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译左氏、国语、国防，不过这三家罢了。文集的名称大概起源于楚国吧？屈原、宋玉、唐勒、景差，都是楚国人。如果没有骚赋，就不会有文集。

译多次进呈的书目，像谢客、王亮、谢朏、任昉等人，史书只说他们编纂修撰，却不记载其分类体例，但大致数目尚且留存。到了李充、殷钧、祖暅、萧绎等人，就连卷数也都无从知晓了。只有刘氏的《七略》，大体保存在《汉书》中；荀勖、王俭、阮孝绪的分类体例，都记载在各史书中，大致可以考证。观察他们的分类体例，四部典籍的盛衰始末，也可以大概了解了。

刘歆的《七略》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而在最前面设立辑略，用来总括各类书籍的要点，那么实际分列品题的，确实是六略。班固的《艺文志》增加了五家，删减了十家，共计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歆原来的数目是三万三千九十卷，班固删节了其中杂乱冗余的部分，仅剩下十分之三或四。大概是因为新莽之乱，焚毁散失之后，所以如此。然而《七略》原书有二十卷，《班氏艺文志》仅有一卷，这是因为班固只保存了目录罢了。刘向、刘歆每校勘一部书，就撮取其主旨大意，记录并奏报上去。近世所传的《列御寇》《战国防》，都有刘向作的题辞，其余的也可以大概知晓。于是将奏报的文字，附载在各书之下，像马端临《文献通考》那样，因此篇幅颇为繁多。可惜现在散失无从考证，难以详知其义例。六艺是经，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都是子，诗赋一略则是集部名称的起源。而司马迁的书尚且附在《春秋》之后，此时史籍很少，不足以成为一类【郑樵认为《史记》不应列入经部，大概是没有深入考证这一点罢了】。

王俭的《七志》分为：一、经典；二、诸子；三、文翰；四、军书；五、阴阳；六、术艺；七、图谱。前六志都本于刘氏的《六略》，只是更改了名称，并增加了图谱以及佛、道两家。名称虽然叫七志，实际上是九志。然而它不阐述作者的本意，只是在书名之下，每部书立一个传，又作了九篇条例，编排在卷首。这大概也是辑略的意思。按经部不叫六艺而叫经典，那么史书已经逐渐完备了。《隋书·经籍志》说它的文义浅近，远远不如刘向、刘歆一流。我认为王俭身为齐相，辅佐朝政，百事繁杂堆积，所以无暇顾及，只是浮泛剽窃其名罢了。

阮孝绪的《七录》分为：一、经典；二、纪传；三、子兵；四、文集；五、伎术；六、佛；七、道。又是本于王氏而增加了纪传，将诸子和兵书合并为“子兵”；阴阳和术艺合并为“伎术”；又增加了佛、道两家的史书。至此逐渐兴盛，与经、子并列，而佛、道两家之言在中国大为流行了。

书籍分为四部，实际上是魏国荀勖开始的。一曰甲部，记载六艺、小学等书；一曰乙部，记载诸子、兵术等书；一曰丙部，记载史记、皇览等书；一曰丁部，记载诗赋、图赞等书。此时史、集两部尚且稀少，所以王、阮二人的目录又从刘氏分为七类。到了唐代大盛，于是史部排在子部之上，其次经部、佛老附在子部之后排在史部之后，最后以集部结尾，定为四部。宋代以来，相继沿袭，而作者的本意却没有明确说明。马端临开始仿效刘向、刘歆的旧规，论述其大体体制，渐渐完备了。

《马怀素传》说：开元年间，秘书省的典籍散乱，条理没有秩序，马怀素上疏说：“南齐以前的典籍旧编；王俭《七志》以后，著述的数量非常多。《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也不详细。有的古书新近出土，前志缺失而未编入；有的近人相传，言辞鄙陋却还记录着。如果没有编录，很难分辨优劣。希望检括近书的篇目，连同前志所遗漏的，续写王俭的《七志》，藏在秘府。”皇上于是召来博学之士尹知章等人，分部撰写记录。又《褚无量传》说：褚无量认为旧库内的书，自高宗时代就藏在宫中，逐渐导致遗失散佚，奏请缮写刊校，以弘扬经籍之道。玄宗在东都乾元殿前设置书架排列书籍，引公卿以下官员进入殿前，让他们尽情阅览。开元六年皇帝回京，又命令褚无量在丽正殿继续完成前功。又《元行冲传》说：秘书监马怀素召集学者续写王俭的《七志》，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在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情未完成而马怀素、褚无量去世，诏令元行冲总代他们的职务。于是元行冲上表请求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令学士毋煚、韦述、殷践猷、余钦等人分部修撰检查，一年多后书成，奏上朝廷。以上三条都未被《旧唐书》《文献通考》所记载。凭着一部目录的微小，历经三位贤人的手，积累十年的辛勤，才完成，难道容易吗？

