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三

译祝贺楚方伯霖雨梁公升任中丞的序 祝贺郡司理徐硕庵考核成绩最优的序 祝贺漕抚李公考核成绩后升任副都御史的序 为郡司理毛孺初奉召北上送行的序 为聂邑侯入朝觐见送行的序 祝贺郡司理吴兹勉考核成绩最优的序 祝贺侍御潘翔公迎接太公、冏卿入朝的序 吴玄水任礼部时得子的序 《初集》序 《莆田曾氏族谱》序 王征美刺史守城的序 祝贺光禄程公五十岁并为其夫妇祝寿的序 《日种音文》序 《宋黄门先生集》序 祝贺封侍御史公七十岁并为其夫妇祝寿的序 《郭主客集》序 重题《铜龙馆》序 ○祝贺楚方伯霖雨梁公升任中丞的序 楚国庶宗发生变乱，众大臣议论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既然举兵就一定要诛讨。楚地的气氛非常恶劣，叛乱蔓延成图已经晚了；社鼠不灌，屋鼠不熏。八议所说的罪行还不是其中最大的，请不要拘泥于宗正的条文，而一概按照《司马法》办理。于是传檄四省，集结大军，形成夹击之势。天子环顾朝廷大臣，唯独想到没有可以派去安抚楚地的人。当时梁公以方伯身份镇守荆南，先前因平定苗乱的功劳奉到玺书并获赐黄金，正等待次序领受节钺，恰好遇到楚地的事情。天子于是命廷臣请求授予公中丞节钺。公早晨接受命令，叛军当天晚上就进攻。谋划既定，公迅速驰入幕府，士民的喜悦可以想见。有人说：“公不是从澧州来的吗，难道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当时伏兵藏在芦苇中，强悍的宗族盘踞在城堞上，正相互联络侦察，新任主帅以为他们会有所行动。公一到，众人全都震慑伏地，不敢行动，说：“原来是他！四方征讨不服之人、惯于驰骋战阵的，是梁公吗！”庶宗失去援助，处境极其窘迫。公的谋略层出不穷，叛乱者便依次被捕受械，没有人能逃脱罪责。天子认为，一个中丞的节钺胜过十万大军，于是方城、鄂渚之间安宁如常。按照旧例，大中丞由藩司、臬司升任时，同僚应征集言辞表达志意，于是诸位大夫送来文简。我董其昌说：“我等候您很久了，您不要推辞。”我对公的教诲铭记很深，而且还依赖公平定楚地时“不使人陷入危境”的告诫，又怎么可以因为文辞不足而不作文章呢？过去读史读到汉文帝时，谋划国事的大臣，有谁比得上晁错、贾谊？贾大夫并不难于擒取单于的首级，却反复忧虑抱薪救火，只对诸侯王谆谆劝说；又有家令上疏谈边防，所说多么详尽啊！归根到底是为了安定宗庙、尊崇天子，除了削弱六国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做的。汉文帝惊异于他的才干，却不能施用，终于酿成六国之祸。虽然如此，文帝所能做的，也只是减损天子的权势来加强对细小事物的控制罢了；若说“我有真正的将军，难道还忧虑诸侯王吗？”这就像治病：小腿粗得像腰，手指粗得像大腿，是病症；有人说分封诸侯有利，有人说削弱诸侯有利，这些都是医方。条侯才是医生，晁错、贾谊只是试验药方的人。试验药方耗费的是人的代价，试验谋略耗费的是国家的代价，差一点就要得到真正的国医来办事了。假使调动六国的军队，却用棘门、霸上的将领来应对，祸患怎么会小呢？所以说：“安危决定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决定于任用什么人。”这就是汉文帝的明察和精于谋略。唉，国家每天并不缺少谋议之臣，但像那种以威名折冲御侮、以诚信使异俗服从、功劳日益显著、能够承担朝廷缓急事务的人，究竟有几个呢？又因为时代太平安宁，战争没有经过实际检验，士大夫安闲地从事文墨，拱手便取得高官，其他情况暂且不论。即使说大中丞，他本来就是古代天子派遣到诸侯国监察的王官，承担分陕的重任。凿开凶门，树立大纛，凭虎符征发军队，难道只是称作主帅而已吗？平时要整顿军队、消除民间隐患，有紧急情况则要在肘腋之间解除祸患，在一呼一吸之间控制变乱。这难道是可以拿来试用的吗？可是这条道路非常宽，途径也很平坦。掌管授爵的人往往把宠幸和名誉给那些名声显赫的人，以酬答他们历任的功绩，却不一定要求他们通晓军旅之事。这里面的缘故实在难说，难说啊！公凭文章学术起家，当西部夷族尚未平定时，天子命重臣出征边地，公应诏随行。重臣最终依靠公的谋略，打击敌人所共同痛恨的对象，因此获得了皇帝的知遇。近来国家屡次征伐，公没有一次不在其中。三韩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役、皮林之役，公有时调集军粮，有时谋划方略，有时巡视军队，有时招募敢死之士。到交河饮马、在瘴水边使飞鸢坠落，是公在艰苦跋涉中筹划驾驭的结果；深入毡帐、饮用酪浆，观察刀耕火种，是公跋涉而了解民情的结果；飞运粮草翻越山岭、堆积铠甲高齐山岳，是公艰难筹措并预先料理事务的结果。赤白探丸、癸庚之粮在野外喧闹，是公指挥顾盼、应对突发情况的结果。公从郎署中选授官职，却有元老般的才干；近来考察三辅，经营谋划却在玄菟、青海以外；历任藩司、臬司，考察选拔的却是河魁、中执法一类的官员。因此人们只知道天子一日之间使公骤然显贵，却不知道公接受考验二十多年，时间并不短；人们只知道公没有亲自作战便取得成功，却不知道公此前所建立的百战功劳，都是今日收获成功的基础，而且并不容易。况且庶宗的叛乱幸好只是刚刚开始，即使洪水决堤、滔天而来，他们敢死的程度能和胡虏首领相比吗？他们的凶悍能和猺、燹相比吗？他们的贪婪愤怒能和脱巾的士卒相比吗？公能够克服最困难的部分，还用说容易的事情吗？在条侯面前，哪里会逊色呢！至于满朝都在谈论用兵，正是贾谊痛哭的情形。刘氏天下安定了，晁氏一派却危险了，这难道就是西川所说的吗？总而言之，皇上善于任用将领，已经获得圣人的威势了。当年宸濠叛乱时，王琼任兵部尚书，说：“不必担忧，已经有王伯安在了。”如今公讲习白沙先生的学说，与王琼相同；公在澧州，王琼在赣州，所处之地相同。王琼先平宸濠、后平苗乱，公先平苗乱、后平楚地，所做之事又相同。儒者的功效已经看见了，何必只谈汉代旧事呢？不久之后，天子将赐予公“师中”的荣誉，使公获得将相之间的宠遇，那时便会有和穆穆之德相称的颂歌，等待君子来作。” ○祝贺郡司理徐硕庵考核成绩最优的序

译陆士衡《文赋》说：“考察虚无来责求实有；文章确实如此，做官也应当如此。”贤人能够长久流传的事业、最高的不朽功业，都契合于独自心知，德行中隐藏着没有形迹的东西，这叫作隐于善。它同朝廷的任命、掌爵官的主持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有人认为朝廷的宠荣可以长久，相信梦中蕉叶也足以凭据；所保全的就在这里，所舍弃的也在这里，于是廉耻、节义无不舍弃。这样，像跖实一类的祸害，不能和通达之人的见识相提并论。我们郡的长官、西安徐公，初次做官时曾任庐江司理；身穿绣衣、手持斧钺，对崔大夫以及牧伯、守长以下，没有不依法弹劾的，内心先已立定主意而自我保全。在威势之下的人，公都平等看待，毫不阿附。县中恰有一件判决与徐守相违，有人弃官归附徐守，那是江右汪君心渊。起初东方妖贼逼近彭城境内，这里是南北咽喉，关系天下安危，幸亏徐守善于用兵，设置多种谋略扼制敌军进路，贼军弃城逃走；徐守真有张睢阳一类人的气节。但他因此得罪了备兵使者赵君赵中之。崔将要对贪吏施行刑罚，必须让众位理官审验核实其罪；法律规定应处重刑，众人无不为他的冤屈伤心。于是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的人，正是徐公。这件事中，公以仁心为根本，蕴含的义理化成风气，阴德通达神明，声望比山岳还重；他保全的东西很多，舍弃的东西很少，所舍弃的只是一个官职。唉！首先倡导、后来附和的人是谁呢？崔某掌握国柄之后，群奸辅佐他，漫漫长夜，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天明？幸亏圣朝改弦更张，群臣纷纷申诉，朝廷下令让他复出，又任为松借。与公同年脱去布衣做官的人，都已经渐渐接近权贵之位，而公没有丝毫厌弃旧官之意；因此做官越久，见识越熟练，精神越完备，有为罪人流泪的仁心，有平定乱事的谋略，有平反案件、告慰母亲的孝情，有不吞声、不吐露苟且之言的风采。譬如登上羊肠小道、经过滟滪险滩，却能在九州系好马缰、扬帆驶过百川，做起来如同走平地一样容易。任职三年考核成绩，不过是寻常之事；因为公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同僚为他设宴，以记载弹冠相庆之意。过去汉代于公因官职而殉身，使事迹照耀史册；千年后又有钱若水，再过五百年又有公与他并立，真是奇异的男子。因此公所得的报偿自然不寻常。如今皇上的褒贬诛赏独断专行，远胜汉、宋，像于公那样高大的门第、像若水那样奔流的声誉，足以称颂公吗？足以称颂公吗？我谨因郡伯诸公为公饯行的请求，举扬公百中之一的事迹如此。○祝贺漕抚李公考核成绩后升任副都御史的序。

