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四

译从敬一亭向西走，再转向南，有一座一楹的小亭，是翰林署中供游憩休息的地方，题写匾额为“原心”，是用来警戒自己的。关于“心”的学说，古人从未精确说明，并不是他们不认识心；每个人都认识自己的心。《洪范》用治水来说明，《丹书》用治兵来说明，难道果真有政事与学问的区别吗？时代已经久远，士人很少听闻大道，他们把政事与学问看成彼此妨碍的精粗、动静两面，所以心学往往无人讲论。偶尔有人聚族谈论心性，也只把它当作名理来谈论和衡量，并不能真正穷尽其实际内容，也不相信它可以施用于现实。世道的升降，本来就由此而来。国家设置官职和属官，六曹九寺各有职责和职守，只有翰林没有固定的职守。这是天子用来澄清精神、培养道德，以等待安置俊杰人才的地方，不受功令的绳束，也不受吏道纷杂事务的牵累。这正是政事与学问从未分开之处。那些有固定职守的人说：“把政事与学问结合起来太难了。”这里政事与学问本来就没有分开，又有什么推辞的呢？何况翰林中重大的职责，是坐而论道、代替君王发言；如果没有根本修养，怎么能够胜任呢？所以没有什么比养心更急迫。养心并不是坐着驰想、向内观照，抛弃外在事物，不顾天地百姓万物的实际事务。而是要致力于心的本初。心应当虚、平、公、正、明、静。虚，是为了应对万物；平，是为了作为衡量的标准；公，是为了广泛周遍；正，是为了有所守持；明，是为了照察；静，是为了简约。凡此都是心的本初状态。那种像焦火凝冰一样，与外物接触便发生纠结，既不虚、不平、不公、不明，也不正直而且不能安静的，是情识。情识是心所生的东西，难道心本身就是情识吗？能够通达情识尚未产生以前的境界，才可以谈论心，也才可以谈论学。由它留下的余绪，可以建立功业；由它留下的粗迹，可以写成文章；它所建立的事业，应当自然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古人把箴言铭文悬挂在门户窗牖之间，把自己交付给师保，所以能够成就德行。《易》说……何况这座亭子在敬一亭旁边，那里有肃皇帝亲笔书写的御翰，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各位词臣出入时庄重诵读，奉行而不厌倦。能够在内心做到敬与一，对于心学还有什么困难呢？《成乐轩记》（馆课） 翰林署中有成乐轩，临近瀛洲之上，大约是在某年某地建造的，题写轩名为“成乐”，取的是孔子所说“成于乐”的意思。有人说：古代士人没有特殊原因不会停止弹琴鼓瑟，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会停止悬挂宫悬；近世士大夫在音乐方面已经全然缺失，这又从哪里得到“乐”而这样命名呢？我说：不是这样。所谓乐，就是喜乐。凡是人做一件事，身体不厌烦反复练习的劳苦，内心不厌烦经营思虑的辛苦，日子越久越不停止，一定要做到成功才罢休，那必然是因为从中得到乐趣。庖丁解牛，臧氏捕蝉，张旭写狂草，大概都是穷尽一生沉浸其中，以至于心中所想、口中所说、身体所接触的，无不与这件事相关；不仅如此，喜怒轻佻放纵的感情、穷困通达、获得丧失的处境，也都寄托在其中。因此开始是技艺，最终进入大道，如果内心没有乐趣，能够这样吗？何况是游于道德之乡的人呢？孟子说：“乐的实质，就是以孝悌为乐。孝悌之乐一旦产生，哪里能够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由这句话看来，钟鼓和乐舞的行列，对于乐来说已经疏远了。孔子以乐忘记衰老，颜回以乐忘记贫困；他们作为里巷中的普通人，彼此谈论乐，竟说差不多可以达到《韶》《武》的境界。圣贤得到乐的真情，本来就是这样。国家设置百官，六曹九寺各有职责，只有翰林没有固定职守。文书簿册的烦扰、吏道考核的优劣，都不能困扰他的内心；这是天子用来澄清精神、培养风采，以等待安置俊杰人才的职位。它不专属于仕途，也不专属于学问，大概处在求学与做官之间；应当平息情绪、消除躁动，融化内心的渣滓，与道术相忘，然后才可以谈“成”。试着想一想，我所做的熟悉古今典故、确定人物的评价标准、端正进言纳谏的根本、探入著作堂奥，能够像庖丁那样游刃有余吗？能够像累丸四五枚一样轻松自如，又像捕蝉那样专注吗？能够像张旭的草书一样，无论清醒、醉酒、睡梦，状态都始终如一吗？如果果真能够如此，即使没有宫悬、琴瑟，乐的真情也已经获得了。所谓“成于乐”，说的就是这个吗？至于律吕的变化、声音的节奏，用来培养德性，确实也不是没有益处；如果能够兼有这些，就更好了。轩建成已经很久，过去没有人作记，所以我特意表明题署的意义，告诉后来在这里游憩休息的人。《求忠书院记》

译凡是建立学校，必须先向先师举行释奠礼。书院有祠堂，是合乎礼制的。方逊志先生的学问，传给了宋景濂；从宋景濂往上追溯，有金履祥、何柏、许谦，直到考亭，师生传授都有次序，确实是世代嫡传。只是方先生为节义而死尤其突出。书院从来没有以死节之士配享祠祀的先例，那么我们郡里为什么要祭祀方先生呢？难道说是因为他的血胤还在吗？先生早已与文皇断绝关系了。亡国遗民之中，尚且有人焚烧妻子儿女以表示不受辱，方先生只是孤弱的遗民罢了。如果不是践履首阳山的隐士，便是洒下侍中的鲜血；方先生的志向并没有保存下来。难道说我乡里的俞公、任公都是方公的弟子，可以借此向神灵祈求吗？当时朋友们都被族灭了，只有婴、德玉等人，能招请谁呢？那么用什么来安抚方先生的英灵？回答说：用我们这一党求取忠义的志向来安抚他。孔子、孟子已经遥远，士人又没有纯正的老师，谈论忠孝的人反而淹没了忠孝的本旨。自从濂、洛、关、闽诸位大儒精确阐述之后，于是委身事君的道义成为家法，命令严明，斧钺威势也不能让邪说从中作乱。文天祥、谢枋得的死节，与张巡、许远相同，只是他们的学术渊源更加深远。为什么呢？前者如同击石迸出的火，性质纯真；后者如同传递薪柴的火，作用更为广大。高皇帝以纲常治理天下，曾经表彰余阙、薄危素，始终把劝导忠节看得十分恳切。其中最大的措施，在于罢黜诸子百家，专门确立朱氏之学。当时天地初肃，士人很少有偷生苟安之心；父兄所敦促引导、师友所责备讨伐的，没有不与真正的君主相应。好比千人拿着弓箭射向臣子的目标，而先生早已是其中最强的弓。商朝国祚六百年，不能说不长久；扣马而谏的两位士人，也不能说不奇特。壬午年的变乱中，以身涂斧、以血染剑的人，尸骨难道还少吗？那些救济樵夫和民女的人，难道不使伯夷、叔齐惭愧于史册中竟有这样的事吗？这正是高皇帝用三十多年磨砺出的权力，超过商代圣贤，也回应了六百年养士的报偿。当方先生以九死十族的节义，彰显朱夫子如抽丝剥茧、细密如牛毛的功业时，方先生死后，那些诋毁宋儒、说宋儒无益于国家的人，就都闭口退去了。这是朱子的忠臣，难道只是朱子的忠臣吗？孔子把管仲的功劳看得高于召忽，已经是平常的判断。假如把一世所有的忠义都归给周天子，那么召忽怎么会有私自奉事国君的行为呢？这正是《春秋》的法则。后来不又说“杀身成仁”吗？世俗儒者没有察觉，妄称圣人通达事理、贤人重视赴死，于是有人把管仲说成独一无二而劝进者接连不断。金陵那种絮絮叨叨的说法，以及所谓“长乐老”，究竟多么乖谬啊！如果没有方先生，圣人的法则几乎就要成为盗贼夸耀的工具了。这也是孔门的忠臣。方先生的足迹没有踏入我们士人的心意，但他的英魂浩气，唯独归于忠义，也唯独与学习忠义的人同类。从今以后，在讲堂中学习的士人，因朱子的传承和孔子的著述，在仰望墙壁、想见先生时，都能感受到先生的忠义；他的云车风马，或许也会降临而享受祭祀。九峰的一块石头，难道不是隐然与紫阳、白鹿相同的重地吗？祠堂由郡守明州张公创建，前任睦州司理毛公参与；适逢大中丞徐公以巡抚身份来到吴地，便为它丹涂彩绘。大中丞的先人有一位善安公，在浙江做官，任佥事，奉诏收捕方氏族人；他释放了其中的孕妇，事情败露后被断去一臂，家属戍守保安卫，具体情况见《浦城志》。如今把他附祀于祠中，与余公、任公一同配享方先生。唉！佥事公既已获罪，后来又主持安置孤儿的事情，却最终不能亲自查阅，怎能不抱恨？等到我们郡中方氏重新振作起来，他的慰藉也就可以想见了。如今他的义行恩泽流传久远，也有声闻；孙氏树立旌旗、修建碑壁，将在祠堂前举行祭祀，这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吗？从前公孙杵臼对程婴说：“死去容易，扶立孤儿困难，我愿意承担困难的事。”我也说：“建立祠堂容易，改定名位、列入从祀却困难。”中丞公正把天下的名教当作自己的责任，愿意承担这种困难；这就是继承前人的美德而永不厌倦。至于恢复方氏姓氏、建立祠堂的始末，我的朋友陈布衣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光岳楼记》维扬有书院，是盐运使者创建的。中途废置了四十年，侍御彭公利用办理盐政的空暇，恢复了旧日的规模，又加以扩建，使它更加宏敞。颁布条教，秩序井然。后来稍稍采纳风水家的说法，接续吴比部的事业，于是有了修建光岳楼的工程。彭公说：“圣王的制度，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居；杂居之后，他们的言论便容易混乱，所做的事情也容易改变。管仲大夫是煮海制盐的人，对于士人，却一定要让他们群居聚处，使父亲与父亲谈论义，儿子与儿子谈论孝，侍奉君主的人谈论忠。