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五
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北人之史也。举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髙下，了然矣。
译《尚书》是圣人的史书；《檀弓》《左传》是贤人的史书；《史记》《汉书》是文人的史书；《后汉书》《宋书》是混乱之人的史书；《三国志》《魏书》是小人的史书；《宋史》《辽史》《金史》是北方人的史书。列举这些史书的作者，史书的得失、文辞的高下，就一目了然了。
尚书》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恶恶者也。《尚书》弗诛桀纣乎？然以明放伐也，犹之乎善善也。《春秋》弗进桓、文乎？然以防乱贼也，犹之乎恶恶也。刘知几以马、班为善善，南、董为恶恶，细矣。
三皇以前，无良史乎？而孔甲之盘盂，纪于班氏焉。惜哉乎，其弗传也。七国以前，皆良史乎？而史墨之邪词，纪于左氏焉。惜哉乎，其遂传也。
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三国》其文之以代降也，若厯阶而下也。晋、魏、齐、梁，靡冗不称史矣。而有李延夀之《六朝》焉。唐、宋、辽、金，僻滥不称史矣。而有欧阳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欧宋之盛也。然而非晔、夀比也。
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亾徴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説。班书、陈志、金粟交闗、沈传、裴略家门互易，史乎？史乎？
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
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其圣人乎？彼子西不害其为公，礼昭公无损其为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搜罗，宇宙备焉。非以万人之识为一人之识，不可也。只词之褒贬，天壤流焉。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不可也。
史，百代者，搜罗放轶，难矣；而其实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见闻，易矣；而其实难也。予夺褒贬之权，异也。
陈范有史才，而无史学；沈魏赢史学，而乏史才。左马班氏足称具美，其识虽互有是非，然创始之难，百倍因也，故匪后人之所及也。
尚书》秦誓，录自新也，而以为周厯之终，是《尚书》者，谶纬之靡也；《春秋》获麟，伤吾道也，而以为素王之瑞，是《春秋》者，符箓之首也。説经者，胡可以弗慎也！
春秋以字为褒贬者也，左传以词为褒贬者也，马班以事为褒贬者也。以事者繁于词，文人能之；以词者显于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简而覈，非大圣大贤弗能也。故左之后有荀、袁，班之后有晔、夀春秋之后微紫阳，其孰纉之？
谓《国语》出于左氏，胡以徴也？丘明作传之后，文或余于纪载也，字或溢于编摩也。附经弗燕郢乎？入传弗赘疣乎？故别创篇名也。翼《春秋》为内传，称《国语》为外传，犹之子内篇、外篇也，文内集、外集也。内外传或矛盾焉，两存之以备考也。或致疑焉，非也。
国防之文麤，国语之文细。国语之▯薾，国防之▯雄。国语左氏末弩乎？国防马氏先鞭乎？
汲冢四书，皆史也。纪年，春秋也；周书，尚书也；穆天子起居注，也；盛姬録逸事，家也；山海经，称禹益，实周末都邑簿也。其文，皆以法胜也。
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故文之繁简，可以定史之优劣，而尚有不必然也。较卷轴之重轻，计年代之近逺，缪乎论哉！
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子长者，以其剪裁也。执前説，可与概诸史之是非通；后説，可与较二史之优劣。
读之，闳肆沈雄，浩乎司马之气矣。而左规右矩，一字増损，末由也。绎之，精严简奥，渊乎左氏之法矣。而长谷大川，万怪惶惑，叵测也。而其义律之乎《春秋》，其防合之乎《尚书》，弗少悖也。史之至也。
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班氏合而为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则史非専不可也。马氏不啻谈迁也，世为太史矣。迁而始成，而犹少孙补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犹大家续也。则史非久不可也。
晋、梁、陈、齐、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陈，姚察
译《尚书》是史书中褒扬善行的，《春秋》是史书中憎恶恶行的。《尚书》难道没有诛讨夏桀、商纣吗？然而这是为了阐明放逐和征伐的道理，这仍然属于褒扬善行。《春秋》难道没有推崇齐桓公、晋文公吗？然而这是为了防范乱臣贼子，这仍然属于憎恶恶行。刘知几认为司马迁、班固是褒扬善行，南史氏、董狐是憎恶恶行，这种看法太浅陋了。
三皇以前，难道没有优秀的史官吗？可是孔甲时期的盘盂铭文，却被班固记载下来。可惜啊，那些更早的史料没有流传下来。战国七雄以前，难道都是优秀的史官吗？可是史墨的邪说，却被左丘明记载下来。可惜啊，那些邪说竟然流传下来了。
《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它们的文风随着时代逐渐下降，就像沿着台阶一步步走下来一样。晋、魏、齐、梁时期，文章冗杂，不足以称为史书。可是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唐、宋、辽、金时期，文章偏颇滥俗，不足以称为史书。可是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李唐初年，欧阳修所在的宋代盛世，然而欧阳修、李延寿并不能与左丘明、司马迁相比。
