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译后来。

燕京地区的刻本，自从希然以来，天下各地的车马船只汇聚于此，人们带着箱笼奔走往来，大商人携带的书籍，旧家族收藏的书籍，交错混杂其中，所以燕地的刻书事业比其他地方特别兴盛。只是燕地的书价高昂，各地汇集而来的书，每一部相当于吴中地区的两部，这是因为路途遥远的原因。京城所雕印的书，每一部相当于越中地区的三部，这是因为纸张昂贵的原因。

译越地的刻本也很少，而那地方恰好是东南的交汇点，文献的中心，三吴七闽的典籍都聚集在那里。许多书商多来自武林、龙丘，善于垄断，每当窥探到旧家有藏书而子孙不成才的，就用手段勾引招致，或者就在他家中搜掠获取【这大概天下都是如此】。楚、蜀、交、广等地，顺路所携带的，偶尔能得到新奇罕见的书；关、洛、燕、秦等地，官员行装中所夹带的，往往寄存在市场上出售。在省试的年份，景象非常可观。

吴会和金陵以文献著称，刻本极多，大部头的类书都汇聚在那里。天下书商所依靠的，这两地占十分之七，闽中占十分之三，燕地和越地不在其中。然而除了本地刻印的外，其他省份送来的极少，虽然房屋连栋，搜求其中的奇书秘本，百本中也不到两三本，大概这里是书的产地而不是聚集地。至于那些博学高雅的士大夫，以风流好古闻名，声震海内，他们的藏书应当居各方之首了。

大抵燕中的书肆大多在大明门的右边，以及礼部门的外面，以及拱宸门的西边。每当会试举子时，书肆就排列在考场前。每当花朝节后三天，就移到灯市。每当初一、十五以及每月的下浣五日，就搬到城隍庙中。灯市在最东边，城隍庙在最西边，都是中午交易的地方。灯市每年三天，城隍庙每月三天。到了日期，各种货物都聚集在那里，书只是其中一种。

凡是搬迁，不是搬迁书肆本身。而是用车子运来书肆里的所有东西，租地，张开帐篷排列书架把书放置在上面。如同刺绣般错综精美。太阳偏西，又用车子运回书肆中。只有会试时，就在考场前租用民房，一个多月考试结束，归还土地后这里就可以空得能罗雀了。

大抵武林的书肆大多在镇海楼的外面，以及涌金门的里面，以及弼教坊、清河坊，都是四通八达的大道。省试时偶尔搬到贡院前，花朝节后几天就搬到天竺大士诞辰的地方。上巳节后一个多月就搬到岳坟，因为游人逐渐增多。佛经大多在昭庆寺出售，书商都是僧人。其余在偏僻小巷中，奇书秘简往往能遇到，但并不常有。

大抵金陵的书肆大多在三山街以及太学前，大抵姑苏的书肆大多在阊门内外以及吴县前。书大多精致整齐，但大都是当地刻印的。其余两地我都没有长久居住，所以不能详细列举。其他如广陵、晋陵、延陵、檇李、吴兴，都偶尔遇到一二。歙中则我没有去过。

大抵刻书的地方有三个：吴地、越地、闽地。蜀本在宋代最称善本，近代很少。燕、粤、秦、楚现在都有刻本，大抵都可以看，但不如这三地兴盛。其中精良的，吴地最胜；数量多的，闽地最胜；越地都排在其次。价格重的，吴地最胜；价格轻的，闽地最胜；越地都排在其次。

大抵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再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纸贵在白且坚韧，柬纸贵在润且厚。顺昌纸坚韧不如绵纸，厚不如柬纸，只是以价格便宜著称。闽中纸短窄黑脆，刻印又多错误，品质最下，但价格最廉。我箱笼中所收的，十之八九是这种东西，即使稍微有点财力的人，也不屑一顾。

近来闽中却不是这样，把向来制造的方法推演并加以精化，其厚度不异于常山纸，而其坚韧度是过去的数倍，其幅面宽广也远远胜过以前，价格既便宜，而卷轴轻便，天下人认为有利，顺昌纸就废弃卖不出去了。

