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一
篇，汉志列儒家。按婴谓仲尼之学，累世不能穷，当年莫能究其意，趣迥异可知，而俨然儒首，非也。刘班葢仍太史之误，栁仪曹以为墨家当矣【通考亦列墨家】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顔云即今六弢也，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按向所録兵家自为类，不入九流，岂容搀入儒术？况本注或云惠襄间，或云显王时，或云孔子问夫。惠襄间当与孟氏同时，显王、孔子俱去太公远甚，而唐世六韬自太公外无别书，岂刘班类次乃尔混淆乎？顔注误无疑。
译《六韬》篇，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儒家类。考察墨子曾说孔子的学问，累世也不能穷尽，当时的人也不能探究其深意，可见两者的旨趣迥然不同，却将墨子俨然列为儒家之首，这是不对的。刘向、班固大概是沿袭了太史公的错误，柳宗元认为墨子应归入墨家，这是正确的【《文献通考》也将墨家单独列出】。儒家类中有《周史六韬》六篇，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六韬》，内容是关于夺取天下和军事作战的事。考察刘向所录的兵家自成一类，不属于九流之内，怎么容得下它混入儒家学说？况且原注有的说成书于周惠王、周襄王之间，有的说成书于周显王时，有的说是孔子向姜太公请教。周惠王、周襄王时期应当与孟子同时代，周显王和孔子距离姜太公都太远了，而唐代时的《六韬》除了姜太公之外没有别的书，难道刘向、班固的分类编排竟然如此混乱吗？颜师古的注解错误无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独《管子》存。与道家言不类，考兵家亦有《管子》，班氏省之，岂今所传而道家者不存与？然伊尹、太公皆不可深晓。盖秦汉所谓道家，大率翕张取予之术，非近世长生虚静之谓。故凡兵谋秘计，悉附之《伊尹》《太公》诸书，虽絶亡可考，意其中所称佐辅商周、戡定四海之术，要必有近于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韩仝传，总之秦汉间见解大槩畧同，不足怪也【凡《汉志》称《伊尹》《太公》悉战国人依托者】
杨朱学于老氏，源流固自了然。庄周《天下》歴叙道术，而不及朱，或谓以其浅陋不足比数，谬也。老耼、关尹，朱所自出，周既叙之，岂容复赘？如以鄙而弗称，则南华平生尊事，不敢毁斥者，何如列御寇耶？御寇不列道术，亦老耼、关尹，故也。朱之弗列，故应尔尔。孰谓贬哉？
或又以彭蒙、田骈、慎到之属，庄固有并举数人者，是又不然。彼皆庄所同斥，故多寡亡论。老、关则周极尊之，朱既匪其伦，不容并列。御寇虽庄所自出，或未跻于耼尹，故以二子槩之【周所举墨翟、禽滑厘、彭蒙、田骈、老耼、阕尹，皆一师一弟，宋钘、尹文，盖亦当然。列与老不相及，故举关尹也】
刘向叙《列子》以郑穆公同时，栁子厚谓穆公前孔子百年，当是繻公，举繻公二十四年，郑杀其相子阳为证，当矣。或谓向之误，当由古文以穆公为缪公，繻与缪字相近，非鲁穆公故也。余以中垒博极羣书，不应乖错，至是当是向序本作繻公，后人不解，因见秦、鲁二公皆諡缪，遂改繻公为缪公，缪、穆音义本同，故缪再譌爲穆，而与繻迥不仝矣。张湛注亦以穆公为疑，则知晋世已误，不始唐也。
庄、列二家谭者，优劣往往异仝。栁子厚、洪景卢左袒郑圃者也。高似孙、林希逸左袒漆园者也。然率举一端，未极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法，庄之文竒。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凌厉汪洋，杳防超忽，乘风骑气，出鬼入神者，庄简劲宏妙，平淡疎旷，周鼎商彞，朱弦疎越者，列源流本始，则列；庄之胚胎，震荡波澜，则庄、列之极致【本朝宋太史王长公亦以列叙事胜庄，赵景仁以庄胜】
列温纯典厚，尚有春秋前辈风。庄全，是战国纵横之习。其文章则妙极矣。读其书，二子气象亦可见。
太史于战国于说，取韩非于文，取屈原，皆深嗟极慕。要以二子穷愁欝抑，触讳杀身，与已意相发，故沾沾焉道家庄列二氏最杰出，传南华，但言其文辞洸洋自恣而已，絶不道其他。而御寇无传，盖自刘向始表章太史，当时或所未覩，故不及传。其人高似孙，以太史无传，而并疑为鸿蒙齧缺之类。夫鸿蒙齧缺，荘氏不过一再言其寄寓，了然其所称御寇，果若是乎？以列撰述灿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握竒鬼谷，则极其尊信，以真出风后诸人，大可哂也。
庄周南华，其文辞瑰玮横放，固独行天地间。至掊击圣神，凌侮贤哲，亦生民以来未有之变也。眉山氏癖其文辞，而谓《盗跖》《让王》四篇非周作，寻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叙仲尼为阳挤阴助，则亡谓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难出奔，其防操棰，隶之匪得已也。隶之而足免于厄，以爲得事主之权，固宜。若战国之时，仲尼虽没，六经之道灿如日星。周能大声疾呼，以暴其教于天下，若孟轲氏之着七篇，即举世莫宗，俟之后圣足以不惑。夫奚厄于巳，而又奚厄于仲尼者，而奚取于阳挤之而隂助之也？周方槌仁提义，废礼絶乐，欲以一人私臆扫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农氏下至尧舜禹汤文武，亡弗诋诃。而仲尼当时特巍然为仁义礼乐之宗，故尤极意讪讥，恣其唇吻。盖文固弗予，夷考其实则尤甚焉。真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求诸眉山氏所云，竟《南华》一编，邈未之覩也。知道君子读是书，若孟旃抵掌骊施，骋姿挥之一笑而已。借以为阳挤阴助，吾恐后世之人将遂以其文并
译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如今只有《管子》留存下来。它与道家言论不类似，考察兵家中也有《管子》，班固将其省略，难道如今所传的道家《管子》已经不存了吗？然而伊尹、太公的学说都难以深入理解。大概秦汉时期所谓的道家，大多是关于扩张收缩、索取给予的权术，并非近世所说的长生虚静之道。所以凡是军事谋略的秘计，都附在《伊尹》《太公》等书中，虽然这些书大多失传但可考证，推测其中所称辅佐商周、平定天下的术数，必定有接近老子（柱下史）所说的那些内容。太史公将老子、韩非合传，总之秦汉间的见解大致相同，这也不足为怪【凡是《汉书·艺文志》称《伊尹》《太公》都是战国人依托伪作的】。
杨朱师从老子，其渊源流脉本来就很清楚。庄子在《天下》篇中历数道术，却没有提到杨朱，有人说是因为杨朱浅陋不足以并列，这是错误的。老子、关尹是杨朱的源头，庄子既然已经叙述了，哪里还能再赘述？如果因为鄙陋而不称道，那么庄子平生尊崇侍奉、不敢毁谤斥责的人，像列御寇又怎么样呢？列御寇没有被列入道术，也是因为他是老子、关尹一脉的缘故。杨朱没有被列入，应当就是这样。谁说这是贬低呢？
