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杂记乙集卷十三

译忠、杨存中家的官爵最为显贵，他们的子孙都在行都任职。张俊的儿子张子顔、张子正，都担任侍从官及杂学士；杨存中的儿子杨禊，担任列曹侍郎；杨倓官至执政；韩世忠的儿子韩彦直、韩彦质、韩彦古，都担任过户部尚书；岳飞的儿子岳霖，从流落之中崛起，也担任了兵部侍郎，已经不再有世代为将的风气了。只有吴氏、郭氏家族居住在靠近边塞的地方，还保留着将门之后的遗风。

吴玠福不逮吴璘

吴珙，谥号襄烈，本来是吴涪王吴玠的庶弟。父亲吴扆，担任军校，娶了刘氏，生了吴玠、吴璘两个儿子。后来他家中的婢女生了吴珙，刘氏为人凶悍善妒，吴扆惧怕她，便命吴珙对外称为自己（刘氏）所生的儿子。然而吴珙为人颇像吴玠，多次经历战阵，也能得到军士的拥戴之心。晚年与吴璘的儿子吴挺同时担任管军节度使，而吴玠的官位只做到使相，吴珙只做到节制使，吴璘官至太傅，封新安郡王，吴挺也官至太尉。古人说：“智将不如福将”，吴玠、吴璘的情况正与这句话相近。

奉议郎李荀老，是太宰李邦彦的侄子，娶了吴璘的二女儿，能够像这样讲述他们家中的事情。此后吴挺的儿子吴曦因为叛乱被诛杀，吴璘的其他子孙都被废黜流放。朝廷念及吴玠保卫蜀地的功劳，特意免除了株连之罪。

赵开山改姓

开山赵，是沂州的土豪。原本姓赵，名叫开山。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暴虐苛刻，人心不归附。赵开山便聚集众人在山泽间为盗。等到完颜亮入侵，朝廷派遣李宝进入胶西，赵开山率兵从城阳前来接应。因此把“开山”作为姓，“赵”作为名，表示希望开创赵氏中兴的功业之意。不久葛王（完颜雍）即位，开山赵随李宝归顺朝廷，历官至武畧大夫、英华刺史。乾道庚寅年，逢南郊大礼应当荫补儿子，他自称如今已经改姓为“开”，不能让父亲没有子孙继承香火，请求让儿子开天钖仍旧姓赵，凭荫补继承生父赵整的后嗣。皇上下诏特别允许了。一家两姓，这是从前从未有过的事。

刘李二忠定得諡本末

孝宗时，前朝的旧臣多得到皇帝赐諡，往往是官职还未达到应有品级便请求赐諡，蔡襄（君谟）这类人便是如此。淳熙庚子年，刘安世（元城）的家人请求赐諡，皇上对大臣说：“元祐党籍之中，朕记不起这个人了。”赵雄（温叔）说：“党籍中的从官，以苏轼为首，刘安世是排在第二位的人。”如今他的语录还流传于世，于是赐谥为忠定。戊申年，李纲（伯纪）的家人请求赐谥，皇上一时没有想起，宰相周必大（子充）替皇上讲述他生平的大概事迹，皇上说：“益广才疎……”（原文至此中断）

译何耕，字道夫，德阳人，曾是省试第一名、知名的读书人，为人淡泊，不热衷于仕进。中举三十年后，才做了仓部郎官，后转任右曹兼诸寮吏院，又任国子司业，随后升任祭酒。太学、武学两学的士子都很敬重道夫，他每次退朝后总是径直回家，闭门不出，从不主动拜访请托，态度恬淡自如。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礼部侍郎庆防被罢免，有人说道夫会得到这个职位，消息已经报上去了，部里的官吏也打扫好官署等他到来。不久此事却中止了，有人说道夫向来受赵丞相敬重，但赵丞相与他并不十分亲近，正要将他的名字呈报时，赵丞相却以同乡为由推辞了。也有人说蜀地有人跟道夫政见不合，摘出他早年的文章，暗中告诉王忭，因此这件事最终没有办成。第二年春天，道夫改任秘书监，这年秋天温叔罢相，道夫也请求离职。皇上告诉大臣说："赵雄已经罢政，蜀地的士人在朝中几乎一空，但（因此让道夫离职的）理由太过牵强，不应该让他离开官位。"于是把这个旨意转告道夫，道夫始终不肯留下，于是被任命为知潼川府。到他起行时，太学、武学两学的士子一直送他到城门之外，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事。温叔被罢相时，蜀地被他引荐提拔的人往往被逐出朝廷，唯独道夫没有被物议波及，从容离去，当时的人都称赞道夫。轮到他行使荫补子弟为官的权利时，他先让哥哥的儿子做了官；等到他去世时，他的三个儿子德方、德固、德彦都还没有出仕，后来都相继考中了进士。