才、学、识这三项长处，足以概括史家的要求吗？还不够。要有公正之心，要有直笔精神，这五项兼备，孔子就是这样的人。董狐、南史氏著史，没有不体现公正与直笔的，差不多可以算是完备了。秦汉以后，具备三长的人不少，但具备公正与直笔这两种美德的人却很少听说。左丘明、司马迁胸怀宽广，几乎没有不同的说法。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金粟山藏经、沈约的《宋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各家门户互相更替，这算是史书吗？这算是史书吗？
直率就能公正，公正就能直率，为什么还要区分呢？可是有时候并不完全相符。张汤、杜周的严酷，附见在其他传记中，这是公正的，但笔法不能没有曲折。裴松之、沈约的文章互相攻讦，当时是直率的，但内心不能没有私心。
直率如果有未尽之处，那么心虽然公正，仍然有私心。公正如果有未尽之处，那么笔虽然直率，仍然有曲折。这是圣人才能做到的吧？子西不妨碍他的公正，礼昭公不妨碍他的直率。
史书的写作太难了！用小小的笔管搜罗史料，宇宙万物都包含其中。如果不以万人的见识作为一人的见识，是不行的。用简短的词语进行褒贬，影响流传于天地之间。如果不以万人的心意作为一人的心意，是不行的。
史书，如果是通史，搜罗散佚的史料，很难；但实际上容易。史书，如果是断代史，依靠耳目见闻，容易；但实际上很难。这是因为裁定、褒贬的权力不同。
陈寿、范晔有史才，但没有史学；沈约、魏收有史学，但缺乏史才。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足以称为完美，他们的见识虽然互有是非，但开创的艰难，百倍于因袭前人，所以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
《尚书》中的《秦誓》，收录自秦国的新史，却认为是周历的终结，这说明《尚书》是谶纬之学的流弊；《春秋》记载获麟，哀伤我的道统不行，却认为是素王的祥瑞，这说明《春秋》是符箓之说的开端。解说经书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呢！
《春秋》用字来褒贬，《左传》用词来褒贬，司马迁、班固用事来褒贬。用事的比用词的繁复，文人能做到；用词的比用字的明显，君子能做到；用字的微妙而显著，简约而确凿，不是大圣大贤做不到。所以《左传》之后有荀悦、袁宏，《汉书》之后有李延寿、李昉，而《春秋》之后只有朱熹，还有谁能继承它呢？
说《国语》出自左丘明，有什么证据呢？左丘明作传之后，文辞有时多余于记载，字句有时溢出于编修。附在经文中不显得杂乱吗？编入传文中不显得累赘吗？所以另外创立篇名。辅佐《春秋》的叫内传，称为《国语》的叫外传，就像子书的内篇、外篇，文集的内集、外集。内外传有时矛盾，两者并存以便考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是不对的。
《国防》的文风粗犷，《国语》的文风细腻。《国语》的繁盛，《国防》的雄健。《国语》是左丘明的末路吗？《国防》是司马迁的先声吗？
汲冢出土的四部书，都是史书。《纪年》是春秋体例；《周书》是尚书体例；《穆天子传》是起居注体例；《盛姬录》是逸事体例；《山海经》称禹、益，实际上是周末的都邑簿册。它们的文风，都以法度取胜。
史书厌恶繁冗而崇尚简素。什么叫繁冗？杂乱琐碎、冗长低劣叫做繁冗。不是指文字多。什么叫简素？峻洁严谨叫做简素。不是指文字少。所以文字的繁简，可以决定史书的优劣，但有时也不一定如此。比较卷轴的重量，计算年代的远近，这种论调真是荒谬！
司马迁叙事，喜欢驰骋，所以他的文辞芜杂蔓生的地方多，说它比班固繁冗是可以的。然而胜过班固的，正是因为它驰骋。班固叙事，崇尚剪裁，所以他的文辞芜杂蔓生的地方少，说它比司马迁简素是可以的。然而不如司马迁的，正是因为它剪裁。坚持前面的说法，可以用来概括所有史书的是非；坚持后面的说法，可以用来比较这两部史书的优劣。
读起来，宏大奔放、深沉雄健，浩浩荡荡是司马迁的气魄。然而规矩严谨，一字增减，无法做到。细细推究，精严简奥，渊深的是左丘明的法度。然而长谷大川，万怪惶惑，不可测度。但其义理合乎《春秋》，其防范合乎《尚书》，没有稍微违背的地方。这是史书的极致。
司马迁、班固各自独立著史，他们的史书，涵盖百代还有余。司马迁、班固合起来著史，他们的史书，涵盖一代都不够。那么史书不能专断。司马迁不止是谈迁，世代担任太史。谈迁才开始完成，还由少孙补充。班固不止是班彪、班固，一半因袭太史公。班固才开始完成，还由大家续写。那么史书不能长久。
晋、梁、陈、齐、周、隋六部史书，都是唐人撰写的。梁、陈，姚察
；北齐，李百药；周，令狐徳棻。学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独晋、隋群彦所脩，而晋史大为猥杂，隋史差自精详，以委任异宜，才用乖协故也。
译北齐有李百药，周朝有令狐德棻。学术出自同一渊源，文章出于同一人之手。其中唯独晋史和隋史是由众多才俊共同编修，而晋史非常杂乱，隋史则相对精审详实，这是因为委任得当与否、人才任用是否协调的缘故。
李延夀《南北诸史》出，而沈约、魏收不行；欧阳氏《新唐》、《五代》成，而刘昫、卢逊咸废。延夀删沈、魏之繁者也，欧阳振刘、卢之弱者也。大概彼善于此，亦因袭易为功也。
旧唐书，无论大义乖刺，其辞过俚而不文也，其体过冗而靡节也。新书虽晦涩，务竒，二病则庻乎免也。事増文减，作史名言，岂容以书废哉？
谓后汉书之文不若三国志之质也，是不知质胜则野之説者也。谓新唐书之简不若旧唐书之赡也，是不知赡而不秽之説者也。然后汉非真能文者，真能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真能简者，真能简者檀弓也。
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执是以论繁简，庻防乎？
合作则简者约而该，繁者赡而整；不合作则繁者猥而冗，简者涩而枯。《檀弓》、《左传》，繁与简俱得者也，故《左传》髙而《檀弓》独胜也。《旧唐新书》，繁与简俱失者也，故《新书》僻而《旧唐》弗如也。
昔人谓《史记》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简定三氏之等差，则非也。夫文固有简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与拙可以较等差而较之乎？一事吾犹弗敢也，矧一事之繁简也？举其全，挈其大，齐其本，揣其末，可与言古人矣。