【其分类体例，各传不记载。考证《唐艺文志》，都以经史子集为次序】

前史所记载的，魏晋各家书目条理，仅举出排序，不详细。只有阮氏《七录》始末完备记载，《大明集》中，我目睹其分门创义，损益前规，综核之功，勤勉且尽力了。隋唐志大多沿袭此因，节录如下：经典录【一】易【二】书【三】诗【四】礼【五】乐【六】春秋【七】论语【八】孝经【九】小学【共四千七百一十卷】纪传录【一】国史【二】注历【三】旧事

译【四】职官【五】仪典【六】法制【七】伪史【八】杂传【九】鬼神【十】土地【十一】谱状【十二】簿录【共计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子兵录【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家【十】小说【十一】兵家【共计三千八百九十四卷】文集录【一】楚辞【二】别集【三】总集【四】杂文【共计一万七百五十五卷】伎术录【一】天文【二】纬防【三】历算【四】五行【五】卜筮【六】杂占【七】刑法【八】医经【九】经方【十】杂艺【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六卷】佛法录【一】戒律【二】禅定【三】智慧【四】疑似【五】论记【共计五千四百卷】仙道录【一】经戒【二】服饵【三】房中【四】符图【共计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译上述分类的大致情况与《文献通考》相符，只是将技艺方术从四部中析出，而兵家尚有一半归属于诸子。这是因为秦汉时期军事著作最为兴盛，所以刘向、刘歆特别列出兵家，而术数方技的流派繁衍众多，以至于将其分为两类。梁代稍加删减，于是将子部与兵家同列一条，术数与方技共贯一脉。唐宋以后这类著作更加衰微，于是都统归于子部了【隋、唐、宋的史志都记载在正史中，这里不详细记录】。

宋代各家的书目虽然都有记载于《文献通考》，但其分类条例全都不能详尽。即使《文献通考》也只是依据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目录，未必完全出自王应麟本人。只有邯郸的李淑和莆田的郑寅，这两家的分类条例大致可以考证，一并记录在下方。李淑字献臣，他的《邯郸图书志》记载他家所藏的图书五十七类，经、史、子、集总共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六卷。此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总共分为八目十卷，号称《图书十志》。考察李氏的分类条例，在四部之外，又列出四目，这也是阮氏外篇的意思。然而书画一类分为两门，有道书却没有佛典，令人不解。

郑氏的书目共七卷，莆田人郑寅字子敬，将他所藏的书籍列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考察唐代以后不再分四部，而仍然沿用七录之名的，只有郑氏一家。方技与术数阮氏已经合并，而郑氏仍然分开。大抵李、郑两家，只是根据所藏书籍的多少来分类，不追求与前人一致【宋公垂、叶少蕴都酷爱藏书却没有书目，大概都是只收集而不阅读。叶少蕴在经学上最为精博，其他方面则未听闻】。

尤延之的《遂初堂书目》大凡经部九类，史部十八类，子部十二类，集部六类。现在全部载于陶宗仪的《说郛》中，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三家的分类条例，大体与此相同。只是尤氏的分类失之于疏漏，而三家较为精密罢了。晁公武的《读书志》、陈振孙的《书录解题》，都全部载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所持论点各有可取之处。

郑渔仲的《艺文略》大凡十二类：一、经类九家八十八种；二、礼类七家五十四种；三、乐类十一种；四、小学十二种；五、史类十三家九十种；六、诸子十一家四十八种；七、星数三家十五种；八、五行三十家三十三种；九、艺术一家十七种；十、医方一家二十六种；十一、类书一家二种；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种。共一百家四百六十二种，十二万余卷。考察郑氏的分类，颇费苦心。只是自唐代以后，四部的卷数相当，总之归为经史子集，而细分之，才显得得体。现在艺术等书，仅数百卷，也作为一类，可以吗？

马端临的《经籍考》经史子集仍分四部：经部十二类：一、易；二、书；三、诗；四、礼；五、春秋；六、论语；七、孟子；八、孝经；九、乐；十、谶纬；十一、仪注；十二、小学。史部十三类：一、正史；二、编年；三、起居注；四、杂史；五、传记；六、故事；七、职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时令；十一、谱录；十二、史钞；十三、史评。子部二十类：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纵横家；七、杂家；八、小说家；九、农家；十、天文家；十一、历算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兵书；十六、医家；十七、神仙；十八、佛家；十九、类书；二十、杂艺。集部四类：一、别集；二、诗集；三、歌集；四、总集。

