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惠全书卷之三十

译州县官主持一方政务，对于地方事务的利弊、政事的兴废以及粉饰门面、供人观瞻的事情，爱惜百姓生命，无论大小巨细，都应当留心经营。兴办一项有利的事业，地方就得到一项福泽；办成一件事务，政绩中就增加一方面的成绩。如果只是按期办理会见、文书等公务，忙忙碌碌，便认为自己的事情已经办完，除此之外凡与考核成绩无关的事便不再放在心上，就好比修缮房屋，只修厅堂台阶等接待宾客的地方，勤于涂丹刷漆，追求华美的外观，却任由自己的寝室、闲居、厨房、浴室和牲畜圈舍倾斜漏水而不加理会；一旦栋梁折断、墙壁倒塌，主人仆人受伤，牛羊死亡，那么厅堂台阶的华美，难道还能独自保存下来，并且再等待宾客前来观看吗？所以，勤于大的方面，不可忽视小的方面；使自身完善了，更要顾及万物。如果只勤于大事，却有时不考虑小事，只究治自身，却不为外物谋划，那么事情往往会因为小处而恰好损害大处，这就是所谓一星之火可以燎原；仁爱施及万物，反而正是修养自身，这就是所谓一念之善可以感格上天。治理政事的人，在大小、自身与外物之间，都应当兼顾办理，以求给百姓带来福利，不要像修缮房屋那样，非要等到房屋摧塌压伤之后才知补救。至于取得政绩、做成善事，哪里是我敢于自行计量的呢？我现在就各种政务略举十多条，都是关于利弊、兴废、观瞻和生命，所应当留意的事项；由此类推，还在于质侯施行政务、勤劳爱民而没有止息的盛大心意。○分条陈述应当兴办和革除的事项 新任官员到任后，分条陈述地方事务的利弊，一方面是为了革除从前积累下来的弊病，建立本任的新规划；又有上司刚到任之初，询问各属应当兴办和革除的事项，分条详细陈述，使上司了解民间百姓的祸福。这些建议，也可以用来观察本官的才识。然而，有些事情适合这里而不适合那里，适合现在而不适合以后，所以必须把一件事的始终、久近都衡量清楚，深思远虑，没有不逐条考虑妥当的；又必须访求最确切的意见，符合乡绅士子的意见，也符合百姓的意见，众人的看法一致之后，才可以兴办或革除。即使另外有人觉得不便，暗中阻挠，也应当毅然实行而不顾虑。为什么呢？因为有利之处是千万人共同得到的，不便之处却只是个别一两人的私利。因此，小事可以自行办理，大事则请示上级大吏，或者用来上副上官清楚的询问。所谓兴办一件事而利益无穷，永远没有后患，这样才足以大大慰藉创始者的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自夸一己之能，喜欢提出独出心裁的见解，还没有来得及详细寻求意见，便轻率妄动，等到事情已经改变，百姓所受的拖累反而更深，形势将要造成阻碍、难以施行，才后悔也来不及，不仅徒然增加扰乱和怨恨吗？所以，与其兴办事情却没有益处，不如少办事情而使百姓安宁。为什么呢？眼前已有的弊害，百姓已经习惯于旧有常规，弊害终究还算有个底；刚刚创行的新弊害，却会使百姓共同惊骇，其危害将更加无穷。从前宋代庆历年间…… 由于元昊侵犯边境，官军作战不利，便登记陕西百姓充当乡弓手，让他们守护乡里，原本只是为地方防御考虑。不久却把他们全部刺配戍守边境，陕西百姓的困苦更加严重，已经难以言说。后来韩魏公建议在陕西实行义勇制度，每三丁抽一人刺配，可增加兵力二十万，以震慑亮祚，使他不敢入侵内地，这也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且请求颁下降敕榜文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充作戍卒，但司马光争论而未能成功。