又有人拿彭蒙、田骈、慎到等人来说事，庄子本来就把这几个人并举，这又是不对的。这些人都是庄子所共同斥责的，所以多少无关紧要。老子和关尹则是庄子极为尊崇的，杨朱既然不是同一类人，就不容并列。列御寇虽然是庄子的源头，但或许没有达到老子、关尹的境界，所以用这两个人来概括【庄子所列举的墨翟、禽滑厘、彭蒙、田骈、老子、关尹，都是一师一弟的关系，宋钘、尹文，大概也是如此。列御寇与老子不相及，所以列举关尹】。
刘向叙录《列子》说列子与郑穆公同时，柳宗元说郑穆公在孔子之前一百年，应当是郑繻公，举出郑繻公二十四年，郑国杀其相子阳作为证据，这是对的。有人说刘向的错误，应当是因为古文把穆公写成缪公，繻与缪字相近，不是因为鲁穆公的缘故。我认为刘向博览群书，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这里应当是刘向的序言原本写的是繻公，后人不懂，因为看到秦、鲁两位国君都谥号为缪，于是把繻公改为缪公，缪、穆音义本来相同，所以缪再次讹误为穆，而与繻就完全不同了。张湛的注也以穆公为疑，就知道晋代已经搞错了，并非始于唐代。
谈论庄子、列子两家的人，优劣看法往往不同。柳宗元、洪迈偏袒列子（郑圃），高似孙、林希逸偏袒庄子（漆园）。然而大都只举出一端，没有穷尽两家的造诣。大体上列子的文法，庄子的文奇。列子像左丘明，庄子像司马迁。列子规矩驯顺容易进入，庄子崖岸峻峭难以攀登。凌厉汪洋，杳冥超忽，乘风骑气，出鬼入神的，是庄子；简劲宏妙，平淡疏旷，周鼎商彝，朱弦疏越的，是列子。源流本始，则是列子；庄子的胚胎，震荡波澜，则是庄子、列子的极致【本朝宋太史王世贞也认为列子叙事胜过庄子，赵景仁认为庄子胜过列子】。
列子温纯典厚，还保留着春秋前辈的风范。庄子完全是战国纵横家的习气。他们的文章则妙极了。读他们的书，两人的气象也可以看到。
太史公对于战国时期的学说，取法韩非；对于文章，取法屈原，都深深赞叹极度仰慕。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穷愁郁抑，触犯忌讳而杀身，与自己的心意相契合，所以津津乐道庄子、列子二氏最杰出，传南华（庄子），只说他的文辞汪洋自恣而已，绝口不提其他。而列御寇没有传记，大概是从刘向开始表彰太史公，当时或许没有看到，所以没有传。这个人高似孙，因为太史公没有传列子，而一并怀疑列子是鸿蒙、啮缺之类的人。鸿蒙、啮缺，庄子不过一两次提到他们作为寄托，很清楚他所称的列御寇，果真像这样吗？因为列子的撰述灿烂而高深，特别怀疑而不肯罢休。至于握奇、鬼谷，则极其尊信，认为真出自风后等人，大可耻笑。
庄子南华，他的文辞瑰丽横放，固然独步天地间。至于抨击圣神，凌侮贤哲，也是生民以来没有过的变故。苏轼（眉山氏）癖好他的文辞，而说《盗跖》《让王》四篇不是庄子所作，推究其旨趣，或许接近事实。至于认为《天下》篇不叙述孔子是阳挤阴助，则是毫无道理的大话。楚公子遭遇危难出奔，他的仆役拿着鞭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仆役拿着鞭子而足以免于灾难，以此作为侍奉主君的权宜之计，本来应当如此。如果是在战国时期，孔子虽然去世，六经之道灿烂如日星。庄子能够大声疾呼，把他的教化暴露于天下，像孟子著七篇那样，即使举世不宗，等待后圣足以不迷惑。那么有什么灾难在自己身上，又有什么灾难在孔子身上，而为什么要阳挤阴助呢？庄子正是要捶打仁义，废除礼乐，想用一个人的私意扫荡百代的名教而使之空虚。自从神农氏下至尧舜禹汤文武，没有不被诋毁的。而孔子当时特别巍然作为仁义礼乐的宗师，所以尤其极力讥讽，恣意其唇舌。大概文章固然不予承认，考察其实质则更加严重。真是所谓小人的无忌惮。寻求苏轼所说的，竟然在《南华》一书中，远远没有看到。知道大道的君子读这本书，就像孟子抵掌谈笑，施展姿容挥之一笑而已。借以为阳挤阴助，我担心后世之人将遂以其文并
晁公武云：「孔子没，天下之道术日散。老耼始著书垂世，而虚无自然之论起。周又従而羽翼之，掊击百世之圣人，殚残天下之圣法而不忌。其言可谓反道矣。自荀卿、▯雄以来，诸儒莫不辟之。熙宁、元丰之后，学者用意过中，见其书末篇论天下之道术，虽老耼与其身皆列之为一家，而不及孔子，意以为阳訿孔子而阴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论道术而有是言：『盖不得已耳。夫盗之暴也，又何尝不知主人之为主人邪？顾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开门揖而进之乎？』窃惧夫祸之过乎两晋也。」按晁氏此论，最得苏说膏肓，因备録之。
黄东发曰：列子资颖逸而性冲澹，生乱离而思寂寞。黙察造化消息之运，于是乎轻死生；轻视人间死生之常，于是乎遗世事。其静退似老耼，而实不为老耼。老耼用阴术，而列子无之。其诞谩似庄周，而亦不为庄周。庄周侮前圣，而列子无之。其学盖全类杨朱。按东发言，虽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槩得之。余并録焉。
余谓老耼、庄周、杨朱之学，三者同源而实异流。老耼濡弱，以退爲进；庄周诞谩，游方之外；杨朱贵生，毫末不捐。故老流于深刻，庄蔽于狂荡，杨局于卑陬。惟御寇斟酌三氏，政得其中。视老耼坦遂过之，视庄周驯厚过之，视杨朱高旷过之。且三子弗知尊仲尼，列虽轻蔑礼教，独能推毂仲尼以行其说。故后世崇清静则列爲▯宗，罪虚无则列非戎首。孟辟杨、荀辟庄、韩辟老，列咸置焉。惟其善于立言，工于自爲也。南华所谓“支离其徳者”，舍若人曷归焉？
庄子愤世嫉邪之论也，人皆谓其非尧舜，罪汤武，毁孔子，不知庄子矣。庄子未尝非尧舜也，非彼假尧舜之道而流为之哙者也；未尝罪汤武也，罪彼假汤武之道而流为白公者也；未尝毁孔子也，毁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贼儒者也。右杨用修之论。夫庄周文章絶竒，而理致▯眇，读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旷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沈防其说。第以爲空青水碧，物外竒观可矣，必爲说文之，是以火济火也。余论庄若此，世将以爲俗，岂得已哉。
