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杂记乙集卷四

译易采纳鄙人的妄议，毁拆祖宗的庙宇，来图一时的痛快。这样做很不吉祥，还想借此希望神灵降临歆享，垂佑赐福，使国运永传于无穷，这怎么可能做到呢？」当时太庙大殿已经是十二室，所以孝宗升祔之后，东边一室还空着。朱熹认为这不是祝愿延续寿命安康的用意，深不以为然，于是自己弹劾说不配担任侍从这样能进言的职位，请求追夺自己待制的官衔。奏章两次呈上，皇上下诏说次对之职授予已久，与兴建宗庙的议论最初并无关联，又不予批准。后来，光宗祔庙，于是又恢复为九世十二室。

太庙〇宝事始

自罢兵之后，太庙创设了册宝殿，凡是帝后的宝册以及郊庙所用的金玉礼器，都收藏在这里。起初命太常寺官员一人每季前往查点，但也只是稍稍查阅文书历簿而已。乾道五年春天，因为有人盗窃礼器，中书门下才上奏命令每季度提取查验清单，逐一核对足数使用，用印封锁，具报有无损失的情况上报尚书省【二月己丑日降旨】。庆元五年夏天，太常寺上奏说太庙遗失了皇后金宝二枚，命大理寺加以查办【六月庚寅日降旨】。不久太庙的卫卒到有司自首，说因为坐罪而死于狱中。原来按照旧例，册宝是由宦官领人制作的，等到盗贼把它盗去凿开出售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是铁胎，事情因此败露。此后朝廷更加谨慎地对待此事，每月派察官、礼官、中官各一人前往检视，称之为查验宝礼器。其中瑶爵、玉瓒两件器物极为精美，是民间从未见过的。其他的圭璧，大多带有水浆般的颜色。册宝之中只有昭慈圣献皇后的谥册是用象牙制成的，其余都是仿制玉器。又有徽宗皇帝的谥宝，玉色尤其温润纯粹。

钦庙配飨议

钦宗祔庙，很久都没有确定功臣配享。因为一时之间的宰相六七人，都有误国的罪责，所以没能推行此事。乾道五年冬天，正当祫祭之时，那年九月，太常少卿林粟上言：「当时的臣僚遭逢艰难之世，未能挽救国家沦丧，很少有值得称述的人。然而以身殉国，名节显着的人，也不是没有。虽然他们生前的官品，不符合配享的规格，但事变非同寻常，难以拘泥于固定的制度。请诏令侍从、台谏聚集商议。」奏章获准。林粟所陈述的，是指李若水。汪应辰当时任吏部尚书，位居侍从之首，独自认为没有可以配享的人，可以停止聚议。右侍郎曾逮对汪应辰说：「以前元祐年间，神宗没有配享的人选，朝廷依照旧例暂时塑立两位侍臣的像，这个办法可以采用。」于是汪应辰上奏：「钦宗所任用共同执政的大臣，都没有能胜任其职的。如果依照旧例，姑且凑数上报，对上不足以尊崇宗庙，对下也不足以劝勉有功之臣。确实如太常寺所说，当时殉难的臣子不止一人，如今想要让他们配享，追究其本末，权衡轻重，各有取舍，尤其不可以轻率对待重大之事。从前唐文宗、武宗都没有配享的功臣在本庙，太祖、英宗既没有御制文集，也不建阁。大凡崇奉祖宗，必须审察真实情况，必须合乎道理。如果只是徒有虚文，不过是苟且应付人情罢了。请求不必聚议此事。」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高庙配享议

洪迈最初建议高宗庙的配享人选，首先采用本朝的旧例，认为议论此事的应当出自翰林院，皇上也曾指示说文武大臣各用两人，洪迈于是就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浚四人上奏请求，请交由侍从官详细商议，皇上听从了。这是绍兴十五年三月庚戌日的事，三天后侍从官上奏议论结果，当时韩彦质因避嫌不参与议论，而兵部尚书宇文价为议论之首，于是说这四人都有名望功绩，被世人称

