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二

译明代胡应麟撰写

华阳博议上

译累世也不能穷尽他的学问，当年也不能防备他的礼制。孔子虽然博学，却用防风、肃慎、商羊、萍实这些浅显的事来对应，那么孔子就是探求隐微的宗师，也是谈论怪诞的开端。秦汉以来，各家沿袭，荒唐谬误，这类情况实在很多。《神异洞防》《拾遗杂俎》之类的书，大多假托名流，肆意谈论天地四方。总之，庄子、列子、《山海经》实在是祸乱的开端，逐渐浸染到《大洞》《竺干》等部类，达到极致。

学问的途径，千差万别，概括其大要，四部已经穷尽了。叫做经，叫做史，叫做子，叫做集，这四者是纲领。叫做道，叫做事，叫做物，叫做文，这四者是内容。道多依附于经，事多依附于史，物多依附于子，文多依附于集。经难在精微，史难在核实，子难在广博，集难在完备。这四者之中，各自成为门户，古今的大儒，很少能兼通两三种。大抵上靠天赋，下靠人力，稍有欠缺，尚且感到望洋兴叹。咫尺未达，还算是功亏一篑，这就是它的难处。经的分支，有小学；史的分支，有各种志书；子的分支，有各种学说；集的分支，有类书。凡是这几方面，路径尤其广阔。古人专攻一门，往往终身；偶尔遇到兼长的人，终究不是世俗所用。如果贯通儒家宗派，融合佛家经典，在方外寻求，时常有人。文人儒士，只是涉猎而已。

六经的学问，广大而深奥。历代名儒，只专攻其中一门。有精通《易》的，有精通《书》的，有精通《诗》的，有精通《礼》的，有精通《春秋》的，有精通《尔雅》的。施、孟、梁、京等人，是精通《易》的。伏、夏、周、刘等人，是精通《书》的。齐、鲁、毛、韩等人，是精通《诗》的。戴、曹、贺、贾等人，是精通《礼》的。公、谷、邹、夹等人，是精通《春秋》的。刘、郭、张、曹等人，是精通《尔雅》的。至于马融、郑玄、贾逵、王肃、刘炫、崔浩、孔颖达、陆德明这几位，诸经都解释，六籍都兼通，义理或许不够精微，但博学堪称极致。宋代的大儒，精于分析义理，博学不是首要的。新安学派后出，兼综两家，既精且博了【宋代博学经学的人，也不缺乏，这里列举重视博学的】

各种史书的文字，汪洋浩瀚，凭借才质所达到的，都自成一家。有精通正史的，有精通杂史的，有精通古史的，有精通今史的。左氏、马迁、班固、范晔等人，是精通正史的。刘向、崔鸿、高峻、乐史等人，是精通杂史的。谯周、苏辙、刘恕、罗泌等人，是精通古史的。蒋乂、苏冕、王珪、李焘等人，是精通今史的。治史方面，杜元凯之于《春秋》，张守节之于《史记》，颜师古之于《汉书》，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子厚之通，君实之鉴，伯恭之节，元晦之纲，综合兼通各种史书，都以博学著称。其他如两司马【司马彪、司马贞】，刘氏父子【刘显、刘臻】，弟兄【刘敞、刘攽】，历代都有人，不容易一一列举。

子部则有精通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辩者、杂者、兵者、农者、术者、数者的。荀况、扬雄等人，是儒家的博学之士。宋翟、田俅等人，是墨家的博学之士。管仲、韩非等人，是法家的博学之士。公孙、魏牟等人，是名家的博学之士。邹衍、惠施等人，是辩者的博学之士。吕韦、刘安等人，是杂家的博学之士。孙武、尉缭等人，是兵家的博学之士。范胜、贾勰等人，是农家的博学之士。张衡、郭璞等人，是术家的博学之士。京房、管辂等人，是数家的博学之士。漆园（庄子）评论道术，太史（司马迁）论述六家，班氏（班固）排列九流，任宏记录四种，稚川（葛洪）编纂，仲容（阮咸）抄录，克构（李充）的林，子原（李充）的辩，都是子部的博学之士吗？

