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杂记乙集卷三

译祥以中书舍人身份随行，被辟召为都督府参赞军事。张浚入朝辞行时拜见太上皇，两人讨论国事很久，太上皇于是问道：“张孝祥恐怕不懂军事吧。”这是因为张孝祥是个儒生，出仕较晚，不熟悉军旅事务，所以如此。于是张孝祥不久也被罢黜。乾道元年夏，洪适（景伯）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入朝拜谢太上皇，太上皇说：“皇上商议用你，我认为侍从官中没有超过你的。况且你父亲精忠报国，古今罕见。当初想要提拔重用，却被秦桧阻挠，如今你们兄弟相继入朝辅政，这是天意的回报啊。”乾道三年夏，虞允文（雍公）担任知枢密院事，太上皇说：“听说儿子极力称赞你。”曾怀（温叔）奏道：“陛下真可谓为天下得到了人才。”太上皇说：“我在位三十年，没有别的过人之处，自认为晚年在用人这一点上还算差强人意。”绍兴四年春，枢密院有空缺，孝宗想任用赵忠定（赵汝愚），已经下达任命了，却有官员进言说高宗的圣训中曾说不用宗室担任宰相执政。孝宗为此向太上皇（高宗）请示，于是命令宰执召来当值的学士传达皇上的旨意，说高宗的圣训本来是用来挫败秦桧的奸谋的，所以答诏中有这样的话：“至于绍兴年间的旧例，是因为有特殊情况才这样说的。”况且我们太上皇的这番咨询商议之意，是想要向大众宣告，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时大臣谢恩的很多都得不到召见，太上皇想要见赵忠定，于是借着葛邲（楚辅）、胡晋臣（子远）、陈骙（晋叔）入朝谢恩的机会，接连宣召引见。二十多天后，赵忠定才得以入朝谢恩。太上皇说：“你以宗室中的贤能之人担任执政，这是国家的盛事。你在四川时所进呈的奏议非常好，我常常阅读这本书，可以和《资治通鉴》并列【这里指的是《续通鉴》】。从壬午年到如今癸丑年三十多年间，大臣能听到两宫圣训的人很多，如今姑且记下我所听到的这些，以留给后世。”

孝宗与近臣论德仁功利

乾道辛卯年八月六日戊申，皇上召见吏部侍郎王之奇（能甫）、太子詹事陈良翰（邦彦）、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周必大（子充），一同在选德殿奏对，赐座，从容询问治国之道。过了很久，从袖中拿出一份御笔，开头引用魏征回答唐太宗关于德、仁、功、利的问题，接着又在后面写道：“朕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年，功业还未能有所成就，至于安养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当今的紧要之务。朕未尝不把这作为治国的良策，但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好是坏，也常常苦于自己不能判断。你们各自尽量陈述这些做法是否恰当，凡有不足之处，都要如实说出，不要隐瞒。至于仁德，那是帝王的崇高境界，朕也不敢自居，只是把魏征的话当作借鉴罢了。”王之奇等人退下后到政事堂，把所受的御笔给宰相执政看。八天后丙辰日，后殿奏事，皇上拿这个问题问大臣，右相虞允文一并上奏说：“这四者应当兼修并用，但仁德的责任在于自己，功利的责任在于用人，也不可不加以考察。”于是陈良翰退朝后上奏说：“仁德，是治国的根本；功利，是治国的效果。有大作为的君主，致力于根本，效果自然会到来，没有不重根本而能有其效果的。陛下阅览古代的事情，亲自动笔御批，深切地询问微臣，来探求今日尚未做到的地方，这实在是尧舜之心啊。臣岂敢无言以对。臣私下观察陛下想要顺应天意，可是近年以来，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几千里之间，流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这说明顺应天意方面还有不足之处。陛下想要笼络民心，可是营造军营屋舍，使百姓生活无着，冻饿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这说明笼络民心方面还有不足之处。陛下想要任用贤能，可是张栻一句进言就立即被外放，正直之气被压抑而不能伸张，这说明任用贤能方面还有不足之处。陛下想要斥退小人，可是龙大渊刚刚被逐出，接着龙大渊适时被罢免，韩玉又得到进用，这说明斥退小人方面还有不足

译之处。至于想要选择将帅，可是内外各军将领克扣士卒军饷，专门结党营私，不整顿军政；想要防备军情，却移防江淮，措置失当，使老弱士兵狼狈失所；想要选择监司官员，却把刑罚方面的重任交给武将；想要让官吏久任其职，却常常到任才十来天就更换。以上这八件事，只要有一件没有做到，就会对陛下的深仁厚德造成损害。臣恐怕功利方面还难以达成。希望陛下不要以为仁德难以做到，就忘记了为治国的根本；也不要以为功利容易达成，就急于求成。恭敬地敬奉天意，用哀怜恻隐之心来笼络民心，任用君子，一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斥退小人，一定要断绝他们的根基。广泛搜求有智谋的人才，来掌管边防军权；培养造就勇武之士，来振奋三军的士气。罢黜不称职的监司官员，重申官吏久任的良好制度。这样自然仁德昭著，功业显赫，将能与唐尧虞舜相媲美，而唐太宗的事业相比之下就不足称道了。”周必大的奏疏，讲的是练兵以图恢复中原，但用将的方法还未尽善；选拔人才守卫郡国，但责求实效的方法还未做到。又指出江池地区的大将、两浙的郡守多次更换的问题。四天后庚申日，皇上又派中使拿着三位侍从官的奏疏给宰相执政看【王之奇所奏的内容未见记载】。虞允文再次上奏说：“如今最紧要的事，没有比选择宰相更迫切的了。一定要在还未任用之前就选定好人选，任用之后就要信任他，不能让承担政务重任的人意见分歧成为两派，这样是非自然可以判定，利害自然可以分明，轻重相争的局面就不会出现，是非混淆、以毁誉乱真的祸患也不会发生。德、仁、功、利的运用，依次施行，天下万事自然会没有治理不好的了。”因为陈良翰所对答的内容，都是指出当时政治的缺失，所以虞允文才有这番话。刘珙当时任礼部尚书，皇上也曾就此事询问他，但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规谏之言。陈良翰不久以脚疾请求离职，那年冬天十二月，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在外任宫观官。第二年春二月，王之奇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以上就是这些。

