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四

译《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截然不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本书中都有西王母的记载，于是便虚构她的形貌来充实内容。我在另外对这两本书的辨析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集仙传》却说：长着虎齿、拖着豹尾的，是西王母的使者，并非西王母本人的真形。这又是依据《山海经》而产生的讹误。《山海经》说：三危山，青鸟居住在那里，方圆百里，青鸟主要负责为西王母取食。又说：拒巫山，也叫龟山，它的南边有三只青鸟，为西王母取食。还提到：三足鸟，主要作为西王母的侍从。大概豹尾虎齿，本是西王母自己的形貌，而三只青鸟，本是西王母的使者。《集仙传》既然把西王母当作女仙，却无法解释豹尾虎齿的说法，所以就用三只青鸟的事来对应，这全都是梦中说梦，荒诞不经。

译《集仙传》说西王母出生在神州，姓侯。而《酉阳杂�》则认为西王母姓杨，名回，字婉妗。西王母本是西方华气所化生，而侯、杨都是后世的姓氏，本来不值得争辩，姑且记下这些当作一笑罢了。

观音大士从未听说有妇人称呼。近时王长公将《楞严经》和《普门品》三章合刻，作为大士的本纪，并著论以驳斥元代僧人的妄说，这是为不学习的人说的，起初就不值得争辩。我的母亲宋宜人平素体弱多病，中年后精心供奉大士，每当困顿危急时，就梦见大士化身，随即痊愈。又，我们县叶家的妇人患病，不知人数，几天后也梦见大士救她而痊愈。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其他显灵化现的奇异事迹，四方往往都有传闻。我曾想依据王长公的本纪，汇集诸经中大士散见的言行，以及六朝以来各种杂记小说中大士应验事迹较显著的，合编为一部书，这是为了完成我母亲的志愿。【如今大士的塑像多作善财童子，其旁也没有意义。《华严经》记载善财童子参访诸善知识，都不是观音的变相。虽然观音在其中，但度化善财的是文殊菩萨。】

如今塑画观音像，没有不作妇人的。大概因为菩萨形象端庄妍丽，文殊、普贤都是这样，不仅仅是观世音。至于用妇人的服饰作为冠饰，则以前未曾听说。考察《宣和画谱》，唐宋名家手写的观音像极多，都不说是妇人服饰。李廌、董逌画论所载的各种观音像也是如此。那么妇人的形象，应当是从近代开始的。大概因为大士有化身之说，而闺阁中多崇奉者，辗转流传，于是导致称谓都错了。至于塑像，势不能长久保存，前代无从考证。然而《太平广记》记载一位官员的妻子被鬼神摄去，于是制作观音像，他的妻子不久梦见一位僧人救她而苏醒。那么唐以前塑像本来就不作妇人。

杨用修《词品》记载：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诗云：“深愿宏慈，无缝罅，乘时走入众生界。窈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清泠露湿金襕坏，茜裙不把珠璎盖，特地掀来呈捏。怪牵人爱，还尽许多菩萨债。”据此，那么宋元间观音像也有作妇人的，但这是变相，未必像近时称谓那样可笑。如今世间女子多崇奉鱼篮观音，大概前代已有此像了。

又，宋人小说记载南渡后甄龙友题观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那么宋时所塑大士像，或许已错讹为妇人，而观世音被称为妇人，也应当起于宋代。元代僧人浅陋无知，于是认为她是妙庄王的女儿，可笑啊。

如今观世音像，大多作妇人，所以人间显迹梦兆，不再有男子形象，世俗于是真把观世音当作妇人。不知道梦生于心，兆征于目，心目注视瞻仰，都不是男相，那么恍惚示现，自然应当是女身。我考察《法苑珠林》《宣验》《祥》等记载，观世音显迹，六朝时最多，其形象或是菩萨，或是沙门，或是道流，绝对没有一个是作妇人的。假如当时崇奉的像像如今妇人的形象，那么显迹繁多如斯，难道能没有一个示现吗？唐代也是如此，大概错误起于宋代无疑。【因此列举数条，以消除世俗的疑惑】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处茂，先前与梁州刺史杨收敬是朋友。收敬有罪下狱，宣与处茂同被囚禁，念诵观世音。十天后，夜里梦见一位菩萨安慰开导他们，告知大命无忧。不久锁链自己脱落。又，宋张兴的妻子被囚禁，昼夜祈念观音经十天左右，夜里梦见一位沙门用脚踩她，说：“快起来。”妻子随即惊起，钳锁桎梏都解开，然而门闭户禁，没有出路，于是自己重新戴上刑具。又梦见刚才的沙门说：“锁已开了。”妻子于是奔跑出去。又，王球在狱中，至心念观音，夜里梦见登上高座，见一位沙门给他一卷经，题名《光明》。又见一个车轮，沙门说：“这是五道门。”醒来后，锁都断脱。又，苻秦毕览，东平人，年少时信奉佛法，跟随慕容垂北征，被敌人俘获，单马逃窜，敌骑追将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得以脱险，入山迷路，又专心持念，半夜见一位道人，穿着法服手持锡杖，指示途径，安然到家。又，晋兴宁年间，沙门法义得病，只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白天睡觉梦见一位道人来探病，为他治病，剖出肠胃，洗涤完毕，再放回体内。梦醒后，众病豁然痊愈。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象。”大概法义公梦见的就是这类形象吧？又，东魏孙敬德也梦见沙门，让他念观音经，临刑时刀折为三。此类甚多，竟没有一个梦见妇人的，当时的像可以推知了。

