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四

译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就观察天上的卦象，低头就观察大地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所适宜的形势；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他制作绳结而结成网罟，用来打猎、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制成耜，弯曲木头制成耒；耒耜耕作的便利，用来教导天下人，大概取法于益卦。正午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的民众，聚集天下的货物，彼此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所需，大概取法于噬嗑卦。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兴起，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困倦；以神妙的教化使百姓得到适宜。事物穷尽就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挖空木头制成船，削尖木头制成桨；船桨的便利，用来渡过交通不通之处，把人送到远方，以便利天下，大概取法于涣卦。驾驭牛、乘骑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便利天下，大概取法于随卦。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客，大概取法于豫卦。砍断木头制成杵，挖掘土地制成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大概取法于小过卦。弯曲木头制成弓，削尖木头制成箭；弓箭的便利，用来威慑天下，大概取法于睽卦。上古的人住在洞穴中，露天居处；后世圣人改用宫室，建造上面的栋梁和下面的屋檐，以抵御风雨，大概取法于大壮卦。古代下葬，给死者厚厚地覆盖柴薪，埋葬在旷野中，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上古结绳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因此得到治理，万民因此受到察治，大概取法于夬卦。所以《易》就是象；象，就是象似。彖，是材料；爻，是效法天下的运动变化。因此，吉凶产生，悔吝也就显著了。前一章已经说了卦象所以能够象似、爻所以能够效法的原因；这一章于是说圣人观察卦象来完备器物、实现功用，制造成形的器具以给天下带来便利。包牺一作伏羲；有人说这是他的姓氏意义，有人说这是他的年代数目，自汉代以来就难以考知了。总之，他就是最初创作八卦的古代圣人。观察天上的卦象，是观察它确然的样子；观察大地的法则，是观察它隤然的样子；观察鸟兽的纹理，就是龙虎鸟龟等；观察大地所适宜的形势，就是山川原隰等。天上有它的卦象，大地有它的法则；大地有它所适宜的形势，天上有它的纹理。近处从自身取法，就是志气形骸；远处从万物取法，就是禽兽草木。自身具有道理，万物具有生命；万物具有知觉，自身具有义理。圣人把天地、人物与自身相互参验，于是开始创作八卦。因此，天地有神明与一般事物的差异，但贯通它的德性便没有不同；万物与自我有灵明和昏昧的差异，但类比它们的情状便可以归为一体。神明的德性、万物的情状既然已经包括在爻象之中，那么完备器物、实现功用，就只看取用什么了。这就是圣人得到天下最深奥的道理，取法于万物所适宜之处而不厌弃它。试着依次说明：上面的网眼叫罔，下面的网眼叫罟，这是打猎捕鱼的象。离为眼睛、为飞鸟、为鱼鳖；巽为绳，兑为泽。把绳子结起来，张开网眼，上面就能捕获飞鸟，下面就能捕获鱼鳖，大概取法于离卦的卦象，这样打猎捕鱼的象就完备了。上面的木头是耒，下面的木头是耨，这是耒耨的象。震为运动，坤为土，艮为坚硬的木，巽为进入，又有兑的象。兑为金，木取其坚硬，金使它锋利；运动而进入土中，土地于是生发，这样耒耨的象就完备了。太阳高悬在上，人的脚在下面活动，这是正午设市的象。震为动，艮为止，坎为通，离为丽；动与止、通与丽相互交合，这样交易的象就完备了。上面尊贵的是衣，下面卑下的是裳，这是衣裳的象。乾为大赤，没有坤就不能成为玄；坤为大黑，没有乾就不能成为纁。乾坤排列成列，然后衣裳的象才完备。木在上面运行，水在下面流动，这是船桨的象。坎为水，震为足，艮为手，巽为木，兑为金；用金来制木，用木来使水运行，人的手脚在其中活动，这样船桨的象就完备了。脚共同承担事务，口向上仰赖他人，这是牛马的象。震为动，艮为止，巽为木，兑为金；用金制成嚼子，用木制成拘具，随人而行动，随人而停止，这样驾牛乘马的象就完备了。里面关闭门户，外面敲响梆子，这是防备的象。坤为夜、为关闭门户；艮为道路、为门阙；坎为盗、为潜伏；震为鸣、为大路。盗贼白天潜伏、夜晚行动，有时潜藏在道路上，有时出现在大路上，有时埋伏在门阙旁；主人关闭门户，敲击梆子惊吓他们，这样重门击柝的象就完备了。土在下面停住，木在上面运动，这是臼杵的象。艮为土，又为手；巽为木，兑为金，震为足。砍木制成杵，挖地制成臼，以木和金制成器具，用手脚来使用，这样杵臼的象就完备了。毁折之象为弧戈，兵器为矢，这是弧矢的象。兑为金，离为火、为电、为矢，坎为弓，巽为木；用金加工木材制成弓矢，以此威慑天下，如同火、电一样，这样弧矢的象就完备了。下面是天所覆盖的宇，下面是木所构成的栋，这是宫室的象。乾为天，兑为泽，震为木，巽为风，艮为阙；风运行于木，泽在天之上，而高大的门阙稳然不动在上面，这样宫室的象就完备了。木包围内部，金固护外部，这是棺椁的象。巽为木、为进入，乾为人，兑为金、为刚卤之地；用木来收藏，用金来加固，内外周护身体而使它进入土中，这样棺椁的象就完备了。