译楚地的贡物漂浮于江、沱、潜、汉各水，这就是禹所开通的水道。过去越过洛水，如今溯行淮水。因此楚地负责转运粮饷的人，每年到淮地，在幕府接受教令。开府官员巡视淮地，也就像获得赐履之地一样吗？大中丞修吾李公兼任抚、漕事务已经很久了。近来天子用玺书晋升公为左副都御史，楚地的藩司、臬司使者的喜悦是可以想见的。他们说：“公如今真正成了漕运大臣，楚地有依赖了。”又说：“皇上如今任用公了，天下有依赖了。”他们送来文简对我董其昌说：“或许您能作一篇好的颂文吧？”我怎么能胜任呢！我回忆读过公关于抚漕的奏疏，那些善于言说的人把公比作汲长孺、陆敬舆、郭令公、韩魏公、张方平，确实恰当而且文采斐然。若只谈古人的事迹和文辞，就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请允许我谈谈今天的事情。过去永嘉张文忠公由郎官佩相印，曾被召入便殿答对，捋着胡须谈论政事，洒脱不受拘束。他偶尔看一两个宦官，便故意装出局促不安的样子。皇上奇怪地问原因，公回答说：“臣怎么敢不顾这些人的意愿？内廷不过几步之地，却如同相隔万里。”于是极力陈说宦官镇守者的暴横，认为如果不是圣明之君荡涤天下，就始终不能见到天日。世皇受到感动，于是把各地镇守宦官全部罢免。李元礼是一代的龙门，裴晋公是历经四朝的元老，最终却都向宦官之辈拱手；而张文忠凭一句话除去数代的祸患，伟大啊，这是有功于社稷的事。然而，公虽有社稷之功，难道贤人君子就肯把公许为社稷之臣吗？公的际遇太奇特，宠遇次数太多。不知情的人已经嫉妒他升进太快，知情的人也满足于他的报偿相称，怎能把名誉归给他呢？所以人要经历曲折，尝过险阻，有跌倒后再起，有前进也有退却。朝廷的关注和海内的清议，既互相偏向，又互相激发，那些郁积而不能宣泄的部分，也是名臣的资质。中丞公已经具备这些了。公凭直言极谏，在内外官场沉浮二十多年，最后领受节钺。不久词组出，宫中赐给他玉玦，此事十分秘密，世人不能知道。公请求离职不能获准，请求代任也不能获准，曾经处于可去与可代之间。可以离去，则权力减轻；可以代任，则责任也减轻；而增加税收的宦官乘公权责两轻的形势，磨牙张爪，吮吸淮海、维扬百姓的血。公也不顾自身孤立危险，日夜把讨伐宦官作为事务，如同面对强敌，旗鼓、间谍没有不使用的；如同迫近猛虎，网罗、弓箭没有不设置的。最终公掌握了宦官暗中的重大罪行，使主管税收的宦官陷入困境，不能活着返回宫禁。当时，天下抵制宦官的人，如清原、江夏、南康等地的官员，都不能向守臣发一箭；土官大吏来到，竟被剥去冠带而受辱；次等的被戴上三木、套囊蒙头而受辱；再次等的被缇骑押入监狱而受辱。唯独雷霆般的威势在淮上平息。明白的人说：“皇上对公的知遇，即使三次赐旌、九次升迁也比不上。皇上虽然心里知道公，却没有突然使公显贵；公虽然接受了荣誉和任命，却由于年资，始终没有超过调任的尺度。”公镇守各地前后，建立的实际功绩有：驾驭将吏，惩治贪墨，讨论河渠，保护陵寝，平息叛乱萌芽，赈济流散百姓，不只是漕运事务；现在却只叙述他所做的漕运工作。若说按成绩考核、给予酬报，那么爵禄实在不够。因此天下贤人君子都信任公、敬重公。公该离任时，我在朝廷上发言规劝；公未能离任时，我又在朝廷上发言颂扬。公凿通横门，树起大纛，使东南诸侯都把他当作股肱而倚靠，把他当作咽喉而仰赖。对于公来说难道还有不足吗？然而公议中郁积的情绪，似乎仍没有完全释放。公的功名在这里达到盛极了吗？或者公不只是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圣德也因此得到光大了。皇上从前不是曾经驱逐三名大宦官吗？保宦官败亡时，权相随之倒台；鲸宦官败亡时，少宰随之倒台；诚宦官败亡时，台谏官也随之倒台。宰执、卿贰直到台谏，没有谁不从中得到好处，反而北面依附宦官。皇上明察，所以公最终获得荣誉和任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把过错推给君主，说路上的御马不可过问、君主的逆鳞不可触碰、密云不可求雨、明夷不可在正午见日，这些都是欺罔君上的说法。平民轻侠尚且有知己，怎么会有网罗恢恢、绶带垂垂，却隐藏过失、掩饰美善，使臣子无从仰望的君主呢？皇上把烈祖的美德继续发扬在公身上了吗？这很清楚了！《尚书》说：“嘉善的谋略和嘉善的计策，都是我后之德。”大概正是说这个吧？正是说这个吧！从今以后，公将拥有无穷的声名，君臣都美善，内外都获得安福。洛水修贡，长江献珍，难道只是惠及楚地和漕运而已吗？○为郡司理毛孺初奉召北上送行的序。

译睦州毛氏兄弟三人鼎立，孺初公后来居上，任我们郡的司理，共五年，声誉非常显著。天子采用主管官员的荐举，以优异等第召他入朝。起初公进入吴地时，他的二弟司谏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有愧于龙图之树。”他的长兄天官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有愧于桐江之丝。”公拜受教诲，替董子整理这些话。董子低头思考，抬头叹息说：“好啊！从天官氏的话中可以得到清白，从司谏氏的话中可以得到担当。然而严子陵是傲视爵禄的人，对于先天下之忧有什么关系？对于理官又有什么关系呢？”公说：“是，是；不，是，不是。严子陵难道果真只是因为傲视爵禄而显得高尚吗？他曾说：‘心怀仁德、依附义理，天下人就喜悦；趋附权势、顺从旨意，就会身首异处。’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刚直，也是范氏的宗旨。凡是担当天下事务的人，本来一定有所舍弃。国家的谋划，身居高位的人反而鄙陋；功名的机会，贪恋金钱的人反而昏暗。因此可以用禄位诱惑的人，也可以用祸害恐吓；可以用爵位束缚的人，也可以用法律扰乱。若不是把轩冕看得如泥土、能够担当官职并树立节操的人，天下就没有这样的人。过去范公还只是诸生时，就已经把天下责任担在身上。” 我的职责是审理案件，却承担了责任，难道能说这是早作打算吗？桐江的水只是用来磨砺我的牙齿罢了。大概公的立论就是这样，他治理郡府大体以这些话为准则，明白地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公一身兼有数种才器，审理刑狱是他的专职；依照法律处理事务，片言便可决断。判决文书一经确定，即使豪贵大侠有能力向监司、台察求情，也不能从公这里得到宽免。公面对监司、台察，也只借公事自我解脱，说：“这是司理无法处理的。”有宰相之子正掌握权势，替本邑宋氏说情，公把他的书信退回，并斥责来使说：“您和我素无交往，这封信是伪造的。”县中有一个家奴，财富可与素封之家相比，却与旧主人抗争；京城贵人甚至为他赶走一名学使，幸亏公彻底追查，最终依法处死。于是江南一带那些呼天抢地的人，都希望由松郡理审理，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公认为，没有冤民容易，没有冤士难。如今属官的考核优劣，都寄托在司理的笔端；一旦判断不当，就会承受恶名，难道会有双方当事人来共同核实吗？所以公具备鉴别裁断的能力，不用圆滑逢迎来取代真诚。凡是评定裁量，都务求极其核实，即使台察也无法推翻。考察公任职期间，以廉洁成就公平，廉洁最为显著；以刚强正直施行仁恕，刚直也最为显著。还没有等到弓旌征召，公的威严风采已经高高耸立，震动朝廷了。正逢时代太平清明，即使箕山、颖水一带被视为拙朴之地的人，也都能在钩陈、太微之间发出光辉。假使子陵还在，能够逃避谏议官征召而不就任吗？宋代自范希文出世，士人才开始知道重视气节。如今的天子身居法宫，积存的文牍像山一样高，却不再亲自决断，官员无不伏阙进谏、登殿争辩。他们为社稷的紧急事务而忧虑，可天下正多事纷扰，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有求于任用，却不肯有所舍弃吗？难道他们知道趋附权势、顺从旨意不是范希文，却不知道怀抱仁爱、依附义理才是真正的范希文吗？从前富郑公贤能，想推荐人、惩罚人，范希文却阻止他说：“恐怕君主会养成轻易动手的习惯。”由此可知他不喜欢过于激烈。石徂徕刚直，作了《四贤诗》，范希文却不满地说：“天下的事情被鬼子弄坏了。”由此可知他不喜欢过分称誉。像范希文这样的人，才真正能够舍弃名声。俗语说：“贪食的人为财而死，夸耀的人为权而死，烈士为名而死。”名声是美好的东西，却是权利、利益的归宿。所以舍弃利益之后才可以舍弃权力，舍弃权力之后才可以舍弃名声；舍弃名声之后，才可以忧虑天下、担当天下。公在治理郡事上已经试验并取得了这样的成效。我终究不会认为穿羊裘就是隐遁，拥有龙图之名才算显达；也不会认为施用于郡理只是公的小才能，而施用于台谏才是公的大才能。公出发吧，不必再改变步伐了。请也把我的话作为凭据，拿去询问公的兄弟。征求我意见的，是华亭聂侯、青浦韩侯、署上海许公，他们都受到公家风的熏陶。严子陵是子陵，范公曾经守过他所任职的郡。○为聂邑侯入朝觐见送行的序

译聂侯要以述职的名义出行了。唱骊驹送行的那天，几位朋友讲论他的德行。行人吴子向我询问地方野史。董子说：国家有六种职务，县令兼而任之。我用这些来衡量聂侯，他的才力多么广大而运用自如啊！侯宽厚而仁慈，内在自有鉴别裁断的能力，每次接见士大夫，考察政务、询问民俗，都能在眉睫之外发现人才。有人来拜访，他从不拒绝；即使远如阳鱎，也能使其受到关注，既不会过分亲近，也不会疏远，这是天官氏的职务，侯能够做到。侯到任的那年，洪水漫天，于是请命两台发放粮食赈灾，乡里的三老、义士在各处施粥，彼此相望。侯亲自劳作慰问，几乎废寝忘食，救活的饥民数也数不清。当年没有形成灾害，而县里过去苦于徭役，近来商议均分差役，官民按照田地承担徭役，几乎没有差等。侯核查富民隐瞒的田地，全部查出，超过原有数额六十万，于是中等以下人家都得以免役，缙绅也不至于太困窘。施行法律公平，在江南最为突出，这是司农氏的职务，侯能够做到。学使下令郡县考选士子，各处喧哗；山苗涧松，古今同样叹息。侯谢绝请托，精心品评，贫寒人家的俊秀之士于是没有遗漏；明镜高悬，飘来的瓦片也不怨恨，这是宗伯氏的职务，侯能够做到。勾摄差役的事务，日积月累，动辄达到四百人，侯淘汰去了一半以上。过去那些像鸱鸟张翼、狐狸凭借虎威、靠吞食为生的人，转而归农；又把捕盗部门的符檄所指之处动辄称为盗贼巢穴，使祸患蔓延全境，无人能够辨明究竟是谁。侯整顿法律、确定法令，削去他们的锋角和爪牙，按时断绝其粮食，芦苇丛中的警报于是平息，这是司马氏的职务，侯能够做到。侯曾说：要减少诉讼，先要减少以钱赎罪的做法。不是两台监司等大官召捕的人，他从未把人从远处带到公堂，也没有一次差役轻易下到民间。案卷写成以后，若请求释放便听从，从未牵强援引法律、追究根源，见到触犯法律的人便一概逮捕，这是司寇氏的职务，侯能够做到。水乡腹地，沟渠最为急迫，过去疏浚治理时劳烦远方百姓。自从侯建议后，一概使用本地民众，前面拿畚箕铁锹，后面供应粮食饭食，事情完成而百姓安定，百世都将依赖此举。浦汇工程中，众人称为“聂渠”，这是土地官的职务，侯能够做到。