然是祸害天下的事，但实际上是仁爱天下的事。儒者不学习，反而让强悍勇武的人学习，得以肆意行其不义。这就是天下常常混乱而不治理的原因。

看书不可看重叠重复的书，白白耗费心神。如唐荆川的《左编》、李卓吾的藏书、邓元锡的《函史》上编，不过是摘录史书中的人物，分门别类，不必再看。

凡是读书分类，不仅有益，而且节省心神。如《纲目》等三书所载，大致相同。如果《纲目》用心看过，那么这两本书不必再细读，只要浏览一遍即可。好比复读，极省工夫。但必须一起看，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了记忆就会生疏。其余如理学书，如先儒语录之类，作为一类看；经济书，如《文献通考》、《函史》下编、《治平畧》、《大学衍义补》、《经济类编》之类，作为一类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乐律之类的书，都是如此。成就自然不可限量。

问：孔子教导人，先以广博知识，后以约束礼仪。朱子也让人先广博，而后求其简约。所以程子做学问，在佛老之学上泛滥了几年，然后反过来求索。现在我们做学问，如佛老之类，也应当广博涉猎吗？回答说：如果论及在佛老之学上泛滥，岂止程子，即使朱子未见李延平时，也曾向开谦学习禅学。王阳明、罗整庵少年时都曾学习禅学，只是各人力量不同。有与之出入泛滥而不被迷惑的，大程子是也。有学习后知道其错误的，朱子和罗整庵是也。有开始学习，后来放弃，但最终难免稍涉其残余习气的，王阳明是也。我们想成为大儒，想承担道的责任，佛老二家的书，岂能闭目不看？但须各自审视力量如何。如果力量不足，不如暂且遵守先儒“淫声美色”的训诫。因为先儒决不说欺骗人的话，决不会误人。不可厌恶平常喜好新奇，贪多务博，以至于坠入坑堑。

《思辨录辑要》卷五 太仓陆世仪撰

格致类

有人说：“人有文章，就像天地有花草。如果文章不华美，就是花草没有颜色。”我说：“与其做花草，不如做五谷。教导百姓耕种，古代称为圣人。如果种植花草，只是园丁罢了。”

凡是喜欢写古文辞的人，只是义理不深，觉得辞章有味，所以往往技痒。从前胡文定公年轻时喜欢写文章，后来笃志于学问，就不再写那些辞藻。召试时有说：“年轻时习艺文，不称语妙；晚年捐华藻，才取理明。既觉昨非，更无余习”。可谓勇于割爱了。

有人以文学自夸，我说：“须知王、杨、卢、骆之上，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上，有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之上，尚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及孔子、孟子在。”

古文、诗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