译道，应当如诏书所说的那样配享庙廷。参与议论的葛邲、叶谦亨、刘珙（忘记了他的字）、王之望、陈安节、李椿、谢廓然、吴芾、章徳茂、林粟、郑侨都没有提出别的议论，皇上批复同意。这一天是癸丑日。当时有见识的人多认为吕颐浩不能压服众望，应当以张浚、赵鼎两人共同配享，又认为张浚晚年附从秦桧，极力主张和议，冤杀岳飞，不应列入配享的人选，但诏书已经下达，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三天后的丙辰日，秘书少监杨万里独自上书争论此事，说如今建议此事的大臣，可以用「欺」「专」「私」三字概括：而且历代皇帝的庙有九座，庙中有配享的有八座，提出配享建议的人不止一人，而出自翰林院的只有三次，如今只举出这三次作为先例，而不顾其余的不然，这难道不是「欺」吗？以圣上的手谕所及为凭，只凭一句话就足以定下议论，这难道不是「专」吗？最后只让侍从中的几个人附和这个议论，而朝廷众臣都不得参与议论，这难道不是「私」吗？又论述张浚有五大社稷之功：促成恢复帝位一也，倡议确立储君二也，诛杀范琼以奠定国家根基三也，任用吴玠以保全蜀地四也，击退刘麟以安定江左五也。如果说张浚曾在隆兴年间为相（因失败获罪），那么赵普也曾在太宗朝为相，韩琦、曾公亮也曾在神宗朝为相，都不妨碍他们配享太祖、英宗之庙。希望参酌唐代的制度，命博士、礼官与台谏、两省、侍从以及朝中大臣共同商议此事，而由陛下斟酌决定。两天后的戊午日，辅臣上朝奏事，皇上就说臣僚上言张浚有恢复帝位的功劳，你们可以查检文册，询访核实事情的真相。皇上于是说魏国公（张浚）曾两次兵败误事，又不善于知人，但也确实有志向，可见皇上心中也认为杨万里的话不能全信。而王淮、周必大二位宰相全无进言开导，只是唯唯应付而已。十八天后（四月甲寅日），太常少卿尤袤等人也说：按祖宗的旧例，都是祔庙之后才商议配享，赵普、曹彬配食太祖，是在祔庙二十多年之后才定议的；只有王曾、吕夷简配食仁宗，是在他们去世之前就已经定下，但也必定先下诏书，才交由两制官员定议，应当用何人，而王珪等人才把曾、夷简的姓名上报，实在不敢像这次这样仓促行事。如今却在灵柩发引前一天忽然定下，而不按旧例，不聚集众议，恐怕不足以压服各位功臣子孙的心，也无法平息众多的非议，请求等祔庙礼毕之后，另择日子，交由侍从、两省、台谏、礼官以及秘书省官员聚集商议。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王安石、蔡确的言论虽然不合众心，虽然在绍圣、崇宁年间定下，最终还是在绍兴年间改正了，如今也应当反复审慎斟酌，等到议论确定之后，再奏报皇上。于是下诏未参与聚议的侍从、两省、台谏官以及太常寺、秘书省依据典礼详细商议后奏报。这是四月甲申日的事【未参与聚议的侍从是吏部侍郎颜师鲁，两省是起居郎胡晋臣以及奉使朱倬，台谏是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左补阙薛叔似、右拾遗许及之、监察御史吴博古、黄补，太常寺少卿尤袤、寺丞黄黼、博士张体仁、主簿沈揆，秘书省少监杨万里、丞谢谔、郎邓驿、著作郎倪思、黄唐、佐郎莫叔光、正字卫泾，共十八人】。六天后的庚寅日，有旨意说已定用四人，不须再议论，因为台谏说配享的议论已有明确的旨意可以施行，如今再命详议，那么各种不同的说法又将纷纷而起，甲以为可乙以为不可，更加使朝廷疑惑的缘故【这是冷世光所写的文字】。第二天辛卯日，皇上告谕大臣说：「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议。」杨万里于是说洪迈专断行事出于私心，洪迈虽然轻率，杨万里的话也未免有些浮薄。皇上又说：「安于本分，恪尽职守，才称得上正直；只有先能安分守职，然后正直才可贵。」于是二人都请求外调。十一天后，诏令洪迈以现任官职正奉大夫出任镇江府知府，杨万里以朝奉大夫出任筠州知州，这是五月壬寅日的事。此后孝宗祔庙，议论者又推举陈康伯，而魏国公张浚终究没能列入，大概只因富平、淮西、符离三次战败的缘故，却不考虑曹彬岐沟关战役，其丧师失地也不亚于