译君主运用刚断，百姓顺从决断，这是书契的象。乾为金，兑为口，巽为绳，又为本；用金削木制成契券，用口协调声音而形成书写记录，文明于是取代了结绳治理，这样书契的象就完备了。因此，观察重叠的离卦，就能看见上网下罟的象；观察益卦，就能看见上耒下耜的象；观察噬嗑卦，就能看见三个阳爻为人、三个阴爻为货物的交易之象；观察乾坤，就能看见六幅为衣、十二幅为裳的尊卑之象；观察涣卦，就能看见人在上面运动、桨在下面运动的行舟之象；观察随卦，就能看见驾牛乘马、牵引重物的象；观察豫卦，就能看见内外重门关闭坚固的象；观察小过卦，就能看见臼杵捣舂的象；观察睽卦，就能看见张弓挟箭的象；观察大壮卦，就能看见宫室门阙的象；观察大过卦，就能看见舆棺辇椁的象；观察夬卦，就能看见书契缄縢的象。圣人难道会随便这样说吗？然而只有说到黄帝、尧、舜时，才说他们贯通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困倦，以神妙教化使百姓得到适宜。这是为什么？难道包牺、神农的时代还不能变化通达吗？有人说：不是这样。所谓变化，是乾坤之道；这里取法于乾坤，所以不得不兼说变化。又说：“《易》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通达就长久。”为什么不在其他卦中说，而单独在这里说呢？回答说：乾坤是《易》的内蕴。这里取法于乾坤，所以不得不兼说《易》。至于其他卦，哪里能把这些全都包括呢？所以说：“《易》就是象；象，就是象似它的形态。彖，是材料；材料，就是辨别它的材质和功用。爻，就是效法；效法天下的运动变化。既然效法了它的运动，所以吉凶产生，悔吝显著。”苏氏说：“彖，就是断；爻像折断的俎，包牺已经象征了它。”有人说：“伏羲开始画八卦，文王重叠《易》而成六爻。在尚未重叠的时候，完备器物、实现功用是从哪里取法的呢？”回答说：“八卦排列成列，卦象就在其中；由此重叠，爻就在其中。”到了文王，才真正创作《易》，铺陈六爻并为它系辞。在文王以前，并不是没有六十四卦。《周官》所说的三《易》，大概就有这些。然而包牺制作结绳而成网罟，神农制作耒耜并贯通交易；黄帝、尧、舜垂衣裳，以及制造船桨、驾牛乘马、设置重门击柝、制作臼杵、弧矢、栋宇、书契，都在三《易》之前。大概只是得到其中的意义罢了，并不一定就是取自那部书的义理，而是依据卦象来实现功用。子云：“上古结绳而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因此得到治理，万民因此受到察治，大概取法于夬卦。”那么，在还没有书契以前，怎么会有夬卦并从中取法呢？近世的学者一定要说伏羲画八卦以后又由此重叠成六十四卦，这是不对的。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原因是什么？阳卦为奇数，阴卦为偶数，它们的德行又是什么？阳卦是一君二民，这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民，这是小人之道。《易》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可忧虑的呢？天下人同归于一个目的，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归于一致，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可思、可忧虑的呢？太阳西往，月亮东来；月亮西往，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而产生光明。寒气退去，暑气到来；暑气退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而形成岁时。过去的是屈，来到的是信；屈与信相互感应，利益由此产生。尺蠖屈曲身体，是为了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实现功用；善于利用事物、安定自身，是为了增崇德性。超过这一层以后，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了。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是德性的盛大。”《易》说：“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孔子说：“不是自己应当困厄的地方却陷入困厄，名声一定受辱；不是自己应当凭据的地方却强行凭据，自身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够见到呢？”《易》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没有阻碍，所以出动就有所收获；这说的是准备好器具后再行动。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害怕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奋发，没有威势就不受惩戒。小的惩罚能够造成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气。《易》说：‘屦校灭趾，无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把小善看作没有益处而不去做，把小恶看作没有伤害而不除去，所以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大到无法解除。《易》说：‘何校灭耳，凶。’孔子说：处于危险，是因为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安稳；走向灭亡，是因为只想保住现有的存续；发生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因此，君子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存续时不忘记灭亡，治理时不忘记混乱，所以自身能够安稳，国家也能够保全。