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八
六卷实五十七篇，此篇统于卷也】
卫恒《四体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书十余万言，其一卷论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书》字为证，尚微以句读为疑。及阅此，乃知论楚事自为一书，与上周《书》字絶不相▯。余意始洞然自信。又晳传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证篇与卷文义相通，而余説不妄也。”
译六卷实际包含五十七篇，此篇统属于卷】卫恒在《四体序》中说：“太康元年获得汲冢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卷论述楚国事迹的最为精妙。起初我凭借十九篇《周书》的文字作为证据，尚且略微对句读有所怀疑。等到阅览了这一卷，才知道论述楚国事迹的自成一书，与上周《书》的文字截然不同。我的见解这才豁然开朗，确信无疑。此外，晳的传注只提及篇，而这里说‘楚事一卷’，更加证明了篇与卷在文义上是相通的，而我的说法并非虚妄。”
汲冢周书》所载《克殷》《度邑》等篇，采于史迁；《时训》《明堂》等篇，録于《礼记》。盖或仲尼删削之余，战国文士缀辑遗亡，益以縦横【大武武称之属】夸诞【世俘王防之属】而成此书。汉《艺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刘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则当时脱轶几半。若子长所采，盖存于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余篇至汲冢之发而复完也。徐氏、杨氏以书不当系汲冢，固失考。李焘以此书汉世已入中秘，其后稍隐；晋时盗发，始出，虽颇得之，而不知此书出于汉世，至汲冢而复完，必余説庶几尽也。然则此书系汲▯，亦可；不系汲冢，亦可；而谓非出于汲冢，则好竒之过矣。王厚伯《王防补传》亦谓此书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非出汲冢；自用修删去原文，始有此言。
按《逸周书》共七十篇，汉时仅存四十五篇。今《周书》十卷，其七十篇之目竝存，而缺《程寤》《秦隂》《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后序一篇，共六十篇。盖亦非完书也。
汉书·艺文志》逸《周书》七十一篇，今目共七十篇。宋人谓缺其一，不知并后序一篇，正七十一篇，则汲冢所出，当为汉世所存无疑矣。
刘大谟云：「若度训、命训、常训、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尽谓之《周书》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时训、明堂等解，而尽谓之非《周书》可乎？六经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于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无以逾于此。此序亦颇尽《周书》得失，因节録之。」
周书》卷首十数篇后序，皆以为文王作，而本解絶无明据，且语与书体不伦，盖战国篹集此书者所作，搀入之，冠于篇首也。至《大武》《武称》等解，尤为乖谬，近于孙呉变诈矣。考《周书》终《太子晋》实当灵王之世，其为周末防士之言，毋惑也。至《大匡》以后，章首率有序词，气俨与诰誓相侔，间小弗纯，或出后人参杂，非春秋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后序以为穆王。按《周书》七十篇，自文王始，至太子晋终，穆王止。祭公《史记》二篇，见第九卷。此书在武王先，当是文王无疑。其第三十二篇亦云《大匡》，则武王之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韵语，文多竒古，然不类书体，类战国诸子书。大明武解，亦多韵语，凡下字皆叶户韵。
克殷，解《史记》全録所称：武王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庻百姓咸俟于郊。羣賔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盖诸侯毕拜之时，武王方在师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賔佥进稽首，武王乃答拜。汲冢之文，自明其答拜者，盖前诸侯及商臣皆在其中。《史记》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谓武王不应止揖诸侯而答拜商人。盖《史记》固讹，注者亦失考也。
汲冢《世俘》解读者，咸疑诡诞。盖以孟氏所取《武成》不过二三防，而“血流漂杵”，且以为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余即证以孟氏，而知逸书所云不全妄也。孟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逺之。《世俘》所谓“武王遂征四方，凡怼国九十有九”，则“灭国五十”之说也。其过于孟氏仅半，然未尝曰尽灭，固庻几近之矣。所谓“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麋鹿三千五百”之类，则“驱虎豹犀象”之说也。盖商囿之畜，武王狩猎以祀宗庙，余则驱而逺之矣。以商纣之囿而获麋鹿数千，讵云多耶？至俘馘亿万有余，则战国张大之辞，不必辩也。
文传解》引《夏箴》云：「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注：以夏禹之箴，未必然。夏一代之典，今所存《尚书》者，仅数篇。商周之际，必存者尚多。至仲尼之世，盖寥寥无几矣。
周书》多论纪纲制度，叙事之文极少。克殷数篇外，惟《王防》《职方》二解，皆典则有法。而《王防》杂以怪诞之文，《职方》叙规严整
译《汲冢周书》中所载的《克殷》《度邑》等篇，采自司马迁的《史记》；《时训》《明堂》等篇，录自《礼记》。大概这些篇章有的是孔子删削《尚书》后剩下的，战国时期的文士搜集编缀了散佚的文献，又加上纵横家夸大的言辞（如《大武》《武称》之类）和荒诞的记载（如《世俘》《王防》之类），从而形成了这本书。汉代《艺文志》记载有七十一篇，注引刘向的话说：“现在存世的有四十五篇”，那么当时散失的几乎有一半。如果司马迁所采用的，大概就存在于这四十五篇之中，而其余的篇章直到汲冢发掘后才得以补全。徐氏、杨氏认为这本书不应归属于汲冢出土之物，这显然是考证失误。李焘认为这本书在汉代已进入皇家秘府，后来逐渐隐没；晋代盗墓发掘时，才重新出现，虽然获得了一些，但不知道这本书在汉代已有，直到汲冢发掘后才补全，我的说法大概比较全面。那么，说这本书出自汲冢，也可以；说不出自汲冢，也可以；但说它不是出自汲冢，那就是过于猎奇了。王厚伯在《王防补传》中也说这本书不是等到汲冢发掘才出现的，但他并没有说它不是出自汲冢；自从宋祁删去原文后，才有了这种说法。
按：《逸周书》共有七十篇，汉代仅存四十五篇。现在的《周书》十卷，七十篇的目录都还在，但缺少《程寤》《秦隂》《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的文字。现存五十九篇，加上后序一篇，共六十篇。大概也不是完整的书了。
《汉书·艺文志》记载逸《周书》七十一篇，现在目录共七十篇。宋人说缺少一篇，不知道加上后序一篇，正好是七十一篇，那么汲冢所出的，应当就是汉代所存的，无疑了。