集部则有精通骚者、赋者、诗者、文者的。屈、宋、唐、景等人，是骚的博学之士。司马相如、班、张等人，是赋的博学之士。曹、陆、杜、韩等人，是诗的博学之士。任、沈、王、骆等人，是文的博学之士。他们都能一目十行，胸罗万卷，旁搜广采，集其大成，名世之称，确实不是袭取。如果刘勰的《文心雕龙》兼该体要，钟嵘的《诗品》追溯渊源，萧统的铨择，熔铸古今，李善的注释详备颠末，以至虞世南的采辑词章，许敬宗的搜罗艺馆，李明远的《英华》，郭茂倩的《乐府》，大者超过千卷，小者超过百轴，他们都是集部的博学之士吗？

经中细微而难明的，没有比小学更大的了。小学之中，又有精通文者、义者、音者、迹者、考者、评者的。子云、叔重、阳冰、楚金，精通文；景纯、介甫、农师、元泽，精通义；埜、王、德明、休文、才老，精通音；怀瓘、永叔、景伯、明诚，精通迹；元章、长睿、世昌、顺伯，精通考；嗣真、防礼、彦远、九成，精通评。总之，杨、许、顾、陆，是核实字源的；张、李、米、黄，是研究字用的

译杨雄、许慎未能通晓八法，张揖、李阳冰不能精通六书，米芾、黄庭坚不了解七音，顾恺之、陆探微很少涉猎四体。至于那些征引奇闻、辨析怪异的人，像嵇康、束晳，又各自自成一家。即使是小学这一门类，也有十几种不同的途径，古今学识广博的人，也没有能够全部兼通的，这难道容易吗？

译史书中繁重而难以穷尽的，没有比各种志书更大的了。在各种志书中，又有精通星历的，精通地理的，精通氏族的，精通职官的，精通礼乐的，精通刑法的，精通财政赋税的，精通艺文的。张衡、崔浩、刘炫、祖晅，精通星历；郭璞、陆澄、贾耽、李昉，精通地理；王〇、牛僧孺、李守、林寳，精通氏族；张説、蒋乂、杨侃、李焘，精通职官；蔡邕、徐坚、荀朂、陈旸，精通礼乐；杜预、牛〇、髙颎、窦仪，精通刑法；桓寛、刘晏、田况、洪遵，精通财政赋税；刘向、王俭、任昉、柳〇，精通艺文。总之，又有精通古事的，精通近事的，如郑樵的《五畧》，只叙述前朝；张説的《六官》，特别详细记载近代的典章。君卿的《贵与》大概兼得了这两方面吧。

子书中浮夸而难以探究的，没有比各种杂说更大的了。在各种杂说中，又有精通怪异的，精通妖异的，精通神灵的，精通鬼怪的，精通万物的，精通名物的，精通言语的，精通事迹的。《齐谐》、《夷坚志》，精通怪异；《虞初》、《璅语》，精通妖异；令升、元亮，精通神灵；之推、成式，精通鬼怪；曼倩、茂先，精通万物；湘东、鲁望，精通名物；义庆、孝标，精通言语；梦得、务观，精通事迹；李昉、曽慥、禹锡、宗仪等人，又都是精通各种杂说的。总之，琐碎的谈论、隐秘的事迹，大小都包含在内，见闻广博，惊心夺目，但淫靡俳谐的内容偶尔出现，诡异荒诞的说法交错陈列。张、刘诸子，世人推崇他们博学至极，这也只是其中一类罢了。至于郭宪、王嘉，完全虚构言辞，没有真实的学问，这就是班固讥讽的原因，子〇因此也笑得前仰后合。

集书中靡丽冗长而难以周全的，没有比类书更大的了。在类书中，又有精通名物的，精通典故的，精通经史的，精通词章的。刘峻的《类苑》，徐勉的《华林》，精通名物；杨亿的《元龟》，李昉的《御览》，精通典故；白居易的《六帖》，景卢的《法语》，精通经史；敬宗的《玉彩》，李峤的《珠英》，精通词章。总之，像《玉彩》、《珠英》、《六帖》、《法语》这类，精通文章；像《御览》、《元龟》、《类苑》、《华林》这类，精通事迹。欧阳、虞、祝、谢，兼载事迹和文章；杜、郑、马、王，单独详细记载经制。大体上，书以类别命名，体裁多沿袭前人，创造的功力，刘、徐实在艰难；考究的功夫，马、郑最为宏大。至于细微曲折都详尽无遗，毫末都包含在内，即使陆澄、王摛都执笔写作，也未必没有遗憾吧。