檀弓之扵左传，意胜也。左传之于史记，法胜也。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汉书之于后汉，实胜也。后汉之扵三国，华胜也。三国之于六朝，朴胜也。则檀弓、史记，无法；左传、汉书，弗文乎？非是之谓也。
卫青、李广均武夫也。广事终身如覩，而青寥寥也。曹沫、荆轲同刺客也。轲事千载若新，而沫寥寥也。以叙有详畧也。然则史固贵繁也？曰简哉！而繁有当也。亦观太史之叙仓公乎？连篇累牍，靡弗厌焉。相如窃女，曼倩滑稽，虽其文瓌伟可喜，而大体不无戾也。
诗人多穷，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髙明，鬼瞰褒贬，天刑。夫天网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责眇矣，而史暴其微。幽賛叅两，功则大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纪载失实，赏罚狥私，胡以弗盲？陈夀腐，魏收而族，许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夫诗，潜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賛两仪，苞三极，文之钜，莫竝焉。掇其精，则神以太过而竭，故诗人多穷且多夭；肩其重，则任以太过而颠，故史氏多厄且多刑。夫诗，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达逾王公，而夀计元防矣，能亾穷且厄耶？
左丘废史，迁辱，班掾缧，中郎狱，陈夀放，范晔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余畏哉？而不知后之为唐、为宋者，若刘、若宋、若二欧阳，显特甚矣。
唐而前之为史者，其人轻，而其史重；宋而下之为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轻。其人轻也，而史重，则轻者因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轻，则重者因以轻。然以左迁生唐宋，亦不能为《春秋》《史记》也。而唐宋史大弗类，则以时乏左丘、马迁故也。
史之体制，迁实创之，而其义例纎悉，班始备也。然雄伟跌宕之▯衰焉。子长列传，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称其字，或兼其姓，或举其官，既匪《春秋》之义，奚取《左氏》之规也？孟坚概自篇端，总其姓字，后但著名，遂为定体，百世咸遵。此类颇众，举例其余，大概作者在前，易于损益故也【史记》如亷、蔺、窦、田、刺客、货殖数人合传，亦史变体，班始人自为传，后世因之】
夫史之论赞，而岂茍哉？终身履厯，百世劝惩，系焉。子长诸传，不尽废此义也。至称羽重瞳，纪信营墓，无闗大体，颇近稗官矣。自汉而后，厯代史臣，壹规班氏，讵皆聋瞆？要在适衷。近时贵重子长，不求大体，専搜奥僻，诩为神竒，恐太史有灵，不当一笑也。
史汉二书，魏晋以还，纷无定説。为班左袒，盖十七焉。唐自韩桞始，一颂子长，孟坚稍诎。至宋，郑渔仲、刘防孟，又抑▯
译李延寿的《南北诸史》问世后，沈约、魏收的史书便不再流行；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编成后，刘昫、卢逊的史书便都被废弃。李延寿删减了沈约、魏收史书的繁冗，欧阳修纠正了刘昫、卢逊史书的软弱。大抵后者优于前者，也是因为因袭前人容易取得成功。
《旧唐书》不论其大义有乖谬刺谬之处，其文辞过于俚俗而不典雅，其体例过于冗长而缺乏节制。《新唐书》虽然晦涩、务求奇特，但上述两种弊病却大致避免了。史事增加而文辞减少，这是作史的名言，难道能因为文辞简略就废弃这部书吗？
说《后汉书》的文采不如《三国志》的质朴，这是不懂得“质朴过度就会显得粗野”的道理；说《新唐书》的简略不如《旧唐书》的丰富，这是不懂得“丰富而不杂乱”的道理。然而《后汉书》并非真正擅长文采，真正擅长文采的是《左传》；《新唐书》并非真正擅长简略，真正擅长简略的是《檀弓》。
简略胜过繁复，是从简略所获得的优点来论述的；繁复逊色于简略，是从繁复所失去的缺点来论述的。总之，繁简各有其恰当之处。繁复的优点，遇到简略的优点，则简略胜出；简略的缺点，遇到繁复的优点，则繁复胜出。坚持这种观点来讨论繁简，或许就恰当了吧？
如果配合得当，简略的史书就简约而概括，繁复的史书就丰富而整齐；如果配合不当，繁复的史书就猥琐而冗长，简略的史书就涩滞而干枯。《檀弓》、《左传》，是繁复与简略都掌握得当的，所以《左传》地位高而《檀弓》独自胜出。《旧唐书》、《新唐书》，是繁复与简略都掌握不当的，所以《新唐书》偏颇而《旧唐书》不如它。
前人认为《史记》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似乎有道理。但如果用某一件事的繁简来判定这三部著作的等级差别，那就错了。文章本来就有简略的不一定精妙，繁复的不一定笨拙。精妙与笨拙可以比较等级差别吗？对于一件事我尚且不敢断定，何况是用一件事的繁简来判定呢？要举出全貌，把握大体，齐整根本，揣度末节，才可以谈论古人。
《檀弓》相对于《左传》，是意蕴胜出；《左传》相对于《史记》，是法度胜出；《史记》相对于《汉书》，是气势胜出；《汉书》相对于《后汉书》，是充实胜出；《后汉书》相对于《三国志》，是华美胜出；《三国志》相对于六朝史，是质朴胜出。那么，《檀弓》、《史记》就没有法度吗？《左传》、《汉书》就不华美吗？不是这个意思。
卫青、李广都是武将。李广的事迹终身可见，而卫青的事迹寥寥无几。曹沫、荆轲都是刺客。荆轲的事迹千年如新，而曹沫的事迹寥寥无几。这是因为叙述有详略之分。那么史书本来就重视繁复吗？回答说：简略啊！但繁复也有其恰当之处。也看看太史公叙述仓公的情形吧？连篇累牍，没有不令人满足的。司马相如偷窃女子，东方朔滑稽戏谑，虽然他们的文辞瑰丽可喜，但大体上不免有违逆之处。
诗人大多困窘，确实如此！史官大多遭祸，为什么呢？世人以高明自居，鬼神窥视褒贬，上天降下刑罚。天网恢恢，而史官弥补其漏洞；鬼责细微，而史官暴露其隐秘。幽深地辅助阴阳，功劳确实很大，但为什么会有罪呢？一定是因为记载失实，赏罚徇私，为什么不会失明？陈寿迂腐，魏收被灭族，许敬宗呢！这一定有其缘故。