陆文裕在《藏书目序》中说：我年轻时，喜欢收集书籍，然而琐碎零散，不能全部拥有。壮年游历两京，多见典籍，然而受限于财力，不能全部聚集。偶尔有残本卖不掉的，往往低价买取，所以我的书多有残缺。残缺少的，有时亲手补缀，残缺多的，希望日后偶然凑齐，但尚未可知。正德戊辰年夏六月，寄居在安福里，久病初愈，命书童取出曝晒，随后依次摆放在寓所的楼上，数年的积累，与一时长老朋友所赠的，历历在目，看着很高兴。我是四方之人，又担心散失，因此记录下来保存，各自系上所得之处，倘若以后有所增加，将按类别续入其中，深识。

书籍没有比经书更尊贵的，经书是圣人的著作。后世有著作，凡是切合经义的，都可以附列。所以将经书列为第一。阐述性理的书，兴起于宋代而盛行，但它是经书的支流。所以将性理书列为第二。俗话说：“经载道，史载事。”所以将史书列为第三。著作介于经史之间，而不能附属于经史的，概称为古书。所以将古书列为第四。圣人的足迹既已逝去，诸子百家竞相驰骋。所以将诸子列为第五。质朴逐渐趋向华丽，而文集兴起。所以将文集列为第六。《诗经》四部分类既已删定，体裁更加繁衍，按照世代，考察高下。所以将诗集列为第七。山包海汇，各自适合其用，然而美丑混杂，这就是类书。所以将类书列为第八。记载见闻，排列时事，而掌管不在官府，通称为史也可以。所以将杂史列为第九。山经地志，具备险易

译叙述贡赋，寄托王政。所以收录各类志书为第十。声音的道理，与天地相通，是礼乐产生的根源。所以收录韵书为第十一。不从小教育的人不能迅速成才，不早点医治的人不能很快痊愈，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收录小学和医药为第十二。方技技艺，本来就有成书的。孔子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所以收录杂流为第十三。圣人创制万物得以显现，一个时代的盛况就彰显出来了。宣圣遵循周礼，是遵从一统的缘故。特别编为一录，以排列帝王文章，法令条文显示不敢轻慢。目录称为制书。

译陆氏所编类书，各家的著作大致完备，唯独没有收录《尚书》中的《尧典》《舜典》，难道是将它们归入诸子类了吗？查考文裕的书目，杂史尚且与正史分别著录，决不会将《二典》归入诸子类，或许是当时尚未获得这些文献的缘故吧。

按照子渊的书目，也是以经、史、子、集为次序，而特别尊崇本朝圣上的制度，分门别类另行叙述，这也似乎合乎情理。但是，宋代探讨义理的书，自有儒术类，列在子部；各种志书都是史部；杂技类都是子部；韵书即是经部，似乎不应再另立一类。小学即是韵书类，医学即是技艺类，这两者截然不同，尤其不应混杂列在同一类别中。可惜我生得太晚，不能唤醒前辈来与他们辩驳。只有将类书另行著录，最恰当，应与《余山房书目》相同。

子渊另外著录的古书不过像《三坟》《汲冢书》之类，应当分析后附在经、史、子部之下，真书按成书时间排序，伪书按出现时间排序，似乎不必另立一类。我平生喜好搜集经部和子部的书籍，但受限于财力，只能拾取残篇断简，大体上就像渊序中所说的那样。文裕是贵人，尚且如此，何况我是贫寒之士呢？然而良工苦心，不是同好之人难以理解。

《阴符经》的文辞高古简练，不是先秦汉代人不能写出的。《三坟》的文辞浅陋，不是晚唐宋人不能写出的。郑氏将《三坟》列在六经之首，固然非常可笑。各家认为《阴符经》是李筌所作，而将其列在唐代，也是没有详究其文体。况且《阴符经》的内容有的像兵书，有的像道书；《三坟》的文体有的像《易经》，有的像《尚书》，尤其难以确定体例。我的想法是，想要将这类书以及谶纬之书，亢仓子、鹖冠子等诸子，总括为伪书一类，另外附在四部之末，这也是千古以来经籍学家的一大快事。只是前人绝无此目，恐怕好古之士不免会有所顾惜。《逸周书》《穆天子传》等，虽然多有夸张荒诞之处，但文字非常古奥，而且不曾有所依托，自然应当归入传注类中【《穆天子传》旧列在起居注中】。