《易》说：‘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孔子说：德性浅薄却地位尊贵，见识短小却谋划宏大，力量微小却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受祸患的。《易》说：‘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这说的是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孔子说：“知道事物的微妙先兆，难道不是神明吗？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大概就是知道先兆吧？先兆，是事物运动的细微迹象，是吉祥最先显现的征兆。君子见到先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像石头一样坚决，还需要等一整天吗？事情显然可以看清。君子能知微，也能知彰；能知柔，也能知刚，是众人所仰望的人。孔子说：颜氏的弟子，差不多达到这个境界了吧？有了不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也从来没有再去做。”《易》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天地之气氤氲交合，万物化育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说的是归于专一。孔子说：“君子先安定自身，然后才行动；先使内心平易，然后才发言；先使交往关系确定，然后才有所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保全。以危险的状态行动，百姓就不会和你同心；以恐惧的状态发言，百姓就不会响应；没有交情却有所求，百姓就不会帮助你。没有人与你相助，伤害你的人就会到来。《易》说：“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译前一章已经说了十三卦的卦象，这一章于是说十卦的爻辞，所说的是天下极其复杂的运动变化，要观察它们的会合与贯通而不能混乱。阳以一个为君、两个为民；阴以两个为君、一个为民。这就是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原因，因为民多而君少。一个君、两个民，是君子之道；两个君、一个民，是小人之道。这就是阳卦为奇、阴卦为偶的原因。奇尊而偶卑，奇贵而偶贱，它们的德行就是如此。阳出于乾，是君的象；阴出于坤，是民的象。震、坎、艮是一阳二阴，是乾为君而坤为民；巽、离、兑是一阴二阳，是坤为君而乾为民。这大概就是君子、小人之道吧？《易》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这是咸卦九四的爻辞。咸，就是感。柔在上而刚在下，二气相互感应而相亲，所以叫咸。就六爻来说，三阴三阳，各自都有相配的爻。九五与六二相应，亲比于上九而心志在末位；九三与上六相应，亲比于六二而执着于下位。因此九三和九五都背离自己的民，而六二和九四也都背离自己的君。为什么呢？九三、九五都是以刚爻居刚位而具有乾体；六二、九四都是以柔爻居柔位而具有巽体。彼此漠然，没有相亲相与的意思，想要感应就困难了。只有初六以阴爻居刚位，九四以阳爻居柔位，而且下艮上兑，得到了相互亲与的意义。它们的应合既专一，情意又迅速，所以彼此往来求取，内心憧憧不安，好像害怕不能得到对方。感应之道，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贞吉，悔亡。”有人说：九五与六二阴阳相邻，刚在上、柔在下，本来没有相亲相与的意义；九三与上六虽然也说是相邻，但柔在上、刚在下，二气感应，说它们相亲相与，不也可以吗？初六与九四虽然阴阳互居，但刚在上、柔在下，对于咸卦的道理也还没有完全达到。然而它们所得与所失、藏与否，为什么这样不同呢？回答说：九三具有乾、震之象，而上面是巽，这是二君一民；九四的上下都是兑，而初爻是民，这是二民一君。震、巽为长，艮、兑为少；这大概就是用来辨别和思考的吧？思考属于心。九四在六爻中代表心；下兑上兑，是朋友的象。爱人的人，人们常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人们常常尊敬他。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朋友顺从你的心意，不是很适宜吗？然而从位置来说还不显著，从时势来说还不盛大，所以仍有“憧憧”的辞语。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可忧虑的呢？天下人以不同道路归于同一目的，千万人之心与一个人的心相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思？还有什么可忧虑呢？又说：过去的是屈，来到的是信。屈与信相互感应，利益由此产生。过去是屈，是男子处在女子之下；来到是信，是妻子跟随丈夫。我往而他来；我不肯往，他为什么要来呢？有屈才有信；自身不肯屈服，道从哪里能够伸展呢？《诗》说：‘莫往莫来，悠悠我思。’这就不同于‘憧憧朋来’的意义了。所以用日月、寒暑说明往来的意义，又用尺蠖、龙蛇说明屈信的道理。不往就不会来，不屈就不会信。往来的道理，是日月、寒暑都不能避免的，何况人呢？屈信的道理，尺蠖、龙蛇尚且知道，何况人呢？天地的运行、人物的情状，没有不如此的，可以说是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思虑百端而归于一致。所以又说：“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实现功用；善于利用事物、安定自身，是为了增崇德性。”