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三

译之所以称为“极”，是因为天以高度为极，地以厚度为极，人以众多为极。因此，学习《易》的君子观察卦序，就知道祸福彼此依伏、变化没有穷尽，所以能够安居而心安；观察卦辞，就知道天命不会错乱，吉凶必然到来，所以能够乐于玩味。至于安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这就是所谓圣人的四种道理。不观察卦象，就无法玩味卦辞；不观察变化，就无法玩味占断。玩味卦辞，就可以安居而心安；玩味占断，就可以行动而得吉，天地神明都将保佑他。既然吉祥，怎么会有不利呢？《彖传》是说明“象”的，《爻辞》是说明变化的；吉凶是说明得失的，悔吝是说明细小过失的，无咎是善于补救过错。因此，排列贵贱在于爻位，齐别大小在于卦，辨别吉凶在于卦辞，忧虑悔吝在于细微的分界，因震动而无咎在于悔悟。所以卦有大小，卦辞有险易。卦辞各自指示事物所趋向的方向。孔子已经说过圣人观察卦象、系缀卦辞的旨意，以及君子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的功效，这里又说明《彖》与《爻》的区别。以卦象、卦变为根本，综合一卦的象而成为《彖》，分辨六个爻位的变化而成为《爻》。学习者求《彖》辞而不得，可以观察卦象；求爻辞而不得，可以观察卦变；求吉凶之辞而不得，可以观察得失；求悔吝之辞而不得，可以观察细小的过失；求无咎之辞而不得，可以观察善于补过的情形。阳为贵，阴为贱；但以五爻看三爻，五为贵而三为贱；以三爻看初爻，初为贱而三为贵。这就是贵贱的排列取决于爻位。阳为大，阴为小；但柔爻得位而上下都有应和，称为小畜；柔爻得到尊位、居于大中，上下都有应和，称为大有。这就是大小的齐别取决于卦。有的卦说小事守正则吉、大事守正则凶；有的说妇人吉、丈夫凶；有的说中途吉而最终凶；有的说开始吉而最终混乱。这就是吉凶的区别取决于卦辞。吉凶的缘故产生于彼此形势，悔吝的到来由于所交往的对象。若不是有坚定独立的操守，怎么能忧虑并预先防备呢？有所忧虑，就没有悔吝了。《易》说：“商兑未能安宁，守持微小的疾病便有喜庆。” 这就是对悔吝的忧虑取决于细微的分界。君子的过错，人人都看得见；有了过错却不改，这才叫过错。若不是有确实而深切的悔惧诚意，怎么能震动自己而改正呢？有所震动而改过，就没有灾咎了。《易》说：“困于葛藤，处在危险不安之中，说因行动而悔悟，就有悔恨；出征则吉。”这就是因震动而无咎取决于悔悟。卦有大小，如小畜、小过、大畜、大过、大往小来、大往小来这一类就是。卦辞有险易，如君子“乾乾履道”“坦坦”“群龙无首”“其血玄黄”这一类就是。卦的大小、卦辞的险易，学习者应当知道。可是《彖》的辞不只说明本卦，象辞也不只说明本爻；变化所趋向的地方，都有所指示。“齐”字，财细反。《易》以天地为准则，所以能够包罗贯通天地之道。抬头观察天文，低头考察地理。因此知道幽明的缘故，推究开始而返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形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它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它的作用遍及万物，道能够救济天下，所以没有过失。广泛运行而不流失，乐于顺应天道而知晓天命，所以没有忧虑。安于所处的土地，敦厚地实行仁，所以能够爱护万物。它包罗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曲折成就万物而没有遗漏，通晓昼夜的道理而有所知。因此神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仁者看到它救济天下，称它为仁；智者看到它周遍万物，称它为智。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的道理很少有人知晓。孔子已经说过《易》本于天地，是圣人所创设、君子所观察的；这里又说《易》与天地、圣人没有间隔，而真正得到君子之道的人很少。说“与天地为准”，是说《易》；说“与天地相似”，是说圣人。《易》与天地为准，所以能够包罗贯通天地之道；道显现出来成为《易》，所以没有固定形体。圣人与天地相似，所以能够范围天地的变化；变化深入而成为神，所以没有固定方所。“准”是端正、准则的意思，“似”是相像的意思，“方”是处所的意思，“体”是形体的意思。有时说准，有时说似，有时说体，有时说方，各有适当之处。这里是因为《易》从道来说，圣人从变化来说。抬头观察、低头考察，推究开始、返观终结，验证万物、通晓变化，这是《易》的作用；知道幽明的缘故、死生的道理、鬼神的情状，是《易》所以包罗贯通天地之道。知识周遍万物，道能够救济天下，乐天知命，安土敦仁，直到广泛运行而不流失，这是圣人的境界。大而不过分，小而不遗漏；对自身没有忧虑，对万物能够爱护，直到曲折成就万物而不遗漏，这就是范围天地变化的作用。至于通晓昼夜之道而能够知道其中所以然，那么《易》与天地、圣人、贤人就混然同体而没有间隔了。所以说“神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这是把它们合起来说的。什么叫“弥纶”？什么叫“范围”？回答说：“弥”是充满，含有周遍的意思；“围”是圈围，含有全部包容的意思。道只有一个。说它大，就没有什么不周遍，也没有什么不包容；说它细，就没有什么不具备条理，没有什么不具备法则。《易》从道来说，所以由大进入细，先说“弥”后说“纶”；圣人从变化来说，所以由细形成大，先说“范”后说“围”，也各有适当之处。《礼记》说：“君子谈大，天下没有地方能够承载；谈小，天下没有东西能够割裂。”说的就是这个。在天上形成天象的，无不具有自然的文理；在地下形成形体的，无不具有自然的条理。天道遥远而幽深，地道近而明白。遥远幽深的，要观察天文来验证；近而明白的，要考察地理来穷究。这就是知道幽明缘故的方法。有开始就必有终结，有生就必有死。终结之后又重新开始，那么由死而复生也就可以知道了。

译所以死者不能直接知道自己归向何处；推究他的开始而穷尽他的终结，就可以知道他的归宿。生者不能直接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返观他的终结而推求他的开始，就可以知道他所从来的地方。死生的道理，是由此知道的。天一生水，在人表现为精；地二生火，在人表现为气。人的出生，是精气聚集；人的死亡，是精气消散。然而还有鬼神，难道是死后精气尚未消散的缘故吗？现在说“精气形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是什么意思？物，是魄，也就是所谓鬼；变，是魂，也就是所谓神。鬼又有所凭依，借此发出灵异的声响。有人在恍惚中看见它，有人在梦中看见它；它的声音、笑貌、起居、饮食，仍然像人一样。这是精气所造成的，所以称为物，大概是有形之物而不是变化。神无所固定，却无处不在，不能看见，也不能听见；但它浩浩荡荡，仿佛在上方，仿佛在左右。这是游魂所造成的，所以称为变，大概是有变化而不是有形之物。如今世人所说的鬼，没有不是暴死者的。众多暴死的人未必聪明正直，只是因为他们的精气尚未消散，所以一时成为鬼。圣贤寿终正寝，精气已经耗尽，只因其游魂不灭，所以千百年后成为神。情，是意志；状，是形状。聪明正直、使善者得福使淫者得祸，是神的意志；依附草木、作祟为厉，是鬼的形状。总的说来，就称为鬼神。“鬼”字的意思是归，“神”字的意思是伸展。验证有形之物以考察其形状，探究变化以通晓其意志，因此知道它们的情状。郑子产说：“人刚开始生成时叫魄，魄已经生成，阳气产生后叫魂。使用外物越精多，魂魄就越强，因此有精爽而达到神明。”这只是知道精气形成有形之物，却不知道游魂产生变化。因此把魂魄并称，认为鬼神没有区别。人的出生，神是魂，形是魄；老子所说的“载营魄”，就是这个意思。难道是已经变化之后才产生魄吗？所谓神明，是聪明正直积累而成的，难道是因为使用外物精多才达到的吗？子产号称博物，但他的认识只到这里；若不是圣人，就不能真正了解鬼神的情状。唐代韩愈作《原鬼》，其中说：“鬼没有声音和形体，不能没有声音和形体的，是物怪。”这就是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也不曾听闻孔子、子产的论说。宰我问：“我听说鬼神这个名称，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孔子说：“气，是神的盛大表现；魄，是鬼的盛大表现。把鬼和神合在一起，是教化的最高境界。”学习者直到今天仍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天是气的积聚，地是土块的积聚。