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惠全书卷之十二

译一是“加”。“加”是指达到规定数额才加重论罪。例如盗窃赃物一两，杖六十；达到十两，才加至杖七十；不足十两的，不加重。又如笞刑满额加杖刑，杖刑满额加徒刑，徒刑满额加流刑，流刑满额加绞刑；本条没有死罪的，不得加至死罪，只能流三千里。一是“减”。“减”是从轻处罚的法则，例如共同犯罪中从犯减等，失于察觉减等，误将无罪者定罪或将有罪者出罪减等，无禄人员减等；又如二种死刑、三种流刑，各自同算一等减等。二死同为一减，是说绞刑、斩刑减一等，均从轻拟为流刑；三流同为一减，是说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减一等，均从轻拟为徒刑。一是“计”。“计”是相对合并计算而言。例如说“计赃”，就是只按所得赃物的数额定罪；又如把雇工钱、租赁钱计算为赃物。一是“通”。“通”是总括计算的意思。例如总计前后罪行，先后合并拟处附加徒刑、附加杖刑，合并减免，合并考核等。一是“坐”。“坐”是应当获得的罪责或刑罚等级。例如逃叛后自首，减罪二等定罪；家人共同犯罪，家长承担罪责；妇女犯罪，丈夫承担罪责；按所隐瞒的罪行定罪，而不按连坐之罪定罪。“夫”就是丈夫、男子。一是“听”。“听”是听任其意愿的意思。例如犯流罪，父子愿意随同流放的，听其自便；妻妾犯奸，丈夫愿意留下她们的，也听其自便。一是“依”。“依”是指援引其他条文。例如制造魇魅害人致死，依照杀人法办理；依照常人一体充赏；已经判过徒刑又再犯徒罪，依照杀尊长、卑幼的本律；依照老年、患病、幼小者的规定论处。一是“从”。“从”是归入某一类统一裁断的意思。例如从重论处，从夫出嫁或卖出，从新拘役，按本色发落，遵从尊长的遗言等。一是“并”。“并”是几项事情都各自达到本罪的意思。例如临军征讨时，军粮逾期未备足；临敌时物资缺乏；接受调遣却不进兵策应；承办差事、报告军期而逾期；因而贻误军机的，合并处斩。一是“余”。“余”是指本项事情以外的意思。例如其余罪行听候以后发落，其余都征收，其余都不论罪，其余罪行收赎，其余按从犯论处。一是“递”。“递”是按次序逐级递进或递减的意思。例如官府误将无罪者定罪或将有罪者出罪，吏减一等，佐贰减首领一等，正官减佐贰一等，这叫递减。又如卑幼在尊长坟墓内熏狐狸、焚烧尸体，缌麻亲加一等，小功亲加二等，大功亲加三等，期亲加四等，这叫递加。一是“重”。“重”是各种罪行中最重的一项。例如“重者更论”，已经发觉后又犯罪的，从重科断，按重罪论处。一是“但”。“但”是不分事情大小、数量多少的意思。例如盗窃已经实施而只要取得财物的，都处斩；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只要诬告，便处绞；男女婚姻，只要曾经收受聘礼即可成立。一是“亦”。“亦”是承接上文的意思。例如人在徒刑期间年老、患病，也按老年、患病论处；总徒刑不过四年，也各依上文减罪；也各依规定行刑；没有赋役的人，也杖八十；也准许罪犯自首。一是“称”。“称”是指律文中所记载的文字。例如律文所称“子”，男女都包括；所称“祖”，高祖、曾祖都包括；所称“一日”，按一百刻计算；所称“监临、主守”，只要有事务掌握在手；所称“嫡母”，包括慈母、亲母。一是“同”。“同”是按同一标准定罪的意思。例如同罪，就同样承担该罪；充军、迁徙都同样办理；死罪减一等；众人证明清楚的，即与案件已经审结相同。解释五刑。〔古代五刑是墨、劓、剕、宫、辟。按：在额头上刻字叫墨，割鼻叫劓，断足叫剕，施行宫刑叫宫，死刑叫辟。现在的五刑与古代不同，始于隋唐。〕 一是笞刑。“笞”是击打，也有使人感到羞耻的意思。人犯小过，法律规定应当惩戒，就用击打使其知耻。《尚书》说“用朴木施行教刑”，就是这个意思。笞杖用小荆条制成，削去节，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直径一分七厘，长三尺五寸；从一十到五十为五等，每十下为一等，依等加减。现在只用来拟定罪名，不再实际用来刑打犯人。一是杖刑。“杖”是拿持的意思，即拿这种刑具来击打、警戒。《尚书》说“用鞭子施行官刑”，就是这个意思。杖刑原用大荆条制成，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直径二分二厘，长三尺五寸；从六十到一百为五等，每十下为一等，按等加减。现在只用竹板刑打犯人，不再使用荆条。一是徒刑。“徒”是奴役的意思，指人犯了罪，应当罚作奴役，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城旦春。把犯人拘收在官府，先后令其煮盐、炒铁、摆站，责令从事出力受苦的事务；从一年、杖六十，到三年、杖一百，共五等，每增加杖十下、徒半年为一等，依等加减。现在服驿站、摆站劳役的居多。一是流刑。“流”是因为不忍心处死，宽宥其死罪而将其发往远方，使他离开本乡本土，终身不得回来，含有如水流去的意思，只是离去后终身不归。流刑从二千里到三千里分为三等，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杖刑，以一百为定数。按：唐虞时代的流刑，有的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有的流放到海外，不详其里数。一是死刑。死刑只有两种：绞和斩。斩，是身体和头部分离；绞，则保全肢体。按：斩刑自轩辕时已有，绞刑兴起于周代，这就是古代所说的辟刑。至于凌迟处死，是刑罚中最重的一种，不在五刑之内。解释死罪的不同。〔共两条：一是真犯死罪，一是杂犯死罪。〕 真犯死罪，是应当公开处死示众的罪。