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译父亲传授、弟子接受，孔子门下的卷轴篇章，大都崇尚简练要旨。《三坟》《邱索》等书，早已湮没失传。拿《大易》《尚书》来比较，它们的体制大致可以知晓。因为古文高峻简净，与浮华靡丽的文风截然不同，圣人的笔触深邃精微，无需借助辞藻修饰。所以书卷装不满箱箧，但展开来却能涵盖天地乾坤。自《春秋》以后，诸子百家兴起，而道术分裂。楚汉以来，骚人墨客辈出，而文学兴盛。这是书籍数量增减的大致情况。然而泰山封禅，文字多达万家；合雒禅通，沿袭了十个世纪，概括起来符合这个规律，那么古人的文献典籍不一定比现在少。只是世间大多未能流传下来的，实在是因为从洪荒初开之时，纸张墨汁尚未普及，竹简编连，既不容易获得，灵妙的秘藏，又大多难以窥见。再加上秦始皇的烈火焚烧，在灰烬之中，仅存一线生机。汉代各位儒生，稍加搜集整理，刘向的《七略》，于是达到三万多卷。考察班固的《艺文志》，西汉时期的著作，才占十二三罢了。世人认为皋陶、后稷、契等人，有什么书可读呢？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译历代正史中记载艺文的志书共有五家，分别是《前汉书》、《旧唐书》、《新唐书》、《隋书》和《宋史》。班固依据刘向、刘歆的《七略》作为范本，刘昫沿袭《隋书》并参照《新唐书》对《旧唐书》有所增删，而《宋史》所依据的则是《崇文总目》、《四库书目》等目录。刘向、刘歆父子世代从事图书编校工作，因此其体例应当深奥精密。只是遗存的书籍极少，考证订正缺乏依据；《隋书·经籍志》篇幅简略，且多有散佚，但其分类编排可观，议论辩驳多佳美。《旧唐书》记录本朝情况大为疏略，《新唐书》偶尔补充所缺内容，颇为精详；《宋史》则紊乱错杂，元朝人的著作实在不值得深加讥讽。大体上，史家的精神全都寄托在纪、传、论、序之中，其次才是表、志之类，便落入次要地位；至于经籍，尤其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对象，况且这些人没有博览群书，缺乏专门学问，只是粗略列举旧事罢了。

除了正史之外，奉命编纂的目录，足以证明卷轴可考。像刘歆的《七略》、荀勖的《中经簿》、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都已散佚不传。宋朝除了庆历、淳熙、嘉定等目录外，士大夫文人中，尤袤、李心传、叶梦得等都富有藏书。如今只有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尚存，但也多有缺漏。郑樵的《艺文略》，概括宏大，剖析精细，确实值得阅读。只是《通志》将前代失传与现存、各代多少混为一谈。王应麟的《玉海》（番阳指王应麟，籍贯江西德兴，古属番阳）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实际上是沿袭旧史而支流别派，条理井然。并且探究根本，推明得失，百代典籍，一目了然。如果更能根据当时所有书籍，创立亡佚篇章的品评，稍存旧实，那就差不多完美了。

历代典籍积蓄之多，没有超过隋朝的。篇目之盛，仅在唐朝可见。查考刘向、刘歆的《七略》，有三万余卷，班固在东汉仅见到一半。王莽、董卓之乱，简册无一留存。晋朝荀勖、李充相继搜集整理。宋朝元嘉年间，谢灵运校勘至六万卷。齐朝王俭、王亮、谢朏，梁朝殷钧、任昉、阮孝绪等人相继编制目录，都不过三万卷。大概宋朝初年秘阁所藏，重复混杂，谢灵运加以搜集整理，其他人颇事删减，虽然数量仅及从前的一半，但实际内容反而比旧时增加。隋文帝父子崇尚文化，访求搜集不遗余力，名山深壁中的书籍捆载满庭，嘉则殿的藏书遂达三十七万余卷。自文字产生以来，特别浩瀚。寻究其正本，也只有三万七千卷。《隋书·经籍志》将近九万卷。到开元年间，累世太平，异书间出，一时纂集及唐代学者自著八万余卷，古今藏书没有比这更盛的。赵宋诸帝雅好文墨，庆历年间《崇文总目》所载三万余卷，累朝增补，卷数不满一万。宣和年间皇帝北狩，散亡殆尽，到淳熙、嘉定年间书目才达到五万余卷。大概历代帝王图籍兴废聚散的原因，大都具备于此了。凭借万乘之尊，石渠、东观的丰富藏书，通都大邑的购求，故家野老的献纳，而古今辑录不过如此。这是因为后人述作日益繁兴，前代流传逐渐微弱消亡，增减乘除，恰好得到这个数目，这是理势的自然结果。