精研屈信往来的道理而达到神妙，不只是退藏于隐密之处，也将用来实现它的功用；善于运用屈信往来的作用而安定自身，不只是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也将用来增崇自己的德性。有人问：“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穷究事理而达到天命。”善于利用事物、安定自身，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有利于万物，就是使自身安定的方法。”龙蛇蛰伏，只说是为了保全自身；自身保全，就终究能够奋起变化。因此，即使是圣人，也仍把安定自身作为根本；自身安定以后，德性才能增崇。出仕而实现功用，退处而增崇德性，也是往来屈信的道理。超过这一层以后，就是外在教化、内在神妙的事情了。孟子说：“充实广大而能使之化，叫作圣；圣而不可知，叫作神。”又说：“所经过的地方使之变化，所存留的地方神妙。”《传》说：“专一就是神妙，兼二就是变化。”由此说来，也还是往来屈信的道理。孔子因为这件事难以言说，而当时的人又不足以共同明白它，所以说：“未之或知也。”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是德性盛大的表现；只有德性盛大的人，才能穷究并知晓它。有人问：“咸卦九四，足以充当穷神知化的事情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诗经·駉》说：“思无邪。”本来是说牧马的事情，并不是专门说《诗经》的；但孔子取其中一句，用来说明《诗经》的大旨：“《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现在咸卦九四说：“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本来是说上下感应的事情，并不是专门说《易》的；但孔子取其中一句，用来说明《易》的大旨。从日月寒暑那一章，一直说到穷神知化的微妙之处，都是用一条道理贯穿起来。所谓观察事物感应的情形，就可以看见天地万物的情状。古人断章取义，大多如此。因此从这里以下，错杂举出各卦的爻辞，用来明确说明这个例子。有的在初爻、上爻，有的在二、三、四爻，各自主张一卦的意义。唯独不举五爻，其用意是可以知道的。这十个爻中，初爻所说的是君子，五爻所说的是小人。只有噬嗑举出两个爻，是因为初爻、上爻分别代表小人的开始和终结。如果不探求其中的缘故，考察它们的德行，又从哪里能够看出来呢？各爻的意义，分别在本卦中解释。孔子说：“乾坤难道是《易》的门户吗？乾是阳类之物，坤是阴类之物。阴阳合其德性，刚柔各有形体；以此体现天地的安排，以此贯通神明的德性。它所命名的名称虽然繁杂，却不相逾越。考察它所归属的类别，大概是衰微时代的用意吧？”《易》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者显著，使幽深者明白；开启事理而恰当地命名，辨别万物而端正言辞；到了断定辞语，就完备了。它所命名的名称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它的防范深远，辞语文雅；言语委曲而切中，所叙述的事情铺陈而又隐约。凭借阴阳二者来帮助百姓，通过实行来说明得失的报应。

译这一节是简编错乱脱漏，已经失去条理。从“通神明之德”下面，原本应接“它所称的名称很小，所取的类别却很大”；到“明失得之报”下面，原本应接“它所称的名称很杂，却不相越乱”。考察它所取的类别，这难道是衰世的意思吗？这是因为有一简脱落在后面，后面的两简又脱落在前面。那些妄加臆说的浅陋儒生，记诵不精，却强行把它们编次起来，所以错乱成这样。“微显阐幽”下面有一个“开”字，大概是书生在句读处作的注，用来训释“阐”字，并不是正文。孔子既然说了十三卦的卦象、十卦的爻辞，这一章又说它们都出自乾坤。所以说：“乾坤，是《易》的门户。”有人问：“‘易之缊’和‘易之门’，有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不同。”说它包含在其中，就称为“缊”；说它由此产生，就称为“门”。“缊”是收藏、蕴藏；“门”是开合出入。乾为健，是天的阳性之物；坤为顺，是地的阴性之物。阴阳合其德，然后才能生育万物。刚柔各有形体而不能随意改变，变化是天地所创造的功用。易简，是神明的德。天地的创造，一方面生成，一方面成就，正是借此体现神明的德；一动一静，正是借此相通。它所称的名称，不过叫作“乾”、叫作“坤”，可以说很小；它所取的类别，是天、是地，可以说很大。等到《易》成书以后，过去的事情没有不彰明，未来的事情没有不察知；最显明的没有不阐发其幽微，最幽深的没有不阐明；名称没有不恰当，事物没有不辨别，言语没有不端正，文辞没有不断定，这才可以说完备了。彰明往事、察知未来，所以文辞远大；使显明者显出幽微、使幽深者得到阐明，所以铺陈广泛而含蓄深隐；名称恰当、辨别事物，所以内容虽杂而不越界；端正言语、断定文辞，所以曲折而切中。易本来从卦画开始，卦画不足以尽意，所以称说它的名称。名称，就是卦名。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就是这样。名称还不足以尽意，所以进一步辨明各种事物。事物，就是卦象。潜龙、见龙、履霜、坚冰就是这样。事物还不足以尽意，所以再加以正言。所谓正言，就是“终日乾乾，夕惕若”这一类话。言语还不足以尽意，所以用文辞作断语。所谓用文辞断定，就是“勿用”“利见”“厉”“无咎”这一类话。有人问：“什么叫‘曲而中’？”回答说：“发挥天下最幽深的道理，所以幽深的得到阐明而铺陈开来；包罗天下最活跃的变化，所以显明的反而含藏其微。刚柔、动静，这叫作两端；吉凶、悔吝，这叫作因由。根据这两端来判定吉凶，是为了说明得失的报应，从而帮助百姓的行动。什么叫‘杂而不越’？回答说：“大畜、小畜都是畜止；大过、小过都是过越；屯是艰难，蹇也是艰难；晋是前进，渐也是前进；临是盛大，丰也是盛大。