刘大谟说：“如果把《度训》《命训》《常训》《文酌》《允文》《大武》等篇的解释，都称为《周书》，可以吗？如果把《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时训》《明堂》等篇的解释，都称为不是《周书》，可以吗？六经以下，寻求文字接近古代且对性命、道德、文武政教有裨益的，恐怕没有超过这本书的了。这篇序言也颇为详尽地论述了《周书》的得失，因此节录于此。”
《周书》卷首十几篇的后序，都认为这些篇章是文王所作，但本来的解释完全没有明确的依据，而且语言与《尚书》的文体不协调，大概是战国时期编集这本书的人所作，夹杂其中，放在篇首。至于《大武》《武称》等篇的解释，尤其乖谬，接近孙武、吴起的权谋诈术了。考察《周书》终于《太子晋》，实际上是在周灵王时期，这是周末策士的言论，不要疑惑。至于《大匡》以后，章节开头大都有序词，气势俨然与诰誓相当，偶尔有些不纯，可能是后人参杂进去的，不是春秋以后所能写出的。
《大匡》的解释有两个，其第十一篇的后序认为是穆王所作。按《周书》七十篇，从文王开始，到太子晋结束，穆王为止。祭公的《史记》两篇，见于第九卷。这本书在武王之前，应当是文王无疑。其第三十二篇也说《大匡》，那么是武王所作。
《小明武》的解释，通篇都是韵语，文字多奇古，但不像《尚书》的文体，像战国诸子书。《大明武》的解释，也有很多韵语，凡是下字都押“户”韵。
《克殷》的解释，《史记》全部录用了所说的：武王手持太白旗指挥诸侯，诸侯都拜谢，于是武王向他们作揖。商朝的百姓都等候在郊外。众位宾客一起进言说：“上天降下休美！”再拜叩头。武王答拜。大概诸侯都拜谢的时候，武王还在军中，来不及答拜。等到进入商朝郊外，众位宾客一起叩头，武王才答拜。汲冢的文字，自然明白他答拜的对象，大概前面的诸侯和商朝臣子都在其中。《史记》只说商人再拜，注者于是认为武王不应只向诸侯作揖而向商人答拜。大概《史记》本来就有错误，注者也考证失误了。
汲冢《世俘》的解释，读者都怀疑其诡诞。大概因为孟子所取的《武成》不过两三个片段，而“血流漂杵”，且被认为可疑，何况像汲冢这样严重的呢？但我用孟子的话来证明，就知道逸书所说的不全虚妄。孟子说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驱赶虎豹犀象而远离。《世俘》所说的“武王于是征伐四方，凡敌对的国家九十九个”，就是“灭国五十”的说法。它比孟子的说法多出一半，但并没有说全部灭掉，大概接近事实了。所说的“擒获老虎二十二只，犀牛十二只，以及麋鹿三千五百头”之类，就是“驱赶虎豹犀象”的说法。大概商朝苑囿中的畜养，武王狩猎用来祭祀宗庙，剩下的就驱赶而远离了。用商纣王的苑囿而获得麋鹿数千头，难道说多吗？至于俘虏斩首亿万有余，则是战国时期夸大的言辞，不必辩驳了。
《文传》的解释引用《夏箴》说：“小人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妻子儿女就不是他的了；大夫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臣妾车马就不是他的了。”注：用夏禹的箴言，未必确实。夏朝一代的典籍，现在所存的《尚书》，仅有几篇。商周之际，必定存世的还很多。到了孔子的时代，大概寥寥无几了。
《周书》多论述纲纪制度，叙事的文字极少。《克殷》几篇之外，只有《王防》《职方》两篇的解释，都典则有法。而《王防》夹杂怪诞的文字，《职方》叙述规范严整。
王防怪鸟竒兽多出入《山海经》，其称区阳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孔氏无注。王伯厚补云：「盛▯之记武陵郡西有兽如鹿，前后有头，常以一头食，一头行，然不言名鳖封。」考以《山海经》第七卷，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盖即此物也。
祭公解称祭文公病，穆王访之，作此书。按纪年，祭文公穆王廿一年薨，书当于是岁作。
史记》解，左史戎夫作。《竹书》“穆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作记”。章首所称“皮氏”，乃夏诸侯，灭于殷者【太史公书名，先见于此】
史记》解云：「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孔氏注云：「禁信义则乱生，非也。言信义不立，则奸雄之士得乗间以操国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为乱，国之所由亡也。」哲士，犹言智士，即狙诈之谓。凡战国、先秦称贤人君子，非必皆盛美之词也。
纪年慎靓王八年，秦公孙爰帅师伐我皮氏，翟章帅众救皮氏，围疾西风。又九年，书城皮氏，皆魏事也。此皮氏或即古皮氏国名，国亡而以为郡邑，苐地名多相类，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书、史记篇，穆王召左史戎夫于遂，事之要戒。言皮氏、华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苖、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郐、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县宗、▯都、西夏、绩阳，有洛之亡国名，多传记所不载，可以补史氏之缺文【困学纪闻】
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蚩尤也。孔氏不注【独鹿即涿鹿也】
杨用修跋《汲冢史记解》云：「穆王命史臣戎夫歴陈古之亡国二十八君，以为覆辙而鉴戒之，朔望以闻。又作甫刑之书，以恤民听；祈招之诗，而返国。可谓改过不吝，防豫有渝矣。亦贤矣哉！」司马迁《周纪》不着其事，兹特表出之。
又论无极云：「汲冢周书曰：正人莫如有极，道天莫如无极。道言也，正人有极，谓防其有极，归其有极也。道天无极，谓生物不测，悠久无疆也。」此语甚▯奥，当表出之。然则无极之云，不始周子矣。
洪景卢《容齐二笔》云：汲冢《周书·王防篇》所纪四夷国名颇古奥，兽畜亦竒崛。以肃真为稷真，獩人为秽人，乐浪之夷为良夷，姑蔑为姑妹，东瓯为且瓯，渠搜为渠叟，髙句丽为髙夷。唐太宗时，逺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颜师古请圗以示后，作《王防圗》，盖取诸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以为《逸周书》，今本无之，然则非全书也。按洪说，《王长公》《周书论》取之，苐以「俘商寳玉亿有百万」为《王防篇》中语，则非盖《世俘解》中语也。
和寤解云：王乃厉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让，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师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宫伯达迁九鼎，三巫乃命南宫忽散鹿台之财，钜桥之粟，则八士正武王之世与十乱先后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师，或三公，或南宫，克殷在武末年，谓成王时尚近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轨论，而词气絶类成宣间，非战国时人笔也。序称芮伯纳王于善，暨执政小臣咸省厥躬，作为此书。按纪年，厉王八年初监谤，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书词所云：「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又云：「贤智箝口，小人鼔舌，为王之患。其惟国人皆与监谤意合。」所谓「尔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为事，不懃德以备难，茍安爵以毁成，下民胥怨，于足靡措。」正指荣夷公軰至瞆祸翫灾，未知王之所定等语，隐然若预知流彘之事者。《国语》但称良夫谏厉王用荣夷公，而《监谤》独载召公之语，非《竹书纪此几不知所谓矣。