《旧唐书·经籍志》序说：贞观年间，令狐德棻、魏徵相继担任秘书监，上书说经籍亡佚，请求进行购募，并奏请引进学士校定群书，大为完备。开元三年，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谈到经籍。玄宗说：“内库都是太宗、高宗先代的旧书，常让宫人掌管，所有残缺来不及补辑，篇卷错乱，难以检阅，你们试着为我整理一下。”到开元七年，下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府借来缮写。等到四部书编成，皇上让百官进入乾元殿东廊观看，无不惊骇其广博。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贞、王湾、刘仲等人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此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总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安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尚儒术，屡次下诏购募。文宗时，郑覃在禁中侍讲，以经籍道统为由，屡次进言，下诏令秘阁搜访遗文。四部书达到五万六千四百七十二卷。到广明初年，黄巢作乱，简册无一留存。昭宗即位，志在文雅，收集余烬，尚有两万余卷。迁都洛阳，于是没有遗留。右边刘昫所记载的唐代经籍事颇为详细，因为马端临《通考》不载，节录于此。

《龙城录》说：“开元年间文籍最盛，达到七万卷。当时掌管典籍的，学士有四十七人。张说、郑覃、裴煜之、侯行果、康子元等都参与其中。”

太宗刚即位，就设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选拔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任学士，轮流值宿，直到半夜才罢。又选取三品以上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据此时，尚未改武德年号。太宗刚平定内乱，就如此留意经籍，而马氏《通考》唯独遗漏此事，所以详细记载。查弘文馆书达到二十万卷，那么自隋朝三十七万之外，仅再次见到罢了。《唐艺文志》序称武德中收集隋朝遗书，仅八万余卷，大概是一时搜集增补之书，校其

译正本，应当在战乱兵燹之后，决不能超过三万部【这条记载见于《资治通鉴》陆氏所作的序言中，《文献通考》也没有收录，大概是因为只依据了《经籍考》的缘故】

译唐太宗初年，似乎也留意经籍。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收购天下的书籍，挑选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抄写，收藏在内库，让宫女掌管。因为唐太宗在上面总领，虞、魏在下面督管，响应的人应当很多。然而直到贞观年间，没听说有增加，各位大臣也完全没有编修目录。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太宗所施展志向的是文词，所钟爱嗜好的是翰墨，对于经籍只是表面羡慕，未必像隋、宋那样竭力搜访。所以贞观年间，百事超越前代，唯独这件事反而令人惭愧。《文思博要》多达一千二百卷，欧阳询、虞世南又各自有类书，而秘府中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遗迹独冠千古。当时君臣所致力之处，由此可见。【《续考新书·元行冲传》记载，虞、魏等人最终编缉未成，显庆年间各位官员役使都被罢去】

《旧唐书》志后序说：“三代时期的书籍，经过秦朝几乎耗尽。汉武帝、河间王开始重视儒术，在灰烬之余，搜集编纂散失的篇卷，才勉强得以保存。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才三万三千九百卷。东汉兰台、石室、东观、南宫等处的儒生撰集，部帙逐渐增加。董卓迁都，载船西上，遭遇寇盗，沉入黄河，剩下的只有几船而已。等到曹操父子采集遗亡，到晋朝总括群书，才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等到永嘉之乱，洛阳都城覆没，没有遗留。江南所存的官书，共三千一十四卷。到宋朝谢灵运造四部书目，共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后来王俭又造书目，共一万八千一十卷。齐、宋兵火延烧秘阁，书籍化为灰烬。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收取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共七万余卷，大概佛道之书混杂其中。等到周军进入郢州，全部自行焚毁。周武帝保定年间，才满万卷。平定齐国所得，数量只有五千。等到隋朝平定陈朝，南北统一，秘书监牛弘奏请搜访遗逸，制定书目，共三万余卷。”按照此序记载历代藏书卷轴，多与《隋书》不同，应当以此为准。《通考》对于各史艺文序目编纂辑录无所遗漏，唯独这个不收录，大概《旧唐书》或者宋少传、端临未曾见到。