译李知防豪迈

李石字知防，是资中人，进士高第出身。蜀地人称他为方舟先生。绍兴末年，任太学录。太学右学有灵芝草长在学宫里，众人正要庆贺，唯独李知防认为这是用兵的征兆，因此获罪被贬斥。乾道年间，从沉黎召回，任都官郎中。后来又因议论被罢去。赵温叔是他的同乡，骤然显贵，李知防把他当晚辈看待，不与他通信来往。过了很久，起用为眉州知州，除授成都路转运判官。到任十天就被罢免。此前，赵温叔执掌朝政，从此李知防再也没有被起用。赵温叔罢相后，王季海接替他。李知防与王季海有同在学官任职的旧交，亲自书写近来所作诗数十首寄给他，笔势倾斜歪斜，几乎无法辨认。王季海很怜惜他，正商议为他除授官职，而李知防已经去世了。李知防为人豪迈，然而也颇急躁。担任小漕（转运判官一类小职）时，有个叫石监库的人来拜谒，李知防看了他的名帖大怒，掌管接待的官吏只把他称作"石监库"，他才罢休。等到他被罢免离去，成都有"十还"的歌谣流传，"石监库还姓"就是其中一条。在眉山时，郡里的博士想戏弄他，就出题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李知防对他说："你这是想痛打石某，让那些畜生高兴吗？"听到的人都认为这是个巧妙的戏谑。

　　虞丞相去国恩数之盛

虞丞相再次出镇安抚蜀地，孝宗皇帝赋诗相送说："一德如公岂合闲，聊分西面欲忧寛。不辞论道虚台席，暂假宣威筑将坛。风教已兴三蜀静，干戈载戢万方安。归来尚想终霖雨，未许乡人衣锦看。"其恩宠礼遇之盛大，是自渡江以来，宰相离京时前所未有的。又依照旧例，赐给他家庙五间，祭器；除授他的儿子虞公亮为直秘阁，并供给他的使用费用。虞俊也被除授阁门祗候，这大概是不同寻常的恩典。

　　宣徽副使

欧阳修《集古录跋》中说康约言的碑文提到：康约言曾任宣徽北院副使，由此可见唐代南、北两院宣徽使各自都设有副使。按：唐德宗末年，赵殷衡曾任宣徽院副使，这已见于史书记载，不必等康氏碑文出现才能知道。

　　范季才五代史正误有未当者

范季才所著《五代史记》正误一书，考订十分详细广博，但其中也有辨析不当之处。比如《李琪传》记载他所偏爱的属吏应当得到试官之职，李琪把"试"改成了"守"，皇帝为此大怒。范季才按照《通鉴》记载说李琪是把"摄"改成了"守"，并且说："如果把'试'改为'守'，只是轻重的差别，何至于被贬逐？如果把'摄'改为'守'，那就是把无官变成有官，所以皇帝才不想深究严责。"范季才只看到如今的职事官依照行、守、试来划分职钱的多少，所以说是"轻重的差别"，却不知道在未改革官制之前另外还有一种"试衔"，比如"试校书郎""试将作监主簿"之类，都是同一个人所任。如果是"守监簿"，那就已经是京官了。范季才自己对典章故实不够熟悉，率意而言，旧史本来并没有错。

　　昔人著书多或差误

古人著书，首尾之间大多不能相互照应。即使是《资治通鉴》，也难免有这种毛病，大抵是因为编纂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缘故。姑且拿一件事来说：汉景帝四年中，所记都是冬十月发生的日食，如今《通鉴》却把它们都编排在夏秋之后，大概是编纂者是从本志中摘取出来的，却没想到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所以误把它系在了岁末。近年来吕伯恭最为通晓古事，陈君举也熟悉古今。吕伯恭亲自撰写《大事记》，陈君举亲自撰写《建隆编》，世人都称其精密，我曾经加以考证，都难免有差错，也随事一一辨析过了。朱熹的《通鉴纲目》条理十分完善，如今流传于世的草本，在唐肃宗一朝竟然直接脱漏了两年的史事，这也是由于门人编纂缀合，前后未能相顾的缘故。又从唐武德八年以后，一直到天祐末年，干支纪年都有差错，探究其中原因，是因为《通鉴》用岁名来纪事，而朱熹的门人大多忽视史学

