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惠全书卷之十八

译盗窃是一种罪名，强盗和窃盗又各有不同；取得财物是一种情形，抢夺又是一种情形；抢夺之中又分白昼抢夺和夜间抢夺；强盗之中又分得财和不得财；窃盗之中又分拒捕和不拒捕，确实不能一概而论。所谓强盗，是手持器械、气势凶猛，有力量制服事主而公然夺取财物的人，这就是律文所说的“公取”。所谓窃盗，是暗中行动，隐蔽行迹，乘人不知而私自取财，这就是律文所说的“窃取”。盗这一大类，已经按公然取财和私下取财分开了。抢夺，是人数少而没有凶器；人数多而有凶器，就称为强劫。又说，出其不意地攫取财物叫作“抢”，使用力量夺得财物叫作“夺”。大体说来，抢夺发生在道路等白天众人共同看见的地方；如果发生在夜晚、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就属于窃盗。因此，抢夺之罪因为人数少、没有凶器，比强盗罪轻；但因为发生在道路、白昼众人看见之处而仍不畏惧，又比窃盗罪重。其刑罚以杖刑、徒刑为限；赃物数额较重的，在窃盗罪上加二等，罪至流三千里；伤人而后成为首犯的，论斩，监候。如果在道路上，即使在夜间夺取他人财物，也按抢夺论，不得称为窃盗，因为这里重在发生于道路，以及抢夺这一行为。它比强盗罪轻，是因为没有凶器。强盗律规定：已经实行并取得财物的，不论首犯、从犯，一律斩首；即使没有分赃，也同样治罪。已经实行抢劫，但被事主察觉，因防守严密、力量敌不过而退走的，就是不得财。这种情形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事情开始时，原都属于强盗，但定罪有区别，关键在于得财和不得财的不同。如果已经得财，就是取得了事主的财物；即使没有分赃，与财物被夺的事主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都判斩刑，这也是重在得财。譬如响马，手持弓箭、军器，在白天道路上抢劫财物，无论是否伤人，也不论人数多少，都枭首示众；如果没有取得财物，即使伤了人，也只按白昼抢夺论，这也是重在不得财。盗贼使用强力，本来就是为了取得财物；既然没有取得财物，事主的财物仍然在，取得财物的念头也落空了，难道不应当给他稍微减轻罪罚吗？盗窃而没有得财的，只笞打而免除刺配；得财的，以一个事主为重，并连同赃物数额论罪。既不把各个事主合并计算，也不分别计算各人分到自己手中的赃物，罪也只判杖刑。法律对于窃盗，难道已经很宽恕了吗？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昏暗夜晚暗中行窃，或许是迫于饥寒、不得已而为之。若因此拒捕，或者杀伤他人，一律斩刑。杀伤而论斩，罪固然应当如此；如果只是拒捕，也依重罪论处，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呢？不知道强盗之所以拟判死刑，是因为他有所倚仗而无所畏惧。如今因捕拿他而敢于拒捕，就是已经有了无所畏惧之心，即使想不与强盗同罪，能办得到吗？如果事主已经察觉，盗贼丢弃财物逃走，又因为事主追赶，才开始拒捕，就只依罪人拒捕的律条论处。当他丢弃财物逃跑时，心里已经知道畏惧；事主既没有损失财物，这件事也就可以停止了。事主又继续追赶，他因为害怕被擒而不得不拒捕，所以自始至终都是由于畏惧；在本罪上加等而只判杖刑，不也是适当的吗？唉，律例的设置看起来似乎极其严厉，但考察它所依据的事实和实际情状，其中确实很有宽恤之意。我希望援用律法的人，不要失去制定律法的本意。至于审拟重案，应当思考：本案在什么地方有可以从轻的情节，所犯之人中有谁有可以保全性命的理由，有什么罪行可以宽免，律例中有哪些条文可以援引，恰好与案情相合。