诸子百家并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诬蔑帝王圣哲者无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尝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学褊术陋，虽间引仲尼以自文，而蹖驳不中，诞幻无稽，适所以诬蔑之。然而未敢有昌言以排之，极论以毁之者，有之。盖自墨翟始，翟书十五卷，今存。余尝读其《非儒》《明鬼》《公孟》诸篇，所爲嘱授其徒，簧鼓其众者，壹以指摘仲尼爲事。庄周远出翟后，盖闻其风而兴起焉尔。周之爲书，荡乎礼法之外，自神农以至汤武，靡不在其戏侮之列。其敢于非圣，盖无足怪。而翟者固是尧舜，非桀纣，摩顶放踵以爲天下，而独甘心置喙于吾圣人，何哉？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綂，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从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致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谓“行僞而坚，言奸而辩”者，圣王有作，其无逃于横议之刑，必矣。孟轲氏距杨墨，考杨之言论指归，要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无忌惮也。贻祸之烈，唐儒如韩愈者，亦从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窥其一二则诛之絶之，岂佛老后哉？
退之读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余以退之未尝读墨也。公孟子谓墨子曰：“昔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孔子当圣王，岂不以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爲富也。”凡翟与其徒拟议槩如此。使墨而遇孔，必将爲桓魋之要，爲武叔之毁；孔而遇墨，两观之诛，亡所事少正夘矣。
墨曰：「子贡、季路辅孔悝乎卫，阳虎乱乎齐，佛肸以
译晁公武说：“孔子去世后，天下的道术日益散失。老子开始著书传世，虚无自然的学说便兴起了。庄子又跟随并辅佐他，抨击百代圣人，竭尽残害天下的圣法而不忌讳。他的言论可以说是违背正道了。自从荀子、扬雄以来，诸儒没有不驳斥他们的。熙宁、元丰年间之后，学者用心过度，看到《庄子》末篇论述天下道术，虽然将老子和他自己列为一家，却没有提到孔子，便以为这是表面贬低孔子而暗中尊崇他，于是将他引入儒家体系。完全不考察他言论的宗旨，究竟是尊崇老子，还是尊崇孔子？既然说尊崇老子，难道有暗中帮助孔子的道理吗？至于他论述道术而有这样的话：‘这大概是不得已罢了。盗贼的凶暴，又何尝不知道主人是主人呢？难道可以因为他智力达到这一点，就认为他是尊贵的吗？我要开门拱手迎接他进来吗？’我私下担心祸患会超过两晋。”按：晁氏这番议论，最切中苏轼学说的要害，因此全部录下。
黄东发说：“列子资质聪颖超逸，性情冲淡，生于乱世而思慕寂寞。默默观察造化运行的规律，于是轻视生死；轻视人间的生死常态，于是超脱世事。他静退的风格像老子，但实际上不像老子。老子使用阴柔之术，而列子没有。他荒诞不经的风格像庄子，但实际上也不像庄子。庄子侮辱前代圣人，而列子没有。他的学说大概完全类似杨朱。按：东发的言论，虽然不是对列子最透彻的理解，但大体上把握住了要点。我也一并录下。
我认为老子、庄子、杨朱的学说，三者同源而实际流派不同。老子柔弱，以退为进；庄子荒诞，游心于方外；杨朱珍视生命，毫毛也不舍弃。所以老子的学说流于深刻，庄子的学说蔽于狂荡，杨朱的学说局限于卑狭。只有列御寇斟酌这三家，恰好得其适中。比起老子，他坦荡顺遂更胜一筹；比起庄子，他驯良淳厚更胜一筹；比起杨朱，他高迈旷达更胜一筹。况且这三个人不知道尊崇孔子，列子虽然轻蔑礼教，却唯独能推崇孔子来推行他的学说。所以后世崇尚清静，列子便成为宗师；归罪虚无，列子便不是祸首。孟子驳斥杨朱，荀子驳斥庄子，韩愈驳斥老子，列子都被排除在外。唯独他善于立言，擅长自我辩护。《南华经》所说的“支离其德的人”，除了这个人还能是谁呢？
庄子是愤世嫉俗的言论，人们都说他否定尧舜，归罪汤武，诋毁孔子，这是不了解庄子。庄子并非否定尧舜，是否定那些假借尧舜之道而流于哙炙之徒的人；并非归罪汤武，是归罪那些假借汤武之道而流于白公胜之徒的人；并非诋毁孔子，是诋毁那些假借孔子之道而流于子夏氏的贱儒、子张氏的贼儒的人。这是杨用修的议论。庄子的文章极其奇特，理趣幽深微妙，读它没有不手舞足蹈、心旷神怡的，所以古今才士无不沉溺于他的学说。只把它当作空青水碧般的物外奇观就可以了，一定要为它解说文义，那就是以火救火。我这样议论庄子，世人会认为我俗气，但这是不得已啊。
诸子百家都出于春秋时代，用来诬蔑帝王圣哲的话无所不至，但对于我们的孔子，他们未曾不知道尊崇。只是他们的学问偏狭、术数浅陋，虽然偶尔引用孔子来自我文饰，却错杂驳杂不得要领，荒诞虚幻没有根据，恰好是用来诬蔑孔子。然而没有敢于公开言论来排斥他、极力议论来诋毁他的人，有的话，大概是从墨翟开始的。墨翟的书十五卷，现在尚存。我曾读过他的《非儒》《明鬼》《公孟》等篇，用来嘱咐授业给他的门徒、煽动他的众人的，一概以指摘孔子为事。庄子远远晚于墨翟，大概是听闻了他的风气而兴起罢了。庄子的书，荡然于礼法之外，从神农到汤武，没有不在他戏侮之列的。他敢于非议圣人，大概不足为怪。而墨翟本来尊崇尧舜，非议桀纣，摩顶放踵以为天下，却唯独甘心对圣人妄加议论，为什么呢？大概他的意图是想与我们儒家角立并驱，向上承接二帝三皇的道统，所以肆意言论来震撼一世，希望人们跟随他，又苦行来率先示范，聚集门徒来倡导，逐渐导致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于衰周之世。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行为虚伪而坚定，言语奸邪而善辩”的人，圣王兴起，他们必然逃不过横议之刑。孟子排斥杨朱、墨翟，考察杨朱的言论宗旨，主要是为了自我保全，不至于像墨翟那样恣意无忌惮。贻祸之烈，唐代儒者如韩愈，也因而尊崇信奉他，那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考察墨翟的言论罢了。只是窥探其一二便诛绝他，难道是在佛老之后吗？
韩愈读墨家书说：“孔子必定会用墨子，墨子必定会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成为孔墨。”我认为韩愈未曾读过墨家书。公孟子对墨子说：“过去圣王的排列，上等的圣人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公卿大夫。现在孔子精通诗书，明察礼乐，详知万物。如果孔子遇到圣王，难道不会让他做天子吗？”墨子说：“智者必定尊崇天，侍奉鬼神，爱人，节用，符合这些就是智了。现在你说：‘孔子精通诗书，明察礼乐，详知万物，所以说可以做天子。’这是数人的牙齿而认为富有。”凡是墨翟和他的门徒的议论大概都这样。假使墨子遇到孔子，必定会像桓魋那样要挟，像武叔那样诋毁；孔子遇到墨子，两观之诛，就没有什么事少正卯的了。
墨家说：“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阳虎在齐国作乱，佛肸以