冯夷作为河伯，其说法由来已久。好奇怪的人，夸大迷惑，记载实在繁多。即使特立独行自信的人，君子也只是斥责其妄说，而未曾不把河伯当作水神。但我独自在《竹书纪年》中得到其说法。《纪年》记载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争斗。夫洛与河，是国名。伯，是爵位。用与冯夷，是人名。如果说河伯是河神，那么洛伯是洛神吗？洛伯能与河伯争斗，为何用冯夷作为神？寥寥后世，而冯夷独

译极力称赞吗？《竹书纪年》记载泄公十六年，殷侯率领河伯的军队讨伐易国，由此可知河伯是诸侯，而冯夷并非神鬼，这就非常清楚了。《穆天子传》中记载河宗柏夭，为周穆王乘坐副车并为他引路，一直到达西土之后才返回，那么当时的柏夭也是造父、奔戎这一类人，是护卫随从周穆王的。假如像后世所说的鱼身人首，怎么能在天子身边周旋侍奉呢？《九歌》是屈原的寓言；而鱼水之说，是庄子的虚幻言论，本来就没有说过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绝口不提冯夷的名字。然而张华在《博物志》、《酉阳杂俎》中顺着这些说法，将其坐实，我不能不加以辩驳，也幸好从《竹书纪年》中得到了依据【段玉裁所引用的河伯姓名很多，一并附在后面，以广异闻】

译《酉阳杂俎》说：河伯，长着人的面孔，驾驭两条龙，一条叫冰夷，一条叫冯夷。又说：长着人的面孔、鱼的身体。又《金匮》说名字叫冯循（一作冯修）；《河图》说姓吕，名夷。《穆天子传》说叫无夷。《淮南子》说叫冯迟。《圣贤记》说服食八石可以得到水仙。《抱朴子》说：在八月上庚日溺死于河中。（按：开头所引用的《山海经》《河图》大概是纬书。）

如今世上绘制八仙图，不知道起源于哪个朝代。大概是因为杜甫有《饮中八仙歌》，世俗之人不理解歌中“八仙”的含义，于是就用道家的人来对应。总之，这起源于元代，王重阳的教派盛行，以钟离权为正阳，吕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的弟子，攀附牵连，从而形成了这个名目。我曾观察前代的书史，像七贤过关、四皓下棋等图，浅薄荒诞、没有根据的很多，唯独没有听说过这个，由此可以知晓。考察他们的出处，也各自有所依据。张果在这些人中最早出现，唐明皇时显赫的事迹很显著。叶法善认为他是混沌初分时产生的白蝙蝠精。钟离权、吕岩都是唐中晚期的人，钟离权有两首绝句，吕岩有一首律诗，见于唐代的各种选集中。蓝采和也是唐人，有《踏踏歌》，见于《沈汾续神仙传》，因为常穿蓝袍，所以叫这个名字。韩湘，是韩愈的侄孙，韩愈确实赠给他诗，贾岛也有诗寄给韩湘，都不说他的道术。唯独《酉阳杂俎》记载韩愈任吏部侍郎时，偶然江淮一带的一个族子来拜访他，自称擅长幻术，韩愈让他试试技艺，顷刻间开出奇异的花，有“云横秦岭”一联，这是抄录韩愈旧作，并非预兆，而且也不是韩湘。何仙姑见于吕洞宾的文章，宋人杂说认为她不饮食、无漏，而徐神翁是宣和年间海陵人，见于《三仙传》很详细，其余姓氏间有相同的，然而不可深入考证。总之不值得深入辩论。近来阅读元人的《庆寿词》，有钟离、吕洞宾、二韩等八人，确实知道起源于元代的人。

元词中有曹国舅，考察各种仙传，曹姓没有外戚，而各种史书中曹姓外戚也没有得道的。根据俗传他是宋人，查阅宋史，只有曹佾是皇后的弟弟，被当时看重，七十岁去世，起初没说得道。词中又有跛脚的李孔目，大概就是图中跛足拄杖的人，尤其荒唐。然而必须凑合这些人，才能得到八人的数目。考察各种传记，只有《神仙通鉴》有刘跛子，而不是李姓，与词中的话完全不相符。不知道元人依据什么，大都是街谈巷议罢了。（刘跛子的事出自《冷斋夜话》，虽然诡异，然而没说他是仙，《仙鉴》为什么引用它？韩湘的说法尤其不统一，连同钟离也没有定论，详见下一条。）