孝宗论不宜有清议【龚茂良、沈枢、周必大论奏附】

淳熙乙未年夏五月十五日庚寅，有旨定于次日在观政堂设曲宴款待宰相执政。辛卯日，因为下雨改在澄碧轩中设宴。皇上对大臣说：“朝廷用人，只应该论他贤与不贤，不应当有朋党之分。像唐代的牛党、李党，双方互相攻击，四十年不能化解，都是因为君主耳目不明所导致的。唐文宗曾说：铲除河北的叛贼容易，铲除朝中的朋党难。朕常常笑他这话。做君主的人，只要秉持公是公非，哪里会有朋党产生呢？”皇上重新落座后，群臣起身举杯为皇上祝寿。皇上说：“朝廷所行的事情，或对或错，自有公众的评议。近来士大夫又喜欢倡导所谓‘清议’的说法，不应该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一旦出现，恐怕会互相煽动成风，就会把趋利求功的人看作粗俗，把矫情激愤、沽名钓誉的人看作清高，渐渐发展下去，就会像东汉杜乔那一类人一样，酿成党锢之祸，恐怕都是由此而来，怎能不引以为戒。况且如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过失，即便是平民百姓也可以议论，何必再谈什么清议呢？”龚茂良说：“天下有道，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只有公道不能在上面施行，然后才会有清议在下面出现，这是衰败时代的气象，难道是好事吗？”李椿说：“正因为有是非，所以人们才会去议论。如果朝廷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自然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皇上说：“如果在上位的人有不对的地方，那么公卿大臣应当反过来自我反省，不应当再讲什么清议。你们可以把这话记在腰间的带子上。”龚茂良说：“唐末白马之祸，祸及士大夫，才有了清流、浊流的说法。只有大中至正之道，才可以长久施行。”皇上说：“朕平日所奉行的，正是执其两端，用其中道来治理百姓。”叶衡等丞相以下都下拜。皇

译上说：“再饮一杯，你们可以把这清议的说法宣示给各位侍从官员，让大家都知道。”沈枢当时任权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随即上奏章称颂皇上的这番话，请求颁发为明诏昭示天下。皇上同意了。这是当月二十八日戊申的事。龚茂良奏道：“风俗是从朝廷传出去的，如今所得的圣训已经宣示给外朝，恐怕不必再下诏各州郡了。”六月十三日壬戌，侍讲周必大在后殿奏对时，指出执政大臣听闻有误，误把杜密说成杜乔，又说所引用的唐末清流浊流的说法与此事不相类似，请求从中删改后再颁行。不久便命令删改施行，但清流浊流的说法依然照旧未改。沈枢因此被任命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六月二日辛亥】。那年九月曾怀罢相，沈枢也因牵连隐瞒之事获罪，降三官，安置到筠州居住。