小学，属于经部，而子部混杂其中。各种志书，属于史部，而经部混杂其中。各种杂说，属于子部，而实际上是史部，而且经部和集部也混杂其中。类书，属于集部，而称为子部，又经部和史部混杂其中。所以它们的学问各有专门。

总之，史书出于《春秋》和礼乐，史书也就是经部；子书出于《大易》和《论语》，子书也是经部；集书出于《尚书》和《毛诗》，集书又是经部。百家的学问，没有不本于经部的。一以贯之，古今只有仲尼罢了。

三代以后儒术的显赫，有超过荀况、董仲舒、王通、韩愈的吗？然而荀况阐述礼乐，董仲舒探究天人，王通拟作六经，韩愈振兴八代文风，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广博。文章的显赫，有超过左氏、屈原、司马迁、杜甫的吗？然而左氏穷尽九丘，屈原罗列万汇，司马迁探求千古，杜甫总括百家，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广博。至于宋代的文章，盛行于辞章和儒学，统一于道了【左氏有人说不是倚相，然而《左传》《国语》的宏富，春秋博学之士应当首推】

老子所贵重的，是虚无静默。然而周王室专门作为藏书史官，特别富有典籍。至于庄子、列子等篇章，恣意谈论百家，为何浩瀚无边际呢？佛教扫除文字，一切皆空，而西天经教品目繁多，不可数计。阿难独自以多闻为佛的上首，这个人难道就低于唐宋诸儒吗？世人常认为儒术简略少功，即使现在中国二藏的文章，总共超过万卷，他们所谓的无所谓空，怎么能离开广博呢？只是我们儒者所广博的是实的，二氏所广博的是虚的，不可相提并论了。

道家广博于经方，而且富有论述的，汉代有河上公、张道陵、隂长生、王方平、于吉、宫崇、刘政、茅盈、司马季主、淳于叔通，晋代有葛〇、鲍靓，宋代有陆修静，齐代有陈显明，梁代有章处〇，魏代有寇谦之，后秦有王嘉，唐代有司马承祯、张果、张氤、叶静能、罗公逺、王逺知、徐灵府、成〇、英文如海、钟离权、胡慧超、吕岩、马湘，蜀地有杜光庭，宋代有陈抟、张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灵素、王中孚，元代有马珏、谭处端、刘处〇、丘处机【王方平，汉代孝亷，显赫于唐代】

佛教广博于经典，而且富有辩才的，汉代有摄摩腾、竺法兰，吴国有康僧防，晋代有支道林、道安、惠逺、法护、法深、世友，宋代有惠通、僧愍、求〇防摩，齐代有僧嵓，梁代有宝志、传翕、法畅，四公有惠皎、僧祐、惠敏、宝唱、法云，陈代有洪偃、眞观，秦国有鸠摩罗什、昙无懴、昙摩懴、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昙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代有静霭、卫元嵩，隋代有智果、彦琮，唐代有〇奘、法林、

译惠琳、琬、祎、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窥基、流志、觉、志升、澄观、神邕、杜顺、法藏、智顗、法海、义净、务静、慧旻，五代时期的义楚、賛寜，宋代的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寿、道成、慧邃、正受、道显、宗永、智圆、道济、元明、本眞、觉如意、念常【这些出家人，只是依据传记中有著作或以博学广识闻名的人列入；惠能、希运、从谂、义等，虽然或许有经义解说，但因为修习禅宗的缘故不予列入，诗词显赫的也记载在别处】

译文人儒士中，对《易》《老》二典博通的人，有汉代的淮南王、东方朔，魏伯阳，徐景休，刘向，王褒，严遵，襄楷，魏何晏，王肃，徐邈，任嘏，晋羊祜，钟防，向秀，嵇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孙绰，孙澄，张湛，张凭，谢安，谢尚，乐广，卫玠，刘惔，葛洪，齐张融，顾懽，梁陶〇景，周〇正，唐孙思邈，王方庆，颜真卿，张志和，樊宗师，陆希声，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罗隐，沈汾，刘商，王叡，宋欧阳修，王安石，郭忠恕，张君房，苏辙，王旉，曾慥，彭晓，乐史，刘泾，吕惠卿，叶梦得，林希逸，程大昌等人，都是贯通道家典籍的人【这些人大多依据史传及流传于世的著述，下文仿此】。

