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七

译杀了伊尹，却没有牵连到启和益，晋代史书的错误由此可以清楚地知道。只是说《竹书纪年》起始于夏商时期，而现在的纪年却从轩辕氏开始，这又是杜预的错误。《史记》在梁襄王去世的条目下，注引和峤的话说：“纪年从黄帝开始”，足以作为明确的证据。另外，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说：“颛顼生了伯鲧，后稷将丹朱放逐到丹水”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夏商之前，与现在的《竹书纪年》完全吻合，那么预（杜预）所说的话还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何况《晋书》是唐代人所撰写的呢？

译用《晋书》所载汲冢篇目来考证，现在尚存的有《周易》两篇，《易繇》两篇，《纪年》十三篇，《逸周书》十篇，《穆天子传》五篇，《盛姬录》一篇；师春的目录经过通考尚存，《琐语》的文字在类书中偶尔有记载，其余的便不再见到了。大概流传下来的有十分之七，亡佚的有十分之三。如今师春、《琐语》都已亡佚，《盛姬事》附在《穆天子传》六卷之中。

公孙段是郑国大夫，与子产同时代，是伯有党羽中被杀的人。他论述《易》，应当在孔子之前。《国语》三篇，讲述楚、晋之事，恐怕不是左丘明的《国语》。在《纪年》中，可以看到各国的史事，不只是《梼杌》《春秋》，由此也可见《国语》，并非只有左丘明一人。《师春》一卷，说是专门汇集《左传》中的卜筮之事，当时卜筮盛行，怎知原本没有这本书？左丘明取它作为传注呢？《生封》一篇，大概是封禅之书。《大历》两篇，大概是阴阳家之书。其余的便无法考证了。

汲冢三书的注解都极其简略。《纪年》、沈约的《周书》、孔晁的《穆天子传》、郭璞的注，都不值得阅览。沈注《纪年》、《春秋》、《史记》不能引用，孔注《周书》也是如此。郭注稍微详细些，然而郭景纯解释《山海经》，原本博论杂议交错其中。《穆天子传》亡佚一卷。这三位都是六朝的名士，为何疏漏到如此地步？我曾想为他们编撰笺解，并搜集那些散失于本书而保存在其他典籍中的文字，以及《琐语》等篇，本书完全散失而其他典籍仅存的部分，合编为一册，以赠给同好。这里只是粗略论述其概况【以上通论三书】

杨用修在《逸周书》序中说：晋太康二年，汲郡人私自发掘魏安厘王墓，得到竹书数十车。杨用修将墓主定为安厘王，大概是依据宋代陈氏、李氏的说法，而这两人又是本于隋、唐各志。我考证《穆天子传》，晋荀勖序说：“按所得《纪年》，出自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墓，在《世本》中大概是襄王。”这话确实与现在的竹书相合。而束皙传叙汲冢事说：“《纪年》十三篇，记载夏以来至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直到魏安厘王二十年。”根据各家史传，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昭王，昭王子安厘，相去世次很远，而《纪年》记载周慎靓王，而以今王二十年终结。详细考证竹书前后，凡是不称国而称王的，都是周天子，那么所谓的今王，实指慎靓王。慎靓王此时去世，魏安厘王尚未出生。自从《晋书》误载，隋、唐、宋志及杨用修便都沿袭它，而《穆天子传》序及本书明明很清楚，反而不详细考证，非常可笑。

杜预所称竹书，终结于哀王二十年，与《晋书》相比稍微接近，然而也不对。竹书所谓的二十年，紧接在惠王之后，应当是襄王。襄王在位仅十六年，怎能有二十年呢？如果说是哀王，哀王在惠王去世十六年后即位，距惠王去世二十年，才四年罢了，又怎能有二十年呢？注解《史记》的人都遵从杜预的说法，不深入考证【有人以慎靓王在位仅六年为疑，也不对。竹书所记载的世代年数，大多与《史记》相左，不只是慎靓王如此】