中牟叛。夫爲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不及，而后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盖以阳虎、佛肸皆仲尼弟子乎？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末，皆斥吾夫子姓名，即庄周之诞，不至是也。而诸家之论，皆以近理乱真为辨，而忘其僣妄之大者。栁宗元掊击百氏，不遗余力，顾于墨阙焉，岂昌黎氏故耶？余故详述其言，着于篇。
译中牟发生叛乱。作为继承弟子身份的后辈，他的老师必定会修正他的言论，效法他的行为，直到力量不够、智慧达不到，然后才停止。如今孔丘的行为像这样，儒生就可以怀疑了。」大概是因为把阳虎、佛肸都当作仲尼的弟子吧？真是荒谬到了极点！《非儒》这一篇从头到尾，都斥责我们孔夫子的姓名，即使是庄周的荒诞，也不至于这样。而诸家的议论，都以接近事理、混淆真假作为辨别，却忘记了他们僭越妄为这一最大的错误。柳宗元抨击百家，不遗余力，却对墨家有所缺漏，难道是因为韩愈的缘故吗？所以我详细叙述他的言论，著录在这篇文章中。
宋太史景濓诸子辨持论甚精，读墨亦以孔子所不弃，皆溺于昌黎，弗深考也。惟黄东▯、马端临最得，而非圣一端，迄无及者，故余特详着焉【孔鲋有《诘墨》篇，盖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学，世以自翟倡之。然刘氏《七略》有尹佚二篇，注成康时人，则远在翟前。岂墨亦有所自耶？翟入室，禽滑厘无著述传世。而韩非所称有田俅，刘向《别録》有「我子不止胡非随巢也」，又《意林》有纒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诸目皆列墨家，余初读，意以婴尚俭墨节用，故叙书者联类合之。及读《墨非儒》篇，始终所称述以诋訾仲尼，皆婴之言，乃知凡墨之道，婴实倡之，叙书者联类合之，非过也。栁以书非婴自着，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为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婴骤沮止之，亦墨之徒爲之耶？
道家本长生之祖，杨朱学于老氏，而世罕依托。墨氏摩顶放踵，乃神仙家徃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术，亦率假其名号，如《墨子》七变法、《枕中记》、《灵竒经》之类，盖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传》传墨子，不知何据。《汉志》兵家有《墨子》，则以墨善于城守故也。
兵家秦汉至众，今传于世而称经者，黄帝、风后、太公、黄石、诸葛、李靖等，率依托也。孙、吴、尉缭，当是战国本书。总之，皆权谋形势，以槩于三代之师，亡万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之规，《司马法》一书而已。齐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葺是编，俾三代征伐大经，仅存于积衰极乱之后，功亦伟矣。惜也，附以穰苴纵横诡诞之习，参伍于仁义礼乐之中，悬疣附赘，特已甚焉。其文义闳深肃达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乱。第汉世百五十余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録兵书凡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伎巧。凡兵书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旧，独出《司马法》入礼类。郑渔仲大讥之。余读《汉志》及此，未尝不絶叹孟坚之卓识，而惜渔仲之妄讥也。《司马法》而爲兵书，而谁弗喻者？苐任氏所分四种，皆后世行兵者流。凡《司马法》之言，率据道依徳，本仁祖义，将置之权谋乎？形势乎？阴阳伎巧乎？夫吉凶军宾嘉，兵固五礼之一，而《司马法》之言，壹与《周官》相出入。是书弗置诸礼类，将奚置焉？益以信坚之识，非渔仲所窥也。
孙武十三篇，百代谭兵之祖。考《汉艺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芜，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太史武传》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絶出古今，非魏晋所能润削。意十三篇者，如后世所称卷轴，而八十二者，则其卷中之篇，即始计用间之类也。后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书汉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以合于《太史》，而八十二篇之旧，遂湮没不可复覩。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余尽芟辑以入新书与？
孙武之谭兵，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叶正则以《左传》无之，而并疑其人，则太过。然武爲吴将入郢，其说或未尽然。丘明于吴事最详练，又喜夸好竒。武灼灼吴楚间，不应尽没其实。盖战国策士，以武圣于谭兵，耻以空言令天下为说文之耳。夫谈者固有未必用，用者固有不必谈。刘子▯非真能史，其论史即马、班莫能难。严羽卿非真能诗，其论诗即李、杜莫能如。借令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凿凿也。而责二子以马、班、李、杜，则悖矣【陆生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余谓作者固难，谈亦匪易。古今工用兵者至众，工谈兵者几人哉】
尉缭子》兵书也，自汉至隋，咸列杂家。郑渔仲以爲见名不见书，马端临大善其论。然《汉志》兵家自有《尉缭》三十一篇，盖即今所传者，而杂家之《尉缭》非此书也。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故郑以为孟坚之误舛矣。若此书论兵，孙武而下，他亡与匹，战国人着无疑。
纵横家苏秦、张仪等，并不传其言，大槩备于《短长》。或汉人本此附益耳。鲁连雄辩，高一代，而其书五篇，列于儒家，则其学
译宋代太史宋景濂等人在辨析诸子学说时，持论非常精当，他们研读墨家学说，认为孔子并未完全摒弃墨家，然而他们都沉溺于韩愈的观点，没有深入考证。只有黄东发、马端临最为得法，但在“非圣”这一观点上，终究无人能及，所以我特别详细地著述这一点【孔鲋有《诘墨》篇，大概是用来对应《非儒》的】。
墨家之学，世人认为从墨翟开始倡导。然而刘向《七略》中有尹佚两篇，注解说是成王、康王时的人，那么远在墨翟之前。难道墨家也有其渊源吗？墨翟的入室弟子禽滑厘没有著作传世。而韩非所称道的有田俅，刘向《别录》中有“我子不止胡非随巢也”，又《意林》中有缠子，也都是墨家人物。
