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杂记甲集卷十三

译廊，两厢设垂帘帷幕，铺设青褥紫案，派楷书官侍候，内侍赐茶果对策。先陈述出身经历，然后论述政事，以三等作为上等评定标准，比照廷试第一名；第四等为中等，比照廷试第三名，都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等，比照廷试第四等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的授予主簿、县尉一类差遣，以上都是指白身（未仕）之人而言。若是已有官职的人，则升官或提拔。旧制六篇策论从正文及注疏中出题，到这时有关部门请求废除注疏出题。乾道二年夏六月，孝宗因久无人应诏，于是下诏暂从经史诸子正文中出题。又因士人身处偏隐之地无从自达，仍允许监司、州郡长官解送应试者【乾道四年五月】。此后过了几年才得到李仲信一人。

乾道制科始末及次数【李仲信始末】

自恢复制科以来七十年，只得到李垕（字仲信）一人而已。当初，绍兴七年冬，吕安老举荐选人胡邦衡（胡铨），汪彦章举荐布衣刘汝一，胡邦衡于是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乾道三年，虞雍公（虞允文）安抚四川，首先向朝廷推荐李仲信，未获答复。乾道五年春，汪应辰（圣锡）任吏部尚书，又将李垕应制科的词业呈报朝廷，当时李垕的父亲李仁父任秘书少监。这年冬，礼部上言李垕的词业，请求送两省侍从官参详考核，依照绍兴元年九月的指挥办理【当时郑仲一暂代侍郎】。三省参详后，李垕的词业已经御览【当时陈康伯、虞允文分任左右宰相】，有旨特命来年三月依格召试。命令下达时，左正言施元之（字德初）正候对，因而向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林机（字景度）进言，说依旧例没有单独一人应试的先例，应当把此事驳回。林景度于是上奏说：制举是选拔非常之才的，渡江以来，侍从大臣也常论荐这类人才，如刘度、祝镒就是这样，但都被搁置未获批复，大概因事关重大，不可轻率处理【按：胡邦衡也曾与吕安老一同举荐贤良词业，皇上当日就任命他为枢密院编修官，林景度大概不知道这件事】。如今又有此举，一定要依照祖宗旧典，不要让议论者有可乘之机而非议其失当，这样国家才能显示公正，李垕得此名号也不会有愧。谨考察旧制：应把本人词业呈交，送两省侍从官参详考核，分为三等，次优以上才召赴阁试，糊名考校，没有一人单独应试的先例。如今李垕的词业还未经参详考核，却又单独一人应试，恐怕不合旧典。现在有关的录黄（诏令文书）还不敢下达施行。施德初也上奏说：祖宗设立制科自有旧典，如今李垕的词业虽已交付后省，但还没有批准参详考核缴奏的指挥，就突然有召试中书的命令，这就是没有依照先前的旧典办理。加上国子监参详详明地说，应当送两省侍从官参详考核，况且将来阁试六篇策论，本朝旧例也须三四人以上才糊名考校，没有一名单独应试的先例，请求慎重对待这非常之科，姑且把李垕的词业交有关部门公开参详呈报上来，等到相继有一两个人（应试），然后再让他一起应试，这样才能有得贤才之实，而没有侥幸得进的讥议。皇上下诏：因汪应辰、李焘与李垕有嫌隙妨碍，命令两省侍从官参详考核后再上奏【十二月丙午指挥，当时李仁父正兼任权左史】。不久皇上听说林机、施元之二人握手私语，于是勃然大怒。左相陈应求（陈康伯）上奏说，最初提议单独应试的原因，事出有因，是被人指使的，于是极力弹劾二人的奸私。过了两天，下诏说林机、施元之身居掌管诏令出纳之责的职位，却结党营私相互勾结，可一并罢免【十二月二十九日庚戌指挥】。乾道六年夏，两省侍从官参详考核李垕的词业，认为他援引论证既详备，措辞也丰赡，想定为次优等【户部尚书曾钦道为首】，有旨八月下旬召试【四月十二日癸巳】。十几天后，利州路又缴进