但死刑的执行方法有两种：一是立即处决，不等待时日，也就是立决；罪行情实相符、罪名确定，无须再议。二是监候，即由院、司审成招供、具题，法司再次议定，奏请确定后，只令监禁候决，等到秋后处决。每年秋决时，还要由朝臣集体审议，称为朝审，分别列为情真、矜疑两项，再次具题请示，等候圣旨裁决。现在朝审除情真、矜疑外，又有缓决，大概是先前奉有缓决的圣旨，审议时仍遵照前旨缓决；又有因赃物尚未追完，因追赃而缓决的。大致说来，缓决遇到赦令，便可以从轻减免；矜疑之罪，则一概按照从轻减免、发落的条例办理。又有杂犯死罪。例如过失杀人，本来出于无心；赃物只有四十两以下，却要处死，未免过重。因此，虽然拟定死罪，却宽宥为杂犯条款，按徒刑五年办理。后来又因这样处罚过轻，增加规定为军罪，再按罪分别发遣军役或徒刑，分为沿边、腹里等地起发。这是因为条例规定应当处死的，依法尽量宽宥使其不死，以衡量情理。如果累计犯案三次，必须奏请裁决。解释笞、杖、徒、流以及立即执行、赎罪的不同。〔共三条：一是无力，二是稍有力，三是有力。〕

译家境贫寒，缴不起赎金的，称为“无力”。凡判定有罪的，依律发配；笞杖刑则接受责打。如今每笞杖二十下，折抵责打一板，不用荆条；徒刑、流刑按年限和里程发遣，民人充摆站，军人充瞭哨。家境比“无力”者稍为宽裕的，称为“稍有力”，准许缴纳工价。凡应服劳役赎罪的，一个月折银二钱；如笞十下，纳工一个月；每增加一等，加工半个月。杖六十下，纳工价四个月；每增加一等，加工半个月。五等徒刑都按月缴纳工价；杖刑不计算在内。家境富裕的，称为“有力”，按例赎罪，将银折算后缴入库中。如笞十下，赎银二钱五分；米则五斗，谷一石。大概米一石折银五钱，谷一石折银二钱五分，与银数相同，只是春夏按例缴银，秋冬按例缴谷。每十下依次增加；如杖六十，赎银三两，每增加十下加银五钱。如徒五年，赎银七两五钱，每一等加银二两五钱；徒四年也是如此。只有杂犯五年，赎银二十五两；改缴米谷时也都按此数。若是三等流刑，只论法例，不论贫富；法例规定不准赎罪的，不得准许赎罪。【按：笞刑赎金只到一两二钱五分，杖刑只到五两；徒刑在杖刑赎金五两的基础上，每一等加二两五钱，最高十七两五钱；准徒四年者，再加二两五钱。】△解释赎金的不同（共三条：一称折赎，一称收赎，一称赎罪）。上条按贫富等级确定赎金的，叫作折赎。除不准折赎的人，以及下面两项所列人员以外，都可以按贫富缴纳米或银。老年人、幼年人、废疾人、工役、乐户、妇女和无力者，折抵杖刑；其余罪刑以及一切较轻的罪，属于收赎。军职正妻、按例难以实际执行笞杖刑的人，以及有力的妇女，属于赎罪。【按：与上条相同的赎银数目，详见律文；内外缴纳赎金的条例，另见相关规定。】△审问拟罪案的其他论说 凡拟定人的罪，最重要的是推究实际情由。若事情关系纲常名教，或者属于强盗、叛逆，是法律所不能宽贷的，这就是犯罪的本来情状；既然犯罪本来就没有可以宽宥的余地，我据此定罪，即使他遭受显明的诛戮，对我来说也没有遗憾。比如妇人与人通奸，又谋杀亲夫，通奸已经有罪，又因通奸而谋杀丈夫，判处极刑，并不算过重。可是如果丈夫因为贫穷，故意让妻子与人私通以谋取财物，后来忽然产生嫌疑和嫉妒，禁止他们往来；妻子情欲炽烈、不能割舍，于是萌生杀夫之心，想以此永远相好，那么她此前被放纵，是谁造成的呢？谋杀的端由，正是自己招致的。若妻子依照本律，该如何处置隐瞒丈夫而通奸并杀人的妇女呢？杀人者处死，当然无可争议。可是孝子为父母报仇，有的在数日之内报仇，有的在数年之后才报仇。虽然时间有久有近，但必定是因为事情的形势不容立即谋划，所以宁可暂时隐忍而等待时机。孝子这样苦心积虑，实在也很痛苦。他本来就没有求生之心；若依照常人不得擅自杀人的条文，自然应当绞死。然而父亲并没有依法应死的理由，竟被仇家杀害，杀死仇人正是为了偿还这笔血债；若又把他的儿子一同处死，那么父亲之死终究不必报仇了吗？仇人的胸膛，终究不能用七尺长的兵器刺穿吗？这件事关系纲常名教。而且情由确有可以原谅之处。又如强盗实施抢劫，不论已经得到财物还是尚未得到财物，都处斩，这在法律上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有些贫困的小民，被饥寒所逼；有些无知的乡民，被匪类引诱。他们所得到的赃物，衣服不过数件，银子不过数两，却骤然让他们并颈受戮，难道不是太惨了吗？又如偏僻遥远的州县，偶然有一两个狂徒诱骗愚民，和游手无赖聚集山谷，形同儿戏：开始是假借邪说，骗取钱财；后来因为人多，便抢掠乡村。有司捕获首领，其余党徒自然解散；严整地方，加倍巡逻警戒，也就可以了。若动辄以反寇上报，发兵剿灭，不仅百姓受到骚扰，无辜者被牵连，而且把这些人全部杀掉，也等同于捕杀禽兽、铲除野草，难道他们真是像篝火狐鸣、辍耕陇上的豪雄吗？这又是事情涉及强盗、叛逆而情由可以原谅的情况。类似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清。《尚书》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又说：“与其杀死无辜，宁可释放不合常法的人。”总的来说，都是依循圣贤不忍伤害他人的心念；每遇一事，只从为人减罪、寻找宽宥之处着想。这个人只要还有一线可以宽免的余地，我就从这里引他走向生路。若说这是他自己犯下的罪，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只依据狱案来审判，又怎么能寻求宽宥呢？这就好比有人落水或陷于火中，呼喊求救，而我正乘船、背着梯子，却站在一旁眼看着他死去，还说“他本来就是自己陷入其中，我为什么要救他”。唉，这种与豺狼猛兽同样性情的行为，料想不是仁人君子忍心做出来的。若文书已经奉上级批示，或者承办钦件审理，只要我所依据的道理确实，拟定的罪名适当，就不妨列明理由，详细请求宽宥。