至于商人，只说让他们到市井中去就罢了。我难道是要和学使者分开对待士人吗？难道宁可使盐政兴盛，而诗书教育反倒拙劣吗？”不久楼建成，诸位生员已经前往吉水，请邹先生作记。彭公又把册页交给我其昌，说：“讲堂中所祭祀的，不就是你们江都的先贤吗？希望你推演阐发家学，使这些士人得到恩惠。我再三思考光岳二字的意义，知道它与‘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宗旨相合。”古今闻名于世的人，一定是钟灵毓秀于三光五岳而生。日是尹，月是卿，列星是诸臣，岳是神灵。称赞屈原，说他与日月争光；称赞韩愈，说他是泰山北斗，都是善于譬喻。至于江河水道，则不适合用来比拟。九府把它看作泉流，贪婪的人把它看作沟壑，这些都不是同一类。难道不是因为属于光明正义的便高尚，而属于利欲的便低下吗？属于光明正义的是士大夫，而流入下流的便不是士大夫吗？平津侯与江都王共同议论政事，汉武帝曲意求学的弊端流变成桑弘羊、孔仅的功利之术；即使他们身穿布衣，也不能拿来与拔葵的廉节相提并论。司马迁作《货殖列传》，见识未免太少了。扬州的士人要使这座楼不受辱，除了江都王的言论，便没有老师了。古代求学的人一边耕作一边养士，即使更换事业也是如此。我没想到他们会说出赞美商人的话，却谁知道多取财物就是贪婪的商人呢？谁知道以经营交游为能事就是趋附时势呢？谁知道喜好进取就是占据垄断地位呢？谁知道谋求自身就是筹划利计呢？五都的士人把计然、白圭当作圣人，他们哪里懂得仁义？士人诵读孔子的法则，却有人把它拿来当作市场上的商品。这就是对利的精细追逐。与光岳楼有什么关系呢？侍御公以美名赐给这座楼，就等于把楼的楹联题额作为师保。诸位士人亲眼看见它而保存道义，希望他们出入此处时不要违背眼前所见。过去江都王议论汉代政事，说盐铁之利是古代的二十倍，百姓却每天都称苦。始元年间，皇帝下诏让丞相、御史与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当时豪杰俊士纷纷汇集，茂陵唐生、鲁万生等六十多人，与御史大夫议论盐铁，想要开放仁义、抑制末利，他们的主张也本于江都王。如今天下追逐利益的罗网更加严密了，诸位士人群居聚处，接受侍御公的教诲，难道能不为世事忧虑、为天下操心吗？他们出仕后，能够像唐生、万生这些人一样，救助百姓的急难吗？这对盐政的帮助太大了！彭公怎么能说自己要与学使者分开对待士人呢？请把这些话刻在碑的背面。《彭城云龙山重修放鹤亭记》

译查考《史记》说，秦始皇东游，厌恶东方的王气；汉高祖心中疑惧，躲藏在山中。吕后曾经找到他说：“你所居住的地方有云，聚成五彩云；而且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大概是龙的德性。”彭城有云龙山，得名应当就是由于这件事。山上有放鹤亭，是隐居君子张天锡的故居，也是苏子瞻曾经作记的地方。亭子虽然至今没有废弃，但土地荒芜已经很久了。高邑潜颖张大夫因为分司掌管仓庾，多次登上山顶，凭吊古人、怀念贤者。他将要拆掉重修时，想到徐方震动邻近地区，又加上水灾警报，当时财力困窘而事务繁多，便环顾四周犹豫不决。于是节省缩减俸禄收入，估量木材、采集石料，役使工匠劳作，直接从宫中公帑取用，不烦扰百姓，并广泛发布消息。飞檐画栋，开阔明亮；四周围以墙垣，两旁配以厨房，巍然成为壮观的景象。工程落成后，我因出使办事回朝，张公来到山堂设酒宴招待我，说：“我听说传舍阅尽行人，这座山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登高作赋，是大夫的职责；周遍咨询，是使臣的职分；百姓失去德行，是因为连干粮都不能得到而产生过错；我有美酒，嘉宾可以来此宴饮，这是地主的礼节。”山堂建成，三种善事都具备了，岂只是寄托在做官与隐居之间的情怀而已？于是他把册页交给我，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子瞻引用卫懿公的事，说国君宠爱鹤不如山人放鹤那样可以保全自己，这还不是确切的论断。假使卫懿公拥有太王“乃积乃仓”那样的储备，又有“曾孙如京如坻”那样的粮食，凭借这些粮食和众多士卒作战，谁能战胜他？那么鹤乘轩车，又有什么妨害呢？彭城是用兵之国，项羽曾在那里自立为王。项羽从平民起兵，在巨鹿之战中摧毁强大的秦军，他的威势和谋略难道比淮阴侯低吗？但最终还是不能振作起来，大概是因为汉高祖有酇侯萧何能够运送关中的粮食来补充军队的不足，而项羽却被汉军断绝了粮道，所以失败了。如今皇帝吸取邹、滕之役的教训，命征西大将军萧公率重兵镇守彭城；大夫精心筹划，调度兵员和粮食，一洗过去只知搜刮民脂民膏的鄙陋作风，或许可以使士卒吃饱、战马腾骧，在不交战之前便挫败敌人的萌芽，这正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哪里是卫懿公所能相比的呢？此山三面临水，水面漫无边际，完全像西湖的孤山，孤山正是林君复放鹤的地方。子瞻熟悉西湖，却只写成苍莽悲壮的区域、仿佛朦胧潋滟的景致，面对眼前的相似之处却像忘记了一样，不加以点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山陵谷地的变迁使昔日和今日不同，山川的灵气也要等待时机才显现吗？黄鲁直把子瞻看作飞仙，假如他化作鹤又回来，难道只会歌咏城郭的变化而已吗？大夫认为怎么样？○《兔柴记》宋人说：“士大夫一定要有退身的余地，然后在出仕和退隐之间，才能从容自如。”这句话既是涉世之语，也是深有见识之语。读白香山《池上篇》，其中所说的“十亩住宅，五亩园地，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书有酒，有歌有琴弦”，实际上是给士大夫作巢父、许由那样的退隐生活提供助力。司马温公的独乐园最终成为谢安传中所说的共同忧患，是有道理的！如今看济美张黄门公的《兔柴记》，他疏通泉水、开凿山石，始建于戊戌年，距离他脱去布衣做官才七年罢了，已经产生了枕石漱流的归隐之思。等到他在掖垣任职，统领众位正直之士而被称为耆宿，虽然职责在于匡正时政，但与猿鹤寻盟、亲手栽植的松桂，也没有一天不放在心上。到这时他请求告急归乡，喜悦之情就可想而知了。唉，京城之下的贵人们，沉溺于情欲和高官厚禄，除了车马声和官场往来之外，别无生活安排。即使回望故乡山林，不缺平泉、金谷那样的园林，也不过交给园丁看守钥匙罢了。园林的主人和游览者，谁还能分清宾主？要寻找像白居易那样在池边饮一杯酒、吟一篇诗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能够像左伊川、右康节那样著书谈道，焕发山川的光彩，并且隐然寄托华夏与夷狄共同希望，像司马温国那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就在兔柴主人身上。我居住山林已有二十年，不能买山求湖，幸好有草堂、辋川等画稿，陈列在几案上，早晚可以在“枕烟”“涤烦矶”“竹里馆”“茱萸沜”之间游览。大概张公的园子可以入画，而我家的画也可以当作园子，完全忘却人世间的家业，两者大致相当。只是世人正在急切地仰赖张公，而我却能使世人连我也一同忘却，这才是不同之处。○《兰墅后记》荆溪兰墅，是吴孝廉问卿继承的产业，原为光禄公吴澈如所建；他又疏通泉水、开凿山石，使旧日景观更加扩展。当神宗在位时，大江以南那些上书言事的君子，归乡后都被禁锢，不能再被征召。熹宗即位后，下诏全部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如果澈如还在，本来也会被召回，但他因归乡奉养父母，未能等到朝廷抚恤。后来逆珰魏忠贤掌权，同年进士急切地攻击他，他也随之入狱；如果澈如还在，本来会被逮捕，却因早已去世而没有遭此祸难。没有等到抚恤，并不是澈如所能预料的；没有遭遇祸难，却是澈如的幸运。直到今天，皇帝仍宽宥天下，报答忠节非常优厚；但为澈如建立专祠、赐予谥号并晋升爵位，仍有待于将来。这正是问卿尽情悲伤的原因。他叹息说：先君子活着时，是守护门户的利剪；去世后，成为空谷中的幽兰之香。“兰墅”这个名称，已经足以表明其意义了。我又听说，孝子侍奉父母，常常思念父母居住的地方，肯定会修整堂屋房舍；这里是偏僻的别墅。先君子过去曾在这里十年读完万卷书，也曾在这里让元方表演舞蹈给莱子看。九泉之下的人再也不能复生了，怎么知道他的精神魂魄不会亲近山灵，化作野鹤，在花开的早晨、月明的夜晚来这里游赏呢？专祠有朝廷的典制，家庙则不是野人私自谋划所能相比的。只有这里松树茂盛、柏树欣悦的地方，没有蒿草艾草杂乱繁盛的污秽；有绿叶紫茎的秀美兰草，遍山连畹，十分丰饶。他们建了三间祠堂，供奉遗像，把祖父的砚台、父亲的书籍当作金卣和美玉，隆重地祭祀祖先。空山寂静，我吟诵《楚辞》说：“夫人自有美好的子荪，为何还要忧愁苦闷？”这不也正是神明之理绵延不绝、光耀我家世业吗？唉，浊世的公子们，高楼大厦、雕墙画栋，广蓄歌舞，骄奢淫逸，自夸自大，连鬼神都窥伺他们的住宅，以至于一草一石也不能长久守住的，多得很。拿他们同问卿所保存的这一切相比，怎么样呢？这座别墅的山旧名南岳，南岳以祝融峰为主峰。问卿建造的房屋本来很多，而我特意表彰这座祠屋，是因为知道他最看重的是展露孝思。至于百谷所记载的重叠楼阁、层层台榭，都只是南岳的支山，如南台、高坐之类罢了。○《安庵记》