译吴淇应贤良方正科的词业，皇上下诏参详考核后上奏【二十六日丙午】。又过了一个多月，陈应求因论奏祈请（为人求恩泽）之事被免去宰相职务【五月十九日己卯】，李仁父也外放漕运河北【六月二十七日丙子】。当时虞允文独任宰相，李仁父与陈应求向来交好，怀疑虞允文从中阻挠此事，入朝辞行时当面向皇上进疏说：制举单独试一人的情况，虽然有颖贽、林、陶、李孜、高志宁、钱彦远、赵彦若、吴奎、谢悰这些前例，但李垕学识渉猎尚浅，恐怕不足以承当这非常的恩遇，恐招人议论，请等到将来又有进卷合格、应当召试的人，才许他和别人一同应试。皇上没有答应。李仲信于是请求随侍父亲，由虞允文代为上奏，皇上下旨另听候指挥。乾道七年春，制科诏令已经下达，虞允文在进呈奏事时提及应当召试贤良方正、应当降诏的事。皇上说：数十年来没有人应此选。虞允文说：昨天李垕已获准召试，或许有人与他的父亲李焘不和，扬言要阻挠此事，李垕因此请求随侍父亲。皇上说：现在可以召试了，命九月在中书召试【四月四日戊申，宸旨降下】。九月戊戌日，在中书后省召试。前一天，命学士严加考核。到日，命严考官会同右史李秀叔参详比试，李仲信答了五篇策论【六篇策论题目：一是明主有必治之道，二是汤法三圣，三是人者天地之心，四是历律更相治，五是三家言经得失，六是扬雄张衡孰优】。十月乙巳日，进呈答卷。皇上说：昨天看了李垕写成的文章也不错，一天之内写成数千字，实在不容易。虞允文说：记忆题目很难，李垕能记住其中五道。皇上说：汤法三圣一题出自《功臣表》，而李垕却以为出自《诸侯王表》，但却是把全文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十一月甲戌日，皇上亲自在集英殿主考，有司评定他入第四等。戊寅日，皇上特意登殿引见，赐他制科出身。按旧例贤良方正科没有唱名的先例，礼部上言：如果仿照选举进士的做法，让皇帝御殿加恩，足以彰显崇尚儒学、求取谠言的盛事，于是听从了这个建议【当时周子充任礼部侍郎，林谦之暂代兼任礼部郎官】。不久，授予李垕左文林郎、泸川郡节度使推官之职。淳熙初年，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累迁至著作郎。因被弹劾去职，过了很久，奉祀归蜀，后来去世了【李文简写给孙牧斋的信中说】：「此后又被阻挠，八月下旬召试之事，造物者的心意竟不如此顺遂。有人假借借口来阻挠此事。虞允文因入朝辞行，极力向皇上恳求，皇上不答应，还是委婉地托他代为上奏，才有了『另听候指挥』的旨意。其中曲折很多，李垕必定会详细报告。但虞公亮所写的行状却说：『李垕应制科，考试的日子已定、命官也已确定要考试了。有人想动摇阻挠此事，李垕不再指望应试，听凭虞公设法安排。』于是虞公急忙入朝上奏，援用苏辙因病展延考期的旧例，为他重新安排考官、改期锁院考试。如今用史实来考证，没有看到改期重新任命考官的事，也不知道所谓『假借借口』究竟指什么？虽然虞公多次论奏林机、施元之罪不当免，又用郡职安置他们，但最终能让李垕单独应试，都是虞公出力的结果。」

制六科题【淳熙再试科制本末】

制六篇策论的题目，旧例以答对四通为合格。淳熙四年，李仲信的弟弟李塾（字季修）又举荐应贤良方正科，南方士人颇为忌妒他，而且皇帝身边受宠的宦官近臣又担心制科对策会攻讦自己，于是共同设法阻挠。防台守臣赵汝愚（子直）举荐宣教郎姜凯，唐与正举荐迪功郎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荐亳州布衣马万顷。皇上应诏询问辅臣，按旧例召试贤良方正，曾经有落榜的人吗？执政大臣回答说：「上次召试只有李垕一人，往后如果同时考试几个人，就必定会有优劣之分。」不

译久，殿中侍御史潘纬又上奏说：「制科的策论对策，都是在书斋中长期撰写的文章，而对策限定三千字，难道就没有平日准备应对的说辞吗？只有六篇策论这一场，才应当格外留意。如果废除从注疏出题的做法，而又恢复以四通为合格的标准，那和应考进士只试一场经义五篇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考试当天，皇上下诏以五题都通过作为合格标准。这一年开始命令糊名誊录，按旧例所试的六篇策论是：一是「因者君之纲」，二是「易数家之传孰优」，三是「前世历法差」，四是「十二节备如何」，五是「王学本贾氏」，六是「动静繁寡如何」。两天后考试院上言说：「试卷中有很多不知道题目出处以及引用上下文不完整的，只有勉强达到两通的。」皇上下令赐给帛匹，罢免了举荐人的处分，周必大（益公）等人都被免罪。有人说：「按照旧例六道题，一道明题一道暗题【上下文有度数及事数的称为暗题】，当时中书舍人钱师魏一向与周必大、李垕等人志趣不合，又秉承宠幸近臣的意思上奏说：『制举关系重大，应当把题目出得稍难一些。』皇上御笔因此命钱师魏担任考官，所以所出的都是暗题。」当时李仁父任礼部同修国史，李仲信任著作郎，还未来得及等到李仲信被推举考核合格，就因为对策问及本朝制科旧典，有人说：「苏洵都曾经被黜落，富弼、张方平粗略地试探题意，也不免出错，因此被台官弹劾，都被罢免。」李仲信也因此被罢免。第二年秋，进言者又论说应恢复从注疏中出题，大概是因为这样才能考察应试者是否学识渊博，认为应当恢复旧制，皇上又听从了这个意见。淳熙十一年夏，校书郎奚商衡又转而论奏制科取士不必拘泥三年一次的旧制，皇上告诉大臣说：「得到贤良之才，是国家的盛事。」于是特意在六月五日下诏，但仍无人应诏。淳熙十二年春，李献之以右史的身份直宿禁中，当面上奏说：「贤良方正的科举，肇始于汉文帝，本意是求取正直的言论以弥补朝政的缺失，没听说要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来考核人才的。假使他的才行学识如晁错、董仲舒一类的人，即使对注疏记不太清楚，那对治国之道又有什么损害呢？」于是又废除了从注疏出题的做法。于是陈天与担任池州知州，举荐闽人庄治立；宗卿担任平江知州，举荐郡人滕成。淳熙十三年六月召试【六篇策论题目：一是身者治之本，二是圣人通天地之心，三是五星为经纬，四是历律本于易，五是六德以民为纪，六是岑彭冯异之功孰大】。二人都只答对四通，侍郎颜师曾担任考试官，认为他们的文理平常，不应当破格录取，于是罢黜了他们。从此以后制科再也没有能应试的人了。