【《通考》各部之首，也只收录汉、隋、新唐，都不涉及旧唐】

云间陆子渊家中藏书很多，所著《别集》中有一篇统论，说：“自古典籍兴废，隋朝牛弘说孔子之后，共有五次灾难，大略是说秦火为一次灾难，王莽之乱为一次灾难，汉末为一次灾难，永嘉南渡为一次灾难，周军入郢为一次灾难。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再次出土，见于刘向父子所辑《七略》的，书籍共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的旧藏大概未曾灭亡。到隋朝嘉则殿，才有书三十七万卷，可谓富有了。柳顾言等人校定的，才七万七千余卷，那么就是重复猥杂，虚张其数罢了。《七略》之外，所增加的才一倍，而各史群撰都具备了。南朝兴盛时，梁武帝时期，公私典籍七万余卷，还有重本，那么传世之书只保存旧数而已，散亡到极点，还不失万卷。唐朝分为四库，开元著录的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加与释老之编混杂其中，也不过三万余卷，而唐朝学者自己写的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从此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加倍搜采，而四库之书再次完备。黄巢之祸，两京荡然无存。宋朝建隆初年三馆有书一万二千余卷，后来削平各国，尽收图籍，加上购募，太平兴国初年，六库书籍正副本共八万卷，确实一半是实数。庆历年间《崇文总目》的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与《七略》相比还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失增加的什么书呢？洪容斋说《太平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也多不存，因此感叹。然而经史子集的旧藏，宋朝也未曾缺失。宣和年间访求，一天之内三道诏书同时下达，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的溢出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实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年间分类著录的书共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然超过《崇文》，而新籍兼有。到绍定之灾，书又缺失了。”右边陆子渊所记古今书籍梗概，颇为简明，大都本于马氏《通考》所载而节略之。然而《隋书》三十七万，柳顾言等人除去猥复，止得三万七千，见于《通考》很详细，而这里说是七万余卷，梁任昉、阮孝绪等目录，大约不过三万。虽说释典在外，也不过二万余。皇帝收集灰烬，才得七万，未必没有重复。唐志开元书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学者自为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万余。陆所说释老之编杂出者三万余，终究不详何所指。考新旧唐书，都不符合。宋嘉定年间续得一万八千余卷，陆也未及记载。随意记在后面。

牛弘所论五厄皆在六代

译前事。隋朝开皇年间极盛，不久却都化为广陵的灰烬。唐朝开元年间极盛，顷刻间又在安史之乱中化为灰烬。肃宗、代宗两朝相继加以搜集整理，黄巢之乱又使典籍荡然无存。宋朝的图书史籍在庆历年间极盛一次，在宣和年间极盛一次，而金人的祸患就形成了。在淳熙年间极盛第三次，在嘉定年间极盛第四次，而元末的军队就到了。那么书籍自六朝之后又有五次厄运：大业年间为第一次，天宝年间为第二次，广明年间为第三次，靖康年间为第四次，绍定年间为第五次。连同前面的共为十次厄运了。

译广陵之事，见于《通考》中叶少蕴所引用的《杜宝大业幸江都记》，除此之外别无考证。

深入推究，那么古今书籍大量聚集的时期，以及遭遇巨大灾祸的关口，各自都有八个。春秋时期、西汉时期、萧梁时期、隋文帝时期、开元时期、太和时期、庆历时期、淳熙时期，都是书籍大量聚集的时期。秦始皇时期、新莽时期、萧绎时期、隋炀帝时期、安史之乱时期、黄巢之乱时期、金人入侵时期、元朝末年，都是遭遇巨大灾祸的关口。东汉末年的最后阶段，编纂整理没有听闻【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于西汉和东汉的记载很少，其他没有校勘汇集的人】；魏晋之间，搜集采录不够完备。董卓、袁绍等凶恶之人，摧毁了剩余的典籍。无论是书籍的聚集还是灾祸，都不足以称道。

