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七

译那么，难道可以不定于一人吗？司马迁在《秦本纪》中说：“大业娶了女华，女华生了大费，大费辅佐大禹治理水土，辅助舜帝驯服鸟兽，舜帝把姚氏的玉女嫁给他，这就是伯翳，是秦国的祖先。”大禹担任司空，这是天下重大的职务；辅佐大禹疏通河道，这是天下重大的功绩。假如不是伯益而是另一个人，那么《尚书》记载此事时，应当与咎繇、稷、契等人并列提及了。如今考察虞朝朝廷的臣子，四岳、九官、十二牧等人，无不详细记载在书中，唯独伯翳的文字在经书中没有见到。用史书所称的“治理水土”来对照《尚书》，那么共同进献美味食物，是伯益的事迹；用史书所说的“驯服鸟兽”来对照《尚书》，那么掌管火政、设立虞官，是伯益的官职。既然如此，那么《尚书》所说的伯益，不是伯翳又是谁呢？《秦纪》所说的伯翳，不是伯益的笔误吗？大概“伯”与“栢”读音相同，《秦本纪》写作“栢”，“益”与“翳”声音相近，所以《史记》错误地将一个人分成了两个人。幸好虽然人名有两个，但事迹却是同一个。然而，“大费”这个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曾经阅读《汲冢纪年》而得到了答案：《竹书纪年》记载“启即位的第二年，费侯伯益离开朝廷回到封国。”《史记》先称大费，后又称柏翳，柏翳如果是人名，那么大费就是国名封号了；大费如果是国名，那么柏翳就是伯益了。仅凭《竹书》这一条记载，柏翳、伯益、大费这三者就不待辩驳而真相大白了。而司马贞、张守节都对此置之不理，那些《索隐》之作，怎么能算是探求隐微呢？那些《正义》之作，怎么能算是匡正谬误呢？《正义》在陈纪下也说这两人原本是一人，但在《秦纪》、《陈纪》、《世家》中关于伯益的记载却不加说明。按《山海经》刘歆的序言，先称伯翳，后又说伯益，其为同一人非常明显，而太史公的错误不辩自明。然而《正义》也没有引用。

译苏东坡论述周朝的过失，认为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了，并以周灵王神圣、诸侯臣服进献作为证据，这只是依据《子朝》一书的记载，而没有详细考察那个时代的情况。周灵王在位时，孙甯驱逐国君却无人讨伐，崔庆弑杀国君却无人诛杀，陈生、伯舆争夺政权却无人裁决，甚至要借助列国的大夫在王廷上听讼断案，国家的纲纪名分几乎荡然无存，没有一样保留下来。谷水与洛水相斗，周灵王想要堵塞它，太子晋的劝谏可以说非常恳切深刻，但周灵王最终还是没有采纳。纵观他一生的政事，可见只有聘娶王后并向齐国传达命令罢了。所谓神圣、诸侯臣服进献，究竟在哪里呢？唐代李翺的话说得好：唐高祖凭借一支军队夺取天下，后世却不能凭借天下夺取河北，唐朝的衰败不振，难道也是东迁的罪过吗？太子晋的一番话，晋国人就立刻想要归还侵占的土地，假如太子晋没有早死，成王、宣王的治世可以恢复，谁说东迁是失策呢？