汉代的傅毅、牟融、桓谭、竺融；晋代的许询、殷浩、孙绰、习凿齿；宋代的范泰、罗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颜延之、刘澄之、王僧孺、刘义宣；齐代的张融、周颙、萧子良、明僧绍；梁代的沈约、刘勰、裴子野、阮孝绪、刘之遴、徐孝克；北魏的崔敏；北齐的颜之推、周甄鸾、王巾；陈代的徐陵、江总；隋代的卢思道、虞世南；唐代的褚亮、萧瑀、王维、王缙、梁肃、李蘩；白居易、柳宗元、李通〇、李师正、裴休、房融、刘轲、李俨；宋代的杨亿、杨杰、王古、王随、晁迥、井度；苏轼、李邴、王安石、黄庭坚、张方平、李遵最、张商英、张九成；这些人都是深研佛教教义的人。

历代文人学士中对经学有贡献的，有汉代的刘向、刘歆、杜钦、杜邺、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国的王粲、刘桢、何晏、谯周、韦昭、陆绩；六朝的嵇康、陆机、戴逵、孙绰、干宝、傅〇、葛洪、徐广、何承天、裴松之、顾埜、王、萧子显；唐代的王勃、颜籒、韩愈、李翺、卢仝、刘轲；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三王【王安石、王回、王旉】、三苏【眉山三苏】、二刘【刘敞、刘攽】、二叶【叶梦得、叶适】、李觏、吴棫、宋祁、陆佃、郑樵、董逌、陈傅良、杨万里；元代的吴澄、吴莱、刘因、柳贯、黄溍、赵汸、胡长孺、吴师道等人，虽然深浅纯驳不同，造诣各异，但都有著述可证，是对经学有贡献的人【汉、唐、宋三代通晓经学的文人还很多，这里只选取那些名声显赫、著述流行的，像丘明、董仲舒等人虽然文章闻名于世，但他们是经学专家，所以不在此列举，其他大致仿此】。

古今帝王中才华之美盛的，大概没有比梁武帝更强的了。阴阳历法，奕棋射箭琴书，没有不冠绝当代的。而赋诗谈道，征引典故撰写文章，每有一项长处，就与专门名家并驾齐驱。至于著述之丰富，尤其令人惊绝。经学方面有九经义疏二百多卷，三礼断疑一千多卷；史学方面有历代通史六百卷；子学方面有佛道二家经解数百卷；集部方面有自制诗文一百二十卷。其丰富程度古今未有，而他所命令诸儒编纂的《华林遍略》六百卷，还不包括在内。可以说他学问总括三教，学业兼通七录，表彰六经，对圣门有功。世人只讥讽他崇信佛教，而对于他宏大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却绝口不提。我惋惜并记下这件事【我曾怀疑这些书是臣下代笔，但梁武帝向来忌惮前人，怎肯做这种事？只有《三礼断疑》出自群臣之手，皇帝分析其中的疑难。如今这些书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湘东王灭亡时，都付之一炬了】。

历代史书，各有儒林、文苑两种传记。儒林用来记载经学，文苑用来收录艺文，轻重本来就很明显。然而古今名声显赫的人，往往被归入文苑；至于儒林所列的人，大多连名字都举不出来。大概是追求浮华轻视实质，古今都是这样。这就好比唐代用人，进士显贵，明经只是下僚罢了。那么实质性的学问为何不衰退，而浮靡的文风为何不兴盛呢？

唐代的制度，以明经为孝廉，词赋为进士。凡是仕途清贵显达的，大都是进士获得；孝廉只是冗员散官罢了。因此唐代的诗歌极盛，而经学衰微，偶尔有一两个兼通的，大概也不多见。唐初，孔颖达、徐文远等人各自成为儒学宗师，这只是隋代的遗风罢了。当时相继兴起的人，如三秦、二盖，文雅可观，足以计数。中唐以后，还听说有祝、郭等人，此后就突然寥落了。

《唐语林》说：大历以后，学士蔡广成研究《周易》，强蒙研究《论语》，啖助、赵匡、陆质研究《春秋》，施士丐研究《毛诗》，袁彝研究《仲子》，陵韦彤、裴〇讲解礼制，章庭珪、薛伯高、徐阂通晓经学，贾仆射研究地理，杜太保研究兵赋，苏冕、蒋乂研究故事，董纯研究历法，徐泽研究天文，林宝研究氏族，这些所载的中唐以后经学之士，都是史书所忽略的。其中只有啖、赵、贾、杜、苏、蒋稍见于《唐书》，其余大多默默无闻。汉、魏、六朝的人，儒林自有传记，这里不收录。宋初邢昺等人，尚多以注疏显名，到了洛闽谈论理学，经学就与前代截然不同了【贾仆射是贾耽，杜太保是杜佑】。