诗歌，潜通天地，沟通神明，文章的精妙，没有比它更高的。史书，赞颂两仪，包罗三极，文章的宏大，没有比它更并驾齐驱的。撷取精妙，则精神因过度消耗而枯竭，所以诗人大多困窘且短命；肩负重任，则责任因过度沉重而倾覆，所以史官大多遭祸且受刑。诗歌，是以一字传颂千秋；史书，是以千秋传颂一字。他们的通达超过王公，寿命计算元始，难道能避免困窘和灾祸吗？
左丘明被废黜史官，司马迁受辱，班固被囚禁，中郎将入狱，陈寿被放逐，范晔被杀，魏收被剖刑，崔浩被灭族，唐代以前史官的灾祸太严重了。韩愈回避而不继承，大概还有余畏吧？却不知道后来编写唐史、宋史的人，像刘昫、宋祁、两位欧阳修，显赫特别厉害。
唐代以前编写史书的人，其人地位轻，而其史书地位重；宋代以后编写史书的人，其人地位重，而其史书地位轻。其人地位轻，而史书地位重，那么轻者就因此变重；其人地位重，而史书地位轻，那么重者就因此变轻。然而让左丘明、司马迁生在唐宋，也不能写出《春秋》、《史记》。而唐宋史大不相同，是因为当时缺乏左丘明、司马迁的缘故。
史书的体制，司马迁确实创立了，而其义例细微之处，班固才开始完备。然而雄伟跌宕的气势衰落了。司马迁的列传，一个人的始末，有时叙述其名，有时称呼其字，有时兼用其姓，有时举出其官职，既然不符合《春秋》的大义，为什么要取法《左氏》的规矩呢？班固一概从篇首开始，总括其姓字，后面只著名，遂成为定例，百代都遵循。这类情况很多，举例其余，大抵作者在前，容易增减的缘故【《史记》如廉颇、蔺相如、窦婴、田蚡、刺客、货殖等数人合传，也是史书的变体，班固开始一人一传，后世沿袭】
史书的论赞，难道是随便的吗？终身履历，百世劝惩，都系于其中。司马迁的各传，不尽废弃这个义理。至于称项羽重瞳，纪信营墓，无关大体，颇近稗官野史了。自汉代以后，历代史臣，一律效法班固，难道都是聋盲吗？关键在于适中。近来重视司马迁，不求大体，专门搜求奥僻，夸耀为神奇，恐怕太史公有灵，不会一笑置之吧。
《史记》、《汉书》两书，魏晋以来，议论纷纭没有定论。为班固左袒的，大概占十分之七。唐代从韩愈、柳宗元开始，一味颂扬司马迁，班固稍受贬抑。到了宋代，郑樵、刘恕，又压抑司马迁
班马之书，晋隋以前习其义者不啻百家，而于词忽焉；唐宋以后习其词者亦且百家，而于义疎焉。故史汉之学盛于六代之前，而其文贵于六代之后，盖至明而极矣【六代至唐为班氏学，至众著述传者殆数十家，《史记》次之】
唐以前作史者専精于史，以文为史之余波。唐以后能文者泛滥于文，以史为文之一体。惟赋与诗亦然，故赋迄于左思，史穷于陈夀，皆汉之余也。故曹刘李杜韩桞氏出，而宇宙耳目又一观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业精，故史无弗成，而无弗善。唐以后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无弗成。唐之时，史之人杂，而其秩轻，其责小，而其谤钜，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刘知防之启，萧相；韩吏部之答，桞州。噫，可想矣！
文之难在赋似矣，而出于魏收之口，则私也；史之难在志似矣，而出于郑樵之口，则私也。收以赋恫喝温、邢，然以左、马较相如，则文有不必赋；樵以志揶揄陈、范，然以晔、夀方沈约，则史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赋，樵之能志与否，吾未暇辩也。夫迁之赋不见于《艺文志》，晔之志不曰以法未终乎？要不必以此论也【汉艺文志》：迁有赋八篇】
専任易功乎？吾于司马氏史徴焉。兼收易业乎？吾于司马氏史徴焉。后世不然，兼其人，专其臆；兼其任，专其笔。故班范而后蔑矣。
孟坚、武仲，有伯仲之称，而班以《汉书》崛然与司马争雄，晋、唐之际，几左席焉。传没没于崔、蔡之间，而莫能自异也。顔谢文章，日揭江左，范之誉闻，盖逺非俦。而后汉一书，逾夀接固，延之、灵运，遂为词人。昔人谓诗有别才，吾亦谓史有别才也。
以昌黎毛頴之笔而驰骤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顺宗录有取舍之讥，曹王碑多轧茁之调。桞以史笔推韩，与书翊戴至矣，而韩弗任也。▯秀实传一脔足珍，他絶不覩。李习之翺鋭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讵止髙、杨两女子哉？宋王、曽、苏氏重名居馆职，徒成故事。隆平集今传，非荀、袁匹也。史有别才，厯较唐、宋诸子，益信矣。
用顔师古等于纪传，用李淳风等于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欧阳疎于事，而表志；子京僻于文，而纪传。宋任人可监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斯各任之凖也。夫李延夀尝与脩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欧阳脩尝与脩唐书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独任之衡也。
孔甲，黄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刘歆《七畧》、班志《艺文》昭昭载焉。而刘知防以孔甲为夏，尹佚为商，得无勦夏帝之名，傅有熊之佐乎？尹佚曰：周人也，又成世也。即史佚无可疑者。刘既误于先，而复称于后，遂使二孔甲合而为一，一史佚分而为二，皆不考之故也。
陈夀《三国志》魏、吴、蜀也，而唐丘悦《三国典畧》则后周、北齐、南梁为三国也。欧阳脩《五代史》梁、唐、晋、汉、周也，而唐张询《古五代新説》则梁、陈、北齐、后周及隋为五代也【按：五代之名，实起太宗命诸臣脩梁、陈至隋五史，故当时谓之五代，而《晋书》以御撰不与也。杨用脩以唐末五代当之，固陋；晦伯止言询古新説，亦未尽也】
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説》也，徧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借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刘孝标有《续世説》十卷，刘义庆有《小説》十卷。惜哉，其俱弗传也。借传晋梁雅词，今尚盈耳哉？
临川书诸目俱称《世説》。今题《世説新语》，系语于説，胡赘也？《世説》之名，起于刘向，义庆书出，向已弗传，然皆刘氏也。孝标之注，防孟之评，刘氏三絶乎？