魏公认为自己已经作了保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诏书说的话难道会不守信吗？然而不到十年，沿边运送粮饷便成了惯例。王安石请求拿出常平钱数十万，创设青苗钱贷给民间，仿照《周官》国服制度，收取百姓二分利息。百姓得到钱来帮助耕种，官府得到利息来补充边地粮饷，这项办法本来不能说不是好办法；却不知道开始时说是出于自愿，后来竟变成强行摊派，费用冒支而无力偿还，又被催逼追讨，只得卖田产、卖妻子，几乎没有一天停止。韩魏公是宋代著名大臣，王安石是一代学者，难道会忍心存心使百姓受累吗？大概是只看到了事情的开头，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局，自矜独断而不肯谋求众议罢了。宰相谋划国事不善，灾祸流遍天下；地方官谋划政务不当，灾祸遍及州邑，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就拿近来州县的公事来说，我任职郯县时，上官奉部文查报开垦荒田，议定按照功劳议叙、加级，甚至立即升迁。我想到郯县百姓屡遭水旱灾害而流亡，又遭地震压死人口的苦难，偶有新开垦的田地，也只是回归故业的贫民用来维持生活，却要立即开始征科。如果里甲、社甲又从多方面派差扰民，那么郯县这块可怜的地方，我又将像羽毛一样飘走了。于是我不忍夺取百姓的养命之资来博取个人的功名，便写文申报说：郯地背靠山岭、临近河流，旱涝灾害频繁；从前的老荒地，到处都是砂砾，已经不能耕种；近来逃亡后留下的荒地，长满茂草，赋税又多有赔累。如今对于现有招徕而来的百姓，等到有了田主、一经恢复耕业，便立即申报，照例起科；无主之地，由人自愿开垦的，也立即申报，照例起科。郯县百姓听说后，非常感激高兴，认为这位官员不看重功名，而是爱护养育我们百姓。不久，忽然派来投诚的官兵，要在多处荒田安插他们开垦。部议决定山东沂、费、郯等处，上级一到，郯县百姓便震惊恐慌，不知所措。将来必然占据熟田、抛弃荒田，争闹不止。我于是详细陈述，逐一说明其中的不便；并且荒田多是砂砾，不能开垦，即使就着田地盖造房屋，也没有地方，两项理由中占了其中两项。大中丞认为有道理，于是准许按照详细申报办理，停止分拨沂、费两地，百姓才免于骚扰。从前我申报现有招徕者开垦，并不是说荒地全都没有主人；所说砂砾难耕，也不是说全都可以种植的土地，正是针对今日投诚者不能安插的地方。由此才知道，为地方筹划，贵在留下余地，事情以后才可以重新向上司申文。贵在前后相互关联。如果只顾把陈述说得痛切，一味把话说死，使后来难以转圜改变，那就没有见到立论的好处，也没有做到思虑周全。假如我先前的答复只说百姓流亡、没有人开垦，那么安插投诚者正是适宜的事；即使竭力周旋，又怎么能改变上官的看法呢？就连查报一件事，也必须这样顾虑前后始终，何况兴革这样的大事，难道可以轻率议定而不加审慎处理吗？再拿近来的一些私下实例来说，每每看见州县新官自我激励，务求博取声誉，以求得到上司重视，把钱粮羡耗和衙门一切旧规全部裁革。百姓没有不称赞他是清廉父母官的。等到上官馈送、宾客应酬，以及妻子的饮食、幕友的修金和意外的补缺费用纷纷告急，却没有办法筹措，于是从前裁革的项目便逐渐恢复施行。乡绅士子和士庶百姓便群起怨恨诽谤，认为父母官侵削了我们百姓，却不知道如今恢复的，正是先前裁革的项目，其中有什么增加的好处呢？