博学宏词科【试格及先例附】

博学宏词科，绍兴三年七月才设置。绍圣年间既已废除制科，于是创立宏词科。大观年间改名为词学兼茂科。到这时，采用工部侍郎李擢的奏请，另立此科，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十二种文体作为考题，古今题目杂出，六道题分三场，每场一古一今。遇到科场年，应命的官员除归明流外官、进纳官及曾犯赃罪的人以外，都允许直接向礼部自行陈请，先呈交所撰的三卷著作。朝廷下达学士院考核其才能，召试【现任官须经所属机构呈交所业、符合标准后才召试，然后任用】，附在礼部贡院，由知贡举官分三等考校，把合格的正式试卷呈交中书省参详详定，宰执大臣呈报皇上：上等升迁一官，选人改任京官，没有出身的人赐进士及第，并免于召试而直接授予馆职；中等减免三年磨勘，授予堂除官职，没有出身的人仍赐进士出身，并从中挑选优秀者召试馆职；下等减免二年磨勘，授予堂除官职，没有出身的人赐同进士出身。遇馆职有空缺，也允许经审察后召试。当初，词科只有已有出身的人才允许应试，皇上因用兵而暂停此科。李擢请求恢复此科，而他的儿子李益能略微擅长文墨，于是有关部门参详详定，也允许任子应试，这也不合旧典，大概是为李益能打算的。但李益能最终没有

译被选中。自设立此科以来，考入中等的只有汪叔詹、洪景严、汤进之三人，其余六十九人都是下等，大概是标准要求较高的缘故。旧例每次开科合格人数不超过五人，如果人材有余，则临时酌情处理。绍兴以后所录取的从未超过三人，淳熙八年以后又只录取一人。庆元五年应宏词科考试的有三十一人，却没有合格的人。

三嵗取士

三年一次开科取士，是祖宗的旧制。建炎元年，本应举行省试，因营建都城的缘故，展延到二年举行。绍兴元年，本应举行殿试，因要举行明堂大礼，也展延到二年。绍兴十年，本应举行秋试，御史中丞廖刚建言说：「自治平年间以来，三年开科举士，通常是大礼之年举行科场，把省试、殿试合并为三年一次，所以任子和登第之人注授官阙时不受妨碍，而漕司的经费也能供给。自从战乱兴起后又多次展延，如今秋试与大礼相冲突，请求展延一年，以符合古制。」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各州以十年举行发解试，而十二年举行省试、殿试。此后科场就以十年为标准年份。

四科

祖宗以来，只用词赋取士。神宗重视经术，于是废除了词赋科。元祐年间兼用词赋、经义两科。绍圣初年，又废除了经义科。建炎二年，王唐公任礼部侍郎，建言恢复以词赋取士。自绍兴二年，科场开始恢复词赋考试。曾统（侍御）上奏请求废除经义科而专用词赋，皇上心意也倾向此说，吕颐浩（元直）不同意，此事才作罢。绍兴十三年，太学建立，司业髙抑崇建言：士人以经术为根本，请求把经义作为头场考试，把诗赋作为次场考试，末场考子史论及时务策各一道，皇上准许了。绍兴十五年，下诏把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于是学习词赋的人竞相增多，经学逐渐衰微。绍兴二十五年冬，皇上告诉沈守约说：「恐怕数年之后，经学就要废绝了。」第二年二月，下诏考生兼习两科【内含大经义、小经义共三道】。绍兴三十一年，进言者认为老成通晓经术的士人被勉强要求学习辞章，不合音律声韵，请求恢复分科取士。仍下诏经义合格人数如有余额，允许用诗赋考生不足的名额来补足，但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从这一年起太学公试补试就这样施行，一直沿用至今没有改变。此前科举考生本已兼习经义、诗赋、策论，应号称四科。但自更改制度以后，只有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两次并用，此后就不再实行了。大概是因为考生所学已分为经义、词赋两类，不能再合而为一了。