刘知防之论史也，晳于史矣。吾于其论史，而知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浅猥，而逺驯雅；其识精▯屑，而迷逺大；其衷饶讦廹，而乏端平。善乎子京曰：「呵古则工，而自为则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刘知几《史通》称：“舜囚尧，禹放舜，启诛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厯成
译班固、司马迁的著作，在晋、隋以前，研习其义理的人不下百家，却忽略了文辞；唐宋以后，研习其文辞的人也有百家，却疏略了义理。所以，《史记》《汉书》的学问在六代之前兴盛，而其文辞在六代之后被珍视，大概到明代达到了极致【六代至唐代为班氏之学，著述流传者几乎有数十家，《史记》次之】。
唐代以前修史的人专精于史学，把文章当作史学的余波。唐代以后擅长文章的人泛滥于文坛，把史学当作文章的一种体裁。只有赋和诗也是这样，所以赋到左思为止，史学到陈寿为止，都是汉代的余绪。所以曹植、刘桢、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出现，天下的耳目又有了新奇的景观。
唐代以前修史的人专一，而且学业精深，所以史书没有不成功的，也没有不完善的。唐代以后修史的人兼杂，而且责任重大，所以史书有不完善的，但没有不成功的。唐代时，修史的人混杂，而且官阶低微，责任小，而诽谤巨大，所以作者不一定能完成，完成的也不一定完善。刘知几的启发，像萧相国；韩愈的回答，像柳宗元。唉，可以想见了！
文章之难在于赋，似乎是这样，但出自魏收之口，则是私心；史书之难在于志，似乎是这样，但出自郑樵之口，则是私心。魏收用赋来恐吓温子升、邢子才，然而用左思、马融与司马相如相比，则文章不一定非要是赋；郑樵用志来嘲笑陈寿、范晔，然而用晁错、陈寿与沈约相比，则史书不一定非要有志。至于魏收能否作赋，郑樵能否作志，我没有闲暇去辩驳。司马迁的赋不见于《艺文志》，晁错的志不说是因为法度未终吗？总之不必以此论断【《汉书·艺文志》：司马迁有赋八篇】。
专任容易成功吗？我从司马氏的史书中征验。兼收容易成业吗？我从司马氏的史书中征验。后世不是这样，兼用其人，专断其意；兼用其任，专断其笔。所以班固、范晔之后便衰微了。
班固、傅毅，有伯仲之称，而班固凭借《汉书》崛起与司马迁争雄，晋、唐之际，几乎居左席之位。传记淹没在崔骃、蔡邕之间，而不能自显其异。颜延之、谢灵运的文章，每日在江左宣扬，范晔的声誉，大概远远不是他们的同类。而后汉一书，超越陈寿、接续班固，延之、灵运，于是成为词人。古人说诗有别才，我也说史有别才。
用韩愈写《毛颖传》的笔法来驰骋古人，何必担心他不能修史呢？而《顺宗实录》有取舍不当的讥讽，曹王碑文多有生硬拗口的语调。柳宗元以史笔推崇韩愈，与书信中翊戴韩愈到了极点，而韩愈不能胜任。〇《秀实传》一脔足珍，其他绝不看见。李翱以史自居，但唐代一代，难道只有高阳、杨氏两个女子吗？宋代王曾、曾巩、苏轼重名居馆职，徒然成就故事。《隆平集》现在流传，不是荀悦、袁宏的匹敌。史有别才，历较唐、宋诸子，更加可信了。
用颜师古等人修纪传，用李淳风等人修表志。唐代用人可效法，而不必尽论其书。欧阳修疏于事，而修表志；宋祁僻于文，而修纪传。宋代用人可借鉴，而不必尽论其书。这是各任的标准。李延寿曾参与修诸史，为什么不像南北史那样呢？欧阳修曾参与修唐书，为什么不像五代史那样呢？这是独任的权衡。
孔甲，是黄帝的史官；尹佚，是成王的史官。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昭昭记载。而刘知几以孔甲为夏，尹佚为商，难道不是抄袭夏帝之名，附会有熊之佐吗？尹佚说：周人也，又是成世。即使史佚无可疑。刘知几先误于前，后又称于后，于是使两个孔甲合而为一，一个史佚分而为二，都是不考之故。
陈寿《三国志》魏、吴、蜀也，而唐丘悦《三国典略》则后周、北齐、南梁为三国。欧阳修《五代史》梁、唐、晋、汉、周也，而唐张询《古五代新说》则梁、陈、北齐、后周及隋为五代【按：五代之名，实起太宗命诸臣修梁、陈至隋五史，故当时谓之五代，而《晋书》以御撰不与。杨用修以唐末五代当之，固陋；晦伯止言询古新说，亦未尽】。
裴松之注《三国》，刘孝标注《世说》，遍记杂谈，旁收博采，至今借以流传。不仅对二氏有功，也对诸家大有造益吗？至于综核精严，缴驳平允，真是史之忠臣，古之益友。
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刘义庆有《小说》十卷。可惜，它们都不流传。借传晋梁雅词，现在尚盈耳吗？
临川书诸目俱称《世说》。今题《世说新语》，系语于说，胡赘也？《世说》之名，起于刘向，义庆书出，向已不传，然皆刘氏也。孝标之注，防孟之评，刘氏三绝吗？
刘知几论史，精于史了。我从他论史，而知他不能修史。其文近浅猥，而远驯雅；其识精屑，而迷远大；其衷饶讦迫，而乏端平。善乎宋祁说：“呵古则工，而自为则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刘知几《史通》称：“舜囚尧，禹放舜，启诛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成
汤伪让，仲尼餙智矜愚。”斯数言者，战国有之，然识者亾弗谓虚也。胡子▯骤以为实也。至谓舜、禹、汤、文同于操、懿、裕、衍，而《尚书》、《春秋》之妄，过于沈约、王沈，斯名敎之首诛矣。
译商汤假装辞让，孔子粉饰智慧、抬高愚者。”这几句话，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然而有见识的人并不认为它们是虚妄的。胡适却屡次把它们当作事实。至于说舜、禹、商汤、周文王与曹操、司马懿、刘裕、高洋一样，而《尚书》《春秋》的虚妄，超过了沈约、王沈的史书，这真是对名教的首要诛伐了。
史通》之为书，其文，刘勰也，而藻绘弗如；其识，王充也，而轻讦殆过。其所指摘虽多，中昔人然，第文义之粗，体例之末，而自以穷王道，掞人伦，括万殊，吞千有，然哉。
史通之所谓惑，若赤眉积甲，史氏弥文，文鸯飞瓦，委巷鄙説，皆非所惑者也。至竹书杀尹，汲冢放尧，则当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谓疑，若克明峻徳，帝典所传，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亾可疑者也。而山海诡词，论衡邪説，则当疑而弗疑。余谓刘有史学，无史笔，有史才，亾史识也【唐桞璨有史通析微十卷，专驳子▯之谬，宋世尚存，今无刻本。刘书必与此并行，庶无害名敎。不尔，恐所益防，所损大也】