译富平和符离之败，如今却用一次过失掩盖了他的大德。原来洪迈兄弟都是汤思退的旧日门客，向来对魏国公有嫌隙，所以把恢复帝位的功劳归于吕颐浩。从前司马光配食于哲宗泰陵，是在四朝之后才定下，这是公议必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能确定的例证。如今姑且记下这段事情的原委始末，留待后人考察，以后有考究此事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参考。

光宗配享议

光宗祔庙后，应当商议配享人选。而光宗一朝历经三位宰相，其中周必大、留正在那段时期，都曾因学禁之党获罪。所以议论者想以葛邲配享，等到党禁解除后再定。嘉定元年五月，周必大的儿子朝请大夫、新任筠州知州周纶，请求以他的父亲配享庙廷。皇上下诏命两制、礼官详议。第二年，留正的孙子秘阁校理留元刚又说，他的祖父最初侍奉光宗于崇陵讲读，后来任宰相前后共六年，而周必大为相才三个月，葛邲为相也不满一年，应当以他的祖父配享。当时章颖暂任礼部尚书，于是请求两人一并配享。此事后来也没有实行。原来周必大虽是贤相，但在光宗刚受禅授之时获罪；留正虽是旧臣，但在危难之际离开朝廷。因此议论者对二人都有所不满。然而前朝如富弼、司马光，都曾在熙宁、绍圣年间获罪，却并不妨碍他们最终配享。由此看来，也不必因此而怀疑二人不宜配享。

日食奏告当伐鼓

淳熙丙申年，发生日食，是三月初一，赵雄当时任礼部尚书，接受旨意起草祭告太社的祝文，周必大因为学士院所拟祝文中有「伐鼓用牲」的字句，赵雄引《春秋》传中的说法指出其中的错误，请求予以改正，皇上听从了。周必大因此请求辞职，未获批准，因为赵雄奏章的言辞相当严厉的缘故。我曾用经书考证此事，救日食时击鼓的礼制，《周礼》起初并没有说是在哪一天，而《夏书》明确以季秋月初一为准，那么《春秋》传所说的就不对了。如今有司的制度，实际上既不击鼓，也不用牲。赵雄请求改用祝祠祭告是对的，但反而以《春秋》传作为依据，这就不对了。第二年九月初一，又发生日食，赵雄以春官侍郎（礼部侍郎）身份奉旨祭告太社，才开始上奏恢复击鼓的礼制，如同政和新仪所定。

元丰至嘉定宣圣配享议

自唐代以前，学校祭祀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后来才改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到了元丰年间，才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子一并配享，而荀子、扬雄、韩愈则列入从祀，足以弥补前代所未及之处了。蔡京执政后，又封王安石为舒王，与颜子、孟子并列，而王雱则排在扬雄、韩愈之后。此后陈瓘等人，只是改正了王安石坐像僭越的问题，却不知道三代之礼中，大享先王功臣时，都一同配享，那么塑像本来就不应当立着接受祭拜。如今不论王安石学术的乖谬悖理，仅就他坐视人主行悖逆之事这一点而言，这已是学术不纯正的过错了。靖康年间，杨时任谏议大夫，首先提出王安石不应当配享，应降为从祀。绍兴六年冬天，张浚独自执政，才采用陈公辅的建议，禁止临川（王安石）的学说。第二年春天，胡安国以祠官身份上奏，追封二程、邵雍、张载四位贤者，列入从祀，未获批复。乾道五年春天，魏掞之以布衣身份任太学录，又请求去除王安石父子的配享，而以二程从祀，陈俊卿任宰相时，对此感到为难。淳熙三年冬天，赵粹中任吏部侍郎，论王安石奸邪，请求削去其从祀之位。皇上采纳辅臣的意见，认为王安石前后的毁誉不同，他的文章成就也不可全然抹杀。当时李椿任礼部侍郎，皇上与他一同商议，想要升祔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而黜去王雱。李椿请求只取司马光、苏轼，同时一并去