译道人不在同一棵桑树下住满三夜；如果像俗人那样有许多眷属，爱恋染著深重，那么长期依止清净的寺院，当然不算过分。何况倾尽资财创办寺院，不是为了自己安逸，而是迎请善知识在其中经行宴坐、讲说佛法，开启人天的智慧之眼，终身恭敬供养而不厌倦呢？又何况有的人性情喜爱闲适旷远，长期依从导师，入室参问；熟习禅悦，乃至像维摩诘有法喜之妻、庞居士之妻能领会草头之意，这种夫妻共同隐居的家风，哪里只是布施黄金那样的功德而已呢？武林皋亭山花桐坞有一座安庵，是怀泉邹居士所建，用来安置慧文法师。慧文法师迁化后，又用来安置幻有耆宿。慧文法师专门阐明天台止观，学者纷纷来到此庵，于是这里成为荆门玉泉幻师传授祖师心印之处；学者也纷纷来到此庵，于是这里成为德山峰顶。武林中这样的清净宫观、佛寺不知有多少，而邹居士的力量最为专一，因缘也最殊胜。难道可以不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吗？邹居士性情淳厚宽博，容貌也如同他的内心；救急济贫，完全没有以德自居的神色。每次游历、住宿于寺院，都不吝惜财物布施，他的妻子朱氏也辅助他。武林人人都能讲述他的事迹，因此他的儿子、文学之士邹峄将要立碑叙述这座庵的由来，我便附带记下大略如此。○《崇真阁记》仙道和佛教都是研究生死的学说。仙道说长生，佛教说无生，难道它们的道路分明不同吗？至于仙家所谓七真，就如同佛家的五叶，这大概是教法发展变化到这里的结果。佛教暂且不论，仙籍中所称飞升的人若干，举家拔宅飞升的人若干，奇异恍惚之事，无法全部记载。总而言之，都没有离开长生。到了七真再次出现，才产生超越生死的说法，以炼神为宗旨，以参学为路径，以觉悟为归宿。道山碧落并不是怪诞之事，五金八石也不是方术，早有灵骨不是机缘，口耳相传不是师承，六甲三黄不是法术，蝉蜕羽化也不是证验。名义上说是超越生死，实际却是学习死亡。在《老子》中叫作“不亡”，在《庄子》中叫作“无怛”，这是仙道中最高的境界。总的说来，它并不远离百姓所能理解的范围，却偏偏使世人艳羡的心思放在彼处而不在此处，就像不食用太羹，却把吃肉看作粗鄙一样。难道难以相信的事，一定要等待上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吗？刘幼真先生从比部郎因上谏而触犯皇帝，出任濡县县令。忽然一天夜里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梦，梦见羽客通报来访，说：“我是左元放。”醒来后考察郡志，左元放果然是濡县人，于是建阁祭祀左元放。后来又梦见所谓王真人、玉阳，却都没有因此受到感应；似乎他本来就有宿根，神灵往来相会，真文屡次降临。于是刘君任濡县县令将近十年，前后升迁都合乎常规。刘君于是自行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归去，追随登真成仙的秘诀，在吴山察看地势，找到西麓一处林壑空旷幽静、冈峦回环的地方，确实是修真者栖息的幽胜之区、祈求成仙的神圣府第。于是建造三间高楼，供奉真人。左元放虽然已有专祠，仍然尊崇地设置塑像。工程完成后，他请我昌为之作记。我想，古代君子中爱护君主、忧虑国家，至于不惜以身殉国的，没有谁比得上屈原。然而屈原还说：“到丹丘去访问羽人，能够得到不死的福地。”他确实是借此来扩展自己的胸襟；总的说来，忠孝足以度过一世，途径是很直接的。幼真飘然欲仙，难道是妄想吗？至于他的梦中感应相通，先有左元放，后有玉阳，也是有缘由的。当他内心的虚浮骄矜还存在、壮志尚未消磨时，像左元放这样奇异恍惚的神灵，便以有机缘的方式回应他；等到他的精神安处于淡泊、气息融入幽冥时，像玉阳这样虚无清净的真人，又以无机缘的方式回应他。难道只有仙家如此，禅宗也有这种情形。过去黄蘖与僧人渡水，僧人凌空飞去，黄蘖说：“可恨不能砍断你的脚胫。”这说明心通和神通不可同日而语。幼真一定已经在道上有所进益了。玉阳是七真之一，《朝元歌》流传于世。铭文说：悠远的梦幻居所，谁能开启玄妙之门？于是清净，于是寂静，成为天地的根本。生而仿佛死，绵延而仿佛存在。清都的道路遥远，弱水的波涛翻涌。七位作者，实在都返回了真源。以自然为住宅，以恬淡为园圃，以阴德为恩泽，以忠孝为藩篱。贤能的县宰观察世事变化，七重烟霭的本源；将要超然如鹄鸟高举，感应那座屋舍轩堂。元放、玉阳把道的言语传授给他，如同磁石吸铁，如同声音越过墙垣。石髓并不遥远，一小剂药便可吞服。金堂贝阙，鸟形屋脊、龙形旌旗；千岩霞光灿烂，三素云气聚集。驱遣那方丈仙山，来到吴山的原野。○《重建云栖禅院记》

译杭州的山脉从天目山而来，带着苕水，夹着圣湖，向南延伸到江边，转向东面，便是凤凰诸山，宋代的旧宫殿就在那里。逆流向西二十里，是五云山；沿山麓向西四五里，是云栖坞，也就是如今莲池禅师的道场。这里山坡起伏、平地低平，岩谷密集幽深，显然是独处野外而不与湖山同群。环境由喧闹变为幽静，土地由污秽变为清净，完全像遗弃尘世的人。山正处在江水三次转折的地方，海门方向云涌雷击般的潮头来到这里，便荡然化为平川，水势浩大无边，怒气完全消尽，完全像忍辱的人。由东冈向上，有璧观峰，青龙泉从这里涌出；中峰旁边又有一眼泉，名叫圣义泉；西冈下面又有一眼泉，名叫金液泉。泉水细流不断，甘甜清冽，汲取灌溉也不会枯竭，完全像利益众生的人。这里没有有道之人便不能居住，而居住在这里也有助于道业修行。从宋代伏虎禅师住山直到本朝，虽在天禧年间略加开辟成为寺院，但兴废反复，夷为荆棘荒草，已经很久了。莲池禅师在隆庆五年托钵来到这个村子，仿佛与此地冥冥相合，说：“我的骨头遇到了骨山，可以在这里终老了。”于是捆扎茅草建成三间房屋，静坐参禅，立下了终身居住的志愿。村子四周四十里，常有虎精作祟；禅师用慈悲止息杀戮，老虎便不再施暴。年岁干旱时祈求降雨总能应验，旱魃也不能造成灾害。居民对此感到奇异，争相前来建造房屋，从自家山中取材，仍在旧址上打基础，百姓十分和睦地共同参与。禅师说：“毗卢佛的宫殿遍布法界、遍布虚空，草创经营不必劳烦檀越施主。现在最急需的，只是供奉经律的法堂和僧人居住的禅堂。”建成以后，这座荒废百年的寺院便恢复了旧日的面貌。这就是云栖寺的缘起。禅师的侍者认为，这是古代大德开辟荒地、众位檀越积累力量的功德，不可使它湮没，请我写下来。我凭什么知道出世间的事，却又对佛法盛衰的时机有所感慨呢？过去唐宋时期，士人只有轻视将相、觉得将相不值得做，才出家成为高僧，以了断百千亿劫的生死；所以他们戒行严谨、宗风峻烈，直可感动鬼神、驯服异类，有的成为僧俗共同皈依的对象，有的受到帝王礼敬，著名寺院和清净佛刹因此繁盛兴起。这大概就是佛法兴盛的情形。近世用经学来收罗俊秀之士，被世俗不取用的士人，才自行引退而靠僧侣生活。因此赤县神州寺院相望，聚集在一起、住在庐舍中的光头僧人和方袍僧侣，动辄成百上千。然而近前考察，像古代尊者那样的禅师、讲师、律师，究竟有多少呢？假使有大年削简、寂音执笔这样的高僧，二百年来能够被选入应当流传的《传灯录》僧宝中的，又有多少呢？那么即使寺院用金碧和土木装饰，崇高得直达天际，广阔得延伸十由旬，又有什么益处？佛法衰落的情形，大概已经可以看见了。禅师本是学校中的名士，起初想凭俸禄奉养父母来尽孝，后来改以弘扬佛法、报答恩德来尽孝。他正当骏马般壮盛的年纪，又有龙象般超卓的气概；最初发心时，就已经卓然不凡，超出名声和利养之外了。庞蕴把百万家财全部投入汉水，僧绍冒着贪欲、嗔恚、愚痴三毒来开辟摄山，难道功美只能归于他们吗？禅师主持法席以来，已经历三十年。他的修行遵循《梵网经》，志向在于《观经》；标举净土修业，像东林寺；建立清净戒规，像百丈怀海；解释义疏，像玉泉寺；辨析宗门教乘，像慧日；摧伏阴魔，像扳度；空破戏论，像秀；以铁面无私著称，像云栖。虽然幽僻荒疏，没有各种庄严设施，但凡有具备天眼通的人，一定会说：“这里已经有先佛的塔庙了。”凡有宿命通的人，一定会说：“某位古代大德又转世来了。”狂风足以吹倒山岳却不能使它动摇，大水漫到天际却不能将它淹没；云栖寺兴盛佛法，实在大有依赖于此。禅师著有《弥陀经疏钞》《缁门崇行录》《禅关策进》等数十种书，已经刊刻流传于世。禅师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是仁和人。○《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楚中丞董公澶渊主持榷税时，修筑石堤三千六百丈，从吴关向东，连接到寒山，几乎二十多里；吴人祭祀董公，正是因为这件事。年代久了，水流侵蚀石堤，石面凹陷，堤防渐渐荒废而无人修治。天雄张平仲使君开始增修它，虽然仍旧沿用原来的工程，却等同于重新建造。为什么呢？自从税使出面筹办以后，国家把货物征税交给主管官署，关使只计算船只就停止了，而度支部门原定的数额仍同过去一样；但每年的收入已经不同了。使君接受职务正值这个时候，削减了多少额外的浮费和羡余呢？但每有浮费羡余，他就总是替吴地兴办事业，不用尽不停止，说：“我终究不能因为虎丘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就玷污我接受俸禄、享受土地的所在。”身处肥美富足的职位，却不滋润自己，反而谋划这样的事业，这才真是廉吏。即便如此，这并不是苛刻刻薄所能说尽的，哪里足以用来歌颂使君呢？