我其他各省各有产纸，我不能全部知道。大抵闽、越、燕、吴所用刷印书籍的纸，不出这几种。燕中自有一种纸，纹理粗疏，质地臃肿而最弱，久了就会像鱼腐烂一样。尤其比顺昌纸差，只有燕中刷印书籍时使用它。

只有滇中的纸最坚韧，家父在滇中做官，得到张愈光、杨用修等人的文集，其坚韧竟能与绢帛匹敌，而颜色纹理疏慢苍杂，远远不如越地的高丽茧纸绝佳，纯白滑腻，如舒展的雪，如均匀的粉，如铺开的玉，只有印记使用它。

大抵书的价格等级，差别要看它的版本，看它的刻工，看它的纸张，看它的装帧，看它的印刷，看它的缓急，看它有无原本，看它是抄本还是刻本，看它是讹误还是正本，看它的纸张精粗，看它的装帧美恶，看它的印刷工拙，看它的初印终印缓急，看它的时代，又看它用途的远近，看它的朝代，又看它的地方。综合这七项，参差错综，天下的书的价格等级就确定了。

大抵刻本，十本抵不上抄本一本；抄本，十本抵不上宋本一本。这三者之中，互相比较，又以精粗、久近、纸张的美恶、使用的缓急为差别。

大抵刻于闽中的，十本抵不上越中七本；越中七本抵不上吴中五本；吴中五本抵不上燕中三本【这是从地域论，即吴越闽的书到了燕地，不是燕中刻的】。燕中三本抵不上内府一本。这五者之中，互相比较又以纸张、印刷、装帧为差别。

大抵印刷，有朱色的，有墨色的，有靛色的，有双印的，有单印的。双印与朱色，必定贵重使用。大抵版片模糊磨灭，就以初印的本子为优。大抵装帧，有绫的，有锦的，有绢的，有护以函套的，有标以签号的。吴装最好，其他地方赶不上。闽地大多不装帧。

有装帧印刷纸张刻工极精，而十本抵不上普通本一本的，是因为不适于使用。或者使用而不适于时宜。有摧残断裂而价格加倍于完整的，有模糊磨灭而价格高于善本的，必定是那个时代所没有的，与地方遥远有关。那不适于时宜的，遇到机遇就贵重；不适于使用而精良的，也是遇到机遇。唉！

译叶少蕴说：“唐以前，凡是书籍都是手抄本，没有雕版印刷的方法。人们以藏书为珍贵，拥有书籍的人不多，而藏书的人精于校勘比对，所以往往都有善本。学者因为传抄记录艰难，所以他们的诵读也精审详实。五代时，冯道才开始奏请官府雕版印行。本朝淳化年间，又把《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交给有关部门摹印。从此书籍雕版印刷的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把藏书放在心上，学者容易得到书籍，他们的诵读也就因此粗疏马虎。然而雕版初刻时没有校正，难免有错误。世人既然一律以雕版为准，而藏本日益亡佚，那些有错误的版本于是就无法校正，非常可惜。”这个论断在宋代确实如此，在当今则完全相反。因为当代雕版盛行，刻书的工钱昂贵，必定精心校勘，才交给刻工。即使未必都是善本，也还能得到十之六七，而手抄本往往不是读者所急需的，好事之人为了博闻强识，把它束之高阁罢了。因此谬误沿袭，远远不如刻本。凡是书市中，没有刻本时手抄本价格十倍，刻本一出，手抄本就都废弃卖不出去了【现在书籍以宋本为贵，因为宋本没有错字，所以看叶氏的论述，宋代刻本的弊病正在于此。或许现在的刻本又比宋本多错字呢？我见过的宋本错字不少，因为不是我所熟悉的，就不讨论了】