玉佩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称谁作。文类战国子书，太子晋事甚诡诞。盖战国人以晋早慧而夭，为此说以神之。其文杂以俳谑。金氏以为浅埜不驯，然词气类战国，非汉以后作也。后之言神仙
译王防篇中记载的怪异鸟兽多出自《山海经》，其中提到区阳以鳖封为界。鳖封这种动物，像猪一样，前后都有头。孔颖达没有作注。王应麟补充说：“《盛氏记》记载武陵郡西部有一种野兽像鹿，前后都有头，经常用一个头进食，另一个头行走，但并没有说它的名字叫鳖封。”考证《山海经》第七卷，并封位于巫咸东边，形状像猪，前后都有头，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祭公解》说：祭文公生病，周穆王去探望他，于是作了这篇书。根据《竹书纪年》，祭文公在穆王二十一年去世，这本书应当是在那一年作的。
《史记》解释说，这是左史戎夫所作。《竹书》记载：“穆王二十四年，周王命令左史戎夫作记。”篇首提到的“皮氏”，是夏朝的诸侯国，被殷商所灭【太史公的书名，最早见于此处】。
《史记》解释说：“诚信不施行，道义不确立，那么明智之士就会凌驾于君主之上，政令禁止反而产生动乱，皮氏因此灭亡。”孔颖达注解说：“禁止诚信道义就会产生动乱，这种说法不对。意思是说，如果诚信道义不确立，那么奸雄之士就会趁机掌握国家大权，君主不愤怒却想要禁止他们，奸雄必定起兵作乱，这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哲士，就是说智士，也就是狡诈的意思。凡是战国、先秦时期所称的贤人君子，不一定都是赞美之词。
《纪年》记载慎靓王八年，秦国公孙爰率领军队攻打我们的皮氏，翟章率领众人救援皮氏，围攻疾西风。又过了九年，魏国在皮氏筑城，这些都是魏国的事。这个皮氏或许就是古皮氏国的名字，国家灭亡后成为郡邑，只是地名多有相似，不能确定。
王应麟说：“《周书》、《史记》篇中，穆王在遂地召见左史戎夫，讲述事情的要点和警戒。文中提到的皮氏、华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郐、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县宗、〇都、西夏、绩阳，这些亡国的名字，大多不见于传记记载，可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出自《困学纪闻》】。”
阪泉氏用兵没有休止，诛伐征战不停，迁徙居住到了独鹿，诸侯背叛了他。阪泉，就是蚩尤。孔颖达没有作注【独鹿就是涿鹿】。
杨慎跋《汲冢史记解》说：“穆王命令史臣戎夫历数古代二十八位亡国之君，作为覆辙和鉴戒，每月初一和十五向他汇报。又作《甫刑》一书，以体恤百姓、听取民意；作《祈招》之诗，从而返回国都。可以说是不吝惜改正过错，防患于未然有了改变。这也算是贤德了！”司马迁的《周纪》没有记载这件事，这里特别把它表列出来。
又论述无极说：“《汲冢周书》说：端正的人没有比有极更好的，顺应天道没有比无极更好的。道是言语，端正的人有极，是说防范他有极限，回归他有极限。顺应天道无极，是说生物不可测度，悠久没有边界。”这句话非常深奥，应当表列出来。那么无极的说法，并不是从周敦颐开始的。
洪迈《容齐二笔》说：《汲冢周书·王防篇》所记载的四夷国名颇为古奥，兽畜也很奇特。把肃真当作稷真，獩人当作秽人，乐浪的夷人当作良夷，姑蔑当作姑妹，东瓯当作且瓯，渠搜当作渠叟，高句丽当作高夷。唐太宗时，远方各国来朝贡的很多，服装奇异。颜师古请求画图给皇后看，作了《王防图》，大概取自于此。《汉书》所引用的“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认为是《逸周书》，现在版本中没有，那么就不是全书了。按照洪迈的说法，《王长公》《周书论》采用了它，只是把“俘商宝玉亿有百万”当作《王防篇》中的话，则不对，这大概是《世俘解》中的话。
《和寤解》说：周王于是严厉告诫尹氏八士，只有坚固诚信谦让。《武寤解》说：尹氏八士，太师三公，攻克殷商。《解》说：于是命令南宫伯达迁移九鼎，三巫于是命令南宫忽散发鹿台的财物，钜桥的粮食，那么八士正是武王时代与十乱先后辅佐周朝的人，他们的姓氏是尹氏，他们的官职或者是太师，或者是三公，或者是南宫，攻克殷商在武王末年，说成王时还亲近他们，而说是宣王则不足信。
《芮良夫解》全篇都是格言轨论，而词气极像成王、宣王年间，不是战国时人的笔法。序言说芮伯引导周王向善，以及执政的小臣都反省自身，作了这本书。根据《纪年》，厉王八年初开始监谤，芮伯良夫在朝廷上告诫百官。书中词语所说：“百姓达到亿兆，君主只有一个而已，寡不敌众，君主危险啊。”又说：“贤智之人闭口不言，小人鼓动舌头，成为君主的祸患。这大概与国人皆与监谤的意思相合。”所谓“你们执政的小子只以贪婪谄媚为事，不勤修德行以预备灾难，苟且安于爵位而毁坏成就，下民都怨恨，无处容身。”正是指荣夷公等人至瞆祸玩灾，不知道君主所定的等语，隐约好像预知流彘之事。《国语》只说良夫劝谏厉王任用荣夷公，而《监谤》只记载召公的话，如果不是《竹书》记载这些，几乎不知道所谓的是什么了。
《玉佩解》及第十卷三解，也都不称是谁所作。文体类似战国子书，太子晋的事非常诡异荒诞。大概是战国人因为晋早慧而夭折，为此说以神化他。其文夹杂俳谑。金氏认为浅薄不驯，但词气类似战国，不是汉以后作的。后之言神仙
者，复以上賔之说，展转傅合，而浮丘、广成夤縁而入，不可胜纪矣。《国语》记晋谏灵王壅谷洛，诚絶世之识，使得位中兴之绩，讵数周宣而竟夭，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讽平公反侵地，而师旷以防止之，果尔，瞽人亦可诛哉。
译这些人，又拿上宾的说法，辗转附会，致使浮丘、广成等人也攀附牵连而入，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国语》记载晋国劝谏周灵王堵塞谷水、洛水，确实是超绝世人的见识，如果让他得位，成就中兴的功业，难道还要数周宣王吗？然而他最终早逝，这是上天不助周朝啊。叔向讽谏晋平公归还侵占的土地，而师旷却以“防止”为由加以阻止，果真如此，那盲人师旷也是可诛杀的了。
殷祝解，孔晁注，谓不然。其说诚迂，然亦有所本。《竹书》纪桀放后二十年，乃死于亭山。汤禁民歌舞，盖犹以故君礼之也。其让于诸侯，或有然者，岂遽自即天位哉？
度邑篇》《史记》但取一二简，余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广注：“夷羊，怪物也。”按《竹书》：纣四十八年，夷羊见。盖羵羊、商羊之类，《史记》讹为麋鹿在牧。杨用修遂以“鹿台”等事实之，殊自可笑。《竹书》甚明，而注《史记》者皆不引，疎略甚矣。陈晦伯正杨，据“发鹿台之财”等语以辟用修，然亦不引《竹书》。夫《纪年》《周书》仝出汲冢，二事絶可互证，而沈约、孔晁注俱弗及他书，尚何怪哉【以上《周书】
穆天子传》诸家皆称六卷，余读之，前五卷皆纪穆王行游，第六卷独叙王▯盛姬事，文实出一人手，而体制不类，为疑。及读束晳《传》，载《穆天子传》五篇，而盛姬自为一篇，乃知本非一书，以穆王附合耳。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致徐夷作乱，几失成周。然太子晋称周无道者四君，曰夷、厉、幽、宣，而弗及穆，何也？考之汲冢诸书，穆王覩周制之衰，则询祭祖，求谠言，感克艰之训，则命戎夫作史记，歌黄竹之诗，以防徒御，纳祈招之谏，以戒淫心。其乐善喜闻，恒如弗及，享国百年，卒以令终，宜也。
