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杂记甲集卷十四

译供三百匹，以上都有零头），绢二百六十六万匹（浙东三万六千匹，淮衣、福衣五万三千匹，天申节大礼八千匹，浙西上供八万一千匹，淮衣、福衣十三万八千匹，天申大礼一万匹，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匹，淮衣、福衣十三万九千匹，天申大礼八千匹，江西上供三十万五千匹，淮衣、福衣六万七千匹，天申大礼八千匹，以上都有零头；淮东天申大礼四万零九百五十匹，淮西天申大礼三千七百匹，湖南天申大礼四百匹，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匹，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匹），绫罗絁三万余匹（浙西绫八千七百匹，婺州罗二万匹，湖南平絁三千匹）。其中淮衣、福衣、天申大礼与绫罗合计共五十二万余匹，都是征收正色实物；其余的绢、绫共二百五十六万余匹，大约折钱一千七百余万缗，而绵还不包括在内。

两川畸零绢估钱

　　两川畸零绢估钱，本来是三路纲运的一部分。当承平之时，东西两川每年在二税及和买的畸零绢中征收正色绢三十万匹，供应陕西、京西、河东三路的支用调遣，称为"三路纲运"。建炎三年，张浚（魏国公）出使川陕，改为折理估钱以供给军粮，西川每匹折钱多达十一千文，东川每匹十千文。绍兴二十五年，钟世明奉诏宽裕民力，每匹减少一千文（绍兴二十五年七月丙辰日）；绍兴二十五年，萧德起任四川安抚使，又减少一千文（二十七年三月甲申日）。此后又逐次减免，如今仍旧缴纳七千文或七千五百文。绍熙末年，杨辅（侍郎）总领四川财计时又暂时减少一千文，至今仍作为惯例。两路现在额定的里绢估钱二百余万，实际征收的钱一百七十余万。

四川上供绢绫绵绮

　　四川上供绢、绫共七万四千匹（西路天申节大礼绢一万三千匹，东路上供一万一千匹、天申大礼一万零六百匹，梓路上供绢二万二千匹、绫一百三十匹、天申大礼七千匹，利路天申大礼绢八千三百匹），绫三万四千余匹（东川二万六千三百匹，西川七千八百匹），绵、锦、绮共一千八百余匹段（成都路），都是征收正色实物。

两川激赏绢

　　两川激赏绢，是在建炎四年，宣抚处置使（张浚）斟酌考量四川民户的情况，劝谕他们按

译等第缴纳，以助充犒赏之用，总共三十三万余匹，本约定等边境战事平息之后就废止，不作为永久定例，可是此后却再也没有减免过。绍兴十六年，郑刚中（字亨仲）任宣抚副使，才开始减除利州路绢二万匹（十二月戊戌日）；绍兴二十年，钟郎中奉诏宽裕民力，又减除夔州路绢九千余匹，唯独淮东、淮西、两川仍旧保留至今，于是就成为常赋了。旧例都是征收正色实物，绍熙末年，杨嗣勋总领财计时，改为每匹只收取估钱引三千文，百姓觉得十分方便。庆元年间，司农少卿、河间人权安节总领财计时又暂时减少一千文，如今作为定例。两川激赏绢共三千万匹，实际征收缗钱六十万。

两川绵估钱

　　两川绵估钱，按旧例上三等民户都征收正色实物，而下等民户每两折估钱五百文，这是用来优待他们的。杨嗣勋总领财计时，才下令本应缴纳正色实物的民户，每两折收估钱引二分，而原本缴钱的民户仍照旧不变，这样一来上等民户反而变轻，下等民户反而变重了，至今仍然如此。其他的绫、丝，凡是原本属于三路正色纲运的，都比照此例折纳其价值。

四川布估钱

　　四川布估钱，起始于天圣年间，薛田担任四川安抚使时，在成都府、邛州、蜀州、彭州、汉州、永康军这六个产麻的郡，每年由官府购买布匹，每匹发给钱三百文，用来起发上供及三路纲运。当时的价钱相当优厚，百姓乐于和官府做这项交易。到熙宁年间，物价已经上涨，于是每匹增加到四百文，但这时才开始按等第配比征收。到了战事兴起以来，便改为折收估钱，用来供给大军，每匹竟达到钱三千文。后来又逐次减免，到庆元初年，每匹仍收二千文，或一千七百文。庆元三年，袁说（字起岩）任四川安抚使，与各司商议，每年减免其一半：制置司、成都府承担五万缗，总领所承担三千万缗，转运司五万缗。每年春季正月，奏请颁降度牒一百五……