凡是著述，最忌讳有成见。成见存于胸中，就会颠倒是非。即使是像山丘那样巨大的事物，像睫毛那样近的事物，也有真假自己却不知道的情况。郑渔仲平生不喜欢班固，他的议论已经过分了，那么诋毁他的《古今人表》也就罢了。至于说班固胸中全无条理，不应当选取扬雄的《太玄》《法言》《乐箴》三书，总列在儒家。我考察《汉书·艺文志》，在扬雄之前，刘向有六十七篇，这是《七略》的旧目。下面注有《新序》《世说》《说苑》《列女传》四家，也没有分析。班固正是沿袭其旧罢了。于是认为班固步趋刘氏，尚可掺入《七略》所没有的，便失之偏颇。那么刘向书中的《新序》《说苑》属于子类，《世说》《列女传》属于史类。一定要诋毁他的失误，应当归咎于刘歆，与班固有什么关系呢？

凡是经籍的缘起都非常简单，但最终归结于非常繁杂。经书的解释始于毛亨、韩婴、马融、郑玄，逐渐兴盛到梁武帝《三礼质疑》一千卷达到极致。编年史始于《春秋》，荀悦、袁宏，逐渐兴盛到李焘《长编》一千六十三卷达到极致。世史始于《尚书》，司马迁、班固，逐渐兴盛到托克托《宋史》五百卷达到极致。实录始于周穆王、魏晋，逐渐兴盛到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达到极致。谱牒始于《世本》，梁、唐，逐渐兴盛到王僧孺《十八州谱》七百十二卷达到极致。地志始于《山海经》、陆澄、任昉，逐渐兴盛到萧德言等《五百五十五卷》达到极致。字学始于《三仓》、许慎、周研，逐渐兴盛到颜真卿《字海镜源》三百六十五卷达到极致。字法始于四体，晋卫恒撰，周越、袁昂，逐渐兴盛到唐太宗《晋人书迹》一千五百一十卷达到极致。方书始于张机、葛洪、褚澄，逐渐兴盛到隋炀帝《类聚方》二千六百卷达到极致。文选始于挚虞、孔逭、虞绰，逐渐兴盛到许敬宗《文馆词林》一千卷达到极致。文集始于屈原、萧衍、沈约，逐渐兴盛到樊宗师《总集》二百九十三卷达到极致。小说始于燕丹、东方朔、郭宪，逐渐兴盛到洪迈《夷坚志》四百二十多卷达到极致。类书始于《皇览》、欧阳虞氏，逐渐兴盛到孟利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达到极致。

【孟书旧唐志作四百五十，为近今，从通志。然而三教珠英同时，也有一千三百卷】

凡是道家之书，始于周代，兴盛于汉代，极盛于晋唐。凡是释氏之书，始于汉代，兴盛于梁代，极盛于隋唐，而在宋朝南渡后都略有减少。而释氏之教又在元代极盛，道家也差不多。到了明代，又都退居次要地位了。刘歆《七略》无所谓释氏，王俭、任昉《释典》都自为一类。阮孝绪《七录》也另录释道二家，隋志大致相同。只有《新唐志》附在子部，未通考因之。大概因为道家本列九流，释典不宜再另出。我的想法是，二藏篇帙既多，且本属方外之说，分门别类另录，似乎无不可。只是如唐志、通考，也未为不宜【旧唐书释典不录】

唐开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后残缺，宋王钦若等刊补。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

译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总共四千三百五十卷【七部三百一十一帙】

译佛藏唐代开元年间有五千四百八十八卷，此后屡次增补，增加了数千卷。陆子渊说现在的藏经不应还保持原来的卷数，大概其中有所增减。然而与西天经目相比，才只有千分之一罢了。只是《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六千多卷，现在反而比从前减少，足以证明佛教在六朝时兴盛，到唐宋之间禅宗学说盛行而经典稍显次要了。