译叶少蕴又说：天下的印书，以杭州的为最好，蜀地的次之，福建的最差。我所见到的当今刻本，苏州、常州的为最好，金陵的次之，杭州的又次之。近来湖州刻本、歙县刻本突然变得精良，于是能与苏州、常州的刻本争高低。蜀地的刻本流传于世很少，福建的刻本最差。各地方刻书的情况与宋代相同【叶少蕴认为福建刻本多用软木，所以容易制作但不精良。现在杭州刻本雕刻时也使用白杨木，其他地方有的用乌桕木板，都是容易制作的原因】

叶少蕴说：“世人说雕版印刷始于冯道，这不对，只是国子监刻本始于冯道罢了。”柳玭在《家训序》中说：“他在蜀地时，曾翻阅书肆所卖的字书、小学类书籍，大多是雕版印刷的，那么唐代本来就有雕版印刷。”陆子渊《豫章漫抄》引用《挥麈录》说：“毋昭裔贫穷时，曾想借《文选》而不得，发愤说：‘日后如果显贵，应当刻版印刷，以留给学者。’后来他做到宰相，于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陆子渊认为毋昭裔与冯道不知谁先谁后，总之都在柳玭之后。我查阅陆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下诏废弃佛像遗留的经典，都命令雕版印刷，这是印书的开始。”根据这种说法，那么印书实际上始于隋朝，又在柳玭之前，不仅先于冯道、毋昭裔。但还有可疑之处，隋代既然已有雕版印刷，唐太宗为什么不扩大他的遗制，广泛刻印各种书籍？反而全部选拔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进入弘文馆抄写书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隋代所雕的只是佛教经像，大概是六朝崇尚佛教导致的，没有来得及全面雕印其他书籍。唐代到中叶以后，才开始逐渐用这种方法雕刻各种书籍，到五代时流行，到宋代兴盛，到现在达到极致【活字印刷始于宋代毕升，用药泥制作，见沈括《梦溪笔谈》第十八卷，记载很详细】

全面综合前面的论述，那么雕版印刷始于隋代，流行于唐代，扩大于五代，精良于宋代，这是我参酌各家观点后确信无疑的。然而宋代兴盛时，刻本还很少，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说建国初年士大夫连《史记》《汉书》两书都没有刻本，《挥麈录》说当时做官的人多传抄各种书籍，其他情况也可以想见了。

现在世上想要急于印刷发行的，有活字印刷。然而从宋代已现端倪，《梦溪笔谈》说：“雕版印刷书籍，唐人还没有广泛采用，自从冯道开始印刷五经，以后典籍都是雕版印刷。”庆历年间有个平民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薄得像铜钱的边缘，每个字做一个印模，用火烤使它坚硬。先设置一块铁板，上面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覆盖。想要印刷时就把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然后密布字模，装满铁框成为一板，等到靠近火烘烤，药料稍微熔化，就用一块平板按压它的表面，那么字模就平得像磨刀石。如果只印两三本，不算简便；如果印几十几百上千本，那就极为快速。通常制作两块铁板，一块印刷，另一块已经自行排字。这块刚印完，第二块已经准备好，交替使用，瞬息间就可以完成。每个字都有几个印模，像“之”“也”等字，每个字有二十多个印模，以备一板内有重复使用的，不用时就用纸条贴上。每个韵部为一贴，用木格贮存。有平时没有准备的生僻字，随即刻制，用草火烧，瞬息间就可以完成。不用木头制作的原因，是木纹有疏密，沾水就会高低不平，而且与药料相粘无法取下。不如用泥，用完后再用火烤使药料熔化，用手拂拭，字模自然脱落，绝不沾污。毕升死后，药字印被他的同族所得，当作珍宝收藏。以上都是《梦溪笔谈》所载，现在没有用药泥制作的，只用木头，称为活字。