上级如果再次驳回，仍照原拟办理，同时附上禀函，详细说明应当宽宥的情由，以及仰体上台慎重审理案件、爱惜生命的意思，这似乎也是有恻隐之心的人所乐于听到的。即使上级不采纳，也应当把这些话保留在文句中，作为将来斟酌疑案、从宽处理的依据。不可因为违逆上意，就竟然改成重罪，因而辜负造浮图最初的用心。○如果要更加谨慎，也可以先写具理由，详细请示。等候批准后再办理；确定事实、录出供词后再详细申报，也可以。所谓“由详”，就是不另具书册，专门依据验文。遇到上司批驳时，必须看清楚批驳的是哪一处、哪一句；复审时只针对被驳之处确实讯问，不必从头再问，以免犯人改变口供，使事情更加烦乱，耗费心神。审问、拟定罪案，以最初的供词为主要依据；制作招状，又以口供为主要依据。如果口供杂乱无章，不妨略加叙述，使其简明洁净；意思隐晦不明，也不妨稍作改写，使其清楚明白。但不得混杂删去关键的承认罪行、接受讯问等字眼。口供斟酌确定后，仍应让承办书吏誊写一份，并把原稿一并缴进，不可把底稿遗留在外，以免留下口实。看语必须以口供为依据，叙招必须以看语为准；看语尚未写出，不可先发叙招。如果先发叙招，那么看语必然依照招状，权力就归书吏掌握；如果先发看语，那么招状必须依照看语，权力才在官员手中。然而常有人命招房先写看语稿，这就是把权柄交给书吏。那些老奸巨猾、善于窥测官长意旨的人，反而把官长的真正意思写成陪衬性的意思，使官长疑惑而加以修改；他们便已经把官长的真实意图抹去了，还自以为精明，却不知道早已落入圈套。○凡一件案件，总要做到：口供与原词相合，看语与口供相合，叙招与看语相合，定拟与招、看相合，所援引的条文又与拟定罪名中的条例相合；这样就没有其他问题了。○一件案件必须逐层编成一卷。供、招、看、议、照五项缺一不可，应与原词按顺序粘连，盖印存案。如果奉上级行文办理，就按顺序作为详文申报，等候批准后发落。【释义及格式附后。】△解释供状

译“供”就是陈述。审讯时，双方用口头陈述事情的始末；上官讯问，犯人和证人回答，叙述完毕后，开列取供的年月日，命词人、犯人按姓名书写并押字。问官在供词开始处盖朱，末尾处盖朱□。判日八卷。供状格式 供状格式 供状：某人，系某府某州某县某都某里八民，年若干岁。供称：某年某月某日，某因某事如此如此；所供属实。年　　月　　　　日　供状人某某　押 △解释看语 看语就是审判文书，也叫谳语。写法有的先作一句判断，之后叙述事情；有的先叙述事情，之后作出判断。前后必须照应；凡有贴状附在审案中的，也必须一一叙入，同时还要不失去原告词状的主次位置，就像作文要有轻重一样。大致说来，应当依据招状、供词叙述事实，依照律例判定罪名，辩析论说精细周详，使人无从驳斥，这样就算尽到职事了。○辩析论说精细周详，使人无从驳斥，这话本身是对的；但是申报上司的案件，没有不被驳回的。若是钦部件，越是被驳回，案件反而越能最终定下来。常有招状、看语写得极为妥当，似乎没有可以驳斥的地方，而上司却一定要寻找一处疏漏来驳回。因此有司拟定罪名既然恰当，不妨在不重要的地方故意留下一个破绽，作为被驳的地方；再次详细申报时，上司就会批示批准。否则，恐怕会因为律例彼此不相符合，或者供词、招状仍然含糊，而被驳回；那就不得不从头审理、重新取供。即使仍然按照原来的拟议具文申报，难道不是又多费精神、烦劳纸笔吗？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看语附录 看审赘说（附格式） 审语格式 看审赘说（附格式） 所谓看语，是上司批示审理告词，以及本县向上级详报案件、根据批示复审拟罪，并审明案件的事实、罪情后作出的谳语。之所以不称“审语”而称“看语”，是因为不敢把所审定的内容自居为已经形成的定案，只是查看事情的原委，援引律文拟定罪名，仰候上级裁决。所谓审语，是本县自行依据告词，根据情由判决案件，叙述双方的是非，并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裁断。之所以不称“看语”而称“审语”，是因为主权全在我，直接作出决定作为定案，并把判案的文辞书写出来以昭示众人。可是，看语的难处不在援引律文，而在词状中头绪繁多、情节和罪名混杂，却要使上官一看便全部明白、如同看见手掌一样清楚，使其不必再详细阅览供词、招状，这才是难处。审语的难处不在合乎格式，而在原告、被告隐瞒情由、肤浅陈诉，两方证人又偏袒一方、装饰虚假，而我能够把这些一一剖析，使双方心服口服，并将其写成不可更改的定案，这才是难处。我本想摘录这些作为格式，然而别集中所载的，只是辞句悦目，未必与当时的实际情形恰好相合。于是检查旧箱，得到我在郯地所作的数篇，确实是亲自经历、据以定成爰书的，谨以此请教高明，姑且代作野田中的刍狗。若要把它说成格式，我王鸿哪里敢这样做呢。看语附录 擒获大盗事 两条人命的大冤案 群凶谋夺产业、打死侄子的命案 擒获大盗事

译查得王可习父子是亘古少见的凶恶之徒，又有吴大郎、李培兴等四处聚集的乌合之众作为党羽，正如猛虎添翼。他们潜居在郯城五丈沟，逼近邳州边境将近二十年；不仅利用那里偏僻遥远、可以藏匿奸恶，而且任意荼毒百姓、可以逃避罪责，所以恶势力一天比一天炽盛，任意妄为，再无顾忌。平时来往的人多是佩刀骑马、持弓挟箭之徒，夜间聚集，天亮散去，行踪不定。附近人都知道他们是响马的首领，却侧目而视，不敢说话。只有东振仗恃强悍勇力，想与他们抗衡。又因为邻庄庄宗魁将三顷五十余亩地献给玉海父子，东振因土地靠近自己，早已有垂涎之意，所以故意放纵驴猪任意践踏。可习带人牵牛拿农具到田里，曾经打死其中一头猪。东振瞪眼辱骂，揭发他们的隐私，说：“你们父子仗着响马的势力，压在我头上算什么！”这话不过是一时冲口而出的争吵，哪里料到会成为令人痛心的怨恨，杀机也由此萌生。于是玉海召集恶党吴大郎、李干西、张四等人在家中秘密谋划，派张四去约苏大、李胖子，一个因鲁莽而被推重，一个因老练而可依靠。