【二藏，我没有。仅有单行的释道书数千卷，因为符合《通考》的体例，附在子部末尾。陆子渊的书目，似乎也没有得到这两部书】

古今书籍的盛衰极不相等。班固所记录的九流：曰儒，曰道，曰墨，曰名，曰法，曰杂，曰农，曰阴阳，曰纵横，曰小说。而道家之外别出神仙、房中、阴阳；之外别出天文、五行；纵横之外别出兵家；而兵家又自己分为四类。大概是汉代这几家极盛，导致这样，实际上是一回事。后世杂家以及神仙小说日益繁多，所以神仙自与佛经并列，小说、杂家几乎占九流的一半。儒、道两家互相增减，不失旧有的面貌。兵家逐渐减少，于是合并到纵横家，比起旧时不到十分之三。阴阳家与五行、天文合并到技艺类，比起旧时不到十分之七。名家、法家偶尔见到一二。墨家于是断绝了。

神仙本是道家，似乎不应别出。然而老子、关尹、庄子、列子都是谈论道理的书，自从张道陵、寇谦之、杜光庭等人大力宣扬他们的教义，想要与佛藏抗衡，所以以柱下史为道君，又创立元始天尊而姓乐，名静。相信不用说太始以前，就是汉秦之间姓名极少，这类大概是魏晋六朝假托的，很明显。现在读《度人》、《大洞》、《灵宝》、《太清》等经，大体模仿佛家的形式，用荒诞欺骗流俗。〇〇论邈如也。除了《道德》、《冲虚》、《南华》之外，谈论炼养服食、《黄庭》、《参同》足以充当案头祖本。其他如葛洪、陶弘景尚难完全相信，何况寇谦之、杜光庭等人呢？

研究典章经制的学者，唐代杜佑，宋代郑樵，元代马端临，三部书都与经史相互关联，不是其他类书能比的。然而《通典》仅到唐代以前，不够详细完备；《通志》特别有独到之处，但持论过于偏激，能力不符合言论；《通考》既全面又严谨，规模体制，足以称为完书，但遗漏出入，有时难免。时代久远，涉猎广泛，确实不容易。作者固然自己苦心。

郑樵《艺文略》，之外另有图谱一略，大概是因王俭《七志》而扩充的。他的论述也精到可喜，说隋朝书籍丰富于古今，而图谱无所归属，于是荡然无存。图谱自然难以流传，不是因为无所归属。宋代一二尚存，现在漫无考据了。马端临《通考》把谱录归入子类，图存者偶尔也系于其中，似乎未尝不可。

郑渔仲讥讽班固，汉武帝以前尽数抄袭司马迁的书，不以为耻，这不足以成为班固的过错。司马迁对于《左传》、《国语》本来就有全录旧文的情况，关键在于各自形成自己的体例罢了。郑樵作《通志》礼略，全袭《通典》；艺文略大体本于《唐书》，也招来后人的讥讽。只是中间考索精到的地方，真有汉唐议论未及的，不可诬蔑。

《通考》讥讽郑渔仲抄录杜氏原书，而唐代中叶后的事情不再增入。查宋代初年李宗谔等人曾奉诏续写此书二百卷，起自唐至德，止于周显德末。《通志》还有这个目录，现在不传。杜、郑、马三部书，有的列入典故类，然而音韵、经籍等都是类书【《通典》郑樵归入类书，马端临归入典故，陈仝】

郑渔仲对于文史考核最精，经籍略后别著校雠略一卷，都是前人未发的，后学应当熟读参究。然而他的失误往往多自己蹈袭，如诗集类，崔曙以盛唐置于晚唐，许浑以晚唐置于初唐，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又段成式《酉阳杂俎》有《玉格》一卷，所记鬼神祥异而归类于谱录中，大概以为是品玉的书。元撰《树萱录》一卷，归入草木类，大概以为是种树的书，都可笑绝。他的过错在于概录前志原文，不再精核，所以如此。马端临《通考》虽然多袭晁公武、陈振孙，但持论折衷，都自中肯綮，间有重出，或类例未精，但大体得当。篇首荟萃诸录，统论尤详密，可喜。

晏子是墨家的宗师；而刘向《七略》列于儒家之首。董仲舒是儒家的杰出人物；而郑樵《通志》列于墨家之终，都是类例的大毛病。又《通志》有崔光《百国诗》四十三卷，查崔光传，才知道崔光回答李彪《百三郡国诗》，一国为一卷。《通志》书名、卷数都错了，这可能是因袭前史，然而崔光传失考，也是郑樵的疏忽。

郑樵又有《群书要记》三十六卷，现在不传。陈振孙说：“要记大概世间所有之书，不必尽出其家。”我认为或许就是艺文略的草本，那么宋代也未必都有。如子书儒家一类，唐志仅存曾子、子思、公孙尼，而《通志》仍有宓子等，可见。