若遍求全案可以从轻的理由而找不到，就从所犯之人身上寻找；在所犯之人身上寻找可以保全、可以宽免的情由，仍然找不到，就在律例中寻找可以援引的条文，委曲周全地使之相合。总之，要时时把使人活命、宽待他人为要，不怕烦琐周详。比如大盗中，对于策划、首谋、作恶最重，杀伤人命、奸淫妇女的本犯，罪重孽深，自然难以宽宥；但其余从犯，如果平素不是积年狡黠之徒，稍微有可以根据情理加以原谅之处，就应当为他寻找一线生路，使他活下来，这实在是很大的德行。如果正逢歉收、年成荒乱，…… 寒冬岁末，三四个穷困饥饿的人不得已抢劫孤立的村庄，以取得衣食，起初并没有令人发指的恶行；更应当在笔下使其获得回生，援引可以怜悯他们的法典条文。这样仁人的恻隐之心所造的福，哪里有尽头呢？△窝主

译又如强盗的窝主，律文规定：凡是强盗窝主，提出主意的人，虽然本人没有参与行动，但分得赃物的，处斩；如果没有参与行动，又没有分赃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窝主没有行动却分赃也按盗贼论罪，是因为憎恶他既出谋划策又取得财物。所谓“造意”，就是由他首先提出主意，策划做强盗。如果没有参与行动，又没有分赃，仍判处杖刑、流刑，是因为仍然憎恶他首先出谋；即使没有分赃，抢劫的谋划又是谁首先提出的呢？如果本人虽是窝主，只是暂时让强盗停留，却不知道盗贼上门抢劫的事情，只应按“不应”论处，因为他没有出谋，也不知情。本条例又说：凡推问审理窝主、窝藏、分赃的人犯，必须审明确实有出谋共同谋划的情形，才准依窝主律论斩。如果只是勾引、容留，供往来住宿，并没有出谋共同谋划的情状，只应按窝藏条例发遣，不得牵强附会、罗织文辞，一概按窝主之罪论处。勾引、容留虽然没有亲身行动、分赃的规定，看起来同不知情者有区别。不知情者不过是暂时停留，而这种人却容留住宿，所以按窝藏罪发遣；与不知情者只按“不应”论处相比，轻重不是明显不同吗？窝藏匪类，虽然同不知情的罪有轻重之别，但同出谋共同谋划的人相比，差别就大了。窝藏匪类，是自己没有能力同恶人断绝关系；出谋共同谋划，则早已使自己置身于祸患的源头。因此，出谋共同谋划的人，罪同斩刑；同窝藏只判流放相比，宽严难道不是又有区别吗？如今强盗的窝主，如果同强盗一起行动并取得财物，竟然同盗贼一样论罪，也就不必再问他是否为窝主了。如果只是充当窝主而没有一起行动，就不能不追问他是否出谋，并且还要查明窝主与一般窝藏的实际情形。窝主之中，有出谋和不出谋、共同谋划和不共同谋划，以及只是暂时停留的情形，还有勾引容留的缘故，却一概同强盗一样论罪，这又大大违背了制定法律条例的本意。关于盗贼的条文，律文中已经详尽说明，难以全部列举；鸿这里只举出盗贼与窝主的大概情形加以论述，用来说明古人立法的本意只在使人活命，而不在于杀人。鸿更希望执法的人能够推扩古人使人活命的心意，并将它发扬光大，那就幸运了。俗话说：“宁可除掉一个窝主，胜过捉拿十个盗贼。”因为如果没有窝主，盗贼就没有藏身之处；而且没有窝主，盗贼也没有递送消息、相互勾通谋划的渠道。所以论窝主的情形，其罪应当超过盗贼本身。因此，人们憎恨窝主，更甚于憎恨盗贼。不过审问盗案时，必须先审问窝主；而盗贼又喜欢攀扯窝主来讨好官府，也用来讨好捕役，心想攀扯出殷实人家，就可以稍微减轻刑讯拷打。这所谓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的心思，究竟不过是给捕役、刑胥开启发财之路罢了。审问官在审讯盗贼、让其招认时，必须先告诫他：一定要供出真正的窝主，不得胡乱攀扯无辜；如果我审出你是诬陷别人，必定夹你的腿；还要你供出真正的窝主。这样盗贼知道官府确实一心为民，自然不敢胡乱攀扯，而会供出真正的窝主。然而，做官的先生未必都是菩萨，捕役也未必都是行者。