国家以六曹总理天下事务，又让县令熟悉六官的事务；像侯这样，只做到其中一项考察就已经足够，何况他独自承担总理纲要、左右都处理得宜的职责，难道不是天下清廉能干官员中的第一吗？董子说：差不多了。您了解侯，请再补充几句。吴子说：在富庶县份做官，处在油水之中，贪婪追逐，只求富民；把官府当作自己家人，甚至以百姓病困为极致的，确实有这样的人。侯淡泊朴素，自我持守，如冰壶一般清洁，一尺丝、一寸帛也不从百姓那里取。百姓卖酒、卖肉，他宁可让价钱稍高一些。侯在华亭五年了，那些富裕之家、游闲子弟，哪里知道上官征收科派的意图是什么样的？有谁因怀藏璧玉而获罪呢？至于清廉贤能之家的子弟，带着名帖纷纷进见，有的还凭借他的吹嘘来张扬自己的羽翼。侯说：“我是守土之吏，难道要借助知名交游来取得声誉吗？”他守着常规，只相信自己罢了。至于台察官有所压制的人，因为他们本来不能侍奉侯，侯暗中替他们解脱，始终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庇护。士人有退任后反而忘恩负义的，有人把这些事告诉侯，侯更加替他们掩盖，不让人人知道。像这样厚道，足以颂扬侯了吗？董子说：“接近了，但还没有说尽，大概在侯的器量吧？”古代了解人的人说，才智可以磨炼，器量却不能学习。侯的器量深远，像万石的大钟，不因寸长的木槌敲击而鸣；像能容纳牛的鼎，不因小鱼而烹调。忘掉宠辱，抛开毁誉，在家中有不显现的，在国中有不被听闻的，这是隰朋的宏大胸襟。因此侯确实有才，却不张扬；确实清廉，却不显得狭窄；确实耿介，却不显得峭拔；确实厚道，却不昏暗地损害大臣的器量吗？当他治理百里之地时，发挥六官的作用；当他面对台谏事务时，又具备大臣的作用。王正之春，天子打开明堂，接见群臣，修治汉代旧例。若有县宰进用为大农少府，像桐乡、密县那样的人，必定就是聂侯。吴子认为这不是虚美，请把它写下来。○祝贺郡司理吴兹勉考核成绩最优的序

译如今郡司理考核成绩，难道还保留着古代统计狱讼、把成果上报天府的遗意吗？难道要把已经完成的案卷全部列出、逐条说明吗？然而又不敢深入谈论慎重审察的心情，不敢夸大称颂没有冤案的美誉，怕流于夸耀。监司、台察已经有品评了，却不一定全面，因为受制于裁定；太史代替天子发言，已经有宠光了，却不一定相似，因为容易混同。那又把什么悬挂起来作为衡量标准呢？我听说，言语越繁多，见识越粗疏；言语越简约，见识越精微。考核功绩，本是虞舜时代的法度。虞氏赞美咎繇，难道不就是今天的制词吗？但其中说：“风吹动，风就应和，这一个‘褒’字已经足够。”后代君王又加重其义说：“明、清如同雨、旸、燠、寒，各自发挥作用，不是风可以相匹敌的。”又进一步说：“终于显示威势，终于显现富足，这仍然如同明、庶、广、莫之类，是风的一种德性。”况且风这种东西，在尚未施行时百姓就信服，先发声势便能夺取人心，所以足以用来治理。威势和富足已经施加于我，然后才达到圆满，就太晚了。江南旧来诉讼顽强，松江尤其严重，又隶属于旧京，往往奸人不得志便跑到御史台，申诉冤屈的声音纷乱不清，无法穷究。檄文一下，胥吏、伍伯之类便借机谋取私利，中等人家很快就破产。司理临川吴公初到任时，抱着万卷书，焚香诵读，有人以为公是文人，轻视法吏，不会治理事务。当时积案堆积如山，老吏抱着案卷进来，希望窥见使君将怎样处理。公纵览了一会儿，手指着几件案子说：“这是行为禽兽、败坏常伦的，审理它；这是像大野猪一样反复吞食闾里百姓的，审理它；这是城中的狐狸、寄居官府作威作福的，审理它；这是鬼蜮挑拨双方、吞食其利益的，审理它。”至于那些细小如锥刀、雀角般的争端，不是国法急需处理的，不值得烦劳您动用三尺法。等到他们改悔，再考虑释放；旁观者都震慑伏服。公曾经端坐闲居，有时十天不处理事务，有时一天处理十几件；有时十天不批判案卷，有时一天批阅几十卷。每件都洞察肝胆，引用经典、贯通法律，没有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奸人没有谁能从公这里获利，而邻郡有不平之事，人人愿意到云间嘉石，即使死也不后悔。公自己以镇静来坐看告讦之风消失，而各御史台即使移文申令，他也坚定不予回应，难道是要把本来清楚的治理搅乱吗？久而久之，大家知道公的意图在于不扰乱，于是交章荐誉。至于公穿着粗布衣而对着绣设，菜肴胜过鱼肉，士大夫竟然三年不能用两簋饭食来供奉公，更不必说庭前陈设；询问市肆，整年没有买过一尺布；询问侯府吏员，公所经过的地方连干粮都没有准备；询问守门吏，座席上没有可以附耳密谈的交游，门上没有来自境外的名刺；询问掌库吏，成捆箭矢的收入、余下钱币的账籍，公都不据为己有，仿佛任其落满尘土。问胥吏，他们说：“这是霹雳手。奉行约束法令极其谨慎，否则就会一同被带进狱门。”问乡校中的人，他们人人都谈吴氏所教授的古文、奇字之外的事，言语不涉及私情。这哪里是一天两天能够学来的呢？大概公清静淡泊，内守纯白，虽然恭谨谦抑，却有轻视天下、把万物看得微小的气概。人世间用来艳称、作为求取声誉的媒介、争先恐后的门径的一切东西，都是他所不屑的。所以说：“断绝一处利益来源，作用抵得上使用万倍军队。”豚鱼都可以感化，枭鸟也不再鸣叫，正是风化的作用。台察所称颂的人，能够完全做到这些吗？然而这还只是使一个郡公平而已。公的鉴别裁断能力，受到赐履、持斧的重臣称许；他们询察吏治，只依靠公，而各郡国的令长都相互无猜，并且各自有所凭借。我职责只在五听，却又用六廉来约束官吏，难道不料会招致府中的怨恨吗？公却以天下名教为自己的责任，即使道路在包容荒秽，也不因人而吐弃或偏爱。今年春天，天子打开明堂，考察群吏，只有江南的月旦评足以辅助清明的治理。若不是公高高独立、不受世俗风波影响，那些善于钻营、窥伺间隙的徒众就会巧妙逃脱吏治的议论；公即使不故意深文周纳，又怎能奈何那些把法律弄成深文的人？公即使不曲解法律，又怎能奈何那些曲解法律的人？所以，他温和时如春天，严肃时如秋天，这都是风的德性。这些功绩在法律上无法上达朝廷，能够听见却仿佛没有听见，能够看见却仿佛没有看见，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华亭令郑侯、上海令邹侯、署青浦倅马公，喜爱公的政绩已经成就，于是嘱托我董其昌作颂。我心中仰慕公最久，即使从野史中取得深刻、夸大的言辞，也仍不能描写出公的十分之一。姑且把这些话告诉代言之臣，或许足以稍有补益。○祝贺侍御潘翔公迎接太公、冏卿入朝的序。

译当今天子提拔尊崇才德茂盛、功绩卓著的人，使他们任职大僚；藩司、臬司、守令中声誉功绩显著的人，也起用授予九列之职，用来调剂劳逸、树立风声激励人。于是观察麓泉潘公入朝任太仆少卿，准备行装的日子已经确定。公的弟弟侍御翔公正在京城清理宫禁、侍奉天子；同乡同僚如奉常尹公、霍公、金吾万公、侍御翟公，都是翔公以兄长礼敬、以弟弟爱护的人，于是聚族迎接太仆，献上币帛和玉璧，并先行征求文章。我的家族有幸，侄子羽宸与翔公有年谊，我又同翔公交往很久，实在不敢推辞。国家大体有劳臣和世臣。劳臣一身兼有数种才能，心忧四方，周旋应对无穷，刀刃般的才智没有缺口，这是凭才干获得的。世臣则像鹤鸣而子和，前面低声应答、后面相继响应，父子同心，一人怀有志向，另一人思念而亲附，这是受教化熏陶而成的。凭才干成为臣子的楷模，凭教化成为子孙的楷模，两者很少能兼而全备；古今完全具备的，屈指可数。莘国兴盛时，尹相辅佐太甲，后来又升任太戊之相；姬氏兴盛时，鲁公在后，周公在前；伯冏的事迹，是任太仆正。穆王命他说：“世世笃守忠贞。”所谓世世笃守，就是连续不断，从一代到世世都见成效；如果只经营一官、专任一职，那还用说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俗语说：“儿子能够做官，父亲教他忠诚，哪里比得上亲自用行动教导呢？”又说：“上等臣子凭借自己的行为侍奉君主，哪里比得上让儿子侍奉君主呢？”太仆公入朝以来，论官职，从县宰到署理守令、藩司、臬司，几十种政务没有不亲历；论地域，从畿辅、河洛到关陕，几万里没有不驰驱；论任官经历，从文书、钱粮、河渠、刑法到军旅事务，几百次考验没有不充分担当。因为这样，公作为劳臣无人可比，而作为教导忠诚的人也无人可比。他早晚奉公，便是教子成才的规范；他从容施政，便是家族的谋略。而翔公从他那里继承的，不只是家中书箱里的治县文书。公这次入朝，翔公奉侍膝下，欢乐吟唱《白华朱芾》之诗，进献《松柏冈陵》之颂。像石庆成为万石君家中擦拭便器的人，像元方成为仲弓的儿子，在亲情上驾车侍奉，难道不是真正的尽孝吗？但这难道就是公对翔公的厚望吗？为什么呢？万石君虽然孝顺谨慎，却因为告老而不再办事；仲弓也只做到了颖川长，并不像公父子都身处日月之际。我想公一定会把平生所经历、所询问的事情，如地方风俗歌谣、吏治边情、地势险要、物力民情，都写入密封奏章，供绣斧官员考察；而严父与诤子彼此以师友相待，那么朝廷常规、宗庙谋略、国家事务和人才问题，以及外臣之事…… 那些百闻不如一见的事情，侍御应当在趋庭之前详细地向父亲请教，所能作的深远辅助一定不少。这难道不是世代相济的美事，也是社稷的福气吗？况且御史乘单车巡行部内，到了执辔之日便忘记自己的家，即使十分严肃威重，看起来也比其他官员更难带着父亲同行。如今父子一同列于朝班，而老公驾车时，乘骢马的儿子常常改变步伐相随。譬如中州侯公，官至太常，秩为三品；其次公以侍御任职六月，受制度束缚。翔公作为著名御史，在西台声名显赫已经很久。不久或有越次提拔，父子一同位列槐棘之间。这样相合时共同居住官邸，分别时各自持节出任；而且长公为孝廉，将以贤良方正的身份在大庭应对，成为石庆之家、陈氏二方那样的荣耀。吹箎吹埙，兄弟和睦；肯堂肯构，父子能够继承家业。家声功业光耀三晋，可与高阳世臣媲美吗？世臣啊，世臣啊！我试着把这些采录成《潘氏世家》，私下里也足以向惇史自负了。○吴玄水任礼部时得子的序