神的盛大表现，没有比天更大的；鬼的盛大表现，没有比地更大的。如今人死了，圣人把他与天地合在一起，称为“鬼神”，是为了教导百姓产生孝敬之心，不敢对死者厌恶。说他的精气已经散去，骨肉在地下腐朽，所以取其归于土地，称为“鬼”；说他的魂气无所不到，在上方发扬，所以取其归于上天，称为“神”。这一切，难道就是《易》所以包罗贯通天地之道、与天地相准的原因吗？天下，是天地覆盖承载的范围；万物，是天地生成的万物。天下极其广阔，万物极其众多。智慧足以周遍它们，但道德力量不足以救济它们，力量就有时会穷尽；道德力量足以救济它们，但智慧不足以周遍它们，施用就有时会滞碍。只有智慧足以周遍，仁德足以救济，所以大而不过分，小而不遗漏。对于天所改变的事情，不推辞而乐于接受，称为乐天。乐于顺应天道，就知道天命了。对于在地上所遇到的事情，不加选择而安然接受，称为安土。安于所处的土地，就能敦厚地实行仁。仁属于人，命属于天，土属于地。乐天知命，安土敦仁，三才之道就完备了。因此，对自身没有忧虑，对万物能够爱护。圣人的道以中为根本，扩展到四方运行，就是所谓时中。人道的产生以正直为根本，扩展到曲折成就万物，就是所谓致曲。广泛运行就能周旋，却容易流失；曲折成就就能细致周密，却可能有所遗漏。广泛运行而不流失，所以能够曲折成就而不遗漏。这些，难道就是圣人所以范围天地之化、与天地相似的原因吗？“相似而不违背”“范围而不过分”“旁行而不流失”“曲成而不遗漏”，都是交错安排文辞，要使学习者深入探求后才能得到。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称为旁行、曲成。至于通晓昼夜之道而有所知，那么所谓弥纶、范围，大概已经兼备了。昼属阳，夜属阴。《易》、天地、圣人都不超出阴阳。《易》是圣人的书，圣人是天地的心。天地之道传授给圣人，而蕴藏在《易》中。说它进入而成为神，就是没有固定方所、无法命名；说它显出而成为《易》，就是没有固定形体、无法执取。但都不超出阴阳。阴阳分开以后才有天地，天地确定以后才有圣人。三才各得其位，《易》就在其中运行，于是阴阳就有了不同的方位和不同的形体。在尚未分化时，也没有可以命名的方所；等到已经散布开来，也没有可以执取的固定形体。所以说“神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一阴一阳开始生成时，是混然形成的万物。因此就其没有固定方所而言，命名为道。一阴一阳散布在天地万物之间，成为刚柔、仁义，随着变化而各有所趋。因此就其没有固定形体而言，命名为善。善，是道的继承；善每天显现并流行，道就每天离散并隐没。所以返归它的根本，回到它的开始，命名为性。性，是善的成就。仁者看见它救济天下，就称它为仁；智者看见它周遍万物，就称它为智。仁和智，是道的继承而不是道本身，是接近性而不是性本身。不知道道而把它指认为仁，喜好仁的弊病有时会流于愚昧；不知道道而把它指认为智，喜好智的弊病有时会流于伤害。这也足以看出它没有固定形体。至于行事却不显明其道理，习惯了却不加以考察，终身依循它却不知道它的道，那不过是普通百姓罢了。仁者、智者执着于一偏而妄自见解，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这就是所谓贤者。聪明的人超过中道，愚昧不肖的人达不到，所以君子之道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孔子说：“中庸作为德性，大概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吧！”说的就是这个。

译仁显现在外，用隐藏在内，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共同忧虑。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达到极点了啊！富有万物叫作大，事业日益更新叫作盛德，生生不息叫作《易》，形成天象叫作乾，仿效地道叫作坤，穷尽数理而知来事叫作占，通晓变化叫作事，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作神。《易》真是广大而宏大啊！说它远，就没有什么能够抵御；说它近，就静而端正；说它存在于天地之间，就无不完备。乾，静止时专一，发动时直行，因此产生广大；坤，静止时收敛，发动时开放，因此产生广博。广大与天地相配，变通与四时相配，阴阳的意义与日月相配，平易简约的善与至德相配。孔子说：“《易》大概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吧！”《易》是圣人用来尊崇德性、扩大事业的。智慧崇高，礼法卑下；崇高效法天，卑下效法地。天地设定位置，《易》就在其中运行。成就本性而使它长存，这是道义产生的门户。孔子已经说过《易》与天地为准，圣人与天地相似，所以神没有固定方所而《易》没有固定形体；这里又说《易》与天地、圣人都把仁显现于外而把作用隐藏于内，出于《易》而进入神，其道理是一个。仁，是用来化育万物的；显现出来给万物看，是万物归附的原因。用，是用来鼓舞万物的；隐藏起来运行，是万物听从的原因。如果不把仁显现出来，万物尚未信服而圣人徒劳，万物就不会归附；如果不把作用隐藏起来，万物很快就能测度，也不会听从。这就是“《易》与圣人共同忧虑”的地方。“不”字是衍文。仁显现而作用隐藏，德便胜盛，事业便广大。人们看见盛德大业的美好，却不知道显仁藏用中的仁，所以说“达到极点了啊”，是感叹它神妙的作用。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伤害，叫作富有；各种道并行而互不冲突，叫作日新。日新就可以长久，富有就可以广大，这就是盛德大业。有人问：“既然说乐天知命所以没有忧虑，为什么《易》和圣人仍不能免于忧虑？”回答说：“王通所说，天下人都忧虑，难道只有我能不忧虑吗？”我曾认为这句话真正说到了要害：《易》是圣人的书。圣人有忧虑，而《易》希望没有忧虑，这说得通吗？所以说：“创作《易》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学习者因为一个字的讹误而破坏经文旨意，异说多得不可胜数。从“生生之谓易”以下，表面上似乎与“富有、日新”相承接而成为一段文章，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圣人使显明的变得隐微，以阐发幽深的道理，所以让学习者探究深处而达到远处。阳生阴，阴生阳；阳又生阴，阴又生阳，循环不穷，这就是所谓“易”。天一所生的水叫作形成天象，出于无而进入有，含有资始的意义，这就是所谓“乾”。地二所生的火叫作仿效地法，与一相对而成为偏，含有顺承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坤”。穷尽其数而知道将来的事物，这就是所谓“占”。通晓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这就是所谓“事”。至于一阳一阴彼此混同而没有间隔，无法测度，这就是所谓“神”。有了生才有象，有了象才有法，有了法才有占，有了占才有事；出于《易》而进入神，其道理只有一个。在天地中表现为乾、坤，在圣人中表现为占、事，在《易》中表现为易、神，只是显现与隐藏有所不同。形成天象、仿效地法、通晓时势变化，是仁的显现；生生不息而不可测度，穷尽数理而知来事，是作用的隐藏。到了这里，就不能再分别说《易》、天地、圣人之间有什么不同了。所以说“《易》真是广大而宏大啊”。什么叫广？什么叫大？回答说：“无所不包叫作广，无所不周遍叫作大。”说到遥远之处，放之于四海而没有不符合的，历经百世而没有不通达的，这叫大。说到天地之间，日月星辰各得其运行次序，鸟兽草木各得其适宜，这叫广。然而如果不能静而端正，就没有广大之基。所以说到遥远处，就行动而没有什么能够抵御；说到近处，就静止而能够端正；说到天地中间，就没有什么不完备，这才称为广大。“▯乎不防”中的“▯”疑有误，意为专一；运行刚健而不回转，叫作直；含容广大而无边，叫作翕；发散开来而无所遗留，叫作辟。狭小产生于自我怀疑，局促产生于自私。专一正直就不疑惑，所以产生大；收敛开放而不自私，所以产生广。然而分开说，乾坤有广大之不同；合起来说，乾未尝不广，坤未尝不大。所以说广大与天地相配，天地也就相配了。充满天地之间的事物，难道有不相配的吗？所以说变通与四时相配，阴阳的意义与日月相配，平易简约的善与至德相配。至德，就是《礼记》所说的中庸，也是《易》所说的平易简约。平易简约，是至德的形容；至德，是平易简约完成后的名称。为什么说二者相配呢？回答说：平易简约取法于《易》，至德取法于圣人；以《易》来配圣人，所以说平易简约与至德相配。即使如此，变通、阴阳、平易简约的善，难道不是用来配天地的吗？广大、变通、阴阳的意义，难道不是用来配至德的吗？容易知晓，是可以长久的德；简约施能，是可以广大的事业。至德已经相配，由德而成为事业，难道还有不相配的吗？这里杂然举出这些内容，是要让学习者深入探求而自己获得理解。因此前面说“盛德大业达到极点了啊”，这里又说“《易》大概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吧”。前面说的是《易》的德业，这里说的是圣人的德业；《易》的德业存在于书中，圣人的德业落实于人身上；使德崇高而达到盛，使业广大而达到大，其准则是相同的。德业可以从行为上看见，却每每感叹它达到极点，难道不是因为它显仁藏用的神妙吗？天一生水，智慧就取法它的象；地二生火，礼实际上与它相配。水性润下，不达到极高明，就不足以成为智慧；火性炎上，不合乎中庸，就不足以成为礼。