然而百姓既已习惯于裁革的状态，忽然又恢复，那么恢复的项目不就等同于如今新创的吗？想让百姓不怨恨诽谤，是不可能的。所以，熟悉吏事的人，不仅对于地方上的事情…… 不可轻率议定兴革，官长平日用来维持养廉的办法，也不宜一概免除。那么，地方事务的利弊、衙门的旧规，难道就听任不管了吗？不是这样。应当去除危害中最严重的部分，寻求可以长久施行的利益；旧规中保留能够使人安定的，淘汰其中过度泛滥的，仅此而已。如果说百姓有弊病却不革除，有利益却不兴办；对于自己取得的利益便认为合理而因循，对于泛滥的弊端却不剔除，那么地方又怎么能依赖这种尸位素餐的官员呢？

译○访查捉拿衙门蠹虫和地方恶棍 衙门中的蠹役和地方恶棍之所以敢于作奸犯科、猖獗横行，必定是因为官长庸弱怯懦，不能依法惩治。至于精明能干的官吏，平日有所作为，又怎么会容许这种人存在而给地方造成祸害呢？地方官到任之初，有时根据受害者的告发，有时根据百姓的公举，将其拘来审讯，斟酌罪行轻重予以惩处，这样做并不困难。然而，奸诈凶恶、积年为害的巨恶豪强，平日的权术足以笼络才智之人，平日的强横足以恐吓愚弱之人；如果不是曲意庇护而不说，就会有所畏惧而不敢说。这样一来，受害者有谁来告发，百姓又有谁来公举呢？这就需要官长暗中秘密访查，千万不要轻易泄露消息，假托其他事务，亲自把他们擒获，关进监狱；然后张榜告知说，他们长期为害，使人含冤积恨已久，难道还会没有人踊跃前来申诉吗？审查研究，确认情状属实，取得口供，立案登记，列明款项，通报详报，等待批示定拟。即使有恶党替他们解释，多方钻营求情，先前初审所得的供词和证据已经确定，也就不能再动摇了。至于奸蠹仍盘踞在衙门中，有什么难处，立即拘捕便是。若他们已经告退，他们的心腹羽翼却天天在官员左右窥伺，官府的一切举动没有不知道的。所以要擒拿惩治他们…… 也必须采用前面所说的方法，才可以没有漏网的忧虑。不过，衙役犯赃，本官自有失察的处分；如果前任官员如今仍在仕途，也应当酌情淘汰，以免伤害前后同僚之间的情谊。若罪行不可宽赦，依法惩治即可。无需申报，或网开一面，令其族属、乡地共同具结作保，重责并上枷示众；他所诈骗的赃物，追缴后发还原主，写具收领文书存案。仍应根据公用所需，如监仓、养济、赈济贫民等项目，罚令其修缮、捐助，直到耗尽其财产，使他不能有所凭恃而再想放纵逞凶。但官员切不可染指分毫，以免增加他人的口实。新官刚到任，正值地方积弱之后，如果不大力振作、整顿，就无法使奸恶之徒受到警戒收敛，善良怯弱的人反而更加受到欺凌；这也是不得已的举措。至于蠹虫豪强经过惩治肃杀之后，也必须有如阳春般的宽厚；应当访求乡里谨慎厚道、有德行的人，优厚礼遇并加以奖励；对胥役中谨慎小心、畏惧法令、勤劳而一向有显著表现的人，也应厚加赏赐，以资劝勉。这样至公无私的心意，就能在众人面前共同彰明，又怎么会有人不畏惧他的威严而感戴他的恩德呢？○申明告诫铺递事务 设置铺递，大概是为了传送各衙门的公文。本州岛县申报上司的文书，经过交通要道；还有该省传送到邻省以及京城各部院的文书，每昼夜必须行三百里。凡是送达的地方，铺司都要在公文封套上填明某日某时到达，立即继续转送；如果有延误、擦损，必定查究。这是一定的制度。但是承担这种差役的，都是贫苦百姓，栖身在旷野中的破败铺舍里，在雨雪风霜中奔走，饥寒困顿，已经不堪言说。他们所指望的，只是少许工食，以资助衣食；而本官常常把这些人看作最卑贱的差役，把工食看作可以拖欠之物，不是扣减，只发给一半，就是用折兑欠粮的办法任由他们追讨。