译[前文分十份下发制置司负责征收。]九月癸亥日，将此事上报朝廷。如今四川的布估钱，实际核算所得缗钱六十五万缗。

**广西布钱**

广西的折布钱，从前就已经有了。只有桂州、昭州两州，每年出产布匹九万二千二百余匹，每匹折算为钱五百文。绍兴五年，张魏公（张浚）担任都督时，将每匹的折价增至一千五百文。绍兴二十年，骆彬担任广西提刑，上奏请求减去三分之一。皇上很高兴，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拔骆彬为直秘阁【二十年正月丙午】。如今实际核算所得缗钱九万。

译不再赘述本朝盐荚

本朝盐荚旧时分三路：解盐行销于关中，东北盐行销于东西畿甸，东南盐行销于江淮。东南盐是通泰一带煎晒海盐所产。旧时归属江湖六路漕计。蔡京主政时，开始施行钞法，收取其中的钱以供给中都开支。自那以后，淮浙的盐由官府拨给亭户本钱，各州设置盐仓，允许商人购买盐钞请领；闽广的盐则由官府低价收购、官府卖出，以补助岁计所需。此后也施行过钞法，但屡废屡复，并不固定。旧时淮盐盈利钱每年八百余万缗，绍兴初年才三十五万缗而已。此后朝廷更加整顿其政令，到绍兴末年，东南每年产盐二万七千八百一十六万斤【浙西路临安、平江、嘉兴三府共一百一十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五石六斗七升七勺；浙东路绍兴、庆元府、温、台州共八十四万八千二百八十三石九升二勺；淮东路通、泰、楚三州共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七百一十一石六斗二升五合；广东路广、惠、南、恩州共三十三万一千六十石三斗四升；广西路廉、髙、钦、化、雷五州共二十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九石；福建路福、泉、漳三州、兴化军共二千六百五十九万九千四百一十五斤十三两六钱】除福建外，各路都以每五十斤为一石。淮浙盐则以六石为一袋，钞钱十八千。绍兴四年正月增至三千，九月因缴纳迟缓而废止此项加征。如今六路十二州收取的盈利钱约一千九百二十余万【绍兴年间东南每年产盐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余斤】。

淮浙盐

淮浙盐产额最多的，泰州每年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嘉兴八十一万石，通州七十八万石，庆元三十九万石。淮浙盐每一盐场设十座灶，每座灶昼夜煎盐六盘，每盘三百斤。两浙淳熙末年，议事者说总辖甲头擅自把持约束亭灶，亭户畏惧他们诉讼追究，便纵容其私自煎盐。假如某日下雨，甲头就虚报为下了三日雨。若一季之中，实际只下了十日雨，那么一个盐场私煎的盐就达三十六万斤了。此外还有所谓镬子盐：亭户不论大小，一座灶之下少说也有二十家，家家都有煎盐的镬。一家一夜用一镬，能煎出六十斤盐。一座丁灶下有二百家，以一季计算，镬子盐又达百余万斤了。一个盐场的数目尚且如此，其他各路可想而知。绍兴十三年九月己未日，于是废除总辖一职，命亭户自行向官府请领本钱。