译所以说智慧崇高、礼法卑下；说崇高，就是效法天；说卑下，就是取法地。智慧和礼，是五常中的两项。它们既不足以穷尽德的名称，也不足以包举业的事情；这里只举出两项来效法天地，是为了说明《易》的变动周流，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取定。已经说了崇高效法天、卑下取法地，又怕学习者拘泥于以天地为先、把《易》和圣人排在后面，所以又说天地设定位置时，《易》本来就已经在其中运行。圣人以本性固有的内容为根本，成就它而不失其存续，这是道义产生的地方；究竟谁先谁后呢？有人问：天地设定位置，《易》才在其中运行；如果位置还没有设定，《易》在哪里呢？回答说：孔子本来就说，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无法看见，乾坤也几乎要停止运行了。究竟是《易》先于天地，还是天地先于《易》？究竟《易》出于圣人，还是圣人出于《易》？即使有最高的智慧，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圣人能够看见天下幽深隐微的事物，于是模拟它们的形状和情态，象征它们各自适宜的事物，所以称为象。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运动，于是观察它们的会合贯通，施行相应的典礼，并系下卦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说到天下最细微深隐的事物，却不能厌恶它；说到天下最剧烈的运动，却不能使它混乱。先模拟它，然后才能说；先讨论它，然后才能行动；通过模拟、讨论来成就变化。“鸣鹤在阴处，它的子和应；我有美好的爵位，我愿与你共享。”孔子说：“君子居处在室内，说出善言，千里之外都会响应，何况近处呢？居处在室内，说出不善之言，千里之外都会违背，何况近处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到百姓；行为从近处发生，显现在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关键一发动，就成为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同人”卦说，开始号哭，后来欢笑。孔子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说话。两个人同心，锋利得足以切断金属；同心的话，气味像兰花一样芳香。”“初六，借用白茅，没有灾咎。”孔子说：“即使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借助白茅来承垫它，又有什么灾咎呢？” 这是慎重到了极点。茅草这种东西本来很轻微，但用它来表示的意义却可以很重大。谨慎地遵循这个道理去做，就不会有什么过失了。劳谦，君子有终，吉。孔子说：“有劳绩却不夸耀，有功勋却不自以为有德，这是厚道到了极点。把自己的功劳说给别人听，是为了使自己处在下位而亲近仁德之人。德是内在品德的盛大，礼是外在行为的恭敬。所谓谦，就是以恭敬来保全自己的地位。亢龙有悔。孔子说：“地位尊贵却没有相应的职位，身居高位却没有民众，贤能之人在下位却没有人辅佐，所以一行动就会产生悔恨。不出户庭，无咎。孔子说：“祸乱由此产生时，言语就会成为祸乱的阶梯。君主言语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言语不严密就会危及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使事情失败，所以君子谨慎严密而不轻易说出。孔子说：“作《易》的人，大概懂得盗贼的心理吧？《易》说：‘背负着东西又乘坐车乘，招致盗贼到来。’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乘，盗贼就会想着夺取它。上面的人傲慢，下面的人暴虐，盗贼就会想着攻伐它。收藏财物不严密，是在教盗贼行盗；打扮得妖冶，是在教人淫乱。《易》又说：‘背负着东西又乘坐车乘，招致盗贼到来。’这就是招来盗贼啊。” 孔子前面既然说《易》与天地、圣人在这里没有间隔，于是接着说明爻象的意义，这些意义切实关系到日常的使用、言语和行为，是君子应当尽心体察的。天下的道理至为深远隐微，只有圣人能够看见它，于是把它比拟成这样的形状、这样的形态，再从万物中取其相宜之处来象征它，所以称为“象”。“象”就是仿像。天下的变化运动极其纷繁错杂，只有圣人能够看见它，于是观察它如何变化、如何通达，便制定典章礼法来实行，又系上卦辞爻辞，判断这样便吉、那样便凶，所以称为“爻”。“爻”就是效法。乾象征马，坤象征牛，这是所谓万物。运行于天没有比龙更相宜的，运行于地没有比马更相宜的，这是所谓相宜。在师卦中位居中位而吉，君王三次赐予命令，这是所谓典章。长子统率军队，弟子却以尸体载车而归，守正则凶，这是所谓礼法。如果不能得到事物的形状和形态，又凭什么象征它的物类与相宜之处？如果不能明察变化的隐微与通达，又凭什么实行典章礼法？天下最深远隐微的道理，常人看不见它的象，而圣人却把它说出来。比如“在血中等待，从穴中出来”；“看见猪背上沾满泥，载着一车鬼”；“给小牛加上横木”；“阉割的猪和猪牙”这一类话，似乎令人厌恶。天下最复杂的变化运动，常人不能辨别它将趋向何处，而圣人却把它说出来。比如“系住丈夫，失掉小孩；系住小孩，失掉丈夫”；“经过祖父之处，遇到祖母”；“没有赶上君主，却遇到臣下”；“行路的人得到牛，城邑居民遭受灾祸”这一类话，似乎令人混乱。然而把它们比拟为相应的形状和形态，就不再令人厌恶；观察其中的变化通达之理，就不会混乱。欧阳修说：“‘在血中等待，从穴中出来’；‘艮止于界限，分裂其脊肉’，这些都险怪奇绝，没有可以训释的故实，考证和学习《易》的人，凭自己的臆见，随事编造说辞，难道真能全部相信吗？这就是孟子感叹《易》不如亡失的原因。苏轼说：八卦所取的象，甚至涉及俚俗杂乱之事，没有什么不包括在内；其中的说法本来就不可能全部知道，大概只是用于占筮罢了。这是因为不懂得天下最深远的道理，反而厌恶它。孔子说：它的道理极其广大，百物没有不包括在内，怎么可以厌恶它呢？同人卦先号哭而后欢笑，说的是二爻与五爻同心。而程氏说：君主应当与天下人同其大同之道，但九五专门以私下亲昵的关系应合六二，失去了中正的德行，这不是君子之道。又先有隔绝所以号哭，后来相遇所以欢笑，这是私下亲昵的感情，不是大同的实体。喜悦而应合于乾，所以履虎尾而虎不咥人，亨通，说的是九四最终获得吉祥。而苏轼说：三爻与五爻相合，三爻就不会被咬，五爻也不会受害。