我观察国家公事，往往前人善于经营，后人却损害成果；即使只谈治河，负责河道的大臣大多三年一换，却一定要每个人各自把持一条河，河道可以十年不决口，而疏浚河道的工程却没有一年能够停止，大概共同成就事业就是这样困难。董公以后主持榷税的人，难道没有廉洁之士吗？他们却说：“这是董公的堤，我能有什么功劳？”因此堤防废坏而无人治理。如果是张使君，就不会这样了。使君世代承袭清正美好的家风，深沉博大，一身兼有多种才能，具有治理国家的谋略；他曾为元城董考功搜集遗文，刊行流传于世。这次工程，他一定要把董公留下的恩惠表彰出来，使其永不毁坏。劳臣之间相互砥砺，就像文人之间相互轻视一样；使君又怎么样呢？因此我记下修堤的工程和年月，并把这些话写在这里。○《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世间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却说有长生田，可以吗？我说：只有僧人应当拥有这种田。因为娑婆世界之外有香积净土，饭箩旁边却有许多饿死的人。这田不是情识之田，也不是分别意识之田，而是威音王亲自传授、佛祖代代传灯的田。菩提是种子，精进是耰锄，露地白牛是耕作的役使；它广大到数百由旬而没有疆界，经历未来无尽之时而不更换主人。仰山禅师割禾苗、赵州禅师洗钵，都是在耕作这块田。过去石屋老人曾在仁寿院宣扬这个宗旨，石机继承他，在他居住的地方便建成了宝坊。他统领数百徒众，僧众聚集如群，饮食供养的轮子常常转动；后来佛法逐渐衰落，悭吝贪婪难以破除，天人的供养已经断绝，御花园中的鸟也不再到来。有一位宜中上人，名叫寂鉴，戒行精严，愿力坚定，募集了一些田地，刻石记载此事，流传到永久。九州的田地，湖州所得有多少？湖州的田地，仁寿院所得有多少？即使山陵谷地都存在于蓬莱，江山也会因禾黍而令人悲伤。上人难道不明白成、住、坏、空的道理吗？假如有像石屋老人那样的大善知识，延请他来住山，广弘法席，宣说无生忍就是长生田，那么只要展开袈裟的一角，就成了无边无际的田陌了。上人行礼告辞离去，因此我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草玄阁读书记》

译“道广星辰聚，人豪湖海闻”是我赠给陈懿卜丈的诗。懿卜是我老师五云先生的儿子，世代继承家学，以赋诗、击剑来隐居，同时又以侠士之名闻于湖海之间。程中丞在大梁开设幕府，聘请他到幕府任职，两人相处十分欢洽。一次偶然同去观看射箭，懿卜技痒难耐，连续射出三支箭，箭箭都应弦穿透皮革。中丞惊异地说：“我怎么敢把像阮瑀这样的人才全部埋没呢？”于是写信把他推荐给蓟门、云中的大中丞。吴公任大中丞，吴地本来就同懿卜交好。到这时，懿卜穿着军服拜见，忽然显得仿佛不能胜任；而翘材馆中等待任用的人却很多。他们所领取的俸禄也分为甲乙等级，懿卜特别被安排在甲馆。各位将校都注视着他，认为他文武兼备，适宜任用，没有人敢把他排在雁行之中。恰逢大中丞因避讳言事而告归，懿卜仍然游历长安。当时金沙周冢宰也在虔州任巡抚，延请他一年之久；懿卜不再带名帖求见，只同酒徒剑客在燕市悲歌。遭遇雷火之变时，懿卜幸好逃身，几乎才得保全，于是作《五噫》，回到三径之居。郡志所说的草玄阁，是元末杨铁崖所建的。元朝社稷已经覆亡将近三百年，而这座楼阁仍巍然存在，居住者很少有人称道它。懿卜虽然是沉默困穷的士人，但凭借博雅风流，在其中读书，也可以毫无愧色了。我恭敬地为此写下记文。○《吴居士施画罗汉记》佛像就是佛法的教化，也就是完整地观想佛法。凡是描绘佛、菩萨、声闻、辟支佛、阿罗汉的人，都要把心运想到娑婆世界之外，把意念游移到空劫之初；清净虚空因此日益来到，尘世劳苦也暂时止息了。等到精神的观照已经传达出来，庄严之相便呈现在眼前，使瞻仰礼拜的人发起菩提心。观看净土变相，必然生起往生净土的想法；观看地狱变相，必然生起脱离地狱的想法；观看大士变相，必然生起皈依的想法；观看《华严》变相，必然生起修行发愿的想法。推究这种熏陶锻炼的根源，难道不是禅定和异经的力量吗？梁、唐之间，年高德重的宗师既然在那里振兴佛法，而擅长绘画的史家也在这里辅助弘道。所谓佛国在毫端显现、大千世界在手掌上抛掷，大概就差不多可以与此相比了。莆中吴彬居士，徜徉于艺术园圃，博览如珠玉般的典籍，笔墨之余便纵情于绘画。后来游览摄山，看见千佛岭天监年间的雕刻，众多佛像森然如海会，起身叹息说：“亿千尊调御者已经分身显现，五百位应真何时才能放出光明呢？”于是用丹青代替那里的金石雕刻，绘画若干轴，施舍给此山收藏。正逢我南游，他请我为此助兴；我打开画卷观看，其中有贯休的古意却去掉了他的怪诞，有李公麟的神韵却删去了他的繁琐，这些画可以流传了。虽然如此，还可以再进一步。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和功德相貌，那么罗汉难道是不同于众生的另外一种人吗？众生就是罗汉。搬柴运水就是神通，谋生治业也不违背真实相。可是画罗汉的人，有的画成踏空驾风、如飞行仙人；有的画成渡海浮杯、如大幻术师；有的画成投掷山岳、移动树木、如大力鬼；有的画成降龙驱虎、如金刚神。这些是仙人之相、幻师之相、鬼神之相，并不是阿罗汉之相。如果能看见一切相而知道它们并非真实固定之相，就见到罗汉了。能够见到罗汉的人，才会与绘画罗汉的三昧相应。居士若不把四果看作尊胜、把众生看作卑劣，不把前人当作眼睛、不把自己只当作手，而能这样观照，那就已经达到究竟了。居士说：“好啊！” ○《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钱塘祭祀鄂王，是为了报答他的忠诚；汤阴祭祀鄂王，是为了表彰他的忠诚。报答忠诚，是前宋弥补过失；表彰忠诚，是我朝用来激励世人。在平定乱世的时候，表彰功臣尤其紧迫；即使不是向异代借用人才，也确实可以激发懦夫的羞耻心。这就是杨侯重修岳王祠的用意。自从东部边疆发生战事以来，国家用兵已经五年了。三位圣主相继承统，形势并不像宣和、靖康末年那样，敌方有奴酋小丑，也没有兀术、粘罕那样的雄才；一位尉侯统一车书，也不像偏安一隅、势力衰败的局面。然而军费耗费以千百万计，征调戍卒以数十万计，却没有取得拔旗破敌的成效，反而屡屡听到载运尸体的消息。至于全军覆没、辽东全部沦陷，朝廷还迟迟不追究失地之罪，却记录阵亡者的节义。在京师祭祀他们，在盟府记载他们，优厚到什么程度啊！假使有人战功像岳王一样，亲自面对敌营六十八次，筹划用兵、任命将领五十八次，常常以五百、八百士兵抵抗五十万、七十万敌军，以少击多，始终没有遭受挫败，那么又该怎样特别宠异他呢？可是岳王遭祸是多么惨酷，宋朝辜负岳王又是多么惨烈啊！岳王建立功勋的原因大致有八条：第一是忠，刺字于脸、意气激烈，挥泪誓师；第二是虚，群策群力全部采纳，门下食客常常满座；第三是整，军队所到之处，连草和芦苇也不扰乱；第四是廉，不私藏一文钱，抄查他的家产只有九千缗；第五是公，小的善行一定奖赏，小的过错一定惩罚，对待几千人如同对待一人；第六是定，强大的敌军突然来袭，也难以撼动他，如同难以撼动山岳；第七是选用能人，背嵬军五百人，每一个都能抵挡百人；第八是不贪功，功劳大多推给部下，即使是岳云的胜利，也压下不列为自己的功劳。唉，赵营平成为后世做事的老师，窦车骑成为百代的楷模。祭祀典籍所说的“把法施行于民”，还有谁比岳王更伟大呢？至于为国家而死、安定国家、抵御灾害祸患，反而只是小事了。如今做将领的人，要以岳王的事迹为准则；如今选用将领的人，也要按照岳王的事迹来寻求人才。这样用兵鞭挞四方夷狄，还有什么困难呢？唉，汤阴自朱仙镇的功绩废弃以来，长期忍受胡人腥膻之辱，这正是岳王孤独愤恨、千年不能瞑目的地方。自从二祖廓清天下以来，山川草木都显露出骄傲的神色，这正是岳王希望报仇、千年不能忘怀的事情。何况如今加以高大的庙宇、严洁的祭祀，冥冥之中，难道没有神灵显威来帮助我朝将吏，暗中辅助我们完成宏伟功业，踏过胡人的肠子、践踏胡人的血液吗？这次工程，杨侯一方面祈求神灵赐福，一方面树立将领的远大目标。大概屋梁瓦片都是坚固如金城汤池，红色的彩绘则成为山河带砺般的永固标志。杨侯治理政事，可以说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了。祠堂最初由徐武功创建，当时徐武功以词臣身份奉使；如今杨侯修祠工程完成，而我也以奉使身份来到这里。我与徐武功身份相同，吴人又与我同任讲读官，杨侯认为这不是偶然之事，于是请我作记。我便这样记下了。○《叶少师碑阴记》