现在人做事不如古人，固然如此。但也有事半功倍的情况，书籍就是这样。夏商周三代用漆写在竹简上，冗长笨重艰难，难以形容。秦汉以来，逐渐知道抄录在纸上的功效，简约轻便，比前代好数倍。然而从汉代到唐代，仍然使用卷轴，卷轴必须重新装裱，一张纸正反两面，常常兼用多次。而且每读一卷，或者每查一事，翻阅展开，非常繁琐。收集整理，更加耗费辛勤。到唐末宋初，抄录变为印刷，卷轴变为书册，容易制作难以毁坏，节省费用便于收藏，四种优点都具备了。追溯上去，至于漆书竹简，不仅相差十倍百倍，而且相差千万倍。读书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这类便利不能说不丰厚，是幸运的事【又前代篆书隶书与现在楷书相比，也有难易不同】

洪迈说：建国初年承接五代战乱之后，各地书籍印版很少，应当是焚毁散失，没有遗留。然而太平兴国年间编撰《太平御览》，引用了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其目录都记载在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全部记录。以现在考证，没有流传的十分之七八。这种说法不对，《太平御览》大概是沿袭唐代各种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然沿用它们前面的引书目录，不一定是宋代初年全部存在。也有宋代不存在而近代往往陆续出现的，又是从抄录类书中得到的。这些都是我自己验证的，所以知道得最真实。洪迈以博学著称，而且早年位列清华，或许不了解这些曲折，各家也很少论及，随便记下。

博学必须依靠记忆背诵，记忆背诵必须借助诗书。然而往往有藏书丰富而学问贫乏，勤于访求辑录而怠于钻研的人。好事者如宋代秦氏、田氏等，不论。唐代李邺侯，是什么样的人？天才绝世，藏书三万卷，而史

译无称，不如贾耽等人那样博学多识。〇扬雄、杜甫的诗赋都广征博引，学识渊博却未曾听说他们收藏书籍。扬雄尚且在天禄阁校勘典籍，杜甫偏居草堂，捡拾橡栗充饥，有什么书可读呢？应当是幼年时父亲祖父留下的遗书，长大后便牢记在心罢了。至于家中没有一张纸，借别人的书史而成就名望的人很多。拥有世代积累的藏书却不能阅读，最终散失殆尽的，又随处可见，实在令人感叹。像刘氏父子、张华、陆机这些人，大概算是两者兼备了。

译画家有赏鉴家，也有好事家。藏书也有两类：书架排列到窗边，象牙签牌、锦缎卷轴，务必追求观赏之美，触手如新，这是好事家的一类。枕席间都是经史，沉溺于青缃（书籍），闭门谢客，在蠹虫蛀食的岁月里度过，这是赏鉴家的一类。至于收集宋版书，一卷价值数金，将其列入图绘之中，雅致尚可罢了，这难道能称为藏书吗？

陆文裕深入著述《史通会要》，辨析论述非常详尽。唯独认为经籍不必在史志中记载，没有穷尽经籍作为朝廷大典的重要性，历代君主无不尽心研究，怎能允许没有记载呢？但作史的人应当专门记录本朝所有的书籍，前人亡佚的就应当空缺。四代史都有经籍志，其余没有的，是因为六朝、五代、偏安割据、动荡不安、野史、稗官，随意编造荒诞虚妄，不重视诗书，所以应当如此。这可以作为法则吗？

郑渔仲说：古代的书籍，有上古没有而出现在当今民间的。古文《尚书》音注，唐世和宋朝都没有，现在出现在漳州的吴氏家中。陆机的《正训》，隋唐两代史志都没有，而现在出现在荆州的田氏家中。《三坟》自是一种古书，直到熙宁、丰年间才从野堂村校出现。查考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类有几件古书，都是三馆四库所没有的。臣已经收录在《求书类》中了。又有《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仪》十卷，《京房易抄》一卷。现在世间所流传的，都出自吴氏。应当知道古书散落在人间的不可胜计，只是寻求不到罢了。查考渔仲的话，他的用意很好。然而《三坟》自是毛渐伪作，《师春》是宋人收集《左传》卜筮之事编成的，《甘氏星经》大概也是天官家后人补缀的。《正训》自是辛德源所作，宋人因它自行补缀，而错误地题署为陆机。大概是藏书者好事过度，务求多得以夸耀奇闻，而伪书得以乘虚而入欺骗他们，不可不辨明。