如果一个差役捉拿此人，锁拷并牵累其身家财产，花费了许多钱，果真是窝主，尚且可以说是他自取其祸；如果属于无辜，难道不可怜吗？审问窝主的官员，应当秘密讯问；已经供出的，也应当秘密查察，不要立即轻率拿人。必须秘密召来庄地等人，详细询问此人平日的行为如何。如果确实可疑，就同庄地等人秘密捉拿；仍按前面所说，取具没有抢劫、奸淫等弊端的各人甘结存案。如果查问得知是良民，庄地等人又肯为他担保，就另派妥当差役，持一张小票把他叫来问话。那人心中没有私曲，一定会挺然前来。从他的言辞和神色安闲自若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是被诬陷的。还必须询问他同所攀扯的盗贼有什么嫌隙。如果没有嫌隙，又互不相识，那么不是同伙盗贼嘱咐攀扯，就是捕役唆使教导。应当提来原盗贼审问清楚，决定将原盗贼以及被嘱咐攀扯的盗贼一并用大板重责；对捕役则加枷示众，责罚革职。这样，真正的窝主按条例审问定罪，无辜者也不至于受到株连。起赃

译强盗案件必须以赃物作为确实证据，所以律文说：审明赃证确实明确，以及当时被现行捕获的，依条例立即处决。如果赃物踪迹尚未查明，只是根据招供、攀扯继续缉捕，而又涉及疑似情形的，不妨再次审理。正是担心冤枉诬陷良善无辜，却因限于大辟而被处死。所谓“赃证明确”，是同“赃迹未明”相对而言；“招扳续缉”，是同“当时现获”相对而言。赃，就是起获的赃物；证，就是同伙供出的证言。赃物既已起获，证言又已有同伙供出，难道还会有不明确的吗？盗贼既然当时被捕获，他持械进入室内，不是盗贼又是什么？这两种情形能够立即处决，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至于只是根据招供、攀扯继续缉捕，而赃物踪迹又没有查明，怎么能保证不会有良善之人被他们冤枉诬陷呢？所谓“涉及疑似”，是因为被攀扯的人已经属于真正的盗贼，而所说的赃物尚未起获，又怎么知道他不是同伙，只是藏匿赃物而不肯承认呢？所以还不敢立即相信他是良民，而应当再次审理。证言与赃物两者固然都重要，但赃物尤其重要。证言出自同伙的供词，赃物则是根据失主丢失的财物而来。有赃物而没有证言，尚且可以凭赃物定罪；有证言而没有赃物，却不能仅凭证言认定为盗贼。所以律文又说：被捕获时，同伙盗贼供证明白，但经过年久仍未捕获，赃物也已经花费掉，同伙盗贼已经处决而没有证物的，都引用监候处决的规定。由此可知，同伙盗贼即使确实是盗贼，但没有赃物可以凭据，也不能依照立即处决的条例，而要减为监候处决；这正是为了重视民命、慎重对待疑似情形。因此，审问官既然审出是真正的盗贼，并供出确实赃物，是失主报单上所列的物件，就应当立即起获赃物。必须审问清楚原盗贼把赃物放在什么地方：如果在他家，就从他家中按照赃物起获；如果寄放在别人家，或者拿到典铺抵押，就根据他供出的那户人家或典铺起获。应当当着官府的面，让失主辨认确实是原来丢失的物品；随即给这件赃物挂上小牌，注明“起获某盗之赃”，并让原盗贼依例画供，等待拟罪。这才是所谓赃证明确，没有可疑之处。盗案关系到性命和重辟，怎么可以不急切地以起获真赃为要务呢？失主报失单时，应当按照被抢去的物品如实开列报告，以便捕获盗贼后辨认原来的赃物。如果含糊混乱地开列，假如起获的是真赃，却不在失单所列之中，凭什么定罪？所以在最初报失时，必须严厉、切实地向失主说明：【失主认定是失单上所列的原物时，必须询问原物上有什么记号和验记；否则，若有相同的物品，却贸然认定为赃物，也属于冤枉诬陷。】凡起获赃物，只能按照盗贼供出的失主财物起获；捕役不得借口起赃，沿着房屋搜抢财物，甚至奸淫妇女，把它们当作盗贼的财物。盗贼的家人都可以被取走财物、受到侮辱而无妨，却不知道律文中拟定的罪名非常严厉。【详见前面“审盗”条。】盗贼因抢劫财物、奸淫、杀人而遭受重辟，捕役自己却犯下这些罪行，岂不是几乎同盗贼一样吗？