译古代卿士大夫宴享时所作的诗，常说“万寿无期，万寿无疆”。人的上寿不过一百三十岁，为什么夸张地说“万”呢？人没有在中古时代出生的，都是出生于上皇时代。由今天追溯上去，赫胥氏、大庭氏的时代，也还像早晚一样遥远而近。难道不是因为有了儿子又有孙子，有了孙子又有儿子，才算长久的寿命吗？况且君父的恩德太大了，与天地并列。只有有了儿子又有孙子、孙子又有儿子，才能用无穷的后代报答无边的恩德，愿望才算畅达。所以拿价值千金的玉璧换一个婴儿，愚人也不肯；拿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长寿换子孙延续，智者也不接受。三代的宗庙礼器，如云雷纹的尊、父某的鼎、一柱形的爵、狸首纹的豆，用来铭刻功业、彰明德行，都命名为“子子孙孙，永宝用”。难道不是因为忠孝的种子值得珍重吗？我的朋友吴礼部伯玉，年过壮年，还没有生子，太夫人为此忧虑。即使同僚朋友，也没有不替伯玉深深挂念的。唯独我董其昌认为，按伯玉的命数应当有很多儿子。有人问我根据什么，于是我说：“我不是祠官，怎么知道高禄会应验？我不是太卜，怎么知道梦占会带来祥瑞呢？”再说“男”字的构形，从田从力。从力，便属于熊罴一类的含义；从田地来说，哪里还会有田界、沟畎、疆畔呢？方寸之地就是这样罢了。我看伯玉以仁心为本质，追求善行从不满足，奉养母亲、承欢膝下，是当今的曾参、闵子骞；又乐于称道人家的善行，像郑当时那样；胸怀宽广、博爱众人，像孔北海那样；崇尚、奖掖后进，像庞士元那样；在别人有急难时及时相助，像原巨先那样。他曾经以国家社稷的大计、民间隐伏的疾苦，默默辅佐当政者；事情已经得到施行，却不居功扬名。这就像田地肥沃而不贫瘠，平坦而没有荆棘，又受到温风吹拂、甘雨滋润，知道它必定会有收获。有人说：“天下闻名的人，像弘农宋公、延津李公、蒲坂杨公、富平孙公，这些都是天下的长者，为什么偏偏要吝惜给伯玉留下血胤呢？”我说：“这几位公与伯玉本来就不同。他们成就声名，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芥子一样容易；他们在仕途上实现志向，就像在康庄大道上纵马奔驰一样顺利。算到伯玉这个年纪，他们所受到的国家恩泽、天下的美誉，几乎已经满盈，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伯玉凭着鸿鹄渐进般的才资，却困顿于学校；公车考试的道路屡经变故，忧患之途也备尝艰辛，四十岁才入朝，十年间奉命出使，仅仅做到虞曹郎。他又深切挂念太夫人，靠近庐墓守丧，从北方请求南归依侍；子弟、家产都没有厚实的根基，仍只是一个萧然自守的书生。” 这同诸公所享有的富贵盈满之数相比，怎么样呢？耕种尧时的田地，却遇到九年的洪水；耕种汤时的田地，却遇到七年的旱灾；过了这些以后，便都是丰收之年了。这样多生几个儿子，不也是很适宜的吗？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别人容易得到的，为什么伯玉偏偏这么难呢？”我说：“器物越晚成就，越显得宏大；事物越少见，越显得奇异；力量能够挽回命定之数，才算强大；德行能够感动天地、感应神明，才算盛大。这难道不是格外艰难吗！”章文懿公六十岁才中举，陆文定公五十八岁才屡次被推举贤能；高大显赫、长寿有福，这两位老人兼而得之。他们起初未尝没有辗转困顿，后来才福分完备。我认为伯玉的丰年也会如此。于是社友何子、张子等，在伯玉面前整理、陈说这些话，为伯玉祝寿，并且歌咏《斯干》第八章后退去。○初集序【徐司空大夫】董子说：“文章之道，一旦前进便直达境界，顺着旨意便能看见归宿，就像明霞舒展成锦、圆水孕育明珠，哪里有什么渐次？那些一鼓作气、再鼓便衰竭的，都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达到最高境界的作品，如列传、世家一类的史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林赋》《子虚赋》一类的辞赋，人工技巧达到极致，与天工交错。哪里只是班固、扬子云不能摹拟，即使两位司马迁、司马相如以及贾谊等人再竭尽余力，写成更多篇章，又怎能超过它们？难道还要等待后人来续写、另写吗！”虽然如此，文章也有本来就是初始状态的，也有后来造作成初始状态的。譬如四时之气，春天是盛德之时；当万物繁茂舒展、草木蓬勃生长、天地焕然一新、人情怡然舒畅，仿佛不知道炎热的可畏、秋风的悲凉、严寒的怨苦时，这也是天地文章的一个开端。但考察它的根本，却在于草木凋零、龙蛇蛰伏、深根固蒂的时候；积蓄到了极点便爆发出来，天地尚且不能违背，何况人呢？太史公自称搜罗天下散失的旧闻；司马相如自称辞赋家的心胸包容、囊括天地，这并不是虚言。有根本的文章就是如此。济阳水部徐公准明，天生早慧，江夏称他为圣童，龙门引他为小友。他从年轻时执笔著述极为丰富；到了弱冠入朝以后，神情冲和而自守高远，曾在山刺申阳、分司甓社，或为文书簿册劳苦，或在荒野劳作而磨破手足；这些都是旷达之士皱眉不愿做、词人搁笔不愿写的事情。” 徐公在处理政务之余，磨炼凌云之笔，诗有古体选诗、近体诗和绝句；文章有记、序、传、檄文、奏疏，共二十多万字。总而言之，每一吟咏，无论诗风如《诗经》还是如《楚辞》，短章大篇，都有典据和法则；体裁庄重典雅，气象如春日舒展。啊，真是美盛啊！后来谈论文艺的人，轻视陶冶锻炼而崇尚自然，厌恶矜持庄重而趋向轻佻放纵，仿佛戴着高帽、穿着轻薄衣服去会见贵宾，拿鱼肠剑的七篇文字去抵挡强敌，拿浮杯一???吊?去渡过大河。似乎轻视汉代以后不这样做的文章，而其弊端渐渐流入元末俳优的习气。到了徐公这里，才把这种陋习彻底洗去，使文章归于尔雅。即使他的胸襟广大浩瀚，将要纵横九州、凌厉千秋，在诗文方面无所不通；但从《初集》来看，两位司马的成就已经尽在其中了。东南一带自《白雪楼集》以后，有东阿于文定、临朐冯文敏，同时树立旗鼓，在天下文坛衡量高下。东阿兼且推许王世贞，临朐专门尊崇韩愈；两位公都二十岁入朝，金马门中空闲很多，足以在著作上大力施展。徐公的才华与年华，同两位公相同，而且文章、学问兼备，不被吏务遮蔽。三部集子鼎足而立，气势浩大，真是盛大的文风，但这又很难得了。○莆田曾氏族谱序

译谱牒之学在六代李唐时期最为兴盛。当时，婚姻和仕宦的登记比九品官制还严密，姓名的避讳禁令比三尺法令还严格。谱牒之书堆满栋梁，像《册府元龟》所记载的那样罢了。然而遗留下来的篇章断简，在三馆中却寥寥无几，仿佛经历了秦始皇焚书的灰烬，很少见到虫鱼蛀蚀的痕迹。难道不是伪说相沿，作者不肯用力，所以湮灭而没有流传吗？如今莆阳曾氏族谱问世，使我看到了少宰公学问深广、难以穷尽的一面。大概是把国史的方法用于家谱，譬如解开绳墨的束缚、按照墨线校正，又用凌云的材料建为堂屋、深入堂奥，实在很容易。公说：“对疑处存疑、传布可信的材料，是史官的职责。疑处没有小事，可信之处也没有大事；可信的占十九分，力量仍抵不过疑处的十一分。”我们曾氏受姓得氏，源流已经很远了。自从入闽以来，祖先的光辉便在所见所闻中不断显现，传承流布都有根据。孔子编述三坟，因无可靠记载而不载；欧阳先生也实行这一原则。这就是史法。司马迁撰写帝纪、列传、世家，向千古征求可信材料，总称为“谈”。少宰公所论述的事情，善行便称述亲族，不必出自自己。公有风木之恨，却反复申说继承父辈事业的愿望。使太公当年的遗言、遗训，千载之后仍像新的一样，这就是史法。公掌管诏令，撰写训词来教诫在位之人。” 如今又从旁整治子孙的事，于是取法于此。受到宠爱必须想到危险，恩情不能掩盖义理；使人温厚尔雅，涵养内在德性，也培养才能。像颜子推的家训、谢康乐的述祖之文，都是为了求得继承先人声名的人而作，这也是史法。范希文是宋代人物中的第一流人物；他起初颠沛流离、地位卑微，并非显贵姓族，却凭借声望振兴宗族，又用直笔裁定族志。如今崔、卢、郑、李诸家的谱牒，世上已经失传，而数百年来范氏族谱独自流传，寿命超过金石。闽地曾氏世代并不缺少闻人，而有谁能以范希文为老师，除了少宰公还能是谁？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具备，事业便不会朽坏；九族相联，宗族便能得到人民拥戴。事情虽不同，却能相互发挥作用，这也是史法。我是吴地人，常见范文正公的祠墓，范氏后代仍在吴地天平山一带。宋朝社稷已经倾覆，范氏庄园仍巍然存在。他的子孙正处在机会和利益聚集的地方，却从事汲水灌田的农事，只仰赖义田，只依靠宗族老人。文正公训诫说：“子孙中有在朝廷做官的，应当用俸禄增置义田，这是扩大祖先遗留的孝道，也是彰显君王赐予的忠心。”进入本朝已经超过三倍了。少宰公虽然怀有范公那样的忧患，却还没有佩戴将相的印信。修撰族志时，他的官职只是宫赞，俸禄远未达到希文当年的程度；但他很早就从事钱公辅的记述，用来辅助这部族谱并使它流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这样长久流传，难道是其他世家敢于奢望的吗？这部族谱总共列有十三项目录，而我能写入谱中的，也只有这些，不知能不能算作糠秕之前的先导呢？○王征美刺史守城序 王征美从做孝廉的时候起，正逢莲妖之乱，已经忠愤勃发，结交东南奇侠，共同为县官殉难。古人认为长期做官会使仲产的家产减少，征美却因为结交宾客而荒废了建宁府君的郭外田产；又有人说他迂阔，是家族侄子原孚。当时巡视二东的我，唯独认为他的气概和决断壮烈；他多次借用计策，平定妖乱，奏报功绩，指望吞并胡地的谋略。征美大概是李长源一类的人，万次谋划中也未必试验成功一次，却偶然成功了一次。看他守卫胶州，像杨太史一样，这篇记载便是明证。当我进入春明门时，东牟的军书急报送到，说某县陷落、谋令逃走；熟悉征美的朋友有危险的言辞。我明确知道事情不会如此：陷城而逃的人，难道全都没有义胆吗？只是平日没有训练智慧，才能不能临时应变；而在危急存亡的时刻，正是我们征美技痒、可以施展的时候。可惜他的谋略没有完全施行，致使一两个凶贼得以凭泥沙、金钱、牛羊和男女百姓来阻滞兵力，坚守城池，几乎经过整整一年，耗费国库钱财无数，最终竟没有看到献俘、饮至这样的盛大功典。征美应当抱有遗憾。虽然如此，他的才能已经显现于天下，将来一定有人任用他尚未充分施展的才能，这件事是可以期待的。○寿光禄程公五十偕寿序 古代的至人，处在清高与浊世之间，常常把隐居当作真正的居所，把做官看作应时而出的行迹。