从周文王被释放于羑里之囚，商纣王赐给他弓矢，让他专擅征伐，世人于是称文王为西伯。到了征伐黎国这件事，大家都说这是文王的举动，目的是震慑商纣王而使其萌生悔意。唉！文王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却仍臣服侍奉殷商，孔子赞叹他的至德，大概是深切关怀的。一旦刚被释放，就立刻有征伐黎国的举动，这就像勾践用美女豢养吴国而军队紧随其后一样，谁说文王的德行是这样的呢？况且商纣王在文王时期，三位仁人还没有灭亡，天命还没有断绝，八百诸侯还没有会盟，而文王就发兵在郊外狩猎，这与后世乱臣贼子举兵晋阳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邪之人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元代儒者金吉甫独自引用胶鬲的话，直接将征伐黎国归于武王，文王的用心才开始向天下万世昭示。然而胶鬲的话足以证明西伯就是武王，却不足以证明征伐黎国是武王所为。我考证汲冢竹书，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去世；四十二年，西伯发从吕尚那里接受丹书；四十四年，西伯发征伐黎国。从武王即位，直到攻克殷商，始终除了西伯之外，没有别的称呼。于是我才确信征伐黎国的举动，明显出自武王，而文王侍奉殷商，终身洁白无瑕，可以洗刷百代的疑点了。金氏前编多引用竹书，唯独这件事关系重大，而《纪年》所载明白显著，特别令人愉快，却偶然没有引用，难道是考据有所不到吗？

唉，夏商周三代以前，史家的说法真不可靠啊！司马迁列传七十篇，以伯夷为首；而他写伯夷传，开始于逃避尧的记载，结束于劝谏伐纣的记载。大概历经数百千年，没有人核实其真实情况。逃避尧的谬误，有见识的人大概都能辨别；唯独劝谏伐纣，其所涉及的关系重大，理应记载特别详细，但司马迁所取证的资料却毫无踪迹。而世间的儒者，众口一词，即使博学多识且自信，如宋代罗泌之流，也只是开了个头，而他的说法最终也没有完成。三代的书籍，司马迁所取证的，不过是六经、孔孟之外的言论，以及《战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几部书罢了。孔子对伯夷称其贤德，孟子对伯夷称其圣德，却从未提及叩马之事。孔子称伯夷饿死，孟子述说伯夷的清高，却从未提及叩马之言。《采薇》一歌，足以说明武王未尽善，而孔子删去了它；食粟之耻，比不听恶声更大，而孟子却置之不理。衡量事理，为何如此错谬？先秦的文章，详细记载识文断武的，应当没有超过《左传》的；勇于非议汤武的，应当没有超过庄周的。而《左传》等书，说话的人不引用；《庄子》《列子》等书，引用了却不提及。书籍出自汉代之后，而足以证明周朝之前的，是汲冢竹书；而汲冢竹书的各篇，又始终没有一句话提及。那么叩马劝谏，太史公所采据的，究竟是什么书呢？三代的书籍，流传到后世的常常很少，而三代的遗迹，散失于上古的常常很多。至于圣贤的大节，没有不详细记载于六经，而互相见于诸子百家的，为何合六经、诸子、诸史而毫无一个证据呢？所以我断定伯夷、叔齐没有叩马劝谏的说法。然而这话不是司马迁首创的，大概是战国游说之士的口传，而司马迁相信得太轻易了。战国时的谈论，其起因于看到伯夷、叔齐让位，于是怀疑武王有争夺之心；听到伯夷、叔齐居住在周朝，于是怀疑伐纣应当阻止，因此委曲附会而成此说。至于叩马这一节，对于伯夷、叔齐来说确实做得出来，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树立天地古今的大戒。只是用它来垂范训诫则伟大，而用它来记录史实则疏漏。那么君子读这篇传记，还是取其言论，而暂且忽略其事吧！

孔子说：“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所谓饿死，大概是说伯夷、叔齐让出国家而贫穷，不像景公那样独占国家而富有，何曾说是饿死呢？孔子在陈蔡之间挨饿，灵辄在翳桑挨饿，而都没有死，为什么在首阳山下，伯夷、叔齐唯独饿死呢？吃粟米、采薇菜，是因为“饿”这一句话而附会吗？武王不是刚愎拒谏的人，二子的困难，在于让国，不在于叩马；在于无怨，不在于采薇。庄周称伯夷、叔齐在咸阳，见武王伐殷说：“天下混乱，周德衰微，不如避开它。”向北到了首阳山，于是饿死。这是太史公说法的来源，出自庄周之口，而也可以证明没有叩马之事了。