孝宗论士大夫恐有西晋之风

孝宗刚即位时，励精图治处理各项政务，对于财政这样的大计尤其用心，有时召唤户部的官吏进入宫中，核查各库的财赋出入，都要有账簿，多数亲自查看。乾道元年冬，洪适任宰相，因为呈上户部的文书，皇上说：“朕看现在监管户部的官吏，列出全年收入的项目，与全年支出相比较，还差三百万缗，如果加以调剂挪移，也是够用的。”洪适说：“臣现在正打算这样开列清楚。”皇上说：“文书就快完成了，不必再这样了。”第二年春，金部郎官吕搢被罢免，洪适上奏用何澹（逢原）来接替，皇上说：“恐怕何澹是个儒生，不肯留心钱粮方面的事务，就像吕搢问起账簿时都不知道情况一样，你们要传旨嘱咐何澹留心职事。”乾道二年秋，司农少卿出现空缺，魏杞（南夫，字子礼）上奏用莫济（子济）来担任，并说有一件事必须一并奏明，莫济曾经考中词科出身，如今掌管礼部的笺奏事务，恐怕议论的人会认为这样任用不合常规。皇上说：“中央各官署本来就不分清要和浊冗，像司农这样的职责也非常重要，从士人中选拔任用也没有妨害。”淳熙四年夏，枢密院的王淮（季海）、赵雄（温叔）在呈报政事时说淮北近来苦于蝗灾，而这一地区连年却丰收。皇上说：“今年夏天蚕麦收成很好，丝价和米价都极便宜，这非常令人高兴。”王淮等奏道：“孟子论王道，一定是从使百姓不饥不寒开始的。”皇上说：“近来的士大夫大多耻于谈论农事，其实农事是国家的根本，士大夫喜欢发高论而不务实事，却以谈论农事为耻。”王淮等奏道：“士大夫喜欢发高论，难道能超过孟子吗？孟子的话一定说：‘五亩大的宅院，种上桑树；百亩大的田地，不要耽误农时’，他游说诸侯所讲的从没有离开过这些话。”皇上说：“如今的士大夫恐怕有西晋的风气，讲什么王衍‘阿堵物’之类的话，哪里知道《周礼》讲理财，《易经》也讲理财，周公、孔子未尝不把理财当作要务。”王淮等奏道：“舍弃周公、孔子、孟子不学，反而去学王衍，士大夫中有见识的人一定不至于这样。从前崇尚虚名的风气确实太过盛行，自从陛下推行核实名实的政策以来，以自身教化臣下，近年来士人的风气为之一变，太学、国子监出身的士人出任郡守监司，无不留心财政方面的事务，往往都有能干的名声，这是圣主重视实效的成效。”皇上说：“不过近年来这种风气也稍有变化，还没有完全改过来，而且不仅仅是这一件事罢了。士大夫忌讳谈论恢复中原之事，却不知道如果自己家中有百亩田地，其中五十亩被人强占了，难道不去写状子讨要吗？士大夫对于自己家里的事情人人都很懂得处理，至于国家大事却讳莫如深。”王淮等奏道：“陛下志在大有作为，所以才如此深思远虑，臣等岂敢不竭尽忠诚之力？”皇上说：“你们见到士大夫，可以把朕这番话告诉他们。”王淮等奏道：“岂敢不广泛传布陛下的圣言。”赵雄退朝后把这些话记入《时政记》【从今

译年夏天蚕麦丰收以后，以及赵雄所进呈的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的《时政记》原文中所答对的话，内容类似赵雄的话，只是王淮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位在赵雄之上，所以这里以臣淮等的名义记录】。

原道辨改称三教论

淳熙年间，太上皇（高宗）曾写作《原道辨》，大意说三教本来相差不远，只是所施行的方式不同，到了末流，愚昧的人各执一端，才自以为是相互对立的。用佛教来修心，用道教来养生，用儒教来治世，这是可以的，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文书写成后派宦官甘昺拿去给史浩（文惠）看。史浩当时第二次被免去相位，正在经筵讲席上侍讲。史浩上奏说：“臣认为韩愈所作的（《原道》），唐代人无不敬佩信服，本朝谈论道统的人也没有贬低它的，因为它所主张的核心在于帝王传承道统，这本是万世不变的定论。推究他的用意，在于扶持世道、树立教化，所以人们不敢有异议。陛下的圣学高明，融会贯通佛道两家，使它们归附于儒家宗旨。但末章竟想要用佛教修心，用道教养生，用儒教治世，这本是想要融会贯通却反而自己制造分别了。《大学》所讲的道理，从格物致知开始，一直推及到平天下，用来修心可以，用来养生可以，用来治世也可以，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都恰当，又何必借助佛道两家的说法呢？陛下评议韩愈的这篇文章，希望陛下能斟酌修订末章的内容，那么就再好不过了。”程大昌当时以刑部侍郎侍讲经筵，也向皇上进言了同样的意见。于是把《原道辨》改称为《三教论》。

孝宗论用人择相【史浩论忠厚，岂有过分】

己亥年冬天，赵雄担任宰相，举荐刘光祖，皇上召他考试馆职。刘光祖回答策问，论述科场取士之道，呈上给皇上，皇上亲自在后面批注了数百字，大略说：“用人的弊病，君主的祸患在于缺乏识人的智慧，学问浅薄而不明道理，况且如果又选相不慎，以致有人心怀奸私、败坏纲纪、扰乱法度，等到贬黜驱逐时，已经是无法挽回的局面了，其中的道理已经说不完了。宰相不能选拔人才，每次任用一个官员，就说‘考中高第的，真是好读书人啊’，始终不考察他的才能品行。为什么本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误国的、大将战败丧师的，都不曾被诛戮呢？关键在于君主必须审慎选择宰相，宰相必须为官职选择合适的人才，在前面树立丰厚的赏赐，在后面设立严厉的惩罚，人才不出现，我是不相信的。”御笔批文一出，朝廷内外都大为震动，议论的人都认为是曾觌参与了起草。因为刘光祖是进士甲科出身，所以曾觌才有“宰相不能择人”这样的说法。有一天，皇上派曾觌拿去给史浩看，史浩上奏说：“唐虞之朝，即便是四凶那样的大恶之人，也只是被流放驱逐，而三年一次的考核制度，不过是罢黜或提升昏庸和贤明的官员罢了，从不曾有诛杀的条例。至于《甘誓》《汤誓》所说的那些话，那是为了行军作战、统率大众而设立的。诛杀大臣，那是秦汉的做法。汉代的七位帝王，可以称得上是治世的君主，但被后人视为杂用霸道，不能算作进于三代之治，这正是它的大缺点。我朝太祖皇帝，深深以‘行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为戒，因而得到天下，用仁德来治理国家，用礼节来对待臣下。历代先帝相传，到仁宗时德化达到极为醇厚的地步，以至于在朝廷之上，都以议论他人过失为耻，所以本朝的治世，唯独能与三代同风，这是祖宗留下的家法啊。而皇上圣训中却说‘过于忠厚’，做国家大事而能达到忠厚的地步，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又哪里算得上是过分呢？臣恐怕议论的人会认为陛下想要推行刻薄的政治，而把过错归咎于祖宗，这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如果一定要向外宣示，请求修改这段文字，改为一心趋于忠厚，那还差不多。”史浩为人厚重，在皇上面前进言，总是务求保全