孟子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楚国的《梼杌》现在不可见，而汲冢《纪年》所载之事对晋国特别详细。其文体与《春秋》类似，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晋《乘》吗？自从三晋分裂，此书进入魏国，史官便以魏事系之。晋末与书载齐魏马陵之战，而终结于惠成王之死。大概是惠王之史所记，而孟子应魏国聘请进入大梁，所见晋《乘》必定是此书无疑。古书磨灭，百不存一，何况战国先秦，岂能凭空断定？只是其文体时代无一不合，难道是偶然吗？因此记下始末，等待博雅君子定夺。

《春秋》记载赵盾弑其君，而《纪年》记载晋灵公被赵穿所杀。赵盾派赵穿从周迎回公子黑臀，立他为君。赵盾被书为弑君，是董狐的笔法。现在书为赵穿，果真是晋国史官吗？回答说：这正是晋国史官的特点。董狐是一时的笔法，赵盾知道不可改变，暂且放下，以显示有容人之量。赵氏世代为上卿，最终分裂晋国。像赵武、赵鞅、赵无恤这些人，能让他们的祖先终被此名，而厚颜无耻地做人，是大恶之后吗？孙盛直书晋事，曾不崇朝，而晋国史官能世代执董狐之笔吗？因此我在他改赵盾为赵穿时，就断定这是晋国之史无疑。至于厉公被弑，则完全没提此事，直接以卒书写，比灵公更甚，其为晋国之史更加明显了。其他国家则只是沿用董狐的旧法，所以鲁史书赵盾弑君，而孔子遵从它。大概其他国家对赵氏无所顾忌，而赵氏子孙也只能改其本国而已。晋弑其君州蒲，疑也是晋史之旧，竹书改之。

竹书对于王的崩，书为陟；对于君的弑，书为贼；对于师的败，书为逋；其文义，都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其说“入于某地”，说“至自某地”之类，都与《春秋》无异，足以证明鲁史同时为孟子所称，《晋乘》无疑。唯独《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两件事错谬

译杜预在《春秋后序》中怀疑伏生对《尚书》有所遗忘，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末节而忽视了根本。沈约认为是后人掺入的内容，这也未必正确。我认为《竹书纪年》成书于周末，其义理正在于当时处士纵横议论、好事者随意谈论，无所不至。如果是后人伪造，必定会牵强附会，力求与古代经典相吻合，不会像这样格格不入。

译《竹书纪年》所载的两件事，虽然非常没有根据，但也是当时人因为“桐宫”、“羑里”的说法，好事者抄袭编造而加入的。而刘知几却把它当作确实存在的事，甚至反过来认为孔子、孟子不值得凭信，那就太愚蠢了。其他如启杀益的事，原文本就没有。杜预当时《竹书纪年》刚出土，看到的记载最真实，只提到伊尹、季历，而没有提到启、益，这显然可以证明。《晋书》是唐人杂凑野史来写《束晳传》，不知依据什么，大概是六朝时期错谬的言论，附会到汲冢书上罢了。季历的事，沈约认为被囚禁在质塞，功高而不被赏赐，或许有这回事，但并不是被杀。其余往往如实记录，比如伯翳就是伯益，西伯就是武王，赵穿弑杀晋灵公，都足以洗刷千年的讹误，补全各种史志的缺漏。现在在左边稍微列举十几条，以见大概【考亭朱熹《楚辞辩证》说：“《史记》燕人说禹崩后，益行天子事，启率领他的党徒攻打益夺取了王位。《汲冢书》甚至说启杀了益。大概《史记》是本国荒诞的妄谈，而考亭把杀益归于《竹书》，也是没有考证的】