译除王安石父子。皇上又想把司马光、苏轼升祔于堂上，李椿上奏称赞此举，但说如果皇上亲自酌酒献祭，那么暂时应将他们的牌位迁到别处再迎入。皇上命三省、枢密院商议此事。王淮的意见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赵汝愚说，范仲淹自以功业名重于当时，欧阳修的品行也有些瑕疵，不如只用司马光、苏轼二人；而三省的龚茂良、李彦颖都认为不可行，此事最终没有实行。过了很久，只是罢除了临川伯（王安石）、舒王雱的画像而已【四年七月癸丑日降旨】。嘉定三年，仲并任著作佐郎，转对时请求追封爵位，把二程、张载、邵雍列入从祀，也未能实行。我认为四位先生在千年之后接续了绝学，端正人心，阐明天理，即使游、夏等先贤也有所不及，比起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儒的功劳，谁的更多呢？就算让他们配享也是应当的。然而若论道统的传承，则应当将曾子、子思升祔于堂上，而姑且将四位先生以及朱熹先生列入从祀。我也老了，自忖已来不及参与朝廷的商议了，或许日后有通达此理的人能举而行之吧。

孟子庙配享从祀

自元丰以来，孟子被封为邹国公，配食于先圣孔子。而邹国公庙在兖州的邹县。政和五年春天，才下诏让乐正子克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并加封爵位。乐正子克【封为利国侯】，公孙丑【封为寿光伯】，告子不害【封为东阿伯】，孟仲子【封为新泰伯】，陈臻【封为蓬莱伯】，充虞【封为昌乐伯】，屋庐连【封为奉符伯】，徐辟【封为仙源伯】，陈代【封为沂水伯】，彭更【封为雷泽伯】，公都子【封为平阴伯】，咸丘蒙【封为须城伯】，高子【封为泗水伯】，桃应【封为胶水伯】，盆成括【封为莱阳伯】，季孙【封为丰阳伯】，子叔【封为子阳伯】。自从渡江以后，与邹鲁之地隔绝，孟子无庙可祭，其配食从祀之事，学者大多不知晓，所以特地把它列出来。

高宗四次进献尊号，朝廷大臣议论各有不同。

寿皇刚受禅登基时，命近臣聚集商议给太上皇上尊号的礼仪。吕正己（吕仁甫）任礼部侍郎，已经和宰相陈俊卿私下商定了「光尧寿圣」的尊号。等到省中聚议时，多数人认为尊号之制起于开元年间，废止于元丰年间，如今不应当恢复。也有人认为「光尧」二字近似于「神尧」（唐高祖尊号）。汪应辰（汪圣锡）当时任户部侍郎，对人说：「尧怎么可以被『光』（超越）呢？」于是台谏张震、给事中兼中书舍人金安节等十二人各自陈述所见上奏，而不写正式的议状。皇上下旨说既已上奏，就不容再拖延。五天后，金安节等人才终于都写了议状。汪应辰不久后外调，任福州知州。周必大（周子充）当时任监察御史，曾自己写了议状，认为应当以「太上德寿皇帝」为称号，但也没有最终上奏。乾道六年冬天，皇上因大礼庆典完成，下诏礼官、两省、台谏官在尚书省聚议加封太上尊号。当时右丞相虞允文已经自己在纸上写了「宪天体道」四字，议论的人只是在上面签名而已。礼官黄仲秉、刘章想用「宪德」二字，程大昌想用「明天建极」，郑闻想用「崇道备德」，都没有被采用。有人说「体道」二字是上帝的尊号，虞允文说没有妨碍，已经上奏知会过了。太上皇想用「道」字。淳熙二年秋天，下诏说来年春天举行庆寿礼，于是商议加上「性仁立德至诚无为」八字。而礼部侍郎赵雄（赵温叔）认为「无为」二字与「太上」二字相连，有些犯忌讳，请求改为「明文焕武」。后来又改作「无为至诚」，又改作「成武焕文」。这样的议论前后经过二十天，才定下用「性仁立德无为全

译美」八字。参知政事龚茂良以下的人仍然不以为然，丞相叶衡主张此说，众人也没有能反驳的。两个月后，叶衡罢相，龚茂良召来学士王淮、直学士院周必大共同商议，于是定为「性仁诚德经武纬文」。淳熙十二年（乙巳年）又将举行庆寿礼，王淮当时任宰相，反复商议了很久，才得出「绍业兴统」四字。当时眉州人朱时敏（朱师古）任太常少卿，王淮与他交好。朱时敏将要入省议事时，他的儿子朱不弃对他说：「光武帝『明明庙谟』的典故是可以用的。」朱时敏把这个想法告诉王淮，于是又反复斟酌，增加了「明谟盛烈」四字。