穆天子传》序所称穆王游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従焉，非如秦汉之君千乗万骑，空国而出。其见西王母登昆仑，渉▯圃，皆以极其游观之迹，非如秦汉之君封泰山，禅梁父，期羡门、安期之属，求仙药以冀长生也。自始皇、武帝好言神仙，一时术流方士张大其说，文士又従和之，遂以穆王为厉阶戎首，而不知《穆天子传》所记山川草木鸟兽，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经》怪诞之文，百无一二也。今稍列其大者于篇。
穆天子传》文絶类《山海经》，而事实大不仝。自景纯取《山海经》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传》残缺不易读。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经》胷中，骤读《穆天子》，而景纯之注又分列其下，故只以为仝而弗以为异。试寻其本文覈之，则二书之旨有天壤之悬者矣。
山海经》称西王母豹尾虎齿，当与人类殊别。考《穆天子传》云：天子賔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謡，天子执白圭、▯璧及献锦组百纯，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则西王母服食语言，絶与常人无异，竝无所谓豹尾虎齿之象也。《山海经》偏好语怪，所记人物率禽兽其形以骇庸俗，独王母幸免深文，然犹异之，以虎齿益之以豹尾，甚矣其无稽也。《竹书》纪虞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玉环玦，则西王母不始见于周时。庄、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诡形。惟司马相如《大人赋》有豹尾虎齿之说，盖据《山海经》耳。乃《山海经》则何所据哉？因读《穆天子传》，漫识此为西华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当命三鸟使邀不佞，阆风之顶浮大白三百，赏余知言也【列子》周穆一段化人外全节，此传之文。庄言西王母坐乎少广，此后世长生之说所本与】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乌氏。赤乌之人献酒食、马、牛、羊、穄、麦。天子乃赐赤乌之人黄金贝带。赤乌之人献好女于天子，列为嬖人。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天子乃赐曹奴之人黄金贝带，戏乃膜拜而受。丁酉，天子西征，至于▯韩氏。▯韩之人无鳬，乃献良马、牛、羊、穄、麦。天子乃赐之黄金银罂贝带，无鳬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賔于西王母，好献锦绮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观此文前后序西王母事，与赤乌诸人无大异，余尝疑为异域君长也。
离骚、南华竝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经以竹书所谓河伯当之，于是冯夷。易曰氷夷，博物志又以人首鱼身拟之，遂益诞谩无稽据。竹书河伯自为诸侯，而冯夷为诸侯姓名，余别有辩。而传载河宗伯夭尤详，盖穆王登舂山观昆仑▯圃，皆伯夭为之前▯。又乗穆王副车，驰驱千里，使其果人首鱼身，
译殷祝篇，孔晁作注，认为并非如此。这种说法确实迂腐，但也有一定的依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桀被放逐后二十年，才死在亭山。商汤禁止百姓歌舞，大概还是按照对待旧君礼仪来对待他。他向诸侯谦让，或许有这种情况，难道会立刻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吗？
《度邑》篇，《史记》只选取了一两条简文，其余都与《竹书》不同。夷羊在牧场出现，徐广注解说：“夷羊，是怪物。”查考《竹书纪年》：商纣王四十八年，夷羊出现。大概是羵羊、商羊之类，《史记》误写为麋鹿在牧场。杨慎于是用“鹿台”等事实来证实，实在可笑。《竹书纪年》记载得很明白，而注释《史记》的人都不引用，疏漏太严重了。陈晦伯纠正杨慎，依据“散发鹿台的财物”等话语来驳斥杨慎，但也未引用《竹书纪年》。《纪年》和《周书》都出自汲冢，这两件事完全可以互相印证，而沈约、孔晁的注释都不涉及其他书籍，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以上关于《周书》】
《穆天子传》各家都说是六卷，我读它，前五卷都记载穆王出行游历，第六卷单独叙述穆王与盛姬的事，文字确实出自一人之手，但体制风格不同，因此产生怀疑。等到读束晳的《序传》，记载《穆天子传》有五篇，而盛姬自为一篇，才知道原本不是一本书，是因为附会穆王才合在一起的。
穆王想要放纵自己的心意，使天下都有车辙马迹，导致徐夷作乱，几乎失去成周。然而太子晋称周朝无道的四位君主，说是夷王、厉王、幽王、宣王，却没有提到穆王，为什么呢？查考汲冢中的各种书籍，穆王看到周朝制度的衰败，就询问祭祖，寻求正直的言论，感念《克艰》的训诫，就命令戎夫作史记，作《黄竹》之诗，以防备仆从车夫，采纳《祈招》的劝谏，以警戒淫逸之心。他喜欢善言，乐于听取，常常像赶不上一样，在位百年，最终得以善终，是适宜的。
《穆天子传》序中所说的穆王游历天下，只有七萃之士跟随，不像秦汉的君主那样千乘万骑，倾尽全国而出。他见到西王母，登上昆仑，涉足悬圃，都是为了穷尽游观的足迹，不像秦汉的君主封禅泰山、梁父，期望羡门、安期之类的人，寻求仙药以希望长生。自从秦始皇、汉武帝喜好谈论神仙，一时的方士夸大其说，文人又附和，于是把穆王当作祸乱的开端，却不知道《穆天子传》所记载的山川草木鸟兽，都是耳目所见的，像《山海经》那样怪诞的文字，百中无一二。现在稍微列举其中主要的在篇中。
《穆天子传》文字极像《山海经》，但事实大不相同。自从郭璞取《山海经》来注释《穆天子传》，而《穆天子传》残缺不易读。好古之士，率先熟读《山海经》于胸中，突然读《穆天子传》，而郭璞的注释又分列在下面，所以只认为相同而不认为不同。试着寻找原文核实，那么两本书的宗旨有天壤之别了。
《山海经》称西王母有豹尾虎齿，应当与人类截然不同。查考《穆天子传》说：天子在西王母那里做客，在瑶池之上饮酒。西王母为天子唱歌，天子拿着白圭、苍璧以及献上锦缎百纯、丝带三百纯。西王母再拜接受，那么西王母服食语言，与常人毫无差异，并没有所谓豹尾虎齿的形象。《山海经》偏好谈论怪异，所记载的人物大多像禽兽那样形状以惊吓庸俗之人，唯独西王母幸免于深文周纳，然而还是把她写得奇异，用虎齿加上豹尾，太没有根据了。《竹书纪年》记载虞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玉环玦，那么西王母不是从周朝才开始出现的。庄子、列子都谈论西王母，也不说她的奇异形状。只有司马相如《大人赋》有豹尾虎齿的说法，大概是依据《山海经》罢了。那么《山海经》又依据什么呢？因为读《穆天子传》，随便记下这个作为对西华（西王母）的解嘲，倘若大荒之外果然有这样的人，应当命令三鸟使者邀请我，在阆风山顶浮一大白三百杯，奖赏我知言【《列子》周穆王一段化人之外全节，此传之文。庄子说西王母坐在少广，这是后世长生说的本源吗】