类省试

类省试，起始于高宗在扬州时，因兵乱道路阻隔，建炎元年十二月，于是命令各道提刑司选派官员，就在漕司所在州就地类试，大致十四人取一人，开封由台官监试，各道令提刑临时实封考卷，移送漕司一员，不得参预考校发榜。远方士人大多申诉此制不公平，绍兴元年六月，才开始专门选择各路宪司、漕司或帅司、州守中通晓词学的人，来总管此事。当时张浚（魏公）任宣抚处置使，为方便行事，让四川的举人就地在宣抚司驻地举行类省试。绍兴五年才开始在南省考试进士，只有四川仍在宣抚司考试。自绍兴七年以后，又移置到制置司，一直沿用至今没有改变。当初朝廷既已命令宣抚司类试，又下诏选派一名有出身、清正干练、现任职司的官员监试，选用现任的、有出身的、曾任馆职或有文学声望的京朝官担任考试官。绍兴二十七年五月，进言者认为此制不能没有弊端，全部废除，命令考生赴南省应试。此事下达国子监，杨椿（文安）当时以兵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向朝廷进言说：「蜀地士人大多贫穷，却要他们经过三峡、冒险渡过重湖，跋涉万里，这怎么可以呢？想要消除这个弊端，只要选派一个称职的监试官就够了。」于是请求命令监司、州守、副职的子弟、宾客中能力足够胜任的人赴省应试，其他人不在派遣之列。绍兴二

译十九年七月，吏部侍郎周绾又请求派遣在朝廷任职的清望官担任监试，皇上因路途遥远，难以派遣，于是命成都漕臣王之望（詹叔）担任监试，嘉州守臣何逢源（资深）担任考试官，另外别试所也另外派官监试考核。又下诏监试官依照监学的除授规定办理，选取试卷详加评定。类省试用敕令下达派官从此开始。这一天，礼部侍郎孙道冲在经筵侍讲时，请求废除类省试，让考生直接赴礼部应试。皇上说：「早晚会和执政大臣商议此事，今年已经来不及了，以后再举行时应当派遣御史监考。」孙道冲说：「暗中约定的联络办法，难道是御史所能察觉的？」自庆元年间以后，监试、考试官大多用南方士人，其余的官员选用南士及蜀人参与，但取舍的决定权专在南方人手中，不再有过去那样偏袒的疑虑了。

国子监解试

在行在（临安）的国子监解试，用一名察官监试，两名郎中担任考试官，六名任职理事官担任参详校对试卷官【考试太学生及武举】；而别试所则用一名郎官担任考试官兼监试，三名任职理事官担任参详校对试卷官【考试国子生及朝士的有服亲属】。南省考试用一名学士或尚书暂知贡举，又用两名侍从、台谏官暂同知贡举，八名卿、监、郎官，两名察官担任参详官，馆职及理事官二十名担任参详校对试卷官【兼考宏词科及宗室】。别试所用一名卿监担任考试官，兼用四名理事官担任参详校对试卷官【附考武举】。殿试用四名馆职郎官担任初考、覆考官，各另用一名其余官员担任参详校对试卷官，两名侍从担任详定官，两名两省官担任编排官，以上都由敕令下达押送入贡院。

诸路解试

各路的解试官，按旧例都由转运司选派，一般用本州通判监试，本路现任或候缺官员担任考试官。乾道六年四月丙午日，才命令各州考试官都隔一郡互相派遣，以杜绝请托的弊端，当时刘珙（通靖）任礼部侍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淳熙十六年，春试时侍郎王溉任潼川漕司，才开始命令考试官每人都跨立三郡，符合规定才允许其入闱。此后又推行到西川，一直沿用至今没有改变。庆元四年，有个果州州学教授王华的人，在昌州考核春试时从尚书中断截章句出题。第二年正月，尚书省上奏罢免了王华。当时漕臣汪德辅，是已故宰相汪伯彦的孙子、太府卿汪召嗣的儿子。议论者认为汪德辅是凭祖荫得官的，所以选拔考官不谨慎。张尚翁担任监察御史，因此说从今以后漕臣中不是由科举出身进用的，要再委派另一名监司官员选派考官，仍旧选一位有文学声望的士人担任参详校对官，专门掌管出题及取舍之事，如果有不称职的，就加重处罚。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大概是从嘉泰元年开始的。

四川类省试官

四川的类省试官，除敕令派遣的监试、主文官之外，制置司另派四名考试官，用有出身的知州充任；十名参详校对试卷官，用有士人声望的京官、选人充任。别试所则只派两名小试官而已。旧例监试、主文官都是从转运使中选派，近年来大多由郡守担任；而考试官大多派遣曾任馆职的通判、副职直到郡守级别的人，或者不派遣，这不是旧有的成规。

宗室差试官

自熙宁、元丰年间以来，宗室不派任试官。淳熙六年十一月，周必大（益公）任吏部尚书，才开始请求让宗室担任学官及考官。淳熙八年正月，于是命赵汝愚（子直）担任省试别院考试官。绍熙四年，让赵汝愚担任知贡举。但是外地州郡至今仍没有派遣宗室担任校对考试官的，大概是漕臣、州守拘守旧法而不了解新规定的缘故。

灯挟之禁

挟带书籍、灯下答卷的禁令，近年来只在行在国子监及南省考试中施行。至于两浙漕司，虽然也禁止

译用灯，但对挟带书籍的规定却已松弛了。其他各郡国的秋试，通常都是通宵达旦才结束，即使是类省试也是如此。到绍兴二十九年，王刚中（瞻叔）监护考试，才重新禁止这种情况。但是这种习俗已经延续很久了，即使有禁令也不能施行，如今秉烛挟带书籍作弊的情况仍和从前一样。

