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大道废

译人想修大道、成金仙，经历亿万年而不毁坏，在下手开始时，不能不得到它的根本。根本是什么？就是玄关窍。修真炼道并不只有一种方法，难道小小的玄关妙窍就能穷尽其中的奥秘吗？天有天根，物有物蒂，人有人源，绝没有没有始基而能成就极大功业和不朽事业的。试看天地尚未开辟以前，本来寂静无声；开辟以后，又浩荡无边。说未开辟时是天根吗？那时茫茫荡荡、没有着落，固然不能作为天根。说开辟以后是天根吗？那时生发养育而无穷，也不能指作天根。那么根究竟在哪里？就在将要开辟而尚未开辟之处。再看人与万物尚未产生时，本来渺茫而没有形象；产生以后，又繁衍无边。说尚未产生时是根本吗？那时幽深空茫、没有形状，固然不能作为人物的根本。说产生以后是根本吗？那时变化无穷，也不能看作人物的根本。那么根本究竟在哪里？也在将要产生而尚未产生的时候。想修大道，难道能不知道这一窍而胡乱作为吗？太上向人说明养道求玄的方法，说：“达到虚的极致，守住静的笃厚，我由此观察复归。” 这说明修士要得到玄关，只有收敛浮华，归于笃实，在虚中凝聚神，在静中养气；达到虚的极致，守住静的笃厚，自然万象全空，而一真之气抱持于内。所以《易》说：“难道看见它就是天地的本心吗？”邵子又说：“冬至在子时的一半，天根的道理极其微妙。一个阳气开始发动的地方，正是万物开始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天理复归，古人比作活子时。又说：“一个阳气刚刚发动，便在杳冥中冲然醒发。”这正是万物返归正道、天地复归的契机，先天元始祖气，在这里最可以观察到。但它的机微极其细微，气机极其迅速，当下就是，念头一转便不是了，简直如石火电光，只是倾刻之间的事。请观察草木：当它们繁茂而有形，枝枝叶叶任其灿烂成章、艳色夺目时，都不足以作为再次造化的根、重新生长的本；只有由发散转为收敛，由生转为杀，收敛到头、结成果实，各自归根，才和修士的丹头没有不同。归根以后，又由动返归静；既已返静，仍然回到重新降生优良种子的初始状态。在万物叫返本，在人叫复命，并不是什么不同的事情。一春一秋，旧物消亡而新物产生；一生一杀，花开便凋谢。由此可知，修士复命的方法，也是天地二气相互对待、作为一气流行的结果，是极其平常、极其恒常的道理。能够认识常道，就能明白大道；从此继续下功夫，大概就不会走错。世间的旁门左道，既不知道大道的根源，又不肯洗心涤虑、推究始终——有的炼知觉之性，有的修形气之命，有的采七金八石作为药物，有的取童男幼女作为丹，本根既然没有，道从哪里得到呢？何况他们拘泥于一偏，走入邪路，最终多半损身丧命。这都是因为不知道道是常道，于是探求隐秘、行事怪异，冒险履危，招来凶祸。只有知道道属于真常的人，明白人人都有、万物都具备；得到它不以为喜，拥有它不以为奇，就像人取用水火一样，任凭取用而自然自在。他们宽舒自得，内心虚而能容，把自己和万物同等看待，具有廓然大公的心胸。公正无私达到如此地步，就同于王者。把百姓看作我的同胞，把万物看作我的同类，体察天地而建立根本，合于万物而同出一源，不彼此隔绝，这难道不是与天合为一体吗？天就是道，道就是天；天之外没有道，道之外也没有天。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君王能够效法它；只有道最为尊贵，只有天能够取法于它。所以，人有生也有死，道却长存而不衰。即使达到飞升脱壳的境界，也仍有毁灭的时候。然而形体虽然消亡，神却不会消亡；身体虽然没了，气却不会消失。《诗经》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说的或许就是这个吧？这一切都是从虚极静笃之中观察阴阳往复的征象，才能达到如此不可测度的境界。