壬申日，天子向西征伐。甲戌日，到达赤乌氏。赤乌的人进献酒食、马、牛、羊、穄、麦。天子于是赐给赤乌的人黄金贝带。赤乌的人进献美女给天子，列为宠爱的人。辛巳日，进入曹奴。曹奴的人在洋水之上戏酒天子。天子于是赐给曹奴的人黄金贝带，戏于是膜拜接受。丁酉日，天子向西征伐，到达𩔌韩氏。𩔌韩的人无鳬，于是进献良马、牛、羊、穄、麦。天子于是赐给他黄金银罂贝带，无鳬于是膜拜接受。甲子日，天子在西王母那里做客，进献锦缎百纯、丝带三百纯。西王母再拜接受。看这篇文章前后叙述西王母的事，与赤乌等人没有大差异，我曾经怀疑是异域君长。
《离骚》、《南华》都有河伯的文字，但都是寓言。《山海经》用《竹书》所说的河伯来对应，于是冯夷。《易经》说冰夷，《博物志》又用人首鱼身来比拟，于是更加荒诞无稽。《竹书》中的河伯自为诸侯，而冯夷为诸侯姓名，我另有辩驳。而《传》记载河宗伯夭尤其详细，大概穆王登舂山观昆仑悬圃，都是伯夭在前面引导。又乘坐穆王的副车，驰骋千里，如果他果真是人首鱼身，
穆王将畏避不暇，而能与之仝载极西土而后返耶？传称伯夭为河伯之孙，盖冯夷之后世为诸侯，以职河任者，于离骚、南华之河伯迥不侔也【穆天子作无夷，则竹书冯当如字；山海经作氷夷，盖误以冯作凭音也】
译周穆王尚且唯恐躲避不及，难道还能与河伯同乘一辆车到达极西之地然后返回吗？传说伯夭是河伯的孙子，大概是冯夷的后代成为诸侯，因主管河务而被称为河伯，这与《离骚》、《南华经》中的河伯截然不同【《穆天子传》中没有“夷”字，那么《竹书纪年》中的“冯”应当读作本字；《山海经》写作“氷夷”，大概是误将“冯”当作“凭”的读音了】
天子之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鹳鸡飞八百里，野马走五百里，卭卭距虚走百里【余狻猊、麋鹿等缺文不载】传载天子犬马鸟兽，不过如此。不惟视山海之怪，迥不相伦。即如王防所记，九尾之狐，两首之彘，比翼之鸟，亦絶未见。孰谓《穆天子传》怪诞哉！
天子之犬走百里，执虎豹。景纯但注云：「筋力猛壮。」余考《周书》王防渠搜以防犬，防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孔晁注：「渠搜，西戎别名。」是时天子方西征，至于伯夭之邦，盖即此犬也。
黒水之阿，爰有埜麦，爰有答堇。西膜之所谓木禾，嘉谷生之，草木硕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珠泽之薮，爰有萑苇、莞蒲、茅萯、蒹葽。右传所纪草木，或中国所有，或中国所无，然皆五谷百卉之类，非如若木、扶桑、蟠桃、仙树之属也【仙树见《酉阳杂俎】
天子之珤玉，果璇珠，烛银，黄金之膏。爰有采石之山，重□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瑶，琅玕，玲□□□，玗琪□尾。右传所纪寳玉竒石，虽其名字瓌异，然亦非所谓怪若醒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癸亥，天子具蠲斋牲牷，以禋昆仑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以钓于流水。珠泽之薮，方三十里。按传纪，昆仑珠泽如此，初不言其髙广几何，止言黄帝之宫，竝无所谓绛阙琼楼者。自《淮南子》谓昆仑去地一万一千里，旁有四百四十门。神仙家又以绛阙琼楼傅之，而昆仑遂为怪诞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纪昆仑，不过衡岱属耳，何诡异之有哉？
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埜。是惟天下之髙山也。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先王所谓县圃，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兽，食虎豹如麋。爰有赤豹、白虎、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青雕、白鸟、执犬、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以诏来世。按舂山之名，后世不甚传，而县圃神仙家所盛依托，以为数倍昆仑。据此先王所谓县圃之文，不过如秦汉所谓上林、长杨所记鸟兽，虽众皆人世所尝有，求如《山海经》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无一也。则二书讵可同日语哉【舂山，《山海经》作钟山，见景纯注】
传本五卷，前四卷叙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阳纡之山，歴西夏珠余，以至昆仑之丘，皆竝河以行，而河宗伯夭为之前▯，至于昆仑而止，实后世河源之说也。又自舂山以西至赤乌氏，自羣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虽中有东南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则穆王所歴名山絶境，靡非西方也。北苐载旷原之埜，飞鸟解羽，而东南絶不言，盖东南皆海，穆王乗八骏，日行千里，势固不得极东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纪游行，皆中国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诸侯载于传，许男、祭公、霍侯，其诗则《黄竹》《黄泽》，而逢公之筮止，薮泽苍苍，五句余缺文不可读，而两与隐士井公博，亦竒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盖亡过穆王。东夏之吟，仅二十余字，而敦大鸿逺，居然万乗气象。自虞氏卿云之后，未见有若斯者也。县圃、弇山，皆勒铭记，惜其文遂弗传。至读书菞丘，暴书羽林，雅事翛然可想。三代前风流髙韵，似少其伦。徒以好逰世，列于秦皇汉武，而卢敖尚平，顾以此取。后世称富贵贫贱，其重诚各有在哉。
賔退録云：「穆天子传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逾轮，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骅驑，八曰騄耳。」王子年《拾遗记载穆王御八龙之骏一名絶地，二名飜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飞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二说不同，未知何书为当按赵与时以二说互异为疑，非也。《传中八骏之名已见引于列子》，况拾遗记王嘉所载皆一时私意，诡撰，曷足征哉？
穆天子传》八骏名义仝字异者，骅骝作□骝，赤骥作赤▯，白义作白▯。盖亦注者因上一字防意解之，非本识其字也。
传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乗，右服□骝，
译天子的马，能日行千里；天子的狗，能日行百里。鹳鸡能飞八百里，野马能跑五百里，卭卭距虚能跑百里【其余如狻猊、麋鹿等因缺文而未记载】。传记中记载天子的犬马鸟兽，不过如此。不仅与《山海经》中的怪异事物截然不同，即使像王防所记载的九尾狐、两头猪、比翼鸟，也从未见过。谁说《穆天子传》怪诞呢！
天子的狗能跑百里，能捕捉虎豹。郭璞只注释说：“筋力猛壮。”我考证《周书》，王防用渠搜的防犬，防犬就是露犬，能飞食虎豹。孔晁注释：“渠搜，是西戎的别名。”当时天子正西征，到达伯夭的国家，大概就是指这种狗。
黑水之滨，那里有野麦，那里有答堇。西膜所说的木禾，嘉谷生长在那里，草木硕大美好。天子于是取嘉禾带回，种植在中国。珠泽的沼泽，那里有萑苇、莞蒲、茅萯、蒹葭。右边传记所记载的草木，有的中国有，有的中国没有，但都是五谷百卉之类，不像若木、扶桑、蟠桃、仙树之类【仙树见于《酉阳杂俎》】。