按《通志》有《八仙图》，又有《八仙传》一卷，注唐代江积撰，那么这个名目在唐代似乎已经有了。然而徐神翁在宋代很明确，那么唐代或许另有其人，比如所谓的五真之类。况且《太平广记》收录神仙类的事迹几乎详尽，而钟离、吕洞宾显著，如果这样却完全不被采录，连同唐代各种小说也很少谈及，那么唐人所说的《八仙传》，绝对不是钟离、吕洞宾这类人，很明显。

《钟吕传道记》称唐代施肩吾撰。按施肩吾是晚唐诗人，素来没听说他有道术。而宋初编《太平御览》，搜罗唐以前小说几乎遍览，唯独没有所谓《钟吕传道记》的。大概一定是宋代方士错误地撰写，假托唐代人的名字罢了。况且吕洞宾的一首律诗见于《鼓吹》；钟离权的两首绝句见于《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代人自己选编的集子都没有。恐怕都不可凭信。

《宣和书谱》说：“神仙钟离先生，名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而偶尔出现接触事物，自称生于汉代。吕洞宾对先生执弟子礼，有问答语及诗，成集描述他相貌的，作伟岸丈夫，有的戴高帽穿深青色衣服，有的卷曲胡须蓬松鬓发，不戴帽巾而头顶双髻，纹身赤脚，修长地站立，斜视物外，自称天下都散汉，又称散人。曾经草书他的诗说：‘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得相从’。字画飘然，有凌云之气，不是凡笔。”元祐七年七月，录诗四章赠王定国，多论述精勤志学、长生金丹的事，娓娓可读，最后自论他的书法，说学习龙蛇的形状，识者相信他不虚假。现在御府所藏草书一件，看这个那么钟离的像，卷曲胡须蓬松鬓发，双髻赤脚的，与现在所传正相同。大概宋代道士假托钟离权来欺骗王定国等人，他的诗其实是唐代钟离权所作，而假托者不清楚他的时代，以为就是汉代钟离昧，所以自称生于汉代。后世因此用汉钟离称呼他，大概由来不是一天了。王定国被他欺骗，可以原谅。而蔡元长等人对于唐诗，也漫不经心不考察，为什么呢？宋人《淳化帖》《博古图》两本书，常供识者谈笑。然而《宣和书画谱》错误之处，也不在这两本书之下。杨用修曾经叙述《宣和谱》，而论述钟离，竟然用杜甫诗有“近闻韦氏妹，远在汉钟离”的句子，世人于是伪造这个名字，太可笑了。

《仙传拾遗》说：吏部侍郎韩愈的外甥，忘记他的姓名。二十岁左右去洛阳探望骨肉，于是羡慕云水不归，断绝音信。元和年间，忽然回到长安。吏部与他谈话很惊奇，问他的技能。说：“染花红的可以使它变绿，或者一朵

译具备五种颜色。”于是就在吏部衙门后堂前染了一丛白牡丹，说：“明年春天必定变成带棱角的碧绿色，而且四面会有一朵五色的花。”不久，那人便隐去，不知去向。这一年，皇帝到凤翔迎接佛骨，登上城楼观看。韩愈向皇帝上表直言进谏，触怒了皇帝，被贬出京担任潮州刺史。走到商山时，泥泞积雪深厚，忽然见到这个外甥，迎在马上，扶着马镫牵着缰绳，态度十分殷勤。到了第二天，雪停抵达邓州，外甥便对韩愈说：“我的师父在这里，我不能走远，将要进入〇扈倚帝峰了。”韩愈对他的话感到惊异，询问他的师父是谁，就是洪崖先生。韩愈写了一首五十六字的诗与他告别，说：“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写完诗后，挥泪告别，那人走进山林山谷，速度像飞一样快。第二年春天，牡丹花开了几朵，花色完全如他所说，只是每一片花瓣中有楷书十四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书法笔势精妙绝伦，人工所不及。如果不是神仙得道，具有卓越的预见能力，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根据这篇传记，那么让花顷刻开放的人，又是韩愈的外甥。然而韩愈诗题很明确，大概是江淮族子的说法，应当符合事实。记录者或许因为这首诗而误传为韩湘，又或许因为江淮而误传为外甥【韩愈被贬潮州，经历多年才回来，怎么能第二年就在长安看到牡丹，所以杂糅的说法比较接近真相】