广盐

广盐旧时由官府专卖。建炎四年春，因淮盐运道不通，户部侍郎叶芬请求将蛮广（岭南）的盐流通到各路。侍郎髙卫因而请求就处州某货务出售南广盐钞二十万缗，用来供给行宫开支，朝廷批准了此请【四年正月辛亥】，不久便停止。当时恩州还没有盐。绍兴初年，因当地咸土滋生，如某田一顷二十四亩，设置盐灶二十七座，每年产盐七十万有余【元年二月壬子】，此后收取净利钱三万余缗。绍兴九年废止官府专卖，允许商人在岭外通商，所得钱款用以补助鄂州养兵之费。十二年冬，议事者因钦州咸土滋生，每年产盐三十余万斤，商人不能流通贩运，请求恢复官卖，朝廷批准【十月辛巳】。不久广东转运判官范正国又上言，说本路上供及经费都仰赖盐利钱，如今客商凭钞贩盐既已施行，收入便时常短缺，请求像广西那样实行官卖，未获批准。此后广西官卖之法又改为钞法。乾道四年废除盐钞，命漕司自行认领钞钱，岭南百姓深以为患。淳熙初年，张钦夫任帅臣，才与漕臣詹体仁共同商议，制定固定的盐价额度，并逐条上奏。邕州官卖盐每斤一百钱，二人离任后，漕臣赵公瀚将其增加六十钱；钦州每年卖盐一千斛，赵公瀚将其价格增加五倍。淳熙六年秋，侍

译御史江某就此事上奏，皇上罢黜了赵公瀚，于是下诏命闽广两地发卖盐要依照旧有定额与定价，从今以后不得擅自增添【九月癸未】。淳熙九年，皇上命奉议郎胡廷直出使岭南详细审议盐法。胡廷直上言，认为运盐用钞法为便，皇上下诏废除官卖，恢复通商【九年十月己未】，提升胡廷直为太府寺丞【十二月壬寅】，不久又外任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兼同措置广西盐事，让他推行此法。次年春，下诏晓谕二广官吏更改法令的缘由【十年正月己未】，夏天又巡视，任湖广广西转运判官兼提举盐事、同措置广东盐事【四月己酉】。胡廷直本是詹体仁所举荐，詹体仁当时任吏部侍郎，随即被任命为静江府知府【四月庚戌】。此后又设置都提举广南盐事一员，专掌其政务。淳熙末年，詹体仁因改法不当而获罪，此后官府专卖之法又恢复如故。

福建盐

福建盐自太祖太宗以来，由漕司官府运销、官府发卖，每年产盐一千一百万斤，收取税课钱四十万。建炎末年，因淮盐运道不通，权且改行钞法。不久，连同广盐一并废止钞法【四年四月辛巳】，只命漕司每年认领钞钱二十万缗解送行在。绍兴年间，闽盐产量既已增倍，朝廷认为其盈利甚丰。绍兴十二年，又增钞钱十万缗【正月辛亥】。当时漕司将盐全都储存于海仓，命上四州取出发卖，以供每年用度。此后官吏借机作奸，盐质低劣无法卖出，便按册籍摊派缴纳，号称"口食盐"，虽不合理，但贫民却无一能幸免，百姓深以为苦。百姓多私自贩卖以维持生计，官府对此也不加过问。绍兴二十六年，御史中丞汤鹏举就此上奏，皇上下诏命提刑吴逵（字崇安）核查实情【七月甲子】。吴逵于是约计各郡县每年的费用，除去两税收入外，就用盐纲的盈余来补足。凡上四郡每年运销盐一千六百万斤，比照旧价降低三成，不得再向百姓摊派。旧漕司所取的增盐钱、提举司吏禄钱都各减去三分之一【增盐钱每斤原为二十八，令减去九；吏禄钱每斤一文，令减三分】。又规定漕司、提举司两司不得再贩卖盐以侵扰州县，皇上都批准了这些请求【十七年三月庚申】。由此百姓的负担稍有宽减，但郡县却难以应付繁多的费用，认为这并非漕司所愿，因此众人议论纷纷，动摇此法。朝廷于是听从福州知府吴鼎的建言，命各司相互商议重新制定法令。诸司请求按吴逵所定数额运盐，但适当提高价格【官府盐价只减一成，漕司盐本钱每斤定为二十五钱】。皇上命辅臣核算此事，防提举常平官张汝桢上奏请求施行钞法。枢密使陈诚之向皇上进言说："闽中山溪险峻，百姓冒法私贩盐，禁止不了，恐怕难以杜绝。若改行钞法，则税课收入将愈发亏损。"皇上认为有理，于是减去钞钱十万【十一月癸亥】。自此以后漕司及州县负担才稍有宽舒，不再仰赖向百姓摊派发卖了。乾道初年，陈正献、刘忠肃二公在中书门下时，曾就福建盐弊上言，皇上下诏命户部侍郎沈度、陈弥祚共同商议此事。二人请求将钞钱减去一半，每年命漕司在八州增收盐钱及桩管钱，从留存的盐本钱中挪用十一万缗起解上供。乾道四年春，于是减去钞钱十五万，只命漕司认解七万缗以充上供之用。至此长期积存的弊端才稍有革除，刘忠肃与陈、沈三公都是福建人。【乾道四年正月壬辰罢盐钱】