唐尧十六年，渠搜氏来朝见。《周书》说王防备渠搜，以防范犬戎。《穆天子传》说王乘坐八骏，到了巨搜氏的国家。就是这样。

二十九年，僬侥氏来朝贡，没羽。僬侥，见于《山海经》，大概也是祖述于此。《韩诗外传》说他们身高仅三尺，《竹书》没有这种说法。

唐尧十九年，命令共工治理黄河。这在鲧之前，大概共工业绩不成，所以改而任用鲧，足以看出当时治水的艰难。鲧在六十一年被任用，在六十九年被罢黜，到七十五年才开始任用禹。中间遴选访求，过了六年才找到合适的人。唉，这容易吗！

虞舜九年，西王母来朝见。沈约注：“西王母来朝，进贡白环、玉玦。”西王母已经在这里出现，不是从周穆王开始的。据我考证，大概也是外国的君主，像上面的渠搜、僬侥以及下面的息慎、都类一样。《穆天子传》所交往的外国君主很多，不止一个西王母。《山海经》只说蓬发虎齿，有尾巴，像陆吾、泰逢之类，我另有辨析【《山海经》只说有人叫西王母，似乎不像后世所说的女仙。自从东方朔说西王母是东王公的妻子，后世就都祖述他。不如汲冢书的说法，尚且或许可信】

虞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进贡弓矢。周朝称肃慎氏的箭，息、肃音相近，古字多通用，难道是他们的苗裔吗？

二十九年，命令子义钧封于商。注：说封于商，所以称商钧，那么丹朱也是因为封于丹，所以不是被放逐【尧五十八年，放逐儿子朱到丹水，或许是舜封他的】

夏后启二年，费侯伯益回到自己的封国。这一年，王师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大战。六年，伯益去世，祭祀他。益封于费，大概是在舜、禹时代，不是启才开始封的。《史记》以大费为伯翳，名字的误传由此而来。正如同《虞夏纪》以重华、文命为舜、禹的名字一样。伯翳、伯益不是两个人，根据这个非常明显。我另有辨析。孟子说：“益避禹的儿子于箕山之阴。”看费侯回到封国的文字，足以证明子舆氏所说的，未必是实事。《竹书》记载大臣的祭祀，只有伊尹、周公，这里称启祭祀益，那么也是以王礼对待他了。而束晳传说《竹书》说益争夺启的王位，启杀了他，怎么错误到这种地步呢？有扈氏的征伐，紧接在费侯回到封国之下，或许是当时诸侯中不得志的人，假借禅让的名义。《尚书》只说大战。《路史》认为启不胜。查《逸周书》、《史记》篇，扈氏弱小而不恭敬，身死国亡，那么是被启灭掉的。后世说启杀益，也是本于《天问》的话，因为《竹书》有伊尹的事，于是附会上去。千秋之下，实在由我来洗雪这个诬蔑。

仲康六年，赐给昆吾命令，做伯。昆吾初次出现，这后来被汤灭掉，到周朝又成为楚国。沈约说：“己姓，樊名当，仲康时，后羿擅权，昆吾必有王室之功，所以赐给他做伯。”但是那时羿统领六师，而后相被弑杀，也没听说昆吾尽力。

后相二十年，寒浞灭掉戈。二十六年，寒浞派他的儿子浇率领军队灭掉斟灌。二十七年，浇讨伐斟鄩，在潍水大战，翻覆他们的船只，灭掉他们。《论语》“奡荡舟”，就是这件事。《竹书》到晋朝才出土，所以汉儒认为陆地行舟可笑

二十八年，寒浞派他的儿子浇弑杀后相，后缗回到有仍，伯靡出奔到鬲。夏世子少康出生，少康从有仍逃到虞。伯靡从鬲率领斟鄩、斟灌的军队讨伐寒浞。少康派汝艾讨伐过，杀了浇。伯子杼率领军队灭掉戈。伯靡杀了寒浞。少康从纶回到夏。查：少康、伯靡、鬲经营恢复的事迹不可考了。根据《左传》，能布施他的德行而谋划他的计谋，那么决不是用诡诈行险的意思。《纪年》明确记载，伯靡率领二斟的军队讨伐寒浞，少康派汝艾讨伐过杀了浇，伯子杼率领军队灭掉戈，都是声讨罪过，至正的军队。而沈注牵强附会《离骚》，说浇淫乱嫂子而汝艾袭击他，误断女岐的头。于是因田猎让狗咬死浇。夫浇既然父子窃国，必定所居处比拟王者，怎么能潜身下里，自同小人？