《晏子春秋》在宋代各书目中都列入墨家，我起初读时，以为晏婴崇尚节俭，符合墨家节用的主张，所以编书的人将同类书籍合并在一起。等到读了《墨子·非儒》篇，发现其中始终称引用来诋毁孔子的言论，都是晏婴的话，才知道凡是墨家的道理，晏婴实际上是最早倡导的，编书的人将同类书籍合并，并不是过错。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不是晏婴自己写的，而是墨家的门徒拼凑而成，或许有这种可能，但终究是有依据的。齐景公想用孔子，晏婴极力阻止，这也是墨家的门徒所为吗？
道家本是长生的祖师，杨朱师从老子，而世人很少依托他们。墨家摩顶放踵，却往往被神仙家引用。至于变幻形体容貌的方术，也大多假借墨家的名号，如《墨子》中的七变法、《枕中记》、《灵竒经》之类，这又是墨家所不说的。葛洪《神仙传》中记载墨子，不知依据什么。《汉书·艺文志》兵家中有《墨子》，是因为墨家善于守城。
兵家在秦汉时期最多，现在流传于世而称为经典的，有黄帝、风后、太公、黄石、诸葛、李靖等，大都是依托之作。孙武、吴起、尉缭，应当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总之，都是权谋形势，用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军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是近似罢了。那明白正大、开阔如王者规范的，只有《司马法》一书。齐威王是末世的君主，却能让他的大臣追补整理这部书，使三代征伐的大经，仅在积衰极乱之后得以保存，功劳也很大了。可惜附上了穰苴纵横诡诞的习气，参杂在仁义礼乐之中，如同悬疣附赘，太过分了。其中文义宏大深远、严肃通达的，明亮如日月星辰，本来就不是策士所能扰乱。只是汉代有一百五十多篇，现在保存下来的不足十分之一，可惜啊。
任宏所录兵书共四种，叫权谋、形势、阴阳、伎巧。兵书共五十三家，班固全部沿袭旧例，唯独把《司马法》列入礼类。郑樵大力讥讽他。我读《汉书·艺文志》及此，没有不赞叹班固卓识的，而惋惜郑樵妄加讥讽。《司马法》如果是兵书，谁不明白呢？只是任氏所分的四种，都是后世行兵的人。凡是《司马法》所说的，大都依据道义，以仁为本，以义为祖，把它放在权谋里？形势里？阴阳伎巧里？吉凶军宾嘉，兵本来就是五礼之一，而《司马法》所说的，全与《周官》相出入。这本书不放在礼类，将放在哪里呢？更加相信班固的见识，不是郑樵所能窥测的。
孙武十三篇，是百代谈论兵法的祖师。考察《汉书·艺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认为曹操删去其繁芜，笔录其精粹，才成了这本书。然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本来就有十三篇的目录，而其文章的妙处，超出古今，不是魏晋人所能润色删削的。我推测十三篇，如同后世所称的卷轴，而八十二篇，则是卷中的篇章，即始计、用间之类。后人不懂《史记》所说的，或者孙武的书在汉末篇次散佚，所以只保存十三篇，以符合《史记》，而八十二篇的旧貌，就湮没不可再见了。或者曹操因为《史记》所说，只保存十三篇的目录，其余都删辑以入新书吗？
孙武谈论兵法，应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叶正则以《左传》中没有记载，而一并怀疑其人，就太过分了。然而孙武作为吴将攻入郢都，其说法或许未尽然。左丘明对吴国的事最详细熟练，又喜欢夸耀好奇。孙武在吴楚之间赫赫有名，不应完全抹去其实。大概是战国策士，因为孙武善于谈论兵法，以空言令天下闻名罢了。谈论的人固然未必能用，能用的人固然不必谈论。刘知几并非真能写史，他论史即使司马迁、班固也不能辩驳。严羽并非真能写诗，他论诗即使李白、杜甫也不能比。假使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自己说，或许未必像这两人那样凿凿有据。而要求这两人像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就违背了【陆生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我说作者固然难，谈论也不容易。古今善于用兵的人很多，善于谈论兵法的有几人呢】
《尉缭子》是兵书，从汉到隋，都列入杂家。郑樵认为见名不见书，马端临非常赞同他的论断。然而《汉书·艺文志》兵家自有《尉缭》三十一篇，大概就是现在所传的，而杂家的《尉缭》不是这本书。现在杂家亡佚，而兵家独传，所以郑樵认为班固错误了。如果这本书论兵，孙武之下，没有其他能与它匹敌的，战国人所著无疑。
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不传其言，大概备于《短长》。或者汉人据此附益罢了。鲁仲连雄辩，高出一代，而其书五篇，列入儒家，则其学
术可知。惜太史第叙二事，不能详其平生。今著述湮没，怅望当时蹈海之风，令人神往不已。
译其学术造诣是可以知晓的。可惜太史公仅仅叙述了这两件事，未能详细记载他的一生。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湮没失传，遥想当年那种蹈海殉节的节操，令人神往不已。
余读韩非书，若《孤愤》《五蠧》《八奸》《十过》诸篇，亡论文词瑰伟，其抉摘隐微，朗如悬镜，实天下之竒作也。太史悲其作《说难》，而卒自罹于祸。余以战国所称游说之士，若仪、秦、睢、衍之类，率揣摩时事以行其术，外则挟诸侯强大之势，内则结羣小昵嬖之援，恫疑怵喝，激讽诡随，故捷若转圜，而亡弗向应。非之道，乃欲一切刿剔而扫除之，其与纵横家言，正如氷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于杀其身也？即微斯贾之谮，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吴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法家自商鞅、邓析、韩非皆不得其死，故后人以爲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杀身之道，其言固非可尽废。公孙侨、诸葛孔明皆法家也。仲尼以子产为惠人，武乡之没，士至爲涕泣致死。彼曷尝沾沾煦煦哉？子产谓：“太上以寛，其次莫如猛”，其明于本末，达于经权乎？犹二之也。孔明曰：“治世以大徳，不以小惠。”斯言即周孔亡以易矣。吾故标而暴之爲千古法家之凖，彼三子庸暇讥焉。
名家最著者，公孙龙。龙，战国人。孔穿仝时，书五篇传于世。魏牟、惠施皆其流。庄、列、荀卿、太史并着其言，爲道术之一，足证当时龙之学世大行。今人读之，殆若儿戏耳。余谓名家言虽极无谓，要未可尽非者。古人以臭为香，以乱为治，今尚用之。至草可名木，木可名草，禽可名兽，兽可名禽，盖纷然不胜举。第如庄周之齐物，则得之。龙欲正名，适以乱名耳，恶能治天下国家？
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许行所谓神农之言，盖习此也。尸子曰：「神农，夫负妻戴，以治天下，正合于行之并畊。」阴阳亦有黄帝等书，今二家夷于工技，其言废矣。