阮孝绪《古今书录》记《汉艺文志》书五百九十六家，仅四十四家存。据今传汉以前书，大约五十余家。然而《鹖冠子》等后世伪作，杂在其中，不下十余则。所存之数，正好与阮孝绪相合。

译大概汉朝以前的书籍，都在东汉末年毁于战火，梁朝之后并没有失传。

译阮孝绪的《七录》中还有《后汉艺文志》目录若干卷，只是说八十七家亡佚而未著录，现存数量按照范晔的《后汉书》志中没有艺文这一类，大概是谢承的《后汉书》吧。晋代《中经簿》一千一百十九家，仅七百六十家现存，亡佚了三分之一。到了宋代以后，书目不再记载亡佚的数量，大概是时代接近，大致都存留了。

凡是书籍在唐代以前都是卷轴形式，大概现在所说的一卷，就是古代的一轴。等到装订成册，怀疑都出现在雕版印刷之后。然而六朝时已经有了，阮孝绪的《七录》大致五卷以上为一帙。前代书帙的制度，仅凭这些足以考证，因此记录在左边。虽然与正文关系不大，也是博学雅致之人必须知道的。

经典录【七百二十帙】纪传录【二千二百四十八帙】子兵录【五百五十三帙】佛法录【四百五十九帙】文集录【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伎术录【六百六帙】仙道录【二千五百九十五帙】共计八千五百五十六帙，四万四千五百余卷。

阮孝绪自己著书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二卷，附在《七录》末尾，现在没有一种流传下来，可惜他用力之勤，一并记下这些。其余见于《隋书·经籍志》详细记载在《明集》中【文字集略，正史削繁，高隐传，古今世代录，杂文，声纬，以及诸序录序例，共七种，合上所编《七录》，共八种】

宋代王尧臣的《崇文总目》当今世上应当有传本，我寻求它尚未获得。只是看黄长睿辨驳的十七条，如张万福是中唐名将，陆修静是东晋高流，德山、青原、冢嫡、临济同时代，都是世人清楚记得的。《崇文总目》却说不知是何人，又认为《文选》李善注在五臣注之后，其疏浅不学，几乎到了王侍书题写《阁帖》的地步了。然而黄长睿所驳斥的也有可议论之处，葛仙公道家旧称葛玄，并非葛洪，非常明显，黄长睿驳斥他是可以的，却自己怀疑他的说法，难道两人的称谓尚不清楚吗？说蔡融、来鹏都是唐人，见于《丹阳集》。按两人都是晚唐人，蔡融集见于《通志略》，来鹏集当今世上尚传。《丹阳集》是殷璠所辑十八人，都是盛唐高岑前后，编次之时，两人大概尚未出生。黄长睿是书法家中的人，诗人谱系，所以不熟悉，但这仅数十条罢了。我考证碑帖很多，虽然辩论多美，未必一一符合规范。黄长睿又说郦炎集不当置于后，我曾阅《郑通志》，见五代有《郦炎集》一卷，大概说郑樵错了。然而汉人集中又有《郦炎》三卷，或者五代姓名相同者不可知。又五代王仁裕有《西江集》百卷，《郑志》及《通考》都不收，见于陆子渊《外集》。如今仁裕所著《玉堂闲话》等，又间或记载其诗，虽然卑弱，颇自清防。陆子渊说《西江集》诗万首，古今恐怕没有这么盛的，只有宋代陆游也是如此。

书籍有目录，体制虽然相同，详细考察其品类，实际分为三种。吴尤诸氏，只是记录一官的藏书罢了。隋唐诸史，《通志》是一代所有的。古今书录，群书防记，并收往籍之遗的。荐绅雅士，鸠集以广见闻。馆阁词臣，讐校以存故实。目录的编纂，例不可无。只是中秘尽笼天下之书，所以非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传，帐中之秘，也往往内府所无。其目录可以互稽，难以偏举。郑氏古今并载，本属大观。而读者惑于名实，代的有无，家的藏畜，反不可知。然而也各有长处。

郑氏《通志》概征往籍，而昔人著作的防亡，所发明马氏《通考》，独纪存书，而异时阙逸之篇，靡从考究，且自胜国而后未之及也。我自总丱之岁，溺志斯途，南北东西，访求余二十载，经史子集，类次嬴三万编，诵读滋深，犁然有防，间以暇日，荟萃二书，并四代艺文诸家目录，以及儒先月旦，文士雌黄，续附胜国。