渔仲论述求书的方法有八条：一、按类别去求；二、旁通类别去求；三、根据地点去求；四、根据家世去求；五、向公家去求；六、向私家去求；七、根据人物去求；八、根据时代去求。可以说穷尽了求书的方法，不是沉溺于典籍的人不能知道。然而可以用来求取唐宋以下的书，秦汉以上的书也难以得到。现在唐人的书也难得，宋元时期的书稍微足以访求。

《中和堂随笔》说：隋炀帝命令虞世南等四十人，选取文章从《楚辞》直到大业年间，共五千卷。这恐怕不对。自从六朝《文选》以来，没有超过五百卷的，不一定是当时选择严格，实在是因为文字尚少。到了唐代许敬宗《文馆词林》一千卷，可以说是古今极盛。宋代《文苑英华》加上唐代一代的文章，也不能超过一千卷。隋炀帝以前，怎么能这么多？唐代类书只有孟利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类书记载事迹本来繁多，不是文章可比。然而我还怀疑不是一个人所能办到的。旧唐书孟利贞的书只有四百五十卷，大概是郑氏《通志》的错误。现在虞世南所选，不见于《艺文志》中，大抵是记载的错误。

胡鸿胪侍墅谈论说：近代士大夫积书之富，没有超过尤延之的；嗜书之笃，也没有超过尤延之的。曾说他：饥饿时读它当作肉，寒冷时读它当作皮衣，孤寂时读它当作朋友，忧愁时读它当作金石琴瑟。我博学高雅，虽然远远不及延之，但也酷爱嗜书的癖好。三代积累的书籍不少，辛未年夏天不慎失火，都化为灰烬。至今勤奋搜罗，还不及旧藏的一半。关中不是没有积书之家，往往束之高阁让蠹虫饱食，既不借给别人，又不让人看到，直到把它扔在灶下代替柴火。我常常自恨不如蠹虫【鸿胪是关中人，这议论积书没有超过尤延之，大概是还遵循世俗的看法，而自称嗜书之笃以至于感叹蠹虫，也足以看出高雅的崇尚了。况且这是我家的事，因此记录在这里】

司马温公独乐园的读书堂，文史万余卷，大抵是公早晚翻阅的，虽然历经数十年，都完好如同未曾触碰。曾对他的儿子公休说：“商人藏货贝，儒家只有这个，但应当知道宝贵珍惜。我每年以上伏及重阳之间，看天气晴朗的日子，就设置几案在阳光照射的地方，把群书放在上面，以曝晒书脑，所以年月虽然深远，终究不损坏。至于打开书卷，必须先看几案洁净，借以茵褥，然后端坐观看。如果想要边走边看，就用方版承托，未曾敢空手捧持，不仅是手汗浸渍，也担心触动书脑。每到看完一版，就用右手大拇指面衬着书防，而用食指面捻着夹过，所以不至于揉熟纸张。每见你们多以指甲撮起，很不符合我的意思。现在佛教道教尚且知道尊敬他们的书，难道我们儒家反而不如吗？你应当谨记。”赵子昻书跋说：“聚书藏书，实在不容易。善于观书的人，澄澈精神端正思虑，洁净几案焚烧香，不要卷书脑，不要折角，不要用指甲侵损字，不要用唾沫揭页，不要当作枕头，不要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来得到我书的人，一并奉赠此法。”右边两位先生的话，真可谓先得我心，不是良工胜流不易识别。因此一并记录，以赠送给世上与我同好的人。