诸路同日解试

祖宗旧制，各路州军的科场，都在八月五日锁院开考。只有福建距离京城遥远，提前在七月举行；四川、广南更远，又提前在六月举行。绍兴十三年八月，下诏认为闽、广距离行在不算太远，一并命令在八月五日锁院。但是各军州仍有先例可以自行选定日期举行考试，于是考生大多相互勾连再到别的州应试，或者假冒亲属关系再到别路应试，甚至有一人两次预先被荐送的情况。绍兴二十四年正月，下诏太学及各路考试都在中秋日举行，只有四川一律用三月十五日。类省试原本用九月二十四日，制置司说距离行在路途遥远，恐怕考生赶赴御试来不及，请求改为八月锁院，皇上准许了，一直沿用至今没有改变。

避亲牒试

牒试，按旧制，凡是州守、通判以及考试官的同姓和有服亲属、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婚姻之家和州守、通判的门客，都要回避另赴本路转运使那里的别试所考试。如果是帅臣、部使者的亲属门客，就要赴邻路考试。大致七人取一人。绍兴以后牒试冒滥的情况越来越多，到绍兴二十三年，成都一路参加牒试的有三千五百人，而发解的名额却只有五百人。议论者认为这太过滥了。于是成都路定为八十三人，潼川路定为八十人作为定额。当时眉州通判李彦辅、永康军通判郭印，都因牒试时回避亲属不严、举人冒滥而获罪，虽然遇到大赦，仍然被展延磨勘年限并降官。但是这个弊端只是东西两川的州郡才特别严重，而东南各漕司的解额却不过三数人而已。到绍兴五年夏，王溉（巽泽）从成都转运判官被召还入朝觐见，极力陈说两川冒充亲属、诡名假贯的弊端，请求各自保留十人的名额外，其余均分给本路各州，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各以二十人为定额。丘崈（宗卿）当时任制置使，请求恢复每路只保留十二人的名额，如果就试的人少，就以二十人取一人的比例录取。皇上批准了这个奏请。旧制凡是有官职、锁厅应试转运司牒试的人，与回避亲属的举人一同考试。王溉任益州路转运判官时，才开始命令分场考试，以革除代笔作弊的弊端，于是西蜀各地都仿效实行。这大概是从绍熙三年春三月才开始的。

潜藩防试

潜藩恩试，大概是渡江以前就有的制度，但必须是曾经参加过两次以上省试的举人才能应试。绍兴二年，蜀州的举人因高宗覃恩而前往参加类省试，只要合乎条件就送入试院，不限人数，取文理优长的人为合格。初次任官授予知州教官，从此就成为担任两学教职的选拔途径了。嘉泰元年二月，进言者请求四川制置司在遇到类省试年份时，仿照礼部附试学官的做法，允许有出身的人呈报所撰的学业，向制置司陈请，委托有出身的通判或教授审核评定。这一年参加考试的有四人，录取了两人，蜀人考试教官从此开始。

初出官人铨试

铨试，旧来就有此制，凡是恩荫任子及同进士出身的人都要参加。建炎兵乱以后暂停，绍兴三年才恢复。没有出身的人允许选考经义或诗赋，当时议论者有的主张考《刑统》义或断案。绍兴十三年九月下诏兼考两场，只有有出身的人仍旧考律义如故。任子在四川的，按旧法命令益州路、梓州路两路漕司轮年分春秋两季举行铨试。乾道二年，采纳了知蜀州杨民望的请求，委托制置司主持此事。后来又下敕另派监试、考

译试官，只有蜀地士人中已有出身而在东南的人才可以免去铨试。按旧例春秋两次考试，十人取七人，乾道二年以后只在春季考试，取二人中的一人。绍熙末年，议论者认为录取标准过于宽松、学识不足，于是改为三人取一人。此后三年，谢用光担任吏部侍郎，上言说现今世代承袭俸禄的家族已经开始注重学问，请求恢复旧制。皇上下诏准许。如今蜀中的铨试非常宽松，凡是雇人代笔的大致要花费七百缗钱，而且权贵子弟很少有不被录取的。有人认为应当全部改送吏部考试，然而吏部也难免受权贵势力的影响。应当像祖宗时那样，先考试而后授官才对。旧例铨试未合格的人允许堂除，淳熙年间孝宗才开始严格禁止这个做法。淳熙八年八月，魏国公赵雄任泸州知州时，上奏要他的儿子赵显担任书写机宜文字之职，已经受敕任命了。木待问（蕴之）在中书省任职时，借其他事由以未经铨试为理由反对，于是这项任命被搁置。绍熙元年八月，计度国用司上奏，请求让中选的人到吏部由长官、次官在帘前考核后才允许参加铨选注官【考小经义一首，或小赋，或省题诗一首】。第二年四月，吏部按上奏的意见拟定细则，其中同进士出身以及恩科出身的人不再帘试，四川制置司也一体施行。皇上批准了。黄由（子由）当时任考功郎中，建言说现在已经增加了律义考试，自然不必再另外帘试。大臣进呈时，光宗说：帘试是为了革除代笔的弊端，正应当更加严格，怎么可以废除呢？绍熙三年八月，谢深甫（子肃）侍郎又上言，铨试未通过的四十岁以上、注授笺另开阙的人，请求命令郎官到吏部长贰面前考核律义一条，让他们解释，如果不能理解通晓就不得参与注官。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至于像因降等补授文学的任子和恩科出身的人都免除铨试，孝宗认为这样不对，也命令他们参加考试。只有宗室子弟铨试时，只要考场中没有作弊的行为都可以出官，这大概是朝廷优待皇室宗亲之意【广东、广西漕司旧来也有铨试，乾道八年废除了】。