蜀盐

蜀盐自太祖太宗以来都由民间自行煮盐。每年缴纳课利钱以银绢折算共计八十万缗。绍兴二年秋，赵应祥任总计官，开始变更盐法，将其旧制全部革除，仿照蔡京在东南、东北

译实行的钞盐条例，设置合同场以稽查盐的出入。每引纳引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增添钱约九钱四分，所经关卡的过税七分，除去税钱一钱半，每引另外还要缴纳提勘钱六千。此后又增加贴纳等钱，共涉及四路二十州四千九百余口盐井，每年产盐约六千余万斤。引法初行时，每一百斤为一担，又允许多加十斤而不计入课税，以此优待商贩。此后钱额逐渐增加至四百余万缗。休兵之后数次减免，如今仍存三百余万。当初赵应祥订立此法时，命商人纳钱请领盐引，井户只需依定额煮盐，向官府缴纳土产税即可。然而盐脉出产多寡本不固定，时间一久，井户按月的定额不能满足，官府便只以空钞交付商人，而照旧收取算钱。引法因此败坏。井户既已受商人要挟，于是增加每引的斤两来交付，每担增至有六十斤者。又有一些废弃、断绝、荒废的盐井，允许他人增加其定额来承接认领。小民贪图得井之利，每一界都逐次增加盐课数额，导致盐越来越多而无法售出，而引息、土产之税却无从征收，因此百姓多有自尽者，官私两方都深受其害。绍熙三年夏，赵子直任吏部尚书，上奏说：赵开当年制定的盐法最为精密，如今井户多私凿盐井，只求以斤两之多寡相互攀比，因此盐产日多而价格日贱，其法大坏，请求下令总领所参照旧法施行。皇上准奏。当时杨嗣勋任总计官，于是派官员核查除去虚额盐井，关闭助筒二千余处，重申严格执行合同场旧法，禁止斤量超过标准者，并加重私贩之罪。盐价由此顿时上涨。嘉泰二年，郎中陈某任总计官，又将官井所增加的定额全部革除。自庆元以后，州县及井户的负担才逐渐宽减，百姓才开始有盐可用。

蜀中官盐

蜀中的官盐产地，有隆州的仙井，卭州的蒲井，江州的心井，大宁、富顺的盐井，监西、河南州的盐官，长宁军的淯井，都是大井。至于荣州等十七州民间所煎的盐，则都是卓筒小井而已，用力十分艰难。唯独大宁的盐井，咸泉从山间石窦中流出，如悬瀑一般，百姓分流引取。又有彭山的瑞应井，其盐味近于硝，需掺杂隆、荣两地的卤饼一同煎煮，才能成盐。元丰、崇宁年间都曾禁止其煎盐，因食用者多生病之故。绍兴末年，总领弛缓了此禁令，隆、简、嘉、荣一带的百姓苦于此举侵夺商贩之利，于是代为缴纳课税并封闭盐灶，如今称之为"石脚钱"。然而彭山百姓私自煎盐一如往昔。仙井盐每年产盐二百余万斤，归转运司管辖。蒲江次之，归总领所管辖。大宁盐年产二百五十余万斤，每年抽取其中四成【一百三万零七十余斤】，计值九万余缗，也归总领所管辖【每斤原价三百文，绍兴十七年宣抚司减去五十二文，绍兴十二年辛酉又减二十文】。淯井年产四十余万斤，每年抽取其盈余五万余缗，作为军粮开支之用【旧额四十九万零二百斤，取拨引钱四万八千八百五道又五百七十文供应总领所；绍兴十六年实产盐四万一千九百四十斤，其中三万三千六百斤用作犒赏，七千八百斤用于赡学，三万斤作为锅本，此外余三十四万七千九百斤，每斤按二百五十文计，共七万七千三百十九贯五百文，本军应用两万三千零八十七贯八百一十二文，余下折为官价钱引三万七千六百八十三引；每年大约需科取二万三千余缗，漕司出其一半，仍亏一万一千余缗，绍兴二十二年十二月才将其全部除去】。盐官每年产盐所得盈余钱三万，作为利州钱监的铸钱本钱。然而官盐大多质量低劣、掺杂不纯，不堪食用，往往强行摊派给百姓，州郡官府只求盈利，

