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杂记乙集卷十五

译例。

　　权提举编修玉牒

"权提举编修玉牒"这一官职，是从乾道元年钱端礼（处和）开始设置的。按旧例，玉牒是由首相兼领的。绍兴十二年，朝廷刚恢复玉牒所，十分重视此事。当时已经由秦桧（防之）兼任提举，绍兴十四年五月，又命执政官程克俊（元吁）一同兼领，这并非正常的制度。此后如果宰相府出现空缺，就由首席参知政事兼领，仍旧加"权"字。淳熙十五年五月，王淮（丞相）离职，周必大（益公）以右相身份兼领此职，当时敕令所刚刚裁撤，而首席参知政事留正（仲至）没有兼领的机构可依附。周必大就上奏请求让留正暂任提举玉牒，朝廷答应了。宰相在位而由执政官暂时兼领玉牒事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权监修国史

"权监修国史"这一官职，也是从钱端礼（处和）开始设置的。当时是隆兴二年十二月，汤思退（进之）离职，陈康伯（长卿）尚未到任，所以由执政官暂时兼领此职。此后曾怀（令之）、郑闻（仲一）、姚宪（令则）、蔡洸（梦锡）、龚茂良（实之）、李彦颖（秀叔）、范成大（致能）、赵雄（温叔）都沿用了这一先例。淳熙五年十一月，赵雄（温叔）任右丞相兼提举国史院，钱良臣（景魏）代任监修国史。这次内批任命没有加"权"字，钱良臣在辞免奏疏中说："丞相兼领此职，只是加一个承摄之名，如今我却冒然被正式授予，实在有违近例。"周必大（益公）当时在翰林院任职，负责草拟诏书，援引旧例，请求给钱良臣加"权"字，得到批准。大概是当时负责起草诏书的人偶尔没有查核清楚，所以钱良臣才因此产生疑问。此后一般都要加"权"字。

　　权提举国史院

"权提举国史院"这一官职，是从乾道元年三月虞允文（并甫）开始设置的。当时因为宰相之位空缺，所以他与钱端礼（处和）分别兼领两个史院。此后魏杞（南老）、李彦颖（秀叔）、施师点（圣与）都是以执政官的身份在宰相之位空缺时暂时兼领此职。魏杞（南老）很快就升任宰相，去掉了"权"字；李彦颖（秀叔）、施师点（圣与）都是因为被任命为宰相而免去兼领此职的——"监修国史"这个职衔，是指负责编修日历；"提举国史院"，则是指负责编修正史。绍兴年间，秦桧（防之）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兼提……

（原文至此中断，后续内容未见。）

译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同时任命沈守约、万俟元忠二人为宰相，才开始分别兼领国史院、日历所。当时左相兼领日历，右相兼领史院。如果只任命一位宰相，就由参知政事暂代提举国史，这样已经沿袭了好些年。乾道九年十月，曾钦道以右丞相身份提举国史院，而郑仲一以参知政事暂代监修国史、日历，这是沿袭旧例以史院之职授予宰相，而并非把史院之职看得多重要。从此以后，凡是同时设置二位宰相，就恢复旧制，以监修国史授予首相；如果只设置一位宰相，就由宰相兼领史院。所谓监修国史，则由首席参知政事暂代兼领，一直到现在便成了固定的制度。

译权提举实录院

担任"权提举实录院"一职的，从乾道二年十二月魏南老开始担任；此后李秀叔也担任过这个职务，都是因为没有宰相的缘故。绍兴以后，设置两位宰相，就由右相兼领实录院；如果没有次辅，就由执政官暂代。

庶官除同修国史

"同修国史"一职，按照旧例从来没有以庶官（普通官员）担任的。隆兴初年，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的身份，才开始特命他担任此职。乾道二年冬天，洪景卢也以起居舍人兼同修国史，是沿用这个先例。四月，胡长文从右司调任起居舍人，第二年有旨意要给他升官，长文援引旧例极力推辞，于是仍命他兼任编修官如旧。从赵温叔以后，再没有兼任同修国史的了。

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

"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这两个职务，从淳熙三年正月李文简开始设立，按照旧例修史，修撰都由侍从官担任。只有胡邦衡曾以起居郎兼任同修撰，此后没有继任者。到了这时，文简再次回朝，任秘书监，皇上想把修史之事交给他，所以特命他担任此职。两个月后，他升任礼部侍郎，于是去掉了"权"字。嘉泰以后，陆务观、李季章都相继担任此职。近来的制度，修撰、同修撰合计只设四员，检讨设六员。嘉定二年十二月，曾君锡从起居郎兼检讨官被授予权侍郎，本应升官，但员额已经超出，于是降为"权"字，以检讨官系衔，等有空缺时再升官。侍从官担任史官检讨，是从这时开始的。