译况且既然女岐在浇那里颠沛流离，难道没有戒备之心，反而将性命托付给一只狗吗？这些说法都毫无可信之处。幸好《竹书》有明确的证据在，依据它来驳斥这些说法是可以的。却反而引用这些来解释《竹书》，这是什么悖谬呢？

译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争斗。洛伯、河伯都是国名，用与冯夷是诸侯的名字。世人通常把冯夷当作水神，依靠此处的残存文字，另有辩驳【少康十六年，商侯防死于河，后世于是把水神当作元防，也是依据竹书而附会其说】。

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到有易国做客，有易国杀了他并放逐了他。十六年，殷侯微借河伯的军队讨伐有易，杀了有易的君主绵臣。注：殷侯子亥到有易国做客并淫乱，有易的君主绵臣杀了他并放逐了他，所以殷上甲微向河伯借兵讨伐有易，灭掉有易，于是杀了他们的君主绵臣。殷朝中期衰微，而上甲微复兴殷朝，所以殷人祭祀报答他。根据此条可知河伯是当时的诸侯，看注文更加明白。有人认为河伯是治理黄河的官职，也接近事实。然而治理黄河的官职不可能拥有军队借给别人，或许是诸侯治理黄河事务而被封为河伯。那么冯夷不是诸侯的名字，是什么呢【山海经附会王亥与有易的事，极其可笑，如果不是竹书有这段文字，后世没有人能察觉它的虚假】。

三十五年，殷灭掉皮氏。皮氏灭亡的事，见于《周书·史纪》篇。信用不能推行，道义不能确立，那么贤士就会凌驾于君主之上，政令禁止反而产生动乱，皮氏因此灭亡。然而这也是殷的先世，不是成汤。孔氏没有注释。

帝厪八年，天上有妖孽，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同时出现，不见于尧时，而见于此羿，称射落九日，落以此事，是附会。大概羿在夏相时期篡位，这恰好是夏朝的事罢了。

帝癸十七年，商派伊尹来朝见。二十年，伊尹回到商。孟子称伊尹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大概是多次这样说，以表明圣人去留不固定，只以道义为准则，并非确定就是五次。纪年称十七年，汤派伊尹来朝见；二十年，伊尹回到汤处；二十一年，商于是征伐洛；二十二年，夏囚禁汤；次年释放他。此后商连年征伐，直到三十一年灭夏。伊尹哪里还有在夏朝做官的道理呢？大概伊尹侍奉桀，实际只有三年。起初汤推荐他，想要以此纠正桀；伊尹等待了将近三年，桀不改正，所以辅助汤征伐他。如果一定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为什么伊尹不怕麻烦呢？况且桀在末年，连龙逄都已经杀了，哪里会难以下手杀伊尹呢？

十四年，扁率领军队讨伐岷山。注：癸命令扁讨伐山。民山民女子嫁给桀，两个人叫琬，叫琰。桀喜爱这两个女子，没有儿子。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苕华之玉上，苕是琬，华是琰。而抛弃他的元妃在洛水，叫妺喜，在倾宫装饰瑶台居住。根据此条可知妺喜，是桀所抛弃的。然而与《史记》不同，留存以备考察。