译五爻与三爻相离，五爻就陷于危险，三爻就会被咬。统观一卦来论，所以看见相合的利益；分别观察各爻，所以看见相离的凶险。这就是不懂得天下的变化运动，反而把它说乱了。孔子说：天下的变化运动，都是以守正归于一贯的，怎么可以把它说乱呢？至于先把事物比拟为相应的形状和形态，再加以言说，那么万物的相宜之处没有不相称的；考察它的变化通达，再采取行动，那么典章礼法没有不实行的。开始于比拟和议论，完成于变化，所以君子的言语和行动，将从这里得到取法。因此把中孚卦九二杂列在这里，不过人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说话，各有其时，不可不懂得这一点。所以接着列同人卦九五：出仕或退处、说话或沉默，都应当以谨慎发端，以谦逊实行，这样行动就没有亢龙之悔，言语就没有户庭之咎。所以接着列大过卦初六、谦卦六三、乾卦上九、节卦初九。至于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乘，对上傲慢、对下暴虐，那么招致盗贼、引来祸患，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说：言语行动的枢纽一经发动，就是荣辱的主宰。圣人教诲人的道理，真是完备极了！各爻的意义，详见本卦。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分成两部分，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用四根一组来揲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到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所以要两次归余之后再挂。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置彼此相得，各自都有相合之处。天数共二十五，地数共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形成变化、运行鬼神的依据。乾卦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恰当一周年的日数。上下两篇卦爻的策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恰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因此，四种营运完成《易》，十八次变化形成一卦，八卦完成一个小的体系。由此引申扩展，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天下所有的事情就都包括在内了。彰显道而使德行神妙，所以可以用来与万物酬酢，可以用来辅助神化。孔子说：懂得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懂得神所做的事情了吧？前一章已经说到通过爻象的比拟和议论来形成变化，这里于是进一步说明其中的数和占，这同样是形成变化的途径。大衍之数为五十，京房说：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其中有一个不用，是天所生的气。马融说：太极、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其中不用的，是居于极位的北辰。荀爽说：八卦各有六爻，再加上乾坤二用，共五十；乾初九为“勿用”，所以实际用四十九。郑康成说：天地之数为五十五，因为五行之气相通，总数减去五，再从大衍中减去一，所以是四十九。姚信、董遇说：天地之数为五十五，其中六数象征六画之数，所以减去六而使用四十九。各位儒者的说法不一致，王弼不知道该听从哪一种，又不能深入探究其中的意义，所以只说：推演天地之数，所凭借的是五十。韩康伯奉行这种浅陋的说法，孔颖达又跟着解释，认为所谓所凭借的五十自然就是这样，别无其他意义，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近世李鼎祚又推明这种说法，说天地之数虽然是五十五，但到了揲蓍的方法，只能使用五十，所以只是取其整数罢了。临川王氏说：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这是自然的数，至今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如此。他又说：五十所宗本的是五，四十九所宗本的是一，这就又在讨论它为什么如此了；究竟是把“知道”说成“不知道”，还是把“不知道”说成“知道”？孟子说：天那么高，星辰那么远，如果真去探求其中的原理，即使千年以后冬至的时刻，也可以坐在那里推知；如今却说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如此，难道不是严重地诬蔑圣贤吗？天地之数是五十五，其中有小衍，也有大衍。小衍之数推演其五，大衍之数推演其五十。大衍的意义包含在小衍之中，小衍之数又包摄在大衍之内。小衍之数推演到五十而终止，大衍之数从五十开始。五是什么？是土的生数。十是什么？是土的成数。土与水、火、木、金依次生成，却不是依次完成。水、火、木、金各以一数成就，而土包含在其中。因此，一的成数为六，并且有五与它相伴，共为十一；二的成数为七，并且有五与它相伴，共为十二；三的成数为八，并且有五与它相伴，共为十三。四的成数为九，并且有五与它相伴，共为十四。总括起来就是五十。因此，洛书以五十居于中央，河图纵横排列而成为十。五是上天所造、后天所设，并传授给圣人的，不是私人智力所能妄加议论的。有人说：“图书之数有一、二、三、四，您不把五作为一数；但您却列举四个数，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作为五的只是一个数，但列举一、二、三、四，就已经把它的略义说出来了。一、二、三、四既然已经成为六、七、八、九，五还怎么能单独显现出来呢？”水、火、木、金没有土就不能成就；东西南北没有中央就不能定位。因此六、七、八、九各自具备自己的方位，而五无处不在，所以构成五十之数。以土的生数五加上四个成数，已经是五十；以土的成数十加上四个生数，也同样是五十。苏氏说：“五包含在六、七、八、九之中，所以不能只说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意列举四个数，是因为说四时足以包括土，说土却不足以包括四时。”一、二、三、四是四时，六、七、八、九也是四时。两处都说四时，而一处包括土，那么两年之间有四个孟月、四个仲月各两组，四个季月只有一组罢了，所以这种说法不能贯通。

译有人说：“五十之数已经听到您的解释了，那么实际使用四十九，为什么呢？”回答说：“十是盈满之数，不能再推演，所以虚去其中的一，来象征太极。太极混然一体，阴阳尚未分化，不能使用，所以使用四十九。四十九是七七之数，因此可以推演并加以使用。”伏羲的六六、文王的八八、老聃的九九，都是如此。把它分开，是用来象征两仪；在中间挂起一根，是用来象征三才；用四根来揲数，是用来象征四时。有人说：“一不是太极，而是四十九的总数；一就是四十九，四十九就是一。两不是两仪，而是一与一合成两，凡是两都可以这样说。三不是三才，而是一与二合成三，凡是三都可以这样说。这种说法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不对。十、百、千、万，哪一个不是以一作为总数，为什么偏偏取四十九？说一就是四十九、四十九就是一，又凭什么数来推证？既然已有一，把它分为二，就成为三，为什么还要取一与二相合？又挂起其中的一根，就成为四，为什么还要取二与一相合？凡是两、凡是三都可以作为象，那么用四来揲数，为什么不取一般的四，却单独说是四时呢？” 孔子说：“《易》中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又说有天道、地道、人道，学习的人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至于有人说虚去的一是天一，这种错误显然不必辨析了。有人问：“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吝惜言辞，不明白地告诉人呢？”回答说：“孔子并不是认为学习的人会像这样耳聋眼瞎。”说四时，就可以知道三才和两仪；说象两、象三，就可以知道太极。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四一定要说成四时？”回答说：“《易》有四象，说四时是为了区别这四象。”孔子叙述大衍之法，大概是要把历法寓含其中。因此说四时，说闰，说一周年的日数，这是为了达到推知千年以后冬至时刻的目的。把余数归到指间，以象征闰。闰，是积累各年剩余的分数，由月亮的盈缩形成。三年置一闰，五年置两闰，十九年七闰成为一章。因此揲数所得的余数，不立即归到所挂的一根上，而是寄放在指间。两次归余以后再挂，是用来象征五年有两次闰。有人问：“那么三年一闰、十九年七闰，难道没有用来象征它们的办法吗？”回答说：“至理丝毫没有差错，善于学习的人应当举一反三。一次揲数而两次归余作为闰，二、三次揲数的余数，难道不就是六个闰吗？” 把它与挂一所象征的三合起来，就是七个闰了。挂一所象征的三，难道不就是三年一闰的象吗？所以《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卦，历法经过十九年而成一章。归余所得的六，加上挂一所象征的三，正好对应七闰。历法多出一年，而大衍有虚去的一数，它们之间难道还会有余缺吗？假如圣人对每一处都逐一说明，大概有说不尽的话了。天数有五，是五个奇数；地数有五，是五个偶数。一与六相得而成水，二与七相得而成火，三与八相得而成木，四与九相得而成金，五与十相得而成土，这就是五位相得。