译，不熟悉岁名，所以才有这种失误。我因为有学生提问，也就一并加以订正了。既然如此，那么贯通古今之学，也并非可以轻视之事，只是不要因此丧失志向就可以了。

　　蜀帅聘币不入私家者三人

近年来担任蜀地帅臣，所得聘礼钱币不纳入私家的，只有赵子直、赵徳老、杨嗣勲三人而已。赵子直用来赈济被烧毁房屋的百姓，赵徳老将要离任时，把宗室中九个县的族人聚集起来分发给他们，杨嗣勲则连迎送新任官员的费用都一并公开，并没有私自占有。近来惯例是蜀帅任满归朝，动辄以修城为名，收取买船钱达数万之多，等到杨嗣勲被召回朝时，只从省司领取了四千缗而已。在此之前，陈端仁担任帅臣，冯廷式任成都转运使，陈端仁有聘礼馈赠，冯廷式照例用原物换个封套后退还给他，陈端仁十分怨恨，甚至用别的事情在朝廷上弹劾冯廷式。孝宗皇帝知道此事却不相信。近年来吴徳夫入蜀，听闻李仲衍气节高尚，很敬重他。等到吴徳夫入城，李仲衍首先推却他的馈赠，吴徳夫再三请求不止，李仲衍才当面交给管理钱财的属吏，然后才回信答谢。吴徳夫因此心中不平，两人由此渐渐产生嫌隙。冯廷式名宪，晋州人，淳熙末年在总理四川财赋的司农卿任上去世。

　　傅睦修史举代

嘉泰初年，朝廷因为《中兴史》尚未修成，从泉州召来傅景仁（龙图阁学士），又从年事已高的地方召来陆务观（华文阁待制），都以京祠之职专门主管修史事宜。不久傅景仁被除授佥书枢密院事，陆务观年老多病不能就任，极力推辞，于是改任资政殿学士，出朝为地方官。当时陆务观年纪将近八十，又请求以年老为由退职，于是以次对之职兼领秘书监。不久又退休，朝廷命二人各自举荐可以接替自己的人。陆务观推荐京西转运判官李伯珍，众人都感到十分惊异；傅景仁推荐新近除授夔州路提刑的李璧。于是朝廷召李伯珍为秘书监，升任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而李璧（季章）任秘书少监，升任宗正少卿、直舍人院，直到升任执政以后，就不再兼领修史事务了。

　　龚颐正续稽古录

龚颐正，字养正，和州历阳人。曾祖父龚原尚，官至兵部侍郎。龚颐正本名敦颐，年轻时应举进士未中，凭借洪丞相门客的恩荫，得授不理选限的登仕郎之职。他曾撰写《符祐本末》三十卷，又编撰《元祐党籍》，记录了三百零九人，遗漏的只有六人而已。翰林学士洪迈掌管史院，向朝廷推荐了他，起初授予下州文学之职，不久补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光宗即位受禅后，他改用现在的名字，凭借举荐者的推举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升任大社令、宗正寺主簿。龚颐正撰写《续稽古录》，大力称颂韩侂胄定策拥立之功，因此被擢升兼任资善堂小学教授，升任枢密院编修官。嘉泰元年秋，朝廷下诏认为龚颐正学问该博，赐予进士出身，兼任实录院检讨官，交付他编修三朝史事。这年冬天升任秘书丞，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等到韩侂胄被诛杀后，朝廷又下诏将他所撰的《续稽古录》销毁。

　　诸司属官理当通判

嘉泰三年，忽然有规定：诸司属官凡属于京官的，任职年限应比照通判计算。当时张伯子（同知枢密院事）的弟弟张孝仲，任京西安抚司干办公事，随即被除授为成州知州。第二年，又被擢升为利州路提刑。此前，虞雍公的孙子虞易简，也是从福建转运司幕职被擢升为大宁知军。这都是援用了这一惯例。

　　御笔严监司互送之禁

嘉泰三年，皇上亲笔严令禁止监司之间互相馈送，然而边远地方依然照旧。嘉泰四年夏天，马纲使彭辂到成都，四川制置使谢源明、茶马使赵善宣把他留连款待超过两个月，从他入境时便前去迎接，一直到设宴折俎饯行，把纸币、锦缎、书籍、药物等合计起来，所得馈赠竟达上万缗之多，而谢源明、赵善宣二人所得也与此相当。大概各路互相馈送，以建康、成都两地为最丰厚，成都各司每逢聚会一次，就要花费三百八十千钱，成都三司之间互相馈送，仅一次宴饮的费用，就