隋代刘〇遍直三省，最终

译未能获得官职。县衙责令他缴纳赋税，〇他向内史、吏部尚书韦世康陈述自己的才能，韦世康询问他擅长什么。刘炫自己写了一份状文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传》《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王弼、何休、服虔、杜预等人的注解，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粗之分，但都足以讲授。《周礼》《仪礼》《谷梁传》所下的功夫稍少，史书、诸子文集、嘉言善行、历史故事，都能背诵于心。天文律历，穷究其精微奥妙。至于公私文书，从未假手于人。”吏部最终没有详细测试他。然而朝中十多位知名人士担保证明，刘炫所陈述的没有虚假，于是授予他殿中将军一职。我读史书到这里，没有不赞叹惊异他的才能的。夏商周三代以后，研究经学的士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有像他这样的吗？而且他广泛涉猎各类典籍，综合考察九流百家，撰写经典著作，修明法律制度，自古以来的经籍子史、学问文章，很少有人能集于一身，〇他全都具备。传记称他目光精明，直视太阳不眨眼，记忆力强，默默识记，无人能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眼睛计数，耳朵听音，口中诵读五件事同时进行，没有遗漏差错，真是奇异的人。考察刘炫的史学极少，〇明代的文笔，仅能充当鼓吹之材，终究是以经术取胜，然而这难道容易得到吗？同时代的刘焯也博通五经，算术中的《九章》《周髀》《七曜》，推算星辰，测量山海，没有不精通的。两人都生于周朝，都出仕于隋朝，都姓刘，都是北方人，不是兄弟但名字相似，不是同乡却同室读书，闭门十年，真是宇宙间的奇事【两人都应隋朝征召，一同获罪，事情尤其可笑。刘焯先去世，〇因饥饿而死，可惜啊】

译文人以博学雅正闻名古今的，没有超过刘氏的。大概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记录其中特别显赫的：汉代的刘向、刘歆，魏代的刘劭，晋代的刘沈、刘实，宋代的刘瓛、刘璡、刘湛，齐代的刘虬，梁代的刘显、刘逖、刘峻、刘杳、刘敲、刘訏、刘霁、刘祥、刘昭、刘绳、刘臻、刘谅、刘之遴，北朝的刘芳、刘昼、刘兰、刘懋，隋代的刘焯、刘〇、刘善经，唐代的刘孝孙、刘知几、刘仁轨、刘允济、刘轲、刘邺、刘蜕，五代的刘希古，宋代的刘载、刘琦、刘易、刘敞、刘攽、刘恕、刘羲仲、刘弇、刘清之，元代的刘因、刘霖。此外，诗文之士如梁代的刘孝绰，一时同族七十多人，也是古今罕见的，但博雅之名并不显著，大概各自都有天赋的不同。六朝的文人大多沉迷于典籍，所以博学通达之士往往有闻。晋代有张华、郭璞，宋代有袁豹、陆澄，齐代有王摛、何宪，陈代有虞荔、姚察，魏代有崔浩、高允，北齐有邢劭、魏收，北周有庾信、王褒，隋代有刘〇、苏绰，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其余的人，晋齐尚多，陈代颇为稀少，大多进入北方了。

梁代自从武帝好学，诸子相继效仿，所以博学通达之士更多。任昉、沈约、江淹、顾协、僧孺、子野、孝绪、之遴、二周【周正、周襄】、二张【张纉、张绾】、诸刘【刘峻、刘显、刘杳、刘訏】、诸贺【贺玚、贺琛】摩肩接踵，一时争强，大概是古今少有的。此外，精通经术的，又有十多人。盛况空前【六朝经学在梁代最盛，因为武帝潜心儒术的缘故】