一与二相合，是阳水、阴火；三与十相合，是阳木、阴土；五与六合，是阳土、阴水；七与四相合，是阳火、阴金；九与八相合，是阳金、阴木，这就是各自有所相合。天数二十五，是总计五个奇数；地数三十，是总计五个偶数。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古今谈数的人，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这就是形成变化、运行鬼神的依据。运行鬼神，是四时得以运行；形成变化，是万物得以生成。在天上形成象的叫作变，在地上形成形的叫作化；在天上显明的叫作神，在地上幽隐的叫作鬼，这些都不能逃脱数的范围。乾坤两卦的策数总共三百六十。解释者说：“阴阳老少的策数合计都是三百六十。”经文说：“乾坤，是举老阴老阳来说的。”我认为不是这样，乾坤的策数其实是三百六十六，六子的策数是一千零八十。六子不能只举其中两个来概括，所以这里只称乾坤，用它来类推其余。恰当一周年的日数，解释者说：“一周年是三百六十天。”经文说三百六十，是举其成数而言。我认为不是这样，那多出的六日，是闰月积累形成的。三百六十天加六日，是把闰月一并计算而言。既然已经把余数归到指间，怎么还能再另行计算六日呢？有人问：既然如此，一周年的日数只是三百五十四天罢了；那六日也是闰月积数，为什么又把它们合并计算呢？回答说：这是总括一年十二个月的运行，其中有盈有缩，积累其差数以后得到六日，并不是在三百六十天之外另有六日。假如一定要先说它本来没有，然后才可以计算，那么两次闰月的积数达到六十，难道也只有盈余而没有亏缩吗？至于天下万物，其数目不止一万，所以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数足以与之相当而没有遗漏。因此，大衍之象中，太极是一，两仪是二，三才是三，四时是四，五年是五，太阴是六，少阳是七，少阴是八，太阳是九，万物是十。天地之数无不具备于其中，这就叫大衍。所谓四营，就是分二、挂一、揲四、归余，由此完成《易》。易就是变化。十八变，是三变成一爻，六爻成一卦。八卦而小成，是说一卦形成时，八卦的道理都已经具备，天地万物的道理大致可以看见了。由此引申扩展，触类旁通而增长，天地闰余的道理、一物的道理，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天下的事情就都完备了。道神妙而不显现，所以通过仁来彰显；德行显著而不神妙，所以藏于作用之中。彰显仁，就取法于阳；隐藏作用，就取法于阴，这样便调和、贯通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没有间隔。道得以显现，就可以用来与万物酬酢；德得以神妙，就可以用来辅助神化。应合万物的需求，叫作酬酢；赞助天地的化育，叫作祐神。这些都是触类旁通、不断扩展的结果，是能力所达到的极限。说到神妙，岂是小聪明所能测度的吗？所以孔子感叹说：懂得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懂得神所做的事情了吧？天地形成变化的原因，圣人辅助神化的依据，都不超出数的范围。

译《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来言说的，重视它的卦辞爻辞；用来行动的，重视它的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重视它的象；用来卜筮的，重视它的占。因此君子将有所作为、将有所行动时，向《易》询问并以言辞求告，它接受使命就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无论远近幽深，都能预知将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把二、三、四、五参合起来以求变化，变化交错综合其数；通达它的变化，于是形成天地的文理；穷尽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形象。若不是天下最变化莫测的东西，谁能参与到这里？《易》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然不动；一旦受到感应，就能通达天下的事情。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事物几微的工具。正因为深奥，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几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它神妙，所以不疾行却能迅速，不行走却能到达。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 前一章已经说明爻象的意义和大衍之数，这一章于是把它们合起来说明。辞、变、象、占四者，是圣人的道，也是君子所应尊尚的。辞与象具备于卦中，这就是所谓“观象玩辞”；变与占出自蓍草，这就是所谓“观象玩占”。“尚”的意思是尊崇；“用”的意思是使用。用在言语上，卦辞爻辞就可以作为宗旨；用在行动上，变化就可以作为师法；用来制作器物，就可以作为法则；用在卜筮上，占断就值得珍视。因此君子将有所作为、将有所行动时，有时向《易》询问，并用言辞来回应，就像回声应和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能够尊尚它的辞。无论远近，无论幽深，将来的事情没有不能预先知道的，好像有鬼神来告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能够尊尚它的占。询问它而不能穷尽，探究它而不能测度；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东西，谁能参与到这里？所谓参伍以变，就是以二、三、四、五来探求变化。二到四、三到五，排列起来成为四象，反覆起来成为八卦，这就是《易》的变化。不说二、四、三、五而说参伍，是因为三相互参合，五相互错综；参合完成，变化就开始；错综完成，变化就终止。刚柔相互变易，变化交替兴起，通晓这一点，就能形成天地的文理，所以要尊尚它的变化。错综其数，就是用七、八、九、六来推求其数。七与八、九与六相合都是十五，推演起来成为五十，这就是《易》的数。不说七、八、九、六而说错综，是因为错列而成为四，综合而归于一；七八九六叫作错，十五、五十叫作象，然后才有滋长，滋长以后才有数。数穷尽到这里，就能确定天下的象，所以要尊尚它的象。它的变化无所不通，它的象无所不具；若不是天下最变化的东西，谁能参与到这里？有人问：什么叫变？什么叫占？回答说：一卦的变化有六十四种，一爻的变化有三百八十四种，这叫作变。“元贞利贞”，穆姜得到它却以为是祸；“黄裳元吉”，南蒯遇到它却以为是凶，这叫作占。象与变叫作观，辞与占叫作玩，为什么呢？回答说：象，是爻辞和彖辞所具备的，显明或隐晦取决于辞；变，是蓍草和龟兆所告知的，吉凶由占来预示。观察蓍草，玩味卦辞，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这样说来，辞与占同属最精微，象与变同属最变化。有人说：精，是“一”的极致；变，是“万”的极致。象并不只是一个，玩味卦辞才能知道它；变也不只是一个，玩味占辞才能知道它。精微在这里，变化在那里，贯通一理，万事就都完备了。最精微的境界仍不免有思虑，最变化的境界仍不免有作为。至于没有思虑，寂然不动；没有作为，一经感应就通达天下的事情，这又不是最精微、最变化的境界所能达到的。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参与到这里？所以说：《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几微的。深，是最精微之理；几，是最变化之本。一千个人、一万个人的心，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人的心。因此只有深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一日两日之间有万种机务，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只有几微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这也就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穷极深奥而达到无思，研求几微而达到无为，这就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神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超出辞、变、象、占之中。