差役是官府所役使的人，而官府不知道禁止，这是纵容捕役作恶、失于察访的过错，究竟能向谁推辞呢？不过，这里说的还是捕役在盗贼家中作恶的情形；如果赃物寄放在别人家，捕役也这样横暴，那么一家遭受强盗的惨祸，几十家遭受捕役的惨祸，捕役的危害就比强盗更严重了。凡是派捕役起赃，务必严厉告诫禁止；还必须派庄地等人一同在场监督起赃。赃物起获到官后，要让庄地出具结文，证明捕役没有前面所说的抢劫、奸淫等弊端；如果与捕役串通同谋、隐瞒包庇，甘愿承担罪责，也要具结存案；并且让捕役本人出具甘结存案。一方面用来警戒捕役不得违法，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本官受到牵累，这个办法很妥善。但这说的是盗贼家中和寄放赃物的人家。寄放赃物的人家，大多是盗贼的亲友，都是乡里的愚民，捕役才敢肆意猖獗；至于官府、私人典库，料想必不会有这种事，只是索取财物、恐吓欺诈的行为不能避免，也应当严加禁止，并且仍要取得典主关于没有索取、恐吓、欺诈等弊端的甘结，以及有关捕役的甘结，存案。常常看见起获盗赃时，不仅有本案赃物，连衣服、饰物等东西也有多起，这必定是捕役自行搜取，以至于牵连累累。其中有些是盗贼家中妇女的物品，或者另有其他盗案的赃物。但除了本案赃物之外，其余物品都应登记，暂时存放在库中，等案件定案以后，有主的交给失主，无主的交给官府。如果有余赃，必须查问清楚：或者供称是其他盗案的赃物，或者是本地失主以前尚未报失，或者是邻近辖区发生案件而原犯漏网。只应另行记录口供，或秘密召失主前来询问。失主如果担心多事，认作小偷所窃，或者不承认是自己的物品，都不必深究。如果属于邻近辖区，只宜写信秘密询问，确实查明对方那里是否发生过案件，以表示彼此情谊相通。决不可在本案之外再添枝蔓，把它附入本案；在本地会招致驳回查问，在邻近辖区则会导致审查复核，免不了把责任归咎于申报此事的人，务必详细慎重。至于赃物寄放在别处，或者经由别人买得，应当询问原盗贼以及寄放、购买的人是否知情。律文有关于故意买赃和寄藏赃物的条款；如果明知是盗赃而故意购买，按赃物价值定罪，折半科罪；明知是盗赃而寄藏的，比故意购买减一等；各项罪责最高只到杖一百。【此处原文有缺字。】不知情的，即使是误买或接受寄放，也都不构成犯罪。寄藏赃物的人，一定是盗贼的亲友熟人；如果不是亲近盗贼、平日熟识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他是盗贼呢？明知实情却故意容纳寄藏的情况，或许确实有这种人。至于买卖，多在市集、典铺中进行，拿货物抵押换取银钱，典铺难道会去追究这些物品的来源吗？所以律文有典买而不知情者的规定：本来赃物应当追回，仍应在原犯名下追索价钱交给失主；何况价钱尚且判令交还失主，难道还要追究典铺擅自典当、擅自购买的罪吗？审问官只以追回真赃为要务；典当、购买的情形不必再行追究，以免滋生嫌疑和争议。即使是知情受寄，也应当从宽处理，不要使重案之中又增加一层牵累。盗贼的家属 强盗在本地捕获，他的妻子不必拘禁，因为盗案从来没有连坐其妻的条例。如果连妻子也一并收禁，狱卒很容易加以污辱；她难道就不是别人的女儿、妻子吗？强盗行劫时，有时以妻女作为证人，这种人绝不可轻易拘捕。她家已经失去财物，又让妇女受到连累、到官府受审，实在太不仁厚了。什么人不能作证，为什么一定要取得闺中妇女的证词，盗案才可以定案呢？如果盗贼害怕获罪，带着家属逃往别处，后来被捕，就难免连同妻子儿女一并解送。解送到达后，家属应当取保；没有人担保的，可以另选一间谨慎隐密的空屋，交给媒婆、稳婆暂时看守。盗贼拟定罪名已经确定，属于监候缓决的，如果这个盗贼没有后代，而他的妻子还可以生育，就查明她身上没有夹带，准许她入监探视，另置一室暂时歇宿，每月一两次。如果能够使其后代稍稍延续，使他的宗嗣不至断绝，也算是法律中的仁政。捕获一半 盗贼案件因捕获一半盗贼而免除处分，是朝廷认为盗贼踪迹隐秘、难以全部捕获，所以体恤地方官的功名。如果地方官也因为只捕获一半便宽纵盗贼，那么这一半盗贼本来就已经漏网，他们的胆量会更加壮大，又不知道哪一家会再遭抢劫。鸿认为，大案虽然已经结案，但如果同伙盗贼后来被发现，务必要捕获归案；审明其赃证都确实明确，即使可以宽免斩首之刑，也难以免除枷头之罪。应当用大板重责、加枷示众，取得连名公保，命令他们改过自新，收充警迹，这也可以说是幸运了。