大抵古今典籍的灾祸，秦朝固然居首，王莽紧随其后。因为秦朝所焚烧的，大多是三代以来的上书文献，西汉时期逐渐搜集整理，王莽又接着焚毁，所以没有留下一尺竹简。唐朝的灾祸，祸患在于叛贼；宋朝的灾祸，祸患在于流离迁徙。他们并非有意焚烧，战火所到之处，玉石俱焚，何况书籍是易燃之物。只有湘东王萧绎以文士身份甘心焚书，罪过超过了政治上的过失〇虽然崇尚雅正，最终却因不道德，祸延浅薄之人罢了。

大抵历朝典籍，自唐朝以前大致见于《隋书·经籍志》；宋朝兴起以后，《通考》记载得最为详细。但其卷帙数量往往有异同。因为各家辑录，有的只记载当时，有的通志一代，有的沿袭重复，有的删节琐碎凡例。所以刘歆、班固相继著述，繁简顿时不同；王俭、谢灵运同时兴起，多寡悬殊极大。即使是博学洽闻的人，勤于论辩考核，而疑似的痕迹也不容易精详。现在推绎群言，旁参各代，推寻事势，考定异同，将确凿无疑的记载录于左边。

西汉三万三千九十卷，刘歆《七略》总目，《旧唐书》将九十作九百，是不对的。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删减的十家三百余篇，而所增加的又有数十篇，仅得后数，与此不合。然而其他无可考证。

东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艺文志》本于刘氏《七略》，录入刘向、扬雄等儒术三家【此据原注，然而尚有杜林及蹴鞠等二三家】，删减伊尹、墨子兵类十家【也据原注，然而所删减的还有刘向、太史公及淮南王数家】，东汉没有增加者。

晋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四部总目书已不存，见于《隋志》序，《旧唐书》作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

东晋三千一十四卷，李充校定。止于此，是因为惠帝、怀帝之乱的原因。东晋孝武帝增加三万余卷，徐广校定。见于《崇文总目》序。

宋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谢灵运所校。《隋志》认为是六万。按六代之间书籍尚且难得，晋朝渡江才得到三千卷，孝武帝时三万卷，恐怕也有重复。宋朝初年怎么突然能这样？应当以《旧唐书》为准。阮孝绪《七录》数量相同。

齐万五千七十四卷，到王俭校修，《隋志》作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阮氏作《宋元徽目》与旧书《齐目》正同】。

齐永明年间增加一万八千一十卷，谢朏、王亮修撰，诸家皆同。

梁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任昉部集，凡释氏书不与梁、晋通增，集三万余卷。阮孝绪《七录》总目，大概梁世士大夫家藏，都在其中。秘书省则可能沿袭任昉的旧目，然而释道二典并存其间，那么所增加的也不过数千卷。而梁世之书，尽于此了【此据《隋志》。按阮氏本录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释道包括在内，然而也不是七万。见《〇明集】。

隋初一万五千余卷，见于牛〇进书表，此时合正副本仅三万余。湘东王萧绎焚毁后所存，并平陈所得也。

隋大业中，三万七千余卷，柳〇等校定，总三十七万卷，正本进呈皇帝，仅此。然而《隋志》总目八万九千余卷，大概柳氏校定之后，或有所增加，或唐诸人据前代旧目，删去猥杂，编成此篇也。诸史艺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备一家言，追刘、王、阮氏诸书序意，可见大都。

唐开元中，八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新唐书·序》总，《旧唐书》止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大概释、道二家不与，及唐人自著不全入也。

唐开成中，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旧唐志》序所载，是时搜录，未必如前之盛，大概释道本朝具录矣。

宋庆历中，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王尧臣《崇文总目》，后屡增至四万余卷。

宋淳熙中，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陈骙等《四库书目》，后屡增益，至五万九千余卷。

考诸史艺文志，往往与当时书目相左。隋三万七千，而志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八万二千，而旧唐后序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卷；宋崇文目四万，中兴目五万，而史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大概史或荟萃一代，志但纪录一时，故不无异同。而宋史则深可疑也。