所以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孔子说：“《易》究竟是做什么的？《易》是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包摄天下的道理，不过如此罢了。”因此圣人用它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判断天下的疑惑。所以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知，六爻的意义变易而能告知。圣人凭借它洗涤心灵，退藏于秘密之处，与民众共同忧患吉凶。神妙可以预知未来，智慧可以收藏过去，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古代聪明睿智、具有神武而不杀伐之德的人，正是因为明白天道、察知民情，才兴起神物来供百姓使用。圣人凭此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因此，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关一开叫作变；往来不穷叫作通。显现出来叫作象，成形出来叫作器；制定并使用它叫作法；有利于出入，百姓都使用它叫作神。因此《易》中有太极，由太极产生两仪，由两仪产生四象，由四象产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大业。因此，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通达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挂的形象、彰显的光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备具万物、使其得到使用，制作成器物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究深奥，搜索隐微，钩取深处而达到远方，用来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没有比蓍草和龟更大的。因此上天产生神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效法它；上天垂示形象，显现吉凶，圣人取象于它；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

译孔子前面既然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这一章于是说“《易》与天地、圣人同一条理”，并感叹作《易》者的神明智慧。天一对应地二，天九对应地十；奇数与偶数相互配合，生数与成数彼此循环，交替成为终始，四时因此运行，百物因此生成。《易》由此创作，圣人凭此治理天下。它用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包摄天下的道理，始终先后都不超出这些数的说明。由深奥来贯通天下人的心志，就能开通天下万物；由几微来成就天下的事务，就能确定天下的事务；由神妙来包摄天下的道理，就能判断天下的疑惑。《易》与圣人相互发明意义。因此，蓍的德性圆融而神妙，是因为得到天之数。《易》凭它开通万物，圣人凭它贯通天下人的心志。卦的德性方正而有知，是因为得到地之数。《易》凭它成就事务，圣人凭它确定天下的事业。六爻的意义变易而能告知，是兼备三才之数。《易》凭它包摄天下的道理，圣人凭它判断天下的疑惑。蓍的数是四十九，四十九是七七之数，是少阳之象。蓍虽有四十九根，但其根本取自河图的四十五数，再加上八卦的三十六画，共为八十一。八十一是九九之数，是太阳之象。所以说：“蓍的德性圆融而神妙，是得到天之数。”卦的数是六十四，六十四是八八之数，是阴的象。卦虽有六十四，但其根本起于三画二十四数，再加上阴偶之画十二，共为三十六。三十六是六六之数，是太阴之象。所以说：“卦的德性方正而有知，是得到地之数。”因此，河图用圆圈，八卦用爻画，蓍用茎数表示，龟用兆纹来占；蓍的运行无穷，卦一旦形成便不再改变。一方一图，并不是偶然的。说卦而不说图，说蓍而不说龟，是互相发明。有人问：“蓍取法河图而兼有八卦，龟取法八卦却不兼有河图，为什么？”回答说：“先儒本来有阳可以兼阴、阴不能兼阳的说法。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蓍实际上是使用八卦来兼摄河图，卦却从来没有使用河图。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八卦是四象产生的。河图之数是四十五，加上四象，就成为四十九，于是大衍采用它。” 卦确定于八，分布为二十四，加上而成三十六，完成为六十四，从未使用河图。难道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吗？有人问：三十六既然是太阳的策数，又怎么能成为太阴之象呢？回答说：蓍以四次运算，所以三十六成为太阳的策数，因为它得到九揲；卦以六个爻位，所以三十六成为太阴之象，因为它乘以六画。这些都有明白的条理，不能任意歪曲。至于六爻，是蓍数所由起，也是卦所归终。建立天道，说阴与阳；建立地道，说柔与刚；建立人道，说仁与义，这就是它的数。乾坤的策数、一周年的日数，都是三百六十六；十八卦的爻位、四时的气数，都是二十四。合起来计算，正好是三百八十四。蓍运行而无穷，卦形成而不改变，爻在其中周流变化，上下没有固定，刚柔彼此变易，把吉凶的道理告知人。蓍之所以神妙，卦之所以有知，如果没有爻就无法明白。所以说：“六爻的意义变易而能告知，是兼备三才之数。”因此圣人凭此洗涤心灵，退藏于秘密之处，于是无思无为，就像蓍数运行完毕而收藏起来一样。圣人凭此与百姓共同承担吉凶的忧患，于是贯通他们的心志，成就他们的事务，判断他们的疑惑，就像卦已经形成而爻能够告知一样。因此神妙可以预知未来，并传达到卦中；智慧可以收藏过去，并归藏于蓍中。始终、生成、出入、变化，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大概只有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伐的人吧！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因此明白天道，察知民情，知道蓍龟是神物，于是兴起它们来供百姓使用。这是天下所等待的，也是圣人明白百姓所等待而加以使用、使神物得以兴起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聪明睿智吗？所谓神武而不杀，是指不发怒却有威严。不发怒而有威严，就能不言而使人信服，不施加压力而体现仁爱，无所作为却能成就功业，这些都是神妙的作用。至于具有武力却不杀戮，这才称为神。所以这里只举一端来概括。蓍从一根本茎生出百根茎，龟背负八卦和五行之数，这就是它们成为神物的原因。然而能否使神物显明，仍在于使用它的人。如果有人怠慢而不敬慎，疏忽而不能明白，那么神妙就隐藏，智慧就伏藏，蓍龟的功用也会被废弃。难道是神物有时不降临吗？是因为人在使用它时不能使其神明显著。尊敬卜筮之事，叫作神；阐发其中的意义，叫作明。圣人斋戒以表示恭敬，选择并任用负责卜筮的人，然后向他们下令，目的只是要使蓍龟的德性神明显著。蓍龟的德性既然神明，象就没有不显现的，数就没有不陈列的。因此，十八次变化全是阴，六画全是偶，这就是天地门户关闭而成为黑夜，所以称作坤。十八次变化全是阳，六画全是奇，这就是天地门户打开而成为白昼，所以称作乾。一关一开，乾坤交错居处，所以叫作变；一往一来，门户开合没有穷尽，所以叫作通。显现而位于天上，叫作象；成形而位于地上，叫作器。制定器物、使用其象，所以叫作法；显现于外而收藏于内，所以叫作神。这就是圣人作《易》而能与天地合一的原因。因此《易》中有太极，就是一卦的整体；有两仪，就是卦的重象。两仪从太极中分判出来，所以说太极生两仪。有四象，就是初爻至三爻、三爻至五爻、四爻至上爻这些组合。四象从两仪中分化出来，所以说两仪生四象。有八卦，就是上下反覆、六爻分成八卦。