译忌讳盗案 要想避免隐瞒盗案，没有什么比平日消弭盗患更优先的了。如果平时不能妥善消弭盗患，到了事发时才想隐瞒，岂不是计策太拙劣吗？隐瞒盗案的危害，有的是官府驳问盘诘、拖延不报，失主到官府也不报告，反而直接到上司那里告发；有的是逼迫失主把强盗案改说成盗窃案，以便暂时掩饰，但后来案件又被别人发现；还有地方文武官员彼此不协同，印官尚未上报，防守武官已经先串通通报；甚至有强盗抢劫财物、伤害人命，却诬称为奸淫杀人。迟延上报，上司就会以隐瞒盗案的罪名派人查办；多方挟制、掩饰，一旦被发现，就会因隐瞒盗案而革职，丧失功名。如果把盗案诬作奸淫杀人，不过是为了逃避参劾和处罚，却又给失主加上不好的名声，反而使妇人出丑受辱，那就未免成为地方长官中的罪人了。自首 强盗自首，有确定的律例，却没有确定不变的情形。有的是同伙盗贼已经被捕，考虑到是亲近的人还是仇人，害怕供出自己无法避免，于是自首；有的是官府缉捕非常严密，逃无可逃，于是自首；有的是本案要犯，捕役已经将他擒获，却接受他的重贿，因而放他自首。这些人都希望借自首来宽免一死，他们的情况其实是钻法律空子的人，并不是真正有悔过之心、主动归服法律的人，自然应当依条例判决，不能因为自首这一固定的律例而有所轻重。至于本人犯下重罪，远逃漏网，如今案件已经结案，同伙盗贼都已受刑，又没有严密缉捕，而他突然自首归来，这种盗贼一定是年纪已经衰老，老了才知道悔过；或者家中还有妻子家室，思念祖宗坟墓，所以宁愿回来向官府请求处死。他心中也未尝不希望贤明的侯官、仁慈的长官能够怜悯他而从宽处理。如果按照强盗再犯，以及杀人、行奸、放火烧毁他人房屋者都不准自首的律例，那么这个盗贼只要有其中一项，就必定要处以重刑。这样，那个因悔罪回来受死的人反而得到死刑，另一个钻法律空子、侥幸求生的人反而得以活命；其中的轻重，不也应当根据实际情由来决定法律吗？鸿认为，重案长期悬而未决，必须等到这个人回来才能结案；应当观察他年纪已经衰老，家中还有妻子儿女，仍应当曲意为他请求宽宥，给予他活命的恩典。如果案件年代久远，他横行不法的行为都是年轻力壮时所做，如今已经年老而知道错误，料想不会再逞凶作恶，就应当怜悯他归来的心意，取得连名公保，直接办理省释，以安慰他的余年。这是重视悔过、赦免他过去的过错，或许也是君子所赞许的做法吧。土番点卯

译有人问客人说：“强盗的法律是什么法律？”客人说：“按法律应当处死。”有人又问：“盗窃的法律是什么法律？”客人说：“也应当处死。”有人说：“您说错了。强盗和盗窃难道没有区别吗？”客人说：“有区别。”有人说：“既然有区别，为什么都要处死呢？”客人说：“开始时有区别，最终却没有区别。为什么呢？以盗窃开始的人，最终必然会成为强盗；与其等到他危害别人达到严重程度再处死他，哪里比得上在危害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就处死他呢？处死盗贼，是为了使百姓安定，处死他们不也是应该的吗？这就像捕捉蝗虫，必须在蝗虫幼虫刚开始生长时就扑灭它们；如果一定等到蝗虫繁盛以后，才慌忙捕捉，那么它们对庄稼造成的危害也已经很大了。”有人说：“即使如此，人的生命同万物不同。人怀胎十个月，哺乳三年，调节寒暖，安排饥饱，然后才养育成人，直到成为儿童、长大成人；使人活下来实在很困难。