译永州何仙姑不吃饭喝水，没有排泄，世人传说她神异。岳州天庆观的柱子因雷击折断，上面有倒写的“谢仙火”字样。何仙姑说：“雷部的夫妇二人，长宽各三尺，呈银色。”人们无不深信。有熟悉江湖事务的人说：“南方的商人各自用火来命名，一火就像一部（组织）。”这位商人名叫仙，刻木牌标记自己的货物罢了，这也是不可确知的。曾有道士自称是隋唐年间的人，谈论黄巢的事情非常详细，于是说：“黄巢晚年到了这里。”张安道尚书说：“黄巢有六个兄弟，而黄巢最小，应当排第六。”由此推断，那么道士的话可信吗？以上见于刘贡父的《诗话》。根据吕纯阳的话，那么何仙姑应当是唐末人；根据这个说法，那么应当是宋初人。张安道以记忆力超群冠绝一代，他的博学仅仅如此罢了。《旧唐书》记载黄巢兄弟八人，黄揆是黄巢的弟弟，那么黄巢不是最小的就很明显了。道士固然不足为凭，张安道也未见得正确。刘贡父学识广博冠绝宋朝，却又记录了下来，真是过分了。综合考核，难以定论。

《梦蕉诗话》说：广东增城有何仙姑，相传是当地百姓何泰的女儿，生于唐朝开耀年间，常想脱离世俗，去游历罗浮山，父母对此感到奇怪。在即将结婚的前夕，忽然不知她去了哪里，只在砚台屏风间留下题诗说：“麻姑怪我留恋尘世喧嚣，一旦隔绝仙凡道路遥远。去吧，沧洲防备明月，倒骑黄鹤聆听鸾箫。”根据这个，那么何仙姑又应当是唐人？然而其他没有可依据的，恐怕是好事者编造的【《齐东野语》也记载了何仙姑及谢仙的事，应当在庆历年间，难道何仙姑在宋朝显赫，自称是唐人吗】

世间盛传的张仙画像，张弓挟弹，像富贵游荡的公子，人们认为他就是梓潼之神，文昌星宿。然而梓潼神自有画像，穿氅衣戴纱帽，与张仙完全不同。况且道家说，梓潼神的出处，说是文昌星还接近些，求子绝对没有关系。偶然阅读陆文裕的《金台纪闻》，说张仙像是蜀王孟昶的挟弹图。当初，花蕊夫人进入宋宫，思念她的故主，偶尔带着这幅图，于是挂在墙上，恭敬地祭祀它。一天，宋太祖驾临看见它，询问原因。花蕊夫人跪着回答说：“这是蜀中的张仙神，祭祀他能让人有儿子，并不是真的有叫张仙的神。”我查阅《纪闻》，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蜀中一位士大夫，或许接近事实，大概是因为张弓理解为张仙，挟弹理解为诞子，而梓潼神本是蜀人，且姓张，于是错误地相传。现在又把梓潼神化身传为文昌星了。

王长公在《勘书图》跋文中说：宋初各投降的国王中，只有孟昶有天人相见于花蕊夫人供奉的画像中，其中的童子是元喆，武士是赵廷隐。当时进献给皇帝的人因为前朝的缘故，不敢陈述实情，所以称其为文皇。那么孟昶的画像，一错传为梓潼神，又再错传为太宗，都可笑啊【孟昶曾在蜀地刻石经，又有与花蕊夫人纳凉的词。世人只知道李重光（李煜）文雅，孟昶一点也不逊色。唐末的名画都流入蜀地，所以应当在图中屡次出现】

世人又说张星之神是张仙。查阅《酉阳杂俎》：天翁姓张名坚，太阳姓张名表。那么天与日与星都姓张，难怪海内张姓独多。听到的人无不绝倒【灶神也姓张，名单字子郭，见于《杂俎》；梓潼神姓张名亚子，见于《太平广记》】

俗传灌口二郎，在汉唐之前特别没有经书记载。偶然阅读朱熹的《语类》，说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为开凿离堆有功，建立庙宇。现在出现许多灵怪，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出来。起初封为王，后来徽宗好道，说他是甚么真君，于是改封为真君。以前张魏公（张浚）用兵，在庙里祈祷，夜里梦见神说：“我向来封为王，有血食的供奉，所以威福能够行使。现在号为真君，虽然尊贵，凡祭祀我用素食，没有血食的供养，所以没有威福的灵验。现在必须恢复我王的封号，当有威灵。”魏公于是请求恢复他的封号，不知魏公是有这个梦，还是一时用兵借托这个说法。现在每年百姓赛祭，杀数万头羊，庙前积骨如山，州府也得到这一项税钱。利路又有梓潼君极灵，现在两个神似乎割据了两川了【见于《语类》首鬼神类，梓潼神事见于《太平广记》，大概唐以前就有，现在两个祠的香火遍及海内，不止蜀中了】