前代书但计卷帙，重复未分者，隋嘉则殿三十七万，唐〇文馆二十万，开元中一十二万，唐武德初，宋兴国初，各

译八万，是梁湘东王所收录的七万，是宋谢康乐所校订的六万，士大夫中只有叶少蕴称有十万多，那么这些就都是真实的记录了。

译古今书籍，人们知道它们遭遇火灾的厄运，却不知道它们遭遇水灾的厄运有两起。隋朝嘉则殿的藏书，因战乱而散失。唐武德初年，尚存八万卷。平定王世充后，命令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装载这些书，船行经过砥柱山时，被风浪漂没，十卷中仅存两三卷。《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后序，都说存下的书没有妨碍（意指损失不大）。《新唐书·艺文志》认为那些书全部亡佚，大概是信笔写来而不加考证的过错。其次则是汉代兰台、石室的各类书籍，董卓迁都时，用船装载向西行进，因为遭遇寇盗，沉没在河中，仅存几船。这件事，其他书没有记载，只有《旧唐书·经籍志》后序记录了此事。考证光武帝迁都时，书籍两千多辆，各家认为这是以前的三倍，这显然不是实录。而当时没有编纂整理，连一尺长的简牍都没有流传下来，可惜啊。

凡是前代书籍的厄运，史书都详细记载。唯独隋朝典籍最为兴盛，而各志书却不说明它们的最终结局。考证隋朝的各类书籍，都在东都（洛阳）。隋炀帝幸临广陵，东都的守御唯独完好。自从王世充投降唐朝，唐朝全部收缴了他的图籍史书，仅有八万卷。中间未曾遭受火灾，先前藏书之盛，究竟在哪里呢？只有杜宝《大业江都记》说：“隋朝书籍三十七万卷，全部焚毁于广陵。”这应当是实录。大概隋炀帝酷爱经典，既然想要迁都广陵，必定要把所有书籍都从洛阳运走，那八万卷，大概是当时的副本罢了。宋朝书籍在绍定年间再次遭遇火灾，所存的还很多。德祐年间航海南逃，遭遇蒙古的灾难，又荡然无存了。观察这些，可知图籍的废兴，大致关系着国家的气运，难道是小事情吗？

世人共同传说刘向的《七略》、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以及荀勖、谢灵运、任昉、殷钧的四部目录之外，各史艺文志所载，还有晋义熙以来新旧目录三卷，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四卷，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四卷，陈德教殿四部目录四卷，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二卷，隋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四卷，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香厨四部目录四卷，隋大业正御书目九卷，唐群书四录二百卷，古今书目四十卷，唐集贤书目一卷，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唐秘阁书目四卷，伪蜀王建书目一卷，紫微楼书目一卷，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秘阁四库书目十卷，史馆书目二卷，太学书目一卷。据此可知前代目录很多，不止盛唐的一两种，现在都不传了。然而前史所载，只有谢、王、任、阮等人的目录尚存全数，其余多少一概不能详知了。

前代悬赏征求遗书，都设有条目。隋朝有《阙书目》，唐朝有《访书录》，宋朝有《求书录》。不同时代君主如此留意。隋文帝父子之所以能一时聚集三十七万卷书，大概是因为民间献书无所不纳的缘故。

书目只记录书名、卷轴，大概不能广泛。唐群书四录乃至二百多卷，为什么如此浩繁？大概各书之下必有论列，像刘歆、刘向所编纂的那样。宋朝王尧臣的总目六十六卷也是这样，然而只有经、史两部，子、集两部则缺失。董逌的《广川书跋》则又特别主张解说经书。其余各家，仅存卷数。尤袤的书目则连卷数都不存。文简（尤袤）在宋朝，颇自负博学洽闻，称其疏略竟然如此，或者是陶宗仪《说郛》所节略的吧。唐朝毋煚有《古今书录》四十卷，又是节略群书四录而成的，即体制依然可见。可惜都不存在了。郑略有刘歆《七略》七卷，又有《七略别录》二十卷。难道七卷的是目录，别录是论列吗？