然而临不能当作丰，渐不能当作晋，大畜不能当作小畜，小过不能当作大过，这就是所谓‘杂而不越’。”由此考察它所取的类别，就可以看出圣人测度幽隐、忧虑患难的心意。所以说：这难道是衰世的意思吗？若不是处在衰世的人，他操心就不能这样危险，考虑患难也不能这样深远。《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之心吧？因此，履是德的根基；谦是德的把柄；复是德的根本；恒是德的坚固；损是德的修养；益是德的充裕；困是辨明德的处境；井是德所安居的地方；巽是德的制约。履，和顺而达到至善；谦，尊卑有序而光明；复，虽微小却能辨明万物；恒，内容虽杂却不会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使人日益长进、宽裕而不矫饰；困，处于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所而能迁移施予；巽，能够称量而含藏不露。履用来和顺地行事，谦用来制订礼法，复用来反省自知，恒用来专一其德，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办利益，困用来减少怨恨，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变。孔子既说《易》有衰世的意味，这一章于是说明九卦的大义，以显示圣人忧患的心意。所以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易》由文王创作，由周公完成。孔子大概是知道的，然而仍然像有所疑惑并深深叹息。为什么呢？回答说：孔子处在周代衰微之时，行走在忧患的境地，所遭遇、所经历的变故千头万绪，而作《易》的人都已经预先说到了，仿佛亲自踩着、看见了一样；若不是文王、周公，又有谁能把这些系辞写出来呢？这就是孔子仿佛发疑问而深深叹息的原因。九卦的意义，各随其卦辞分别解释。《易》作为一部书，不可远离；作为一种道，屡屡迁变。它变化运行而不固定，周流于六爻之位，上下没有常规，刚柔相互变易，不能制定成固定的典则纲要，只能随着变化所趋而适应。卦的出入有一定法度，外卦、内卦使人知道戒惧，又明白忧患及其缘故，虽然没有师傅和保姆在旁，却如同父母亲临一样。开始先依循卦爻辞来揣度它的方向，最终便有一定的典常；假如不是那样的人，道就不会自行流行。孔子既说了十三卦的卦象、十卦的爻、九卦的卦辞，大概只是举出一个方面而已。这三章于是说明《易》这部书不可远离，也不可执着于一端。它从始至终条理分明，广大而完备，学习的人必须深入探求才能得到。〈中庸〉说：“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又说：“道并不远离人；人按照道行事，却反而远离人，这就不能算是道。”所以《易》这部书切近于人，起居出入、视听言动之间，君子在仓促、困顿、颠沛之时也一定依循它。《书》说：“德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老师；善没有固定的主人，合于能专一。”所以《易》这部书虽然不可远离，但它作为道却不断迁变，也不能执着于一端来求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升降往来，变化运行而不固定，周流于六爻的虚位之中，所以不断迁变而又不可远离。

译尊贵的不一定在上，卑贱的不一定在下，这叫作没有常位；刚往而柔来，柔往而刚来，这叫作相互变易，不能把它固定为典常，也不能总括为一成不变的纲要。只要随着变化所适应的方向去求取，就可以了。外卦表示出，内卦表示入，凡是《易》的内外、出入，都是用来作为百姓外内出入的法度，使他们观察吉凶而知道戒惧。又明确指示忧患的缘故，使人知道细微的征兆和逐渐形成的趋势，及早谋划，圣人的心意可以说是勤苦周到的。“与”字应当是“之”字的误写。解释的人说“明白忧患与它的缘故”，虽然在义理上似乎没有妨碍，但上文说“使知惧”已经说明忧患了，这里又在中间说一次，为什么呢？师是父亲的义理，保是母亲的义理。师保在面前时，如同父母亲临，这是适宜的。如今并没有师保在面前，却对它的文辞严肃敬畏、对它的德行爱戴，如同父母真的亲临，这是什么缘故？大概是因为圣人创作《易》，对于天下后世，存有不亚于父母师保的心意。率，是遵循；揆，是度量；方，是所在；既，是终了。学习的人读这部书，能够像父母师保亲临面前一样，然后循着它相同和不同的文辞，推度它屡次迁变的由来，并推究到最终，那么即使有千变万化，最终仍有典常，其条理灿然，不能混乱。所以说：“假如不是这样的人，道就不会自行流行。”《记》说：“甜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色。”小人不懂天命，因而不敬畏它，那么他们轻侮圣人的言语就是应该的；还希望道能够流行，知道这部书不可远离，不也很难吗？有人问：这一章既说不能制定成典则纲要，又说最终有典常，为什么？回答说：德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老师，那么善就是常道；善没有固定的主人，合于能专一，那么“一”就是常道。因此，上下没有常位，刚柔相互变易，就不能制定成固定的纲要。但同归而有不同的道路，思虑虽多而归于一致，这难道不能成为典常吗？如今谈《易》的人，有的只看到形式相似，便妄自把义理归为一端；遇到不能贯通的地方，又妄自分成两种说法。有人追问他，他便说：《易》不能制定成典则纲要。这难道不是错误吗！《易》作为一部书，推原开始，推究终结，以此作为一卦的主体。六爻相互错杂，只在于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位和所代表的事物。初爻的辞意难以知道，上爻的辞意容易知道，这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本和末。初爻的文辞只是模拟其情形，最终则在终爻完成。至于错杂各种事物、施行各种德行，辨别是非，那么没有中爻就不能完备。唉！如果要总括存亡吉凶，那么居然也可以知道了。