为什么一旦触犯法律，就立即使他走向死亡呢？这样就是养活人很难，而处死人却很容易。这难道符合上天爱惜生命的心意，符合仁人不嗜杀的意愿吗？”客人说：“那么您准备怎么办？”有人说：“我就把使人活命的法律换成使人死亡的法律；而且，用来安定百姓的办法，也正是用来安定盗贼。您没有看见叶猴捕捉黄鼠吗？猴和鼠属于同一类，都是危害庄稼的东西。” 北方边地的人捕捉猴子，把它蓄养起来，用黍米喂它，用丝带把它拴住，放在旷野幽僻山崖的地方。猴子闻到老鼠的气味就跟踪它，发现鼠穴后便钻进去，过了很久咬住老鼠出来；不把老鼠咬尽就不停下来。于是老鼠害怕猴子而远远迁徙，庄稼便不再受到危害。主人也认为猴子有功，给它的饲养更加勤谨。如今盗贼和盗贼也是同一类，都是危害百姓的人。作为百姓的长官，如果能够蓄养盗贼来捕捉盗贼，也就像蓄养猴子来咬老鼠一样，使盗贼都远远避开，不再危害百姓；那么，盗贼因有罪而死，我却把有功的盗贼改为使其活命，百姓因为不受盗贼危害而安定，盗贼也因为百姓安定、被蓄养而更加能够自我安定。这就是体察上天爱惜生命的心意、仁人不嗜杀的意愿，又何必担心盗患日益严重，非要把他们全部处死呢？鸿过去任职于焱、焱，那里是盗贼聚集之地；我憎恨他们危害百姓，捕捉并严厉惩办了很多盗贼。等到任职于东、东时，那里又成为盗贼聚集之地，鸿更加忧患。刚到任，便查访得到几个积□者，责罚并给他们加枷。有一天走出衙署，看见一群盗贼戴着刑具，在炎热炽烈的太阳下，脸色像焦炭，气息如游丝。于是心中悲悯，命令亲属来取保，但亲属都犹豫不前，没有前来；恐怕他们不肯悔改，反而牵累自己。不到一夜，这些人便全都死了。鸿对此深有感触，认为有人提出的以生换死的办法，就像“猴□鼠”的比喻一样，可以宽宥旧盗而严惩新盗，令近处的盗贼受到遏制，从而使远处的盗贼也不敢来实行。实行半年后，四境之内夜不闭户，鸡犬不惊，俨然呈现太平景象。所以，鸿以前所说的“利用盗贼来制止盗贼”，正是这个办法的良好用意。现在谨将这一办法附录如下：县里有四乡，每乡必定有盗贼，其中有积年惯盗而又狡猾、被众盗推尊的人，就让他担任首领。因此每乡各有一名首领，统领全乡盗贼。该乡若要借用人才，事情重大时，必须由首领相互商议，衡量其才能后派遣；事情较小时，各自按类别寻找人员。本乡发生失窃，就报告首领，由首领查察并追回，因此失物不会流出本乡，各乡都有自己的分界，不会混乱。邻近地区若有事情，或想从我境内借用人手，必须先到熟识的人那里商议，约定人数，确定日期，然后才行动。得到美好物品，就献给首领；否则便唆使捕役，借故把人捆来鞭打，直到榨尽其所有。至于鼠窃狗偷之徒，首领本来就把他们当作奴隶驱使，众盗又把他们分别隶属于亲近之人和属下，把他们作为门墙桃李般的外围人员。鸿私下盘算：如果四乡一并严加捕捉，盗贼就会害怕逃散；若能得到一个渠魁，把他招致过来，纳入我的控制范围，让他替我号召诸盗，那么其余盗贼就可以坐等他们自投而来。过了很久，鸿查知西乡有个大盗叫白五，家产累积数千金，田地连片达百顷，有五个子女，姻亲都是本县豪强。白五因此窝藏盗贼已有数十年。历任县令到任后，每逢追捕大盗以及查办失窃案件，都没有人敢首先举发他，所以他得以漏网，长期做一个维持温饱的贼。白五的次子，是县里刑房朱某的女婿。一天，鸿把朱某叫来，平静地问道：“本县一向盗贼很多，我想找到一个渠魁来统领他们。你掌管刑事，难道一点也不知道吗？”朱某回答说：“小偷小盗是有的，大盗或许没有。”鸿说：“你的亲家白五怎么样？”朱某听后顿时变了脸色，跪下说：“白五确实是我的亲家，现在已经改过自新很久了。大人如果能宽恕他，我愿意倾尽家产替他求情。”鸿笑着说：“难道我竟是那种贪图盗贼财物的官吗？如果席卷盗贼的财产据为己有，那我也成了本县的盗魁。你不要害怕，只替我秘密把他叫来，不要让他损失一根毫毛。你若稍有迟疑，借口他在远处而推托不来，我一定把你杖毙。”