天子的珤玉，果璇珠，烛银，黄金之膏。那里有采石之山，由重□氏守护。有枝斯，璿瑰，〇瑶，琅玕，玲□□□，玗琪□尾。右边传记所记载的宝玉奇石，虽然名字瑰丽奇异，但也不是所谓怪异的醒酒石、如意珠之类。
辛酉日，天子登上昆仑之丘，以观看黄帝之宫。癸亥日，天子备齐洁净的牺牲，以在昆仑之丘祭祀。甲子日，天子北征，驻扎在珠泽，在流水中钓鱼。珠泽的沼泽，方圆三十里。根据传记记载，昆仑珠泽如此，起初不说它高广多少，只说黄帝之宫，并没有所谓绛阙琼楼。自从《淮南子》说昆仑离地一万一千里，旁边有四百四十门。神仙家又用绛阙琼楼附会它，于是昆仑就成为怪诞的始祖。不知道穆天子所记载的昆仑，不过是衡山、泰山之类，有什么诡异的呢？
丁卯日，天子北升舂山之上，以眺望四野。这是天下的高山。舂山的沼泽，清水涌出泉水，温和无风。先王所说的县圃，百兽聚集的地方，飞鸟栖息的地方。那里有兽，吃虎豹像吃麋鹿一样。那里有赤豹、白虎、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猪。那里有青雕、白鸟、执犬、羊食豕鹿。天子在舂山上观赏五天，于是在县圃刻下铭文，以昭告后世。根据舂山之名，后世不很流传，而县圃被神仙家盛加依托，认为比昆仑高数倍。根据先王所说县圃的文字，不过是像秦汉所说的上林、长杨所记载的鸟兽，虽然众多都是人世所曾有，求如《山海经》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然没有一个。那么这两本书怎么能同日而语呢【舂山，《山海经》作钟山，见郭璞注】
传记原本五卷，前四卷叙述穆王从宗周瀍水以西，到阳纡之山，经过西夏珠余，直到昆仑之丘，都沿着黄河而行，而河宗伯夭在前面引导，到昆仑为止，实在是后世河源之说。又自舂山以西到赤乌氏，自群玉之山到西王母之邦，虽然中间有东南北的文字，都是就西方而言，那么穆王所经历的名山绝境，没有不是西方的。北方只记载旷原之野，飞鸟解羽，而东南绝口不提，大概东南都是海，穆王乘八骏，日行千里，势固不能穷尽东南之境。
第五卷所记载的游行，都是中国四境之内，不是大荒之外。诸侯记载在传记中，许男、祭公、霍侯，其诗则是《黄竹》《黄泽》，而逢公的筮止，薮泽苍苍，五句余缺文不可读，而两次与隐士井公博戏，也是奇事。
周天子好文者，大概没有超过穆王的。东夏之吟，仅二十余字，而敦大鸿远，居然有万乘气象。自虞氏卿云之后，未见有如此者。县圃、弇山，都刻下铭文，可惜其文遂不传。至于读书菞丘，暴书羽林，雅事翛然可想。三代前风流高韵，似乎少有其伦。只因为好游世，列于秦皇汉武，而卢敖尚平，顾以此取。后世称富贵贫贱，其重诚各有在哉。
《宾退录》说：“《穆天子传》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逾轮，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骅驑，八曰騄耳。”王子年《拾遗记》记载穆王御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飞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两说不同，未知何书为当。按赵与时以两说互异为疑，非也。《传》中八骏之名已见引于《列子》，况且《拾遗记》王嘉所载皆一时私意，诡撰，何足征哉？
《穆天子传》八骏名义同字异者，骅骝作□骝，赤骥作赤〇，白义作白〇。大概也是注者因上一字防意解之，非本识其字也。
传四卷说：“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骝，
而左騄耳；右骖赤▯，而左白▯。天子主车，造父为御，□□为右。次车之乗，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右盗骊，而左山子。柏夭主车，叅百为御，奔戎为右。天子乃遂东南翔行，驰驱千里。」云云。按此文，则八骏或驾二车，不专为天子乗，而其日行千里，盖亦有时而然，非每日必行千里也【李商隐诗「八骏日行三万里」，乃诗人信笔之语，不足证也】
译左边是騄耳；右边是赤骖，左边是白骖。天子乘坐主车，造父担任御手，某某担任车右。次车的乘员，右边是渠黄，左边是逾轮；右边是盗骊，左边是山子。柏夭乘坐主车，参百担任御手，奔戎担任车右。天子于是向东南方向翔行，驰骋千里。”等等。根据这段文字，八匹骏马或许牵引两辆车，并非专为天子一人乘坐，而它们日行千里，大概也是偶尔如此，并非每天必定能行千里【李商隐诗句“八骏日行三万里”，乃是诗人信手拈来之语，不足以作为证据】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还归，丌世民作忧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羣于【与乌通】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芔殒。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诗词义，颇古而杂有书体，不若《白云在天》二章▯逺简奥意，中间必有脱误。按景纯《山海经》注引《白云》二章俱合，而此章独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为羣，鸟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予。吹笙鼔簧【下三句仝】此或景纯以其脱误稍为稳括，故不甚类也。
辛夘，天子北征。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山阿平，无险四辙，中绳。先王之所谓防府。郭注云：「古帝以为藏书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按圗经云：「穆王藏异书于大酉、小酉二山。」而本传不载，岂即此地与？
秦汉间称玉多以双，淳于髠白璧十双，张良献项王白璧一双，此类甚众。然《穆天子传》癸巳升于羣玉之山，天子乃载玉万只。注：只，玉为防，见《左氏传》，则玉亦可言只也。又天子嘉之，赐以佩玉一只，柏夭稽首再拜，送天子至于剻人。苐他书少用此字【以上《穆天子传】
六卷载淑人盛姬▯哭事，非穆天子本书，后人以其文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据録，姬盛柏之子也，従王东征于泽中，得寒疾死，乃殡于谷丘之庙，以伊扈为丧宗，叔防为防主，大陈哭▯之礼，盖后世所未有也。盛姬以殇卒，又妃妾之属，而穆王为之极哀尽慕，亦过于用情矣。其文疑于太侈，然晋史所载，西凉吕篹宠姬死，篹至为行斩衰之服，其既殡犹出诸棺与仝寝且合焉，宇宙之异，顾有若此甚者，则穆王之事，又特其小小耳。兹篇独寡脱简，而文极赡缛有法，可观三代前叙事之详，无若此者，然颇为小说滥觞矣。
穆天子传》二卷，天子饮于温山，考鸟。郭注引《纪年》云：「穆王见西王母，止之曰：有鸟▯人。」今《纪年》无此语，且与《竹书》文体大不同。又王长公谓景纯注「弇山」为「弇兹」，非是。余意此注大率非景纯笔也。又注「六师之人至于旷原」，引《纪年》云：「王北征流沙，积羽千里。」按此语乃沈约引他书为注者，景纯在沈前，何従见之？益知此注之伪，不待言也。然沈注，余亦疑伪；而孔晁注《周书》尤浅陋。余尝疑三注皆伪也【景纯本传有《穆天子注，盖元注已亡，后人补之，不然胡视《山海经》霄壤也】