做铺司的又侵扣铺兵应得的工食，吞没肥己。因此名义上挂着铺役的名额，实际上很多人到别处谋食。每次公文送到，都层层搁置，日积日久而耽误期限；即使有时雇人代送，受托者也不能完成，途中将文书丢弃。多次查勘，凡此种种，都是因为谋求糊口，竟然耽误了官府文书。即使想严加重惩，但看见他们如此瘦弱破烂，又怎么忍心呢？为地方官考虑，铺兵的工食，断然应当照数由库中发给，不得以欠粮折兑；还要严厉告诫铺司…… 必须按照铺兵名册逐人足额发给，不得侵扣分毫。本官有时经过铺递，应当随时召见铺兵询问。如果铺司侵扣，便重责并追缴归还。各铺兵既然已经得到维持生活的资粮，就不得再到别处谋食，擅自离开辖区。公文一到，仍应记明某处某人于某日某时送到某衙门公文若干角，其中某角封面注明内有若干件，全部登记在号簿上，立即飞速转送，不得像从前那样搁置延误，也不得雇请他人代送。送到的公文如果有擦损，或者封口有拆开的痕迹，就立即取得本人甘结作为凭据。这样日后查究时，责任便有归属。至于送达交割的地方，还要取得该铺的凭据，写明某日某时收到公文若干角，收管存据，以便区别其他延误、丢弃之事与本铺无关。以后如果查出是主管铺递耽误的，就加倍惩处。这样一来，铺兵自然不敢拖延推卸，公文也可以及时送达了。【凡是紧要文书，都应当派遣可靠差役专程传送，不可一概交由铺递，以防本地奸人偷看以及在别处搁置。从前有县里发出、赍送给抚院的公文，被本地疲惫无能的人员私自拆开，并把县中公文劣迹的款单夹入其中；虽然抚军知道是奸人所为，但也可看出县官平日的疏忽怠慢，最终被纠察而革职。这都是因为公文直接发往有关房科，未经铺司亲自领取的缘故。凡每日应发的某件文书，衙署内按封套编号，每封按件数登记后发给有关房科；房科上号早堂领取文书时，本官应当当堂验明共有几角、某角有几件，与封面所记数目核对，逐角实际封好，按角交给铺司亲手领走，随即命令分送各路铺兵，飞驰传送。铺司作为铺兵的首领，必须选择老成谨慎的人充任；积年奸猾的人应当革退，另行招募。这样文书每天都有所查考，掌管保守的人也没有推诿的借口，自然不敢串通作弊。】○严格查缉私盐贩运

译盐徒贩运私盐，都是发生在附近有产盐场所的地方。奸民与盐场丁役勾结，私下交易；奸民获利于低价盐，场丁获利于销售货物。私盐贩到哪里，那里又必定有窝藏私盐的人家；乡村小民吃私盐，比吃官盐便宜许多，所以大家争相购买，贩私盐的人也因容易销售而把它当作常业。虽然州县按例设有缉私捕壮，私盐贩也按例缴纳壮役常规，于是私盐盛行，而官盐日益壅滞。然而还有成伙的盐徒，南方撑驾大船，北地多用驴驮运，带着弓、刀、炮火，白天公然经过村庄，任意通行，捕壮不敢查问拦阻。更可怪的是，官商缴纳盐课、领取盐引，到盐场买盐的商人，如直隶天津、山东泺口的商人，按认领的各州县额引，在盐场买盐运输；州县按例有销引考成，不得不督责民间购买食用。可是本地商人贪图多卖，反而暗中购买私盐，冒充官盐，导致官盐过多难以销完，又借口百姓多吃私盐而说官盐壅滞。甚至有州县徇私顾及商人情面，把私盐追比在正供之中。这是□地奸商借官盐之名行私盐之实的弊端。又如江淮、两浙的商人，按例设有管理上场、下河等伙计，其中不肖之徒纠合无赖购买私盐…… 他们连结船只运输，公开插挂店号、旗号，手持官盐引票作为掩护；江河四通八达，没人敢把他们怎么样。又间或有大胆的豪商贿赂打通官长，把许多斤盐捆载起来，公然进行查验，径直与额定官盐一同装运到目的地发卖；或者由解送人员另卖给其他商人，获取加倍的利息。