译计有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的花费更是加倍，而且邻路的监司、帅司还不在其内。这一年六月，赵漕（转运使）从成都转运判官任上被除授四川茶马使，当时赵氏代理其事已经很久，朝廷本来是想借此节省迎送费用，把茶马司和转运司一并设置在成都城中，从而省去往来迎送、安排车马的费用，此前各司每年为此花费各达数千缗，原来并没有所谓"压境钱"，是谢用光才首创了这个名目。赵氏并未离开成都城中，却也照样收受压境钱，这也真是可笑。建康所谓"六司"，是指帅司、漕司、总领司、赋司、武司、骑司这六个衙门，帅司之中兼管行宫大内钥匙的官员也在其中；每年遇到留守巡视殿中官署的时候，就要设酒宴，留守自己坐在主位，反而让巡视的官员坐在宾客的位置上。陈正献公任建康留守时，斥去了这一陋习，后来范致能来接任，很快又恢复了旧习。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姓何，是淮阳军朐山人。祖父何执礼，官至朝议大夫。莎衣道人为躲避战乱渡江南来，应举进士未能考中。绍兴末年，才来到平江。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忽然像发了狂一样，身穿白色单衣，白天就敲门乞讨食物，夜里就在天庆观的门外歇宿。过了很久，衣服越发破旧，就用莎草缝补它。他曾经游览妙严寺，在池边看见自己的倒影，忽然大彻大悟。此后无论人贵贱，向他询问吉凶祸福，没有不奇准的。世人称他为莎衣道人。孝宗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入朝他不肯前来，赐号"通神先生"，为他修建道庵居住，赐给他好几套衣服。道人都不肯接受，僧道俗众勉强邀请他进庵，他大笑着走出来，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平江城中好事的人，每天用美味佳肴款待他，他常常在大街上进食，吃饱了就离开。光宗即位后，又召他入朝，他仍然不去。周南（字南卿，官廷刑）所说的"特意派遣使者到几百里外去聘问一位妖异的百姓，说的正是这件事"。庆元六年，莎衣道人在平江去世。

　　陈应求正北使书仪

自从渡江以后，与北方（金国）往来的国书中，都记载着对方国家皇帝的名讳和庙号，而本朝只传本朝皇帝的名字。又，北方使者与馆伴接待官往来时，公文都用花字（草书连笔字）代替签署本名。隆兴年间再次议和后，这一惯例都还没有更改。乾道二年冬天，陈应求刚刚执掌朝政，恰逢金国派来贺正旦的使者到达，陈应求依照旧例主持宴会，使者呈上私人礼物的清单，上面用花字书写而不署本名，陈应求把它退回去了。掌管礼仪的官员感到害怕，禀告陈应求，担心因此生出事端。陈应求让人转告使者说："今天难道还应当沿用辛巳年以前的旧例吗？"使者理屈词穷，于是询问陈应求的官爵籍贯十分详细，然后改用清单署上本名。绍兴三十一年重明节，黄文叔以王府翊善的身份奉诏担任接伴使，八月十九日到达盱眙。黄文叔问掌仪官田愿："高宗皇帝为什么只称本朝皇帝的名字，而不称对方的庙讳？"田愿说："自从祔庙以后，从来没有理会过这件事。"黄文叔于是派田愿等人携带写有庙讳、御名的三张纸前往。北方使副看了后说："以前没有这种先例。"田愿回答说："这是二十七个月除服之外的第一次讲究礼仪，帝名与庙讳应当各有分别。"往返商议了很久，北方使副才对田愿说："替我谢谢正副使，你们说的很对，应当如此。我们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因为来的时候没能得到朝廷省部的指示，只能依照册子上写的行事，难以擅自专断，恳切希望体谅。"黄文叔这才作罢。不久北方使者引见并传达了他们国家历代皇帝的名讳，从完颜旻以下直到当今皇帝的父亲，需要恭敬称庙讳的一共六人【完颜旻、晟、宗尧、亶、雍、允恭】。黄文叔回朝后奏报此事，请求以后派遣使者要努力商议改正此事。大概隆兴重新缔和之时，朝廷急于止息兵事，只能勉强端正大的方面，而外交往