又派李干西占卜日期，定在六月初六日动手。当时才五月二十日，部署却已经如此严密，可见他们蓄谋已久，不杀人便不罢休。到了初六日下午，玉海、可习同李培兴、吴大郎、苏大等人一起骑着跛驴，暗藏凶器，先后出发，都在涝沟东岭会齐；只有李培兴留下看驴。其余人跟随玉海来到东振屋后的麻地中，当时将近二更。玉海担心东振认出自己，便拿枪把守后路；让李干西、张四把守前门。可习用红土涂脸，和吴大郎等人翻墙进入。东振正和他的儿子以及徐小成、吴银露宿在中庭，可习举枪刺中东振的心口。东振还惊问“是谁”，脖子上又中一刀，软肋又中一刀。东振即使勇猛如孟贲、夏育，也无从施展本领了。东振一死，可习等人胆大手狠，遇人便杀；即使有人长跪求命，除妇女外，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当场杀死的三人是：东振、东振的第五子李瑷、东振的第七子李小黑。追到屋外、在庄四宅上被杀伤，第二天死亡的一人，是东振的第六子李小鸾。被枪刺、刀砍，后来知道并非东振之子，受伤稍轻而没有死的两人，是徐小成、吴银。有人头部被砍伤，削去头顶一片皮，黑夜仓促之间，只能用白棉单包住头部；可习等人把他们认为是同伙，没有继续穷追。他们带伤奔到南邻生员李靖忠家，叩门求救。李靖忠敲锣呐喊，贼人才奔散开去。在刀刃下侥幸逃生的一人，是东振的第三子李小一；他与贼人相距只有一牛鸣的路程，贼人还押着徐小成让他带路，并且想要继续前往杀人，只因李靖忠敲锣，贼人才放弃离去。没有被杀死的两人，是东振的第二子李小九、第四子李小二。这些情况，都是卑职亲自单骑到东振被杀的地方查验可习等人的来往踪迹，询问东振等人被杀的情状，以及尸亲、邻居、保甲的供词；这些都与可习先后的口供恰好相合，更可见此事是极其惨烈的变故。玉海父子结党杀人，必定要把东振一族杀尽才罢休，他们残忍背理，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追究他们所得的赃物，实际上没有任何物品可以指认。因为东振是贫穷之人，看他所居不过几间土屋，狭窄破败，本来没有什么积藏可供任意抢掠。玉海父子的志向在于报仇，不在于抢劫财物；所以当日地方最初的报告说没有拿走财物，并不是虚话。他们持械拒捕、用枪刺伤营兵等种种凶悖情形，前面的详文已经叙述清楚，不敢再赘述。总之，王可习比枭鸟还凶过豺狼，罪恶如同梼杌，又广泛结交匪徒。父子肆意行凶，不只是把官法视为儿戏，简直敢于草菅人命。顷刻之间亲手杀死三人，不用刑讯，供词便如同亲眼所见般清楚。按律应处寸磔，他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他的父亲王玉海，负责发踪指示，屠杀满门，实为罪魁；按“造意者斩”的律例，法条明白。但他既已伏法受到天诛，便不必再议。李培兴虽然没有伤人，但已经一同前往；听他想推辞玉海、回家时说“你做这样的事，不要连累我”，就知道他也不能免罪。姑且援引谋杀人而未加功的律文，拟判流刑，已经足以抵偿他的罪过。李小五是李培兴的儿子，杀人既没有共同谋划，拒捕时也没有凶器，只是跟着众人冲出，当场被捆绑；审明确属无辜，释放他并不是纵容。庄宗魁，就是李瑷最初告发的庄四。他与东振相邻，又和玉海远相结交；李瑷等人既有怨恨，又害怕玉海的凶势，不敢立即指斥，所以把庄宗魁告为首犯，意在借庄宗魁来牵连玉海。尸亲确实有苦衷，但仔细审究，只有献地这一层缘由，并无知情的确实证据，姑且援引“不应”律，重杖处置。吴大郎杀人尤其凶狠，拒捕时争先，实为恶党首领；他中箭身亡，能够保全首领，已经算幸运了。其余苏大、李胖子等五人，有的居住在隔省，有的逃往远方，已经移文关会并发给批文，严令缉捕。由于这是一件重大案件，不敢长久拖延，应当先具录供词详细申报并解送，其余人等等抓获后再另行结案即可。两条人命的大冤案

译查得孟林化的长子孟廷俊，是本县康熙九年冷村的社长；宋世伟的侄子宋光英，是本社新报四甲的户头。宋世伟因侄子年幼，刚入学读书，不熟悉催征粮赋之事，便托亲属管正嗣代为办理。康熙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全社到县里认领差役，孟廷俊认为管正嗣冒名顶替，于是双方争吵。过了两天，县令命他们到堂上验看，见孟廷俊面有病容，不能承办催征事务，便免于追比。到了初四日，他在家中病重身亡。孟林化于是把尸体移到宋世伟家，并以追究抵偿儿子性命为由到县里控告。孟贞伦又以打死人命为由向府里控告。孟林化的次子孟廷标，因为初四日抬尸到宋世伟家，到了十二日又因暴病死亡；孟林化再次以打死两条人命为由向县里控告，宋世伟则以移尸诬赖为由控告。前任东兖道徐化又因打死两个儿子的事情互相控告。道、府接到各方词状后，反而批示本县办理；又因为前任县令卸任，案件悬而未结。我到任之后，才拘集犯人和证人，逐一研究审问。原先的验尸并没有真正的伤痕，众人的证词也全无确实依据；而且事情发生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赦免以前，于是备录各人口供，具文详细申报道、府，请求注销此案。已经得到前任东兖道批准详文存案。不久，孟林化又以“两命大冤事”赴前院宪袁处控告；袁批转前任东兖道钱，钱又批示到任后重新拘齐犯人和证人，秉公详细审问。据孟林化供称，他的儿子孟廷俊是在管正嗣位于曹建白家中时被打死的。再向主家曹建白和见证人苗翠然核实，他们都说双方虽然争吵，但当时并没有动手；那时宋世伟也不在城中，和先前的供词相同。又据林化供称，是孟廷标抬尸到宋世伟家，世伟拿一块石头打廷标，随即跑掉了；再询问与廷标一同抬尸的黄拔子，原来他是林化的亲外甥，也说没有看见宋世伟打孟廷标。又问林化状词中所说打死廷标的宋光英、宋大等人，他们都说廷标抬尸到宋世伟家时，我们并没有见到世伟。