何法盛，盗之魁也；许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之剽庄，而不知法盛之剽晋；世知魏收之秽魏，而不知敬宗之秽唐。所以然者，法盛书不盛行于后，而敬宗书已夙毁于前也。
桞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义诡僻则非文，杰异则爱，弗相掩也。好而知恶，宗元于《国语》有焉。论者以桞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则文之工者，伤理倍道，皆弗论乎【虞槃作《非非国语》，余欲作《非非非国语》为桞觧嘲，第未见本书】
孟坚之推太史，至矣。其驳太史公矣。前人制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坚法太史者也，谓有竞心，吾弗敢信也。
圣公借新市之兵，盆子凭赤眉之众，其乌合同也。圣公称尊，流汗浃背；盆子建号，宛缩欲啼。其负乗同也。光武之臣，圣公亦髙祖之君，义帝蔚宗。后汉黜圣公，同盆子起。光武首东京，孟坚之防协矣。子▯以为圣公不当降，光武不当先，悖矣乎？
史迁列羽纪也，班氏列羽传也，各有当焉。迁通史前代，虽秦、楚弗容贬也；班独史当代，虽唐、虞不得详也。
读沈约、魏收诸史，而知李延夀之史之得也，其浮词简也。读范晔、陈夀二史，而知李延夀之史之失也，其琐説详也。
晋史之文，猥而杂；宋、梁、陈之史，猥而浮；宋、辽、金之史，猥而陋。
古今具史才而能旁及诸体者，班氏乎？赋与杂文，靡弗善也。廼诗亦有之，左马卿云兼撮其胜矣。晔、夀自史外著作，亾闻沈、魏著作间覩，而史非其任。永叔之于班也，桓司马于刘司空乎？
退之之避史笔也，桞州诤之是矣。然其时故有説焉：淮西碑则以为失实而踣，而▯文昌改撰之；顺宗录则以为不称而废，而韦处厚续撰之。毛頴传足继太史，廼当时诮其滑稽；裴晋公书后世訾其纰缪。使退之而任史，其祸变当有甚此者。桞徒责韩，而莫能自奋，其时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頴》之于太史也，子厚《逸事》之于孟坚也，紫薇《燕将》之于国防也。宋而下，蔑闻矣。
唐之才弗任史矣，而不史者故不乏也。顔师古之于汉也，精矣；司马贞之于史也，覈矣；刘知防之通，辨矣；魏▯成之志，该矣；而亦皆不能无憾也。
纪传之史，创于司马氏，而成于班氏也。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而精于朱氏也。司马班氏出，而汉以后之为纪传者靡矣。司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为编年者废矣。
李仁父之长编，纉涑水者也。吕伯恭之大事，翼紫阳者也。庐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孙之翰、范祖禹之鉴与论。宋视唐，虽才情弗逮，而制作颇有余也。
胡康侯之传《春秋》也，胡明仲之续诸史也。宋人叙事，逺非汉埒，而其论事核于唐。
观纲目于既成，亾足异也。夷考厥初，难言哉！夫陈夀、魏收，不足言。王仲淹续《春秋》，而帝元魏；司马氏脩《通鉴》，而帝曹魏。彼皆何人也？黜曹氏于盗，黜元氏于夷，黜武曌，书“帝”房州。自余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其有迂囘难合、琐屑眇闗者，读者求其变，畧其粗可也。毋词费哉！
温公之于唐末也，叙裘甫之平，则全采王式家传；叙髙骈之惑，则全录罗隐《广陵》。较之《通鉴》体制，防不侔也。且求之当日事情，颇不合也。谓家乗贡谀，野史脩郄，诚然；然温公弗及详，亦以
译《史通》这部书，其文采像刘勰，但辞藻华丽不如他；其见识像王充，但轻率攻讦恐怕过了。它所指摘的虽然很多，符合前人的情况，只是涉及文义粗浅、体例末节之处，却自认为穷尽了王道，阐发了人伦，概括了万般差异，吞纳了千般有常，真是这样吗？
《史通》所说的疑惑，像赤眉军堆积铠甲、史官粉饰文辞、文鸯飞瓦、街谈巷议的鄙陋说法，都不是值得疑惑的。至于《竹书纪年》记载杀尹氏、汲冢书记载放逐尧帝，则是应当疑惑而不疑惑的。《史通》所说的怀疑，像“克明峻德”是《尚书·尧典》所传、比屋可封是盛世的景象，都是不值得怀疑的。而《山海经》的怪诞言辞、《论衡》的邪说，则是应当怀疑而不怀疑的。我认为刘知幾有史学，没有史笔；有史才，没有史识【唐代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专门驳斥刘知幾的错误，宋代尚存，现在没有刻本。刘知幾的书如果与此书并行，大概不会损害名教。不然，恐怕所增益的少，所损害的大】。
何法盛，是剽窃的首领；许敬宗，是奸邪的首脑。世人知道郭象剽窃庄子，却不知道何法盛剽窃《晋书》；世人知道魏收污秽《魏书》，却不知道许敬宗污秽《唐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何法盛的书后来不盛行，而许敬宗的书早已在前朝被毁。
柳宗元《非国语》喜爱《国语》的文辞，并非认同《国语》的道义。道义诡僻就否定它，文辞杰出就喜爱它，二者不相掩盖。喜好它却知道它的坏处，柳宗元对《国语》就是这样。评论者认为柳宗元是拿着戈矛进入室内（指内部攻击），不察的人又纷纷附和。那么，文辞工巧但伤害道理、违背正道的，都不评论吗？【虞槃作《非非国语》，我想作《非非非国语》为柳宗元解嘲，只是没见到原书】
班固推崇司马迁，到了极点。但他也驳斥司马迁。前人的著作，优点掩盖缺点，是私心；缺点隐藏优点，也是私心。班固效法司马迁，说他有竞争之心，我不敢相信。
更始帝借新市兵的兵力，盆子凭赤眉军的众力，他们的乌合之众是相同的。更始帝称尊号，汗流浃背；盆子建年号，缩颈想哭。他们身负乘舆（指帝王）的处境是相同的。光武帝的臣子，更始帝也是高祖的君主，义帝是蔚宗（指班固）所尊。后汉废黜更始帝，与盆子一同起事。光武帝首开东京基业，班固的防备与协调是一致的。刘知幾认为更始帝不应当投降，光武帝不应当先起兵，这违背常理吗？
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班固将项羽列入列传，各有其恰当之处。司马迁通史前代，即使是秦、楚也不能贬低；班固只史当代，即使是唐、虞也不能详述。