聪明的人观察卦辞，就已经思考过半了。二爻和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戒惧，因为四爻接近尊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它的要点在于无咎，它的作用在于柔而得中。三爻和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不同的缘故。柔居其位就危险，刚居其位就能胜任吗？前一章已经说《易》有典常，这一章于是论述它的纲要所在。《说文》说：“质，是主。”推原一卦开始于初爻，推究一卦终结于上爻，以此作为一卦的主体。六爻虽然相互错杂，似乎难以明白，但只有各爻所代表的事物适合其时，才能成为主旨。初爻难以知道、上爻容易知道，是因为根本隐藏而末端显现，细微的积累形成显著的效果，犹疑未定的情形到最后趋向和背离已经明白。所以爻辞在开始只是模拟，到了最后才完成。模拟，是说事情还未确定；完成，是说事情已经成为事实。“终”字也是衍文；“卒”本来就是终了的意思，与前章“衍开”二字相同。至于把阴阳之物、刚柔之作用、仁义之德错杂起来，辨别它们的是非，那么没有中爻就不能完备。为什么呢？本末虽然在初爻和上爻，但 是非却要由中爻来决定。中爻就是二、三、四、五爻。二、三、四、五都称为中爻，为什么？回答说：从三画卦来说，二、五是中；从六画卦来说，三、四是中；从初爻、上爻来说，二、三、四、五都属于中。要在初爻、上爻考求本末，在中爻辨别是非，这难道容易吗？所以孔子随即发出叹息，认为学习的人如果求取而不能得到，也不过是要知道它怎样表示存亡、吉凶，居然也就可以明白了。存亡吉凶，爻辞中本来就有，而卦辞已经明确指出它们所在，所以聪明的人观察卦辞，思考就已经过半了。二与四、三与五，刚柔相同而上下位置不同，因此它们的善处不同。二爻多誉，四爻多惧，为什么？因为二爻在远处，四爻在近处。柔爻接近尊位，进退都有危险疑惧，所以多惧；远处既无咎，柔爻又得中，所以多誉。三爻多凶，五爻多功，为什么？因为五爻尊贵，三爻卑贱。三、五都是柔爻时，三爻危险而五爻不危险，所以三爻多凶；三、五都是刚爻时，五爻能胜任而三爻不能，所以五爻多功。学习的人根据这些来辨别中爻，并推原开始、推究终结，以此把握卦的主体，考察它所处的时位和所代表的事物，再观察卦辞，就没有什么深意遗漏了。哪里还在于不能制定成典则纲要呢？另一本作“柔之为道，有利不利”，文字脱去了两个字，也许确实如此。《易》作为一部书，广大而无不完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并各自分为阴阳，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化运行，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称为物；物相互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恰当与不恰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前一章已经说了六爻的辨别，这一章于是论述它根本出于三才而无不完备。所以说：《易》广大啊，宏大啊，完备啊。《说卦》说：建立天道，叫作阴与阳；建立地道，叫作柔与刚；建立人道，叫作仁与义。这就叫兼备三才并各自分为两端。所以说：六爻的变动，是三才极至之道。道有变化运行，所以称为爻。爻，就是效法。爻有等级高下，所以称为物。物，就是象。物相互错杂，所以称为文。文，就是经纬。卦位作为经，爻作为纬，交错而形成文。文有恰当与不恰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当不当”是说爻与爻位相合或不相合。因此说：吉凶，是说得失。以上这些义理，在上下两篇中反复说过，不是一两处出现而已。考察其文辞，似乎多有重复，不像其他经书那样简约严整。因此近世儒者有时怀疑上下两篇不是孔子所作。他们不知道孔子所以赞述《易》而作传、不把它写成经，体例本来就是这样。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读《易》却不懂它的义理。假如懂得它的义理，就不会有这种话了。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被认为聪明，一句话也可以被认为不聪明，说话不能不谨慎。确实如此！

译《易》的兴起，难道正当殷代末世、周代德业兴盛之时吗？难道正当文王与纣王相处的事情吗？所以它的文辞充满危惧。使危险者趋于平安，使轻易者趋于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百物无不包括。始终都保持戒惧，根本在于无咎。这就叫作《易》的道。前三章已经说明《易》作为一部书是完备的。这一章于是进一步说明此书作于文王而成于周公。周公既已制定礼乐来维持当世，把天下安置在大和之境，而这部书大概包含衰世忧患的心意，文辞深邃奥妙，不是中等才智、浅陋智慧的人所能窥测，所以保存这部书而不明说作者，也许是要等待后世的圣人，而世人有时还不知道吧？孔子因此三次叹息而说这些话。然而孔子凭什么知道呢？是从它的文辞充满危惧而知道的。殷尚未灭亡时，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相继兴起；周从后稷、公刘积累德行仁义，到古公、季历开始建立王业，再传给文王。纣是天子，命令施行、禁令禁止，甚至把诸侯制成脯醢，没有谁敢不听从。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向北面称臣，后来还被囚禁。这时可以说是极其危险了。文王亲身处在这些事情中，周公亲眼看见那个时代，怎么能不感到危险？文王知其危险，所以虽然处于险境，最终却转危为安；纣王只把事情看得轻易，所以虽然强盛，最终却倾覆。在《易》中，蹇之后接解，就是危险者使之平安；丰之后接旅，就是轻易者使之倾覆。