二十八年，太史令终古出逃到商。商史见于竹书的，仅此而已，大概是贤人。

二十九年，费伯昌出逃到商。就是益的后代，见于《史记》。

二十一年，商军征伐有洛，攻克它，于是征伐荆，荆投降。二十六年，商灭掉温。二十八年，昆吾氏讨伐商，商在景亳会合诸侯，于是征伐韦，商军攻取韦，于是征伐顾。三十年，商军征伐昆吾。根据有洛见于《逸周书【从前有洛氏宫室没有常制，池苑广大，工程日益进展，以后代前，百姓不得休息，农时失掉，饥荒没有食物，成汤讨伐他，有洛因此灭亡。记载在《史记》篇末】孟子称汤十一征，沈约认为是九征。考察《竹书》，汤所征伐的国家：有洛、荆、温、昆吾、韦、顾、夏邑、三朡，加上葛共九个，其余怀疑下文陑也是国名，然而也不及十一个。有人以昆吾、韦、顾、桓、文为五霸，现在考察《竹书》，昆吾、大彭、豕韦的先人，都勤劳王室，列于五霸，似乎有可信之处。至于后代都因为跋扈不恭敬，被汤、武丁所灭，虽然一时凭借险固，然而与他们的祖先不同了。韦、顾两个国家，仅见此条，怀疑与昆吾都是辅助桀作恶的人，哪里能与桓、文相比呢？

三十一年，商从陑征伐夏邑，攻克昆吾。大雷雨，在鸣条作战，夏军大败。桀出逃到三朡。商军征伐三朡，在郕作战，在焦门抓获桀，放逐到南巢。书说“升自陑”，注释者说出于不意，浅陋啊。然而它的错误确实由“升”这个字引起，大概古文简奥，后人用耳目去探求，应当像这样谬误乖戾。《竹书》只说“自陑夏邑”，上面没有“升”字，自然明白。

商汤二十年，夏桀死在亭山，禁止歌舞。桀失去天下二十年后才死，汤对待他尚且如此，而说武王有黄钺之事吗？

祖乙元年，王即位，从相迁到耿，任命彭伯、韦伯。彭伯、韦伯就是大彭、豕韦，赐命为伯，应当在此时。沈说夏衰，昆吾、豕韦相继为伯，考察夏帝昊元年，只说豕韦氏复国而已，并非在夏为伯【裴骃引贾逵说：武丁灭豕韦，用刘累代替他，大错。刘累在夏后时期豢养龙，豕韦中途废黜后复兴】。

帝辛二十一年，诸侯朝见周，伯夷、叔齐从孤竹回到周。根据此条，那么二子归周确实可信。如果真有叩马谏阻的事，竹书为什么不提及呢？我另有辩驳。

三十九年，

译大夫辛甲出逃到周国。其他书籍记载说：“辛甲七十五次劝谏纣王后出逃到周国。”纣王如此刚愎自用，难道能够容忍辛甲如此频繁地劝谏吗？这大概是战国时期的文章，大多如此，因为这种说法奇特，所以附录在这里。

译四十七年，内史向挚出逃到周。太史终古投奔商朝，夏朝便灭亡了；内史向挚投奔周朝，商朝便灭亡了。史官所系属的吉凶，竟然如此重大。

四十八年，出现了夷羊。《周书》说：“夷羊在牧正”，这与此处记载相同。《史记》说是麋鹿，那是错误的。杨用修引用“鹿台”作为证据，陈晦伯列举各种说法来驳斥他，但也未能涉及这一点。

四十一年，西伯昌去世。四十二年，西伯发从吕尚那里接受丹书。四十四年，西伯发讨伐黎国。根据这段文字，征伐黎国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这可以解开千古以来的疑惑，而从汉到宋诸儒先未能决断的议论，都如瓦片碎裂、冰块消融，再没有争论的余地了。我认为《竹书》对圣门大有功劳的，就在于此。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武王率领西夷诸侯讨伐殷商，在〇野打败了殷军。武王亲自在南单之台擒获了纣王。根据这个记载，那么《逸周书》和《史记》中所称武王用黄钺斩杀纣王的文字，都是虚妄的。太甲杀死伊尹，文丁杀死历王，《尚书》有明确记载，即使是《竹书》有讹误，也不足以迷惑后人。而证明西伯征伐黎国，记载武王攻克纣王的功绩，史学的价值难道浅薄吗？【〇野大概就是牧野，读音相近】