世间祭祀天地水三官的祠宇，几乎遍布海内。然而其显赫的事迹，前代传记特别没有听说。考证《通志》，只有三元醮仪一卷，而不题撰者。怀疑应当起源于宋朝。然而《宣和画谱》记载大历年间名画周晦有三官像图，唐末范琼、孙位、张素卿都有。五代左礼、朱繇、曹仲元，于是不可胜数。推究源头，实在始于汉末，唐宋而兴盛，直到今天极盛了【张道陵教法，凡祈祷服罪的人，授予三符，一贴山上，一贴地下，一贴水中。详载《汉书》】

现在的戏具与古代相同而在世上盛行的，只有围棋、象棋、握槊而已。弹棋、摴蒱、打马、打彄、采选、叶子等都不传了。现在围棋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棋子也是如此。宋朝同此，然而汉朝制度是十七道，唐朝棋局或是十八道，不可不知道。查阅程氏

译《演繁露》说：“现在的棋盘纵横各十九道，加上棋盘本身，棋子共有三百六十一枚。”查李善为韦昭《博奕论》所作的注：“枯棋三百。”引用邯郸淳《艺经》说：“棋盘纵横各十七道，合计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由此可知汉代的棋制。唐代柳宗元记载石棋盘自然形成纹路，有十八道可以下棋。然而唐诗中咏棋有“十九条平路”的诗句，那么唐代的棋制原本就应该是十九道。那十八道的情况，或许是棋盘略有不同，偶尔为之罢了。另外胡宿的诗中又有“三百枯棋”的诗句，那是引用汉代人的话语，不足以作为依据。

译如今下围棋大多以三、六、二、四等位置作为起手，然而在此之前或许并非完全如此。《集异记》中记载，王积薪躲避战乱，夜晚投宿在一间茅屋，有一对姑嫂在暗中用口述的方式下棋。起初说：“在东五、南九放置棋子，接着在东五、南十二，直到三十六手为止。”这种说法虽然极其荒诞，但由此可以知道唐代下棋的起手方式并不完全像今天这样。如今邓艾开辟西蜀的棋谱，棋家中不再流传，而《通志》中有王积薪的《金谷园九局图》，又有《凤池》一卷，仍然收录在各种棋谱中。

神仙虽然长生不老，天地之间与凡人迥然不同，至于技艺才能，未必都超越人世。我广泛考察传记中记载的神仙家的诗文及书画，自然有一种超然于世俗之外的意境，然而与当行的专业作者相比，终究有所不同。仅如下棋，自从王质烂柯的故事之后，薛用弱又撰写王积薪的事迹来证实它，世人于是认为仙家下棋在人世间无敌。然而传记中记载的也并非完全如此，因此想起唐人纪闻中的一件事说：段防年幼时仰慕清静虚无，十六岁时辞别父亲进入名山，遇到一位老人带他到一个地方，有几位先生坐在大石头上对弈。段防作为侍者，看到先生们的棋艺都不精，于是教他们棋势。各位先生说：“你也懂棋，可以坐下。”于是与老人对弈，也不敌不过。这时有一位老先生开门出来，召段防与他下棋，他的棋艺稍逊于段防，于是笑着对他说：“想学习什么技艺呢？”段防说：“愿意学习《周易》。”老先生召来孟叟传授给他。后来段防布卦言事如同神明，据此则仙家的棋艺反而受人世的教导，正与王积薪的事迹相反。这两本书都是唐人撰写的，总之都不可轻信。然而仙家这类人荡意平心，游于大道，不以浅薄的机巧小数耗费精神，那么这种说法或许反而更接近事实。听到我这话的人应当会失笑吧【老先生所说的，即晋代的郗鉴】

又据广记载，唐代待诏滑能，棋品最高。偶然遇到一个人，请求与他下棋，于是成为对手。那人临别时，对滑能说：“我是天人，奉帝命来取你的棋艺罢了。”滑能不久就去世了。那么天人的棋艺，本来也不比国手强了。一并记下供博笑。

如今的娱乐器具中围棋最古老，应当是周朝遗留的制度，有人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只是依据弈秋，不知道孔子已经先提到了。象棋稍晚出现，北周武帝有《象经》二十卷，杨用修怀疑不是现在的象棋，说它的卷数太多，然而如今金鹏等棋谱往往有几十卷的，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是它的序言见于《御览》的，完全与现在不同，而唐以后特别没有可考证的，只有《元怪录》中岑顺一事可以依据。《戏录》中的宝应元年，汝南岑顺梦见一个人披甲，报告说：“金象将军传话与天那贼对抗。”岑顺点燃蜡烛观看，半夜后，东墙鼠穴化为城门，有两军列阵相对，部队既定，军师进言说：“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旋，六甲次第不违背行列。”于是击鼓，两军都有一匹马斜着走三尺停止，又击鼓，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击鼓，车前进。不一会儿，炮石乱下，等等。后来家人发现他脸色惨白憔悴，于是发掘东墙，原来是古墓中有象棋局车马具。按此或许是文士寄托谈资，然而唐代象棋的制度依靠这个可以考证，马斜行三路，卒横行一路，正与现在相同，唯独车直进不回转，则类似于现在的卒，恐怕其他不尽相同。又没有说有象，按司马温公《七国棋图》也没有象。说“象不可用于中国”，所以名有实无【续考《通志》《周武象经》只有一卷，王褒、何妥各有注，那么说二十卷的，又是《丹铅录》的错误】