译来的礼文细节或许还来不及讨论，这类事情恐怕不止一两件。按旧例，宰执大臣亲自为金国使者设置馆驿，并且用三衙卫士供其役使。乾道元年，虞允文（并父）执政后，才革除了这个惯例。又，每年赏赐给金国使者的金银器皿，由文思院制造完成后，先让工部长官、次官前往察看，户部继续核验，再送到都亭驿，由宦官聚集查验，然后又送去交给宰执大臣审阅，最后才呈报皇帝。淳熙十二年，李昌图（字永叔）担任工部侍郎，说这样不值得亵渎皇上，于是改为只送到都堂查验。

　　张诏使金骤用

淳熙年间，张诏（字君卿）担任历阳知州，奉命出使金国。有一天，金人拿出所画的太祖、太宗二陵（当作宋朝二陵，指钦徽二帝陵，或指金朝先祖）画像给他看，画像上都是身穿北朝皇帝服饰的人物。张君卿曾经认得历代先帝的御容，心里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立即朝着画像再拜行礼。馆伴中有人问他缘故，张君卿说："我诏虽然不认识画中之人，但看见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猜想应当是北朝的祖宗，怎敢不下拜。"金人听后无言以对。孝宗听说这件事后非常高兴，张君卿因此被破格重用。

　　京仲逺将命执礼

高宗（思陵）驾崩，北方（金国）派人来吊唁，京镗（字仲远）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的身份充任报谢使，步军司计议官刘端仁担任副使。京镗到达汴京，北方人依例设宴款待，京镗推辞不要乐舞，对方不答应，双方相持了十天，最终撤去乐舞他才赴宴。皇上非常器重他。等他回朝后，皇上告诉大臣说："京镗此次表现的节操值得嘉奖，平常人大多说气节大义要遇到事情才能显现出来。"等到呈报为他升迁官阶时，皇上说："京镗不辱使命值得嘉奖，应当升迁两级官阶。"刘端仁也比照周子充等人的先例，有人说："不必问要升迁多少官阶，全凭圣上意思擢升就是了。"皇上说："只依照惯例升官，同时给予擢升。"皇上又说："这件事完全是京镗一人之功，如果说刘端仁是所谓借他人以成就自己功业的人，那么京镗就是自荐的毛遂。"京镗被除授为侍从官，刘端仁也应当稍加褒奖，可以让枢密院拟定授予环卫官之职。于是下诏说京镗奉命出使、坚持礼节值得嘉许，任命他为朝请郎、权工部侍郎，刘端仁为修武郎、左骁骑郎将，而武经大夫、畿内第二将、国信所通事田愿也升迁为武节大夫。这是十五年六月壬辰日的事。四十天后，蜀地帅臣赵子直因病请求离任，皇上告诉大臣说："（赵）汝愚已被召回朝廷任职，京镗为人杰出，可以除授待制，出任四川帅臣。"赵子直听说后，对人说："京镗名望轻、资历浅，怎么能够担当这个方面的重任？"两人因此产生嫌隙。京镗当时的表现就是如此。

　　张通古能诗聪慧

北方（金国）人张通古，绍兴八年以行台侍郎的身份出使宋朝。张通古颇能作诗，他返回时，燕地人周归正（字襟）与他是旧交，上奏请求护送他到边境。张通古走到安丰时，写诗赠别，说："良人轻一别，奄忽易春秋。明月望不见，白云徒自愁。征鸿悲北渡，江水奈东流。防话知何日，如今已白头。"张通古生性聪慧，秦桧曾经把胡铨（邦衡）的上疏拿给他看，他一看就能背诵出来。

　　奉使入北境车子数

按旧例，南朝使者进入金国境内，金国会派遣伴使前来迎接。正副使以下直到三节从人，都是骑马而行。后来因为南方人不习惯骑他们的马，就增添了车子，供使者往返乘坐。副使各配一辆车，上节、中节各配四辆车，下节三十二人共配五辆车。每辆车用十几匹马或骡拉曳。又征发白军四百人护送。所经过的县，县令都到边境迎接。到了开封，就赐御宴。到了真定，又赐一次御宴。一般的使者到燕京，就寓居在来远驿；如果是普通往来的使者，就住在宁远驿。