译无人能纠正此弊。

解盐

解池的盐如今归金国所辖，设解盐使掌管此事。盐池方圆百里，开辟畦田引水灌溉，遇风即可成盐，不假人力，因此味道浓厚而价格低廉。边境百姓多有盗贩者，往往聚众数十上百为一群，遇到巡尉出巡缉查，就分头逃散以躲避追捕，官府也不敢深究，只在远处稍加防范而已，任其出境。如今边境上兼行盐官所卖的盐，其盐官每年课税盐七十余万斤，一半用作官吏柴薪等费用，一半卖到西河、成州、凤州，每年得钱七万缗，作为铸钱的本钱【绍兴十五年始设】。此地盐多地狭，百姓深以为苦。绍兴二十九年秋，皇上下诏减去其价格的一半【九月丙戌】，如今每斤仍为二百文左右。

矾【白矾、青胆、黄胆】

矾，本朝旧制中，晋地的矾行销于河北、京畿、淮南，另一种矾行销于东南九路，如今唯有无为军、昆山场最为兴盛。每年额定白矾六十万斤【原额一百二十万斤，绍兴十四年才定为此数】，韶州岑水场十万斤，信州鈆山场的青胆、黄矾没有固定额度。其法是先由权货务发给盐引，前往产场，允许商人凭引请购，每一百斤为一大引，纳引钱十二千，头子钱、市利钱、雇人工钱、墨钱共二百七十六文。又允许多加二十斤而不计税，以优待商人。五十斤为中引，三十斤为小引，钱数及附加货物依此为差等。绍兴三十年因商贩获利微薄，减引钱为十千【六月戊午】，十四年又增一千【十一月丙寅】。昆山矾则由民间自行煎煮，官府设场收购【绍兴初年每斤本钱十三文至二十文，绍兴十四年十一月增至三十文】，每年收利钱四万余缗【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定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五文为额】。鈆山矾则由官府自行煎制，以十分为比率，四分充作工本，六分送交榷货务。

总论东南茶法

东南茶法旧制由官府买入、官府卖出。天禧三年，合计六处榷货务及十三处山场所收的茶钱共十二万缗，除去买茶本钱外，只余息钱三万缗而已【六处榷货务是荆南府、汉阳军、蕲州蕲口、无为军、真州、海州】。天圣年间稍微改变此法，每年所得也不过数十万缗，且百姓多因私自贩卖而获罪，上下都深以为苦。嘉祐年间韩魏公（韩琦）当政，于是弛缓了此禁令，只收取茶租净利钱三十三万八千余缗，当时人们认为此法便利。元丰以后又将茶运往京城，即在汴河边设水磨，由官府自行发卖。政和初年蔡京想将天下财赋尽数收归中都，于是创立引法，在汴京设立都茶场，印制发卖茶引，允许商人前来官府请购，前往园户处购茶，再到当地合同场秤量发运，每年收息钱多达四百余万缗。建炎渡江后仍沿用此法不改，到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每年产茶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浙东绍兴、庆元府、温、台、衢、婺、处州共八万三千零二十一斤三两；浙西临安、平江府、湖、严、常州共四百四十八万四千五百斤十二两；江东宁国府、徽、饶、池、信、太平州、南康、广德军共三百七十五万九千一百二十九斤十四两；江西隆兴府、赣、吉、袁、抚、江、筠、建昌、兴国、临江、南安军共四百四十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七斤十四两四钱；湖南路衡、潭、永、邵、全、彬、桂阳、武昌军共一百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八斤七两；湖北江陵、常德府、澧、辰、沅、归、峡、鄂、兵州、荆门军共九十万五千七百四十一斤十四两；福建路建宁府、福、汀、南剑州、邵武军共九十八万一千六百六十九斤半；淮西芦、蕲、舒州、安丰军共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八斤一两；广东南雄、循州二千六百斤；广西静江府、融、浔、宾、昭、郁、林州共八万九千七百九十六斤六两。以上总计茶一千五百九十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九斤十两四钱，此数为绍兴三十二年所统计】，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淳熙初年年收四百二十万】。