试教官

试教官的制度，从熙宁、元丰年间开始设立。程颐（伊川）曾经反对这个制度，如今仍未废止此法。凡是有出身的人应试，先呈交所撰的经义三道、诗赋各三道，送到礼部陈请。文理合格允许应试的，就送入试院，不限人数，取文理优长的人为合格。初次任官授予知州教官之职，从此成为两学教职的选拔途径。嘉泰元年二月，进言者请求四川制……

译在此设立考试机构，遇到类省试的年份，附于礼部考试考核学官，允许有出身的人携带自己的作品到制置司请求应试，委托有出身的通判或教授进行审核详查。这一年参加考试的有四人,而录取了两人。蜀地人参加教官考试从此开始。

译遣返的有九人（绍兴三年四月），兄弟同为童子的有三人（邵国州、江安松、戴滋，又有张岩叟，字岩卿，不知是何地人氏）。只有朱虎臣，能够排布阵法、步射，又能诵读《七书》，所以补授承信郎。刘毂是小校的儿子，五岁就擅长骑射，所以补授校尉。朱虎臣是浮梁人，被召见之后，皇上特别又赐给他金带，以示特别的恩宠，这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孝宗一朝，童子请求应试的有七十四人，而被授予官职的有七人。有个叫吕嗣兴的，是衢州人，四岁就能诵读《尚书》、《切韵》，辨别四声，书写八卦。皇上召见他，让他吟诗，于是授予从政郎，赐钱三百缗，命他陪伴皇孙荣国公读书，这是乾道八年春天的事。又有临川人王克勤，尤其机警聪敏。起初命庐陵人李如圭为右从事郎，三山人林公洽、何擢都授右迪功郎，三山人何致远授将仕郎，庐陵人郭洵直授下州文学。光宗一朝，童子请求应试的有十七人，没有一个被补授官职的。只有从仕郎吴纲，年方九岁，能背诵六经和《论语》《孟子》，因为是寿圣太后的亲侄孙，特别改授承务郎，仍依照补官的旧法，这是壬子年四月的事。

童子赐出身【秘书省读书】

　　晏殊（元献）当初以童子的身份被召试，就被赐予出身，命他到秘阁读书，过了很久，就任命他为正字。乾道末年，皇上沿袭旧例，命临川人王克勤（字敏叔）到秘书省读书，所定的俸禄是正字的一半。淳熙初年，皇上驾临秘阁，馆职官员都晋升官阶，选人改授京官品秩。有关官员奏称王克勤在学问上很优秀，皇上下诏授予他文林郎之职。过了很久，台官中有人弹劾他的过失，于是改授初等职官。后来又以锁厅身份考中，担任太学博士之职，自此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人能继承这样的经历。

特奏名试

　　特奏名的考试，从仁宗朝开始，此后逐渐放宽。凡是国子监学生两次应举都未中的，都免除解试（一说作"免请"，意思相同）；举人年满四十五岁、五十岁以上而特予举送的，都赴殿试，录取其中一半授予官职。年满六十岁以上、考试列入第四等的，授予岳庙祠禄官之职。建炎二年，高宗登基时，下诏凡列入第五等的一并

译调授官职，至今仍作为惯例。按照旧例，恩科考试中第一等的第一名赐进士出身，授诸州教授；第二名赐同出身。渡江以后，川陕地区的特奏名考生就在制置司应试，绍兴三十年又下敕差派监试、考试官。近年来朝廷因特奏名冗滥而深以为忧，便下诏改为三人取一名，从此恩科录取的人数才略有减少。

太学养士最盛

　　太学养士以崇宁、大观年间最为兴盛。绍兴年间，下诏以七百人为定额，上舍生三十名，内舍生一百名，外舍生五百七十名。每逢三年一次科场考试，大概四人取一名。如果是通过校艺考核而升入上舍的，就不必等待科举考试而径直释褐授官。当时王（某）任临安知府，括查民间冒占的白地钱，每年收入十二万余缗，作为太学养士的经费。绍兴十六年，下诏外舍生以一千人为定额。此后三舍学生大约共有八百余人。以前太学、国子监两学遇朝廷广施恩泽时并无免解的法规，孝宗即位后才创立此制。从此以后每逢广施庆典恩泽，就又照此施行，省试名额动辄增加数十人，于是成为定例。