穆王八年，北唐来朝进贡，献上一匹骊马，这匹马生下了騄耳。十二年，穆王北巡狩猎，于是征讨犬戎。十三年，徐戎侵犯洛邑，造父为穆王驾车进入宗周。十七年，向西征讨昆仑丘，会见西王母。这一年，西王母来朝见，在昭宫作宾客。根据这段文字，穆王北征犬戎，徐夷侵犯洛邑，造父驾车带穆王回去平定动乱，然后又向西征讨，会见西王母，这与《史记》不同，不知哪个正确。西王母来朝见，也是《穆天子传》没有记载的。

十四年，建造虎牢。十五年，建造重璧台。冬天，穆王在盐泽观览。这三件事都见于《穆天子传》第五卷。说：“有老虎藏在芦苇丛中，天子将要到达，七萃之士高奔戎请求活捉老虎，一定要保全它的性命。于是活捉老虎献上来。天子命令把它关在笼子里养在东虞，这就是虎牢。”第六卷《盛姬〇録》说：“盛姬是姬姓，盛柏的儿子。天子赐给她上姬的尊长地位，这就是盛门。天子于是为她建造台，这就是重璧台。于是向西南行进，戊子日到达盐。”注释说：“盐，就是盐池。”

二十一年，祭文公去世。二十四年，穆王命令左史戎夫作记。这两件事都见于《逸周书》【凡是出自《穆天子传》《逸周书》的，沈约的注释都不引用。《春秋》《史记》是人们共同熟悉的，不引用也可以。这两部书不引用，却引用《离骚》和谶纬之书，为什么呢？】

厉王八年，开始监视诽谤者。芮伯良夫在朝廷告诫百官。见《逸周书·芮良夫解》

十三年，周王在彘，共伯和代理天子事务。二十六年，大旱，周王在彘去世。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下了大雨。这是《竹书》与《史记》大不相同的地方，现在没有文字可以凭据，难以主观臆断。但《竹书》始末明白得很，而《史记》以两位宰相共同治理作为共和，那么文义确实似乎不通畅，而且前代史书绝无此例。罗泌《路史》的辩驳颇为得当，读者请详加考察。

宣王三十年，有兔子在镐京跳舞。这六个字非常奇特，与《春秋》中“晋地石头说话”相同。

桓王元年壬戌，庄伯凭借曲沃反叛，讨伐翼城。公子万救援翼城，荀叔轸追击他，到了家谷。这类记载与《春秋》的笔法完全相同，足以证明《春秋》的文字多是鲁国史官的旧文，不一定都是圣人的裁断。公子万这十四字，与《孟子》中子濯孺子的文体大类相似。下一条又出现这十四字，那就是重复了。

匡王六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赵盾派赵穿到周迎接公子黑臀，拥立他为君。史书说“赵盾派赵穿”，那么弑君这件事，赵盾不知道，仍然算是戎首，屠岸贾的话是对的【欧阳修认为赵盾实际弑君，他的说法很辩驳，没有这段文字无法驳倒他】

定王六年，晋成公与狄人讨伐秦国，抓获秦国的间谍，在绛市杀了他。六天后苏醒过来。这段文字与《史记》相同，考察其他诸子书，说是缢死。如果身首异处，怎么能苏醒呢？然而各种小说所载，往往有临阵时头颅被敌人所得，身体能骑马回归的；又有被依法斩首，而脖颈中能进食汤粥的。宇宙之大，相信无所不有，只是不能作为常理罢了。