朱文公论三年丧

高宗去世时，孝宗为其服三年丧。等到孝宗去世时，有司请求在易月之制以外，采用漆沙浅黄的丧服制度，这是沿袭绍兴以前的旧例。朱熹后来入朝，不以为然，上奏说：「如今已经过去的错误，来不及追改了，但将来启殡发引之时，礼制上应当重新穿上初丧时的丧服，那么其间丧服变换、除服的礼节，还有可以商议之处。希望明诏礼官考稽礼律，预先制定指明。」至于官吏军民按丧礼所穿的服饰，也应当稍加规定，不要让人肆意奢华。此后朝廷诏令中外百官都穿凉衫办理公事，就是采用了这个建议。当朱熹上奏这个议论时，门人中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朱熹当时也没能完全说服他们。后来读到《礼记·丧服小记》中「为祖后」一条，看到其中所引郑玄志中有「诸侯的父亲有废疾、不能治理国政、不能担任丧事」的问题，而郑玄回答说「天子诸侯的丧服都用斩衰」，朱熹这才知道经文有所不完备的地方，而要依靠注疏解释的地方就是如此，于是自己在这篇议论中记下了这件事。

北使宴见斋禁不用乐

按旧例，北方使者来朝时，照例赐花宴款待。如果正值大祀斋戒禁忌期间，就不用乐。辞行朝见时也是这样，这样施行已经很久了。乾道三年，北方使者前来祝贺天申节，上寿之礼恰逢皇上亲自郊祭前散斋期间。陈俊卿（陈正献公）当时以副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的身份，请求命令馆伴使以礼晓谕对方。而议论的人担心因此生出事端，多数请求暂且用乐。李椿（李文简）任礼部郎官，建言道：「汉唐祭祀天地，先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我朝太祖最初郊祀时也是这样。自崇宁、大观年间起，依照周礼分开祭祀天地，所以提前十日就受誓戒。如今既然是合祭，应当恢复汉唐及本朝的旧制，这样两方面都能兼顾。」皇上对此颇感为难。陈俊卿又上奏：「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就在上寿之日设乐，等宣读祝文时停止，等到宴请使者时再恢复用乐，这样既能尽量保全事天的诚敬，又不至于对使者显得礼数太薄，自然会使对方心悦诚服。」皇上准许了他的奏请，并且说：「宴殿即便进献御酒，也不要用乐，只在招待使者时才用乐。」诸位大臣却认为紫宸殿上寿本来就是接待使者的礼仪，坚持先前的意见。陈俊卿又表示不可，独自上奏说：「刚才接到诏旨，才知道圣上学问见识高明，远超古代帝王，臣岂敢不奉诏。但臣私下认为，还应当先让馆伴使把最初的意见告知使者，若再三不听从，才依从今天的诏令，这样在礼节上就算尽到了，而对方也无话可说，不至于骤然轻慢使者，反而使我方自己先失礼来迁就对方。」蒋芾仍然坚持先前的说法，陈俊卿争辩得更加激烈。皇上看着陈俊卿说：「那就立刻命令阁门去执行吧。」陈俊卿退下后又上奏说：「对方起初未必一定要用乐，是我方望风揣测其心意而自己想用乐，对方一定会笑我方身为敌国之臣却亏损了

译事天的礼节，日后轻侮之事将无所不至，这尤其不可不加以留意深思。」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终于下诏垂拱殿上寿之礼停止用乐，并因此为北方使者破例暂时用乐。乾道六年北使前来祝贺生辰之礼，恰逢辞行又正值亲自郊祀前的散斋期间。赵雄（赵温叔）当时以起居舍人的身份任馆伴使，当面奏请坚决不可用乐，皇上认同了他的意见。十月癸酉日，北使辞行的前一天，皇上派中使告诉赵雄说：「明日已决意不用乐，万一使者不顺从，不知如何收场，请舍人再加以斟酌。」第二天五更时分，赵雄又上奏说：「殿阶之上，匆匆行酒，使者未必能察觉此事。万一察觉了，必定不敢不顺从。万一不顺从，臣身为馆伴之职，理当上前奏禀，请求宣谕使者：陛下敬畏上天，如今正值散斋，决定不用乐。如果使者一定要设乐，就请把这场茶酒移到驿馆中举行。」馆伴所说的收场办法，不过如此而已。皇上采纳并施行了这个办法。有人说，前次郊祭恰逢北使来朝时，对方极为恭顺，皇上很高兴，想要以特殊的礼遇对待他们，所以叶衡、魏杞两位宰相都主张用乐。郑伯熊、刘焞当时任馆职，曾写信给政府陈述反对意见，但没有被听从。到这次才采用赵雄的意见，才终于去掉了用乐这一项，议论的人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