柱下史、漆园吏，不就是这样吗？于是后世便尊崇他们的著述，把它们比作《大易》，命名为“经”；又把长久活在世上的说法附会给他们，于是做官而隐居、神仙长生两种说法开始合为一体。西汉武帝时，有一位东方生，他依托隐逸来玩世，与平津侯公孙弘的阿谀不同；他正直进谏、彰明节操，又同汲黯相同。说话的人认为他以造化为师友，灵魂成为星辰，所以极力赞美他。至于同时代有个司马谈，官职是太史令，属于所谓接近巫、史、卜、祝的一类人，同那些沉沦避世、到长安求取米粮的人相等。然而在吏隐之林中，很少把他列入，为什么呢？况且东方生的事迹见于外史稗官之书，不能作为可信证据。他遗留下来的文章和论说，如《宾戏》《谏广上林》等篇，平平常常，没有一句长生不死的话。司马谈叙述陆氏学说，把黄老列为最先，而有一句话说到了关键：“精神用得太过，就会耗竭。”精神，是圣王用来统御万物、调和日月星辰的东西，长存万古而不衰老，怎么会耗竭呢？大概是“不以神为神”的神、没有作用的作用。司马谈深得老子犹如龙的旨意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楚地大夫程光禄接近这种人。光禄名孝昌，是博雅君子。他凭贡生名籍做县令，同僚倚仗一榜进士的身份，有人想用他所欠缺的地方来傲视他，他仿佛没有听见；有人想用他做不到的事情来困扰他，他也仿佛没有听见。四年政绩告成，御史台和巡按交相荐举，因循良卓异而收到十四份奏牍，征召他到宫阙下待诏。他心如冰雪，进入烈火也不发热，最终得到南京光禄寺署丞之职。他的官署清寂，他也与之同样清寂；那里的山川平夷开阔，他也与之同样平夷开阔。他还搜罗六代散失的旧闻，像《河渠书》《平准书》一类，各自有所论述，时常拿给长公、翰林庶常端伯看。端伯每次从家中寄信来，总是佩服他的庭训。于是承明著作之庭中，程氏之学最为显著。若用三山云助、传岩雨来比拟，便不像班氏父子写史那样反复分辨：谁是班彪，谁是班固，谁是大家，还会有父子分居、各自为文的讥讽。程公刚五十岁，夫妇相敬；做官不必像牛衣中的困顿者那样艰苦，隐居也不必像鹿门山那样偏僻。如今留滞周南，不过是暂时的事，不久将修理子部典籍之职，保存安史公的鼎器，涵养虚静和顺、淡泊自守的心境，另有□年的寿数。我所作的祝酒之辞，只是方以内的祝愿，本来就比不上朱陵仙桃那样荒诞悠远的传说。”},{ 《日种音文序》。

译所谓“文”，是圣人用来教化成就天下的工具，也是撰述创作的一门。西方佛教没有什么不简略的，却唯独把撰述创作称为“文”。如来说经，菩萨造论，大概多得像恒河沙一样无法计算，用大海之墨也写不完。试看陆百卷讲说《般若》，岂止三万字吗？这是在解释《尧典》吗？于是朗士又把历代文人的文集与佛法有关的作品，如赋、颂、序、记、诗、赞等，一一分类，命名为《日种音文》。难道不知道【“杜日”】是毗耶法门中遮蔽眼目的东西，也就是药山的玄妙宗旨吗？其中说道：“金城汤池若非通达之士，便不能尊重；水乳般的妙理，必须凭借智慧功业才能辨明。僧人中得到一个人才，不如在宽衣博带的士人中得到一个人才，因为后者可以转化自己的同类；佛藏中得到一个义理，不如在游文小史中得到一个义理，因为后者可以启发人们的信心。至于万法都由识所执持，六根可以互相运用，也可以用文殊菩萨的话来说：‘如今这个娑婆国，佛经和论典得以宣扬阐明，那么名身、句身以及眼睛所接触到的事物，就等于由耳中流出、又流入耳中；心中领会到的，就等于声音。’这又是三种真实法门随机启发众生的途径，也是二十五种圆通法门的开启之钥。其旨意实在精微。我常以太阳比喻佛法：阳光没有照不到的地方，但照耀大地不如照耀虚空。圣人的言语，像光照大地一样指明名物，所以终究有尽；而说明真实本体的言语，像光照虚空一样，因此难以穷尽。晋、宋时期的文人谢灵运、梁昭明太子，从贝叶经中取材，在佛典文库中振发文采，他们像是清晨初升的太阳吧？光还没有完全显现。到了唐代，梁肃、房融游历三观法门，剖析六相义理，他们像是正午前的太阳吧？光还没有达到圆满。到了宋代，苏子瞻、张无尽，有的乘愿力转生，有的借助师友而觉悟，辩才无碍，宗旨与教理都通达，他们像是太阳正当中天吧？至于王维、裴休、韦应物、白香山、晁无咎、黄鲁直等人，虽然造诣有浅有深，文字有偏有全，但总之都依凭大光明，远离愚痴昏暗和迷惑；他们同样都被“一音”所摄受。朗士似乎是在替历代文人忏悔绮丽言语所造的罪业，他辅助佛教教化的用意，实在已经表达得很明白了！《宋黄门先生集序》。汉文帝很久没有见到贾生，便自以为超过了他；汉武帝读司马长卿的文章，遗憾自己没有和他生在同一时代。这就是丞相嘉、丞相弘也无法得到的两位君主。然而，为什么汉文帝、汉武帝没有充分任用这两位臣子呢？难道不是因为洛阳才子的孤愤，忧伤于时局和文坛的困厄，沉浮于世而怠慢世俗？或者寄托情怀于楚地的兰草，或者袖手不作凌云之笔，不能领会两位君主任用人才的本意吗？起初我曾读宋黄门先生如泰斗般的各种奏疏，感叹他的文章正直，叙事核实，谋划国家的方略足以和敬舆、子瞻、仲伯相提并论。天子认为他贤能，便把他置于【“陆垣之首”】，检举奸邪、指斥谄佞，唯独倚重公。后来他随众臣被赐玦，天下人正为公被远远外放而惋惜，而公的神情更加冲淡，气度更加平和。只是读书谈道的乐趣，丝毫没有改变平日的常态。寂寥的短章，春容般的宏篇，都崇高宏大而典雅，有典故、有法则，足以歌咏太平盛明，维系世道人心。即使是敬舆的《忠州集》、古代医方书，以及子瞻居于黄州时所收藏的著述，仍然认为那是衰世君臣之事，不是用来侍奉圣主的。一天，天子思念贤良的侍从，召公置于身边，公凭借这部文集入朝应对，天子多次让他靠近自己的座席，篇篇都称赞叫好，这难道不是崇尚文治者的盛大荣耀吗？公的长处，公如今【“础自木天踵谏院直声”】，使直声从木天延续到谏院，因而为天下所看重；他的学术源流，实在深远。《封侍御史公七十偕寿序》。卿大夫的孝，称为“誉”；“誉”这个字，说的就是名声。卿大夫谨慎自持、完备操行，彰显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名声，以显扬父母，没有比这更大的孝了。虽然如此，也有不必依靠子孙便能获得名声的人，例如庆建有万石君，二方有太丘长；有的开启家业，有的享受福报，难道不是把长寿当作寿，把二乐当作乐吗？封侍御史太公就是这样的人。封公出身于清苑的望族，世代继承并发扬美德；早年游学于学校，因为博闻多识而在同辈中居于首位。家中没有丰厚产业，只把笔墨当作耕作；虽然门前常有长者乘坐的高车，却很少有陶家多余的粮食。公读书谈道，能够凭此自立，不作可怜的姿态，胸怀开阔。侍奉两位尊长，供给甘美的饮食，使他们居处高敞，自己从来没有因此留下多余的精力。公以德行闻名，学使者多次表彰他的卓异。参加北闱考试，总是困顿而归。最后已经考中，又被有势力的人所牵制；公从未公开声言，以免加重那些侥幸得中的人的惭愧，众人都佩服他的雅量。公不受佛教、老子所谓福田之说的迷惑，只认为修桥、凿井便应首先倡导；城隍庙原有石栏，是曾祖所建，公也带头捐钱修葺，乡里人纷纷响应。至于三党宗亲中赈济贫穷、怜悯困乏的人，很少有人因为钱袋空了就停止行善。到了侍御显贵以后，靠他家供养而举火做饭的人更加多了，但太公对于三釜的俸禄收入更加毫不私用。有人说：“贾公实在辅佐了他，从前是鸿妻，如今是鲍母；不严厉却自有肃然之气，珍视俭朴而又慈爱；夫妇相互敬重，年老背驼、儿孙绕膝，和乐融融。”侍御曾述说太公的庭训：从他本人到了舞象之年起，太公就拿古代明贤忠孝的事迹来相互期望勉励。等到他入朝在枫宸应对，出任司理时，太公又告诫他说：“这是欧阳修精心办理案牍、持守公平法比、不让文章掩盖政事的职任。去吧，要努力啊！”等到侍御因廉洁公平而奏报为最优，被提拔到西台，穿绣衣、持斧钺，巡视淮海盐政时，太公又告诫说：“这就是李膺所做的揽辔澄清，也是刘晏所做的观测风向、筹算财赋；你这个年轻人何其幸运，竟能亲身试行这些事业！去吧，要努力啊！”大概侍御在澄清吏治方面建立了功绩，天子认为兰台、石室的史职专由他掌管，于是召他辅佐词臣，参与修撰《熹宗实录》。太公又高兴地说：“我家以史为姓，以史为官；如今以后能够褒扬善行、贬斥污秽正直，刊刻一代信史，流传万世，我已经有多余的荣耀了。哪里一定要用九如来祝颂、以三寿作伴才足以愉快呢！”于是十二月初一，太公夫妇同七十岁的亲友刘公等人，因为侍御此时正掌管天策禁兵，不能在膝下穿彩衣起舞，便希望借祝酒之辞，叙述太公一生所谓以声誉为孝的事迹。我的年纪比太公大十岁，如今将要谋划鉴湖、鹿门那样的隐居生活，这一定是有道理的；于是太公不推辞，写下这些话，用来助兴祝酒。○序郭主客集

译古人有句话说：学习之后从政，未曾听说以政事来学习。翰林词林庶常的称誉，仿佛就是以诗来学习政事。岭南诸君子，如丙戌年的林公承芳、己丑年的区公大相，都是专门的名家，都凭诗名使翰林院受到重视，却最终不能凭诗使自己的仕途昌盛。世人多把五岳看作方寸之间；林公我没有来得及结交，而我同区用孺最为友善，见他整日苦吟，即使面对宾客也不停笔。诗人到长安游览大□，一定把那里当作归宿。用孺与我居处相近，每逢痛饮便欢呼拍案，邻居仿佛全都不存在；还分韵赋诗，直到三更漏下，客人才散去。用孺熟睡到太阳已经升到正中。翰林前辈来往的人很少有他愿意接待的，因此失去了众人的欢心。用孺没有党援，于是受困罢了。我询问林公在馆中失去欢心的情形，大致也相似。唉！是人自己忌恨诗人罢了，诗有什么负于时世呢？甲戌三月，区孝廉拿着文集给我看，我正高兴地读了一两卷，郭礼部也拿着诗集来了。礼部先前任庶常，是专门以诗著名的名家，但承明著作之林却好像吝惜接纳他；他遭遇的情形同林、区两公很相似。我正要整理行装上路，还没来得及读完礼部的诗，便要离开岭南；于是把岭南与翰林院中的旧事写出，来记录这样的感慨。大部作品中本来有不朽的事业在，必定会笑我这些话浅薄，我也无从辩解。○重题铜龙馆序 蔡中郎的石经立在太学，正是仿效马伏波在东都门铸造铜马式的遗意。往年有人把我剩下的书法刻成石本，命名为“铜龙馆帖”；后来本乡有人用枣木、梨木仿刻，仍借用这个名称，使人无法区别。如今得到家侄孙臣棐参政重新修整石本，又有所增补订正。