春秋时代的混乱，哪里忍心说呢？大概君臣之义断绝了。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拘捕

译晋厉公召见韩厥。韩厥说：“各位大臣不能侍奉国君，还要我韩厥做什么用呢？”齐国崔杼弑杀齐庄公，有人问晏婴是否应当殉死？晏婴说：“国君为社稷而死，我就为他死；如果他是为自己而死，除非是至亲至近的人，谁敢承担这个责任？”韩厥、晏婴，难道不是《春秋》所称赞的贤人吗？君父的仇敌，道义上不能与之共存于天下，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杀之而不赦免，不论其职位大小。这两人身为大夫，突然听闻君父遭遇危难，应当率先率领众人，秉持大义去讨伐他们，诛杀首恶以安定国家，这是上策。如果做不到，就为国君而死；如果连死都做不到，就离开这个国家，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当晋厉公被俘、书偃召见韩厥时，韩厥挺直身躯极力争辩，还希望能万一挽回局面。如果实在不得已，也应当在继位国君的时代竭尽忠诚和力量。然而起初他采取中立态度以观望事态变化，后来又成为赵盾的同党以助长其奸恶。晋国还算有人才吗？大概韩厥不臣服于君，而赵盾不慈爱于子。作为臣子的道义，既然享受俸禄就不应逃避危难。晏婴所享用的俸禄，是谁给的俸禄呢？齐庄公被弑而不跟随殉死，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在齐庄公未被弑杀之前，难道不应该劝谏吗？等到齐庄公已经被弑杀，难道不应该讨伐吗？劝谏而不被采纳，难道不应该离开吗？讨伐而不能成功，难道不应该一同离去吗？这四种道义，晏婴一样都没有做到，活着时享用俸禄，死后却置之不理，这样的臣子有什么用呢？在《春秋》时代，君臣之间的道义已经断绝了。像这两人的事情那样，而世人却认为他们是贤人，后世也终究没有人非议他们，大义之难以明辨，真是严重啊。

译豫让漆身吞炭，以此来使那些怀有二心的人臣感到羞愧。豫让大概是以义士自居的。当时人们凛然地认为他是义士，后世也一致地认为他是义士。直到苏氏、胡氏竟然认为这是圣贤大学之道，宋人的浅陋真是到了极点啊。我认为豫让不过是刺客中喜好名声的人，不仅不懂得义，几乎接近于不知耻。他所说的话本意是用来教育怀有二心的人臣，然而怎么能让他们感到羞愧呢？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一样的，父亲可能不慈爱儿子，但儿子没有不孝顺父亲的；君主可能不贤明，但臣子没有不忠君的。孟子论述手足与腹心之间报施的道理，已经非常透彻了，但他的言论可以用来训诫天下的君主，却不可以用来训诫天下的臣子；可以在唐尧虞舜、夏桀商纣之前陈述，却不可以谈论于春秋战国之世。因此言论出自孟子，豪杰之士尚且有人非议他。然而他说君主视臣如犬马、如土芥、如国人、如寇仇，这轻重的等级是比较清楚的。范氏、荀氏被智氏灭亡，智氏被赵氏灭亡，那么智氏对于范氏、荀氏是正义的，赵氏对于智氏也是如此。豫让用对待众人的态度去报答范氏、荀氏，那么这两家灭亡后，他仕于其他姓氏是可以的，何必去侍奉旧主的仇人之后，而且为之尽力呢？这岂不是接近于以寇仇之报来报答视如犬马的待遇吗？智瑶没有失败时，如果豫让真的知道这一点，选择侍奉他，怎么能说他知道智瑶将要失败而争辩呢？豫让沉默并成全了他，怎么能说他贤明呢？智瑶灭亡时，他可以死了，却没有死；襄子捕获他时，他可以死了，却没有死；直到两次刺杀而两次被捕获，仍然不死。怎么能说他勇敢呢？假使襄子再次释放他，他是将以刺杀告终呢？还是将以不刺杀告终呢？刺杀而命中，怎么能在死后见到襄子？刺杀而不命中，怎么能在生前见到襄子？停止而不刺杀，怎么能在天下万世自立呢？所以我直接认为豫让不仅不懂得义，而且接近于不知耻。他小心翼翼地吝惜自己的一死，务必成就他一次刺杀的名声罢了。对于人臣没有二心有什么益处呢？即使人臣有二心，将用豫让作为借口，又怎么感到羞愧呢？为豫让打算，应该怎么做呢？回答说：为范氏、荀氏而死是最上等的，为智伯的灭亡而死是次一等的，为襄子的捕获而死又是次一等的。用刺杀来报答他的主人，就已经卑微了。两次刺杀而两次没有成功，最终却没有死，却想用漆身吞炭来使怀有二心的人臣感到羞愧，太难了啊【认为智氏无人而豫让无为而为，尤其荒谬。聂政尚且不想显扬自己的名声，而要离致使妻子被杀，这是为什么呢】