译岳神为韩退之开辟岳山，云海神为苏子瞻显现海市蜃楼。两位公当时正受到世人的排斥，而神明却加以护佑呵护，这是当时的王公贵人也不敢企望的。正直之人的恩赐，不在于他的官职，而在于他这个人。如今少师叶公奉召北上，龙神在前面开路，引导泉脉回转石壁，尤其随着叩击声回应他的事业，十分奇异。难道只是因为他是纱笼中的人，神明才劳碌地这样回应他吗？大概叶公辅弼三朝，亲自扶持皇帝的车驾；如今再次进入师垣，所要做的是统率正直之士，确定朝廷谋略，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神明已经预先看见了这些，所以应当如此显灵，这可以作为天下世道的庆幸。船行时，金广文正在船中，看见舵楼下面有蜿蜒盘旋、截断水流而渡、迎着风而来的东西，一共出现三次，都是神的化身。记文中没有列出这件事，所以嘱托我把它记下来。于是我在碑阴为此作了记。○《西湖建关帝殿碑记》西湖一带寺院相望，佛寺之外，符合祭祀典制的祠庙，只有岳鄂王祠、于忠肃祠和关帝祠三处。甲寅年秋，神宗皇帝梦中感应圣母，半夜传下诏书，封关神为伏魔帝君，把头盔改为衮冕，把大旗改为九旒旗。五帝与他同受尊崇，万灵都接受职司。与曹操、汉文帝刘恒、王莽、温峤之类偶然奸诈而生、被称为贼臣、死后堕为下等鬼相比，差别何止天渊！只是旧祠低矮狭窄，不符合诏书宣告天下的意义。金中丞父子于是商议重新建造，当时只有道士首领得到孤山寺的旧址，丈量取材、堆土筑基，辛勤修筑墙垣，庄严塑像设置神位，前后三年才完工。中丞的儿子、文学之士金嘉会说，实际是我首先倡议此事，而且曾经作文来夸赞布施者，所以请我作记。我考察孤山寺，最初名为永福寺；唐长庆四年，有僧人在石壁上刻《法华经》。恰逢元微之任越州刺史，路过杭州，而杭州太守白乐天为此作记，有九位诸侯出钱帮助工程，盛况就是如此。寺院的兴废自有定数，金石也会磨灭。数百年后在这里祭祀帝君，按照佛教经典的说法，难道旧祠不是所谓示现天大将军身，而今祠不是所谓示现帝释天身吗？至人把自身置于他人之后，反而自身居先；把自身置于外物之外，反而自身得以保存。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这同《法华经》所说的一大事因缘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忠臣义士还必须坐在蒲团上修行观法，然后才能了脱生死，这是荒谬的。既然如此，那么石壁依旧巍然，石刻经典也始终没有剥蚀。近来西川歼灭叛军，关帝神显神力相助，事情上达皇帝，并不是可以同一般怪异之谈相提并论的。只是辽西的狡黠敌虏还没有受到上天的诛罚，帝君既能报复曹操，难道会有不报复神宗朝敌人的道理吗？左边挟持岳鄂王，右边挟持于太保，驱使雷部神将，投掷火铃；昭陵的铁马迎风嘶鸣，蒋山的塑像兵士沾染露水，相信荡平魔军都会像蜀地一样。此前金中丞巡抚福建时，借助关帝神的指示，多次歼灭倭夷，把功劳上报盟府；所以这次建祠的费用比一般祠庙大得多，大概是因为早有愿望。○《总漕大司徒陈公去思碑记》

译祁阳陈公告假归乡已经两年了。天下人都惋惜陈公离去，而淮阴的士民对他的恩德日益怀念。无论藩司、臬司，还是守令，凡是侍奉过陈公的人，都说他不自夸、不自矜，功勋显著、德行美盛，却以自我标榜炫耀为羞耻；只是他老成持重的举止，应该成为后人的法则。至于把功绩记在旌旗钟鼎上、勤劳于鼎俎祭祀之间，是朝廷中的事；为他立尸像而祝祷、把他奉为土地神和谷神，是士民的事。我们长期受到他如神宇般的庇护，没有不恭敬仰慕的。如今论定此事，追想他的仪范，如果不把它托付给金石，凭什么把陈公的美好声誉传扬到永远呢？于是派使者到海内各地，取来野史，交给我写作。我才学浅陋，但想到陈公曾任本郡司理，已经得到国士的知遇，哪里敢以文才不足为由推辞呢？国家同时营建两都，把金陵比作丰镐；它连接南北，是天下咽喉，淮阳的地位十分重要。负责漕运的事务，虽然是司徒的专职，但除去赐履所辖范围外，还要掌握七省大吏的权衡。在牙旗大纛之间，巍然建立起显示威势、消除祸乱的形势。白色祭牲在桥陵进献，玉璧和宝马在瓠子沉祭。六官的事务，没有什么不统辖的；文武人才的任用，也难以样样适宜。陈公洁身奉公，以身作则率领属下。山阳县令所查办的事项，如斥责主管官署奢侈铺张供具，裁汰多余官员和白吃俸禄的人，免除关市间架税等横征，禁止迎送时滥用车舆骑从，惩治质库以轻利贷出、重利收回、加倍取息的放贷之家，免除运输木材给乡里旅舍造成的烦扰，诛杀以邪术掠夺子女的妖僧，治理使行人渡涉困难的津梁，修近学宫的破败简陋之处，设置学田来供养读书人，筛选各营中脆弱懦怯的将帅，严格巡逻防备非常之事，训练鱼丽阵并学习水战，防止水部官员侵吞建造船舰的估价，禁止漕卒领取超过定额的粮食，减少修防河渠堤岸时缩减公帑却劳苦百姓的弊端。这些难道不是治理国家的谋划、保卫安定地方的实际政绩吗？然而，陈公所做的默默调和国家元气、足以称为纯德而无二心之臣的事情，并不在这些方面。当今皇帝即位以来，士风和朝廷舆论大体十年一变。到了今天，权势畸重、趋附权势的风气一定会形成，这已经可以看见了。不必说普通官员随俗变化，就是白发高寿的老人，又有谁能不受影响呢？陈公开始镇守淮阳时，正值改革的机会，天下人都侧耳观看朝廷的意向。假使他眉宇之间稍微有一点骄矜之气，那么愿意奉他为盟主的人会有多少呢？可是陈公的本意，是认为自己身为大臣，应当低头挽回已经倾倒的洪流，恢复已经雕琢而失真的璞玉，辅佐成就天子平和安康、正直清明的政治。他哪里会故意惊动振奋来显示与众不同，经营交结来收取名声，在仕途末路上施展巧诈呢？他孤高而沉静，内心明朗，外表温和。他的儿子陈公的书牍不奔走于长安，元凯的馈问也不再出现在当权者那里。对于品流之中夸夸其谈《春秋》、举足投足便能影响轻重的议论，他仿佛没有听见；对于时局中荣枯各自结营、南北分成不同派系的变化，他也仿佛没有听见。即使在动静、浓淡、险夷、奢俭、繁简之间，没有一处不能看出陈公的根本。他可以改变琴弦，却不会改变玉质。陈公本来就沉静，本来就淡泊，本来就平易，本来就俭朴，本来就简约。他只是遵循自己四十多年历任内外官职所形成的根本道理罢了。先从乐浪之役说起，淮右大规模招募士兵，因此增加军饷，数以万计。岛寇平定以后，各郡县的赋额已经不再设置养兵的科目。正好有人说前任幕府中有很多肥厚油水，而且数目无法估计，陈公便把实际情况分条上奏；即使这样做同当时风气相悖，也毫不顾忌。李赞皇、王沂公的宰相事业，在当时都受到赞许。然而赞皇以周、秦之事作为行事准则，认为奇章处在险恶世道中而过于单薄，便讥讽他偏狭；王沂公因修建山陵而驱逐丁谓，虽然拒绝丁谓、使自己脱身令人痛快，但有见识的人仍认为这是正中之计谋。在那时，如果不是陈公坚持议论而不阿附，几乎会损害国家体统。陈公难道只是以包容荒秽来表现忠厚吗？可见他发扬正直、为世道忧虑的作用并不小。大禹的父亲皋陶论九种德行，总的说来都是有常规。周公论三种官职说：“常伯、常任。”天有恒常的覆盖，地有恒常的承载，日月有恒常的照耀，四时有恒常的运行。辅佐君主、维系风教的大臣也应有恒常的法度，陈公正是这样。这些，是除了谈巡抚、谈漕运之外，观察陈公深层品德，并用来表率百官、照耀后世的依据吗？假如把它拿去质问各位君子，足以符合谋划于民间的本意吗？陈公名荐，是辛未科进士，祁阳人。○《清江主政韵弢顾公思碑记》

译当今皇帝全面考核吏治，六官所属分掌天下各地，主管钱粮、关市、工程事务的官员都有专职。诏令台察官若发现不合时宜的事情，便分条上报。我在陪都任职时，看见各处的奏章几乎没有完整的赞誉，而淮南水部韵弢顾公的官声却尤为突出，名列天下第一；如今他即将晋升官阶，看来就要回朝任职了。当地人士怀念顾公的德政，请我作记，向后人昭示，使它同清淮一起永远流传，这也像《金石录》所传汉代使君碑的遗意。记文说：淮南每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以供给天府；大船巨舰，像鱼鳞一样密集，从淮河进入黄河，帆樯如织，而修缮治理这些船只的事务由水部掌管。因此漕运是国家的咽喉，船队又是漕运的命脉。水部任用得人，就是有助于国家运输的舟楫；任用不得人，就是江海上的漏卮，所承担的责任十分重大。顾公初任职时，正逢黔、巫地区用兵，川中道路阻塞，楚、蜀的大木材采办运输不易。顾公预先命官员到朱提四处采购，于是木商纷纷响应，楩木、楠木、杞木、梓木遮蔽江面顺流而下，满足所需，很少有人趁急需抬高价格、使水衡署像过去那样浪费钱财，这就是顾公善于预先谋划而利用物力。衙署处在交通要道，城中有狐，社中有鼠，凭借势力作奸犯科，使善良百姓和正直士人咬牙闭口。顾公廉察得到首恶，有的置于重典，有的押到通衢示众；赏罚既已分明，人们便知道改过自新，淮地百姓没有不安居乐业的，这就是顾公善于果断任事。工程方面的弊端一天天、一个月一个月地积累，工场差役侵吞牟利，工师束手无策；一百个人的欺骗，不是一个官员所能查清的；百年的漏洞，也不是一天所能堵住的。运输船容易毁坏、漕卒在路上困穷等问题，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于是顾公亲自简查核验，详细制定规章条目，使工程不剩余材料被侵吞，士卒很少被剜肉般盘剥；直到顾公任职期间，水神的臣属都不惊扰，这就是顾公善于勤勉办事。顾公曾自己说：桑弘羊的心计精细到秋毫，用来计算商人的利益，确实显得苛刻；但用来照察奸恶，对国家实在有补益。刘士安让士人专门负责出纳，我没有征召任用士人的权力，但我总是带头劝导鼓励，使胥吏之流也具有士人的品行，或许可以接近这种境界。至于木屑、竹头，已经是极微小的东西了，我要学习其中的用意；木牛、流马，已经是极奇巧的器械了，我却把奇巧寓于平常。反复思考这些道理，都在《考工记》这一篇里。说完以后，我上前对他说：你们既然已经了解顾公，难道也了解顾公建立功业、成就事业的根由吗？国家有六种职事，工官占其中之一；官吏有六种考核，廉洁居于首位。我看顾公冲和肃穆，存心如水，操行如雪；他把身处肥厚利益之地、整治祭器礼器，直接看作日常细节，不把它们自认为奇异的节操。因此廉洁产生威严，能够整顿弊端、剔除奸邪，无论施行什么都有效。即使进一步掌握九流人才的权衡，把所谓清明、通达、简约、精要运用到漕运政务上，也能够从容自如。哪里只是《虞书》所称许的工官之才呢？顾公曾利用事务稍有空闲，兴办学校、讲说经义；城中人士受到他的德教熏陶而兴盛，所以这里的称颂记述特别完备。