我的书法虽不足以流传，但黎丘之昡的迷惑或许可以避免了。我最初在癸酉年学习书法，如今是甲戌年，已经经过六十年，像僧家按照戒腊计算年岁一样，不知不觉已经换了一个世代。多多许，颜清臣说过：“亲眼见到张伯高，每每受到他的激励振作，他便把笔法传授给我。”我的资质薄弱，又被世务缠绕，不能熟习，直到现在也没有成就。我正像颜清臣所说的这种情形。◆题词 《茶董》题词 《酒颠》题词 《崇兰帖》题词 《刻六龙觧》题词 《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 《远游篇》题词 《江南春》题词 《卧游册》题词 《王竹坞诗册》题词 《杨女郭节妇传》题词 《彤管遗徽册》题词 《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漱六斋草》题词 《陆洛诵文稿》题词 《唐名必文稿》题词 《夏彛仲文稿》题词 《朱伯升制义》题词 《原孚侄制义》题词 ○茶董题词 荀子说：“一个人做事从容有余暇，他的出入行动也不会走得很远。”陶弘景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又凭什么来使有限的生命快乐呢？”我认为品茗之事足以当得起这句话。大概幽人高士脱离了权势名利，借此消磨壮志、打发日月。水源的轻重，辨别起来如同淄水、淆水的清浊；火候的文武，调节起来如同炼丹鼎炉。不是以枕石漱流为伴的人不会亲近它，不是把文字当作饮食的人也不能同它相比。如今这件事，只有许夏茂卿把它揭示出来。顾渚、阳羡这样的产茶地，都是肉食者前往的地方；茂卿又怎么能够禁止他们呢？这就好像勉强微笑却并不快乐，勉强作出脸色却没有欢情；不过茶的韵味本来就胜过一切。我早年便秉持幽静高雅的志趣，入山十年，多少可以不愧于茂卿的话。如今驱车进入福建，想到凤团、龙饼，还要在延津煮茶。难道一定要像士人思念廉颇、渴望被赵国任用那样吗？只是《绝交书》所谓“内心不能忍耐烦扰，而官府事务又纷繁缠身”的情形，终究辜负了茶灶。茂卿还能够因为同样爱茶而谅解我吗？○酒颠题词 陶渊明宽恕醉人，与渔父一同清醒。他说正话却像反话，仍然反复吃酒糟、饮薄酒。这就是所谓把大梦寄托在杯盏之间，而道德义理的尺度仍然自在其中。要达到颠狂境界哪里容易？懂得这一点，就懂得文成公的辟谷、图南的好睡，都是真正能达到颠狂境界的人。茂卿大概是饮酒之人的雄杰吧！至于醉卿所处的天地，腾腾然、兀兀然，接近于天性完全自在。细微之处一一剖析，便属于无记所摄。因此凡夫沉醉于无明，二乘沉醉于涅槃，只有大圣人能饮酒而不至于昏乱。茂卿深通法喜，所以替他提出这层转语。中下等根器的人想读《酒颠》，请从《酒诰》读起。○崇兰帖题词 父子都是书法家，自王羲之、王献之以后，有欧阳询、欧阳通、徐峤之、徐浩。本朝则有我们郡的莫方伯和他的儿子廷韩。我以方伯为老师，以廷韩为朋友。每当评论两家的书法，我的老师总是合乎规矩、进入法度，笔势飞动回旋，似乎端正中含有奇崛，超越世俗便成为雅正。廷韩则风流纵宕，神采飞扬而姿态多变，酝酿诸家之长，构思独具巧妙。廷韩像五陵豪侠，宝剑金樽，意气自得；我的老师则像温伯、雪子，端正容色面对宾客，使人一望便意气消尽。廷韩游历的道术既广，鉴赏之家无不遍访；我的老师身份地位高华，懂得的人少，反而自以为珍贵，除晋人书法之外一步也不窥看。因此当时了解廷韩的人，有人说他胜过父亲。可是我的老师以骨力见长，廷韩以姿态见长；我的老师自能安排结构，廷韩的结字多出自前人名迹，这方面两人正可分甲乙，确实像王羲之、王献之一样。我还记得老师编成《崇兰馆集成》时，当时作者很多，唯独把集序交给我。那时我还是诸生，谦逊而不敢答应，到现在仍然惭愧。延陵季子的宝剑，不过是书信文字的小道，哪里足以作为报答师门知己的效劳呢？庚申八月七日夜，我梦见老师命我写草书。第二天早晨，您如今索要弁首之语，我便随意写下这些应付。○刻六龙觧题词

译韩退之作文，写《王拘幽操》，描绘姜里柔顺而文明的情致，光彩闪烁，充满生气。虽然如此，韩退之仍像是附加的赘物吧？六十四卦象全都是《王拘幽操》。那位蒙受灾难而排解忧愁的人，能够长久地观察反省，每天用《易》道占问自己说：“难道我不能登上岸吗？难道我在刚柔进退之间不合乎天道的法则吗？不然，难道圣明之道竟然会如此难以感通吗？”这使圣学发生一次变化，《小雅》又发生一次变化，《离骚》也不过是善于怨恨罢了。自屈原以来，孤臣迁客忧虑谗言、害怕讥刺，有谁能阐明道理、著书立说，却不写出失意孤独、怨愤不平的话呢？东溟先生的《六龙解》，是在他等待任命于九江时撰写的。它穷究天人之间的奥妙，开启玄妙空寂的秘门，足以使公明先生结舌、王弼笑颜舒展；在谈论《易》的诸家中卓然超群、独自突出，这已经很奇特了。然而先生当时秉持正直而受到忌恨，进退两难，心中也未免有失意孤愤之情；但他笔锋所到之处，绝无偏激之气，只让人感到忧虑时局、警醒世人的微妙旨意，像朱弦奏出的疏越之音，一唱三叹，令人可以歌唱、起舞，也令人悲哀流泪。先生不只是借此告诫世人，也借此反省自身；对于六龙的旨意反复剖析判断，其中有“惕若”的象意，深沉而久远。” 这大概就是作《易》者的忧患之心吧？我一向研治管氏《易》，如今读先生的《六龙解》，心中更加有所领会，才知道焦延寿传给京房的学说只是末流。于是把它刊刻出来，传播给世人和世间教化，希望多少有所补益。○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 我们松江顾氏的《印薮》，难道是从印学盛衰的由来写起的吗？为什么说它兴盛？偏僻村落中的三家人，未必能见到秦汉印章的制度；得到一部《印薮》，便可以按照谱录看得清清楚楚。漆书的点画容易摹写，铁笔的锋棱容易仿效，印纽的安排容易遵循。五十年来，承袭使用的道路渐渐扩大，学习者的门户也四面八方敞开。岣嵝碑、石鼓文，都可以鞭策驱使了。所以说它兴盛。然而，这只是雕刻树叶而已，如同画家只谈形貌、禅家参究死句。我看见狸猫凭借捕食饱腹，哪里能取法猛禽飞行成列？如今的兴盛，不正是衰败的开端吗？所以过去的《印薮》不如今天的《印衡》。《印衡》虽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却具有血气；《印薮》则像百家补缀的破衲衣，完全没有神明。吕不韦说：人们不把可以连城的国宝尺玉看作珍宝，却喜爱自己的苍璧小玑。秦汉的私印，难道就像苍璧小玑吗？只是人有自己珍爱的东西，却未必会使用它。自前代以来，赵子昂、吾子行、周伯琦等人，才开始提出把印章用于书画。书画同印学，难道不是合在一起两者都美，分开则两者都受损吗？所以蔡中郎虽精工篆隶，却不能挽救六朝印学的衰落；当时的书家如王、谢、白氏等，都只在作品上题写自己的名款，不再使用印章。李阳冰虽精工篆隶，也不能挽救李唐印学的衰落；当时的书画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李邕、范真迹等，也都不在作品上钤盖自己的名款，不再使用印章。这一传统在文寿承、许元复时重新振兴，是有原因的。画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也有这些品级。比如我收藏的李斯九字小玺，人工技巧达到极致，又与天工交错，难道不是神品吗？赵武、赵婴、张良、王陵、叔孙通、贾谊、卫青、李广、张苍、王成、张衡的印章，有的呈方形如珪，有的呈圆形而成璧，难道不是妙品吗？其余的都属于能品。只是古人有句话说：“失去自然之后才达到神妙，那么逸品又在神品之上。”这虽然不是确切的论断，却如同上界有散仙，厌弃天界事务；西方传来佛法有初祖，直接传授佛心。最高贵的品级，只见于梁伯鸾的一颗印，文寿承为陈淳刻的道复氏印，也接近这种境界。千秋是有眼力的人，希望他能够钻研这一道，以拔起新都的旗帜。○远游篇题词 修微有才，兼有左芬的禅意，参究月上枇杷、花下等境界，却鄙弃它们而不肯居于蕊珠宫中；有人招请他，他也不前往。沾泥的柳絮，不再随风飘荡；净土莲台，则时时入定。如今将要远行寻找庐山，向憨师询问佛法。孤云依靠什么，明月独自升起？虽然有许多寻求朋友的情意，难道没有怀璧获罪的忧虑吗？只有这部行卷可以作为护身符。星河近在眼前，还垂下织女机杼般的文采；弱水难以航行，却远远传出步虚之声。只要使异鸡转身逃走，便知道黄鹄正在高飞。上官的秤，哪里有神奇的秤锤？人的城池，巍然就是天险。暂时游历万里，大概就在这里吧？○江南春题词 《庄子》和《离骚》都是楚人的作品。能够读懂《庄子》，也就可以读懂《离骚》。所谓“寓言十九”，不就是这样吗？梁昭明为陶征君编序，却删去了他的《闲情赋》。他真把溱水、洧水之间的男女情歌当作淫靡之风，把《九歌》中解佩、投珥的描写当作周秦行旅纪事一类的作品了。真是固陋！吏部徐大冶任舍人时，和倪瓒《江南春》的词，每一韵写八首，又扩展为四时，夏、秋、冬各写八首。虽然文章产生于情感，而意旨仿佛有所寄托，不只是同《比红诗》《香奁集》一类相比；而且窄韵和奇特语句层出不穷，并不枯竭。像渡泸水的军队，七擒七纵仍然能擒获敌人；像通往桃源的道路，再次进入也不会迷失。先前唱和的人，全都自行废弃了。难道不是像蒹葭白露一样，独自抒写思念伊人的情怀；像铁心石肠一样，却不能掩盖广平的文采吗？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大冶辅佐吏部的才能了。我已经替它补绘图画，又写下这篇题词。大冶世代出自中吴，却居住在楚地，他从《庄子》《离骚》中得到的东西很多。○卧游册题词