自从山东遭受秦国的祸患，诸侯中得志的有三次，而苏氏的合纵策略没有参与。孟尝君到达函谷关时，信陵君保全大梁时，赵奢救援阏与时。孟尝君、信陵君都是贵公子，率领列国攻打秦国，唯独赵奢出身小吏，率领孤军，大破秦军，他的事迹非常伟大，功劳非常奇特。然而读史的人忽视了，只知道赵奢的胜利，却不知道他胜利的原因。当秦国围攻阏与时，惠文王询问廉颇，廉颇认为难以救援，为什么呢？阏与之地，是秦、韩、赵三国的交界，秦国攻打韩国而移兵到阏与，大概是出于赵国的意料之外。而赵国刚开始发兵救援，如果秦国占据险要地势来抵御赵国，像魏太祖屯兵柴壁那样，那么赵军就会受阻；如果秦国扼守险要地势来要挟赵国，像唐太宗袭击美良那样，那么赵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两种情况都是懂兵法的人所忌讳的，而廉颇位居赵国上将，名声传遍诸侯，本来不肯轻易使用自己的名声，在鼠穴般的险地决一胜负。赵奢则未曾有战功，一旦想要崭露头角，形势不允许他不拼死出力以显示他的奇特。而赵奢刚从细微职位提拔上来，又容易蒙蔽秦国的耳目，于是驻扎军队在邯郸，增筑营垒以显示我方虚弱，从而放松敌人的防备；坚守营垒以积蓄我方威势，从而等待敌人的间隙。直到二十八日之久，敌军已经疲惫，而我军正旺盛，然后趁着秦国间谍的到来，卷起铠甲迅速前进。秦国想在我方进入险地之前抵御我，而我方已经进入；想在我方处于险地之内时邀击我，而我方已经出来。等到秦人全部披甲来攻，而我方壁垒已经建成，士兵有必死的志向，用长久积蓄的锋芒，趁着初到的势头，激励必死的勇气，去冲击疲劳暴露的军队。这种在庙堂上就已取胜的形势，在赵国和秦国，不需要智者就能决断了。有人说：赵奢的胜利，是历的谋略。历所说的“厚集其阵，先据北山”，都是兵家常理，偶然符合赵奢，而赵奢使用了它，大概是赵奢的胜利，而不是胜利的原因。赵奢受命出师，战胜秦国，本来心里清楚，还要等待历吗？那么廉颇的意见，是对还是错？廉颇，是秦国所忌惮的；赵奢，是秦国所轻视的。赵奢为将，敌人相信而不怀疑；廉颇为将，敌人怀疑而不相信。所以赵奢的事，廉颇虽然勇敢也不能实行；廉颇的话，赵奢虽然胜利也不能改变。道路遥远险狭，廉颇的话确实没有错，而长平之战，也是赵奢有所习以为常，可悲啊。