学习道的人，难道可以不探求根本，妄自作为而招来凶祸吗？太上向人显示的是根本本原的上乘功夫，是最根本的学问。在这里用力得当，处处都能得力。学道的人领会了这个旨意，就谨守规中，绵绵不息，从无中生有，又从有归无——即使只是一息的瞬间，大道的根本也具备了；即使只是一顿饭的时间，大道的元始也存在其中。从这一线微妙的生机开始，采取得来加以炼化，逐渐发展到蓬勃而不可遏止，都是这一阳之气积累形成的。即使浩然之气充塞天地，阳神贯通斗牛，又哪一样不是由一点真气积累而成的呢？学道人若得不到这点真气，只把后天的形神作为炼养对象，也不过像九牛身上的一根毛、沧海中的一粒粟米罢了，哪里敢同天地相提并论呢？只有实行这条道路，同天地合为一体，才能达到亿万年不坏的境界；修道的人必须认真把握根本，采取得不失时机，才可以。第十七章 功成身遂 太上，百姓只知道有他而已（各家都作“下知有之”，但与经文的意思不合，这是传抄错误）；其次，百姓亲近他、赞誉他；再次，百姓畏惧他；更次一等，百姓轻侮他。诚信不足，就会有人不信。行动从容不迫，珍惜言语。事情办成、功业完成，百姓都说：“这是我自然而然做到的。”（“犹兮”一句，是说他从容不迫而使人感化归服，对诰令十分慎重。）

译太上治理自身的方法，也就是治理天下的方法，总不外乎一个“真”字。用真来持守自己，自己就能修养；用真来应对外物，外物就能顺利成就。虽然有内外之分、人与己之别，但这颗心的真实，却没有不同。人若能至诚而不间断，受到感应的人也会不间断；人若至诚而有间断，外物的回应也会有间断。因为人的心相同，心所合的道理也相同；修养自身，天下自然安定；丧失真实，天下必然混乱。从三皇五帝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不同。太上希望人用诚信之道修养自己，也用诚信之道治理他人。不显露而彰明，不行动而使人变化，无为而事情自然成就。对于自己，他并不知道有治理的办法；对于百姓，百姓在观察、感受和熏陶之中，也不知不觉地自行改变，却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哪里。这种上古淳厚的风气，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所以太上说：“太上，百姓只知道有他而已。”君民和乐安宁，一同在光明的天地间嬉游。假如不是诚信时时存在，哪里会有这样的神妙教化呢？到了上古皇王的美好风气已经遥远、太上的极治已经不可闻见的时候，世风更加下降，大道更加乖离，出现了许多不堪说、不堪见闻的事情。若距离古代还不太远，这种道还存在，天性还没有完全流失，真实诚信还在，虽然比不上太古的笃实，也仍可算是当世的光华。这同样都是治理天下：一种是无心而使百姓自行感化，另一种是有意推行仁爱。把百姓保护得像保护婴儿，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家人。这时百姓尊敬上位者、敬重长者，也会像回声应声一样自然回应。即使感化归服不能完全一致，德化难以整齐，也只是亲近他们、爱护他们，奖励他们、赞誉他们，绝不以言语和脸色加以责罚，使他们感念恩德而畏惧威严。这虽然比不上太上，但也是遵循道、遵循正路，值得称许的做法，也就是所谓“大道废，有仁义”。这就是由皇降为帝、由帝降为王，都是因为明白德行而实行王道的人。到了后来古风已经遥远，大道更加衰薄，君王降为霸主，借假来实行真道；人人各怀一心，各有一套看法，距离帝王以同一德行感化百姓已经很远了。所以礼教还是那些礼教，政令刑罚还是那些政令刑罚，法制禁令也还是那些法制禁令，但这颗心的真假，却完全不同。只有借助才华来治理世事，凭借法度来引导百姓，处置得当、措施合乎法度，使百姓望见便畏惧，不敢犯法违条，这才算精明的君主、太平的时代。