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

"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都是从崔大雅（字敦诗）开始的。按照旧例，直院一职必须由侍从官或左右史担任。其间，沈虚中以少司之职、莫子济、王经伯、王季海以宗正、太常少卿的身份兼权直院，都是特殊的任命。乾道九年十二月，孝宗最初任命大雅以秘书省正字兼翰林权直。过了一年，因服丧离职。淳熙五年九月，又下诏任命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当时议论认为，翰林本是书艺应奉之人所居的职位，并非专指词臣，于是改为兼学士院权直。从此，葛楚甫、赵大本、熊子复都以学士院权直为名。十六年正月，倪正甫才又恢复兼翰林权直的名称。绍熙以后，有的称学士院，有的称翰林，并不固定。

直舍人院

"直舍人院"这个职务，祖宗时期就有了。官制改革推行后，中书舍人成为宰相属官，称为后省，所以以其他官职兼摄此事的人，只能称为"权舍人"而已。嘉泰四年，李季章以宗正少卿的身份被任命权中书舍人，但"中"字触犯祖讳，季章推辞。除了正式任命文书之外，用"权直舍人院"系衔，季章才接受任命。不知道舍人院这个名称废止已久，大概是大臣们在讨论时疏忽了。

侍立修注官

"侍立修注官"这一职务，从罗春伯开始设立。祖宗时期，以起居舍人作为寄禄官，而另外委派其他官员负责这件事，称为"同修起居注"。官制改革推行后，又恢复为郎、舍人之职。淳熙十五年十月，春伯从户部员外郎被任命为右史，因避讳曾祖名讳，于是改任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此后，如果两史（左右史）出现空缺，就降级任命某人权侍立官，这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

庶官兼侍讲

侍讲一职自从不再由学士兼任后，品秩只有正七品，但通常都由侍从官兼任。绍兴五年闰二月，范元长以宗正卿、朱子发以秘书少监的身份，一并兼任此职，这都是特殊任命。乾道六年十一月，张敬夫才又以吏部员外郎兼侍讲，中兴以后，以庶官兼任侍讲的，只有这三人。至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张扶以国子祭酒的身份，隆兴二年八月王宣子以检正的身份，乾道七年九月林景度以宗正卿的身份进入经筵，也兼任侍讲，这大概是因为张扶本来就以言官身份兼任说书，就着升他的品秩；王宣子当时代理户部事务；林景度本

译应担任右史，并且有张敬夫的旧例，所以稍加优待，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近年来，陈正仲、朱仲文以谏官身份兼侍讲，后来升任太常少卿，仍然继续担任，这是沿用胡邦衡的旧例。其余庶官，就没有再兼任的了。

祖宗时台谏不兼经筵

祖宗时期，台谏官按惯例不兼任经筵讲读之职，是因为宰执大臣参与经筵时，要避嫌。神宗任用吕正献时，也只是命他有时前往讲筵，去除了学士的职衔。中兴以后，尚书王賔担任御史中丞，建议恢复开设经筵，于是被任命兼侍讲。此后十五年间，继任的只有王唐公、徐师川两人，都是出自皇上的意思。绍兴十二年春，御史中丞万俟卨、谏议大夫罗擑都兼任讲读，这是因为秦桧（楚材）当时已经兼任说书，便于传达。此后相继效仿，每次任命言官，必定兼任经筵之职。秦桧死后就废止了这种兼任【从二十五年十月到三十二年，台丞谏长兼经筵的只有三人】。庆元以后，御史中丞、谏议大夫以及副端（侍御史）、正言、司谏以上官员，没有不参与经筵的。没能兼任的，只有张伯子、李景和两人。

非台丞谏长而兼侍讲

正言兼说书自巫端明（伋）开始，副端兼说书自余端明（尧弼）开始，察官兼说书自陈少卿（虁）开始。绍兴二十五年春，殿中侍御史董徳元、正言王珉一并兼任侍讲，不是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号，又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有的仍旧兼任说书，台官从尹穯（隆兴二年五月）、谏官从〇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以后，都以侍讲为称号，不再兼任说书了。