象棋也有十九路的，宋代晁无咎广象棋图，局十九路，子九十八。如今温公《七国谱》流传晁谱，鲜为人知，因此录其序言说：“象棋，是戏兵。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是兽中之雄。所以戏兵而以象棋命名。我小时候，没有其他见识，设局布棋玩这个戏，纵横出奇，愕然莫测，以为小道可喜。稍大后观看各家阵法，虽然画地而守规矩，有截而变化舒卷，出入无倪，其说法也可喜。闲暇时于是寻求所谓的象棋，想要按照它来消磨长日。大概局纵横路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罢了，意思苦而狭小。尝试以局纵横路十九，棋九十八，广之意少放焉。然而按图置物，计步而使终，也不过是胶柱鼓瑟罢了。而智者用之，则十九者之间尽强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间尽死生之势，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强弱可循环无穷。饱食终日，得五说而为之，则涿鹿之纵横犹目前矣。”右序载马端临《文献通考·谱录琴棋类》。据晁则宋时象棋纵横皆十一路，而今纵十路，横九路，与宋时颇不合。又宋人《事物纪原》也记载岑顺事，以为与今正同，则唐宋固无异，而国朝或未尽同也。

如今的双陆即古代的握槊。事始以为陈思王制，而无明证。晋世稍稍有为此者，六朝、唐、宋相沿，洪遵谱尚行世。其制正与今同，

译至于唐代的制度已无法考证，只有《宣室志》中的一件事足以作为证据。洪遵的棋谱中没有记载这两种棋，所以我姑且戏作记录。虽然其中的说法怪异荒诞，不必深究。东都陶化里有一处空宅，一位姓张的秀才住在那里。深夜时分，他倚着枕头，看见道士和僧人各十五人，从堂屋中走出，他们的身形高矮都相似，排成六行。秀才以为这是神仙聚集，不敢大声呼吸，于是假装睡觉来偷看。过了很久，另外有两个东西在地上翻滚，每个东西各有二十一只眼睛，其中四只眼睛红得像火一样，它们互相追逐，目光旋转，发出砉剨的声音。不一会儿，三十个僧道，有的跑有的走，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向南有的向北。有一个道士独自站在一处，就被一个僧人击打赶走。那两个东西在僧道中间到处游荡，从未暂时停歇。像这样互相攻击搏斗，有时分散有时聚集。有一个人忽然喊道：“真是绝妙啊！”说完，僧道都沉默下来，停止了动作。秀才这才知道一定是妖怪。第二天他四处搜寻，在墙角里找到了三十个长行棋子，一双骰子。查考这种制度正好与现在相同，只是现在的双陆开始排列必须是八行，而唐代排六行稍有不同。然而洪谱中有“三梁双陆”，每半边三梁，正好是六梁。唐代的制度或许与此相同。有人说六行是指六梁而言，恐怕未必正确。凡是握槊游戏结束时才是六梁，没有一开始就排列六梁的【本朝某侯家姬妾众多，曾经让宾客对弈，命令三十名姬妾穿着绯色和绿色的衣服代替长行棋子，看来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译现在投掷的骰子有六个面，共二十一种点数组合，这与唐代的情况相同。有人嘲笑说，骰子既然是方形的，怎么会有六个面呢？这是不知道外国的骰子有四个面而没有一点和六点的，见洪氏《谱录》。还有两面形的骰子，古代的“五木”都属于骰子一类。只是现在的骰子一点和四点都是红色的，而《宣室志》中张某所见的东西，在二十一个点数中只有四个点数闪烁如火，那么第四点是红色的，而一点却不是这样。

又如今骰子的制作非常小，大的也不过三分左右，没有达到一寸的。而唐代的骰子共有四种点数组合，应当加上红色标记的，有时在其中镶嵌相思子。温庭筠诗云：“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相思子就是现在的红豆，将四枚镶嵌在一个面上，那么唐代的骰子将近方寸大小了。

六个面的骰子，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我猜想它应当与“握槊”游戏先后出现，因为它们的点数都限于六个。有人说《列子》中提到的投琼，孔子所说的博弈，应当起源于此时。不知道《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隐士井公博弈，又在孔子和列子之前。然而那是“五木”一类的，不是六个面的【“投”字应当如上所述，从“琼”字的以玉为质，从“骰”字的以骨为质，都是后来的变化】