魏兴和二年，派遣崔敏、阳休之来聘问。崔敏，字长谦，清河武城人，博学善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上天文、历律、医方、药品、卜论，到达后，皇帝挑选十位学识渊博的沙门，以及百官与他谈论，大多被崔敏折服。四公进言说：“崔敏学问疏浅，不足以劳烦圣上，臣等防备敌人必死。”皇帝听从了。起初，江东谈论学问，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理清晰、征引确凿著称；有中观论，以寄托玄妙、超然物外著称，谈论名理的人尊崇他们的学说。北朝有如实论，质朴确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崔敏总括南北两派的学问，都很精通。又沙门所专长的，只在释氏，如果儒与道，则蔽于未闻。崔敏兼通三教，擅长其中，颇有自得之色。防公曾在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都穷尽理趣、妙不可言。那天，防公与崔敏谈论至苦，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数、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论六艺、百氏，与崔敏互为主客，立谈绝倒，观者莫不忘归。然而崔敏词气被防公压制，不自得，乘车疾驰北归，未到达就死了。按崔敏的学业，总括三教，都极其精通，大概是古今所未有的，虽然广记不足深信，但也不完全是诬蔑【南北史儒林传都不记录，崔敏因此记录于此】

自古以来博学而擅长文辞的，公孙侨、左丘明、东方朔、司马迁、刘向、〇雄、曹植、王勃、杜甫、韩愈，十多人而已。陆澄、李善辈，都背负书簏的讥讽，与作者几乎绝路了。汉桓谭、蔡邕，魏王粲、刘桢，晋郭璞、张华，梁任昉、沈约，齐邢邵、魏收、周庾信、刘〇，隋许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许敬宗，五代徐〇、徐锴，宋刘攽，南渡洪迈、尤袤，元虞集、吴莱，参之前人，大概是次一等的。

《魏略》说：颍川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太祖常派遣他到临菑侯植那里。植得到淳，很高兴，延请入座，不先与他谈话。当时天热，植于是呼唤常从取水，自己洗澡完毕，敷粉，于是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鍜，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完毕，对淳说：“邯郸生怎么样？”于是才更穿衣服帽，整理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的开端，品物区别的意义，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的差别，次颂古今文章赋诗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于是命令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及暮，淳还，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按植本传，只称少能诵文赋数十万言，不谓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记录之【史称植经籍未尝去手，世以敏防类以为不读书者，故余特详焉】

学问在赋中最为本色，所以屈、宋、司马、班、张皆冠古今，以其繁硕也，而入诗最易误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学为赋而为诗，六朝不以学为赋而为文，故皆失之。然赋中又自有本色，学问不可不知。

陆澄著书，力殚于经年，文为学困也。任昉属辞，才尽于

译到了晚年，诗歌创作被学问所困扰。束晳、刘昼写赋，都受到文人的讥讽，在文坛上困顿失意，这又是天赋所限，不一定是学问带来的拖累。

译王俭、何宪是南齐学识渊博的人吗？却每每屈居于陆澄之下。沈约、任昉是梁代学识渊博的人吗？却常常向刘杳请教。这是专门之学的说法。至于张华得到竹简去问郭璞，虞世南谈论姓氏谱牒却畏惧李守。这只是一时的偶然长处，或是某一方面的偏颇精通。拿着这些来说，张华不如束皙，李守可以比肩虞世南？这难道是确切的论断吗！

南齐有陆澄，梁代有刘峻，确实是铁中铮铮有声的人。然而陆澄担任左丞，因为纠劾他人而被免官。陆澄上章为自己辩白，诏令内外官员详细核查。褚彦回查阅了宋朝建立以来的众多先例，最终陆澄因见识肤浅、听闻狭隘，以白衣身份领取俸禄。刘峻作《山栖志》序，把黄初平当作雨师，大概是受赤松子的错误影响。那么刘峻对往事有所不详，而陆澄对近代的典章糊涂得很。博古通今，儒者的名声难道容易称许吗？

子产、台骀、中垒、贰负、窦攸、鼮防、敬叔、彭侯、元逊、傒囊、贾逵、神雀、张华、海凫、沈括、天禄，虽然记载奇异，但简册典籍都在，对照图表考察事实，往往足以验证，大多是因为人们不能阅读，不能详知罢了。如果不是内心透彻明白，怎么能融会贯通？身边有三年读万卷书的积累，确实不可诬蔑。至于东方朔命酒，奇怪啊！灭诸葛、伐薪、元绪烹，未必全属于见闻，应当是触类旁通得到的。至于敬宗的奸徒，赞宁的诡辩僧，偶尔有一点心得，怎能概括其他长处？段成式报时铁，不清楚出自什么书，也难以相信。