吕氏春秋》太史以迁蜀后作者一时信笔之词，传固明称不韦相秦，慕平原、信陵诸公子，贸致游侠人，撰所闻，其说是也。高似孙子略谓始皇不好士，不韦招英茂，聚俊豪，始皇甚恶书，不韦极简册攻笔墨，且举是书所指摘近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数语本播弄笔端，不考事实，而后人或仿述其意，以秦法若犹寛者，余以不韦自计，脱异人俾庄襄之国亡，而为有秦戴之不啻父母，詟之不啻明神，盘错氷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龄甫立，端拱深居，一国之柄，咸其所操，招徕宾客，著述简篇，特其藐者，彼其于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嗜书者，读斯之逐客，则亟毁其令，开关以纳之；读非之说难，则抚髀其人，伐国以求之。其勤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即尉缭氏所为致词远遁者，固足觇其大都矣。洎海宇平，志意极，揣为万世不拔之业，而弗由其道，于是坑儒生，焚经籍，以愚黔首，筑长城，絶大漠，以遏四夷。观高氏所称「西服北怀」等语，皆非十数龄之始皇所有事也。讵得以不韦为讥，而始皇不怒哉？
魏牟、田骈并见庄、列、荀卿书。牟与公孙龙师友，骈与慎到、彭蒙同术，号天口。骈率辩士也。所著书非名实，则当列纵横，汉志俱入道家，不可晓。盖战国所谓道家言甚杂，二子虽以辩雄于时，必自托于大道，故从其言列之。邓析着《竹刑》，当列法家，汉志亦列于名。今其言颇有类名家者，刑名二业，大抵相出入也。
阴阳家首宋司星，子韦，盖本景公事，依托也。班氏称甘、石二家，后世遂有二书。杨用修据为实，然非是。阴阳家又有于长忠《臣论》九篇，《五曹官制》五篇，盖或主世运为言，及推五徳所尚耳。不尔，絶亡谓矣。
邹衍、邹奭俱辩士也，而俱列阴阳家。盖所言五徳主运终始、大圣迂怪之变等篇，近如后世元防之説耳。大率战国著书者，亡非辩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辩者也；庄、列道之辩者也；厘、翟、墨之辩者也；牟、防名之辩者也；韩、邓法之辩者也；仪、秦纵横之辩者也；衍、奭阴阳之辩者也；髠、孟滑稽之辩者也；宋玉词赋之辩者也。今但知仪、秦、髠、衍为辩士，孟氏有好辩之名，而后世不得以辩而目之。术可亡择哉！
竺
译我读韩非子的著作，像《孤愤》《五蠧》《八奸》《十过》等篇章，不论其文辞如何瑰丽奇伟，单就其剖析隐秘细微之处，明朗如悬挂的镜子而言，确实是天下的奇作。太史公为韩非子作《说难》而最终自己遭遇祸患感到悲叹。我认为战国时期被称为游说之士的人，像张仪、苏秦、陈轸、邹衍之类，大抵都是揣摩时势来施行他们的权术，对外则挟持诸侯强大的势力，对内则结交群小宠幸之人的援助，恐吓疑虑、惊惧喝令，激愤讽刺、诡诈顺从，所以迅捷如转动圆环，没有不响应的。韩非子的主张，却想要一概割除并扫除他们，这与纵横家的言论，正像冰炭一样相反，怎么能不导致他杀身呢？即使没有李斯的谗言，秦国任用韩非子来夺取天下，并让他做相国，他也一定难免一死，商鞅、吴起就是例子。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法家自商鞅、邓析、韩非子都没有得到善终，所以后人将其作为大戒。总之，这三个人都有招致杀身的原因，他们的言论固然不能全部废弃。公孙侨（子产）、诸葛亮都是法家。孔子认为子产是施惠于人的人，诸葛亮去世时，士人甚至为他流泪至死。他们哪里是沾沾自喜、温和柔顺的样子呢？子产说：“最好的是用宽厚，其次没有比严厉更好的了”，他对于根本和枝节、原则和变通，不是很明白通达吗？还认为两者一样重要。诸葛亮说：“治理国家靠大德，不靠小恩惠。”这话即使是周公、孔子也不能改变。所以我把它标举出来作为千古法家的准则，那三个人哪里有空闲来讥讽呢。
名家最著名的是公孙龙。公孙龙是战国时期的人。与孔穿同时代，有五篇著作流传于世。魏牟、惠施都是他的流派。庄子、列子、荀子、太史公都记载了他的言论，作为道术的一种，足以证明当时公孙龙的学说在世间非常流行。现在的人读他的书，大概像看儿戏罢了。我认为名家的言论虽然极其荒谬，但终究不可以完全否定。古人把臭当作香，把乱当作治，现在还使用这种说法。至于草可以叫木，木可以叫草，禽可以叫兽，兽可以叫禽，这类情况纷繁复杂，不胜枚举。只是像庄子的齐物论，就抓住了要领。公孙龙想要正名，反而扰乱了名分，怎么能治理天下国家呢？
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许行所说的神农之言，大概是学习这些的。《尸子》说：“神农，丈夫背负，妻子头顶，来治理天下，正符合许行并耕的说法。”阴阳家也有《黄帝》等书，现在这两家被归入工技类，他们的言论被废弃了。
《吕氏春秋》是太史公认为吕不韦在迁蜀后所作的一时信笔之词，传记中明确称吕不韦做秦国相国，羡慕平原君、信陵君等公子，招致游侠之人，撰写所听到的言论，这种说法是对的。高似孙在《子略》中说秦始皇不喜欢士人，吕不韦招揽英才，聚集俊杰，秦始皇非常厌恶书籍，吕不韦只是简略地整理笔墨，而且举出这本书中所指摘的类似秦始皇的地方，说秦始皇能不愤怒而容忍，这几句话本是玩弄笔端，不考察事实，而后有人仿效他的意思，认为秦法如果还宽厚，我认为吕不韦自己盘算，使异人得以让庄襄王继承国家灭亡，而为有秦戴之不啻父母，詟之不啻明神，盘错氷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龄甫立，端拱深居，一国之柄，咸其所操，招徕宾客，著述简篇，特其藐者，彼其于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嗜书者，读斯之逐客，则亟毁其令，开关以纳之；读非之说难，则抚髀其人，伐国以求之。其勤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即尉缭氏所为致词远遁者，固足觇其大都矣。洎海宇平，志意极，揣为万世不拔之业，而弗由其道，于是坑儒生，焚经籍，以愚黔首，筑长城，絶大漠，以遏四夷。观高氏所称「西服北怀」等语，皆非十数龄之始皇所有事也。讵得以不韦为讥，而始皇不怒哉？
魏牟、田骈都见于庄子、列子、荀子的书中。魏牟与公孙龙是师友，田骈与慎到、彭蒙同术，号称天口。田骈大概是辩士。他所著的书不是关于名实，就应当列入纵横家，汉代目录都归入道家，不可理解。大概战国时期所谓的道家言论很杂乱，这两个人虽然以辩才雄于当时，必定自托于大道，所以跟随他们的言论列入道家。邓析著《竹刑》，应当列入法家，汉代目录也列入名家。现在他的言论颇有类似名家的，刑名两业，大抵相互出入。
阴阳家首推宋国的司星子韦，大概是本于景公的事，是依托的。班固称甘、石两家，后世于是有两本书。杨慎据为实，然而不对。阴阳家又有于长忠《臣论》九篇，《五曹官制》五篇，大概是或者主张世运为言，以及推演五德所崇尚的。不然，就完全无谓了。