再往下，就不堪说了。倚仗智巧驱使百姓，逞用奸谋驾驭众人，以神神鬼鬼的心术，施行神出鬼没的统治。当他悻悻然自以为雄强、喧嚣自得时，没有不认为自己智慧超过三王、才能高过五霸的；可是这个时代的百姓，最终只能在半夜里惶恐警醒，他们欺侮百姓，实在太厉害了。百姓虽然不敢说出来，但内心已经离心离德，始终没有一刻得到融洽的治理，所以灾祸和混乱很快就跟着来了。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百姓就会用真情相待。”如果自己都缺乏诚信，怎么能取得百姓的信任？这就是上位者和下位者彼此欺骗、互相诈伪的原因。制度、文告、条文、教令和号令的颁布，即使是圣人也不会废弃；然而其中有真情和虚伪的区别，所产生的感应也不同。只有帝王以身作则，以诚信使百姓信服，法令建立而政令得以施行，言语发出而百姓信任，最终恩德光照四方，功业完成、事情办成，像尧使天下变得和谐安宁，像舜亲自实行无为，而百姓都说：“这是我自然而然做到的。”唉！这是真诚信达到的效果，与内心缺乏诚信相比，差别岂止像天壤那样遥远！《道德经》这部经，原本四通八达：修身在这里，治世也在这里；推而广之，天下万事万物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就像本章“太上”二字，是说上等的人，具有上等的资质，所以称为“太上”。上德之人清净无为，六根都安定。其次是以敬爱感化百姓，有感便相通。再次是以威严驾驭天下。更次是用智巧引导百姓，这就是所谓的术。但其中最为精妙的，莫过于诚信。信属于土，修炼自始至终，都以意土作为妙用。所以太上说：“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是丹道的根本。诚信没有别的，只是一片真诚罢了。人若能至诚而不间断，丹之所以成为丹，就在于此。但诚信和虚伪相距很近，克制杂念便能成为圣人，放纵杂念便会成为狂人。人与禽兽的界限、生与死的关口，所争的只是一线之隔。愿后来学习的人找到真正的诚信，把它作为真实恒常的道路。诚信在哪里？就是玄关一窍，人们知道吗？第十八章 大道废 大道废弃了，才有仁义；智慧出现了，才有大的虚伪；六亲不和睦了，才有孝子慈父；国家昏乱了，才有忠臣。

译我曾观察上古时代，当时风俗敦厚朴实，人们都保持自己的本性，安定自己的命运，安于当地风俗，乐于自己的事业，就像万物顺任天性而行动，依循本性而行，不需要借助外力，也不需要人为安排，只顺着本性本来如此的状态，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庄子所说的那些粗朴劳苦的人，愚拙朴实而辛劳困顿，行动总是随顺上天，却很有真实的意味。这就是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种教化和治理是怎样的呢？不过是浑厚混融、无思无虑，同大道合为一体罢了。只是后来皇古的风气日渐下降，大道越来越衰微，居上位的人于是提出仁义之说，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荒怠。依循义而居于仁，也是圣贤的美好行为，不能过分指责；但若拿它同古代盛世相比，那时大道昌明，人心浑朴，不谈仁义而仁义自然包含其中，当然相差很远。所以太上感叹说：“大道废，有仁义。”从此以后，上下之间仰慕仁义的人盗取它的名声，假借仁义的人用它来行诈；仁义虽然还是仁义，但实际作为已经败坏了。这难道是仁义本身不好吗？大概是由于穿凿附会日益严重，被仁所拘、被义所束的人造成了危害罢了。但仍然还称作仁义，虽然比不上大道的真实，却还没有达到大伪的程度。从此以后，世俗越来越乖离，人心越来越败坏；即使是仁义的传承，所保存的也已经很少了。