修注官以史院易经筵非故典

自从朱子发以后，修注官大多能够兼任侍讲。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从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被任命为起居郎。这年闰十二月，邓伯允从右正言兼侍讲被任命为起居舍人。林伯玉改为兼权刑部侍郎，邓伯允改为兼史馆编修检讨官，这确实不是旧有的制度。开禧元年八月，娄彦开从言官改任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也是以史院代替经筵，于是成为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从司谏改任太常少卿兼讲官，仍照旧例，是因为他兼任权史官侍郎的缘故。十一月，王简卿离开谏院担任左史，仍兼任崇政殿说书，谏官仍然认为不可以，罢免了这个兼职。嘉定元年春，黄伯庸从右正言兼侍讲被任命为起居舍人，仍兼任讲官如旧，才符合旧有制度【自从渡江以后，只有枢密院王论以右史兼任说书，其他人没有能与此相比的】。

博士正字兼说书

崇政殿说书渡江以后，自尹彦明开始。彦明最初以秘书郎兼任此职，后来大多以卿、监级的官员或监察官担任。中间王龟龄、范致能、王与正都是以郎官兼任，也是特殊的任命。至于绍兴年间陈少南以国子博士兼说书，乾道末年崔大雅以秘书省正字兼说书，这些都是本朝以前所没有过的。

非科目而兼讲读者或滥吹

中兴以后，不是通过科举出身而担任侍讲侍读的，自徐师川开始。此后，陈防叟、苏仲虎、孙太冲、尹少稷、王能甫、姚令则、苏季真相继担任。议论的人认为这也都难免有滥竽充数之嫌。至于钱处和、伯同父子，则弟弟是因为担任执政官而兼职，与其他人不能相比。

太常除卿

太常卿是正四品官，自元丰改革官制以后，一直空缺不授。嘉泰三年十一月，陈正仲从江西提点刑狱被召入朝，任命为太常卿，谢恩那天，赐予三品官服，这不是常规制度。没过几天，改任权兵部侍郎，怀疑是大臣们讨论时有所疏漏，所以急忙改任。

馆阁校理

馆阁校理一职在改革官制之前就有了。嘉定初年，留舍人（元刚）被召来考试，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元刚是留仲至的孙子。因避祖父名

译讳而推辞，于是命他以"权馆阁校理"系衔。这也是元丰以来所没有过的。

宰相兼东宫三少

东宫三少（少师、少傅、少保）在祖宗时期是散职，前任宰相和执政官告老退休时，按惯例能够得到这个头衔。仁宗还在东宫时，李文定公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兼任宾客，等到升任宰相之位，就晋升兼任少傅，这是宰相兼任东宫官属的开始。天禧末年，皇太子一同听政，于是任命首相丁谓兼任少师，枢密使曹利用兼任少保，而参知政事、枢密院的众官员都兼任宾客。此后神宗、钦宗、孝宗、光宗在东宫时，都不再设置这个官职。开禧三年十一月，韩侂胄被诛杀以后，同知枢密院史（弥远）从詹事进入枢密院，于是晋升兼任宾客。不久太子侍立朝政，于是任命丞相钱（象祖）兼任太子少傅。第二年一并设置两位宰相，左相改兼少师，右相兼少傅。没多久右相遭遇父母之丧，左相也离职。又过了一年，右相服丧期满起复，于是晋升兼任少师。

东宫讲官

东宫讲官这个职务，过去没有设置过。嘉定乙巳年春天，侍讲徐文子（少卿）去接伴北方来使，于是命馆职官刘仲则暂时兼代此职。仲则名榘，是莆田人，当时任著作郎。

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一职在渡江以前就有，绍兴、乾道年间都没有设置，嘉定初年才开始设置。在王元实免去舍人一职后，由馆职官任伯起兼任。庆元年间的制度规定，太子舍人和中书舍人都是从七品，但中书舍人的地位又在太子舍人之上。不过按照旧例，也曾经授过这个官职。

皇太子宫小学教授

皇太子宫小学教授一职过去没有设置过。绍兴三十年，孝宗当时是建王，命王〇龄以校书郎兼任小学教授，因为当时光宗与庄文太子、魏惠宪王都在就学，所以设置此职。淳熙七年，当今皇上（宁宗）当时是英国公，十三岁，还没有就学，那年正月，大理正王尚之当面奏对，请求依照旧例选择儒臣担任东宫小学教授，于是任命杨嗣勲兼任【皇上命宰相仔细挑选人选，赵丞相说，杨甫为人儒雅谦逊，操守十分端正，于是任命了他；接任他的，是刘徳修】。