译大局，多有裨益，这是他最为纯粹的地方。虞允文丞相也向皇上进言：“像司马光这样的宰相，恐怕不是用丰厚的奖赏、严厉的惩罚就能够胁迫劝勉得了的。”皇上有所醒悟，于是删改了那段话，召见侍从官在都堂宣示，并交付史馆保存【原本如今收藏在赵家】。

孝宗善于驾驭将领

孝宗天资英武，尤其善于驾驭将领。符离之战溃败后，大将李显忠被贬谪到潭州。之后又清查出他克扣掠夺的军资折合缗钱四十万，派遣大理寺丞一名前去督办追缴。汤思退丞相请求命令户部拘没这笔钱，皇上不允许，把这笔钱全部按比例分给各支军队，一丝一毫都没有私自占用。李显忠晚年又重新执掌骑兵，因病退休，皇上下诏在正常俸禄之外，每年再拨给他上供米三千斛。诸将当中赵樽号称最为清廉，乾道年间，赵樽卸去军职，皇上对虞允文丞相说：“赵樽平生清廉朴素，朕已经加赏赐物给他，以帮助他还乡了。”皇上对将领的褒贬抑扬大多如此，甚至在官爵的授予上也是这样。李显忠、邵宏渊攻取宿州，李显忠被破格提升为使相，邵宏渊被破格提升为节度使、检校少保。等到李显忠获罪，邵宏渊也随即被骤然降为武功大夫。当时正值皇上刚刚即位之初，而赏罚一定施行，号令严明整肃，因此各位将领都心悦诚服，佩服皇上的果断英明。

孝宗恭俭至于铜钱串子腐朽

孝宗恭谨节俭，寡少嗜欲，在位近三十年，内库和南库的收入，专门用来奉养两宫太上皇后，防备水旱灾害，这些开支都不计其数，但所积存的仍然很多。淳熙己亥年夏天，中书省提领封桩库的官员上报，到四月中旬，共管辖现钱五百三十万贯，年代久远的有腐烂断裂的数目，请求拨给整理清点的费用，用于串排整理。当时长江沿岸的积蓄也很多，而内府的银钱多到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也无法核算清点，但没有听说因此向各地征收额外的赋税。绍熙年间以后，用度渐渐扩大，权奸把持国政，擅自挑起战端，南北骚动不安，国力就此耗尽了。

孝宗力行三年丧服

太上皇（孝宗）侍奉高宗极为孝顺周到。丁未年秋天，高宗身体略感不适。到九月，病情逐渐加重。十月四日辛未，大赦天下。六日癸酉，向天地宗庙社稷祈祷。七日甲戌，下诏说太上皇帝还未能正常进膳，于是依照唐代贞观四年的典礼，从第二天起暂停临朝，宰相执政依照时间赴内殿奏事，等到高宗康复后再恢复旧制。又下诏说民间若有能医治的人，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授予节度使之职，赐钱十万贯，田地百顷。八日乙亥，早晨太上皇病情危急，皇上前往德寿宫侍奉汤药，不再回宫。挑选内侍邓从训到宰相值宿的地方，传谕大臣说所有政事都仰赖你们仔细处理，唯恐朕在忧虑烦恼中处置有所差错。这天未时，太上皇帝驾崩。皇上号哭悲痛，捶胸顿足。起初下令早晚御膳减半、只用素食，后来干脆不再进食。九日丙子，皇上仍然没有进用素膳。十一日戊寅，大殓成服，宰臣王淮等人才在素幄中见到皇上。皇上哭得悲痛难以自持。翰林学士洪迈请求高宗庙号称“祖”，皇上下诏依从。恩平郡王赵璩从远处奏请入京奔丧，而百官上表请皇上还宫，皇上不许。当时北方金国派来贺正旦生辰的使者将到，皇上想不予接见，但大臣担心金使会因此产生疑虑，于是援引明道二年三月章献明肃皇后（刘太后）去世时以日易月、小祥礼毕后二日仁宗身穿丧服接见契丹贺生辰使者的旧例，命侍从、台谏、礼官讨论此事。十三日庚辰，吏部尚书萧燧等请求依照明道年间的旧例办理。二十三日在德寿宫的素幄中接见金使，皇上准许了。十四日辛巳，皇上命中使传谕王淮等人，说不想采用以日易月的制度，而想像晋武帝、魏孝文帝那样实行三年丧服，同时又不妨碍处理朝政。未时，王淮等人在素幄中奏事，皇上呜咽流泪谕示说：“司马光《