国子监试法

　　国子监的生员都是官宦子弟。旧制规定，行在职事官的同姓缌麻亲属、厘务官的大功以上亲属，允许听候补试入学。每逢三年一次科场考试，大概三人取一名；如果是两次补试都参加的，则七十人取一名。但是太学生都可以凭借公试、私试所积累的成绩定出公数以升舍，唯独国子生因为要回避父兄的嫌疑，只能寄理（挂名计算）而已，必须等到父兄外调补官，才能转入太学，然后才能升舍。庆元二年三月，傅景仁在翰林院建言说："国子监生员大多虚伪冒滥，请求从今以后只有职事官的期亲、厘务官的子孙才能应试补入。"朝廷采纳了。凡是国子监学生都发给绫牒（证明文书），如果外出请假的学生遇上科举考试，就在漕司应试。以前公试、私试都由学官主持，自淳熙以后，公试便锁院、下敕差派考官，学官便不能参与其中了。

武学

　　武学自祖宗以来，京师就设有了。乾道七年七月庚寅日，下诏武学中应赴解试的人，以五十人为定额。但是各州郡还没有建立武学。庆元五年六月乙亥日，有言事者请求在各州州学中设置武士

译的斋舍，选派官员考核他们的武艺，并且登记官府的荒田以备作为粮饷。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此后仍未能真正施行。

释褐状元恩例

　　旧制规定，太学生、舍生凭积累的校核成绩优异而参加舍试，又考入优等的，就在化原堂释褐授官，称为"释元"，照例补授承事郎，担任太学正、录之职。淳熙初年，郑自明就是由此选拔的，没过几年便升为著作郎，外补出任郡守。郑自明多次上言议事，皇上一开始很喜欢，时间久了便渐渐有些厌烦了。淳熙六年，刘尧夫（字纯叟）又以释褐的身份被任命为国子正。当时王仲行任兵部尚书，上奏说："如今两优释褐的人，一开始就授予京官品秩，随即又授予学官之职，比状元、制科的恩例还要优厚，于理不当。请求先授予外任官职。"当时知滁州张商卿也上言说："如今考中上舍的人担任学官，不过几年便可以做到监司、郡守，而狱讼、财赋并非他们平素所熟习的，怎能保证不出差错？请求先注授职官。"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十月丙申日，下诏授予与殿试第二名相同的恩例。

太学补试

　　太学招补弟子员，按照旧例每三年逢科举之年，等候朝廷差派官员销院。凡是四方举人都可以前来应试，录取合格的补入太学，称为"混补"。淳熙以后，朝廷议论认为前来应试的人太多，想加以限制，于是设立了"待补"的法规。各路漕司及州军都以解试终场的人数为准，每一百人取六人，允许他们赴太学补试，大约在开院之后十天揭晓榜文。但是远方的士人大多来不及赶到，就有人替他人拿着凭证冒名顶替，冒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庆元年间于是废除了这个法规。嘉泰二年又恢复施行混补法，前来应试的人多达三万七千余人，分成六场，十八天引试完毕。

蜀学

　　各州郡的学校，以成都最为兴盛。学官有二人，都由朝廷遴选任命。弟子员多达四百人，其他求学的人也有数百人，但是还没有考校选贡的法规。淳熙年间，胡长文任四川安抚使，曾经建议仿照太学，另立解试名额，但因有人阻挠反对，未能实行。庆元三年春天，士人王正则等人向朝廷申诉，请求将漕司的解试名额

译移拨给成都府学，此事下达制置司处理，后来也就搁置了。如今蜀地年轻的士人，大多聚集在成都，如果精心选择师儒，稍稍订立月书季考的考核法令，又酌量取用各路漕司的剩余名额分给他们，使他们有所仰慕向往，从而成就他们的才学，或许对此会有益处。

宗学

　　宗学，在东京（北宋）鼎盛时期就已经设立。绍兴十四年春天，惠国公赵士和以同知大宗正事的身份，才请求在临安建立宗学。学生以一百名为定额，太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人员各五人。设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的都是南宫、北宅（宗室两支）的子孙。如果是亲贤宅的近支宗室，则另外设置教授，兼任馆职，不列入宗学之内。

释奠宗子侍祠

　　各州郡释奠先圣时，由宗子陪祭，旧制中是没有的，是从绍兴十五年才开始的。州县文臣到学宫拜谒先圣后才允许处理政务，旧制中也是没有的，是从绍兴十四年才开始的。这两件事分别因为改任诸王宫教授的陈孝恭出知永州、以及罗长源提出这两条建议，朝廷才加以施行。

文宣王镇圭

　　绍兴十四年，国子学刚刚建立，宫中拿出镇圭来供奉文宣王（孔子）。庆元三年，皇上将要举行大礼，可是内府没有圭，于是就到国子监借用文宣王的圭来使用。

乡饮酒

　　乡饮酒礼，绍兴二年四月，林保（待制）任礼部郎中，请求命太常寺草拟制定这一礼仪，颁行到各郡县施行。又下诏规定，不曾正常参加乡饮酒礼的人不得应举。这一礼仪包括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共十二个节次。又有相关约束规定，凡事都以守令为主人，酒食器用则由卿大夫士中有能力的人共同置办。施行了十几年，士人们并不觉得方便。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新任抚州通判陈洙请求：即使没有遇上乡饮酒礼，也允许应举。又下诏乡饮酒礼听凭个人自行举办，官府不得参与其中，从此以后便不再讲求这一礼仪了。