资善堂翊善赞读

资善堂翊善、赞读，绍兴五年六月初次设置，用以任命朱子（震）。接着任命范元长，当时孝宗以建国公的身份就学，所以如此。此后孝宗出阁另立府第，而信王年幼，也命近臣相继担任此职。开禧元年七月，皇子刚被封为荣王，任命程少逸以左史兼侍读。少逸因避祖讳推辞，于是命军器监赵子中兼任。之所以不称王府官，而以资善堂系衔，是因为皇子还没有出阁的缘故。子中是江阴人，名梦极。嘉定初年在给事中任上去世。

资善堂直讲

资善堂直讲，绍兴年间没有设置。开禧元年七月初次设置，任命邹景初担任，那时皇子还没有封王。景初以著作郎兼小学教授，所以就顺带任用了他。

资善堂小学教授

资善堂小学教授这个职务，过去没有设置过。庆元六年四月，才开始任命萧国博（景伯）担任。当时东宫刚被封为卫国公，还没有正式确立名分的缘故。按照旧制，资善堂的官员称为翊善，如果是皇孙，就称为皇太子宫小学教授。到这时两种称呼一并参用。景伯名逵，是新喻人。父亲萧燧，淳熙年间任执政。景伯在淳熙十四年殿试中位列第四名。庆元四年冬被任命为太学博士，第二年升任国子博士。又过一年春天兼任实录院检讨官，于是成为学官中的佼佼者。几个月后被任命为秘书郎，不到几年就连续升迁到礼部尚书。

资善堂说书

资善堂说书这个职务，开禧元年七月初次设置，用以任命张声道。当时太子刚开始就学，谏议大夫李伯珍建议增

译设讲官，援用嘉祐年间的旧例，以"说书"为名，得到批准。但是嘉祐年间，英宗当时只被授予防御使，所以那时的官僚是以"皇子位伴读说书"为称号。自从绍兴初年，已经设置资善堂翊善赞读，此后王府又设置直讲官隶属其下，名称已经很完备了。到这时却沿用了这个旧名称，大概是李伯珍讨论时有所疏漏。

皇子位说书

皇子位说书。绍兴三十二年八月设置，任命吏部员外郎何甫、司封员外郎陈良佐、光禄寺丞唐尧盖担任。当时庄文太子、魏惠宪王、光宗皇帝都以正任身份奉朝请，是援用嘉祐年间的旧例。九月，三位皇子都被封王，于是设置直讲、赞读，恢复旧制。

王府翊善

王府翊善一职，从建国之初就有，品秩也不算很高。如今庆元年间的法令定为从七品，班次排在翰林、良医之下，是庶官之职。孝宗最初就学时，范元长以待制的身份兼任资善堂翊善，从此以后大都由侍从官担任。此后亲王府不再单独设置此官，只是以朝士兼任赞读、直讲而已。淳熙末年，当今皇上还在嘉王府邸时，留丞相（正）最初举荐任用黄文叔，从秘书郎被任命为翊善，并不是兼官，这不是常规的制度。此后文叔升任起居舍人，历任中书舍人、给事中，都兼任翊善之职，这是以侍从官身份兼领七品的俸禄。绍熙四年夏天，文叔因论奏侍郎郑汝谐的事情，被直接任命为兵部侍郎，去除了翊善一职。文叔推辞不接受，嘉王为他向皇上请求，一个多月后，改任宝谟阁待制，仍兼任翊善，前后始终担任了六年。

王府记室参军

诸王府记室参军一职，靖康以前都设置过，有时由朝臣兼任，按第二任知州者可以理算提点刑狱资序。渡江以后不再设置，乾道初年，魏王主持藩镇事务，才一并设置了两员，位次排在各州通判之上。后来采用耿子直的申明建议，一并算作职事官，位次排在正字之下。如今庆元年间的法令，亲王府记室为从八品，位在供奉官之下、两使职官之上。但是魏王府所任用的，大多是有名望的人担任，不能和通判职官相提并论。凡是记室、长史、司马都以两年为一任【乾道七年二月己巳日下诏】。

吴益王府教授

吴益王府教授，在绍兴初年，称为亲贤宅讲书，沿用的是旧制。十二年，改称为府教授，命馆职官两员兼任。不久又并为一员。所教授的亲贤宅子弟，是南班宗室子弟。三天上一次课，每月发给汤茶钱十缗。过去是从本府的料钱中支付。淳熙年间，刘徳修担任教授，推辞不领取这笔钱。孝宗听说这件事后，于是命户部拨给。