朱某害怕地答应后离去。第二天，他带着白五来到县衙。鸿叫白五进来，观察他的相貌：颧骨高耸，鼻子挺直，兰令丰盈。鸿暗自感叹道：“这人本来就是长期过着温饱生活的人吗？”于是对他说：“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不必再问你。你只须把本乡中谁强悍、谁偷窃，全部报告给我。我不会加害你，不过登记他们的姓名，并让你统领他们，也只是姑且用来巩固我的辖境罢了。” 白五于是列出强盗若干人，先命令白五具结，承认自己已经改过自新、甘愿接受约束；又让他的亲族、邻佑、甲长、庄地各自出具保结，存入案卷。随即让白五拘传所列人员，三天之内全部集合，分别审问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些被列为强盗首领的，都是年代久远、未再追究的案件，便命他们各自陈述近期有确凿证据的盗窃行为；于是传来失主对质，果然属实，便全部宽免不治，只把他们供认的盗窃事情记录在案。仍照白五所取的认保结状，全部编为土番，以白五为西乡土番总。又按居住地址的远近，每五人中选才干出众的一人为伍长。当堂发给番总红花、红衣、红帽；伍长发红花、红帽而没有衣服；其余人只发红花，没有衣帽。用鼓乐从西角门引导出去。各伍这才知道县官果然没有加害他们的意思，而且不必花一文钱，也就欣然接受了。鸿又召集捕役中年老稳重、可以任用的人，询问东、南、北三乡的盗首。捕头马某便从怀中拿出一张纸说：“我知道大人一定会问这个，所以把我知道的列出呈上。”然而，三乡的盗贼看到大人宽免白五等人，又破格任用他们为官役，都愿意替大人清理地方，以赎自己的死罪。鸿于是命令把他们都招来，记录供词，取得结保，并设置总、伍，给以赏赐，全部照西乡的例办。四乡合计，共有五十多人。

译其中盗窃者占了一半。大概强盗多盘踞在旗屯，本地人想谋求上等盗贼，便让同党与他们相通；事情办完后，分赃离去。因此发生案件时，往往很难捕获盗贼。鸿于是召集各土番，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宽免你们的罪，是不忍心把你们置于死地；又担心你们无知犯法，一旦事情败露，即使想宽免你们死罪，能办得到吗？如今你们洗心革面，各自从事农桑、经营生计，就是良民。所以我现在当堂赏赐你们，使全县知道你们已经成为良民；又把你们编为土番，使全县知道你们已经成为官役，这可以说是免除了耻辱而增加了荣耀。但是，让你们担任总的，你们应当亲自率先奉行法律，统一一乡众人，使他们全部遵守法令。稍有违法行为，就只追究你们这些总；五人中有人犯法，就只责罚你们这些□长。外地盗贼来侵犯，或相互勾结到别处去，你们立即将首犯捉拿，以彰明你们的功劳。某乡若再发生盗案，就是你们这些总防范不周；本案中的盗贼，也只追究你们这些总。至于偷窃，如果听说你们彼此互相察觉、告发，今后地方上若有新出现的匪类，准许立即首告；查实后编入伍中。凡一年之内，本乡没有听说强盗、窃盗，总、伍以及众人都分别给予赏赐。每逢朔望，总、伍带领众人到县衙点名点卯。” 其中有人患病不能到场，允许由伍长、邻佑、甲长出具结状，存入案卷。一个月之内，本县还要随时秘密查访；如果有人赌博、游荡、不从事正当生计、外出远行，以及在朔望假称有病而不赴点卯，立即捉拿严办。总、伍、邻佑、甲长明知而不举发的，一并连坐。你们都应当谨慎遵守我的话，不要辜负本县使你们得以保全性命、受到保护的深意。众人都叩头说：“谨遵公命，一定尽力报答，不敢辜负大恩。”刚过一个多月，东西二乡的土番中，有人来首告，说南皮、沧州一带有人结党。审问后，原来是他们从前的同伙，不知道他们已经改过并充任差役，仍来勾引他们去做强盗。鸿隐去了他们供词中的这一部分，只把那些面目陌生、形迹可疑的人列出，移文本州县，要求收管并回复；同时私下把事情告诉所涉及的土番，让他们有所防备。