历代内府所收藏的，以及外朝士大夫的文献，著名的藏书家，代代都有其人。汉朝则有刘向、桓谭，晋朝则有张华、束皙，齐朝则有王俭、陆澄，梁朝则有任昉、沈约，唐朝则有李泌、苏弁，都是显赫的，其余还有很多，而世人不太称道。宋朝则有李淑、宋绶、尤袤、董逌、叶梦得、晁公武等，大抵人间所藏卷轴不过三万卷，像任昉四万卷，已经是极限了。宋朝又有濡须秦氏、莆田郑氏、漳南吴氏、荆州田氏，都著录目录，兴盛于前朝，大概因为印本容易得到，所以储藏者多，其数量因此不能溢出（指超过一定限度）。《通志》有吴兢《西斋》、杜信《东斋》等目录，则唐朝并非没有编录，只是不存罢了。《通志》又有蒋彧《目录》、都氏《目录》各一卷，也应当是唐人。又有李正议、沈少卿、吴良嗣、李卫公、欧阳参政都有目录，则都是宋人了。

叶少蕴（叶梦得）说：本朝公卿中著名的藏书家，如宋宣献（宋绶）、李邯郸（李淑），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我都见过他们的目录，大多止于四万多卷，其中颇有不必观看的。只有宋宣献家选择得非常精当，仅两万多卷，而校勘详审，都胜过各家。我旧时所藏，仅与宋氏相等，而宋氏好书是人所未见的，我不能全部得到。按叶梦得所记载，各家都有书目行世，载于《文献通考》，现在都不存在了。观察这些梗概，可见他评论各家所藏多猥杂，不务甄别，切中历代馆阁的弊病，不只是宋朝而已。其余的话都是实录，记录下来。

译《挥麈录》说：太平时期士大夫的藏书，像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都在当时享有盛名，如今都散失流落了。近来所到的各郡府，大多收藏有书籍，而且容易得到原本进行抄录。做官稍有显达的人，家中必定有几千卷书，但大多缺乏校对。根据这些情况，那么在叶氏列举之外，又有这五家。宋代文献的繁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挥麈录》又说：叶少蕴年轻时就显贵显赫，平生喜好收集书籍，超过十万卷，安置在霅川的山居之中，建造书楼来存放它们，极为华丽辉煌。丁卯年，他的宅第和藏书都毁于一场大火。李泰发家中原本有一万多卷书，也在那一年遭遇火灾，难道是厄运所遭遇的吗？

译庐山的李氏，就是苏轼作过记的那家，藏书仅有九千卷，那么我所列举的未必都是藏书家所依赖的权威，只有叶梦得的话可以凭信。

唐代冯贽《云仙散录》序中说：“家中收藏九代传下来的书，二十多万卷。”查考唐代雕版印刷很少，所以苏弁家中收藏两万卷，就与皇家秘阁相当了。开元盛世的藏书，仅有八万卷。唐太宗二十万卷，其中自然有重复的。然而唐代即使是重复的书，也不容易得到，什么人才能拥有这么多呢？世人说《云仙散录》多荒诞不经，这真是开篇的一大笑柄。

《玉堂逢辰录》说：“祥符八年四月，荣王宫发生火灾，烧了一天两夜，烧毁房屋两千多间，三馆的图籍一时全部烧尽。大风有时把灰烬吹到汴水之南，只有王钦若献出礼贤宅来安置诸王。”陈振孙说：“唐末五代仅存的书籍，又遭此火灾，实在令人叹息。”

魏了翁为《遂初堂书目》作跋说：江元叔合并江南、吴越的藏书，共数万卷，被家奴偷去，市井之人撕碎用来借物。那些进入安陆张氏手中的，传承不久，一箱藏书，只够煮一顿饭。王文康、李文正、庐山刘庄舆、南阳井氏，都是藏书家，都不久便散失了。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两家的书，不少于皇家秘阁，而在元符年间化为烟尘。晁文元累世收藏，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灾，到政和甲午年的灾难，连一尺纸片都没剩下。这种道理，大概不可理解。查考此记载宋代各藏书家，尤其详细但都不能长久保有，实在令人感慨。