宗学博士

宗学博士，过去是诸王府官、大小学教授的职位。至道元年，太宗准备为皇侄等设置师傅，执政大臣认为环卫官不能与亲王相比，应当有所降格，于是以"教授"为名称。咸平初年，于是命诸王府官分别担任南北宅教授。南宫是太祖、太宗诸王子孙居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睦亲宅。北宫是魏悼王子孙居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广亲宅。两宅教授最初只有六员，治平初年，因宗室人数渐渐增多，有诏令为三十岁以上的增设讲书官四员，十四岁以下的另设小学教授十二员，分别教导他们。崇宁初年，因两宫距离较远，就命令各宫分别设置大小两学，增设教授两员，不再设讲书官。五年，又改称为某宫宗子博士，地位在国子博士之上。靖康之乱后，宗学于是废止。绍兴四年，重新开始设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两员。隆兴年间精简官员，随即减去一员，从此每月初一才有一人上课，所教的只有南班宗室十几人，这些人往往已经衰老，每次教授刚任命时，每月初一、十五就到堂作一个揖就退下。嘉定九年十二月，开始重新设置宗学，把教授改称为博士，又设置宗学教谕一员，一并隶

译属宗正寺。博士的品级在太常博士之下，教谕在国子监正之上，俸禄和赏赐依照国子博士及国子正的体例执行。于是宗室中血缘疏远的子弟也都能够入学，学风渐渐兴盛可观了【不久又有旨意恢复保留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

提举太史局

提举太史局一职，绍兴五年初次设置，任命权户部侍郎薛象先担任。因为祖宗时期有提举司天监一职，像司马光、钱彦逺、沈存中、王和甫这些人，都曾经担任过。赵子直执政时，援用这个先例，此后有言官指摘这件事，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的缘故。

国用司参计官

国用司参计官这个职务，开禧二年才开始设置。乾道年间，孝宗曾经命辅臣兼管国家财用，但没有设置属官，只是在三省户房设置国用司而已。韩侂胄准备用兵，恢复了这个旧例，才以侍从官一员兼任参计官，卿监一员兼任同参计官。招募人建言兴利，又索取各路、各司、州县的年度账目而取用其中的盈余，这已经不是乾道年间设官的本意了。但是这时四川各州县、各司都没有据实上报，只有江浙各州颇受搜刮之害。韩侂胄被诛杀后，此官也随之废止。

提领拘催安边钱物所

拘催安边钱物所，是嘉定元年设置的。当时刚废止国用司，而韩侂胄以及各宦官、省吏之家的财产，都已经不多了。黄伯庸（畴若）担任殿中侍御史时，请求创立这个名目，于是命他与户部侍郎沈信叔（诜）共同主持这件事。就在御史台设立这个机构，又让一名宰相属官一同主管，还允许伯庸不受常规限制随时到堂议事。伯庸等人请求以一名卿监级官员提领安边库，以十二名朝士担任拘推官，于是张贴榜文招募人才，说明拘催的事宜，获得批准。此后到年末结算，共得到十七万缗，专门用来充作给北方敌国增加的岁币。那些田宅契券，都收藏在御史台库中，命一名台官专门负责掌管。这个机构撤销后，伯庸以下的官员都各自升官有差等。

六院官入杂压

六院官列入杂压（官员班次品级序列）这件事，甲记中已经记载过，是淳熙四年的事，虽然后来被删去，但近年又重新恢复实行。他们的班次排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学博士之上。六院官总共十二人，都可以参加转对（轮流面见皇帝奏事），但没有品级。不过六院本来是用来安置在地方任职有政绩的人担任的，所以按惯例是察官（监察御史候选人）的选拔来源【登闻检院、鼓院各设监官一员，诸司诸军粮料院各设监官一员，诸军诸司审计司设干办官各二员，官告院设主管官二员，都进奏院设监官二员】。

四提辖

"四提辖"指的是"榷货务、都茶场、杂买务、杂卖场、文思院、左藏东西库"这些机构。榷货务、茶场掌管盐、茶、香、矾以及钞引（票券）的政令。绍兴初年沿用宣和年间的旧例设置提领官，大多由原来的省吏担任。后来改用士人担任。行在（临安）、建康、镇江三处务场每年收入共计两千四百万缗【建康一千二百万，行在八百万，镇江四百万】，都由都司（尚书都省）提领，不算作户部的经费。而在建康、镇江的部分则分别隶属于总领所。开禧末年，因为总领所侵占挪用积存的钱财，才下令由经办的提领官不隶属总领所。杂买务、杂卖场，是唐代宫市制度的遗留。近来的制度，凡是宫禁所用的材料、货物、纸札，文思院的制造，和剂局的配制，都是从这里取给的。至于左藏库拨出款项、封存积蓄之数与变卖折价、争夺分配的事务，则由卖场掌管。绍兴六年才开始设置提辖官总管这些事务。文思院掌管金银犀玉工艺制作，绘画装饰的雕琢，以及舆辇、法物、器皿的使用。监官分为上下两界