对于前来首告的土番，赏给制钱二千文、小米二石，使他们因贪得赏赐而踊跃捕盗。从此外地盗贼不敢进入境内，土番也害怕遭到报复，不敢越境作恶，这正是使内外相互牵制的办法。后来，鸿因朔望点卯时众人环跪满庭，便暗自思考：“这些人难道全都是真心改过归顺的吗？恐怕也只是依仗我的法令来约束他们罢了。如果点卯以后，他们聚集起来不外出，发生意外又怎么办？”于是四门各设置一册，命令四乡土番…… 各自从指定的城门出入，凡有出入，都在其姓名下面注明；到晚上有入城记录而没有出城记录的，就在城中查访并严加追究。但实际上也没有人违犯。实行不到一年，四方安宁，颇觉有效。鸿于是深深后悔，认为杀死焱城一类的人太多，却没有早想到这个办法。如果各地司牧之官都能推行这个意思并加以实施，将会看到盗风收敛平息，良民安居，而刑罚也不会横加在暴徒身上。然而，刑胥、捕役靠盗贼生存获利，靠地方发生案件发财；如果盗贼成了土番，是差役而不是盗贼，他们靠什么获利？地方安静无事，又靠什么发财？只怕刑胥、捕役会哄骗官府，说这个办法反而正好助长盗贼奸恶，于是将它废弃，那我也无可奈何了。《福惠全书》卷之十八。●《福惠全书》卷之十九 刑名部九 ◆刑名部九 逃人 奸情 ○逃人 总论 烟户造报 店房雇工 缉逃 拿获 窝逃 审逃 解逃限期 部文行提 拉撅 盗贼供旗 卖身旗下 起解逃人 递解逃人 △总论 失察逃人的条例，与隐讳盗案的条例，所受处分相同。然而，隐讳盗案的处分只涉及官员；失察逃人的处分，则窝藏者、邻佑、十家长都会受到牵连。因此，查缉逃人不能不严格，并不是敢于奢望记功，只是希望能够免于获罪罢了。什么叫失察？有的是逃人被其主人捕获后，供出曾居住在某地；有的是逃人在别的州县被捕，供称曾居住在某州县地方，督部提取窝家审查属实的，都可以称为失察。什么叫记功？有的是逃人潜居地方，确实有人窝藏；有的是逃人经过时被捕，原本并没有窝家，中途解送到督部审查属实的，都可以据此记功。但是，人还要分新旧，白契上要盖印；新人的白契，仍不得与失察同样定罪。又要区分当日有没有投递逃牌。如今解送到部，应不应鞭打刺字；没有投递逃牌、未经鞭刺的，也不得与记功一并论处。督部条例很多，处分又不一致，人们往往办事疏忽，因而误犯条例的情况屡有发生。鸿现在谨慎叙述查捕、审问、解送逃人的要点如下，也是希望司牧之官留心办理，以免获罪。至于记功，哪里敢奢望呢？△烟户造报 逃人有从旗下逃出的，也有从驻防藩下、军前逃出的。从旗下逃出的，多在直隶、山东、山西一带；从驻防逃出的，多在陕西、江南、湖广、浙江一带；至于从藩下军前逃出的，过去多，现在少。当时地方发生变乱，被掠夺后归入旗籍，局势平定后思念家乡，亲属不忍举报而把他们秘密收留居住；也有地方上的无赖被人勾引，卖入旗籍，后来又偷偷逃走；还有人与他人结怨，借助旗籍的势力投旗，企图诈骗；以及明知情况仍然逃走的。在旗籍和驻防籍中，无不有这些情形。州县官初到任时，首先要清查烟户。【详见后面的保甲条。】烟户中男女各有定数，必须查明他们的来历，是共同居住、久住，还是曾经被掠、从远方而来；还要由邻佑、甲长逐户查明，有逃人就报告官府，亲自拘来审问。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就由保长出具结状；保长查明后，才向州县出具结状，存案。平日偶尔有人来到家中，邻佑、甲长必须察看他的语音、装束、举止、动静，以及妇女是否重新穿过耳孔、是否解放了双脚；如有可疑，而本家又加以隐瞒庇护，就立即报告保长，由保长报告官府拘讯。查明属实，就审明后起解。这样一来，旧逃人、新逃人都难以隐藏、漏报。这就是清查烟户、造册申报，用来追溯源头、疏浚流弊的举措。△店房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