译趣文敏向钱舜举询问画道：什么叫作士气？钱氏说：就是隶书的体势。画史能够辨识它，就可以无翼而飞；否则便会落入邪道，越工巧反而离正道越远。但还有一个关键：必须做到不向世俗有所求，不因赞誉或毁谤而动摇心怀。我曾经把这番话讲给画家听，没有一个不皱眉，都说这一关难以渡过，所以年年停留在旧有的技法上。我的朋友孝廉李长蘅，本来就是清高之士，承继先世的事业，又有与两位兄长太史、黄门相同的家声，广泛结交、喜好宾客，宾客到来如同回到自己家中。他点缀一石一水，完全只是寄托兴致。即便唐解元自称喜爱画青山，商人把画拿去卖，长蘅也完全不屑。因此胸中没有赞毁，心意自在，十分恬淡旷达，同画家日益刻意临摹的技艺相去甚远。何况他应试求仕之业号称专门，诗、骚、诸子、史书无不博通贯穿，又一一在画中表现出来，难道不是超然脱俗的逸品吗？这两册都是长蘅与邹孟阳同游苏台、武林时所作的画，大体上十分之七取法黄子久，十分之三旁涉倪迂、梅道人；每一幅都记载年月和游踪，宛然如《广陵散》一曲，嵇康仿佛仍在，孟阳也充满无限感慨。长蘅从五百里外寄信来，请我写几句弁首之辞，不知黄痴、倪迂等人是否有过这样的身后交情呢？○王竹坞诗册题词 感念恩义、为知己舍身、以生命表明报答，是侠士肝肠受到触动；怀念贤者、喜好德行、遇事便激昂，是正气受到触动。如今竹坞先生成为郭宗伯的死友，他的义行确实高尚，但也只有荆轲、贯高一类的人才能辨识。我的意思是赞美竹坞很多，是因为宗伯的贤能，宰相不能了解，而竹坞能够了解；宗伯的冤屈，同朝官员不能替他申诉，而竹坞能够申诉。不能用死亡恐吓他，也不能用官职诱惑他；这就是天地间的正气，足以同段太尉、安金藏并肩鼎立。唉！平津侯的宾客倚仗权势排斥贤人，转眼之间，富贵在哪里呢？只有青史上的唾骂，千年也不会磨灭。相比竹坞先生遭受刑具、身体濒临九死，他作为大丈夫的英气，足以歌咏，相差何止天壤！我渐渐遭逢世间祸难，对交游情态的变化有所感触；听到竹坞先生的事情后，更加受到鼓舞。于是读了诸君子的赠言，在卷首题写这些话。○杨女郭节妇传题词 杨女郭节妇的谥号是贞烈，她的事迹已经完备地记载在顾宗伯、钱太史的传记中，言辞已经停止，却也已经核实充分，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可是我读到节妇写给姐妹的遗书，其中有一句：“我是被读书耽误了，你们千万不要读书。”那么从她的父亲尚宝公，到各位赠言者，都还没有给这句话加上脚注，使它昭示日月而流传。我幸而独自知道其中的含义，怎敢吝惜多说几句呢？古人说：“要寻找忠臣，必定在孝子之家。”我也说：“要寻找烈妇，必定在孝女的闺室。”不过，事情的形势不能两全时，陵母自尽、赵苞临敌，都是义理有更重要的方面，而感情只能有所割舍。烈妇的意思是：“殉夫便不能侍奉父亲，完成地下的约定，便不能承受膝下的欢聚。”她大概只是说，宁可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像鸿毛一样轻，而使父亲、丈夫两方面都能保全罢了。不然，烈妇所舍身而树立的节操，将用来作为妇人的准则，难道不是对骨肉亲人寄予厚望吗？怎么反而说是被读书耽误了呢？从前孔子也曾自称被误解，说：“要获罪于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假如《春秋》果真有罪，那么烈妇读书果真成了错误。唉！三光五岳的精气集中在烈妇身上，而五经十七史的典籍，也都可以由烈妇来证明。即使不说她腹中藏书万卷，像蔡文姬、李易安那样，即使面对十重铠甲，她的气节也足以与唐代魏郑公、本朝杨文贞相比；那些功勋声名和事业光耀古今的人，也还将惭愧退避三舍。书籍对烈妇有什么错误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传说烈妇在三十六岁时去世。我认为，心死才是真死，身死反而是幻灭。烈妇自从许诺郭郎、决定以死相随以后，早已没有了生意。九年之中，日日都是她的死日。大概突然死亡容易，缓慢地走向死亡困难，为什么呢？死生取决于感情，突然死亡便会激烈，日子久了便会平淡。平淡以后，悲痛之心渐渐减弱，也就可以抚育孩子、教养儿女了。所以说烈妇死于三十六岁，不过是用六十甲子的说法来指代年月罢了；其实她早已与郭郎一同死去很久了。两位史公已经表彰烈妇的节义，我又阐明她孝顺而刚烈的一面。妇女所谓的虚名，世上确实存在；但为了获得虚名而去死的人，哪里有呢？当时烈妇的叔父弘聚在吴中掌管教务，我这样告诉了他。弘聚说：“九泉之下如果有知觉，她一定会说：生育我的人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人是史公。”于是请我把这些话题写在册页的开头。《彤管遗徽》册题词 妇女的德行通常不显著于闺门之外，但范蔚宗的《后汉书》特意为她们立传，甚至与杰出的士人、著名的儒者、劳苦功高的大臣和征战将领一起流传不朽。此后执掌史笔的人，记载种种幽闭之中的贞操美德，光照彤管，胜过金石。朝廷沿袭古代的制度，凡臣子奏报功绩，便用玺书加以褒奖，也会称颂他们母亲的圣明善德。大概馆阁中所选的文章，实际上代替君王发表言论。那些出身寒门、居处简陋的人所行的善事，能够一旦上达天子，尚且称为遇到知遇之主，何况是女子呢？由此看来，说闺门中的德行不能显扬于外，实在是不对的。吴县曾侯担任县令将近三年了。他政绩成就之后，总说：“这都是母亲的教诲。”常常叹息感泣。孺人思念母亲没有止境，如今朝廷的褒誉将要到来，却痛恨母亲不能等到这一天。又想到代替君王发言是有体例的，受制于这种体例，无法充分称颂母亲的慈爱，何不请当代作者们运用他们深藏的才思，抽取精美的文辞，好比张开百眼的罗网，务求多多捕获佳作，也许可以稍稍报答母亲无穷的恩德。只是我与曾侯有一面之交，所以他最先把册页交给我，并告诉我说：“先生从前掌管史局，召见我的时间已经很晚，没能得到您的一句话，使皇上的恩典光耀我母亲，却又遗憾她未能得到奉养。先生的文章足以流传千载，已经是我的遗憾了；即使如此，如果能请先生作为先导，向诸位作者求取文章，那么我母亲的贤德，上可以传达朝廷，远可以流传后世，都要依赖先生了。” 唉！如今掌管诏令文书的人多如树林，到哪里去寻找旧日的文章呢？如果要向野外寻求，那么我本来就是野史之人，也许还可以作为传信的凭借。题名为《彤管遗徽》，等海内诸公的诗文编成之后，我当为它作序，绝不敢推辞。《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译我的朋友吴长卿，是天下杰出的人士。他胸中藏有数万卷典籍，也有数百万甲兵。执政者认为他请缨报国的志气雄壮，便让他出任地方官，他已经脱颖而出了。然而荐举人才的人，往往像挡在门前的兰草一样受阻；被荐举的人，也有被斩断根基的剪刀所伤。这是五岳在方寸之间感到不平，也是六月大鹏扶摇而上的气势暂时停息。如今他在汉东担任副职，独以清廉善政著称，把他的官署命名为“饱菜轩”。以他的才情，即使叔夜餐霞，也不足以比拟他的高洁；子卿啮雪，也不足以比拟他的坚贞。说到“菜”，又有什么可取呢？难道是说，吃藿豆之食的忧患与食肉者的鄙陋截然不同，而清淡无味反倒成为天人的粮食吗？其中的意义，陈征君的记文已经详尽说明了。因此替他题写匾额，随意写下几句话作为开头。《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各地的制义文章，各有偏长：吴地重韵致，越地重色泽，楚地重才情，闽地重结构，中州重含蓄。大体说来，如果能够突破地域界限，便可以汇成一家；这只有天下杰出的人才能做到。中州的街市之间，人们只知道伊洛一带有程氏兄弟的学问，却不知道苏氏、秦氏兄弟的文章。因此，他们的文脉是驱使纵横奔放的笔锋，来发挥理学的旨趣。我看方使君的文章，出入变化，不拘守旧常，已经十分奇特了。使君却自称为“平平”，这是为什么呢？苏子瞻从《国策》中更加懂得文章的奥妙，他评论文章说：“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渐老练成熟，才达到平淡。其实并不是真的平淡，而是绚烂到了极点。”使君所谓的“平平”，正是如此。中州的文章，自从使君一变之后，已经成为海内的宗主。使君作为当今作者，应当与卿大复、苏门并驾齐驱。何必只谈制义呢？如果论制义，他的成就很高，哪里是两位前贤所能比的呢？《漱六斋草》题词 我的朋友何士抑，说文章严格遵守前辈的规范法则。自毗陵以后，仍然保有典范。十五年来，海内学习举子业的人，都知道何氏之学；所谓断然自成一家之书，远远看去就能辨认出来。前些时候我经过武林，有位客人把《漱六斋稿》给我看，我却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客人说：“是士抑的。”又说：“您为什么不能辨认这是士抑的文章呢？”我接过来读完，便感叹说：“啊！士抑实际上已经舍弃了法度。我用法度去寻求他，所以反而错过了士抑。即使如此，如果没有士抑的根底，几乎不能辨认，这正说明舍弃法度是多么困难。”两座营垒相互逼迫，两位雄杰彼此对峙，而侠客剑士却凭一把鱼肠匕首在枕席之间取得成功，那么孙武、吴起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这就是舍弃法度的比喻。再用禅宗来比喻：达摩从西方来到，一门之中便超脱出来；而无数劫的修持、三千种性相，都在弹指之间了悟，甚至坐断佛头。文章家的三昧，难道能超过这种境界吗？然而不能穷尽法度便贸然舍弃法度，那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度。士抑却是能够穷尽法度的人。穷尽法度之后，嬉游跳跃，无一不是法度，所以他的意象有神采，格局又绝无踪迹可寻。大概他的造诣处在谦、应德之间，从今以后，我才看出士抑的境界难以穷尽。士抑凭借这一点在海内争胜，海内也更加尊重士抑，文坛的旗鼓已经完全变换了。《陆洛诵文稿》题词 平原的原野上有四座山，叫作机山、横云山、陆宝山、昆山，都是因陆氏兄弟而命名的。昆山，也是世人所称“比玉”的意思。陆生洛诵建造草堂，正处在平原村四山的旁侧、向背之间。进入草堂，轩窗楹柱一打开，山光岚色便从四面聚集映照，尽显群峰的胜景，使人兴起凌驾青霞的遐想。只是独自整理世外事业也就罢了，如果还让心思混杂在经生义理之中，便不合音韵了。陆生特别喜欢在这里研治经义，而他经义文章中最精到的部分，也都是在这里得到的。我曾一两次经过陆生那里，他总是为我朗诵他的文章。每朗诵一篇，声音便低沉有力，震动林木，我对篇篇文章都称赞不已。深秋时，陆生忽然汇集他的文章四十多篇，拿出来给我看，准备刊行。