“五木”游戏在六朝时期盛行，我小时候读刘毅等人的传记，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曾经查阅其他书籍，稍稍明白了它的要领。后来读程泰之的《演繁露》，证据精详，可以说毫发无憾了。其中文章大多不记载，唯独说骰子就是“五木”中六个面的那种，起源于唐代，恐怕未必正确。因为“握槊”，晋代已经流行，“五木”不是“握槊”所用的，所以应当起源于六代。

《国史补》说：现在的博戏，以长行为最盛行。它的器具包括棋盘和棋子，棋子黑色和黄色各十五枚。掷采的骰子有两个。它的玩法源于“握槊”，变化于“双陆”。武则天曾经梦见双陆不胜，狄梁公说宫中缺少棋子就是此意。后人有了新花样，长行便出现了。又有小双陆、围透、大防、小防、游谈、凤翼等名称，然而没有比得上长行的。观察其险易，可以比喻时事；适应其变化，可以比拟《易经》的卦象。王公大人颇为沉迷，以至于废除了庆吊礼仪，忘记了寝食。等到赌徒使用它，于是强者各自争胜，称为撩零；借贷分账，称为囊家。囊家抽取十分之一，称为乞头。有通宵作战的，有破产输光的。其中技艺高超的，近来有谭镐、崔师本首出围棋，其次为长行。其中技艺高超的，近来有韦延祐、杨芃首出如弹棋之戏，这是很古的玩法，虽然设有器具却很少有人玩。其中技艺高超的，近来有吉达、高越首出。根据右边李肇所说的，那么唐代的长行正好与现在的双陆相合。而李肇认为它生于握槊、变于双陆，那么唐代的双陆或许反而与现在不同。而洪氏将双陆合而为一，似乎尚不妥当。总之这三者也在大同小异之间，并非必然相差悬殊。至于《国史补》所说的赌徒、囊家、乞头、通宵、破产等风俗，与现在完全类似，大概古今都是如此。至于唐代长行之戏，盛行于围棋之上，则是理不可喻的。弹棋只听说在汉晋间流行，据此可知唐代人也懂得玩【柳子厚的弹棋说现在载于围棋谱中，是不对的】

《巵言》说前导由伍伯引导，贾充和崔豹的话是正确的。然而晋唐间官署中执行鞭杖的人，也称为伍伯。《南北史》多有记载，尚未明确审察。《唐书》记载苏世长任刺史时，因为百姓不听从教化，他自责引咎，在都街自打。伍伯厌恶他的诡诈，鞭打他至出血，世长受不了疼痛，大声呼喊着逃跑，观看的人没有不笑的。又《太平广记》记载某人想知道未来，有人说：“您部下的伍伯是判防的。”立即召来问他，回答说：“我不能知道未来，只是我在防中也是伍伯，能用杖数的多少验证人的吉凶罢了。大概防中考掠活人，杖打到十下以上的，那人大多会死。或者预先说这话的人就称之为判防，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这两件事，那么伍伯确实有两个含义。考察苏世长，是唐代名臣，而这件事绝对可供一笑，因此记录下来。

《酉阳杂俎》记载伍伯有三四处，如《语资类》记载某公想在岩石上题名，偶然没有笔，用伍伯的杖画之，那么伍伯或是前导而兼行杖的人，正如同现在的皂人，行走时呵斥开路，处罚时执行刑罚。又考察宋代程氏《演繁露》记载后汉《虞诩传》注《续汉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黄绶武官伍伯六人，辟车、铃下、侍阁、门阑、部署、衙、走卒，都有规定的数量多少，随所管辖，大多戴红头巾穿红内衣，就是现在执行鞭杖的人。那么伍伯这个名称，汉代已经有了。

续考后汉《曹节传》，曹节的弟弟见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向她求取，五百不敢违抗。注引韦昭说：“五百字，本伍伯，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引当道也。”考察现在俗呼执行杖刑的人为五百。以上都是注中的话，根据这个说法最为明了，我所说的两种含义兼有的观点可信了。

又《祢衡传》：“黄祖愤怒祢衡不逊，命令五百将他带出去杖打。”也见于《后汉书》，那么知道“二字”在汉代通用。现在俗称皂隶，也有所本。皂人，大概是古代掌管牧养的人；隶，则是舆隶，本来不连在一起说。考察张湛《列子注》已见，那么疑心起于晋代，然而意义未必相同。

现在俗以新娶

译男子称为新郎，女子称为新妇。另外，媳妇侍奉公婆时，按惯例也称呼为新妇。考察“新妇”这一称呼，大概从六朝时期就已经存在，而在唐代最为流行，在小说野史中随处可见，举不胜举。然而这是从公婆的角度而言的，并非专指新婚嫁娶。新郎君，是唐代人自称新考中进士的人，没听说过是用于新婚娶妻的人。只有宋代词牌中有《贺新郎》，或许应当起源于这个时候。大致上本朝世俗的称谓，大都是沿袭宋元时期的旧习【“娘子”一词已在六朝祖珽传中出现，另外唐初也有娘子军】