只见朝廷与民间、内外上下、君臣之间，一个用智谋炫耀才干，一个用机巧施展手段；在这样来往应对之中，大多是你欺骗我、我提防你。既然不能同一道、同风俗，又怎能希望齐家治国？所以父子产生嫌隙，兄弟发生争端，甚至夫妻、朋友、亲戚、乡邻之间，人人各怀一心，各有一套看法，几乎像胡人与越人那样互不亲近，更何况其他关系呢！偶然有儿子能够孝顺，朝廷便特意奖励他；有父亲能够慈爱，乡里便共同称赞他。唉！父慈子孝本来是天地的常道、家庭的正轨，又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呢？只是到了三党六亲之间彼此不知亲爱，忤逆的风气日益炽盛，兄弟阋墙的争端时常听闻，所以有能孝、能慈的人，确实值得郑重表彰，并以他们的居处乡里来教化天下。这不是远远比不上大道隆盛的时期——那时儿子孝顺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孝顺，父亲慈爱也忘了自己是在慈爱吗？不过，即使现在有人能孝能慈，也仍是由不和返归和睦的一条道路；只是当今世人喜欢粉饰，徒然讲究铺张，口说慈孝、却只是窃取慈孝名声的人，实在难以一一列举。何况五霸以后，骨肉之间互相残害，君臣之间彼此挟制，难怪上面有昏庸的君主，下面有跋扈的臣子，国家从此不得安宁。幸亏有忠肝义胆的人出来安定国家，虽然成败利钝无法预知，但他们尽心竭力、鞠躬尽瘁，一片孤忠值得表彰。形势无法用力量挽回，局面无法挽救，也要用忠心保全国家。诸葛武侯六出祁山、姜伯约九伐中原，就是这样。况且臣子侍奉君主，愿意做良臣，不愿意做忠臣：幸运时国家太平，便共同担负辅佐君王的职责；不幸时强暴势力接连兴起，便各自施展救济世人的才能。世道昏乱，是上天用来显现忠臣的；有了忠臣，是上天用来维系昏乱世道的。然而忠臣出现以后，即使能够除去昏乱，洗净战争的气息，把天下变成礼义之邦，也仍远远比不上皇古时代的无事。唉！忠贞安靖的臣子，宁愿终身埋没而不显扬——不然，一个人得到忠臣的名声，天下却承受昏乱的灾祸，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这是太上感慨世道、哀伤今世而追思古代，希望人返朴还真，使上上下下都同于无知：德性不离本位，同于无欲，道就能常常充足；人人和乐安宁，共同安于无事，却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哪里。即使有仁义、智慧、孝子、忠臣，也一概视为理所当然，不知道它们是特别存在的，甚至以称说它们的存在为羞，这该是多么浑厚朴实啊！不过，这虽然是治理天下的论说，推而用于修身的方法，也不外乎如此。开头一句是用来比喻浑厚混融的风俗，太朴未经雕琢，就像章贞之体，不凭借人为造作而自然成就道的妙处。如果一旦丧失本来的天性，就不得不借助先天阴阳来返还补足它。阴阳就是一种仁义，也就是“大道废，有仁义”的意思。至于仔细取得一身内外的两个真实消息，凭空运用智慧来采取得温养，其中已经不纯正，夹杂了许多后天成分，不能没有虚妄。这又是“智慧出，有大伪”的意思。至于采阴补阳，是为了调和六根的不和，使它们归于大定，这就是孝慈的比喻。猛烈烹炼、急速炼养，是为了平定一身的昏乱，使其达到清明，这就是“忠臣”的旨意。明白这一点，道就不远了。这是太上说明返还本命、归于根本的学问，究竟有什么方法呢？不过是顺着自己浑然纯粹的天性罢了；修炼它的人，也只是修炼这个而已。第十九章 少私寡欲 断绝圣智，抛弃智巧，百姓就会获得百倍的利益；断绝仁义，抛弃仁义，百姓就会恢复孝慈；断绝巧诈，抛弃逐利，盗贼就会消失。这三者只作为外在文饰还不够，所以还要使人有所归属：显露质朴，保持淳朴，减少私心和欲望，断绝浮华的学问，就没有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