读沈约、魏收等人的史书，就知道李延寿史书的优点，在于浮泛的言辞简略。读范晔、陈寿两人的史书，就知道李延寿史书的缺点，在于琐碎的说法详尽。
晋史的文辞，杂乱而混杂；宋、梁、陈的史书，杂乱而浮泛；宋、辽、金的史书，杂乱而浅陋。
古今具备史才而且能旁及其他文体的，是班固吗？赋和杂文，没有不擅长的。至于诗歌也有，左思、马卿兼取他们的优点。范晔、陈寿在史书之外的著作，没有听说；沈约、魏收的著作偶尔见到，但史书不是他们的专长。欧阳修对于班固，就像桓温对于刘司空吗？
韩愈回避史笔，柳宗元争辩他是对的。然而当时本来有说法：淮西碑因为失实而被推倒，而孙樵改撰；顺宗实录因为不称职而被废弃，而韦处厚续撰。《毛颖传》足以继承太史公，当时却讥笑它滑稽；《裴晋公书》后世诋毁它纰缪。假如韩愈担任史官，他的祸变应当比这更严重。柳宗元只责备韩愈，而不能自己奋起，当时的情况本来就不容易。
唐代文章接近史笔的有三篇，韩愈的《毛颖传》对于太史公，柳宗元的《逸事》对于班固，白居易的《燕将录》对于《国史》。宋代以后，就听不到了。
唐代的才士不能胜任史官，但不写史书的人本来就不缺乏。颜师古对于汉史，精审；司马贞对于史书，核实；刘知幾的通论，辨析；魏徵的志书，完备；但也都不能没有遗憾。
纪传体史书，创始于司马氏，完成于班氏。编年体史书，完备于司马氏，精审于朱氏。司马迁、班固出现，汉代以后写纪传体的就衰微了。司马光、朱熹出现，宋代以前写编年体的就废除了。
李仁父的长编，继承涑水（司马光）；吕伯恭的大事记，辅翼紫阳（朱熹）。庐陵氏（欧阳修）的《五代史》，眉山氏（苏轼）的《古史》，孙之翰、范祖禹的《资治通鉴》与《通鉴论》。宋代相比唐代，虽然才情不及，但制作颇有剩余。
胡康侯传《春秋》，胡明仲续诸史。宋人叙事，远远不如汉代，但其论事比唐代核实。
看《资治通鉴纲目》在完成后，没有值得奇怪的。考察其初始，难以言说啊！陈寿、魏收，不值得说。王仲淹续《春秋》，而尊元魏为帝；司马氏修《通鉴》，而尊曹魏为帝。他们都是什么人？贬黜曹氏为盗，贬黜元氏为夷，贬黜武曌，书“帝”于房州。其余大义，数十条明亮如日星。其中有迂回难合、琐碎渺关的，读者寻求其变化，略去其粗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言辞啊！
司马光对于唐末，叙述裘甫之平，就全采王式家传；叙述高骈之惑，就全录罗隐《广陵》。比较《通鉴》体制，恐怕不相称。而且求之当日事情，颇不合。说家乘贡谀，野史修郄，确实如此；然而司马光不及详，也以
文公《纲目》书：“▯子云责之备也，恕狄仁杰原其心也。”仲尼谓臧孙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逺，出文仲下者，夫子亟称也。而以文仲之贤，而弗为少讳，弗防乎刻乎？噫！未可以浅近论也。
丘文庄之续《史纲》也，紫阳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发者曲而体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节之大者也。故吾常谓《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丘氏也。
陆文裕之辑《史通》也，因刘氏者十七，续刘氏者十三，繁者削之，谬者刋之，俚者文之，真子▯荩臣哉。
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间有续者数家，而弗能详也。夫皇朝《纲目》续矣，而兹犹缺也。若之何可后也？
献吉之论史，欲概蔚宗而下，而笔且削焉。元美之论史，欲挈子长而上，而删且润焉。识则伟矣，亘千年而下，而有若人乎？吾弗敢知也。即有若人，而亾夭于年乎？毋困于日乎？亾见忌于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也。噫！
少室山房笔丛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六
明 胡应麟 撰
史书占毕二
外篇
创者，羲农耶？治者，尧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汤武耶？仙者，广成耶？圣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总二三，斯为极盛；而轩辕氏六者具焉。神哉其徳乎！异哉其时乎！
盛哉，轩辕氏之时也！而微有憾焉。夫羲、农欲治而未能，尧、舜能创而弗值也，皆时也。而有熊适当之，而际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于汤、武，而揖逊之迹减于唐、虞也，亦时也。葛洪曰：「古圣人有轻天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黄帝兼之，而不知有熊所兼者众也。」
世知项槖八歳而师孔，而不知蒲衣八嵗而师舜也。甘罗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嵗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创业，少矣；而放勲十六配天，尤少也。王融之艳，邓禹奚为哉？
三代而上，享国之永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国之永者，汉也。夫周积徳累仁逺矣，汉除残伐暴正矣。夫夏商汤禹崛起，周则二圣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汉则匹夫无位也。而周重之，周公也；汉重之，光武也。是三文王，而再髙祖也。其享国之永，宜也。
皇帝王覇，古今升降之防也。其世有隆汚，故其号有等差。其号系于世也，其世弗系于号也。称而乆焉，熟焉，于是乎号之等差为世之汚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革命，代自为称，靡沿袭也。三代而下，惟汉得之。魏晋六朝五季之君，率缘旧号。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汉之名，犹地也。
昭代称名，近无所因，逺无所袭。厥体冠裳，厥义鸿逺。伟哉，光絶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为帝王者，视其徳；三代而下之为帝王者，视其才。汉髙之才髙，光武之才宻，文皇之才俊，项羽之才雄，先主之才疎，孟徳之才俊。