乐毅没有攻下两座城池，夏侯玄认为他差不多像商汤、周武王，多么浅陋啊！河汾学派跟着谄媚他，眉山学派又跟着驳斥他。这都是对乐毅不攻取城池有疑问，而没有仔细考察古今攻守的大势。以我看来，即墨的防守，不一定像田单那样有智慧才能保全；而两座城池的攻取，不仅是乐毅有所不能，即使力量和才能比乐毅多几倍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成功。为什么不从战国时期来推论呢？燕国和秦国相比，哪国的士兵更锐利？乐毅和武安君白起相比，谁的将略更优？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坑杀赵国四十多万士兵，震慑谁更厉害？燕国图谋即墨，和秦国图谋邯郸相比，哪个更紧急？平原君、安平君的应变能力，谁短谁长？智者所明了的。

译然而燕昭王凭借百战的威势，挟带秦国的众多兵力，乘着长平之战的有利形势，逼迫即将灭亡的赵国，一次围困而不能攻克，再次命令而不肯执行，三次逼迫而甘愿伏死于杜邮之剑下。观察他极力拒绝应侯的请求，虽然未必完全如此，但邯郸城难以攻克，本来就很明显了。唯独对乐毅表示怀疑，可以吗？齐国与燕国，势力相互倾轧；乐毅与单于，谋略大致相当。然而主客地位不同，懈怠与奋发的心理不同，加上继位的君主心存疑虑，邻国进行反间计，逃亡的大臣合力破坏，战士思念归乡，骑劫取代乐毅，这大概是乐毅有上天眷顾！不然，他怎么能率领军队返回呢？所以我认为即墨的坚守，不是单于也能保全；两座城池的攻取，不是乐毅所能做到的。而评论事情的人，必须透彻了解古今攻守的大势，然后才可以啊。

译攻守形势的悬殊真是极大啊。所以防守的一方，将领不一定需要才能，士兵不一定需要众多；而进攻的一方，将领的才能往往无处施展，士兵的众多也往往无法发挥。王莽率领百万大军围攻昆阳，结果被歼灭；隋炀帝率领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围攻平壤，结果溃败。这两次兵力没有比这更众多了，人们便说这是因为将领没有才能。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围攻陈仓而没有攻克，孙权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合肥而几乎被擒获。这两次将领没有比这更有才能的了，人们便说这是因为兵力不充足。光武帝倾尽汉朝优秀的将领去图谋天水却遭受挫折败退，神武帝倾尽北齐精锐的士兵去围攻金墉城却导致自身陨落。这两次将领并非没有才能，兵力并非不充足，人们便说这是因为敌人坚固。拓跋英、杨大眼率领四十万大军围攻钟离却连一个车轮都没有返回，郭子仪、李光弼率领六十万大军围攻相州却导致九位主帅全部奔逃。这两次将领并非没有才能，兵力并非不充足，敌人也并非不脆弱，人们便说这是因为援军到了。至于魏太武帝在宋国屯驻百万大军，唐太宗在辽地聚集天下兵力，这不仅是将领的才能超越古今，而且他们是帝王；不仅是兵力众多达到极致，而且精锐【王莽、隋炀帝的军队未必精锐】。再加上盱眙这样的小城，安市这样的夷人帅长，敌人并不强大。刘义隆吓得胆破，高延寿望风而逃，援军已经断绝。然而最终自行解围，这是什么缘故呢？所以说：攻守形势的悬殊真是极大啊。有善于防守的，就没有善于进攻的。何况是乐毅这样的将领，燕昭王这样的军队，去攻打田单这样的防守？怎么能攻克这两座城池呢？那么夏侯氏难道可以勉强比作商汤、周武王吗？不是的！