邹衍、邹奭都是辩士，而都列入阴阳家。大概所说的五德主运终始、大圣迂怪之变等篇，近如后世元防之说耳。大率战国著书者，亡非辩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辩者也；庄、列道之辩者也；厘、翟、墨之辩者也；牟、防名之辩者也；韩、邓法之辩者也；仪、秦纵横之辩者也；衍、奭阴阳之辩者也；髠、孟滑稽之辩者也；宋玉词赋之辩者也。今但知仪、秦、髠、衍为辩士，孟氏有好辩之名，而后世不得以辩而目之。术可亡择哉！
干之敎，汉明始入中国。其徒往往主郑圃，西方之说以争之。识者以后人搀入之文不足据也。余尝读战国诸子书，窃谓西方之说大略已具。斯时世第知老氏之致虚，墨氏之博爱，为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夫为老氏之说有三：虚静也，恬愉也，濡弱也。佛之所云寂灭，非虚静乎？安乐，非恬愉乎？慈忍，非濡弱乎？为墨氏之说亦三：兼爱也，明鬼也，尚仝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爱乎？轮回，非明鬼乎？普遍，非尚仝乎？邹氏之言曰：“九州曰瀛海”，则佛之大千微尘也，须弥阿耨也。列氏之言曰：“周穆曰华胥”，则佛之神通游戏也，梦幻空花也。庄氏之言曰：“大椿防灵曰蜉蝣朝菌”，则万刼亿尘之防；曰“鼠肝虫臂曰生马生人”，则三涂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谈，真际之论，机锋迅发于后世禅学，门风尤为脗合。盖释氏未至中华，而其立教之规，大都已具于战国数子矣。至六朝南北，盛演诸经，一时能文之士，尽取诸家之说，润色而张大之，而世外闳深杰异之观，遂尽入于瞿昙之门戸。而犹以未足，又取释氏之说而窜合之，不亦泰甚矣哉！
译佛教的教化，从汉明帝时期才开始传入中国。它的信徒常常占据郑圃之地，用西方的学说与之争辩。有见识的人认为，后人掺入的文字不足以作为依据。我曾经阅读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私下认为西方的学说大致已经具备。当时世人只知道老子主张的致虚、墨子主张的博爱，是佛教所源自的，都只是得到了一方面而没有得到另一方面。
老子的学说有三点：虚静、恬愉、濡弱。佛教所说的寂灭，不就是虚静吗？安乐，不就是恬愉吗？慈忍，不就是濡弱吗？墨子的学说也有三点：兼爱、明鬼、尚同。佛教所说的化度众生，不就是兼爱吗？轮回，不就是明鬼吗？普遍平等，不就是尚同吗？邹衍的话说：“九州之外是瀛海”，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大千世界微尘、须弥山和阿耨达池。列子的话说：“周穆王梦游华胥”，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神通游戏、梦幻空花。庄子的话说：“大椿树和灵龟对比蜉蝣和朝菌”，这就是万劫亿尘的对比；说“鼠肝虫臂”和“生马生人”，这就是三途六道的因果。至于关于生死的谈论、真际的论述，机锋迅捷地发源于后世的禅学，门风尤其契合。
大概佛教还没有来到中华，而它立教的规范，大体上已经在战国时期的几位思想家那里具备了。到了六朝南北时期，广泛演绎各种佛经，当时善于写文章的人士，全部取用各家的学说，加以润色和夸大，于是世外宏大深远、杰出奇异的风貌，就全部进入了佛陀的门户。还觉得不够，又取用佛教的学说进行窜改合并，不也太过分了吗！
古今子书之盛，盛于战国、东京；以降几亡子矣。唐人能为伪而弗能为真，宋人能为真而弗能为伪。即名理灿然，语其文于秦汉，非也。盖至明而作者彬彬着焉。刘中丞之郁离，杂家也；王司马之短长，纵横家也。郁离引喻指陈，若雷雨风云晦防磅礴；短长揣摩关说，若江河溟渤漰湃澜翻。即以置战国诸家，庸辨乎？何观察之论政，比乎法；崔宗伯之翼士，醇乎儒。皆体气高邈，词义闳深，古色黝然，骎骎乎进于汉矣。
史与子皆文之一体也。余尝谓史有别才，惟子亦然。刘宋并兴，胜国。刘之文非宋匹，以郁离视龙门，则或相倍蓰焉。李何方驾盛明，何之文非李匹，以大复视空同，则大有径庭焉。夫龙门亟撰亟就，而空同漫笔也。郁离、大复则伯温、仲黙生平寓焉。兹所以异与？
后世子书，庶几秦汉者，文也。若其理，终不可到孟荀于儒，庄列于道，孙武于兵，韩非于法。彼皆以身为其术，终其身，竭其力，以殉其书，故邪正不同，同归于弗可磨灭。唐而后，厥尚殊焉，故诸子之言，鲜矣。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
明 胡应麟 撰
九流绪论中
汉《子书》见于《七略》者，儒家则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贾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儿寛九篇，公孙▯十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虞丘说一篇，荘助四篇，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桓寛盐铁论》六十篇，刘向六十七篇，▯雄三十八篇。道家则捷子二篇【注云：汉武帝时人】曹羽二篇【仝武帝时】阴阳则张苍一十六篇，公孙浑邪一十五篇，于长天忠臣传九篇。法家则晁错三十一篇。纵横则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苍三篇。杂家则《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马相如等《荆轲论》共五篇。农家则董安国十六篇，泛胜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说家则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自余无名姓者，槩不着録】
右汉世子书之盛如此，然大槩非战国比也。今惟陆贾、贾谊十余家传，而公孙、主父等往往以文辞见余，或不知其时代爵里，因録其略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称汉董仲舒撰。自宋以来，读者咸以为疑，而莫能定其真伪。按刘氏《七略》《春秋》类，惟《公羊治狱》十六篇称仲舒，而絶无《繁露》之目。隋《经籍志》始有之，或以即《公羊治狱》十六篇，非也。余读《汉艺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东汉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诸子，凡贾谊、桓寛、▯雄、刘向篇帙，往往具存，独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着録，而《春秋》类特出《繁露》一十七篇。今读其书为《春秋》▯者，仅仅十之四五，自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辩》等章，率泛论性术治体，至其他阴阳五行沴胜生克之谭尤众，皆与《春秋》大不相蒙。盖不特《繁露》冠篇为可疑，并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实録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汉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爲董氏居然必东京而后章次残缺，好事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氏所记《繁露》之称系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无知者。后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篇目间，故咸失之。当析其论《春秋》者，复其名曰董子可也。