《齐东野语》说：“世间万物，没有聚集而不散去的。”而书籍更是如此。隋代牛弘上疏请求开辟献书之路，极力论述废兴，陈述五厄之说，那么书籍的灾难，已经很久了。现在暂且概括地说：梁元帝在江陵收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隋代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唐代只有贞观、开元最兴盛，两京各聚书四部，达到七万卷。宋代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尤其胜过前代。现在可以考证的，《崇文总目》四十六类，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史馆一万五千多卷，我不能全部数清。南渡以来，又加收集，《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续目》一万四千九百余卷。这些都是藏在官府里的。至于士大夫家中所藏，在前代如张华载书三十车，杜兼聚书万卷，韦述藏书二万卷，邺侯插架三万卷，金楼子聚书八万卷，唐代吴兢西斋一万三千四百多卷。宋代太平时期，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庄舆，都号称藏书丰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多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多卷。而类书浩博，如《太平御览》之类，又不包括在内。其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也都有一二万卷。然而很少有不受兵火灾难的。至于我们家乡的旧家，如石林叶氏、贺氏，都号称藏书多，达到十万卷。后来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都号称藏书之家，各不下数万余卷，也都散失无余。近年只有直斋陈氏书最多，他曾在莆田做官，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达到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来也散失了。至于秀岩东某、凤山三李、高氏、牟氏，都是蜀人，号称史家，所藏僻书尤多，现在也已无余了。我家三代积累，先父酷爱，甚至卖掉郊外的田地来供给笔墨之用，极尽搜讨，不惮劳费，共有书四万二千多卷，以及三代以来金石刻一千五百多种，设置书种、志雅二堂，每日从事校勘，竟然有金籯之富。我小子遭逢时世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因此考察今昔，有感于斯文，为之流泪，于是写下这些来记录我的过错，并且以此警示子孙。右边周密所记载宋代各藏书家，最为详尽，我续考得到，因此全部录下以见宋代民间文献，远过汉唐，总之是因为刻本容易得到。昭德晁氏，直斋陈氏，就是《通考》所引的两家，而不及记载其总目，仅此足以证明。

《豫章漫抄》说：“元至正初年，史馆派遣属官驰驿求书，东南异书颇出。当时有蜀帅纽邻的孙子，尽出家中财产，遍游江南，四五年间得书三十万卷，溯峡归蜀，可谓富了。”现在江西与江南号称文献故邦，我来访求，藏书甚少，间有一二，往往新从北方载至，也无甚奇书。而浙中犹为彼善，若我吴中，则有群集有精美者了。查考此及端临《通考》序，那么元代也曾屡次求书。

译诏问：第一代的典籍为何渺远而无人知晓？子渊认为越地的书籍状况比江右稍好，这是因为子渊在越地未曾长久居住，况且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或许当时的情况与现在颇为不同，所以如此。至于书籍的精美程度，如今吴中地区仍是最优的。他说江右的书籍都是从北方防范之地运来的，都城过去确实有很多书【陶宗仪在《说郛》中收录了杂说数百家的著作，如今流传下来的仅占十分之二三。由此可知，宋代和元代的书籍尚多于今天，然而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元代未必全部拥有】

译隋文帝父子凭借天下的力量搜集书籍，仅得三十七万卷，于是冠绝古今。元代边帅之子倾尽家产，骤然获得三十万卷书，也是宇宙间的奇事。然而如果只追求数量多，而不计较重复，那么在当今时代并不难做到，只是真正的正本不知有多少罢了。古今书籍，统计一个朝代前后的藏书，往往不超过十万卷；统计一个朝代公私的积蓄，往往也不能达到十万卷。这就是所谓上天所生的财物，只有这个数目罢了。况且元代刻本尚且稀少，又不是文化昌明的时代，纽氏之子拥有三十万卷书，剔除重复的，恐怕不能有三万卷吧。