译，而辖官兼管总领这些事务。左藏右库用来储藏币帛、絁绢之类，每年收入大约一百四十万端。西库用来储藏金银、钱券、丝纩之类，每年钱券收入大约两千万缗。宫禁百司、禁军、三衙的俸禄赏赐都从这里取给。监官共五人，分别掌管各自的库藏。辖官一人总领这些事务。绍兴年间，选择在计司（三司）任职过的丞、监、簿之类的官员来兼任此职。乾道七年四月才开始设置，在此之前四位辖官，外调则担任州官，内迁则担任寺监丞簿，也有经此职而任杂职监司或进入三馆的【乾道八年十二月，榷货务的王禋被任命为福建市舶司，左藏库的王揖被任命为九路铸钱司；淳熙七年三月，熊子复从文思院被任命为秘书郎】。近年来这个职位的声望渐渐降低，往往更换六院官来担任，有的外放为州郡副职，已经不能与从前相比了。

三省监门官

三省、枢密院的监门官过去由小使臣担任。嘉定六年九月，谏官郑景韶上言："既然部门用京朝官担任门吏，那么省门的事体就更加重要，于是也命曾任知县、通判资序的京朝官来担任此职。"

六部监门官

六部监门官，绍兴二年初次设置，品秩比照寺监丞。郎官若有空缺，可以兼任。内迁则担任寺监丞，或代理郎官职务。此外又设置各路总领，绍兴十年郎中吕希常，二十四年寺丞苏振，都是这样的例子。乾道以后，外调只能担任州官，内迁只能担任寺监主簿。绍兴以后，又有担任州郡副职的，这个职位的选任越来越轻了。陈勉之和给事中王诚之有旧交【诚之名信，是鹿水人】，轮流任用他的两个儿子王騊、王驎担任此职。两人都是小京官监当官。王騊因为有言官议论他资历浅，就罢免了他。等到勉之被贬谪南迁，王驎也被罢免。

六部架阁官

六部架阁官这个职务，崇宁年间开始设置，到宣和年间又重新设置，后又两度废止。绍兴三年，设立六部架阁库，十五年重新设置官员四人。旧制规定，办结的案卷在部里保存两年，然后加以整理归档收藏。又过八年，就转交给金耀门文书库保管。如今金耀门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机构，所有文书就都藏在架阁库中了。主管官员的官称叫"掌故"，选择有名望的人担任，按惯例是编修、删定学官的候选来源。近年来这个职位的地位渐渐降低，甚至有人等待多年才能补上空缺，朝廷对此感到忧虑。嘉泰末年，有规定不是官职空缺就不授予，有一名选人家住闽中，他的父亲和陈勉之有旧交。到这时进京，见了勉之，请求担任掌故一职。勉之当着众人厉声说："外面难道不知道近来规定见有空缺才授予此职，怎么能轻易得到？"众人为此感到局促不安。过了十来天，这人竟然被任命为掌故。有人怀疑他是走了门路得到的，问他，他慢慢地说："是丞相帮的忙。"有人说："丞相前几天说话那么严厉，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这人当即从座位旁边拿出一封信给他看，正是勉之的回信。信中大略说："承蒙珍贵的礼物送到，光彩照得老眼都亮了。"有人问那"珍贵礼物"是什么，他说："我是个读书人，哪来的珍玩？因为之前所请求的事没能如愿，恰好从姓王的人家店铺中看见十件粟金台盏，重达一百星，用四千缗买下献给了他而已。"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叹息着离开了【嘉定七年八月，又设置三省、枢密院架阁官】。

宫观使

宫观使自真宗时期开始设置，由现任宰执大臣兼领。等到王文贞公（旦）被罢免宰相之职后，才开始以太尉的身份领玉清昭应宫使，这是前任宰相领宫观使的开始。熙宁初年，冨文忠公（弼）以使相的身份领集禧观使，居住在洛阳，这是宫观使居住在京外的开始。渡江以后，前任宰相若在经筵任职，不论官阶