白起在长平坑杀四十万赵军，古今都归罪于赵括。赵括轻浮躁进、缺乏谋略，确实有罪。但长平之战的事情，却大有难以言说的地方。世人沿袭旧有的成见，把赵括看作狂妄平庸的竖子，这是考察得非常不深入的。为什么呢？四十多万的军队，不是容易驾驭的部队。四十多天的围困，不是容易支撑的困境。假如赵括果然是狂妄平庸的竖子，像宋义、刘秩、李元平那样，两军交锋就会溃败，怎么能率领他的军队作战呢？埋伏发动就会歼灭，怎么能率领他的军队防守呢？率领四十万士兵，陷入必死的境地，坚守四十多天之久，却没有一个叛变的人，直到赵括死后才投降，那么赵括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了。赵括当时所面对、对阵的人是谁呢？秦军强大，天下没有敌手。白起所攻击的，天下没有坚固的。况且他们乘着失去土地的愤恨，激励使用壮年士兵，这不同于阏与之战中士兵逃亡、名将逃亡的情况。在白起没有担任将领时，廉颇抵御秦军就已经惶恐不安了。等到武安君白起出兵，秦国扫荡边境暗中归属他，而秦王又亲自到河内，征发老弱病残奔赴前线，这简直不止是宋人所说的倾尽全国兵力作战。唉！当时局势的紧急，是多么严重啊！我认为即使信平君不被替代，而马服君赵奢再生，也不容易应对。赵括如果真像李元平那样，那么廉颇一举就能制服他。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白起以少击多，以正击奇，万无一失，却要用众多兵力？为什么用奇兵？而且一天就能吞灭他？为什么这样长久呢？正因为将领一定要用白起，一定要用众多兵力，一定要用奇兵，那么赵括不能算是狂妄平庸的竖子，是确定的了。

秦国施行反间计，只是想让赵国任用赵括，赵国最终任用了他，而赵括最终覆灭了军队。这是秦国的巧妙，赵国的笨拙，而赵括的愚蠢。当赵孝成王接受上党时，在平原君那里商议，平原君认为廉颇可以对抗白起，他的防备也很周密。等到廉颇损失惨重，坚守不出，赵孝成王责备他，而秦国的间谍进入，直接说廉颇容易对付，而且快要投降了。率领四十万军队，外面被敌人创伤，里面被君主逼迫，这是章邯在钜鹿的形势。纵然廉颇的才能足以坚守，赵国的君臣听到这话，能不震惊动摇吗？而当时，谁可以替代廉颇呢？马服君已死，安平君已亡，李牧正在保卫边塞，还没有名气。大概六国的将领，都没有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不只是赵国。只有赵括一向喜好军事，当时也被认为是能带兵的人。而先前他的父亲赵奢又曾经替代廉颇击退秦军，所以赵孝成王、平原君突然举荐他而不怀疑。秦国的利益在于撤换廉颇，不在于任用赵括；赵国的过失不在于任用赵括，在于废弃廉颇。廉颇被替代后，四十多万人的性命，已经悬在白起的手中了。当时，赵国老练的将领，除了廉颇外只有乐乘、庞暖两人罢了。赵国不任用赵括而任用这两人，未必不会成为芒卯、扈辄的后续，而他们的失败或许比赵括更快，也未可知。赵括坚守四十天，而援军不到，最终以身殉国。敌人虽然不足以赎他败军的罪过，但比起误国投降的人，还是有区别的。而世人归罪赵括甚于赵葱、骑劫，而将赵孝成王、平原君等同于王迁、郭开，我因此感到悲哀。

说司马相如封禅是进献谄媚之辞，是真的吗？不在生前进献，而在死后进献。他想以此希望什么呢？说扬雄《美新》是投机钻营，是真的吗？不在年轻时投机，而在晚年投机。他想以此做什么呢？封禅被认为名声高，却不知道圣王不这样做。美新被认为明智，却不知道节士不喜欢。这是这两个人所蒙蔽的。汉朝风俗急功近利，浮躁而获得利益的人很多。只有这两个人恬淡而像宋人，因为他们是文士的缘故，加上恶名而不探究他们的内心，评论他们的时代，可悲啊【待考】

少室山房笔丛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八

明 胡应麟 撰

史书占毕四

冗篇下

陆终氏娶鬼方的女子，怀孕而不能生育。十一年，剖开她的左胁，生出三个人来；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