唉，林化真是强悍啊，为什么年老了反而更加厉害！孟廷俊和管正嗣因为认领差役的缘故互相争吵，也不过是世俗常情罢了。廷俊病死后，竟把尸体移到宋宅，舍弃正嗣而控告远在风马牛不相及之处的宋世伟，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况且双方虽然发生过口角，实际上并未动手。廷俊之死显然是寿终正寝，与正嗣尚且没有关系，何况宋世伟呢？如果果真有殴打之事，他在此前县令令其认领差役时，为什么不当堂申诉，却偏偏等到廷俊死后才来鸣控呢？据孟林化供称：‘我当时不在家。’孟贞伦供称：‘抬侄子到宋家养伤。’这些都说明移尸之举是违法的：一个说自己没有参与，一个说廷俊尚未死亡，都是文书上的过错。大概应当查阅此前县令的原案，即二月初四日的案卷。林化本来就有‘究抵子命’的控词，告到县里却变成了移尸图赖，即使有百张嘴又能说什么呢？至于廷标之死，林化说是被抛来的石头打伤，孟贞伦又说廷标用扁担打向世伟的胯部，世伟跑掉了，没有打中孟廷标。这样兄弟二人的供词已经互相矛盾了。据黄拔子供称，孟廷标抗开两扇门抬进去；又说孟廷标自己走回去，到家后还吃了饭。既然被石头打伤，哪里还能用力推开别人家的门？如果伤势果真严重，必定要由人扶抬回去；又怎么会还能自在行走、照常饮食呢？看黄拔子先前的供词，显然是孟林化教给他的。这种鬼鬼祟祟的情形，不用再攻问就已经自行败露了。况且当日报应户头，原来写的是宋光英、林化；院词又说是世伟在先；林化在道、府所告的词中，说打死廷标的全是世伟。如今院词所告的又变成宋光英、宋大、宋二，不知人命究竟要由谁抵偿、依据哪一条律法，却任凭他反复指认，肆意诬陷吗？比较他先前呈告的各份词状，林化的籍贯忽而写郯城，忽而写邹县，先是郯城的孟林化，后来又变成邹县的孟化林，不过是同一个伎俩罢了。林化又说告到县里后案件被搁置，实际上是因为前任县令被上级参劾而卸任。以致此案长期悬而未决。道府批词明明说‘经本县研勘后，随即具详本道并解送本府’，却说没有解送、没有审理，难道不是如同说梦话吗？至于所说王振旅是宋世伟的姻亲，在庭审质问时又说收受了世伟一顷五十亩地、银三十两，详细审问其中缘由，原来王振旅的堂弟王振典用钱赎回刘之洪原先买下的六顷八十亩地，因为赎价不够，王振旅出了银九两，王振典便拨出一顷多地给他，中间人的文约证据确凿。据林化供称，这些话出自宋光英之口。宋光英正是孟家的仇敌，即使宋世伟真的贿赂嘱托了他，光英尚且会替世伟隐瞒，难道还肯自己泄露出来告诉别人吗？总之，林化想制造一项受贿的迹象，来坐实世伟作弊的说法；后来又自知情由空虚，便拿‘要等上衙役批准才可以’的话来替自己解嘲，这种所谓遁词，正说明他已经无言可答。林化奸险手段层出不穷，历次审问查明都属子虚乌有。按照诬告之律，他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孟贞伦附和他人兴讼，并带众移尸，应从重论罪，一并治罪。黄拔子、孟上宾等人，按照‘不应’拟处杖刑，并不冤枉。不过，林化年过八十，又连续丧失两个儿子，情状也值得怜悯；并且他自己呈词认罪服输，请求怜悯老朽、免于解送，这也是悔过之心开始萌发、知道法律可畏的表现。至于孟贞伦等人，考虑到前案已经结案…… 又查明此事发生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属于赦免之前。是否仍应一并请求皇恩，予以豁免注销，以广布皇上的仁德？卑职不敢擅自办理，一并等候上宪裁决。一群凶徒谋夺家产，打死侄子的案件

译查子女对于父亲的仇人，按情义本不共戴一天；即使舍弃性命为父报仇，甘愿触犯国法，这也是仁人孝子所仰慕的义行，影响无穷，岂容奸恶的陈国相借此名义来助长自己的凶残贪婪？据陈国相供称，陈平在崇祯十五年被陈太祯打死；如今太祯死于康熙八年。如果国相果真怀有不共戴天之恨，那么博浪之椎早就应该像雷霆闪电一样打在太祯头上了。太祯当年不去报仇，如今却忽然向这个孱弱的孤儿报仇；在此前二十七八年间，他和太祯比邻而居，究竟顾忌什么，又为什么一直隐忍？由此怎能断定国相是在报仇呢？国相呈词控告，说报仇甘愿受斩，词义虽说得理直气壮；但又说太祯财势滔天，弱小的孤儿难以抵挡；还说自己借着酒势，想要报从前的仇。国相如果果真忘掉自身安危来雪恨，那么五步之内，太祯有什么财势值得畏惧？况且卧薪尝胆、积恨忍痛的人所做之事，不能只是凭恃纵酒酗饮。太祯当日如果真杀了陈平，国相难道还能成为在五步之内刺进仇人胸膛的奇男子吗？又凭什么知道太祯没有杀陈平呢？父亲死于仇人之手，这是何等的大事，二三十年间，难道还会因为所听到的说法不同而变得模糊吗？国相供称，他在夏补川门首看见国璘；又供称是在张家庄看见的。这已经很可笑了。大概是先由亲眼见到此事的夏补川作证，后来辗转牵连到姻亲曹道人；关于早已死去的陈吗啾被打死之事，完全是茫然捕风，又辗转牵连到干生员梁大印、族长陈三福，以及同处一席时听来的话，统统像梦话一样。总之，在一片纷乱之中，陈平确实不知去向，陈国相才得以施展他的欺骗。那么，他为什么惨杀陈连呢？答案是：为了杀绝他人的后嗣，图谋他人的产业；祸乱从内墙而起，骨肉之间的灾祸极深，忍心害理，没有比陈国相更严重的了。据彭氏供称，陈太祯最终没有兄弟，太祥是他父亲收养的螟蛉子。太祯留下的唯一血脉，只有陈连。陈连既然已经死了，太祥这个外人将来还敢和国相一伙争夺太祯的产业吗？据太祥等人供称，太祯刚死，陈国连就来拉走牛，得到银三两，心意仍未满足；接着陈国相又来占住住宅，孤儿寡妇长期受其欺凌，已经不堪其害。到了这时，他又突然采取斩草除根的计策，以实现掠夺产业的图谋。等到陈连被当场打死，罪行已无法逃脱，他又忽然把穷凶极恶的行为假借为报仇，以求在审判文书中利用人们对子报父仇这一义理的同情，给自己留下一个可疑、可宽宥的口子。