译高低大多担任宫观使，如果是其他官员，则必须官至使相以上才能得到这个职位。居住在京外的，必须官至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才能授予。淳熙年间，崇宪靖王从节度使被拜为使相，封为郡王，中书省进拟提举洞霄宫。周文忠（必大）当时负责起草制词，援引旧例，认为宗室使相在京外居住的应当得到观使一职，皇上批复照准所请。绍熙初年，赵文定以使相身份判潼川府，请求奉祠（领宫观闲职），于是被授予醴泉观使，这不是旧有的制度。开禧末年，陈勉之以特进的身份罢相，不带职名，也被授予观使，是因为当时负责起草制词的侍郎章达失于考察。第二天，李季章上奏，改为提举洞霄宫，这才符合旧有的制度。天禧以前，崇宁、大观以后，宫观使的名目很多。渡江以后，一般宫观使不再设置，而观使只有三种：前任宰相则得授醴泉观使，宗室外戚则得授万寿观使，再次一等的则得授佑神观使。宣和、政和年间，又有提辖宫观官，地位在提举之下、主管之上。如今已省去不设。

临安少尹【判官推官】

临安少尹一职，乾道七年五月设置，任用敷文阁直学士晁子正担任，因为当时东宫（太子）领临安府尹之职的缘故。晁子正被免职后，沈徳之、姚令则等人都以权侍郎的身份相继担任此职。九年五月，东宫解除了府尹之职，恢复设置知府如旧。开始设置少尹，又设置判官两员，推官三员。判官李秀叔以起居舍人的身份、刘文潜以国子司业的身份兼任推官，正式任命的则是金部员外郎，陆之望任将作少监，马希言任朝奉郎，钱佃任判官，都依照两省官奉使的规格给予俸禄，推官的位次排在知州之上，任满后可理算作知州一任的资历【五月十二日丙戌下诏】。最初规定刑狱案件都由少尹决断，皇太子只在东宫裁决重大事项。少尹每天接受民间诉状，报告太子知晓【隔日一次】，率领属官到东宫禀报事务。只有官员犯罪以及其他人流放以上的刑罚，才需要具本上报，听候东宫裁决酌定。凡是文书应当上奏的，由太子系衔，朝廷省台部则由少尹以下连同申报寺监及本路监司，一并用移牒的方式办理。旧例两位通判的职务，规定第一、第二员推官主管佥判职官的职务，第三员推官主管其余事务。不久又有规定，少尹比照知府，判官比照通判，推官比照幕职官，他们统领管辖的职分都依照侍从官的条例执行【六月二日己巳下诏】，这是采纳了太子的请求。有人说这是晁子正建议提出的，由于这个原因和刘文潜不和而被罢免。第二年，钱佃被任命为吏部郎中，又请求让三名推官分别治理三处狱讼，得到批准【九月丁亥下诏】。

宁国府明州长史司马

诸王府长史司马一职，唐代就有。本朝不设置，因为亲王不掌管实际政务的缘故。乾道七年二月，魏惠宪王出镇宣城，才开始设置宁国府长史司马。位次依照两省官奉使的规格。淳熙二年十月，迁到四明（明州），也是如此。当初议论认为长史可以像郡守一样治理百姓、举荐官吏，司马则像通判一样。于是沈度请求，本府的公事都经由长史决断处理，全部具备名件申报给魏王照准。长史、司马每五天到王府禀报一次事务，得到批准。后来批复说："亲王的话如果是这样，那么长史就是想把我置于无用之地，怎么能称得上是判宁国府事呢？"希望只委任长史、司马分别掌管财政谷物的事务，仍旧让臣自己批阅处理官吏百姓的诉状。上奏得到批准【前一道批复在七年四月壬戌日，后一道批复在四月庚辰日】。后来迁移到明州，亲王又请求设置制司使能自行举荐官吏。淳熙二年四月癸亥日，得到批准，