这是南方奸商借盐引公开行私盐的弊端。然而，州县官府禁止小民贩私容易，禁止成伙盐徒贩私困难；禁止北方商人借官盐行私容易，禁止南方商人借盐引行私困难。为什么呢？要断绝小民贩私，必须先严格查禁销售地的窝家；窝家断绝，私盐贩运就不能进行；私盐不能流通，民间就没有地方购买，即使想不吃官盐，做得到吗？私盐贩绝迹，官盐自然容易销完。对于窝家，应严令保正、十家长逐户挨查；如有囤积私盐，立即拘拿押解。倘若玩忽不察，或者邻里明知而不举报，一并连坐，严加追究。拿获私盐贩后，务必审问他从哪里买来，并追究所卖之人。私盐进入境内，必定有来源之地，必须在要道设卡查拿；这样私盐贩自然难以轻易进入。如此，即使不特别禁绝私盐，它也会自行绝迹。至于成伙盐徒经过地方，按新例依盗案处分，难道容许他们进入境内公然通行吗？然而只有二三名捕役…… 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的凶威。他们经过的乡村稍有拒绝阻拦，不是仗着人多劈开栅栏、焚烧房屋，就是日后进行劫掠、报仇。凡是有才干胆识的官长，平日必须严密保守……□□有成伙盐徒将要进入本境时，一方面整备壮丁，拿着器械堵截；一方面飞马报知本州岛县，由官员亲自率领兵壮，迅速赶往那里。各村庄敲梆、放铳，集合起来救援。如果盐徒因恐惧而转往别处，就严加守卫，不让他们进入境内；如果已经进入境内，必须大张声势，聚集许多壮丁，架设火器、坐炮，在相距一箭之地从三面包围，不要轻易与他们交锋。他们知道官兵众多、戒备严整而不可侵犯，一定会丢下驴匹，向空旷方向逃走。然而他们逃走后就不必穷追，只把缴获的驴和盐，除酌量给予赏赐外，仅以查获私盐的名义申报院、道，不宜轻率叙明盐徒带械、官兵追捕等语，以免引起驳查，增添事端。如果盐徒仗恃人多拒捕，杀伤兵壮，就与强盗没有区别，必须协力擒拿。对于其中持械拒捕、伤人的罪犯，只以现有和已经被杀的人数为准；但必须审取得到确实供词，不要让案情日后发生游移，这样才妥当。至于逃脱的其余罪犯，人数并不多，众盐徒不肯供出，也不必穷究，因为律例规定盐徒聚众十人以上…… 拒捕并伤人的，即使没有亲自下手，也按从犯论处，发配充军；不能与贩运私盐而捕获私盐、没有捕获人犯时不追究的例子相提并论。大伙盐徒经过时，应严格拦截，使他们听到风声便躲避，不敢进入本境；已经进入的，就包围他们，使其丢下私盐逃走，这是次一等的办法；万不得已而抗拒交锋，以致有人死伤，并有所擒获后申报具题，这是最下等的办法。总之，盐徒经过本地，本来是想借道去别处牟利；现在来的盐徒已经遭受亏折，后来的又何苦还要走这条路呢？这样，大伙盐徒将不待禁止便自行受阻。至于北方的盐商，之所以把私盐冒充官盐，是因为官盐凭引运到境内后，官府不加查验。比如本州县额定盐引若干，每引额定盐若干斤，合计全境烟户若干，再按每户丁口数和额引盐斤数平均分派，发给四乡乡长、庄头，按户购买食用，这是第一种办法。有人说，既然是官盐，听凭百姓自行购买；如果实行分发，就近于摊派。商人每年的额盐，或运送一次，或运送两次；盐引运到若干斤后，呈报官府，官府立即出示张贴在本店门首，告知城乡各地庄头，按照烟户通知，自某日起，赶快到本商店内，按当时市价公平买卖。本商不得故意抬高价格，并酌定限期，限于某月某日买完。商人每月将民间已经买去的引盐若干呈报州县；到限期买完之日，调取本商卖盐底簿查验；如果还没有买完，就再次出示告示，催促民间赶快购买，以便销引并作为考核依据。否则，本州县严加查验，对没有购买盐的人户，一律按食用私盐从重追究。