译涑水的言论见于《梁溪漫志》，赵氏的言论大概是承袭了它，见于《杨用修集》中。

译建国之初的博学之士，没有比得上宋濂（宋文宪公）的。他兼通佛家经典，自己说“青罗山房藏书万余卷”。大概因为前朝战乱兵火，所以藏书本来就不容易。宋濂对于各种史书和诸子百家，没有不精通贯通的。至于虫鱼草木的琐碎学说和野史小说，似乎不太用心研究。从前张华（茂先）、郭璞（景纯）都以此闻名于世，这种学问恐怕不能完全抛弃。

成化年间，馆阁中的重臣很崇尚广博洽闻，李梦阳（北地）等人随后兴起，彻底扫除诗文中的繁盛风气，光彩照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博雅的风气却渐渐衰落了。这期间只有王廷相（王子衡）考订经学，何景明（何子元）研究诸子史书，杨慎（杨用修）特别号称见闻广博。他有很多宋元秘籍，但不知道其他书籍怎么样？陆深（陆子渊）最喜好古物，江东藏书的目录类别可见一斑，可惜卷轴无从考证。

嘉靖、隆庆年间，冯惟讷（冯汝言）编纂《诗纪》非常精详。当时李梦阳（李伯华）号称藏书家，有人谈论起他，冯惟讷笑着说：“这个人曾经借了我的八部书，到现在还没还。”陈耀文（陈晦伯）也是嘉靖、隆庆年间的人，他所著的《正杨》特别博雅考据，值得一看。

王世贞（王长公）的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面，藏书共三万卷，不包括《五经》和《四书》。建造藏经阁来储存，尔雅楼存放宋刻本，都非常精良。我每次读到《九友图》，就清冷超然，产生对天际真人的遐想。

王世懋（次公）也有很多宋刻本。一天宴请汪道昆（汪司马），他把堂中和各种古帖画卷全部拿出来陈列在左右，在座的客人应接不暇。汪道昆说：“这是在山阴道上行走的情景啊。”汪道昆尤其喜好古物，汇编刊刻《坟雅》等书，现在广泛流传于世。

邺下的宗正寺官员灌甫最善于藏书，著述丰富，宾客来自四面八方。他曾赠送我几种秘籍，并写了一首五言八韵诗寄给我。我当时才十五六岁，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惭愧不能全部回复。最近听说他已经去世，因此录下他的诗以表达我的感慨【北郡词林中申杨最为冠绝，艺苑中的英才，这个人谁能继承？美好的儿子独自成名。摘取香山秀才如瀔水清澈，声音铿锵如同谢眺。遥远地延续商彭的风气，绮丽的风格应该深远，深沉的防备思考更加精妙。建安时期哪里需要数算，大历时期难道值得评价。著作是千秋的事，流传四海的情谊。我惭愧于下里巴人的格调，怎敢应和同样的声音】

黎民表（黎惟敬）博雅好古，曾经用尽秘书的俸禄，刊刻刘禹锡（刘梦得）集，其中多是校正，比其他传本更精良。我有元代人陈基（陈君采）、柳贯（柳文肃）两部集子，黎民表经过瀫水，一并抄去，约定刻成后寄给我。我因为这两部集子的刻本模糊不清，于是全部赠送给他，以便完成这件事。不到三年，黎惟敬去世，于是这两本书也失散了。

龙丘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我曾经得到他的目录，很多是秘本，但粗俗杂乱的也占十分之三四。至于各种大型类书，则全部缺失。大概因为当时还没有雕版印刷，而抄写本来就不是平民百姓所能办到的，而且也不容易遇到。

同乡友人祝允明（祝鸣皋）年轻时与我志趣相投，书籍没有不看的，每次在京城初一、十五拉着我去书市竞购所缺的书，卖文的钱全部交给书商。孩子们啼哭冻饿，也不顾惜，年仅四十就夭折了，每次想起就心神受损。

以上四位先生都是我生平志趣相投的人，我箱笼中所藏的，往往与他们互相交换，现在他们相继去世，所以稍微记下他们的概况，以表达我的怀念。从我交往的朋友中，雅好甚多，幸好都还健在，不敢一概提及。