○《官氏墓田记》楚地黄州一带称作西陵，是先父太公长者为配偶程恭人选择的墓地。墓地与豪强之家相接，豪强把它当作市场来侵占，逼迫得很紧，太公却只是和缓地说话，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说要溪地便占满溪地，说要沟壑便占满沟壑，太公始终不肯同他们争夺。即使万石君处在这种情形下，也不过如此。等我长大后，先父东鲜任太常职官，更加完成了太公的志愿，把墓田扩大到约千亩，说：“将来要让子孙凭借这些田地的收入来修治墓地。”我昌不才，考察他的用意，难道只是为了修墓吗？大概风水家所谓四兽，就像兵家所说的四翼一样，而这些说法都起源于黄帝。黄帝说：“关键在中央，作用在四方。”墓田就是墓地的羽翼。楚地黄州的山川形势与齐、鲁、秦、晋不同，多是平坦的田野和低平的土地，丘坡相连，沟渠田埂交错，没有重重山冈、层层峰岭来加以阻隔。假如茂密松柏之外就是邻人的土地，那么难道不会有人牵牛经过、侵入他人田地，或佩剑登上我们的山丘吗？这里是一座堂，那里也是一座堂；这里是一座坟，那里也是一座坟。即使想禁止，又怎么禁止得了呢？否则，犁地、锄田、砍伐树木的声音连连传入耳中，这并不能使墓地显得庄严肃穆；在后方开渠凿池的工程兴起，这也不能用来保护地脉。圭田的赏赐，尚且有五十亩，何况为人子能够亲自为父母置办的墓田呢？韩淮阴还是平民时，曾为母亲营造高敞的墓地，使墓地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他后来治军的谋略，已经在这件事上显露出来了。霍去病因为匈奴尚未消灭，无心营造宅第；他难道会为汉朝各陵墓一一毁坏，来扩大墓田吗？所以，居家时能够节俭，不把钱财用来营造墓地；但有备无患，正是孝子的长远考虑。当东鲜任给事中、掌兵部事务时，正逢辽东战事，他上奏陈述方略数千言，句句切中要害。假使这些意见都能一一施行，那么所谓“守在四夷”的道理，或许就可以实现了。古语不是说：“侍奉父母孝顺，就可以把这种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吗？我认为东鲜扩大墓田，并不只是为了修墓；由此看来，东鲜深厚的德行扎根于乡里，谋划关乎宗庙社稷，他所做的，是使先人的恩泽更加流衍，使泉台之光更加显耀。即使把息壤作为墓地也不足以承载他的神灵，把云梦泽作为墓田也不足以形容它的广大。这样的田地，又哪里还会有田界呢？愿官氏的子孙世世代代守护它。太傅许文穆公墓祠记

译神宗在位时，己丑年，我的老师许文穆公主持南宫考试，所取中的会稽陶望龄、华亭其昌、南昌刘曰宁三人，都以天下名士相互推许，并且彼此托付生死之交。等许公退居后，陶先生用兕觥和大斗举行祝酒慰劳的礼仪，刘先生则驾着白马拉的素车参加执绋送葬的聚会。至于先师的墓域和诸子的堂屋营建，两位先生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全部完成。其昌年近五十，义气激发，想到曲阜的栋梁必定要靠众人共同栽植，延陵的宝剑也应当到九泉之下兑现诺言。看这座豸山，实在像龙的额头；河流原野回环缭绕，山岭峰峦周密环绕。墓地高大宽敞，可以容纳万户人家；墓域草木郁郁葱葱，仿佛能遮蔽白日。确实是龙回首、虎俯伏的形势，暗合青囊家的风水，天作之、地藏之，哪里只是石椁墓穴而已呢？许公的诸位儿子，如季履中舍等，认为这件事，天子赐给秘器以表示恩宠，命使者前来以增光彩。即使营造菟裘之地的卜居之事，是许公在世时所开始的，而连绵山冈的崇高，却因恩赐繁多而更加光耀。难道因为墓祭不是古礼，就忍心让墓地处在荒野而没有祠堂吗？难道要把两卣秬鬯酒丢在草莽中，使君主的荣耀埋没；把一束生刍放在水边，来问候宾客吗？这样做一定很快乐吗？孔丘另建福庭，那么魂魄啊，请归来，庄严地依托在华美的屋宇中吧。萧家以俭朴为家风，哪里用得着建造像鸟张开羽翼、彩虹飞腾那样华丽的屋宇呢？宋玉招魂，难道可以没有兰木作椽、桂木作屋宇吗？墓地像堂屋一样封土，像锅一样封土，四周长满森森柏树；迎神曲、送神曲镌刻在整齐宏丽的廊庑上。难道只是为了让孝子慈孙进献祭品吗？还要使门生故吏能够进献香草白芷，知道魂灵归来的地方。有人说：这里向西可以望见轩皇铸鼎的地方，向东连接许祖炼丹的洞窟。许公与宣平同姓，也许会因应召请而再次降临；否则，殷室的贤臣盐梅，为什么能够骑箕星、乘尾星而来？商山的羽翼，最终也会来访石室、寻找松树。这座墓是脱去凡骨者的仙都，这座祠堂就是安顿神灵的真正宅第。清明时节火冷烟寒，足以使人鄙视西家杀牛祭祀；华表上月色明亮，足以使人想起辽城化鹤的故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能够长久保持贤人的事业，就是大德；能够不朽，则连太上所说的长寿也兼具了。歙西莘墟重修许宜人祖母墓记 歙县有位永清吴公，曾在正统年间做官。土木之变时，于忠肃任少司马，吴公任职方郎，提出十条整顿边防的措施，于忠肃多有采纳。也先入关时，于忠肃以大司马身份督率军阵，吴公升任少司马，居中调度。当时朝廷内外所倚重的只有于公一人，而与于公同心谋划的，也只有吴公一人。事情平定后，吴公以疾病为由辞官归乡。介之推不居还国之赏，张留侯不参与钟室之谋；他勇于退让的节操、预见先机的智慧，列在名臣之中毫无愧色。然而实录没有为他立传，后世评论者对此仍有遗憾。吴公的九世孙桢，搜集诰命、碑碣、赠挽等篇章，整理得十分完备。这样以后，司马公以劳绩安定国家的概况，便像列在眼前一样清楚。国史的遗漏，有赖家谱来补正，大概就是如此。司马公幼年丧父，是许宜人抚养、教育和训导他，使他得以成人立业；这都是许宜人的功劳。许宜人去世时，司马公任兵部郎中主事，居丧期间忽然做了一个异梦，于是得到金墩桥万家行营的墓地。无需费力寻找，便得到如双鹤居处般的墓兆，仿佛有神灵谋划。灵秀之气汇聚于此，吉祥也随之到来。华丽车毂、朱色车轮接连而至，贤能之人一代胜过一代，吴氏的昌盛并非偶然。然而两百年来，墓地逐渐改变了旧日面貌：饮河的动物已经喝饱，河流的尽头却很少有水；倚树乘凉的人可以休息，但能庇荫树根的地方又有多少呢？桢感慨叹息说：“我们吴氏所不足的，难道是钱财吗？怎么忍心让发祥之地的一抔土，交付给不可知的什么人呢！”于是恭敬地告知后代亲属，带头集资砌治墓地，用文石封护，四周修筑围墙，扩置田地以供祭享，使春秋祭祀不再缺失。这件事，大概可以符合曾参追念远祖的心意，也合于郭璞乘生气安葬的道理吧。桢还谦逊地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工匠所做的事罢了，哪里足以把先世永不磨灭的美德声名彰显出来呢？”我听说，按照朝廷制度，少司马的母亲去世，应当奉还皇帝颁赐的诰命，安葬时还应由水衡官署供给钱财。然而墓道碑不称淑人，仍称宜人，是因为司马公早早辞去荣禄，尚未奏报完成封赠文书，受制度限制的缘故。若能得到一支如椽大笔，抒写华美的文章，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大书深刻，使在墓下瞻拜的人恍然看见女中宗师的典范依然如新，那么国史所遗漏的，已经寄托在家乘中；朝廷典章所遗漏的，也再寄托于太史之笔，这样便有补益了。这难道不是司马公在黄泉之下的深厚幸运吗？桢对我的期望就是这样。桢博雅而擅长诗文书翰，将要振兴青云事业，以应验凤凰高飞的占辞；从他修墓这件事上，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才德一斑。因此我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扬州都转运盐司重修先贤董子祠记

译先贤董子已经配享孔庙了，扬州都转运盐司又专门建有祠堂，因为盐运司署所在地就是江都祠堂的旧址；恢复它原来的起始处所，是合乎礼的。有人说：董仲舒在对策中首先排斥从淮扬谋利，当时盐税一年有八百多万，这是九州最肥沃的土地，是东南的陆海；当地人只把经商获利当作事业，连极细小的利益也要经营。里巷中有名胜之处，若曾子尚且不肯进入，却在这里祭祀董子，岂不是把不同类的人混在一起吗？我说：也对，也不对。《史记》记载，汉武帝时边境年年遭受匈奴侵扰，皇帝想要洗雪高祖、文帝以来长期的愤恨，不得不用卫青、霍去病；用了卫青、霍去病，又不得不用桑弘羊、孔仅；直到扫平匈奴庭院、穷追沙漠之后，才让百姓休养生息。聚集天下财物来消除天下的祸患，并不是为了使天下富有，这有什么谋利可说的呢？何况武帝时桑弘羊、孔仅以心计辅佐军费筹措，与那些聚敛财富、进奉财物的人，性质也明显不同。董子所讥刺的，大概是以民脂民膏滋润自己，因而有愧于拔葵一类的清廉之士吧？自从辽东战事发生，皇上日夜忧虑边防，最急迫的是储备盐税；于是采纳朝廷大臣的意见，打开建立功名的途径，擢用六廉之吏，不让他们妄自菲薄。于是汪大夫子渊接受诏命，任运盐丞；大夫以任职之地偏僻为由上疏坚决推辞，天子知道他守卫徐州有保障之功，不准许他辞任。大夫接受职事后，立即手持一瓣香到董子祠告祭，以不取民财自我警誓；对于关桥工程，清除烦琐、革除苛细，把陋习彻底洗涤一新。于是下令修缮董子祠，众人的情绪十分和谐，争先捐钱，木材、石料、陶瓦等材料很快就筹办齐全，祠堂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夫徘徊观览石刻，知道祠堂曾于正德壬申年春天修建一次，由南大宗伯白岩乔公作记；这次又于崇祯壬申年春天修成，两次相隔一百二十年。