江茶

江茶在东南草茶之中品质

译最为上乘，每年产一百四十六万斤，此茶行销于东南各路，士大夫都很珍视它。隆兴也产茶二百二十八万斤，临安二百九十万斤，严州二百一十二万斤，徽州二百一十万斤，宁国一百一十二万斤，潭州一百零三万斤，其他各处均不及此数。江南产茶既然兴盛，百姓多有私贩者，动辄数百人成群结伙，官府稍加追究，他们便起而为盗。淳熙二年，茶寇赖文政在湖北反叛，转战进入湖南、江西，侵犯广东，官军屡次被其击败。辛弃疾当时任江西提刑，督率各军征讨捕捉，命属吏黄倬、钱之望诱降赖文政，随后将其处死。江州都统制皇甫倜趁机招降其余党，编入军中。如今东南茶叶都从榷场转入金国境内，也有私自渡海到辽海一带贩卖后离去的，即便严加查禁，终究还是难免有走漏之处。

建茶

建茶每年产九十五万斤，其中制成团、胯形状的，号称"茶腊"，长久以来为人所珍视。旧制每年进贡片茶二十一万斤。建炎二年，因叶侬（范汝为）之乱，园丁四散逃亡，于是废止此贡额。绍兴四年，明堂大礼开始命人购市五万斤茶叶作为大礼赏赐之用。绍兴五年，都督府请求依照旧额发运至建康，招商人携往淮北。福建财用检察官章杰认为片茶不便于市场交易，请求改市末茶，获得批准。转运司认为此法不合常规，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改由官府发给长引，允许商贩渡淮贩运。绍兴十二年六月，兴设榷场，于是取建茶作为场本。九月，禁止私贩，官府将茶全数运至京师，运送之余，允许通商，官府收取三倍利息。又下诏私自载运建茶入海者处斩【此诏为绍兴五年正月辛未所颁布】。议论者因而请求在临安发卖建茶。十月，将茶事司迁至建州，专门负责购买发运。绍兴十三年闰月，因遗失引钱防范不力，又恢复通商。如今上供的龙凤茶及京铤茶的年额，比起承平时期只有一半。这是因为高宗认为赏赐既已减少，又担心伤害百姓元气，所以裁减了这些数额。

蜀茶

蜀茶旧时没有榷禁，熙宁年间才开始命官府买入、官府卖出，设置提举司专门管理其收购之事。当政者每年收取课税三十万，李稷任提举时，增加到五十万缗。此后每年更加增多至上百万缗，时间一久便无法足额收取，蜀地百姓深以为苦。建炎初年，赵应祥任提举都漕司，上言说："榷茶买马有五害，请依照嘉祐年间的旧例，废除榷茶，仍命漕司负责买马。若不能如此，也应大幅削减定额以宽解园户负担，降低价格以惠及行商。如此则私贩者会减少而盗贼也会平息。"朝廷认为此言有理，提拔赵应祥为同主管川陕买马。绍兴三年十一月，赵应祥到任，于是大幅更改茶法，废除官买官卖茶法，仿照蔡京都茶场之法，印制发给茶引，让商人直接向园户购茶，设置合同场以稽查茶叶的出入，加重对私商的禁令。其法规定每斤引钱，春季七十，夏季五十，市利、头子钱另计。所经关卡征收一钱，住税征收一钱五分，每一百斤不再另计税。此后引息钱又恢复到一百零五万缗。绍兴以后，提举官又陆续增加引钱，到绍兴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又三百文，比赵应祥当初立法时又增加了一倍。于是茶司一年便收得二百万缗，而买马的数量却未见增多。因此当时，茶马之富为天下之最。其每年剩余的钱款上供其他司使用，也无人过问。自乾道末年，青羌（少数民族）作乱以来，茶司为此增设了长细马名目等钱，约三十万。淳熙六年以后，又屡次减去园户所加重的税额钱，每年约减十六万。到绍熙初年，杨嗣勋任使者，于是定此为常例。【