皇朝制作，稍以己意，列其指归，析类分门，总为一集，庶千载简帙之废兴，百氏编摩之得失，一日可以尽其大都，而卷轴繁猥，殆至百数，尚未能脱稿云。

二酉山房记。王长公为我藏书室，作者今附录此云。我友人胡元瑞性嗜古书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罄，而独其载书陆则恵子，水则米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赀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湿，而四敞之可就日。为庋二十又四高，皆丽栋，尺度若一。所藏之书为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经，为类十三，为家三百七十，为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为类十，为家八百二十，为卷万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为类二十二，为家一千四百五十，为卷一万二千四百；四

译分类为十四类，分为一千三百四十六家，分为一万五千八十卷。合起来共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己说对于其他事物没有嗜好，唯独嗜好书籍。饿了拿它当饭吃，渴了拿它当水喝，诵读它可以代替韶濩那样的雅乐，阅览它可以代替夷施那样的美女。忧愁时借它来消解愤懑，生病时借它来平复病痛，面色憔悴时借它来恢复气色。而这三间屋子没有别的储藏，所储藏的也唯独是书。书之外，只有一张床、一张几案、一座博山炉、一个蒲团、一支笔、一方砚台、一个盛放朱墨的罐子罢了。他生性害怕客人，客人也畏惧他，门屏之间敲门声都绝迹了。正午深夜，坐在床上靠着几案，焚香展开书卷，在砚台上磨墨取朱墨来校勘。疲倦了就弹琴来抒发思绪，如此而已。所以朋友黎惟敬用古字匾额题写在他门楣上叫“二酉藏书山房”，并嘱托我写一篇记。查考古代所称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在此学习，因而留下这些书。所以梁朝湘东王萧绎曾说“探访酉阳的逸兴，见《荆州记》记载得很详细”。另一种说法是藏书的地方，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之间，现在宣抚使的名称由此而来。而段成式所著的书称为《酉阳杂俎》。惟敬所标举的，应当也是这个意思。我因此感慨在战国七雄之前，大概不仅周朝所藏的史书由老子掌管，而且像宛委、石篑、禹穴、洞庭之类的名山幽穴，其中的灵文秘籍往往都有。只是既被造物主所吝惜，而人间的痕迹困于漆书竹简而不易广泛流传。大概自战国七雄以后，一次焚毁于秦火，二次溃散于王莽之乱，三次毁于董卓李傕之祸，四次毁于湘东王萧绎之手，五次散佚于黄巢之乱，六次窜失于宣和年间。虽然随散随聚，但周朝所藏的史书，其所剩余的尚能防备，何况市井间的浅薄，而指望其守护，匹夫之力而指望其招致呢。以刘向的《七略》，仅三万六千卷，任昉又减少了它的三分之一。隋朝的嘉则殿，号称三十七万余卷，而正本也仅三万七千卷罢了。开元年间，最为极盛，达到八万卷，然而也多是当时的著作，而宋朝崇文馆的目录，又减少了它的大半。后来增加的人，积累数十年而增募，不过万卷。现在元瑞以匹夫之力，在市井间守护，仅十余年而达到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也很难吗。虽然如此，世上有勤于收集而懒于阅读的人，即使所收集的穷尽天下书籍，也等于没有收集。有侈于阅读而俭于言辞的人，即使所阅读的穷尽天下书籍，也等于没有阅读。元瑞既然负有高出世俗的才华，竭尽三余的时间，穷尽四部的典籍，以写成一家之言。上至皇王帝霸的谋略，贤哲圣神的蕴藏，下至九流百氏，无不探讨核实，以收藏在名山大川之间。以余力在诗文间阐发，又使纸张在通邑大都变得昂贵，不胫而走于四方边远之地。他所付出的努力之难，大概不止比前代的藏书者百倍。大概必须像元瑞这样，才可以称为收集；像元瑞这样，才可以称为阅读。唉，元瑞对于书籍收集并阅读，穷尽了。屠龙的技艺，穷尽而世上也没有用处了。何不舍弃而跟随我游玩呢？玉京人鸟须弥山顶，有秦始皇的火不能焚烧，而孔子的博学，姑且存而不论，我将发掘其中一二来窥探你。即使二酉的藏书，与你在二酉所得，都是糟粕了。弇州老友王世贞撰。

译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

钦定四库全书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

明 胡应麟 撰

经籍会通三

古书历经战乱屡次更迭，间或有残破的简册，仅以空名存在于典籍之中。辑录书籍的人，保留而不加评论；博雅之士，评论而不加议论；猎奇之人，反而有所取用。我在编撰校勘之余，辨驳虚假谬误，联络遗亡的文献，与好古之人共同分享。这是《述遗轶》第三篇。