烈王元年，魏公子缓到邯郸去制造动乱。沈约注释说：“邯郸，是赵地的地名，不对。”凡是《竹书》称邯郸，就是赵国。比如显王六年，我军讨伐邯郸，夺取列人；七年，我与邯郸榆次、阳邑；十六年，邯郸在桂陵打败我军，都是指赵国。这大概是魏缓投奔赵国，引来赵军作乱罢了。不然，邯郸是赵国都城，难道是魏缓所能占据的吗？

显王元年癸丑，郑国修筑邢丘。注释说：从此韩国改称郑国。麟按：《竹书》“周安王元年，韩疾、郑哀侯进入郑国”，此后烈王元年记载“晋桓公封哀侯于郑”，大概是韩国开始定都于郑，而这一年记载“韩山坚杀害其君哀侯”，六年记载“韩共侯、赵成侯将晋桓公迁到屯留”，又记载“赵成侯偃、韩懿侯若讨伐我国葵”，七年记载“魏大夫王错出逃

译“韩”，大概是因为韩国灭掉郑国，夺取其城邑作为都城，国家仍然称为韩，到这时才改称为郑，这就如同赵国改称邯郸一样。此后史书记载：“公子景贾攻打郑国”（三年）；记载：“周王在巫沙会见郑厘侯”（七年）；记载：“秦国军队攻打郑国，驻扎在怀地”（九年）；记载：“郑国夺取屯留、长子”（十年）；记载：“郑厘侯派许息前来献地”（十一年）；记载：“郑厘侯前来朝见”（十二年）；记载：“秦国公孙壮攻打郑国，包围焦城”（十四年）；记载：“东周与郑国的高都，郑厘侯在中阳朝见”（十五年）；记载：“穰疵率领军队与郑国的孔夜在梁赫交战，郑国军队战败逃跑”（二十六年）；记载：“秦国胡苏攻打郑国”（三十一年）；记载：“郑威侯与邯郸共同包围襄陵”（三十三年）；记载：“楚国吾得率领军队与秦国攻打郑国，包围纶氏”（三十五年）；记载：“周王在巫沙会见郑威侯”（三十八年），这些记载中的“郑”其实都是指韩国。到了慎靓王十六年，《竹书纪年》的末简又记载“周王与齐王在韩地会见”，难道到这时又改称为韩了吗？（只有显王十六年记载“周王率领韩国军队及诸侯军队在襄陵作战”，二十四年记载“魏国在马陵打败韩国”，这两件事仍然称为韩，令人难以理解，或许是传抄记录时的错误。）

译元王四年，于越灭掉吴国。查考《竹书纪年》不记载吴国的事，而越国开始被提及，这自然是后来补记的越国世系，特别详细，几乎没有遗漏，即使是魏国自己的本国史，也不像这样严密。因此分类记录在下面，用来补《史记·吴越世家》等书的缺漏。

贞定王元年，癸酉年，于越将都城迁到琅琊。查考《吴越春秋》文字多与此相合，然而这不是齐国的琅琊，或许是吴越之间有地名偶然相同的情况。

四年十一月，于越君主勾践去世，谥号为菼执。其次鹿郢即位，十年，于越君主鹿郢去世，不寿即位。二十年，于越君主不寿被杀，谥号为盲姑。其次勾朱即位。威烈王十一年，于越灭掉滕国。十四年，于越君主勾朱去世，儿子翳即位。安王二十三年，于越迁都到吴地，二十六年七月，于越太子诸咎弑杀其君翳。十月，越国人杀了诸咎。越人滑吴人，立孚枝错为君主。

烈王元年，于越大夫寺区平定越国动乱，立初无余，谥号为莽安。显王三年，于越大夫寺区的弟弟思弑杀其君莽安，其次无颛即位。

十二年，于越君主无颛去世，谥号为菼蠋卯。其次无疆即位。三十四年，于越君主无疆讨伐楚国。三十六年，楚国在徐州包围齐国，于是讨伐于越，杀死了无疆。以上《竹书》中越国的世系最为详细明晰。大概从勾践到无疆，共十代。自灭掉吴国之后，灭掉滕国，灭掉郯国【十一年，于越君主勾朱灭掉郯国，将郯子鸪俘虏回来】，最后无疆讨伐楚国，而被楚威王所灭。此后臣服于楚国，不再见于《竹书》。