译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很详细。”王淮等人说：“《通鉴》记载晋武帝虽然有实行三年丧的想法，但后来也只是穿深衣戴练冠而已。”皇上说：“当时群臣不能顺应成全这美好的心意，所以司马光才讥讽此事。后来晋武帝竟然还是想要实行三年之丧。”王淮等人说：“据记载他后来也没能实行。”皇上说：“从我这里开始树立新例，又有什么妨害呢？”王淮说：“临朝之时，君主身穿丧服，而群臣穿吉服，这样可以吗？”皇上说：“自然会有等级区分。”王淮等人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后奏报。退朝后，皇上批示说：“大行太上皇帝突然弃养辞世，朕应当服三年丧，群臣则自行遵照以日易月的制度，其中相应的仪制，命有关部门讨论。”又下诏山陵的一切费用都从内库拨发。右谏议大夫谢谔、殿中丞冷世光、监察御史吴博古一起上奏说：“三日之后临朝听政，虽然有本朝的典礼可以依循，但至于还宫的先例，此前是没有的。陛下今日的一举一动，将成为万世的法则，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明诏大臣，稍微推迟上表请求，与礼官再加详细商议。”皇上依从了。十五日壬午，敕令所删定礼官沈清臣上书，请求等到梓宫（灵柩）出殡那天再返回大内。又说今日的丧礼与明肃皇后的情况不同，希望能断然出于圣心决定，不接见金使，共列举了六件事。这天大臣五次上表请求皇上还宫理政，皇上批示勉强同意所请，但要等到小祥礼毕后才还宫，设素幄奏事，而金使最终没有被接见。十六日殿中省缺记录。十七日甲申，礼官颜师鲁、尤袤、郑侨议论庙号不应当称“祖”，皇上下诏交付集议所讨论。十八日乙酉，下诏百官就以日易月之礼、服丧礼仪之事各自奏闻。二十日丁亥，小祥之日，皇上仍未改换丧服，王淮等人请求皇上遵从礼制。皇上流泪说：“大恩难以报答，情理上实在不忍，等以后再商议吧。”二十一日戊子，皇上车驾还宫，身穿丧服乘辇，仪仗全用素色，军民见到的人往往为之感动流泪。皇上下诏从今以后每五天到梓宫前焚香一次。十七日甲午（应为十一月，与前文顺序略有出入），是太上皇升遐后的第二个七日，皇上前往德寿宫，从此每逢七日都是如此。这天皇上派内侍张安仁传谕宰相执政说：“将来禫祭除服举行礼仪时，应当穿吉服，而群臣要上表请求皇上御殿理政，朕认为太上皇帝升遐才过一个月，就改换吉服临朝理政，情理上实在不安，如今想要穿丧服在素幄中接见辅臣和百官。”不久礼官上奏说苴麻三年丧服实在难以在外朝施行，奏疏呈上后没有下文。二十八日乙未，王淮等人说小祥、禫祭之期已经很近了，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施行。知枢密院事施师点说：“百日之内不改服的制度实在难以推行。”正值准备正月接见金国使者，皇上说：“朕自有主张。”过了一会儿，批复说想要稍微挽救一下千余年来的弊病。宰相执政退下后，皇上批示说：“看了你们的奏疏，朕以为太上皇帝升遐至今才过一个月，将来你们请求朕改换吉服临朝，朕心中实在感到不安，朕想要穿丧服在素幄中，等到祔庙礼毕之后，再举行禫祭除服的礼仪。以日易月，是近代的权宜之制，朕之所以不忍心采用啊。你们可以和礼官折中商议后奏闻。”十一月戊戌朔，礼官颜师鲁、尤袤等人建议大祥礼毕后改穿小祥的丧服，去掉丧杖和绖带，禫祭礼毕后改穿素纱软脚折角巾、淡黄色袍、黑银带，神主袝庙礼毕后再改穿黑色幞头、黑鞋、犀带，遇到烧香时则在宫中穿丧服行礼。二十五天后除服，皇上批示把淡黄袍改为白袍。二日己亥，举行大祥礼。四日辛丑，禫祭礼毕。五日壬寅，百官上表请皇上临朝理政。六日癸卯，皇上批答不允许。八月乙巳（应为十一月），百官第三次上表，引用《尚书》康王之诰中“身着冕服出应门”等语作为依据。九日丙午，皇上下诏应允。从十八日起在内殿接见