应当按照殴杀小功亲属的律条论处。以此纠正应当处以绞刑的判决。陈国相的哥哥国璘，也妄称父亲是在张家庄被太祯打死的，显然知道其中的谋划。弟弟国连拉牛骗银，有证据可查，难免是同恶相助，都应依法惩治。但国连此前已经逃亡，等捕获后另行结案。彭氏是寡妇，孤儿无所依靠，应当命族长与彭氏商议立嗣，以永远杜绝他人妄图觊觎产业的端由。同前一案。查陈国相打死陈连一案，先前卑职已经审查，招报上呈宪台；如今承蒙发文查问：康熙九年五月二十日，陈国相是否果真带着酒到庙里打死陈连，是否怀有挟仇嫌疑，命卑职逐项查实后明白回报。但各名犯人、证人都已解送宪台审问，尚未返回，没有凭据可拘来讯问，卑职于是又详细推究原来的供词。陈国相以报仇甘愿受斩为词，向县里呈诉，其中说自己借着酒势，想要报从前的仇，于五月二十日特意拿着木器打死陈连，以偿还父亲的性命；口供中又说：‘小的醉酒后到庙后面的观音殿去，看见陈连就生了气，拿棒槌照着他的头打死。’那么，国相打死陈连，是因为醉酒之后才实现报仇的心愿。父亲的仇是何等大事，报仇又是何等心情，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醉酒以后才发作？假如国相一生不喝酒，难道父仇一生就不能报了吗？陈连的父亲太祯与国相比邻而居将近三十年，没有听说国相有报仇之事。大概是太祯死后，国相才乘醉把怨恨转移到他的儿子身上；太祯真是幸运，二三十年间竟一直没有遇到国相醉酒的那一天。据供词，他的父亲陈平在崇祯十五年被太祯打死，这件事只是国相听来的传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向众多证人核实，也完全没有一点相应迹象。那么，国相打死陈连，即使确实醉酒，所谓报仇也仍然近于虚构；但他又岂会无缘无故这样做呢？据陈连之母彭氏和伯父太祥的原供，太祯刚死，陈国连就先来拉牛，得到银三两；陈国相接着来索要住宅，彭氏不肯，于是国相便有了怨恨之词，说‘我教你一些得不的’。因此，若说国相打死陈连不是为了断绝太祯后嗣、谋夺产业，谁会相信呢？即使替国相辩解说：因为索取住宅没有成功而产生嫌隙，那么他应该怨恨彭氏，陈连又有什么罪过？须知彭氏虽然守寡，但太祯还留下陈连这个血肉之亲，遗产本来应当归陈连所有；国相只是同宗堂叔，怎么能越过他来索取？又怎么能因为要求没有实现就对他怀恨？由此可看出国相的用心：陈连一死，太祥虽是太祯父亲收养的螟蛉子，终究只是外人，太祯的家财国相便可以夺取；彭氏不过是一个寡妇，又怎能和自己抗争？他之所以敢打死陈连，是想借报父仇为名，希望审判文书的撰写者因子报父仇的义理而留下宽宥疑情的余地。因此，康熙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国相以报仇甘愿受斩为词到县里自首，对打死陈连之事已经直认不讳。那么，国相必欲置陈连于死地，其蓄谋已经很深，哪里是偶然乘醉而任意作出这种惨毒之举呢？承蒙宪台票文中说：据陈国相供称，原是小的曲孽迷心，醉后误伤，打死陈连属实。卑职又查得，当日与陈连一同在学读书的姚克敬、张奉召等人原供称：陈国相到学里，坐在师傅桌上，问师傅到哪里去了，回答说在地里播种；国相把陈连拉过来，拿着棒槌就打。这样看来，国相所说的‘误伤’，似乎与律文并不相合。至于他是否带酒…… 卑职审问时，也只有国相说过‘小的醉了’一句，其余情况都没有供出。然而，亲眼看见行凶的人是姚克敬、张奉召，他们就是确实的证人。国相当天是否醉酒，再对克敬等人一问便可知道。如今承蒙发文查问，谨将原供词的情由逐项回报。恳请宪台趁便将犯人和证人再行审问，并详细查阅原供词，国相究竟是否醉酒误伤、是否与陈连有仇隙，自然难以逃过宪台明察秋毫的审验。审语格式。冤枉抵偿母亲性命的案件。强占产业、造成极大冤屈的案件。欺凌孤儿、吞占产业的案件。强占产业、累欠钱粮的案件。冤枉抵偿母亲性命的案件。

译审理认定，董寡是一个痴顽泼悍的老妇。妇女愚昧，常常因为一点小小的忿恨，闹到沟渠巷陌之间，但还没有像董寡这样无谓的。董寡母子和张忠兄弟两家隔着一道屋檐相望而居。董寡家中没有隔夜的粮食，向张忠借麦，张忠吝惜不给，董寡因为张忠不肯像邻居那样相助，便有许多怨言；又把怨气迁怒于张忠的弟弟张信，同他争吵，回家后便自行上吊。她的儿子三奇、三秀于是把母亲的死当作可以借题发挥的事情。难道就没有想到，移尸诬赖，律法有明文规定吗？也不知道自缢死亡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控告抵偿的，却把尸体抬到张家，意图是让官府判令安葬，以便借官府之力收殓罢了。假如让他们得逞，刁风何时才能停止？本县念他们贫困，给银五两，命三奇等自行埋葬；至于移尸之罪，姑且因其母死亡而免予追究。至于张忠，起初只是因为吝惜粮米而产生嫌隙；张信又因口角使嫌隙更加深重，二人都没有做到和睦邻里的道理，略加责罚后释放。强占产业、造成极大冤屈的案件。审理认定，李廷学与王立谏互相控告，一方说对方强占了二亩地，另一方说对方盗取石产碌■〈石由〉四条，事情并非毫无缘由。但查明这些都是逃荒以前的旧事；既然所谓占地发生在此前，就不能算作现在的强占，所谓盗取也不能算作现在的盗取。判令双方各自归还原有之物，两造也都低头无词了。只是廷学的弟弟廷玉出外未归，死在郑家峪河中，恰好就是廷学到县里控告的那一天。于是廷学便说是王立谏杀了他，重新起诉请求追究弟弟的命案。详细审问可知，廷玉死亡当天，县里的状纸尚未获准发出，王立谏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并进行报复？况且没有一条确实证据，怎么能凭空定罪？又怎知他不是另有原因，或者失足落水而死呢？此案暂且保存，等待另行结案即可。欺凌孤儿、吞占产业的案件。审理认定，刘邦奏与徐氏的丈夫刘芳第是兄弟。