《史记·索隐》注引《纪年》记载：“于越君主勾朱三十四年灭掉滕国，三十五年灭掉郯国”，与今本《纪年》完全不同，怀疑《索隐》是唐代人编纂，或许见到了《竹书》旧本，然而其他年月大多相同，不可随意臆断。又《索隐》注称《纪年》只记载到越君主无颛去世后的十年，楚国讨伐徐州没有打败越国、杀无疆的文字，然而今本非常明确，应当是小司马（司马贞）弄错了。

显王二十八年，秦国封卫鞅于邬，改名为尚。查考：秦国封卫鞅于商，号称商君，尚恐怕是商字的误写，查考《史记》并没有封尚的文字。

三十一年，秦国苏胡率领军队取代郑国。韩襄在酸水打败秦国苏胡。注解说：不知是哪一年，附在此处。查考烈王二年，秦国胡苏率领军队讨伐韩国，韩国将领韩襄在酸水打败胡苏，大概就是这件事重复出现，属于显王时代的事。只是前面说秦国将领胡苏，而这里说苏胡，应当以胡苏为正确【以上《纪年》】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八

明 胡应麟 撰

三坟补逸下

《穆天子传》、《纪年》、《琐语》、《逸周书》都出自汲冢，都是竹书，都是古文。世人用“汲冢”冠于《周书》之前，用“竹书”冠于《纪年》之前，用“古文”冠于《琐语》之前，而《穆天子传》仍然沿用初出时的称呼，这些互相出现的文字罢了。晋史记载汲郡人发掘魏襄王墓，得到竹书数十车，都是古文。束晳校订，用今文抄写，即诸书都相同，可见后人认为《周书》上面不应有重复出现的字，所以用“汲冢”冠于它之前，而用“竹书”冠于《纪年》之前。两书互相出现已经完备，而《穆天子传》原本四字题名，所以直接沿袭其旧称罢了。《琐语》冠以“古文”，见于《太平广记》，或许仍然举“汲冢”冠于它之前，而《师春》也题作汲冢，大概都可以互相称呼。世人大多没有精究其中的缘故，而诸书名纷乱错乱，特此详细说明。

李太白《远别离》说：“有人说尧被囚禁，舜死在野外，九疑山连绵相似。君主失去臣子则龙变成鱼，权力归于臣子则防变成虎”等语，人多不太领会。实际上本于刘知几《史通》引用《琐语》，这些事都是《纪年》、《周书》中所不记载的，我的辩驳见此前后及他书中详细记载。世人有的把伊尹的事误认为是《纪年》，又有的因“竹书”二字误认为是《周书》，更加失实了。

杨用修《周书后序》说：“根据束晳《荀勖传》、《武帝纪》、《汲冢书》七十五卷，其目录都没有所谓《周书》的。大概此书就是《汉艺文志》中的《逸周书》，宋初诸臣编《太平御览》，寻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于是用这七十篇充数。用修的论点，似乎中有独到见解，而实际上不对。今本《周书》名七十篇，实际是十卷罢了。晋以前所谓的篇多，如后世所谓的卷，那么今本《周书》十卷，不过是当时的十篇。束晳传《琐语》等目之后，称又有杂书十九篇，记载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查考《穆王传》末卷叙述盛姬事与王防等章，大类大概即此十九篇中的十篇。为什么说没有《周书》的目录呢？用修序引束晳传，只录杂书十九篇的文字，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全部删去，于是认为此书不出自汲冢，太可笑了。又杜预序只称七十五卷，而不说篇，那么《周书》十卷又何必怀疑呢【《汉艺文志》《史记》百三十篇即今百三十卷，此篇与卷相同；《尚书》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