译辅臣和上殿的班次，等到祔庙礼毕后，勉强依从所请。十一日戊申，敕令所删定礼官沈清臣再次上书，希望能坚持在内殿举行大事的礼仪，将来祔庙礼毕那天，预先颁下御笔，明确表示要坚守到底的心志，杜绝辅臣此后再上表请求，尽力保全皇上的孝道，以此垂范百官，作为四海的表率，皇上采纳了这一建议。二十三日庚申，勘查山陵的官员上奏说在徽宗陵墓的西北方找到了合适的墓穴地段。十二月二十六日癸巳，金国的贺正旦使者入朝觐见，皇上在垂拱殿东楹的素幄中接见。淳熙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即百日之期，皇上过宫（德寿宫）行焚香之礼。二十一日丁巳，皇上对辅臣说：“昨天在内殿引见洪迈时，见朕已经过了百日，还穿着粗麻丧服，因而奏事应当循序渐进，如今应当改穿黔色（黑色）丧服，就像古人墨衰的做法，头巾则用缯或用罗。朕认为用罗绢不太合适，如果用细布就可以了。”王淮等人说：“寻常士大夫服丧过了百日，头巾和衣服都用细布，出门见客则用黔布。如今陛下能行千古罕能做到的礼仪，成为万世的良法。”皇上又说：“傍晚接见值宿的官员之类应当怎样穿？”王淮等人说：“布巾、布背子就是平常的服装。”皇上认为可以。从此每次驾临延和殿，都只穿白布折上巾、白布袍、黑银带。宫中则戴布巾、穿布衫，过宫时则穿丧服、拄丧杖。二月二十一日丁亥，金国使者入朝吊唁，皇上身穿丧服在德寿宫东廊的素幄中接见，宰相执政侍从官都穿大祥时的服装，即丧服但不拄丧杖。三月十六日壬子，起灵，皇上改穿初丧时的服装。十八日甲寅，灵柩出殡。三十日丙寅，掩埋（安葬）。四月八日甲戌，皇上亲自主持虞祭，大臣说虞祭属于吉礼，应当穿靴袍。皇上说：“只穿布折上巾、黑带布袍就可以了。”十八日甲申，举行卒哭之礼。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庙。这天皇上下诏说：“朕先前颁布指挥，本想服丧三年，因为群臣屡次请求朕御殿理政、改换吉服，所以才穿布素之服在内殿处理政务，虽然祔庙之礼已经完成，也是勉强依从了众人的请求。如今考察各种典礼制度，心中实在感到不安，坚持服丧到丧期结束，才更接近古礼，希望大家体察朕的心意，不要再有所请求。”于是大臣们便不敢再进言了，因为三年守丧的制度，是出自皇上自己的决断。当时执政大臣近臣大多主张以日易月的说法，谏臣谢谔、礼官尤袤，心里知道这样不妥当却不敢把话说尽。真正赞成皇上决断的，只有敕令所的一位官员罢了。这实在是举办了千年以来被废弃的典礼，打破了当朝浅薄的议论。孝宗的庙号，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淳熙谅闇（服丧期间）罢免诞节正旦庆礼

太上皇（孝宗）服高宗之丧期间，还没有满一个月就正逢圣诞庆节，当时百官依照旧例在明庆寺为皇上祝寿，于是皇上下令僧众径直办完法事就结束，百官免去前往参加【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巳时的指挥】。三省、枢密院援引明道二年明肃皇后（刘太后）驾崩时的旧例，想要请皇上接见金国使者，但又因为皇上正在服丧期间，如果接见后再返回内宫，恐怕金使会心生疑虑，于是请求交付侍从、台谏、礼官商议。萧燧当时以吏部尚书身份首先发表意见，说如今既然已经罢免了百官为皇上祝寿的礼仪，恐怕难以再接见金国使者，如果使者一定要求朝见，请求在小祥礼后两天到德寿宫的素幄中接见，这样大致合于明道年间的旧例。大臣上呈皇上后，皇上已经同意了这个意见【十月十……（原文缺）】

译三日庚辰后两日，敕局删定官沈清臣（字正卿）上奏说：仁宗朝时曾多次派遣使者出使契丹，遇到契丹国有丧事，使者到柳河就返回了，契丹国主始终没有接见贺使。外国尚且懂得讲礼，中原难道可以不这样吗？况且陛下居丧与明肃皇后当年的情形不同，希望陛下从内心深处自行决断，不要被众人议论所牵制。皇上非常赞同，于是命令退还金国的国书和礼物，在使馆就地遣送金使返回。金使感叹而离去。

接着金国贺正旦的使者又到了，枢密院进呈奏事时，皇上问：如今正在服丧期间，礼物应当接受还是不接受？施圣与、留仲至一同上奏，请求交给礼官商议。随后礼官上言：正旦的礼物是通好的礼仪，不可接受。

郑惠叔时任起居舍人，建言说：国家有旧制典故，礼仪有常法与权变，况且金使引见是在刚到之时，至于正旦这一天，陛下亲自在大行皇帝的几筵前行礼，朝会等仪式都已停罢，这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庆贺呢？

皇上说：应当把这个意思告诉馆伴，姑且让他们坚决辞让，如果这样金使仍不听从，就只让他们把礼物陈列在殿门之外，这样在礼节上或许还算稍微顺当。

于是下诏说：如今正旦通问使专为通好而来，所以设置素色帷幄，允许他们入见。如果接受礼物，就有庆贺的嫌疑，已经命令馆伴推辞不接受。又担心金国使者援引旧例来提出请求，不知道在典礼上应当如何处置，可令礼官详细商议后奏报。

随后礼官宇文英（字子价）【兵部尚书兼权尚书】、颜师鲁（字鲁）【礼部侍郎】、尤袤（字延之）【太常少卿】、倪思（字正父）【著作郎兼权郎官】、黄元章【太常丞】、张体仁（字元善）【太常博士】上言说：自祖宗以来，虽然制度有所防范限制，但没有不引见来使的先例，也没有不接受礼物的条文。前朝各位大臣难道不知道不应当接受，但之所以不免从权处理，是因为既然已经通好，就不应当使对方产生疑虑而滋生事端。况且元日的各种仪式都已停罢，本来就没有贺礼仪式和币物，所以金使带来国书，也并非庆贺之礼。万一一定要按常礼推却而去，那就只会徒然引起纷争。礼制中本有违反常法而从权变通的做法，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臣等认为应当接受。