我因应诏赴阙，经过广陵，也曾任南大宗伯，此事并非偶然，所以请我作记。我听说，汉代有位与董子同朝的大臣曾说：天子征伐匈奴，勇士应当贡献力量，富人应当贡献财物；□□今天的盐政，本来就是为了帮助消灭敌虏，不能迂腐地把董子看成只是懂得圣人经书罢了。过去吴隐之饮贪泉而显明清白，但孙恩之乱时广州仍然失守；汪大夫作为儒者，在彭城所表现出的功效可见，他不只是凭清廉而著名。因此我反复申说董子对策的宗旨，驳破庸人的议论，说明它合于祭祀之法的道理，就是这样。诰赠正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爱云曾公祠堂记 宗庙的制度，宗法和祭祀典礼相辅相成地实行，起初从未不相合，后来才逐渐分离。宗法废弃了，祭祀祖先便不一定在宗子的家室中；祭祀典礼废弃了，祭祀祖先便降低到和庶人在寝室中祭祀一样。《礼记》说：“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应当放在首位。”风俗流失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感慨！唐太宗时，侍中王珪没有建立家庙，被主管官员纠劾，太宗命主管官员为他营建家庙，以此使他感到羞愧。宋代文潞公任宰相时，请求在河南建立家庙，诏令赐给祭器，这也算是对失于礼制者补行礼制吧？莆阳少宰曾公年少时就入朝做官，早已因风木之感而忧怀父母，内心对此感慨很久了。他从庶常进入史局，居于承明著作之廷，辛劳地代替皇帝起草诏令、招纳贤俊，连休息沐浴的片刻都没有，哪里有闲暇营建家室？后来积累资历，统领府署，成为巍然的公辅，正当黑头宰相的声望。可是神丛掌权，排斥正直之人，公在被赐玦辞职时，朝廷群臣正在惋惜，公却慷慨离开国都，说：“幸好如此，我没有用朱紫官服和华丽车马来荣耀父母，而是用桂木栋梁、兰木椽子来奉养父母，这正是时候。”回乡后择地建祠，有当国大臣把城中高敞的地段图画出来进献，公都拒绝了。只有西邻的一块空地，正在吃它的墨线范围，大概离公的住宅不过几步；因为太公传授书籍时，读书声琅琅越过墙垣，四壁的光亮交相映照，那是另一个时代的情形了。当年在那里煮饭、煮粥，如今就在这里蒸祭品、举行尝祭，早晚在这里进献食物；出门便告知，回来便拜见，还有比这里更近的吗？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有远离父母的心呢？后来又有人提出应当建得壮丽些，公说：“齐桓侯的丹色楹柱、张老所说的美轮美奂，对子孙来说难道不称心吗？只是我的力量办不到；即使办得到，也不合太公的志愿。”又有人以晏婴宅第低矮、萧何宅第俭朴为例来劝说，公说：“贫穷真令人伤感！席门圭窦，太公一生已经饱尝了，难道还忍心仍旧用旧日的简陋来安慰归来的仙鹤吗？”于是计算工匠佣工，聚集木材粮料，估量工程期限，测定高低，兴起版筑工程，建成中间三楹、两旁各有两翼的祠堂；东庑用来安置祭器，西庑用来收藏家谱。高门大宅，空阔敞亮，翼然展开。祠堂刚刚落成，公便奉召参加会试。公入朝任少宰，代理冢卿时，祠堂还有些细小工程尚未完成，公又多次传达意思，长公孝廉继续完成它，并且把文稿交给同官董其昌，请他记述建祠的始末，以告示后代。董子说：“鲁地的曾氏、莆阳的曾氏，他们的孝德难道不是千百年来始终如一吗？父母在世时，不用三公之位换取奉养父母的一天；父母去世后，也不把鼎食厚禄放在祭祀祖先的恭敬之前。这种美德早已光耀流传，成为天下人的榜样了。” 即使如此，我尤其钦佩这座祠堂合于宗法和祭祀的义理。曾氏在莆阳，确实是显赫的姓氏，家族门第鼎盛；家族有这样的开创，必定先有太公留下根基的功效吧？礼制规定，祖先有功应当祭祀，宗族有德也应当尊奉，所以这种祠堂应当称作世室。所谓世室，就是世世代代不迁移的宗庙。从今以后，莆阳曾氏的大宗，除了太公还有谁当得起呢？所以说宗法相合。闽中士大夫曾经称述太公：他平民时修养品行，在路上捡到遗金便归还失主，不留下姓名；急于救济贫穷的朋友，权势利益也不能改变他的天性，远胜常人。每逢父母忌日，他陈设簠簋，哭泣得泪流满面，哭声传到门外，直到老年也没有改变。暗中行善而确实得到上天报答，把礼法施行于百姓之中，就应当祭祀；何况把礼法施行于整个宗族呢？所以说祭祀之法也相合。少宰公正把天下的名教当作自己的责任，试着向朝廷请求，颁行旧日典制，使它成为百官共同遵守的制度，深深合于统摄均平的旨意；我每年都盼望着这件事。公名爱云，号爱云居士。铭文说：绵延不断的华贵后裔，枝叶繁茂舒展。姒氏有后裔，郸国有肇始。以神灵为经纬，以《孝经》为谋略。那显赫的名世之人，在王道仕途上奋发起步。九皋之鹤相互应和，丹穴的凤凰雏鸟。凭星辰辨识北斗，由大海追溯河流。源远本正，正是大德之人的美好根基。行文如班固、蔡邕，身心珍藏如玉壶。锄金也不顾惜，漱石以自守为伴。凭我滔滔的言辞，把这些传给呱呱后代。只知道琢磨美玉，哪里顾得上忍受苦涩。奠定楹柱，进入梦境；享受庙祭，并非孤独。栋梁涂饰丹红，光彩照耀黄泉。栏杆深静，轩窗和门廊宽敞。仿佛游历建德，仿佛登上清都。郑康成的里巷，扬雄的一方居处。椒酒芬芳，瑶璧纷纷陈列。君子的恩泽，神明所扶助。占问年数与世数，孝德永不改变。丹阳贺氏篁川祠记

译晋、宋之间关于神灵不灭的论说，与《祭义》并不相合；但所谓“有爱便能使神灵存在，有诚悫便能使神灵显著”，正是借助这种论说才得以充分发挥，所以王珣在武丘、王羲之在戢山，都舍弃住宅建立寺院。他们的说法是：“把它作为祖宗的福田。”南宋将相大臣如张循王、吕颐浩所建的香火院，意思也接近于此。唉！假使神灵果真会消灭，死者果真什么也不知道，那么众多精美的祝文、东序西序的陈设，岂不真的都像梦呓一样？梁武帝以人面作牺牲，为什么又被名教斥责呢？梁武帝且不说，汉高祖不从事诗书，却说：“百年以后，魂魄仍然思念沛县。”这是为什么呢？扬子云说：“孝没有比使神灵安宁更大的。”这才是笃实的言论。篁川祠，是纳言贺大夫为父亲、获赠光禄少卿的虚谷先生所建的祠堂。先生是一个高峻不羁、才德出众的人，他在乡里的德行，以及在天下交结的朋友，都记载在吉水邹总宪、苕溪朱阁学的《志传》中；长江以南流传他所建的《篁川园》，最为著名。大概园子处在华阳、摄山之间，兼收两地胜景；地势高低错落而平旷，布局森严整饬。延请益友，则以师叔时、友中甫为主；参究学问，则以紫柏为师、密藏为友。又因为函伯早年入朝，进言而离开国都，父子二人安静地居处并高尚自守，使这座名闻世间的园子也并非没有助益。公一生大多在艰难中经营，本想终老于此，然而大限忽然到来，只能把遗憾留在九泉之下。西州门送别的悲痛，门生故吏尚且如此，何况像函伯这样纯孝的人，怎么忍心把脚步迈向这片旧地——那里曾经看望父亲饮食、清洗便器呢？于是全族聚集商议建祠奉祀公的办法，大家都说：“就以这座园子作为胜地。”为什么呢？建祠不用苛求速成，把二十年的岁月交付给它，不能说不久；建祠不用苛求俭省，把二十年的物力全部用尽，不能说不大。只是更换了名称，并未改变环境；保留原有格局，又改变了通常用途。譬如商代的彝器、周代的鼎，本来只是饮食器具，但用来焚烧檀香，便更加贵重；由之的绘像、惠之的塑像，本来只是工巧之作，但用来作为仪式中的形象陈设，便更加庄严。那些不踩踏园中石头的人是孝子，可谁知道高耸的山石也足以成为墙上所见的景物呢？那些不食用园中果实的人是孝子，可谁知道累累果实也足以寄托对父亲嗜好的追思呢？祠堂建成后，园中奇树名花的栽植，没有一样是轻率增添的；涧溪池沼中的草木，也都显得意气自得。公当初的愿望没有想到会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不会感到欣慰吗？唉！平泉、金谷的园林，转眼便换了主人，不能显扬他们的后世声名。至于篁川祠堂，使生死相合、儒释相通，用来侍奉亲人的精神已经达到养志的境界。如今圣明的君主正在推崇表彰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函伯的公子同朝为官，身处日月光辉之下，把孝心转移为忠心，大多就是这样。旧史因此记载了这件事。碑铭 嵩山少林寺赐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禅师道公碑铭 嵩山少林寺赐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禅师道公碑铭