译绍熙元年减免】如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每年产茶二千一百零二万斤【一千六百一十七万斤为成都府路九州军共二十场所产，四百八十四万斤为利州路二州三场所产】，通过博马及物帛所得每年收钱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川茶司每年收一百七十八万有余，秦口茶司每年收十八万有余，川秦两马司每年收各州博马物帛及杂货共收钱五十二万有余】。朝廷每年拨其中一百一十三万缗给总领所以供赡军之用【宣抚司先前取拨四十万，绍兴二十五年七月，裕民所又增拨七十三万】。然而茶马司常常多方为难此事，乾道以后每年拨款或仅一二十万缗，到淳熙十年才以五十万缗为定准。这是因为茶司自称每年用度二百四十六万余缗，认为收支相比略有盈余二万余缗之故。然而川秦八场额定市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而近年所购从未达到此数，那么其所言恐怕不足为凭，而每年的剩余之数是可以推算出来的。自元丰以来，茶事官署地位在诸司之上。淳熙十四年，议论者请求命置制司加以检察，皇上批准，但最终未能施行。旧时买马都用粗茶，乾道末年，赵彦博任提举，才开始用细茶交换马匹。如今雅州边外的夷人，也有靠近山地种茶的，因此纲运之茶便被夷人所轻视。然而蜀茶之精细，其品质比起南方已属稍逊，唯有广汉的赵坡茶、合州的水南茶、峨眉的白芽茶、雅安的防顶茶，士人也自视珍贵，只是产量甚少，不能与江茶、建茶相比。

防州茶（当为"沔州茶"或类似地名，姑依原字）

防路自太祖太宗以来不实行榷茶。政和年间有官员请求卖引征税，朝廷认为不便于百姓与夷人，作罢。绍兴年间，韩球（字美成）同任提举茶马，才开始榷禁忠、达州的茶，就在防、合、广安一带设置合同场，每年以八万斤为定额收税。然而商人因获利微薄而不肯前来贩运，官府只得将引钱摊派给民间百姓，百姓深以为苦。绍兴二十七年冬，忠州知州董如敏就此事上言，此事下发茶马司处理，当时许觉民任侍郎、主管此事，不肯免除此税，于是作罢。三年后，王瞻叔以漕运副使身份代理此事，才将此税废除。此前，韩球在茶司任职时，将园户所增加的饶余之茶全部计入正额，有一处茶场竟增至二十万斤者【韩球于绍兴十七年十二月任职茶事，十九年五月调离防州】。百姓深知向官府缴纳所得不足以补偿，于是开始私贩。绍兴二十六年六月，秘书省正字张震（字真甫）就此事上言，于是命茶司加以裁减。如今茶场每一百斤加收的饶余茶大多超过半数，若茶官稍加裁减抑制，而贩茶者便会转移贩卖到别处，应当酌情减少引钱并禁止夹带茶叶，又根据地域远近不同而适当调整价格高低，如此大概就可以妥善解决了。

东南酒课

东南酒课的收入，自太祖太宗以来都归旧州所有。庆历二年秋，祠部员外郎王琪开始请求增加价格，将所得钱款上缴京师。此后提举司、学事司、经制司、发运司各自因事增添税额，但大多不超过每斤增七八钱，少的只增一二钱而已。建炎四年冬，每斤开始骤然增加二十四钱，称为"军期钱"。此后总制司、都督府又相继增加此税，到绍兴六年春，浙路所出的煮酒，每斤共计增加了一百一十五钱，官府因此开始陷入困境【当时煮酒每斤以一百三十钱为标准，与太祖太宗时期每斤十五钱相差极大】。至于坊场的课利，自开宝九年冬起，下诏承买坊场以三年为期限，并告诫在职官吏不得听信小民之言，一时贪图利益而妄加增额，这是太祖太宗的仁政。大中祥符元年春，才开始出现实封投状竞价买卖的方式来议定价格卖给商