如果已经按数买完，就命本商把所过引目送来查验，制作文书，连同盐引写明批解日期缴销。引盐卖完之后，本店再次开张；如果暗中私卖，或者被购买私盐的人告发，或者本州县查出，就一定申报，依法审究拟罪。这是第二种办法。过去地方官每到年终，常把销引文书直接交给商人自行投送运道，而盐引从未过目，怎么能保证没有隐匿盐引、借此影射私盐呢？如今盐引按额销完，运引立即验明解送，商人没有暗中卖盐的机会，百姓也免除被强迫购买的负担，这种借官盐行私盐的弊端就可以杜绝了。至于南方商人，盐运经过各省，必定由长江、大河运输，不是沿途州县能够查验的；杜绝私盐的责任，大概在巡鹾使者和运道。商人领取盐引后到盐场买盐，灶丁只按引目听其购买，不许把私煎盐夹带其中；查出本商有余盐，也要一并追究卖盐的灶丁。

译如果经过批验所掣验之后，在选择吉日开行之后仍有人驾船插旗在江河中行走，就立即查拿审究，务必追查到底。每年销售旧引，都必须按期报缴，不得由本商留藏，以免滋生借引影射私盐的情形。灶丁不卖余盐，掣验所严格查禁夹带，私盐就不能出场；盐引按例截角缴销，私贩依法彻底究办，商人就无处容纳奸弊。这种借盐引行私盐的弊端便可以彻底清除，又有什么困难呢？上述四种弊端既然除去，官盐就不会壅滞，额引可以销完，国家的赋税也因此充裕了。然而贫穷的游手之民没有谋生资财，只是暂借一升一斗的私盐来稍延性命，所以法律有规定：贫困艰难的军民，肩挑背负私盐换米度日的，不必禁止捕拿。如今缉私差役舍弃大伙盐徒而专门捕拿这类人，有司遵奉功令，把贫民也一并追究，这也算是把法令执行得过分了吧？俗话说，法律虽设大法，也要合乎人情；何况这正是律文所宽宥的人，并不是靠驮运私盐牟利的人。我希望一概放过他们，以彰显盛世宽大的风气。承审钦件 凡是钦部宪件，大多属于命案、盗案以及疑难大案。上司认为某州县有首要才能，才特别批令其审理。然而其中有因情势阻挠而被嫌疑的，有辗转办理超过期限而受罚的，有复核拟议后被驳回重审的麻烦，还有审问失实、出入人罪而受处分的情况。事情替别人承担，过错却由自己负责；有时还要到各处会同勘验奔波，正好耽误地方公务，实在没有益处。何必逞强自任？不如托故婉言推辞，以免劳神而获罪。额外杂办 所谓杂办，是在正赋之外，因事情发生而临时征办的事务。例如奉部文搬运、采买等事，虽然说可以使用经费，并准许动用正项开销，但钱粮起解和存留都有固定条款，不能挪借。如果再三上渎请求，上司又会认为本官没有才能，因而产生轻视和厌恶；况且期限很紧，不是一人一手一脚能够办理的，只好交给各里分头整备，等使用完毕后另行具文报销。像我在郯地时，奉部文采买炮车木料，我立即传请绅衿到城隍祠公议，先发库银四十两，由该年里长公领，按照来文数额平均摊派，负责采买、运输和解送。实际用去多少，等大部批准销账后，就从应纳大粮中扣抵。买完后，本县出具批文，由四乡各推一名公议认可的老成里耆赴部投交。然而大号榆木很少，采买和截制以及水脚等费用，已经不下百余金；等解送到大部，却被停留搁置、不予收受。书办、作官等相互勾结作弊，必须花钱买他们现成的木料，而其价格比本地采买高出数倍；否则就说解来的木料不合规格、不能使用，仍然驳回令其更换，借此耽误军需而加以查参。这种现成木料，原来各处采买的数量大多超过实际所用，所以经管这件事的人便借机转卖分肥。这说明奸猾的书办和差役在发文之初，早已筹划到这一层了。于是解送木料的人不得不多方借贷，除去木料售价和各种使费，又不下二百余金。到了年终奏销时，却只准许开销七两有余；那么前后花费的三百余金，究竟由谁承担呢？