这些都是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其余卦爻也没有不是如此。这里根据消息盈虚的道理，寻求创作者却找不到，于是认为实际上是《易》使事情如此。凡是专门探究宏大事物的，细小方面有时会遗漏；专门精研细小事物的，宏大方面有时会受局限。只有《易》这部书广大而无不完备，所以它的道理极其广大，百物没有不包括。然而假如能够始终保持戒惧，那么最终归结于无咎。这就是《易》的道。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却没有一朝的祸患。对于这部书，即使说他还没有学习，我也一定认为他已经学习了。乾是天下最健的，德行永远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顺的，德行永远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它能够使人心中喜悦，能够研察诸侯的思虑，能够决定天下的吉凶，能够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因此，变化、言语、行动，吉事都有祥兆；观察卦象可以知道器物，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天地设定位置，圣人成就其功；明处谋划于人，幽处谋划于鬼，即使百姓愚钝，也能使他们参与成就。八卦用卦象告知，爻辞、卦辞用情状说明。刚柔错杂居处，吉凶就可以看见。变动以利害来说明，吉凶随着情势而迁移。所以爱与恶相互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与近相互取应，悔吝由此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由此产生。凡《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便凶，有时还会互相伤害，既有悔又有吝。将要叛离的人，言辞中有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支离；吉善的人的言辞简少；急躁的人的言辞繁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前一章已经说《易》的文辞充满危惧，知道戒惧便可以无咎；这一章于是进一步说明《易》本于乾坤，以乾坤成就爻象，以易简来认识险阻，至于爱恶、真伪、支离、游移、惭愧、屈曲等情状，没有什么能够逃避其真实情形，所以它的文辞不得不充满危惧。爻象虽然都出自乾坤，但八卦既已排列成形，六子的德行就不得不与乾坤有所不同。乾的健盛而坚实，所以总是平易；坤的柔顺而低下，所以总是简约；震、坎、艮属刚而杂有柔，所以多险；巽、离、兑属柔而杂有刚，所以多阻。用乾坤的易简来认识爻象的险阻，就能使内心喜悦，研察各种思虑；用此来决定天下的吉凶，就没有不能决定的；用此来成就天下的事业，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亹亹”是勤勉不息，指事业的成就。“侯”字二字是衍文，苏氏已经发现了。王弼引用这段文字时也没有“侯”字二字，是韩康伯以来衍出的。“云”是言语，“为”是行动。言、动、象、占，就是所谓圣人的四种道。变化、言语、行动，就是所谓“拟议以成变化”。吉事有祥，就是言语行动的细微征兆，是吉事的先兆。观察卦象可以知道器物，就是备具事物、使其发挥用途，建立成器以给天下带来利益。占问事情而预知未来，这就是所谓“不论远近幽深，都能知道将来的事物”。兼具这四种作用，圣人难道就是这样能够与天地并立、参赞化育的吗？所以说：“天地设定了位置，圣人使它们的功用得以成就。”至于明处的事就向人谋求，幽暗处的事就向鬼神谋求；即使是百姓的愚昧，也可以使他们参与其中并有所作为。这就如同《中庸》所说：“普通夫妇的愚昧，也可以使他们有所知；普通夫妇的不贤，也可以使他们有所实行。”大概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所以用来启发、觉悟并容纳接引他们的，就是这样。百姓能够参与成事，所以向人和鬼神谋划；圣人能够成就事功，所以赞助天地。一个卦的卦象可以再分为八卦，这叫作用卦象来告知。屯、蒙、需、讼的初九、六二，是说用情状来表达；通过变通而尽其利益，是说用利益来表达。吉、凶、悔、吝由行动而产生，这叫作因情势而迁变。远近说的是所处的地方，爱恶说的是情感，真伪说的是德性；有的彼此相合，有的彼此不合，有的有害，有的无害，这些就是吉凶悔吝产生的根由。它们的意义，爻象辞已经完备地说明了。背叛的人内心惭愧，所以言辞惭怍；疑惑的人心志迷乱，所以言辞支离；诬陷善人的人难以指明实据，所以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难以取得信任，所以言辞屈曲。诸如此类，作《易》的人各自依据事情的情状来撰写相应的辞语。大概还不止这些；学习的人若详细讨论并深入思考，就能够得到其中的道理。临川王氏说：“这六种言辞，在《易》中并没有，或许是这样吗？” 《周易经传集解》第三十四卷。《周易经传集解》属于经部、易类。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经传集解》第三十五卷。宋代林栗撰写。《文言》。从前圣人创作《易》时，幽微地得到神明的赞助而产生蓍草；参取天数、两取地数而依凭数理；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阐发刚柔而产生爻；使道德和顺，并以义理加以条理；穷究事物之理，尽明人的本性，以达到天命。《系辞》说：包牺氏抬头观察天象，低头察看地理，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他所取法的对象，本来就不止一种。在这里又说：圣人创作《易》，幽微地得到神明的赞助而产生蓍草，参取天数、两取地数而依凭数理，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阐发刚柔而产生爻；这说的或许是文王、周公吧？