黄伯思跋汲冢师春云：「按晋太康二年，汲郡民不凖盗发魏襄王冢，得古竹书，凡七十五篇。晋征南将军杜预云：『别有一▯纯集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人名也。今观中秘所藏师春，乃与预说全异。预云纯集卜筮事，而此乃记诸国世次及十二公嵗星所在，并律吕諡法等，末乃书易象变卦，又非专载左氏传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预所见师春之全也。然预记汲冢他书中有《易隂阳说》，而无彖系，又有《纪年》，记三代并晋魏事。疑今师春盖后人杂钞《纪年》篇耳。然预云《纪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録之。预云《纪年》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而此皆有诸国。预云《纪年》特记晋国，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与《纪年》异矣。及观其纪岁星事，有杜征南洞晓隂阳之语，繇是知此书亦西晋人集録，而未必尽出汲冢也。」以上俱黄跋《师春》语，与《通考》陈氏说同。然《纪年》即今冠以竹书者，而黄以《师春》当之，亦大卤莽也。陈氏说并録下方。
端临《通考》有《汲冢师春》一卷。陈氏曰：晋汲郡魏安厘王冢所得古简，杜预得其纪年，知其魏国史记，以考证《春秋》，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书首叙周及诸国世系，又论分野律吕为图，又杂録諡法卦变，与杜预所言纯集卜筮者不同，似非当时本书也。
汲冢三书，大率衰周
译天子从西王母之山返回，丌世民忧愁地吟唱道：“前往西土，居住荒野，虎豹成群，与鸟鹊共处。美好的天命不改变，我唯有承受天子的大命而不可推辞。顾念世民的恩德，流泪如雨。吹笙鼓簧，心中飞翔。世民之子，是天的期望。”这也是周诗的辞义，颇为古朴且夹杂有《尚书》的文体，不如《白云在天》两章深远简奥，中间必有脱漏错误。按照郭璞《山海经》注引《白云》两章都符合，而此章却说：“前往那西土，居住在那里，虎豹成群，鸟鹊共处。美好的天命不改变，我唯有帝女。那是什么世民？又将离开我。吹笙鼓簧。”这三句相同，这可能是郭璞因为脱漏错误稍作删改，所以不太相似。
辛夘日，天子北征。癸巳日，到达群玉之山。山势平缓，没有险阻，四面车辙，居中如绳。先王所说的防府。郭注说：“古代帝王把它作为藏书的府库，所谓藏之名山。”按照图经说：“穆王把异书藏在大酉、小酉两座山。”而本传不记载，难道就是此地吗？
秦汉间称玉多以双，淳于髡白璧十双，张良献项王白璧一双，这类很多。然而《穆天子传》癸巳日登上群玉之山，天子于是装载玉万只。注：只，玉为防，见《左氏传》，那么玉也可以说只。又天子嘉奖他，赐给佩玉一只，柏夭稽首再拜，送天子到剻人。其他书少用此字。
六卷记载淑人盛姬哭事，不是穆天子本书，后人因为文出一手，且是穆王事故，附之。据录，姬是盛柏之子，跟随王东征于泽中，得寒疾死，于是殡于谷丘之庙，以伊扈为丧宗，叔防为防主，大陈哭之礼，大概是后世所未有的。盛姬以殇卒，又是妃妾之属，而穆王为她极哀尽慕，也过于用情了。其文疑于太侈，然而晋史所载，西凉吕篹宠姬死，篹至为行斩衰之服，其既殡犹出诸棺与仝寝且合焉，宇宙之异，顾有若此甚者，那么穆王之事，又特其小小耳。此篇独寡脱简，而文极赡缛有法，可观三代前叙事之详，无若此者，然而颇为小说滥觞矣。
《穆天子传》二卷，天子饮于温山，考鸟。郭注引《纪年》说：“穆王见西王母，止之曰：有鸟人。”现在《纪年》无此语，且与《竹书》文体大不同。又王长公说郭璞注“弇山”为“弇兹”，不对。我意此注大率非郭璞笔也。又注“六师之人至于旷原”，引《纪年》说：“王北征流沙，积羽千里。”按照此语乃是沈约引他书为注者，郭璞在沈前，何从见之？更加知道此注之伪，不待言也。然而沈注，我也疑伪；而孔晁注《周书》尤浅陋。我尝疑三注皆伪也。郭璞本传有《穆天子注》，盖元注已亡，后人补之，不然胡视《山海经》霄壤也。
黄伯思跋汲冢师春说：“按照晋太康二年，汲郡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古竹书，凡七十五篇。晋征南将军杜预说：‘别有一纯集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人名也。现在看内府所藏师春，乃与预说全异。预说纯集卜筮事，而此乃记诸国世次及十二公岁星所在，并律吕谥法等，末乃书易象变卦，又非专载左氏传卜筮事。由此知道此非预所见师春之全也。然而预记汲冢他书中有《易阴阳说》，而无彖系，又有《纪年》，记三代并晋魏事。疑今师春盖后人杂钞《纪年》篇耳。然而预说《纪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录之。预说《纪年》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而此皆有诸国。预说《纪年》特记晋国，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与《纪年》异矣。及观其纪岁星事，有杜征南洞晓阴阳之语，由此知道此书亦西晋人集录，而未必尽出汲冢也。”以上俱黄跋《师春》语，与《通考》陈氏说同。然而《纪年》即今冠以竹书者，而黄以《师春》当之，亦大卤莽也。陈氏说并录下方。
端临《通考》有《汲冢师春》一卷。陈氏说：晋汲郡魏安厘王冢所得古简，杜预得其纪年，知其魏国史记，以考证《春秋》，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现在此书首叙周及诸国世系，又论分野律吕为图，又杂录谥法卦变，与杜预所言纯集卜筮者不同，似非当时本书也。
汲冢三书，大率衰周
之撰。《周书》有《太子晋解》《纪年》终愼靓王。惟穆天子，当是东迁前作。列御冦尝引，可知。
译（《穆天子传》）的撰作。《周书》中有《太子晋解》，《竹书纪年》终结于慎靓王。只有《穆天子传》，应当是东迁之前所作。列御寇曾经引用过，由此可知。
春秋战国殉▯之风大行，秦穆公号贤主，而杀三良，余可概已。至始皇穿冢骊山，珠玑寳玉，穷极人代。唐太宗独以兰亭髙出千古矣，然孰与魏襄王之竹简也？襄王即孟子所谓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独竹简数十车，古噐一二，他服玩琛怪无闻焉。即世传三书，无论如大易系辞，或烬于秦火，而出于冢中，则襄王竹简岂不与孔壁仝功哉？当战国纷争，雅尚有如若人，诚未易者，廼世率置之弗道，故余为一言于篇末云耳。
王伯厚《困学纪闻》引《皇览·冢墓记》云：「汉明帝时，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膓题凑，处地髙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伯厚诮汉儒欲发冢以求诗书，其陋至此。余谓使汉之人主能用此言，发二冢以求遗经，而改▯之，俾先王典籍日揭于煨烬之后，奚而弗可？当时二冢必存无恙，故以为言，亦可见先秦之世有以书为殉者。至晋而襄冢竹书竟出，惜不能用云。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九
明 胡应麟 撰
二酉缀遗上
世率以二酉为藏书之府，而不详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周廻一百里，名大酉华妙之天，而不言藏书。盛▯之《荆州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秦人尝于此学，因留之。」湘东王赋「访酉阳之逸典」，是也。据此，则大小酉皆当在楚中。《一统志》：「楚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说正据二书。」第《洞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荆州记》又无大酉之文。且秦方烧经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晋才通，安得藏书小酉之穴耶？葢楚中或别有兹山，而好事者以藏书事傅之，且地与武陵接壤，故又傅之秦人，而「大酉华妙」之文，则又道家者流创撰其名，而傅于小酉云耳。《太平御覧》止録小酉，而大酉不及，其伪了然矣。二酉语，唐以前亦罕用，仅皮日休以二酉对五丁。郝天挺注引《图经》云：「周穆王藏异书于小酉山、大酉山。」《图经》宋初李昉等篹，辑其时古书多存，必别有据，然亦寄托之谈，若阆风、▯圃之属，岂荆楚耳目间哉？