刘芳第死后，刘邦奏不能善待孤儿寡妇，既占据她的土地，又拆毁她的房屋，因而徐氏控告他欺孤吞产。原来刘时遇想贪图徐氏的产业，暗中挑拨来制造争端；邦奏不知反省，反而迁怒于时遇，于是拉拢亲戚孟龙跃，以掠夺义女为由控告时遇，企图报复。详细审问后查明，龙跃所说失踪的义女名叫小春花，时遇所收养的幼女名叫小秋贵，事情都发生在顺治十七年。小秋贵后来被壮丁刘万思认领带走。如今龙跃还想把旧事翻出来，指鹿为马，实在不值得明眼人一笑。至于邦奏占据徐氏的土地、拆毁徐氏的房屋，都有确凿证据；邦奏自己承认退还，这还算是能够补救过错。判令族长逐项查明，当着双方的面交付，全部归还徐氏掌管，并限十日内领取，附入案卷，以形成铁案。如果再拖延观望，三尺法不因诸生身份而废止。退还的产业，徐氏母子可以自行保守或出卖，完全由她们作主；时遇等人不得再生觊觎，成为邦奏日后狡辩的口实。刘邦奏暂罚银五两，帮助修缮文庙；刘时遇、孟龙跃各罚谷三石，用于赈济。强占产业、累欠钱粮的案件。审理认定，生员张行吉的父亲张成祖所买的四十二亩地，一会儿说是侯家的，一会儿说是张家的，这份产业像朝秦暮楚一样反复变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张成祖死后，侯洋在行吉年幼孤弱时侵占其遗产；行吉后来回到汶阳，正值侯洋理屈气败之日。如今在庭审之下，侯如祯等人仍拿顺治四年的退约作凭据，却不知道前任抚宪判令发还是在顺治十二年，前任张公当时还发给了有印的照据。顺治四年的退约早已成为废券，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只有加兆又供称，他的父亲侯洋在康熙三年曾控告前任金公，判令把产业归还侯氏；查案卷已经没有保存，只剩加兆拿出一张小拔退约。小拔就是行吉的乳名。行吉亲自供称那不是他的手笔。查行吉在顺治十四年已经列名黉序，怎么可能到这时还署写乳名，而且退约上还写着‘青青子衿’数行文字，仍要请人代笔？以侯洋的老奸巨猾，怎么会甘心接受这种文书？所以这无疑又是一件仿造的‘兰亭’赝品。总之，众说纷纭，理应以抚宪判令发还作为铁案，立即命加兆等把产业归还张家。历年拖欠的钱粮，另行会同他们所属社、里长清算；所欠籽粒可以免于追缴。释解招状。

译‘曰问得’，是问官开头所用的话；‘曰一名某人’，是犯人在供词中的称谓。凡是共同犯罪的供词，必须按例确定一人为招首。例如京官与外官共同犯罪，均应奏请处理的，以罪重者为首；京官即使是僧道官，与在外的六品以下官员共同犯罪，也以京官为首；致仕官与役吏共同犯罪，以官员为首；罢闲官以及生员、儒生与吏承共同犯罪，以吏承为首；内臣与京官共同犯罪，以官员为首；内臣与在外六品以下官员共同犯罪，以内臣为首；有职役之人与白丁共同犯罪，以职役人为首；妇人与男子共同犯罪，以男子为首；僧道与里老共同犯罪，以僧道为首；军人、民人中身份相等者共同犯罪，以罪重者为首。要把各人的事情全部供出。已经捕获的，称‘在官’；尚未捕获的，称‘未到’；脱逃的，称‘在逃’；犯罪时在世、案发时已死的，称‘先存今故’；死在案发以前的，称‘死在先’；有牵涉犯罪的，称‘巳故’；在监禁中死亡的，称‘监故’；已经成招但仍在监禁的，称‘狱囚’；尚未成招而在监禁的，称‘未成招禁’；罪犯牵连父母的，称‘家口连坐’；牵连妻子的，称‘家小’；应当一并提取审问的，称‘照提’；前案或另卷已有记载的，称‘前事’或‘别卷’；真正犯死罪的，要分别写明已经处决或尚未处决；杂犯徒罪以下、准许纳赎的，称‘问结’；发配、充军、编为民籍的，称‘发配充军为民’；判处杖刑并执行的，称‘问发杖决’；由上级审阅后发下、供词已经明确的，称‘省发供明’。这些说明都要写在姓氏之上，今后不得擅自改用；年龄、籍贯、住址写在下方。有职役者，要依次写明履历；吏要写明参选充任的经历；僧道要写明受戒、剃发的情况，若应当还俗，还要在法名下面写出姓名。涉及尊卑、相互控告而按服制定罪的，要写明宗族支派；属于八议之人的，要按照官秩写明。以便据此定议。无论事情大小、轻重、多少，都按年月先后排列：年称“曰问”，月称“曰内”。定罪全凭招供文字，不能笼统写成“某不合如此如此”。凡触犯律例的，如窃盗，应写明：某人窥知某人家中有某物，竟起盗心，于某日某时，偷偷来到某家门口，等到该家人和狗都睡熟后，挖开墙壁进入内室，偷出某物。强盗，应写明：某人探知某家财物很多，竟纠集某某等人；各人都答应了，分别拿着枪棍，于某更某时偷偷来到某家门口，用某物打开某处，点火照明，抢出某某财物，在某处瓜分使用。殴打致死，应写明：某人竟与某人各拿某物斗殴，误将某人某处打了一下，因伤身体死亡。故意杀人，应写明：某人与某人争斗，打不过，竟发狠拿某物朝某处打了一下，当时气绝。谋杀，应写明：某人竟对某人说某人经常欺负伤害我，如果在无人处把他杀了；某某等人都听从此意，记在心中，于某年月日，探知某人独自在某处，某人叫来某人，各自拿着某种器械，偷偷到某处，朝他某处用某器械刺砍几下，当时气绝身亡。其余案件都仿照这样书写。赃物少的，就在招供中叙明；赃物多的，就在招供之后另行结出其价值，折合银两数目，按赃物数额定罪。如果招供开头没有写赃物，就要另行说明结出某人等人的 某某财物若干，不得混杂排列。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格式罢了。至于强盗、窃盗、偷抢，以及斗殴、谋杀等案件，都应照本案犯人原日的真实情形和现场实况供述排列，一个字也不能笼统含糊，不能只写“某不合如何，又不合如何”。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固定规矩。招状格式 招状格式 一审问得：一名犯人某，年若干岁，籍贯属于某府某州某县某都图，供称某年月日，竟与某人……；某人又竟……；又竟……；各又竟……；也竟……；又也竟……；却竟……；却又竟……。