建炎杂记甲集卷十四　财赋一

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

　　本朝统一天下之初，全国每年收入缗钱一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认为这已经极为兴盛，是唐

译朝的两倍了。天禧末年，收入又增加到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年间，又增加到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此外月月增加、年年扩大，到熙宁、元丰年间，合计青苗、役钱、免役税等各项钱财的收入，竟达到六千余万贯。元祐初年，废除了那些苛急的征敛，每年的收入仍有四千八百余万。渡江南迁之初，东南地区每年收入不满一千万。淳熙末年，便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余万。如今东南地区每年收入的数目中，仅上供钱就有二百万缗，这是祖宗定下的正式赋税。其中六百六十余万缗，称为"经制钱"，是吕元谊在户部任职时恢复征收的；七百八十余万缗，称为"总制钱"，是孟庾（字富文）执政时创设的；四百余万缗，称为"月桩钱"，是朱胜非（号藏一）执政时开始征取的。从经制钱以下这些钱，都是增加的赋税，加上茶、盐、酒、算（商税）、坑冶（矿税）、（阙字）货、籴本、和买等项收入，又有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难怪民力困乏了。

景祐、庆历、绍兴、淳熙盐酒税绢数

　　景祐年间，全国每年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缗，盐课三百五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二百万匹。庆历年间，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酒课一千七百一十余万缗，盐课七百一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三百万匹。绍兴末年，东南及四川地区酒课一千四百余万缗，盐课二千一百余万缗，折帛绢三百余万匹。淳熙年间，临安府城内外及所属各县，一年共收税钱一百零二万缗，已经相当于景祐年间的四分之一。

两浙岁入数

　　祖宗盛世的时候，两浙每年收入钱三百三十余万缗，而盐、酒、茶税就占了十分之八，各郡国的经费开支都在其中。当时认为这是承袭了钱氏（吴越钱氏）横征暴敛的政策，所以赋税收入比其他路已经丰厚很多。淳熙末年，两浙每年输送左藏库的钱多达一千二百万缗（浙东四百二十八万，浙西七百五十余万），而茶盐的利钱归于朝廷的还不在此数之内。

东南折帛钱

　　东南折帛钱，起始于建炎年间，而在绍兴年间加重了征收。祖宗年间，民户只是在夏秋两季缴纳钱米而已，还没有用绢来折纳的。咸平三年，度支司核算殿前诸军以及京府所

译属各色人等春冬衣物所需的一应布帛数目，加以统计核算，才开始命令各路曹司，将出产布帛的地区应缴纳布帛的各州军，在夏秋两税中输纳的钱、帛、物料，运送到京城，从此开始了这一做法，用秋税所收的钱米数额，而在夏税中折成绵、绢等物料缴纳。听年长的人说，川陕四路大致以税钱三百文折合绢料一匹，这才是咸平年间的实际价值。又有所谓的"和买绢"，是因为大中祥符九年内府帑藏遭遇火灾，于是拨发钱币下达三司，预先向民间购买绢帛。当时青州、齐州一带绢价八百文，官府发价六百文，又照例增给二百文，百姓觉得十分便利。宝元年间以后，西部边境用兵，国家财用相当拮据，于是改为发给盐七分、钱三分。到崇宁三年改行盐钞法之后，盐不再发放，而所谓三分本钱，州县也无从筹出了。建炎初年，苗傅、刘正彦作乱，两浙转运副使王宗上言说，本路上供和买绢每年为一百七十余万匹，请求命民户每匹折纳钱二千，朱胜非（号藏一）担任宰相时答应了这一请求，东南折帛钱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建炎三年三月壬辰日）。绍兴二年，秦桧任宰相，吕颐浩（字元直）在外督军，户部请求各路上供的丝帛都比照两浙的先例减半折钱，朝廷又答应了（绍兴二年五月甲申日）。当时行都（临安）每月经费开支达一百余万缗，财源无从筹措。绍兴四年，梁汝嘉在户部任职，于是命令百姓缴纳布帛，每匹纳钱四千或六千（绫按十分计算，二分折纳四千文，八分折纳六千文；绢按十分计算，折纳五分，其中二分折纳四千文，三分折纳六千文），折帛钱从此愈发加重（绍兴四年十一月甲午日）。绍兴九年，因收复河南颁布赦令，便将折帛钱每匹减少一千文（绍兴九年正月丙戌日），此后又重新增加了。绍兴十七年才下诏，两浙的绢、绫每匹减为七千文，和买绢六千文，半绵每两四百文，江东的绫绢每匹六千文，绵每两三百文。当时东南各路每年征收绫三十九万匹（浙东上供八万匹，淮衣、福衣八千匹；浙西上供九万二千匹，淮衣一万六千匹；江东上供九万匹，淮衣、福衣二万七千匹；江西上供五万二千匹，淮衣、福衣五千匹；湖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