于是下诏在大殿东侧楹柱处设置素色帷幄，引见金国使者。皇上说："今年的圣节，如果接受各军的进奉，就有庆贺的嫌疑，应当暂时免去。"

二年，宰相王淮（字季海）说："这项钱款将近六十万缗，属于户部的年度经费。"皇上说："可以用封桩库的钱偿还户部。"【十五年正月九日乙巳】

这一年，金国的贺使应当到来，王淮已经离任。右相周必大（字子充）对此有疑虑，召礼官尤袤到都堂商议。尤袤请求退下讨论后再议，周必大将此事奏报皇上。

皇上说："与敌国交涉之事，也不能单单依靠礼官运筹谋划，这是你们的职责。去年朕的生辰，金使到来，朕正处在哀伤悲痛之中，不想接见使者，你们又拿不出主张，朕坚持不予引见。"金使听从退去，周必大惭愧谢罪而已。【七月九日癸卯】

随后，尤袤与太常卿罗点（字春伯）一同上奏，依照正旦那天的先例，在垂拱殿东侧楹柱处设淡黄色帷幄引见，并沿用绍兴三十年的旧例，将宴席移到使馆，不用音乐，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九月十四日丁卯】

节日前一天，宫内自行降下节庆规格，文武百官以及金国使者一并免去朝贺，只在东上阁门拜表问安。

十六年圣节，皇上已经移驾重华宫，百官前往宫中拜表进香，旧有的仪式都不再举行。两天后，皇帝才返回宫中。

译南北内

如今的南内和北内，本来是杭州的州治所在。绍兴初年始建为宫，罢兵之后才建造崇政、垂拱两座正殿。过了很久，又建了天章等六阁【龙图阁以下的各阁，太平时都建在大内的西边，如今这里只有一阁而已】，而寝殿仍旧不变，称作福宁殿。淳熙初年，寿皇才建造了射殿，称作选德殿。淳熙八年秋天，又把后殿的附属房舍改为别殿，取旧名称作延和殿。经历两朝，情形不过如此。至于苑中的亭台殿阁，则都是太上皇所建，寿皇也略有增添。名称可考的，仅有复古殿、损斋、观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罗本堂、隐岫、澄碧、倚桂、隐秀、碧琳堂之类，大概是得了先王使宫室简朴的用意了。德寿宫本是秦丞相的旧宅第，在大内的北边，气象华丽壮观。宫内凿了一个大池，引西湖水灌注其中，池上叠石为山，仿照飞来峰的样子。有一座楼叫聚远楼。宫苑四周环绕，分为四个区域：东边有香远、清深【梅台、竹堂】、月台、梅坡、松竹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樨】、芙蓉冈；南边有载忻【大堂是皇帝设宴的地方】、忻欣【古柏、湖石】、射防、临赋【荷花、假山】、灿锦【金林檎】、至乐【在池上】、半丈红【郁李】、清旷【木樨】、防碧【养金鱼的地方】；西边有冷泉【古梅】、文杏馆、静药【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边有绛华【罗本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盘松【这松树是在西湖边得来带回宫中的】。

垂拱崇政殿

临安府治原是旧钱王的宫殿，规模宏大，经宫人焚烧毁坏之后，已经没有存留下来的了。绍兴年间高宗南巡，便以此作为行宫，其规制十分朴素。罢兵之后才建造垂拱、崇政两座殿，其修建的规模，仅仅相当于大郡所设的官署防区那样。淳熙年间重修，也仍旧依循旧制。每座殿建屋五间，十二架，长六丈，宽八丈四尺。殿南的檐屋三间，长一丈五尺，宽也是如此。两侧的偏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做殿门的三间，六架，长二丈，宽四丈六尺。殿后附属的房舍七间，寿皇便以此作为延和殿，至今仍旧沿用。这大概就是圣人使宫室简朴而尽力于沟渠水利的用意。

东宫楼观

东宫原来是没有的，孝宗和信王还未出阁之时，只是在资善堂听讲读书。绍兴三十二年，孝宗被立为太子，才开始居住东宫，东宫在丽正门内，地方十分狭窄。庄文太子被立后，又居住在那里。庄文太子去世后，他的妃子迁出到外第居住。光宗被立为太子时，孝宗对辅臣说：「这次东宫却不须新建，朕宫中空闲不用的宫殿很多，可以搬移修整设立，因此工程劳役得以省减。」淳熙二年夏天，才创建了一座射堂，作为练习技艺的场所。园圃中还有崇光、玉渊、清赏等堂，以及凤山楼，都是休息宴游的地方。绍兴末年，曾打算将其改作泰安宫，后来却没有实行。