本朝开创基业，继承正统，大纲万目，无不超越前朝。至于表彰六经，统一圣真，则巍然上接夏商，比肩周代，而汉唐以下，不足称道。只是藏书这一方面，前代的英明君主和贤能辅臣，往往放在心上，似乎也是崇尚文治的时代，不容落后的。建国之初，高皇帝首先命令颁刻六经，接着文皇帝亲自修撰《永乐大典》。初创之时，勤于思考典籍，尚且如此，何况今天极盛之时呢？近年湖北乡试策问，以搜集遗书为题，一时雅士多赞同他的言论。私下认为，我们国家奠定山河，建立区宇，文明之象，遍及天地，宫中秘藏的书卷，理应比往昔多得多。加上历代史局鸿儒，肩摩踵接，难道缺乏刘向、班固、王应麟、魏了翁等辈，而《艺文志》尚且似乎缺失，这真是有待于今日了。况且现在雕版盛行，异书迭出，与汉唐相比，难易程度相差万万。如果略仿前史求书的遗意，稍示方向，事半功倍，功必百倍于前人。等待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然后大量拿出石渠、东观、累叶秘书，分命儒臣编摩论次，勒成一代艺文之典，使百世之后知道皇朝储蓄之富，冠绝古今，实为宇宙之极观，生人之殊际也。时不可失，芹献之念，恒眷眷于斯云。

欧阳修《集古录》序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糇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塟于中者，率常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

译君臣贤士的碑刻、彝器铭文、诗歌序记，下至古文、籀文、篆书、分书、隶书等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至宝、怪异奇特、宏伟壮丽、精巧美妙令人喜爱之物。它们距离人们并不遥远，获取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经受风霜兵火的摧残，被湮没磨灭，散弃在山崖废墟荒野之间，未曾被收集整理，是因为世上喜好它们的人太少。有幸有喜好它们的人，又往往财力或能力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两样，而不能使它们聚集在一起。能力没有比喜好更重要的，喜好没有比专一更强烈的。我性情偏执而嗜好古物，凡是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都不在其中产生欲望，所以在此找到了我所喜好之处。喜好已经深厚，那么即使力量还不足，也还能招致它们。所以上自周穆王以来，下经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流传的，没有不收集的，以此编成《集古录》。我认为辗转抄写会失真，所以依据石刻原本卷起来收藏，有卷册的次序，而没有时代的先后。大概是因为我选取的多且没有停止，所以随着所得到的就记录下来。又认为聚集多了最终必定会散失，于是撮取其大要，另外编写目录，因而一并记载那些可以校正史传缺漏错误的内容，以传给后学，希望能有益于广博见闻。有人讥讽我说：东西多了其情势就难以聚集，时间久了没有不散的，何必如此执着于此呢？我回答说：满足我的喜好，把玩它直到老死就可以了。象牙、犀角、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会用这些来交换那些。

译苏轼《李氏山房记》大略说：象牙、犀角、珍珠、美玉、奇异珍贵的物品，能取悦人的耳目，却不适合实用；金属、石头、草木、丝麻、五谷和六种材料，适合实用，但使用就会损坏，索取就会枯竭。既能取悦人的耳目又适合实用，使用不会损坏，索取不会枯竭的，只有书籍吧？从孔子这样的圣人开始，他的学习必定从阅读书籍开始。在那个时候，只有周朝的柱下史老聃拥有最多的书籍。韩宣子到鲁国，然后才见到《易》象和《春秋》；季札出使中原大国，然后才听到《诗》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能够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求学可以说是很艰难了。但他们都熟悉礼乐，深谙道德，这是后世的君子所不及的。自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书法日益趋向简便，而书籍也越来越多，世间没有谁不拥有。然而求学的人却日益苟且简略，为什么呢？我还来得及见到老儒先生，他们自己说年轻时想求取《史记》《汉书》却得不到，侥幸得到了，都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只怕来不及。近年市井之人辗转摹刻，诸子百家的书籍每天传播上万张纸，求学的人对于书籍，既多又容易得到，像这样他们的文词学术，应当比前人成倍增长，而后生的科举士子却把书束之高阁不看，游谈没有根据，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在庐山白石庵的僧舍读书，藏书共九千多卷，既然已经涉猎其流派，探求其源头，采摘其精华果实，并咀嚼其膏味，从而发挥于文词，体现于行事，闻名于当世了。而书籍本来依然如故。我已经衰老多病，对世间无所用处，而庐山本是我愿意游览却未能成行的地方，大概将在那里终老，全部打开公择的藏书，拾取他的剩余弃置之物，来弥补自己，或许有益处吧？公择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述，于是写下一段话，让后来的人知道过去的君子见到书籍的艰难，而现在的求学者有书籍却不阅读，这是可惜的。