译人们说妇女缠足，认为唐代以前没有这种习俗，我广泛考证却找不到依据。古人的风俗，像堕马髻、愁眉之类，史传中尚未绝迹，唯独缠足不见记载。李白甚至用“素足”来咏叹女子，相信缠足或许兴起于唐末，到宋元时期才盛行。

又说古人只说妇女弓腰而不说弓鞋，只说纤指而不说纤足，那么陶宗仪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晋代《木兰歌》叙述妇女改换装束，只称云鬓花黄，略不提脚，确实令人怀疑。六朝以前妇女的鞋子，不知是否与男子有区别？这虽然与闺阁之事无关，但却是古今变革的大事，尚待详细考证定论【郎瑛认为缠足起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宫人窅娘，见《七修类稿》】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五

明 胡应麟 撰

庄岳委谈下

世上盛行的宋元调曲，都以为始于唐末，但实际上陈隋时期就已开始。大概齐梁时期月露体的诗风，崇尚华丽，争奇斗艳，已经显露端倪。到了陈隋两代君主，都富有才情，都沉溺于声色，所作的长短歌行，大都是宋人词中的语句。陈后主的《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篇，尤其接近。至于《望江南》等词牌，唐宋元人沿袭至今，词曲的滥觞，确实始于此时。自从唐太宗以宏大的才略和硕大的文采，扫除六朝余习而极力反拨，陈子昂、李白相继兴起。等到杜甫作出经入史，彻底铲除淫靡之风，有唐三百年之诗，于是巍然成为商周的羽翼，驾驭汉魏。假使没有这几位君子在中间砥柱中流，那么《花间集》、《草堂诗余》那样的风格将在武德、开元年间接踵而至。难道会在宋元之后才显赫吗？大概六朝、五代是一脉相承的。阻挡其波澜而上溯，则诗兴盛而为唐；沿袭其流而下，则词兴盛而为宋。我因此知道陈子昂、李白、杜甫在艺苑中的功绩非常伟大，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君子不能不为之三叹而惋惜【宋代诸君除秦观外不称内行，但扶正祛邪的责任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也留意此道，所以其他方面无可指责】

六朝、五代起初似乎不同，而末期极其相似。陈、隋两代君主，固然像鲁、卫两国的政治一样，南唐、孟蜀两代后主，在词曲上都致力精工。蜀中有韦庄在防，前唐有冯延巳、韩熙载等人唱和。李煜时代并宋元滥觞也。

现在诗名中《望江南》、《菩萨蛮》、《忆秦娥》，被称为最古，因为《草堂诗余》中的两首词出自李白。近世文人学士，有的认为确实如此，我认为李白在当时，径直以风雅自任，即使近体诗盛行，七言律诗鄙俗，他都不肯写，难道会屑于从事此事吗？况且这两首词虽然工丽，但气韵衰飒，与李白超然的意境，不啻天壤之别。假使真的出自李白，必定不会作这样的言语。详察其意调，极像温庭筠等人，大概是晚唐人词托名李白。就像怀素的草书、李赤的姑熟诗一样。原来这两首词托名李白是有原因的，《草堂诗余》是宋末人编的李白诗，也称《草堂集》。后世因为这两首词出自唐人而无名氏，所以伪托李白之名以冠于这本集子【杨慎《词品》中又有《清平乐》词两首，尤其浅陋，都是赝作】

唐代妓女歌曲酒楼，恍惚与今俗类似。薛用弱所记王昌龄、王之涣、高适豪饮之事，词人偶尔引用。考证其事实，极其可笑。高适五十岁才开始作诗，假使他在酒肆狎妓，必定是年轻时，何缘得以诗句与二王决赌，这是一。又假如高适学诗后，那时王昌龄已经被闾丘晓杀害，无缘再与高适狎昵，这是二。白居易《郑胪墓志》只说王昌龄、王之涣更唱迭和，绝不及高适。高适集子中也没有与王之涣的诗，这是三。举此一端，其他诬妄可见。往日曾读薛用弱《郁轮袍》，私下认为王维不至于如此。天幸得到此逗漏，为千年词场雪冤，不觉浮三大白自快，恨不能呼唤王维庆贺。

《菩萨蛮》之名应当兴起于晚唐。按《杜阳杂编》说：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鬓金冠，璎珞被体，所以称为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也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也记载此事。那么李白时代，唐尚未有此题，何得预制其曲呢？

又《北梦琐言》说：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借温庭筠新撰，密进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此疏远他。按大中即宣宗年号，此词新播，故人君喜歌之。我屡次怀疑近温庭筠，至此释然，自信具只眼也【即《草堂诗余》称李白词】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说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不对。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中，如蓝桥等记，诗词家至今用之，然而十之八九是诞妄寓言。裴铏，晚唐人，高骈幕客，因高骈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书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大概晚唐文类尔，然而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因展转为此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