陆生的弟弟叔交听到后说：“唉唉，我们家的白眉误入歧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便逐一指着对我说：“这不是平原村吗？这不是机山、横云山等山吗？我曾凭吊古人、怀念贤者，来到村墟，探访他们的遗迹；登上群山，想象他们的风采。当年两位贤人耗尽精力、销魂落魄，把生命献给文章，树立旗帜、驰骋声名，如今都归于烟云虚空。只有河山寂寥，村墟依旧，时时听见鹤声在江月下哀鸣。” 他们将要成就伟大事业，尚且如此，何况经生的事业不过是土芥呢？又凭什么能够流传呢？”我回答说：“确实如此。然而，那两位贤人所作的辞赋，也同样是土芥。这里的江山村墟，自古以来就存在。只是必须借助两位贤人的名声；两位贤人虽然不在了，而河山的名称千年不变，那么土芥一般的文章也就能够流传得很远。如今被视为土芥的东西，就是过去被视为土芥的东西，难道就没有流传的可能吗？”我又听说这部文稿将由陆生带往南方越地，越地名公很多，一定会有像张丞相那样有鉴别眼光的人，看到后惊异，称作“云间生文赋”。叔交说：“有这样的事吗？” 《唐名必文稿》题词 我们松江，自唐文恪公以殿试第一名进入承明著作之廷后，后来进入翰林词馆的，有不肖的昌和杨太史、高太史、徐宫詹、张宫谕、钱宫允，一个接一个从未断绝。然而，他们的文章有的像虔地的刀，有的像燕地的匣子；要寻求像王氏青毡那样的传家之物，却从未有过。如今名必考中进士，官至卿，为文恪公的从孙。他的行卷浩浩荡荡，深远宏大，奇正相生。我评价文恪公的文章，如四瑚八琏，可以用于宗庙祭祀；名必的文章，如干将、莫邪，陆地上可以刺杀犀兕，水中可以斩断蛟龙。那件青毡旧物，看来将有希望了。杜子美说：“你家最近奎宿三象，时论都归向尺五天。”我愿作为前导，进入都门，请把这件事拿给宫允看，看他是否会击节赞叹？《夏彝仲文稿》题词 书若读得痛快，容易读完，古人把这看作一件憾事。我天性嗜好读书，却厌恶苦读帖括之文。今天徐伯雨把一部书稿给我看，自称不能读完，我匆匆翻看一两篇，发现多非寻常格调，禁不住技痒，反复读完整卷，反而遗憾它容易读完。于是询问作者，原来是夏孝廉彝仲。彝仲不到二十岁时，神采清朗，如玉山映照，笔端仿佛有口，纵横奔放而不受拘束，确实是文章中的豪杰。我一见他便心中认定，认为他可与弃繻生、卫洗马、季孟相比；温陵蔡公还曾在童子科中把他擢为第一。不久他便考中，容易得如同拾取芥草，而举荐他的林太史、张黄门这些国士，对他的赏识仍然认为没有穷尽。假如看到彝仲的全部作品，又不知应当如何评定高下了。武塘的文坛，廷试魁首和乡试解元，隔年接连出现，只是礼闱会试的杰出人物还要等待。彝仲要努力，即使楚地的人才被晋国任用，也未必不能为峯泖增添光彩。《朱伯升制义》题词

译江南研治《易经》的人，都属于朱氏之学，大概是弇州先生引导的。先生以冷眼看待千古人物，却唯独对朱定国降低身份相交，认为他是天下士人。乌衣巷诸位公子把他奉为老师。长公伯升精通家学，近来因省亲来到这里，我得以读到他最近的制义文章，姿态纵横奔放，而典范法则又森严整饬。探究幽微的思考，写出来却流畅平易；雕饰的文采触目可见，而天然真趣又跃然纸上。这难道不是书法家王献之那样的人吗？评论书法的人说，王羲之灵和，王献之俊逸；父亲和儿子并称神品，而子敬的意趣更加广阔。孙虔礼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这正是子敬之所以成为子敬的地方。如果完全写成父亲的书法，哪里需要在屋上再架一层屋呢？山阴继承父亲，只成了颖川，实在惭愧于长辈。定国曾任靖江令，又任我郡司马，声名著于循良奇异之政。每当谈到举子业，总是神色激动，只恨知音稀少，价值连城的美玉无人赏识；现在可以赏识他了。至于伯升的为人，我听说他有孝友大节，在文章之外还有更高的成就。这里只谈他的文章，大致如此。《原孚侄制义》题词 我家同族子弟中，列入贤科名籍的有五人，从庚戌年原汉宗伯参加廷对，到癸丑年，其中有原孚。家学虽然没有荒废，但能声不显。若论制义，原汉年轻时意气旺盛，一往直前便达到完美境地；到了久后，原孚专门研习这一门了。我在林中居住教导孩子时，原孚在家塾中受到我许多褒扬和指点。我的调法不合时宜，但凡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精辟言论，我没有不向原孚全部传授的。原孚刻苦攻读、甘于清贫，这是他的本性。他成为孝廉已有几年，出门没有车，吃饭没有鱼，始终不脱离寒酸士子的旧习。取得功名、与同榜者一起入仕之后，正等待诏试宏词科。原孚写信给我说：“周文襄选拔吉士，尚且上疏请求改任官职，希望能得到当世任用，难道是异于常人的人吗？”他的高雅志趣就是这样。文章的佳处，没有什么不能学习；只是浓厚与淡远，各自要表现出自己的精神。至于月光般的自然境界，不是学习所能达到的。远公开社，邀请陶渊明而拒绝谢灵运，很懂得诗的旨趣。明白这一点的人，才可以谈论原孚文章的宗旨。孙男庭 广 廙共同校阅 《容台文集》卷之三完 《容台文集》卷之四 华亭董其昌玄宰甫著，长子祖和。海上叶有声君实甫校订，长孙庭编纂。记 碑铭 引 记 御书楼记 原心亭记（馆课） 成乐轩记（馆课） 求忠书院记 光岳楼记 彭城云龙山重修放鹤亭记 兔柴记 兰墅后记 安庵记 崇真阁记 重建云栖禅院记 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 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 草玄阁读书记 吴居士施画罗汉记 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 叶少师碑阴记 西湖建关帝殿碑记 总漕大司徒陈公去思碑记 清江主政韵弢顾公思碑记 官氏墓田记 太傅许文穆公墓祠记 歙西莘墟重修许宜人祖母墓记 扬州都转运盐司重修先贤董子祠记 记载奉诰命追赠正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爱云曾公祠堂的文章。丹阳贺氏篁川祠记 御书楼记 所谓御书楼，是文肃王公的孙子玺丞王时敏，在专祠之前供奉皇上赐给的手札而建的楼。文肃公在世时，把手札密封重重收藏，从未公开给人看。这正如温室中的树木不对外展示以表示恭敬，宫中机密的话语以不得泄露为戒，大概正是因为他谨慎。文肃公去世后，玺丞仍然愿意继承祖业，采杜蘅作屋梁，雕琢有文理的石头作台阶；楼阁高峻，屋脊如鸟翼，皇恩的光彩交相辉映，希望这样可以使地下的先人复生，仿佛在羹墙之间庄严地看见祖先。后代子孙请求保存这些手札，荣耀超过山河带砺的誓言；这是圣明君主与贤良大臣相遇的朝廷典范，也是忠孝之家的家法。楼落成后，他把册页交给我这个旧史官，叫我为它作记。其昌私下很有感触。皇上即位以来，任命首辅已经有好几位了。至于一德一心、受到专一的信任和倚重，像师保一样严肃，像年高的蔡氏一样可信，像同居一室的亲人一样亲密，早晚相处，亲近得如同家人父子间的交谈，这些只有文肃公做到了，他凭什么得到这些呢？大概是因为他年轻入朝时，就凭借一介不取的操守和终日不懈的节义，使百官受到感动，声名传到九重天子面前，这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自从他入阁主持国政以后，宫门深严，密勿大臣很少有机会被皇帝召见。文肃公想像前代那样在午朝时面对面进言，不能做到；想像前代那样在便殿留身奏对，也不能做到；所能考虑的，只有依照内阁值班的旧例，不定时亲自上疏，以求自我安定。如果早晨陈述政事，晚上便传布出去，把责任宽泛地推给外廷，又把过失分担给皇上，这种纯臣的情谊，或许并不心安。因此文肃公补充奏牍常常再三修改，草稿也曾焚毁八九次。调和羹汤，要使盐和梅相互配合；补缀帝王的礼服，要使缝补的痕迹不显露。他这样的忠诚，金石也能贯穿，何况皇上的鉴察极其明白呢？最终能够得到皇帝的知遇，确定国家大事，实在并非偶然。比如御札中反复商议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册立太子更重大呢？当宫府彼此隔绝、荣枯形势不同的时候，赤松子那样的羽翼难以凭力量相争，黄瓜风刺使人几乎心碎。申文定因此拂袖而去，王文端也因此被赐玉玦。文肃公再次乘蒲轮出仕，独自坚定地承担重任，开始时还如转动巨石一般艰难，最终却像鼓槌击鼓一样顺利，因此才有了讲论太子学业的诏命。文肃公仍认为礼制体统不够尊崇，群臣的疑虑就不能消除；宫中的仪制不严肃，旁观窥伺的事情就容易发生。凡是承受、采用的礼仪，都一律按照皇上讲筵的礼数办理。当时劳爱和师济都受到显著任用，群臣贤士齐集；鸡鸣时询问夜禁，鹤禁开启宫门，前有凝丞后有辅弼，共同辅助推行常道教化，日积月累，使光明不断昌盛。其昌曾经暂代职务，向从官询问此事，他们都说是旧日辅臣所制定的。如今老成之臣渐渐远去，政坛上的得力人物日益减少，四位辅臣没有完整配备，只办一件事便被认为是空置官职，这种情况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了。那是当时的情形：挽回天意、延缓时日，终于成就了这件事，哪里是因为顺风呼喊、顺着河流下行而轻易成功的呢？回天感通的缘故，实在值得深思。这些手札共有二十七道，其中有些是在文肃公服丧期间皇帝赐下的，尤其是罕见的恩典。即使皇帝曾为他在韦谷停设帟幕、在东园供给秘器，也没有什么可以与此相比。君臣之间，真是盛美啊！过去贞观年间屏风上的书帖，只是标志文苑的盛事；淳化年间皇帝的飞白书，也只是玉堂所看重的珍品。哪里比得上皇帝天生多才，赐予贤能辅弼，以回鸾飞凤般的奇妙笔势，表现投水转圜般的美好，成为千载以来的盛事呢？这些手札所在之处，应当会有庆云垂降，百神暗中护卫。这已经不只是王氏一家宏大的璧玉了。《伊训》说：“君王的心志要专一。”又说：“君王的话语多么伟大。”我谨以此作为颂词，恭敬地记述下来。《原心亭记》（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