译人，百姓由此也陷入困顿。熙宁以后，坊场钱又全部划归常平司。绍兴元年，又命一律增加五分上缴户部，绍兴二十七年以后，对贩卖不足者又放宽此令，唯独长沙一城没有酒禁，这是因为当地曾有大盗（作乱），反而使百姓更安于征收酒税之法，因此不再更改。旧时两浙坊场有一千三百三十四处，每年收净利钱八十四万缗，到此时合江浙荆湖各地百姓购买坊场，才收得一百二十七万缗而已，这是因为贩卖不足所致。当时行在户部负责在东南供给军需，其中三库并殿司酒坊七十五处，每年收息钱也有一百三十万缗，各路酒课约有五百余万缗。这是因为自军兴以来，各路统帅擅自专享酿酒卖酒之利，朝廷所能仰赖的只有茶盐之利罢了。绍兴二十六年正月，才下诏命各军所采买的场务，由常平司拘收管理，城郭中的酒店则由总领所拘收管理。绍兴二十一年二月，杨存中罢职，赵殿岩秘密接任为统帅，又将军中及私家所购买的酒坊上交户部，由此朝廷才能借此补助经费。到乾道年间，行在共有七处酒库，每日售酒得钱一万缗，每年收钱一百四十万，息钱一百六十万，麯钱二万，而年额之外的盈余献给内帑的又有二十万，此后逐渐增加到五十万缗，遂成定额。

四川酒课

四川酒课在建炎年间，合并官府与百姓所得，总计缗钱一百四十万。建炎三年十月，张魏公（张浚）任宣抚使，承皇命命赵应祥总领财赋。赵应祥商议道："蜀地百姓已经困苦，唯有榷酒尚有盈余"，于是大幅改变酒法，从成都开始施行，命废除官府公帑卖供给酒的旧制，就旧有的采买坊场设置隔酿之制，设官吏主管此事。百姓依靠酿酒为生的，每纳米一斛，输钱二千。次年便在四路全面推行此法，于是每年酒课逐渐增加至六十九万余缗。共设隔槽四百所，场店尚不计算在内。然而此法刚施行时，听凭百姓自行经营酒务，分槽酿卖，官府计算所投入的本钱而收取其课税。施行既久，酿卖出现亏欠，便责令投米之家承担，认定每月的定额，不再核实实际所投之米，只径取其钱，百姓才开始深以为苦。绍兴二十六年二月，荣州知州安仁人费廷直入朝奏对，就此向皇上进言。皇上对辅臣说："这是张浚、赵开因军兴财政紧急而采取的权宜之法，为救济一时之急罢了。如今休兵已久，内外无事，理应加以更改。"于是命总领、漕司共同商议处置。当时侍郎汤允恭任总计官，进言说："若改为官监，所需应用的米本极多，无从应付。"王瞻叔任潼州漕司，独自请求废除三州的官监隔漕二百三十余处，不再允许采买之制，精简官吏冗员以方便百姓。次年下诏批准此请。此后采买之制又改为官监，如今四川酒课经过屡次削减，仍有缗钱四百一十余万。

防路酒

防路自太祖太宗以来也不实行榷酒，赵应祥任大漕（转运使）时，建炎四年才开始榷酒。旧时全路场店共一百零四处，赵应祥增加到六百余处，每年收钱四万三千九百余引。绍兴十六年，郑亨仲任宣抚副使，上奏废除此制。

建炎杂记甲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建炎杂记甲集卷十五

宋 李心传 撰

财赋二

常平苗役之制【耆户长雇钱】

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宁年间始创，建炎初年便予以废除。建炎二年冬，吕元直、叶少蕴、张达明、孙仲益在朝任职，奉诏讨论常平法。吕元直等人认为此法不应废除，如免役法、坊场法也可以继续施行，唯独青苗法应当废止。皇上说："青苗敛散之法，永远不再施行。"于是设置各路主管官，追缴归还青苗本钱。绍兴八年冬，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