乾道淳熙五大阅

孝宗留意军事，隆兴甲申年仲夏，三衙戍守在外的大军回归本司，皇上想到候潮门外的大教场去慰劳他们。已经卜定了吉日，辛丑日恰逢下雨而作罢。乾道二年（丙戌年）冬至甲子日，于是在白石举行阅兵，距离城池二十里。提前三天下达命令，到那天清晨，皇上从祥曦殿身着戎装骑马出发，太子、亲王、执政以下都随从前往大教场。用膳完毕后，皇上单独与太子、亲王、管军、知阁门、御带、环卫官一同前往白石。皇上登上将台，三司依次检阅列队射马、观看战阵演练，接着在台下观看射猎獐鹿等活动。皇上亲临观看，非常高兴，赐给殿帅王琪以下众人金银碗，多少各有差等【三司主司到统领……】

译官员各得十两(重)金碗一只，射生将佐使臣等各得七两(重)银碗，赏赐各有等差。皇上返回幄殿，管军进献御酒，皇上也赐给亲王、知阁、管军酒。在大教场休息，进用晚膳完毕后返回宫内。这一天赏赐给诸将金鞍马以及士卒，赏赐各有等差。

戊子年孟冬冬至甲辰日，皇上于是驾临茅滩检阅各军。提前十多天，命令殿前司勘察浙江龙王堂北面江岸以东平坦开阔的地方，在那里修筑将台。提前一天，各军人马全副武装、手执兵器聚集在教场中，在东面列帐宿营。又命忠毅军统制萧鹧巴率领二百骑兵在赭山射猎獐鹿，以等候进献。到了这一天，各军先赶赴茅滩下方，殿前司挑选各军马、步亲随一千人手执兵器环立在将台之后。天刚亮，三衙管军及各将佐都披甲乘马为皇上引导前驱，皇上身穿戎服骑马，宰执近臣也穿戎服跟随，防卫圣驾的马军八百骑手执枪、旗、弓矢等军器，分前后奏起随军的番鼓、笛子、大乐，一同到达大教场。皇上与庆王、恭王都换上金装甲胄骑马，宰执、使相、正任管军、知阁、御带、环卫官都穿戎服跟随（侍从官免于随驾）。

皇上登上将台稍作休息，走出幄殿坐下，殿帅王逵举起黄旗，各军三次呼喊行拜礼，中军鸣角，马军、步军聚拢成队，连击三通鼓，马军上马，步军举起旗枪，第四通鼓时举起白旗，中军鼓声与旗令相应，变为方阵，摆出防备敌人的阵形；另击一通高鼓，步军向四面摆出抵御敌人的态势，且战且进；马军出阵摆出交战搏斗的态势；再击一通高鼓，各军归回原地；第五通鼓举起黄旗，变为圆阵，摆出自我环绕、内部稳固的阵形；击两通鼓，举起赤旗，变为锐阵，各军鱼贯斜列，前列展开、后列张开，摆出冲击敌人的阵形（这两个阵的进退动作都与方阵相同）；举起青旗，变为直阵，收鼓完毕，鸣一声金锣停止，再击三通鼓。马军下马，步军将旗枪插立在地，皇上非常高兴，犒赏加倍。角声鸣起，各队聚拢，操演结束，各军表演大刀、车炮、烟枪、骑射等技艺。管军将猎获的獐鹿进献给皇上，皇上更换常服。宰执陪侍皇上饮酒五巡，皇上走下将台骑马来到车子院门，下马登楼，召亲王、使相前来，环卫官各赐酒，站着饮酒不设座位。庆王、恭王二王向皇上进酒，环卫官以及所有随驾官员来到大教场，都身穿戎服骑马扈从皇上返回宫内。