孔丛子》称孔鲋撰，非也。孔氏子孙杂记先世言行，其文词类东京及，间有魏晋手笔，如孔臧与安国书是已。宋咸尝为注，训景濂遂以即咸伪撰，而体不甚类，宋人或未必尽然也。书七卷，所记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及汉孔臧、子琳十余世，至季彦，与杨伯起、皇甫威明同时，政东汉之末，则此书当是季彦辈裒集先世遗言轶行而成，而宋人从润饰之。其《小尔雅》《诘墨》等篇，皆鲋撰者为多，遂通谓鲋作。其书虽不事竒诡，而一循规矩，不稍涉于异端，固吾夫子家法
译古今子书的兴盛，兴盛于战国和东汉；此后几乎就没有子书了。唐人能写伪作而不能写真作，宋人能写真作而不能写伪作。即使名理灿烂，但论其文辞与秦汉相比，是不行的。大概到了明代，作者才彬彬有礼地著述出来。刘基的《郁离子》，属于杂家；王世贞的《短长经》，属于纵横家。《郁离子》引喻指陈，如同雷雨风云晦暗磅礴；《短长经》揣摩游说，如同江河溟渤澎湃翻腾。即使把它们放在战国诸家中，又怎能分辨呢？何景明的论政，接近法家；崔铣的《翼士》，纯正属于儒家。都体气高邈，词义宏大深远，古色黝黑，渐渐接近汉代了。
史书和子书都是文章的一种体裁。我曾经说史书有别才，只有子书也是如此。刘基和宋濂同时兴起，胜过前朝。刘基的文章不是宋濂能匹敌的，用《郁离子》看待《史记》，那么或许相差五倍。李梦阳和何景明驾临盛明，何景明的文章不是李梦阳能匹敌的，用《大复集》看待《空同集》，那么大有径庭。那《史记》是急切撰写急切完成，而《空同集》是漫笔。《郁离子》、《大复集》则寄托了刘基、何景明生平的心志。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吗？
后世的子书，差不多像秦汉的，是文辞。至于其道理，终究不能达到儒家中的孟荀，道家中的庄列，兵家中的孙武，法家中的韩非。他们都以身践行其术，终其一生，竭尽力量，以殉其书，所以邪正不同，同样归于不可磨灭。唐代以后，风尚不同了，所以诸子的言论，很少了。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
明 胡应麟 撰
九流绪论中
汉代《子书》见于《七略》的，儒家则有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贾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儿宽九篇，公孙弘十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虞丘说一篇，庄助四篇，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桓宽《盐铁论》六十篇，刘向六十七篇，扬雄三十八篇。道家则有捷子二篇【注云：汉武帝时人】曹羽二篇【同武帝时】阴阳家则有张苍十六篇，公孙浑邪十五篇，于长天《忠臣传》九篇。法家则有晁错三十一篇。纵横家则有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苍三篇。杂家则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马相如等《荆轲论》共五篇。农家则有董安国十六篇，泛胜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说家则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其余无名姓的，一概不记录】
右边汉代子书的兴盛如此，但大概比不上战国。现在只有陆贾、贾谊等十余家流传，而公孙、主父等往往以文辞见于其余，有的不知道其时代爵位籍贯，因此记录其大概。
《春秋繁露》十七卷，称汉代董仲舒撰。自宋代以来，读者都怀疑，而不能确定其真伪。查刘氏《七略》《春秋》类，只有《公羊治狱》十六篇称仲舒，而绝无《繁露》之名。隋《经籍志》才有它，有人以为就是《公羊治狱》十六篇，不对。我读《汉艺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东汉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诸子，凡是贾谊、桓宽、扬雄、刘向篇帙，往往具存，唯独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记录，而《春秋》类特出《繁露》一十七篇。现在读其书为《春秋》的，仅仅十分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辩》等章，大都泛论性术治体，至于其他阴阳五行沴胜生克的谈论尤其多，都与《春秋》大不相干。大概不仅《繁露》冠篇可疑，并且所命《春秋》之名也不是实录。我意这八十二篇的文章，就是汉志儒家百二十篇。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为董氏显然必定是东京以后章次残缺，好事者因此将《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氏所记《繁露》之称系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无知者。后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篇目间，所以都失之。应当析其论《春秋》者，复其名曰董子可也。
《孔丛子》称孔鲋撰，不对。孔氏子孙杂记先世言行，其文词类似东京及，间有魏晋手笔，如孔臧与安国书是已。宋咸尝为注，训景濂遂以即咸伪撰，而体不甚类，宋人或未必尽然也。书七卷，所记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及汉孔臧、子琳十余世，至季彦，与杨伯起、皇甫威明同时，政东汉之末，则此书当是季彦辈裒集先世遗言轶行而成，而宋人从润饰之。其《小尔雅》《诘墨》等篇，皆鲋撰者为多，遂通谓鲋作。其书虽不事奇诡，而一循规矩，不稍涉于异端，固吾夫子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