译八卦由四象分别形成，所以说四象生八卦。在大衍中，七、八、九、六就是四象；九、六各有一个，七、八各有三个，这就是八卦，也是太极、两仪所生成的。八卦形成以后，才能确定吉凶；吉凶确定以后，大业才能由此产生。顺应则吉，违逆则凶；彼此相得则吉，彼此相违则凶。凭此开通万物、成就万物、包摄天下的道理，使普通男女各得其所，昆虫草木都能顺遂其本性，这都是变化运动产生的结果。所以说吉凶产生大业。如果不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不与圣人共同忧虑，大业又从哪里成就呢？因此，天地是法象中最大的，是圣人仰观俯察的对象；四时是变化通达中最大的，是圣人成始成终的依据；日月是显明中最大的，是圣人交替运用柔刚的依据；富贵是崇高中的最大者，是圣人统一天下变化运动的条件；圣人是聪明中的最大者，备具万物、使其得到使用，是从自身近取；蓍龟是神知中的最大者，探究深奥、钩取幽深，是从万物远取。因此古代圣人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凭借富贵崇高的地位，取法万物之象，观察其中的变化，验证上天垂示的形象，考察河图洛书，然后创作《易》来昭示天下和后世。所以说“则”是取法，“效”是效法，“象”是象征；象就是取象，效就是爻。蓍龟、图书不能被直接效法，也不能被直接取象，只能从它们那里取法罢了。圣人难道会随便这样说吗？《易》有四象，是用来显示的；系上卦辞爻辞，是用来告知的；用吉凶来确定，是用来决断的。《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人所帮助的，是诚信。履行诚信，思考顺道，又崇尚贤能。因此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不能看见吗？”孔子说：“圣人树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充分显示真情与虚伪，系上辞来充分表达言语，通过变化而通达来充分实现利益，通过鼓舞来充分发挥神妙。” 孔子前面既然赞叹作《易》者的神明智慧与天地相参，这一章于是说明圣人树立卦象、系上辞来昭示后人的大略，使学习《易》的人能够探究其端绪而求得其中的意义。七、八、九、六是大衍的四象，但九、六显现在卦中，七、八隐藏在蓍中，这就是它们用来显示给人的地方。有人问：前一章所谓神物、变化、垂象、图书，这四项可以称为四象吗？回答说：这些数是圣人取法并象征它们来创作《易》，《易》一旦完成，这些就都结束了。等到兴起神物，是为了求取《易》，而不是《易》本身所有的东西。何况变化有万端，天垂之象森然罗列，蓍龟形体各异，图书法式不同，怎么能把它们称为四象呢？有人问：那么什么叫四象？回答说：乾坤卦的四象，全都是乾坤；屯卦的四象，就是震、坤、艮、坎；蒙卦的四象，就是坎、震、坤、艮。反覆观察，又是四象。我在各卦的论述中已经详细说明了。六画形成，四象就确立了，这就是用来显示给人的地方。爻象确定以后，给它系上辞，又进一步把其中的意义告知人；辞系定以后，再用吉凶确定它，又进一步根据其效验作出判断。显示卦象，告知卦辞，依据吉凶决断，这是圣人对后学的仁爱，已经完备至极。孔子于是引用大有卦的一条爻辞及其意义来发明这一点。“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是说把辞系在象上，并由辞来判断吉凶，仅此而已。但孔子却说其中具有诚信、顺道的德性，具有崇尚贤能的明智，上面获得天的保佑，下面得到人的帮助，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这些都是彖辞、象辞、爻辞从未明说的，那么后来的学习者将凭什么知道呢？所以感叹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圣人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其中有凭借诚信、顺道、崇尚贤能而得到天地人帮助的意义，难道果真不能看见吗？于是又解释说：圣人既然树立了象，心意就已经充分表达；既然设置了卦，真情和虚伪就已经充分显现；既然系上了辞，言语就已经充分表达。何况从这里发生变化而通达那里，以充分实现没有说出的利益；在这里鼓舞而使那里舞动，以充分表现不可测的神妙，那么圣人的心意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看见呢？请以大有卦上九说明：初爻、二爻为乾，五爻为巽，上爻为离，一卦的意义没有不完备。彖辞说“大有”，其中五个刚爻、一个柔爻，情实和虚伪就没有不显现的。大有元亨，初爻艰难，二爻承载，三爻亨通，四爻匪正，五爻诚信，上爻得到保佑，于是卦辞爻辞所要说的话也没有不完备。为什么这样说呢？六五是阴柔而与阳刚相应，顺巽而与乾相交，又与离相接；处在尊位却不自以为高；同时又居中，上下都与它相应。阴柔而巽顺，所以能够顺从；居中而有应，所以能够守信；处在尊位却不自以为高，所以能够尊尚贤者；与乾相交，所以得到上天的保佑；与离相接，所以得到人的帮助。上下都与它相应，因此可知天与人之道是不可改变的。然而，为什么不说六五，而要说上九呢？六五以一个阴爻处于尊位，上下都与它相应；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个以刚明之才安然处于它上面的上九，这不正是六五所尊尚的贤者吗？六五虽然以守信顺从自居，又有六二、六四与它相应，但如果不能尊重上九的贤德，就会妨害上九的光明，从而损害上下相应的关系。上九又是本卦的终点，六五的吉祥到了这里才达到无所不利。因此，在六五说明它的德，在上九概括它的功效。假如不能守信、顺从并尊尚贤者，又怎能得到上下的响应？假如没有上下的响应，又怎能蒙受上天的保佑？所以《易》只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守信顺从、尊尚贤者，天佑人助，这句话的言辞和意义就没有不完备的了。

译至于把它变化而贯通起来，加以鼓动和发挥，那就不是六爻所能完全具备的了。它是否还在其他卦中呢？上九发生变化，就是《大壮》的卦象。上九的离变为艮，九四的离则变为震，六五虽然具有巽体，却失去了光明。因此，六五在这两个卦中的意义，作为《易》的道理是相同的：《大有》变化而表现为威，《大壮》变化而表现为防守。大而到了上九，就吉祥而无所不利；《大壮》却不能退，不能前进，因此无所利。九三在《大有》中没有应援而不能成功；在《大壮》中上六与它相应，因而得以凭借其【缺字】。九三具有乾、兑的象，乾为君子，兑为小人，这一点在两个卦中是相同的。《大有》的九三是公，又是小人；《大壮》的九三是小人，又是君子。这就是所谓变化而贯通、加以鼓动发挥，类似这样的情形。姑且说六五变化而贯通到乾，那么九三的小人就转化为君子了。又把二爻相互变化而贯通到《夬》，那么九三的小人在乾中成为君子，乾卦在《夬》中也成为君子，《夬》卦在《夬》中也成为君子了。至于其他爻，逐字逐义，无不都是如此。姑且用上九所涉及的情形来说明。那么，所谓变化而贯通，取决于卦象。至于鼓动和发挥，则取决于卦辞。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圣人的意旨就清楚地可以看见了。难道是说，文字不能把话说尽，而意义也不能由言语完全表达吗？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蕴吧？乾坤排列成列，《易》就建立在其中了。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无法看见，那么乾坤也许就接近停止了。因此，超出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属于形体之下的叫作器，使万物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演其变化并加以实行叫作通，把它们举措施行于天下百姓叫作事业。所以，圣人有所见于天下的幽深奥妙，就模拟它的形态，象征它所适宜的事物，因此叫作象。圣人有所见于天下的运动变化，就观察它的会合与通达，用来施行典礼，并系上辞语以判断吉凶，因此叫作爻。穷尽天下的幽深奥妙，靠的是鼓动发挥；推究天下的运动变化，靠的是辞。使万物变化并加以裁制，靠的是变；把变化推行开来，靠的是通。使其神妙而明白，取决于人。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取决于德行。前一章已经说《易》成书以后，圣人的言语和意旨没有不尽量表达的。这一章于是进一步阐明它的意义，说明一切都蕴含在乾坤两卦之中，而爻与象处于其中，这一点不可不知。为什么说《易》的意义都蕴含在乾坤之中呢？乾坤排列成列，六十四卦的卦象就建立在其中了。为什么说乾坤排列成列，六十四卦的卦象就建立在其中呢？乾的三画、六画都是阳，坤的三画、六画都是阴。