秦朝焚书的烈火太猛烈了！帝王霸业之道，圣神贤哲的谋略，都化为烟灰，所剩下的只有占卜术数罢了。汉朝兴起，六艺经典才从墙壁、坟墓中出土。刘向父子辑录《七略》，除了孔壁出土的书籍外，没有其他编录。其余儒、墨、兵、农、班、史、艺文所记载的，大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夏商以前的，仅有几十种，大都是荒诞不经的，当时的人都知道它们是伪书。现在都摘录分类列在篇中，即使没有亲眼所见，这些书的大致情况也可以概略知道了。至于占卜术数，动不动就称引黄帝、神农以上，反而缺失秦汉时期的文献，大概是因为嬴政大火所遗留的，所以盛加依托。它们的虚假矫饰，尤其不可言说。世人已经洞悉，不再赘述了。

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次序颇为混乱，现在稍微依据时代排列。汉朝以武力夺取天下，所以论述兵书的特别兴盛。杨恽、任宏所辑录的一百八十二家，实际采用的不过几十家，其书目尚且多有所依托，其余的可想而知。

神农二十篇【农家】又兵法一篇【兵家】黄帝十六篇【兵家】又经四篇，又铭六篇，又君臣十篇，又杂五十八篇【俱道家】又说四十篇【小说家】蚩尤二篇【兵形势家】太乙兵法一篇，天乙兵法三十五篇，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鵊治子一篇，鬼容区三篇【俱兵阴阳】大禹二十七篇【农家】天乙三篇【谓即成汤，非前太乙也，小说家】务成子十一篇【小说】伊尹五十一篇【道家】又二十七篇【小说】辛甲二十九篇，鬻熊二十二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俱道家】尹佚二篇【墨家】师旷八篇，苌弘十五篇【俱兵阴阳家】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杂家】

凡是依托荒诞不经的，没有比黄帝《三王房中》二十卷，尧舜《房中》二十三卷，汤盘庚《房中》二十卷更甚的，都极其粗俗荒诞可诛。班固自称删去猥杂，猥杂哪有比这更甚的？将其列入正史为什么呢？只是刘向也不应该收录。

医方等类书籍，虽然也称述黄帝、岐伯，但文字古奥，语意微妙。大概是周秦之际，上士哲人的作品，他们的门徒想要惊世骇俗，私下附会黄帝、岐伯罢了。现在医方只知道《内经》等，考察班固《艺文志》有《黄帝外经》十八卷，又扁鹊有《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或许就是《难经》。三皇中只有伏羲稍微免于诬蔑，但也有按摩一家，实在是笑料。

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汉初距离古代不远，帝王遗书还有存留的。贾谊《修政语》引黄帝说：“道像川谷的水，其流出没有止息，其流动没有停止。”颛顼说：“至道不可超越，至义不可改变。功没有比去恶行善更美的，罪没有比去善行恶更大的。所以不是我善善而已，善是缘于善；不是我恶恶而已，恶是缘于恶。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帝喾说：“缘于巧者之事而学习为巧行，缘于仁者之操而与之行仁。所以节制仁的器具以修养其材，而自身专有其美。德没有比博爱他人更高的，政没有比博利他人更高的。所以政没有比信更大的，治没有比仁更大的。我谨慎这些罢了。”帝尧说：“我存心于先古【凡十余语，多与《史记》同，不录】帝舜说：“我尽我的敬意来侍奉我的上级，所以被称作忠；我尽我的敬意来接待我的对手，所以被称作信；我尽我的敬意来使唤我的下级，所以被称作仁。我取之以敬，得之以敬。”大禹诸侯会盟，就问诸侯说：“诸侯认为我骄横吗？”朔日朝见，就问士人说：“大夫认为我汰荡吗？”又说：“百姓没有食物，我就不能使他们；功成而不利于百姓，我就不能劝勉他们。”汤说：“学习圣王之道的人，其比喻像太阳，静思而独居。其比喻像火。舍弃学习圣之道而静思独居，其比喻像去掉庭院中的日光，而接近室内的火光。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得到贤人而举荐他，得到贤人而任用他，其比喻像登山；得到不肖之人而举荐他，得到不肖之人而任用他，其比喻像下深渊。所以君子谨慎其任用，而圣主谨慎其举荐。”又说：“药食先在卑贱者中尝试，然后才到尊贵者；药言先在尊贵者中进献，然后才在卑贱者中听闻。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问鬻子、武王问王子旦、师尚父。《淮南子·人间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