建炎巡幸六宫数

建炎庚戌年秋天，高宗从金陵将要前往浙西，以躲避北方金兵，于是先请隆祐太皇太后奉祖宗神主的神御前往南昌，其六宫百司也都随行。这时各项事务都还处在草创阶段，六宫加上先朝的旧人，总共不满四百人。皇太后殿中有五十二人【是哲宗朝的人】，潘贤妃的宫位有三十五人【是元懿太子的母亲】，又有周夫人的宫位二十一人【此事不详】，慕容美人的宫位十五人【也是哲宗朝的人】，张修容的宫位十六人【是英宗朝的人】。又有淑国王夫人十九人，康国萧夫人的宫位十七人，和国王夫人的宫位十六人，又嘉国朱夫人的宫位十四人，成国吴夫人的宫位十五人，又润国张夫人的宫位十九人，惠国孙夫人的宫位也是十四人，又有张直笔的宫位十八人，孙典字的宫位十五人，刘直笔的宫位有二十人，又尚服朱夫人的宫位有二十三人【以上这些夫人，都是在宫中担任职事的人】，又张才人的宫位有二十三人【即张贤妃的宫位】，总计有三百八十三人。而金兵逼近南昌时，卫尉的兵卒也都溃散了。当时皇太后仓促之间向南逃去，皇后和贤妃都是靠村夫抬轿奔逃。六宫的婢妾宦官以至于死亡散失的，也数不清了。

建炎杂记乙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建炎杂记乙集卷四

宋 李心传 撰

典礼

绍兴至庆元，臣僚论太祖东向之位【四祖庙祔】

国朝初年仿照前代的制度，

译设立亲庙四座，等到仁宗祔庙之后，太庙才齐备为七世八室。这是因为祖、宗共为一世的缘故。治平末年，英宗祔庙，于是把僖祖迁出（祧）。熙宁初年，王安石采用章惇的建议，恢复禧祖作为太庙的始祖，而把顺祖迁出。司马光、韩维等近臣都说，太祖开创大业，应当作为庙的始祖。王安石为此向皇帝进言，本朝自禧祖以上的世系已不可考知，那么禧祖有庙，与后稷、契的情形应当没有区别。韩维想把被迁出的神主奉于西夹室，王安石对此加以嘲笑。程颐先生当时还是布衣，对人谈论此事，也认为王安石的见解是对的。等到神宗祔庙时，又把翼祖迁出。元符末年，哲宗祔庙，辅臣李清臣议论说：「等到哲宗，本身不自成一世，所以没有可迁的。」崇宁初年，蔡京入相，又把哲宗当作一世，应当迁出宣祖，但宣祖是祖宗所从出的先祖，蔡京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建议依唐代制度设立九庙，恢复了翼祖之位。于是共为九世十室。绍兴初年，董弅任太常少卿，建议说太庙的世数已经齐备，而艺祖（太祖）仍居第四室，请求遵照典礼纠正庙制，遇到祫祭合祭时，太祖应居东向之位。命令侍从、台谏与礼官一同商议此事。不久学官王普又请求依照唐代兴圣庙的旧例，把被迁出的神主藏于天兴殿，赵鼎主持了这件事。绍兴六年正月，在尚书省商议此事，侍从孙近、李光、折彦质、刘大中、廖刚、晏敦复、王侯、刘宁止、胡交修、梁汝嘉、张致远、朱震、任申先，以及礼官何抡、杨晨、庄公岳、李弼直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不久，将作监丞赵涣当面奏对，又请求参照汉代太上皇立庙的旧例，另建一庙，安奉四祖，禘祭、祫祭、烝祭、尝祭都在此并行，特别祭祀。皇上很以为然，提拔赵涣为监察御史，弅为中书舍人【闰五月授予赵涣，七月授予弅】。而右谏议大夫赵霈平素与赵鼎意见不合，于是说太上皇远在他处，宗庙之事不应当专断议决，此事于是作罢。淳熙初年，赵涣的侄子赵粹中任吏部侍郎，又重申先前的建议，请求为四祖另建一庙，否则就把神主藏于天兴殿，或者藏于夹室，遇到祫祭时就在夹室之前设帷帐祭祀。于是命令礼官讨论，讨论了很久也没有上报（元年六月丙辰日）。后来尤袤、丘崈等人又相继谈及此事。此前钦宗祔庙时已经迁出翼祖，等到高宗升祔时，于是成为九世十二室。绍兴末年，孝宗升祔时，赵汝愚主持朝政，沿用先前的议论，想要一并迁出僖祖、宣祖二祖，此事下达侍从、台谏、礼官商议。于是孙逢吉首先上奏，纠正太祖东向的位次。议论者都认为可行，郑侨尤其主张此说。朱熹当时在讲席，独自向皇上进言说僖祖是皇家的始祖，不应当毁去他的庙，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朱熹的意见认为应当以僖祖为始祖，如同周代的后稷；太祖如同周代的文王；太宗如同周代的武王，与仁宗之庙都万世不迁。仁宗为昭位，英宗为穆位，与真宗的神主一并藏于西夹室。神宗为昭位，哲宗为穆位，徽宗为昭位，钦宗为穆位，高宗为昭位，孝宗为穆位。而高宗之庙也万世不迁。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么就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旧共为一世。从真宗以下到孝宗，共九世十二室。于是给事中、中书舍人楼钥、陈傅良说，还未见朱熹本人的议论究竟如何，请求把议状发出来。赵汝愚不予回复，于是把二祖的神主迁出，另在庙的西侧建立四祖殿，每年命礼官前往荐献祭祀。朱熹当时已经获罪，写信给赵汝愚说：「相公以宗室支属入朝辅佐王室，却无缘无故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