凡是《易》中爻变为阳的，都是乾所变化而来；化为阴的，都是坤所化成。因此，三百八十四爻都由乾坤而来。说“成列”，是因为如果只有乾、只有坤，就不能蕴含《易》。现在姑且用《大有》的上九来说明。大有的五个阳爻都是乾，只有一个阴爻是坤的六五所化成的。因此，“履信思顺”虽然取自反巽的卦体，大概本于六五的坤；“自天祐之”虽然取自下乾的应爻，大概本于上九的乾。所以六五的守信顺从由居中而获得，而它所受的上天保佑则从上九降临。乾坤的卦象代表天地，六十四卦的卦象代表万物。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没有天地，哪里会有这些万物？没有这些万物，天地又有什么用呢？天地的运行从来没有停止，万物的生长也从来没有穷尽。假如天地崩塌，万物就无法显现；假如万物终结尽绝，那么天地所以成为天地的作用也就废止了。所以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这里的“或”是表示疑问的语气，是设想这样说，所以用了“或”。因此，《易》中超出形体之上的属于阳，都归属于乾，所以称为道。道，是万物所以产生的根源；形体之下的属于阴，都归属于坤，所以称为器。器，是万物所以成形的凭借。使万物的生成发生变化，并裁定其损益，所以称为变。变是通的开始；推究通塞，并使兴废得以实行，所以称为通。通是变的完成。这些都是《易》所包含的内容。如果把它施行于天下百姓，就能兴利除害、避凶趋吉，那么什么事情不能建立，什么事业不能成就？所以称为事业。因此，圣人看见天下的深奥复杂之处，就用卦象加以象征，所以称为象；看见天下的运动变化，就加以效法，所以称为爻。从这里以下，反复说明自己的意思。卦象形成于卦，所以穷尽天下的深奥复杂，取决于卦。爻通过辞显现，所以鼓动天下的运动变化，取决于辞。意义由变化而产生，所以使万物变化并加以裁制，取决于变；法则在通达中实行，所以推演而实行，取决于通。仁显现于外，用藏于内，所以要使它神妙而明白，取决于人；如果自己不亲自实行，百姓就不会相信。因此，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取决于德行。孔子开头说爻象：“先模拟，然后发言；先审议，然后行动；通过模拟和审议来成就变化。”后来又论说七卦的爻，以说明言语和行动是事机的关键。到了这里，又发挥前文，最后说：“默默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难道又是事机中最重要的关键吗？“成”就是说诚实、真实；所谓信，就是内心确实具有它。圣人对于后世的君子，想把他们推入圣贤的境界，心意就是这样恳切周到。学习的人难道可以不尽心吗？《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四 宋代林栗撰写 八卦排列成列，卦象就在其中了。由此重叠成卦，爻就在其中了。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在其中了。系上辞语并给它命名，运动变化就在其中了。吉、凶、悔、吝，都是由运动变化产生的。刚柔，是建立根本的；变化通达，是顺应时势的；吉凶，是以守正取胜的。天地之道，是以守正而显现；日月之道，是以守正而光明；天下的运动变化，是以守正于一而行的。乾卦，确然地向人显示了平易；坤卦，柔顺地向人显示了简约。爻，是效法这些的；象，是象似这些的。爻象在内发生运动，吉凶在外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情意在辞中显现。天地最大的德叫作生，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位。怎样守住职位？靠仁。怎样聚集民众？靠财。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恶，叫作义。上一章开头论说乾坤，接着说爻象；这一章开头说爻象，接着论说乾坤。圣人反复赞叹阐明，以使学习的人明白。乾坤显现在爻象中，爻象又出自乾坤。探求而得到它，没有别的意义。现在从八卦排列成列来看，六十四卦就在其中了。由此重叠，每卦六画，那么三百八十四爻就在其中了。卦象形成而尚未推移，先后次序还不能显现，所以刚柔相互推移，六十四卦的变化就在其中了。爻形成而尚未系辞，吉凶还不能显现，所以系辞并为它命名吉凶，三百八十四爻的运动变化就在其中了。吉凶悔吝由运动变化产生，所以要为它系辞。《易》说：“一动就有悔，会有悔而征行则吉。”王通却说“不动就没有悔”，讲《易》的人于是随声附和。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有嗜欲、饥渴，和常人一样，却想不行动，能办得到吗？更何况说功业显现在变化中，那就更不能厌恶行动了。因此，刚柔相互推移，是建立一卦的根本；六爻变化通达，是顺应一卦的时势；吉凶悔吝，是辨别六爻胜负的依据。这就是圣人创制《易》的原因，难道能说不行动吗？所谓“吉凶者贞胜”，是什么意思呢？刚胜过柔，柔就会伏下；柔胜过刚，刚就会受到压制。卦一定有根本，有根本才有时势；爻一定有正位，有正位才有胜负。爻的正，是卦的根本；爻的胜，是卦的时势。爻的吉凶辞，只看它赖以守正的因素能否取胜而已。取胜就系上吉辞，不能取胜就系上凶辞。什么叫正？能够体现天地之正的，就是万物都可以显现，所以说“贞观”；能够体现日月之正的，就是天下始终明亮，所以说“贞明”；能够体现天下之正的，就是百姓没有两个君王，所以说“贞一”。万物不能显现，天地就停止了；天下不能始终明亮，日月就废止了；百姓不知道有君主，天下就乱了。因此，卦一定要建立根本，爻一定要取其正，然后观察刚柔的胜负，作为吉凶悔吝的辞语。所以有“贞吉”、有“贞凶”、有“利贞”、有“勿用贞”、有“可贞”、有“不可贞”、有“贞厉”、有“贞悔亡”、有“贞吝”、有“贞无咎”。可是解释者却说：“吉凶到来，只有守正才能胜过它。”如果这样，一句话就够了，又何必崇尚《易》呢？微子离去，箕子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这三个人，谁是守正而取胜的呢？有人说：“乾坤排列成列，《易》就排列在其中；八卦排列成列，卦象就在其中。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没有不同。”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是通过重叠而显现；乾坤成为六十四卦，是通过变化而显现。正当它们尚未重叠、尚未变化时，究竟在哪里呢？它们本来就已经先立在其中了。“确”是刚健的样子，《易》说“确乎其不可拔”；“隤”是柔顺的样子，《礼》说“隤乎其顺”。乾的阳刚精纯，所以它的体性确然，向人显示出平易而容易知晓；坤的阴柔纯粹，所以它的体性隤然，向人显示出简约而容易实行。正因为简约而平易，所以虽然变化于六十四卦、运动于三百八十四爻，但作为确然之刚、隤然之柔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因此，爻就是效法它的刚柔，象就是象似它的刚柔。卦象有变化通达，辞语有鼓动发挥，所以爻象在内运动，吉凶在外显现。祸患可以转为福，失败可以凭借而转为成功，所以功业显现在变化中。事情有看似艰难而实际容易的，形势有看似危险而实际安定的，所以圣人的情意显现在辞中。天地的德广大极了，说到其中的广大，没有比生更大的了。所谓生，就是变化；在《易》中，就是生生不息。圣人的宝物广大极了，说到其中的广大，没有比职位更大的了。所谓位，就是尊卑；在《易》中，就是六位。天地之道，是刚与柔；圣人之道，是仁与义。用财货聚集民众，用民众守住职位，这叫仁；用正道治理财货，用正理禁止百姓作恶，这叫义。仁义不能偏用一方，就像阴阳不能偏胜一方一样。圣人运用仁义，就像天地运用阴阳，难道可以只从表面迹象去求取吗？不正就不能治理财货，没有财货就不能聚集民众，没有正理就不能禁止百姓作恶，没有民众就不能守住职位。因此，天地的变化完成时，人们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阴、哪一个是阳；圣人的教化完成时，人们也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仁、哪一个是义。这就是《易》的道所以与天地、圣人合为一体的原因。苏氏说：“治理财货，就是疏通整理财货出入的道路，使它不堵塞。”所谓正辞，就是端正名分。无道的时代，正因为不端正名分，所以上面在言辞上有愧，下面也不把上面看作正直；命令不能执行，诛罚也不能停止，这样凭什么禁止百姓作恶呢？这句话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