曹冲刻舟称巨象，悬镜舞山鸡，这类都是天性识见所钟爱，不涉及学习，可以称为早慧，不属于多闻。

张华焚烧枯木，狸精现形；元逊砍伐老桑树，巨龟溃体。这两件事极像四妖，言语相同或许有一处讹误，不一定都是事实。我认为狸既然博学，龟也灵明，张华、葛洪爱惜人才，何至于互相折磨，致使两棵树都丧了天年，可惜啊！随便写下来让读者一笑【《括地志》记载：陈仓人打猎得到像猪的野兽，遇到两个童子，名叫蝹，也叫两个童子为陈宝，与此颇为相似】

杨修、黄绢、李彪、金钟，虽然防冠一时，但意义并非精妙。至于贾渊辨析墟墓，束皙诵读古文，则又不假思索，只凭考证而已。只有郑钦悦推演铭记，真是奇特啊！深思睿测，竟达到这种地步吗？考察当时，任昉、沈约、刘杳等人，世称博洽，积累数十年不知何语，而郑钦悦顷刻间就征引出来，真是古今绝识。

天宝年间，商洛隐士任升之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五代祖先在梁朝做太常。起初在南阳王帐下，在钟山悬崖崩塌的墓穴中得到古铭文，不写姓氏，小篆文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虽然剥落，但仍然分明。大雨之后刚崩塌就获得了，即是梁武帝大同四年。几天后遇到盂兰大会，跟随皇帝到同泰寺记录给史官姚某，以及各位学官详细议论数月，没有人能知道。箱子里遗留的文字还在，您的学问近乎生知，前贤不及，近古未闻。希望您采其精要，写在遗留的简册上，以完成先人的志向，深切盼望。”几天后，郑钦悦就回信说：“使者到来，忽然承蒙书信，恰逢在途中，无处查阅。坐在马背上运思，颇有收获。发掘墓穴的人不知是谁家的儿子，选择宅地的人实为绝代的贤人。藏往知来，如同指掌。契合终始，不差锱铢。恭敬地考察历术，推测微词，试着探言，希望防微杜渐。‘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说甸服的是五百，黄钟的是十一。五百一十一年而崩塌。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到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三上庚，是三月上旬的庚。那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到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七中己，是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到己巳，是初崩塌的日子，是日己巳可知。浃辰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崩塌，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圯。’‘所说的，只说年月日数罢了。据年则五百一十一符合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符合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符合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己，据历计算，无所差错。所说的年岁月日，只差一数，就不相照会。原卜者之意。’当等待我说话，您的询问，契合使然。做官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又难远测。您再询问能者，回报。李吉甫说：郑钦悦精思通妙，大概僧一行所不及。当任升之给郑钦悦写信，正好授予驾于长乐驿，得到铭文而绎之，到三十里，释然而悟。所谓据鞍运思，颇有收获。

译者，就是“此”。查考钦悦其人，《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却特意为他立传，大概是因为他与众不同，而了解他的人特别少，所以这里详细记述。

译《酉阳杂俎》记载：贾耽在滑州任职时，境内遭遇大旱，秋季庄稼受损严重。于是召来两位大将，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委屈充当跑腿的人，乙日当天会有两名骑手，穿着深红色的衣服，穿过集市出城，你们可以跟踪他们，记住他们消失的地方。”两位将领便带上干粮，穿着黑色衣服出行，寻找的结果正如贾耽所说，那两人映着大坟包消失了，于是堆起石头做标记后返回。贾耽非常高兴，命令士兵一同前往挖掘，得到了几十万石粮食。

又《芝田录》记载：贾耽退职回家后，急忙召来上东门的守卒，告诫他说：“明天中午会有神色异常的人进门，一定要狠狠打他，打死也无妨。”守卒领命，到了中午果然有两个尼姑从东边相隔百步依次走来，涂脂抹粉像娼妓和妇人的打扮，里面的衣服是殷红色，下身的装饰也是红色。守卒心想尼姑剃度后没有头发，于是用棍棒狠狠击打她们，打得头破血流，她们转身逃跑快如奔马，守卒又追上去击打，又伤了她们的脚，狼狈不堪，衣物破烂，跑过百步以上，落入草丛隐没在树后，再也找不到踪迹了。守卒向贾耽报告，详细叙述了经过。贾耽问：“死了吗？”回答说：“伤了头折了脚，痛苦到了极点，只是没死却失去了踪迹，无法寻找。”贾耽叹息说：“这样看来难免会有小灾祸了。”第二天，东市报告失火，蔓延了上千家。