段成式《酉阳杂爼》所列目《天咫》《玉格》《壶史》《贝编》等，宋人以下亡弗骇其异，而未有得其説者。盖必以出处求之，而不知段氏本书谓之《酉阳杂爼》。夫诸目之义，吾未能详，至《杂爼》必系《酉阳》，则五车之中，断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礼异」等词，皆文人口语，曷尝拘拘出处耶？今考《天咫》所谈七曜事，则「天阙」之义也；《玉格》所谈二典事，则「玉检」之文也；《壶史》悉纪道术，非「壶中」之史耶？《贝编》咸録释文，非「贝叶」之编耶？即全语未见所出，意义咸自可寻。后人徒以虗名为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安节着《乐府杂録》，今传。安节娶温庭筠女，庭筠着《甘▯子》序，谓「语怪说宾」，犹「甘▯说口」，与《杂爼》义正仝然。前人无此说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谓，亦以为《天咫》《贝编》矣。
杂爼》篇末「肉攫」部，皆鸟兽事。本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居者膻。」也。见《杂爼》第七卷。
诺臯记》有三说，西溪《丛语》据巫臯事以驳晁氏，非也。《抱朴子》《诺臯》盖六甲神名之类，必三说备乃尽之，详见陶氏《说郛》。
吴曾《能改斋漫録》云：按姚寛《西溪丛语》云：段成式《酉阳杂爼》有《诺臯记》，又有《支诺臯》，意义难解。《春秋》左氏传襄公八年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时伐齐，梦与厉公战，弗胜，公以戈击之，首坠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人巫臯。他日见于道，与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疑此事也。晁伯道《谈助》云：《灵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
译春秋战国时期殉葬的风气盛行，秦穆公号称贤明的君主，却杀害了三位贤良，其余的情况大概可以由此推知了。到了秦始皇在骊山开凿陵墓，珠玉珍宝，穷尽了人间的财富。唐太宗唯独因为《兰亭序》而高出千古，然而这与魏襄王的竹简相比又如何呢？魏襄王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像君主的人，但他的墓中只有几十车竹简，一两个古器，其他的服饰玩物、珍宝奇物都没有听说过。即使世人传说有三本书，无论像《大易》的系辞，要么在秦火中烧毁，要么从墓中出土，那么魏襄王的竹简难道不与孔子壁中书的功劳相同吗？在战国纷争之际，像这样的人尚且存在，确实不容易，然而世人往往不提及，所以我在篇末写下一段话罢了。
王伯厚《困学纪闻》引用《皇览·冢墓记》说：“汉明帝时，公卿大夫及各位儒生八十多人讨论五经的错误和缺失，符节令宋元上奏说：‘秦昭王和吕不韦喜爱书籍，都用书籍殉葬。秦昭王尊贵，吕不韦长期显贵，他们的墓都用黄肠题凑，地处高燥没有毁坏。臣希望发掘昭王、吕不韦的墓，查看未被烧毁的诗书。’”王伯厚讥讽汉儒想要发掘坟墓来寻求诗书，竟然陋劣到这种地步。我认为如果汉代的君主能采纳这个建议，发掘这两座墓来寻求遗留的经典，并加以修改，使先王的典籍在焚毁之后重新昭示于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当时这两座墓一定完好无损，所以才这样说，这也可见先秦时期有用书籍殉葬的情况。到了晋代，魏襄王墓中的竹书竟然出土，可惜没能加以利用罢了。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九
明 胡应麟 撰
二酉缀遗上
世人通常把二酉山当作藏书的府库，却不详细考察其出处。查《洞天福地志》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周围一百里，名叫大酉华妙之天，但没有提到藏书。盛弘之的《荆州记》说：“小酉山上的石穴中有书千卷，秦人曾经在这里学习，因此留下了这些书。”湘东王赋中“访酉阳之逸典”说的就是这个。根据这些记载，那么大酉山和小酉山都应当在楚地。《一统志》说：“楚地的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这种说法正是依据这两本书。”只是《洞天福地志》既没有提到小酉山，《荆州记》又没有大酉山的文字。况且秦朝正在焚烧经籍、坑杀儒生，桃源避世，直到晋代才与外界相通，怎么会有藏书于小酉山石穴的事情呢？大概楚地另外有这座山，好事的人把藏书的事附会到它上面，而且那里与武陵接壤，所以又附会到秦人身上，而“大酉华妙”的文字，则是道家流派杜撰其名，附会到小酉山上罢了。《太平御览》只收录了小酉山，而没有提到大酉山，其虚假显而易见。二酉的说法，唐代以前也很少使用，只有皮日休用二酉对五丁。郝天挺注引《图经》说：“周穆王把异书藏于小酉山、大酉山。”《图经》是宋初李昉等人编纂的，当时古书大多还在，必定另有依据，然而这也只是寄托之谈，像阆风、悬圃之类，难道是荆楚耳目所及的吗？
段成式《酉阳杂俎》所列目录中的《天咫》《玉格》《壶史》《贝编》等，宋代以后的人没有不对其奇异感到惊骇的，但没有人能理解其含义。大概是因为一定要从出处去寻求，却不知道段成式这本书名叫《酉阳杂俎》。至于各目录的含义，我不能详细知晓，但《杂俎》必定属于《酉阳》，那么在五车书中，完全可以自信了。又如目录中的“忠志”“礼异”等词，都是文人的口语，哪里会拘泥于出处呢？现在考察《天咫》所谈论的七曜之事，就是“天阙”的意义；《玉格》所谈论的二典之事，就是“玉检”的文字；《壶史》全部记载道术，不就是“壶中”的史书吗？《贝编》全部记录佛经，不就是“贝叶”的编集吗？即使全句没有看到出处，意义也自然可以探寻。后人只因为虚名而被愚弄，所以提及此事。段成式的儿子段安节著有《乐府杂录》，现在流传。段安节娶了温庭筠的女儿，温庭筠著《甘泽子》序，说“语怪说宾”，如同“甘泽说口”，与《杂俎》的意义完全相同。前人没有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温庭筠自序，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会把它当作《天咫》《贝编》一类了。
《杂俎》篇末的“肉攫”部，都是鸟兽的事情。本于伊尹的话：“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居者膻。”见《杂俎》第七卷。
《诺皋记》有三种说法，西溪《丛语》依据巫皋的事来驳斥晁氏，是不对的。《抱朴子》中的《诺皋》大概是六甲神名之类，必须三种说法具备才能详尽，详见陶氏《说郛》。
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查姚宽《西溪丛语》说：段成式《酉阳杂俎》有《诺皋记》，又有《支诺皋》，意义难以理解。《春秋》左氏传襄公八年秋，齐侯侵犯我国北部边境，中行献子当时讨伐齐国，梦见与厉公作战，没有取胜，厉公用戈击打他，头掉在前面，跪下捧起头，拿着它逃跑，见到梗阳人巫皋。后来在路上见到他，与他说话，同巫说：“现在如果要在东方有所行动，就可以得逞。”献子答应了。怀疑是这件事。晁伯道《谈助》说：《灵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