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汉光武，蜀忠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俱能将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能将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相也，然才人非儒者也。
帝王受命，必有祯符。芒砀之云，能文五彩，近之矣。蛇当道，鱼腹之文乎？妪夜哭，丛祠之啸乎？至良一防士，沧海黄石，胡纷纷也？世祖洞达，光明赤伏，致累家法哉？夫唐宋昭代之兴也，咸亦有闻矣。而人无弗信者，惟其足信也。
髙之轻士也，武之杂霸也，西汉之事功酿于此乎？光之礼贤也，明之养老也，东京之节义酿扵此乎？唐文艺，故唐一代鸣诗歌；宋艺仁，故宋一代言理学。
汉文短防，而魏文终防；梁武佞佛，而周武刬佛。二文二武，皆英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防宇文钧，夷狄也，求王政于三代之后，仅二事足徴焉，能无为中国媿也？
人知汉武之表章六经，而不知梁武之训释六经，尤勤且力也。二武帝才略同，文艺同，好方外同【一仙一佛】汉武穷兵，一念悔而令终；梁武寝兵，一念渝而致乱。
汉
译文公在《纲目》中写道：“子云责备得完备，恕狄仁杰则推原其本心。”孔子曾指责臧孙纥不仁有三处，不智有三处。然而《春秋》时代久远，地位在臧孙纥之下的人，孔子却屡次称赞。凭借臧孙纥的贤能，孔子却不为他稍加隐讳，这难道不显得苛刻吗？唉！不可以用浅近的眼光来评论这件事。
丘濬撰写《史纲》时，朱熹的方法有所局限。朱熹未竟之处，丘濬加以引申；朱熹有所积蓄而未阐发之处，丘濬加以曲折体会。那些小的矛盾之处，正是其大体相符的关键所在。所以我常说，《春秋》之后有朱熹，而《纲目》之后有丘濬。
陆深编纂《史通》时，沿袭刘知几内容的占十分之七，续补刘知几内容的占十分之三，繁冗的予以删削，错误的予以刊正，俚俗的予以润色，真是刘知几的忠实继承者啊。
自从司马光撰写《通鉴》以来，汉、唐以前的历史，清晰明了；自从《通鉴》在司马光手中终结以来，宋、元以后的历史，模糊不清。其间虽有数家续作，但都不能详尽。如今皇朝的《纲目》已经续写，但这一部分仍然缺失。怎么能再拖延呢？
李梦阳论史，想要概括范晔以下，而笔削删改；王世贞论史，想要囊括司马迁以上，而删削润色。见识确实伟大，但千年以来，会有这样的人吗？我不敢知晓。即使有这样的人，难道会因夭折而短命吗？难道会因时日困顿吗？难道会被造化忌恨吗？被鬼神忌恨吗？我不敢肯定。唉！
少室山房笔丛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六
明 胡应麟 撰
史书占毕二
外篇
开创基业的是伏羲、神农吗？治理天下的是尧、舜吗？划定疆界的是大禹吗？征伐不臣的是商汤、周武吗？得道成仙的是广成子吗？至圣先师的是孔子吗？上古帝王兼总两三种德行，这已是极盛；而轩辕黄帝六者兼备。他的德行真是神奇啊！他的时代真是奇异啊！
轩辕黄帝的时代真是兴盛啊！但稍微有些遗憾。伏羲、神农想要治理天下却未能实现，尧、舜能够开创基业却未能逢时，这都是时运使然。而有熊氏（黄帝）恰逢其时，却遭遇榆罔的衰微，蚩尤的暴虐。征伐的功业大于商汤、周武，而禅让的迹象少于唐尧、虞舜，这也是时运使然。葛洪说：“古代圣人有轻视天下的，有治理天下的，只有黄帝两者兼备，却不知道有熊氏兼备的还有很多。”
世人知道项橐八岁就拜孔子为师，却不知道蒲衣八岁就拜舜为师。甘罗十二岁成为上卿，算是年轻了；而伯益五岁掌管火政，更加年轻。唐太宗十八岁创业，算是年轻了；而尧十六岁配享天命，更加年轻。王融的艳丽，邓禹又能做什么呢？
夏、商、周三代以前，享国长久的是周朝。三代以后，享国长久的是汉朝。周朝积累德行、累积仁义很久远了，汉朝铲除残暴、讨伐暴政很正当。夏、商、汤、禹是崛起于微末，周朝则是两位圣人相继传承。唐、宋、隋、周依靠重臣，汉朝则是出身平民无爵位。周朝倚重的是周公，汉朝倚重的是光武帝。这是三个文王，两个高祖。他们享国长久，是理所应当的。
皇帝王霸，是古今升降的关键。时代有兴盛与污浊，所以称号有等级差别。称号系于时代，时代不系于称号。称呼久了，习惯了，于是称号的等级差别就成了时代的污浊与兴盛。
虞、夏、商、周奉行天命革命，各自为称，没有沿袭前代。三代以后，只有汉朝做到了这一点。魏晋六朝五代的君主，都沿袭旧号。唐、宋统一天下，也都沿袭前代。为什么呢？汉朝的名号，就像土地一样稳固。
圣明的时代称名，近不沿袭，远不袭用。其体制如冠裳般庄严，其意义宏大深远。伟大啊，光彩绝代了！
三代以上成为帝王的，看他的德行；三代以下成为帝王的，看他的才能。汉高祖的才能高超，光武帝的才能周密，唐太宗的才能俊逸，项羽的才能雄健，刘备的才能疏阔，曹操的才能俊逸。
三代以下，儒家用于世道的有两个人：汉光武帝，蜀汉的诸葛亮。光武帝，是儒者而成为帝王；诸葛亮，是儒者而成为宰相。而且两人都能统兵作战。儒家的作用，其功业就是这样。唐太宗的文治，也能统兵作战，也能成为帝王，成康之治由此达成。这又能辅佐宰相，然而有才能的人并非儒者。
帝王受命，必有祥瑞符应。芒砀山的云气，能呈现五彩，接近了。蛇挡道，鱼腹中的文字吗？老妇夜哭，丛祠中的呼啸吗？至于张良一个谋士，沧海中的黄石，为什么如此纷纷扰扰呢？世祖（光武帝）通达事理，光明赤伏，导致累及家法吗？唐、宋圣明时代的兴起，也都听说过。而人们没有不信的，是因为足以让人相信。
高祖轻视士人，武帝杂用霸道，西汉的事功由此酝酿而成吗？光武帝礼贤下士，明帝养老尊贤，东京的节义由此酝酿而成吗？唐朝崇尚文艺，所以唐朝一代诗歌兴盛；宋朝崇尚仁义，所以宋朝一代理学盛行。
汉文帝短见，而魏文帝终见短浅；梁武帝佞佛，而周武帝灭佛。两个文帝，两个武帝，都是英明君主，而得失相差天壤。拓跋氏、宇文氏都是夷狄，在夏、商、周三代之后寻求王道，仅这两件事足以证明，能不为中国感到羞愧吗？
人们知道汉武帝表彰六经，却不知道梁武帝训释六经，更加勤奋用力。两位武帝的才略相同，文艺相同，喜好方外之事相同【一个求仙，一个信佛】。汉武帝穷兵黩武，一念悔改而得以善终；梁武帝停止战争，一念改变而导致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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