其中有某人不服，把前情全部向某衙门某官案下首告；当即拘提一干犯人和证人到官，在堂上审问，记录取得口供，详情载在卷内。经审问，查得各项情节，均承认服罪，没有异议。除将无关的人证某某等先行摘出释放外，对某某等人分别提审，取得实招；又结出某某对象，时价估银若干两，所结属实。年　　月　　　　　　日　招状人某某　背押 释“定议” “议”，就是拟定。所谓“问”，是想按照各项律文拟定处理，但还不敢断定正确，所以用“议”来拟定。所犯罪人的姓名虽然很多，先以招状开头的人作为议定的起头，其余按罪行轻重排列。引用律例时，必须真正体会案情；如果犯有两项以上罪行，按较重的论罪，这叫除去较轻之罪而不另行定罪。所谓“各”，就是各自依其中一项定罪。数项罪行同在一条律文中的，只引用所犯的那一项，这叫摘引应当承担的罪名。如五六七人共同招供，律文虽各有不同而罪行相等，就一并拟定；赃物和钱数相同的，也如此。各类犯人如果属于文武职役，必须写明其来历，以便发落。先写有能力承担的，次写稍有能力的，再写无力承担的；对于可以收赎的罪，以及应当实际执行杖责的人，则不论其是否有能力承担。若没有相应律例而采用比附，就写“某人依例比附某律例”之类。若判死刑，就写“某重犯牢固监候，等待会审处决，并统一请旨”；若属于外地审结的案件，就写“申报详文，转日发落”。定议格式 定议格式 一议定：某人、某人所犯各罪，除去较轻罪行不另行定罪外，某人与某人各依某律例，杖若干，流若干里；某某等都应依“不应得为而为之”律，杖若干；某人因与家人共同犯罪，免予科罪；与供词中说明的某人一并免于拟罪；某人应照例发遣；某人审定为有力，照例缴纳米；某人审定为无力，照例实际执行杖责。各自刑期服满后，与免科的某人及供词中说明的某人，一并宁家随住。某人为重犯，照例监候；某人为轻犯，准许取保候审，申报详文，转日发落。释“举照” “照出”，就像灯火照见物体一样，是说在前面的招状、定议中，把各犯应交官的赃物、赎金和应退还原主的物品逐项列出，不得遗漏，以总结上文的意思。双方都犯罪所得的赃物，以及依法应没收的物品，收入官府。因取与不和、斗殴伤人，或逼迫索取而呈告所得的赃物，退给原主【如果是旁人首先举告、由官司查出，则仍收入官府】。官物退还官府，私物发还原主。卷册发给有关衙门房科备查。尸体和棺材交给死者亲属领取安葬。凶器发给狱局改造为刑具器皿。奴婢、妻妾交还原来的领有者。赎罪所得的谷物发入仓库以备赈济。赎罪所得的银两贮存在库中，作为正常支出使用。收入官府或退还官府的物品，要取得仓库的实收凭据；发还原主的，要取得领取文状。各种契约、票据、文书，如系伪造而以赔偿结案的，应涂抹后附入卷内；应当退还保存的，则发还原主并取得领取文状。充军、为民、问徒、发遣的犯人，要取得收管凭据。尚未到案的人犯中，无罪的免予提拿；诬告案件中的赃物免予追究。如果有罪犯未到案，或属于应当参奏的官员等情形，就称为“合问某人”，都要另行提审。这叫作“照提”。照出格式 照出格式

译一照出：某人应缴纳米谷若干，或折银若干，或赃银若干，全部交仓入库，取得实收凭据；又有某人原先盗骗的财物，理应发还原主，取得领取收据附在卷内，其余不再另行照出。照提 “照提”因在“举照”中另行提审而得名。除应当奏请的官员外，有亡命而未到案的情形，大致有四项：多人共同犯罪，只有此人逃亡，案情和罪行难以确定，待捕获审问后另行结案，这是第一项；多人共同犯罪，虽然此人逃亡，但所犯罪行情节明显，律文说众人证明确实，就可以按照已经成狱的情况径行拟定罪名，待捕获时补行判决，这是第二项；事情败露后逃亡，难以当面审问，虽然尚未举照，也应保存案卷，等待捕获审问，这是第三项；多人同案，此人独自未到，但属于关键证人，不能凭空裁断，也应虽未经举照而保存案卷，待捕获后结案，这是第四项。大体说来，理直而公正的人不必逃跑；犯人不出，必定是情节虚假；关键证人不出，也必定有偏袒或受人嘱托的缘故。逃亡的人一经照提、补行判决，就必然更加藏匿不出，甚至可能因众人的憎恶而终身无法自我申明。因此，若没有真正查明实情，只能把案件留存等待，不可轻易在拟罪案卷中使用“补决”的字样。照提补决的案件，如果律例后来有改动，到捕获之日应当采用新例；但逃亡罪加二等。家主呈告婢仆盗窃逃亡，必须拘来中保，调取、查验身契，并询问两邻，查明盗窃逃亡的缘由，才可以立案缉捕，发给广捕牌。如果查问得还不确实，不可轻易准许，因为恐怕此人本来并不是婢仆，一旦列入案件追捕，日后反而会成为把柄。更有家人不明死亡，主人弃置、隐藏尸体，反而诬告其盗窃逃亡来掩盖事实的，也应当追根究底，不能不防。【但是，仆婢服役多年，或者已经成为长子孙，没有身契可以查验的，只要有确实证据，也可准许立案缉捕，不可拘泥于一条。】释“卷案” 凡是编排审问、判案的卷宗，起首是原告的原词，其次是行拘票案；票案之后是诉词，诉词之后是投词；都先按次序粘连成卷，卷面上写明等待审理。审理后取得完整口供，接着是招状、加写批语、定议、举照，或者应当附原纸，或者应当誊清书写，都依格式逐项注明，粘接成卷，加盖印章存案。如果是奉上级行文的案件，只删去票案，依卷宗次序编成详文格式，与原批词一同粘附；卷面上另加一份呈文，说明奉批的原由，申报缴送，等待批示发落。卷案总格式 卷案总格式 某年月日，原告某 被告某 差役某人 卷面格式【某州县】：一宗某事 某房某人承办 原词 票案 投词 到案单 供状【以上各项都使用原纸粘入】招状【以下由承办书吏书写，按官员审问判决之日粘入；官员亲笔写的审单、誊清的折子，此外仍粘在卷末备查】审语 议定 照出 年　　月 州县正堂某　　行 亲笔审单 《福惠全书》卷之十二 ●《福惠全书》卷之十三 刑名部三 ◆刑名部三 监禁 恤囚余论 ○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