孔子说：“上天生成神异之物，圣人取法于它。”又说：“这是在神异之物兴起之后，用来先为民众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在幽隐深微之中，有神明加以赞助，由此生成神异之物来开启圣人的治理，这些古代先贤传下来的说法不可诬蔑。近世儒者有的不能接受祥瑞之说，于是把“生蓍”与“依数立卦、生爻”视为同一意义，却不知道“生蓍”和“依数”为什么要分作两件事呢？所谓“上天生成神异之物，圣人取法于它”，又将作何解释呢？蓍草一根而有百茎，大概因此取得大衍之数中的二数。圣人使用其中一半，参取天数，两取地数，依凭五十根蓍草来确定大衍之数，这就叫作“倚数”。参取天数，就是一、三、五；两取地数，就是二与四。一、三、五合起来是九，二与四合起来是六。参取和两取合计为五，九和六合计为十五。以十乘五就是五十，这就是参天两地的总数。有人问：蓍草有一百根却只使用其中一半，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居于天地之中，树立人的准则，所以天地之数取五作为根本，八卦之数取四作为揲蓍之数，四象之数取二作为变化之数。使用蓍草的一半，不也是合宜的吗？五十根蓍草以及两仪、四象，其中阴阳的变化是无穷的。得到九、六的，就成为乾、坤；得到七、八的，就成为六子。四象排列出来，八卦便形成；八卦形成，六十四象于是建立为卦。卦建立之后，再在刚柔的位置上阐发六画，于是产生爻。阴阳，是说它的气；刚柔，是说它的形体。从蓍草到依凭数理，从数理到建立卦，从卦到产生爻，这一切都是以道德为根本而产生的。所以说：“使道德和顺，并以义理加以条理。”道，是尊贵的，是德的本源；德，是有所获得，是道的承继；义，是适宜，是德的发用。从道而后有德，从德而后有义，这是顺流而下的过程。所以说和、说顺、说理。道寄寓在数中，使它和顺，数就不违背；德成就于卦中，使它顺畅，卦就不逆乱；义陈列于爻中，对它加以条理，爻就不会紊乱。阴阳称为道，仁义称为德，刚柔称为义。义，就是条理；德，就是本性；道，就是天命。学习的人一定要返本求源，逆着流向上溯以抵达源头，所以说：“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先有理而后有性，先有性而后有命，这是逆流而上的过程。所以说穷、说尽、说至。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必须先穷究它，然后才能谈性；性存在于自身，必须先尽明它，然后才能谈命。命承受于天，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作的，只能达到它而已。“至”这个字，表示达到极点，不能再有所增加。《中庸》说：“由真诚而明白，叫作性；由明白而达到真诚，叫作教。由明而至诚，就是使道德和顺并以义理加以条理；由诚而至明，就是穷究事理、尽明本性而达到天命。” 元，是众善的首长；亨，是美善的会合；利，是义理的和谐；贞，是成事的根本。君子以仁为本体，足以成为众人的首长；会合美善，足以合乎礼；使万物得到利益，足以使义理和谐；守正而坚定，足以成为成事的根本。君子实行这四种德，所以说“乾元亨利贞”。初九说：“潜龙勿用。”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是具有龙之德而隐退的人，他不因世俗而改变自己，也不追求成就名声；退处世外而心中不烦闷，即使不被人肯定也不烦闷。合乎心意时就实行，不合乎心意时就避开；坚定而不可动摇，这就是潜龙。”九二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是具有龙之德而处于正中位置的人。平常说话诚实，平常行事谨慎，防止邪念而保存真诚，使世道向善却不夸耀自己；德性广大，能够感化众人。”《易》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君子的德性。九三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君子增进德性、修治事业，忠诚信实是用来增进德性的；修饰言辞、树立真诚，是用来守成事业的。知道应达到的目标并努力达到它，就可以接近事物的几微；知道最终归宿并坚持完成它，就可以保存义理。因此，处在上位却不骄傲，处在下位也不忧愁，所以终日勤勉，根据时势保持警惕，即使处境危险也没有灾咎。” 九四说：“或跃在渊，无咎。”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上升或下降没有固定常规，并不是为了行邪；前进或后退没有一定方式，也不是脱离群体。君子增进德性、修治事业，是想要及时而动，所以没有灾咎。九五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同样的声息彼此感应，同样的气类彼此求合；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处；云随从龙，风随从虎。圣人兴起而治理，万物都能看见他的功业。生长在天上的木亲近上方，根本在地上的事物亲近下方，所以各自归从同类。上九说：“亢龙有悔。”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地位尊贵却没有相应的职位，位置高处却没有民众，贤人处在下位而不能辅佐，因此一有所行动就会有悔恨。潜龙勿用，是说处在下位；见龙在田，是说时机尚在安处；终日乾乾，是说正在行事；或跃在渊，是说自行试探；飞龙在天，是说居上而治理；亢龙有悔，是说穷极所导致的灾祸。乾元用九，是说天下得到治理。潜龙勿用，是说阳气潜藏；见龙在田，是说天下出现文明；终日乾乾，是说与时势一同运行；或跃在渊，是说乾道于是发生变革；飞龙在天，是说居于天德之位；亢龙有悔，是说与时势一同达到极点；乾元用九，是说显现出天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