　　爱王之叛

爱王是葛王的孙子。当初金世

译宗（允恭之父）早逝，葛王喜爱他的兄长越王，想立越王为继承人，后来没有实现。金主（章宗）立了爱王，爱王却图谋反叛，被他的岳父布萨琦告发。事情败露后，就以到防宁府放牧为名，占据上京反叛。这是明昌六年三月丁酉日的事。金主三次征召他，他都不肯前来，于是他联合契丹、鞑靼、防（辖？）等部族一同反叛，攻取了慈州、岳州等地。当时越王在咸平，契丹向金人发布檄文，请求立越王为帝。金主把爱王迁徙到庆阳。五月丁酉日，赐爱王自尽，诛杀他的家人八十余人，只有越王幸免。这件事到如今仍是金国的隐患。布萨琦就是承安四年前来祝贺本朝皇帝生辰的那个人【明昌六年，即本朝庆元元年。承安年间来祝贺生辰，本书是庆元六年写成的。后来过了几年才有记录金国之事的人，说允恭之子爱王被称作鄗王。按：允恭是原王（金世宗）之父，淳熙十六年三月，密札下达沿边各州，避讳允恭之名讳非常详细周密。至于说他是鄗王，实在是很大的错误】。

　　建炎杂记乙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建炎杂记乙集卷十四

　　宋　李心传　撰

　　杂事二

　　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武穆）的死，王明清（仲元）的《挥麈录》记载王俊告变的情状十分详细，并且说曾经得到过完整的案卷。看这段记载，王仲言的父亲曾任尚书郎，向大理寺询问此事，得知张俊、韩世忠两家因争配享太庙时，张俊家出钱行贿，取走了原来的案卷藏起来，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我曾经得到当时朝廷发下的处理文书，考察其中定罪的言辞，都是当时罗织构陷、刻意曲解文意的说辞，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过如此而已，那么岳飞的冤屈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把它抄录在后面：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呈状，依照尚书省劄子，张俊上奏称，张宪供出为收买岳飞而收藏的文字，后来图谋反叛，宣抚司已有供词呈报，奉圣旨就在大理寺设置官署审讯，并上奏结果。现审讯查明：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高阳关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御前军都统制、权副都统节制鄂州军马张宪，僧人泽一，右朝议大夫、直秘阁、添差广南东路安抚司参议官于鹏，右朝散郎、添差通判兴化军孙革，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提举醴泉观岳云，省荫人智浃，承节郎、进奏官王处仁，从议郎、新授福州专管巡捉私盐蒋世雄，以及经审讯查明证据的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岳飞所犯罪行如下：岳飞因探得金人侵犯淮南的消息前后共十五次，才受到皇帝亲笔诏令指挥策应布置战事，却坐视胜负、按兵不动，又拖延不肯进兵，并且因董先、张宪问张俊军队情况如何，说道"都打败仗回去了"，便是指斥皇帝；又问张宪、董先说"你们只率领一万人已经全部丧失了"，以及在被解除兵权后，又让孙革写信给张宪，让他另作打算安排，写完又叫烧毁；又让张宪虚报四太子（金兀术）大军前来侵犯长江上游，此后张宪便与人商议等到反叛之后占据襄阳、把守长江渡口，扣留金国来往的官船和私船；后来又多次让孙革向朝廷奏报不实情况，以及审讯时作虚假供述等罪。除了罪行较轻及指斥皇帝、情节严重者应判斩刑之外，其余罪行较重的依法应处以斩刑，按律有"临阵征讨延误期限三日以上者斩"的条文，岳飞应依斩刑，因是私罪应加重，改判重杖处死。审查详情：岳飞坐拥重兵，在两军相持未解之时，先后十五次接到御笔差遣中使督促进兵，却拖延不进；并且在此期间，多次当着张宪、董先的面指斥皇帝，情节十分严重；又诋毁张宪、董先说张俊、韩世忠的军队全都溃败；又写信给张宪，让他另作打算安排，导致张宪打算谋反据守襄阳等地图谋不轨，实属情节深重之罪。按律"罪人情重法轻，应上奏裁决"，张宪因收受岳飞的书信，让他另作打算安排，因此张宪图谋反叛，想要率兵占据襄阳，投降金国，因王俊不肯顺从，才有了不轨图谋的言语，并且明知岳飞指斥皇帝、情节严重却不举报，反而依从岳飞的意思虚假申报无粮无法进兵，以及依照于鹏的书信按岳飞的意思，谎称探报不实并作虚假供述，除罪行较轻外，按律谋反应处绞刑，其张宪应依绞刑，因系私罪加重，改判重杖处死，仍应依例追缴任官以来的告身敕文，予以除名，本人所犯私罪绞刑一节等候核实后另行处置。

岳云因写谘目给张宪，说可以与心腹兵官商议安排，因此导致张宪谋反，除罪行较轻及次等外，按律敕文规定"传报朝廷机密事，流放三千里，配役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