又贾耽见到一个病人，说：“只要喝黄龙浴水就能痊愈。”士兵照他的话去做。这也见于《太平广记》。唐朝三百年间，只有贾耽学识渊博可以比得上东方朔、张茂先，而世上却没有了解他的人。传记只称贾耽入朝为相与王叔文、韦执谊不合，被罢免，略去不提，不称道他博学多识。因此在这里汇集他的事迹。又有一则小说记载：贾耽喜好地理学，每当外族使者入朝，就延请他们询问山川风土习俗，历经三十年所得资料完备详尽，于是编撰成《华夷图》。小说确实不足以完全相信，但说法如此众多，难道都是虚妄幻化的吗？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二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三

明 胡应麟 撰

华阳博议下

汉朝崇尚经学，所以有学问的人都在经学方面；唐朝崇尚辞章，所以有学问的人都在辞章方面。六朝兼有这两者，但都不如汉朝和唐朝，于是名物之学兴盛起来。两宋兼有这三者，但都不屑一顾，于是义理之学出现。世道的变迁，也值得观察啊。

从两汉到六朝，被称为博学的人，对于术数方技，没有不精通的。如东方朔、刘向、张衡、郭璞、崔敏、崔浩、刘焯、刘炫等人，凡是三辰七曜、四气五行、九章六律，都穷尽了深奥精微之处。他们认为这是学问中的一件事。唐宋以来，辞章之学兴盛，这门学问顿时衰微。王勃、刘敞等人，稍微能旁涉，其余的就寥寥无几了。大概技术虽然不是学问所急需的，但其学业难以精通，恐怕更甚。相信古人是不容易赶上的。

古人的学问中有中断没有传承的，谱牒之学就是。这门学问在六朝最兴盛，如王〇、日对、千賔不犯一个忌讳，梁武帝写成一千卷，仅仅记载了几个朝代。到了唐朝李守、林宝都擅长这门学问，专门的老学者，老师儒生不敢与他们抗衡。五代以来，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于是断绝没有传承。宋朝只有郑樵、罗泌号称能用心研究，但大都是搜罗遥远的事迹，增加见闻罢了，不能与专门擅长这门学问的人相比【郑樵以员半千为六朝人是大错，员半千是唐人，他的父亲羡慕伍员的忠诚，于是改了这个姓，见本传中】。

凡是谱系之学，始于汉朝，发展于晋朝，兴盛于齐朝，极盛于梁朝，唐朝稍微衰落了。这门学问本来不乏人。郑氏《通志》谱系共有六种，一百七十部。端临《通考》保存的不过几家。元朝以来，几乎断绝。这是门阀的变迁，也是古今兴废的一大端由。

汉朝做经学的，有董仲舒、郑玄；做史学的，有司马迁、刘向；做诸子学的，有扬雄；淮南王做赋的，有班固、张衡。没有不是博学至极的人。六朝崇尚浮夸，所以博学的名声在张华、王弼、刘勰、陆机等人，但玩物丧志的意思胜过了。三唐崇尚藻饰，所以博学的名声在王勃、杨炯、杜甫、韩愈等人，但修饰辞藻的意思胜过了。

汉朝以前，其人其学实在；唐朝以后，其人其学空虚。汉朝以前，学者致力于博学的实在，而忘记名声；唐朝以后，学者先求博学的名声，而后求其实。这是古今的大概情况。至于瑰伟绝特不群的人，则每个时代都有。

韩愈说：“《尔雅》注解虫鱼，一定不是磊落的人，似乎不屑于这条途径。”然而唐朝的韵学，韩愈独自居首。又多次以奇字著称，为什么呢？欧阳修、苏轼虽然不以学问显赫，欧阳修在诗，苏轼在书、易，都有传注，世人共同推崇，也是前代文人所没有的。王安石、朱熹，自然是学士，不能因为他们的长处而埋没他们【韩愈的韵学见吴棫《韵补》】。

古今博学的人有称为府的【傅昭、刘显都称为学府】，有称为库的【杜预号武库，房晖远号五经库，谷那律号九经库】，有称为厨的【王俭称陆澄为书厨，陈济号两脚书厨】，有称为簏的【李善又傅廸】，有称为笥的【许懋号经史笥，任昉号五经笥】，有称为箧的【柳璨号柳箧子】，有称为神的【郑康成号经神】，有称为师的【曹曾弟子称曾曰曹师，为他立祠】，有称为圣的【刘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