译并且免除按常例呈报朝廷的礼节。

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一职唐代就有，本朝不设置。绍兴初年才开始，任命席大光担任。当时大光以前任执政的身份镇守长沙，而大将王□已经先担任了制置使，所以在大光的官衔上加了个"大"字，仍然是遵循祖宗以文臣担任制帅的用意。此后李伯纪在江西，赵元镇在浙东，吕元直在浙西，都沿用这个先例。等到大光将要入蜀时，朝廷因为吴玠已经担任宣抚副使，就任命大光为成都等路安抚制置大使，地位在宣抚副使之上。大光因服丧离职，此后就不再设置这个职位了。开禧末年，江淮一带用兵，起用丘宗卿留守金陵，任留钥（留守）。宗卿曾以佥书枢密院事的身份督视军马，当时赵淳已经担任江淮制置使，于是沿用旧例，任命宗卿为江淮制置大使。后来宗卿被召回朝廷，由何自然接替他。自然最初兼任江东安抚使，不久又申请命他兼任大使，比照宗卿的先例。不久四川宣抚使被罢废，又任命安子文为制置大使兼知兴元府。朝廷议论认为子文的恩数待遇比照执政官，所以加了"大"字。在此之前，李端友、程东老、赵温叔都以前任宰执的身份知成都府，只称制置使。赵德老执政时的恩例待遇也是这样。如今另外加上"大"字，是沿用何自然的先例。按照旧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的官衔，都排在知府事之上。等到降低他们的官阶文告后，官衔却排在了下面，这也不合旧有的典章制度。

庶官结衔称安抚使

安抚使按照旧制，必须是大中大夫以上、曾经担任过侍从官的人才能担任，如果是庶官，就只能称为"主管某路安抚司公事"。隆兴年间，起居舍人马舍之（骐）兼任直学士院；淳熙年间，宗正少卿陈叔达兼任权给事中，二人外调后，马舍之以中大夫、秘阁修撰的身份镇守泸州，陈叔达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镇守洪州，都不称安抚使，这是遵循旧例。嘉定二年二月，刘徳修以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的身份镇守襄阳，等到发出官告任命时，却正式称为安抚使。徳修曾经担任起居郎，并非侍从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过他的几个儿子，也都不知道原因，就这样了。

十都统制

诸军都统制这个官职，在渡江以前也有，但还不是正式的官称。当时陕西、河东、河北三路都是由武臣中职任高、有才略的人担任马步军副都总管，遇到出师征讨时，就加授"都统制军马"的名号，类似现在的"节制军"之类，并不是有司专设的职务。建炎初年设置御营司，才开始任命刘鄜正为本司都统制，其下分为五军，各设统制官，由张俊、韩世忠等各位将领担任。苗刘之乱平定后，张、韩又改称为御前左右军都统制，就已经不隶属御营司了。绍兴初年，御营司废止，有旨意规定各大将的军队称为神武五军，各小校统领的兵力较少的，就称为神武副军，一并隶属枢密院。不久又因为"神武"是北齐高欢的谥号，于是把神武五军改为行营五护军。韩世忠的军队称左军，刘光世的称右军，张俊的称中军，王□的称前军，巨师古的称后军。此后右护军叛变投降伪齐，于是吴玠的军队才开始以"右护军"为称号。绍兴四年，吴玠升任宣抚副使。

译他的弟弟吴璘任右防军都统制。诸将中原先与吴璘等地位相当的，只有杨政、郭浩，于是任命杨政为宣抚司都统制，屯驻兴元府；郭浩为枢密院都统制，屯驻金州。十一年，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被罢去兵权，于是收编他们所统率的部队为御前诸军，而都统制的官衔都在所屯驻州（名冦）军的军额之上冠以名号，唯独川陕仍旧不变。十九年，郑仲亨被罢去宣抚副使之职，于是汉水、沔水两大将的部队依次改编为御前诸军。他们的官衔，吴璘称利州西路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杨政称利州东路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郭浩此时已经去世，所以金州没有都统制，只是以武臣兼任知州事、节制御前军马的名义入衔。到三十一年，王彦才被授任金房开达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乾道五年，王公明入蜀，奏请三位都统一并依照江上诸军随所驻劄之处系衔，以求防务体制统一。这年十月有旨意准许照办，江上从此有了京口、秣陵、武昌三支大军。绍兴末年，金人的军队向内地侵犯，杨和王请求设置江、池二军，刘太尉请求设置荆渚一军。嘉定初年，蜀地的叛乱平定之后，安观文又奏请把兴州的十军分为沔、利二军，沔州设都统制，利州设副都统制。从此天下就有了十位都统了（荆鄂是一军，但正帅驻在鄂州，副帅驻在襄阳，这是淳熙年间新定的防务制度）。

译示禁止异服的渐进做法】。虞公不高兴地说："近来已经把鞋改回靴子，如今又要改丞相的名号，这跟外国还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金人详定官制时，已经把左右仆射改成了尚书左右丞相的缘故。有关官员知道虞公的心意，没有急着上奏。到八年正月戊寅日，才只是罗列历代宰相的官称，申报尚书省。宫中随即听说此事，第二天就派宦官到学士院详细询问情况。学士周子充（周必大）就此事上奏。二十天后，御笔批付学士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