如果说要摊给百姓，百姓已经知道动用正项有文书；如果说要官府赔偿，官府的廉俸又有限，于是只把准许销账的七两之数分发给百姓。与实际所用相比，已经不止十倍百倍之多；还想让百姓不怀疑官长克扣，能有几人呢？当时各州县的刁民纷纷向上司具控，以不肖的名义妄自加罪于官长。像这类事情，地方上常常发生；即使民间确实多花了钱，固然值得怜悯，但如果动辄使官长蒙受诽谤，又怎能居官而不感到惭愧呢？我在开销获准后，召集绅衿，把部文拿出来给他们看：除去先前发下的四十两并抵扣大粮外，还须补库三十余两。但想到百姓实际花费很多，我便捐出俸禄代为偿还库项；又担心百姓不替我陈情，于是把购买价格高昂、费用过多的情形详细呈报院司，恳请题请增加销账数额。院司的批示下达后，便张榜公布于交通要道。绅衿和百姓也体谅父母官的苦心，终于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议论不休，因为既然已经查明银两的去向，前后所用都由里耆经手，而县官完全没有过问。然而，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知道百姓实在多有贫困，租税和劳役已经因水旱灾害频繁而疲于应付；意外的输纳，再加上借端苛敛，奸胥猾役又索取诛求，百姓的财物还剩多少呢？譬如孩子遭受痛苦，做父母的正要不停地抚慰照料；如果又跟着鞭打他，哪里忍心呢？所以地方上凡是不得已遇到这种飞差，只要官员不染指，并严禁里胥科派骚扰百姓，使百姓得到苏息而免受诽谤，大概才是可行的。申报灾伤 地方遇到水灾、旱灾、蝗灾、蝻灾，印官就应当亲自查验。或者全境受灾，或者只有部分地方受害，都应由里地公呈举报；随后必须召集绅士、乡耆共同商议。凡是向上司申报，一面据详细情形具题，一面派委员踏勘；其中供应有费用，规礼有费用，上房纸张和造册有费用，大部承行复核减免也有费用。应当计算所报灾伤分数和应当减免的钱粮数目，再与各项费用相比较：如果费用少而减免多，就应当申报；如果费用多而减免少，就要慎重，不要轻易举行，以免增加劳扰而对百姓无益。还应当取得里地不成灾的公呈，免予申报而存案，以免众人反过来议论印官没有上报。如果灾情确实应当申报，就立即具文详报；查报灾伤迟过一月，按例有处分。至于踏勘，按例也由上司派委员办理，当然不必等印官先行踏勘后再申报，以致延误而自取罪责。【这里所说的一个月，是从里地具呈到印官申报到达院司之日，必须不超过一个月；否则按例要参罚印官。印官听闻灾情后，应先单骑迅速勘查，之后才准许里地具呈，必须在三日内具申，以免违反条例；并不是说州县只需据里地呈文转申，而不必踏勘。】如果先已经申报具题，后来勘查确认并未成灾，仍然可以据此以不成灾结案；如果确已成灾，就按例按照灾情分数减免钱粮。部文一到，应当严格查验真正荒废的田地，按照该图该里该坵段，扣除原额钱粮，不要把成熟田地说成荒田，停征贫户而免除富户，使小民不能一体享受【缺字】廷的实际恩惠。这也是司牧百姓者的责任。《福惠全书》卷之三十 《福惠全书》卷之三十一 庶政部二 庶政部二 催促、调集漕船 每年修治河堤 平整修治道路 建立牌坊、铺舍 修缮馆舍、官署 城门传报文单 佐贰官滥施刑罚 严格告诫关津人员 禁止妇女烧香 禁止凌辱、禁锢仆婢 禁止制造假银 禁止屠宰耕牛 抚育、收养婴儿 禁止溺杀子女 建立救生船 捕捉、消灭蝗虫和蝗蝻 漕船催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