查考唐代以前藏书的目录，只有史志中从秘阁获得的可以征引，其余民间士大夫所储藏的，一概无法考证。比如汉代梁子初、杨子林手抄万卷，梁代任昉四万卷，唐代苏弁二万卷，李泌三万卷【梁、杨两家都见于桓谭《新论》，现在收录在《困学纪闻》中。《纪闻》又说：邺侯的书是他父亲所储藏的，并非李泌才开始拥有】，都只保存了总目录。只有阮孝绪的四万卷，分类条例足以征引，但未必是他家所藏。宋代藏书家非常多，目录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尤延之的《遂初堂书目》现在流传，我阅读它也觉得大多不完备。推想宋代叶氏等各家，应当也是这样。只有晁、陈两家的目录最有条理可观。陈氏所藏多达五万多卷，足以成为宋代藏书的第一家。根据民间传言，他是从宦官那里得到了五姓之家的书，所以能达到这个数量，这难道容易吗？

濮安懿王的儿子宗绰藏书七万卷，开始与英宗一起在王府学习，每当得到异书，必定转送给他。宗绰家本来有岳阳记者，都是英宗所赐的。这是国史本传所记载的，宣和年间他的儿子淮安郡王仲糜进献目录三卷，忠宣公在燕地得到其中一帙，说：“除了监本外，写本、印本书籍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看一帙的目录如此，所谓七万卷的说法，是不虚妄的。这是三馆秘府所没有的。盛大啊！以上见于洪景卢《随笔》。只是宋代三馆所藏不过四万卷以上，况且英宗时还在宋初，那时刻本尚未兴盛，即使重复计算，也不能立刻达到这个数量。《随笔》所计算的，错误无疑。

《辍耕录》说：庄蓼塘住在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曾经担任宋秘书省小史，他家藏书数万卷，而且多是手抄本，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伎、稗官、小说，无所不有。书目以甲乙分为十门。蓼塘死后，子孙不知道保护爱惜，有的被虫鼠啃食，有的被邻居识破盗窃，有的供饮酒赌博之需，有的用于糊墙覆盖，编帙散乱，所剩无几。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令寻求遗书，有献书者给予一个官职。江南藏书多的只有三家，庄家是其中之一。接着命令某学士一人选取其家藏书，其家害怕兵乱图谋防备，触犯禁令，全部付之一炬。等到收拾灰烬余物，存留的又无几了。他的孙子群玉，全部载入京城，希望领受恩泽，停留日久，仍然以布衣身份归来，书籍的不幸如此。查考元代各藏书家传记很少记载，根据陶宗仪所说江南藏书三家，另外两家不著姓氏，可惜无从考证他们是谁。然而庄氏死后，后人随即又失去了，古今藏书，同一感慨啊。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类非常详细，核查必定丰富于家藏。廷鸾传末不著端临，固然因为他入元，所以《元史》也不为他立传。以这样的人撰述勤奋，有功千古，湮没如此，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然而这本书自足以永久流传，何必借助史臣呢？

凡是书籍，时代近的，形势容易流传，而人多弃掷；时代远的，踪迹多湮没，而世率珍藏。然而考察前人书目，参以我所校勘的，往往汉代多于周代，唐代多于汉代，而宋代多于唐代，为什么呢？周代崇尚韦编，汉代开始侧理，唐代还传抄，宋代则印刷摹刻，难易的区别罢了。其详情具载末卷中。

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明 胡应麟 撰

经籍会通二

经、史、子、集，区分为四类，九流百氏，都分类附属于其中，是一定的体制。只是时代盛衰，制作繁简，分门建例，往往各不相同。唐宋以来，才开始确定于一。现在稍加搜集诸家，撮取大概，著录于篇。述类例，第二。

夏商以前，经就是史，《尚书》《春秋》就是这样。到了汉代，人们不能胜任经学了，于是作史来继承它。魏晋时期，经学的事业逐渐衰微，而史书逐渐兴盛，史遂析出而区别于经，而经的名号禅让给佛老了。周秦之际，子就是集，孟轲、荀况就是这样。到了汉代，人们不专攻子学了，于是有集来继承它。唐宋时期，体裁更加完备，而制度更加繁杂，子遂析出而进入集，而子的体裁等同于诗骚了。

《尚书》是史，《春秋》是史之经；《中庸》是孟氏子，而其理是经，所以升格为经；《道德》《冲虚》是经，而其理是子，所以降格为子。三者都可以互名，只是其实不同罢了。集则完全不同了。

史的体裁久远矣。董狐、南史，是史官的人；晋乘、楚梼杌，是史的撰作。然而没有流传下来。春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