庚寅年季冬戊申日，皇上又驾临白石，开始商议三司各军随从人数为一万二千四百人（分为二百四十八个小队），殿前司的旗色，旗司用黄色，马司用绯色，步司用白色。后来担心道路狭窄，只用马步五百骑列于尚书省之北，步军一千人守候在大教场，其余九百骑驻扎在中途道路上以等候扈卫。皇上进入御帐，命令军士都就地歇息用饭。阅兵结束后，于是召宰执、亲王、使相、太尉、管军登上幄殿，酒过三巡完毕，又召亲王、使相、太尉、管军、知阁、御带、环卫官在御帐东边席地赐酒。接着登上车子院楼，宰执也参与其中，这就是与以往不同的地方。

淳熙丁酉年季冬乙亥日，又在茅滩大规模检阅殿司、步司二司的军队，殿帅王友直举起黄旗，各军呼喊行拜礼，奏响发严的号令。举起白旗，变为方阵；举起黄旗，变为圆阵；举起皂旗，变为曲阵；举起青旗，变为直阵；举起绯旗，变为锐阵。五种阵形都演练完毕，才命令军士各自下营散去用饭。传旨宣召皇太子、执政、使相、管军陪同皇上宴饮，侍从、修注官在御台下的帐幕中赐给酒食，之后返回进入候潮门。太上皇在都亭驿设置帘幄观看，邀请皇上进入帐幕之中，传令宣召管军到帘前，各赐酒、果、饮各一杯，谢恩完毕，引导圣驾返回宫内。

乙巳年仲冬甲辰日，皇上又依照旧例在龙山教场举行大阅，管军举起青旗变为三个直阵，鼓声响起，分为六行。举起白旗聚合为四阵，举起绯旗聚合为二阵，举起皂旗聚合为一阵。接着又散开为六行，再击一通高鼓变为品字形二阵。

自戊子年那一天以后，凡是犒劳军士的费用都出自左藏南库，户部不参与其中。后来南库已经划归户部管理，宰相王季海仍然按照旧例请示，皇上说："处置已经定下了，何必再另立项目支用，只须让内藏库支用就可以了。朕储积这笔钱，起初也没有别的用途。"如今犒赏军士总共用去见镪三十六万缗，京城的防子钱因此而涨价。

译荣上言，说现行的历法推算交食比实际早了六刻，火星与天象相差二度，请求制定新历。刘孝荣自称已经有了历法草稿，不到半年就可以修订进呈。裴伯寿则独自认为，凡是制定历法必须先立表测量日影、验证节气，然后才能制历，这样才可能精密，不在于速成。而当时判太史局的吴泽不懂得制历立表的方法，胡乱说铜表难以铸成，木表容易损坏，其实是想依附刘孝荣，侥幸希望借造历一事谋求一时的爵位赏赐，所以固执地借口难以成功来阻挠压制。

这一年九月乙卯日，于是命令礼部侍郎周执主管改造新历。周执也认为立表验证节气这种做法需要耗费很长的岁月时间，因此就没有施行。刘孝荣便仿照万分历，将一日分作三万分，作为日法，命名为《御览七曜细行历》，上呈朝廷，并且预先测定丁亥年四月初一有日食一分，如果不应验，甘愿接受朝廷的处罚。太史局也认为应当食二分，裴伯寿都认为不是这样。到了那一天，天气晴朗但太阳并没有出现日食。

刘孝荣又推定这一年八月十五的月食为六分半，等到实际出现却只有五分；又推定戊子年二月十五月食九分以上，出地时已经食了那么多，恢复圆满的时刻在皇宫内二更五点，而裴伯寿则认为这次月食应当是全食，初亏生光在戌初二刻，复满在戌正三刻（在皇宫内是二更二点）。后来裴伯寿所说的都得到了验证。刘孝荣最初议论说现行历法推算交食比实际早六刻，等到考验刘孝荣所推定的月食复圆时刻，却又比实际晚了四刻。单某可担任侍御史，坚决请求取两种历法所推定的日月、五星运行度数，凡有说法不同的地方，等到可以验证的时候，用浑象仪器来测验，考察哪种历法更接近实际，采取其中屡次准确的部分来确定新历。

十一月壬辰日，下诏命令国子司业、权礼部侍郎程大昌、监察御史张敦实前往太史局监督考验。但纪元历和刘孝荣所定新历各有差错的地方，单行可又请求自己一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