上述欧阳修、苏轼两篇文章，都涉及经籍，所以记录下来。欧阳修说爱好并能专一，力量虽然不足，还能达到目的。我私下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但仍惋惜欧阳修不把对金石器的爱好聚集于典籍之中。苏轼所论述的，比起现在则是书籍更容易求得，而阅读的人却更少了。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说：我在建中靖国元年嫁入赵家，当时赵明诚在太学，每月初一、十五请假，典当衣服换取五百钱，步行进入相国寺购买碑文，买回水果，相对展开玩赏咀嚼。两年后，跟随官员便有了穷尽天下古文奇字的志向，传抄未见过的书籍，购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人拿着徐熙的牡丹图求价二十万，留宿计算没有所得，卷起退还给他，夫妇相对惋惜惆怅了好几天。等到接连担任两个郡的长官，竭尽俸禄来从事刊刻，每获得一本书，当天就勘校装订，得到名画彝器也摩玩舒卷，指摘疵病，以燃完一支蜡烛为限度，所以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于各家。每顿饭吃完，坐在归来堂，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说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猜中与否决定饮茶先后，猜中就举杯大笑，有时甚至茶洒在怀中，不能喝而起身。凡是书史百家，字不残缺，版本没有错误的，就购买它，储存作为副本。靖康二年，京师失守，既然长物不能全部装载，就先丢弃书籍中重大的，画卷中多幅的，器物中没有款识的，后来又丢弃书籍中监本的，画卷中平常的，器物中重大的。所装载的还有十五车，连船渡淮河长江八月，赵明诚因病不起。当时六宫前往江西，我派遣两名吏部官员将所存的一万卷书，二千件金石刻，先送往洪州。到了冬天，金兵攻陷洪州，所谓连船渡江的，又散失如云烟了。只剩下轻便小巧的卷轴，抄本的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石刻数十幅，以及鼎鼐十数个，岿然独存。庚戌年春，官军收编叛卒，全部取走进入李将军家，岿然独存的十中失去了五六，还有五七个书簏。携带家眷寄居越城，一夜被盗挖墙背走五个书簏全部带走，被吴说运吏低价得到，仅存不成部帙，残书册数种。忽然翻阅这本书，如同见到故人，因此记下始末。当时是绍兴四年。

上述李氏夫妇的高雅崇尚，完全体现在篇中。起初，我以为赵明诚只癖好金石，读了这篇才知道他对书籍没有不收集的，也没有不阅读的。散失之余，尚存万卷，那么当其兴盛时，又是何等景象呢？李清照在文章上稍欠雅驯，但她的爱好能专一，专一能广博，广博能阅读，大概超过了欧阳修、苏轼两位所说的。因此颇加采摭她的话语，著录于篇。

胡应麟说：“书籍爱好却不努力，如同没有爱好。所以录《庐陵集古序》。书籍聚集却不阅读，如同没有聚集。所以录《眉山藏书记》。书籍爱好且聚集，聚集后必定散失，这是势态。迂腐之士忌讳它，通达之人齐一视之，更加显现出聚集者不可不阅读。所以录《易安金石志》作为结束。”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五

明 胡应麟 撰

史书占毕一

内篇

《尚书》《春秋》，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