译佛，是觉悟了的凡夫。凡夫因为没有觉悟，身体、语言、意念便成为三种业；佛因为觉悟，在身体方面体现为戒律，在语言方面体现为经典，在意念方面体现为禅。禅对于佛来说已经很接近了，却仍不足以传达佛的心意。像天竺和震旦的少林寺，难道不就是西天竺的灵山吗？所以天下著名的寺院，有的称律寺，有的称讲寺，有的称禅寺；而少林寺得以称为祖庭。那里高僧尊宿，有的称律师，有的称法师，有的称禅师；而少林寺又得以称为宗师之地。即使这是世俗流传的说法，也不是各地寺院敢于企望的。少林以达摩为祖，而宗奉曹洞，为什么呢？大概从药山、云岩以《宝镜三昧》辅翼别传之法开始，价、寂二位大师建立五位君臣、正偏回互的旨趣，打开无门之门，施用拔楔出楔的方法；因此在提纲挈领、辨别邪魔异说方面，比各家都更加精密。所以五宗都如同王法，各有其盛；而曹洞超过了它们的历程，正如鲁国掌握周礼一样。宗旨一旦确立，言语的道路也就断绝了。至于举扬古人颂古公案，像雪窦、圆悟、天童、投子的评唱，又是为什么呢？《契经》不是说过吗：粗言细语，都归于第一义。实在是因为情识闭塞时，捧喝都只能成为回声；见地一旦闪现，正偏回互便没有停滞的机锋。上等根器的人凭言语而契合，下等根器的人凭言语而感到愤懑困惑。所以颂古并不是曹洞宗本身，而是曹洞宗借以寄托的形式。唉！初祖达摩悬丝传法的记载，也实在值得追念。自唐代以来，历代都推举一人主持法席；第二十五代是幻休休公，他得到法的弟子有数百人，道公是其中最杰出的。休公去世后，众多龙象弟子想要以侍奉休公的方式来侍奉道公，道公坚决推辞，不敢接受。他在云水之间漂泊了十四年，法堂长满荒草，宗门弟子也四散如雨。于是登封县令向宗伯请示，按照旧例任命道公住持少林寺；当时是皇帝万历壬辰年十月。禅师自从统领大众以来，已经十七年，戒行像冰一样清洁，机锋辩才如泉水奔流。有时登堂普说，有时入室小参，无不摧破疑惑之城，使人登上觉悟之岸；明镜般的智慧屡屡照见而不疲倦，洪钟等待敲击便立即回应。典范卓然，清规严肃，成为王家宾客，声名震动京城。于是有贝叶经藏、五铢钱的[缺字]，精美的镠金出自尚方，缝缀经卷的功劳由中使传达；璎珞作为供养，金汤加以护持。这样既延续了诸祖的慧命，也扩大了圣主的福田。禅师虽然心中冥合于一乘，行为却崇尚六度；他所擅长施舍的，都用来整修破漏之处；由于居住在那里，便有幻化般出现的宝坊，出游时又有随身携带的香积。近来禅师持锡杖游历山海，昂首仰望云霄，想要找到传衣钵的人，于是退处幽静之地收敛身影，说：“我将面壁终老了。”少林寺举行开堂仪式，必定要有记文。禅师的首座弟子仁林等请我昌来写记。我回忆禅师过去侍奉休公、拜谒故宫保陆文定公时，我昌与征士陈继儒都结为莲社之友，并且共同订立栢亭之约；二十年前心中相许的情谊，今天才得以酬答。于是记下禅师的名为正道，字无言，是洪都新建胡氏之子，父亲名永泰，母亲姓杨。禅师起初在上蓝寺向璘和尚剃度，二十岁时跟随知休禅师学习禅那大旨，居住在南岳净瓶崖，感悟并不深，于是到树屏拜谒逊庵听法；又在东岩大方处受戒于无尽，遍访各方，到了少林寺才从幻公处得法。幻公升座问：“曹洞宗门的家风是什么？”幻公说：“月下三花树，风前双桂枝。”又问：“和尚还有别的吗？”幻公说：“只有这一件事。”禅师在言语之下大悟，立即呈上偈颂说：“云聚集在峰顶，月光锁住幽深的山岩；木人拍掌，石女舒展笑颜。”休公印证认可，用偈颂赞叹他，大概是承认他足以成为人天之师。于是系上铭文说：嵩山少室山，位于天地中央；大乘的气象，郁郁葱葱。初祖破颜微笑，未必有人领会；面壁而坐，才是真正的宗风。祖师和佛并无不同，只有变化才能通达。【其一】般若本无分别知，灵明之光从不昏昧。它如清凉池，又如大火聚；当下就是，拟议趋向反而背离。奇妙啊，众生本来都具备如来的智慧。【其二】五家宗旨，如同世间画师；虚空可以拿捏，丹青却不必施用。泥牛在月下吼叫，木马在风中嘶鸣；不住于空劫，也不落入今时。【其三】于是有道公，是僧众中的杰出人物；传承涅槃之心，吐露广大长舌。双桂花开，三花高耸。一代的时代教法，永远留存在美石碑碣上。【其四】引 《八林》引 《词林海错》引 《徐九玉诗稿》引 《毛司理诗册》引 《餐霞十草》引 《陶世名言》引 《顾仲方山水歌》引 《汪然明绮集》引 《钱象先荆南集》引 《陈懿卜古印选》引 《畸墅问水诗》引 《林衷斋五十诗册》引 《唐大来诗》引 《张考功归围日历》引 《纯阳阁记》《朱中丞平东纪功碑》《八林》引 参军莫星卿编纂《八林》，其中有子部、史部十七篇，俳调十三篇，安弦操缦，颇保存了记载奇异之事的言语；提取纲要、探究幽玄，也严格遵守排斥异端的戒诫。可以说是斲轮的妙手、秘藏枕中的深心；它的编次如同贝叶经，字迹细小得像苍蝇头，散开来如精锐骑兵三千，收摄起来不过鱼肠剑那样一点。虽然金题玉轴有时成为书虫游玩的地方，锦绣卷轴和象牙书签，也不值得以汗牛充栋来夸耀。过去邺侯的书架已经很丰富，却很少能够随身携带；卫公的明珠确实稀有，又怎能分给别人余光？哪里比得上须弥山容纳芥子、幽深山谷封藏丸粒，十年阅读也不会感到不足，三箱书即使丢失也没有妨害，正像这部编书一样呢！君是我的老师方伯中江公的侄子。我还记得你在舞象之年，已经有迷恋读书的癖好；短暂出游以后，早年的爱好更加深厚。如今将把满腹学问带出疆界，把书厨卷入行囊；绿水芙蓉般的风采，将得到俭府的依托；描写山色秋光的诗句，将受到乖崖的赏识。这样岂不是称得上俊逸的参军，继承方伯的风流吗！《词林海错》引

译扬子云读书只观大意，等到他的老师林闾接受輶轩使者采集方言的记载，撰作《方言》时，大多只是单个词语，并没有什么宏大华丽的篇章。然而弟子侯巴跟随他学习古文奇字，难道正是所谓大的包含元气，小的深入无间吗？苏轼抨击专门研究《文选》的学问，却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说文解字》。古代文人本来就有人著述丰富、遣词节省，一字也不肯多用。既博大又精深，大概是很难做到的。我的朋友夏茂卿是孝廉，隐居在毘山，不屑于做官进取；侍奉父母之余，学业专在雕琢文字、钻研古书。平生著书，换班接替抄写也数不完。等到《词林海错》杀青完成，我才看出茂卿的学问实在难以穷尽。他所搜集的材料，不一定出自偏僻书籍和奇异字词；凡是曲折深藏的内容、苍颉所构造的文字，只要是古今文人所承袭的，他都加以考察。有的明白之处，他追溯其源头；有的流传讹误，他订正读法；有的分见各处，他归并为一；有的后起词语，他化为新的解释；有的探寻深意、索求隐义；有的由本来隐晦的意义使它显明。所有这些都旁通而流畅，清楚地加以折中裁定。其功效如大禹鼎照见幽暗，如周王车指引道路，如善于解说的人解开绳结，如由基射穿杨柳，如蔡邕在灶火中辨识琴音，如蒲元在一瓶水中辨别水性。如果不是博采四库、陶铸万物的人，谁能做到这些呢？《海陆碎事》《玉海》都是汇集琐事的书，都以“海”为名。茂卿的卷轴不如这两部书多，只是以典雅见长，以剪裁断取见长；恐怕直接遮蔽前人的优长，却还谦逊地把自己比作海中杂错之物。若说它像八珍吃腻之后，再进献一点小鲜，也就是这个意思。但人们不知道茂卿为了避开世俗、校雠书籍，曾经渡过归墟，回旋于弱水，经过沃焦，在浮天浴日的奇观中涉水撩衣、沾湿双足，然后才得到这些材料来充实圣人的胸腹，其中用心实在辛苦。天下若有扬子云这样的读书人，一定能够欣赏它。《徐九玉诗稿》引 我的同乡徐文贞公二十岁刚入朝廷，就具有老成的眼光和大人的气象。遇到世宗制定礼乐，不去修习景云、神龙年间应制唱和的旧事，公把全部力量用在治理国家上。他谈论诗歌，不轻视元稹、白居易，也不特别推重王世贞、李攀龙。对于那些沾沾自喜地分别开元、大历、长庆诗风的人，公认为那是少年人的狡黠之语，没有实际意义。公的从孙九玉，神情清朗，笔力锋锐，志气激昂于青云之上，早年显贵并不困难，足以光耀家族德泽。只是他的诗歌旨趣独自抗拒曹丕关于建安事业的说法，贬抑扬雄关于雕虫小技的论调，常常担心在功名场中竞争，一旦被时代催逼，哪里还有闲暇超过前辈，不如把功夫做得精深巧妙，先占据文坛的上游。徐氏重新继承祖家的旧物；文贞公所说的诗文应当有狡黠变化，正是九玉苦心雕琢、想要登峰造极的地方。凭他的才情，日积月累，不知将达到什么地步；但如果只把如今清俊响亮、气节舒展的诗篇，当作足以概括九玉的全部，那还不能算真正懂得诗歌。我这里只指出他善于学习文贞公的一面。《毛司理诗册》引 郡司理毛公治理有成五年，声名传到九重，拜谒皇帝的日期已经确定，登仙般升迁也不算奇异。郡伯张公驾着熊轼车来到谷阳，在祖道上唱起《骊驹》。黄鸟嘤嘤鸣叫，正像他怀有出谷高飞的心声；车子偏偏回转，又已经眷恋萱棠树下的荫凉。虽然恩宠如弓旌相加，不能使大丈夫洒泪；但情谊深厚如淡水之交，却难以分开益友的胸襟。于是率领同僚共同裁作赠别诗篇：愿你直上青云，在临别的道路上弹冠振衣，以白首相期；愿你在前途上奋力进取。这正是所谓文章产生于真情，诗可以抒发怨情。唉！我们以冠缨服饰相交，把日月般的光明置于肝胆之间；彼此相互唱和，吐露锦绣般的心肠。所以这些诗既可以上合《国风》，也可以长远地留传在郡志中。题名为《青云首路》，把它放在诗册之前。《餐霞十草》引 作者虽然并尊两位司马迁，但研究文章的人以司马相如为宗主。纵观他的文章，驱使万物，发掘灵心；体制形成经纬，考订合乎宫商，确实是雕虫小技的源头，也是月露般华辞的先导。自汉至唐，文脉没有中断；汇集其中的精华，研究《文选》的学问也完整保存。韩愈以经书为文章，苏轼以诸子为文章，近代名家王允宁、王世贞以下，则以史书为文章。于是诗赋之外，《文选》之学几乎废弃了。大概司马迁登上文坛，司马相如便退避一舍。唐宋姑且不论，今天学习古文的人在得失之间，也大略可以说一说。大多把摹写形貌当作神情，把苍茫浑厚当作骨力；虽然可以追踪大雅，却容易流于平易，取材偏窄，没有狐裘集千张狐腋的资材，沿着平坦道路前行，哪里有玉华三年磨炼的功力？以两汉文章来说，他们的名声很高；以六朝文章来说，他们的功力很深。因此北地、藏山借此自勉，号称要成为玄晏；弇州高悬旗帜，学习皇甫湜以追求灵光；艺文之林寥落，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继承余响。杜日章是西部边陲的名将，多次建立战功；也是江左的清雅人物，独自勤于梦想。节操侠气震动天下，言语文章妙绝四方。登山临水的诗篇，凌厉如风霞；谈论空理、剖析玄妙的文章，吐气如珠玉。胸中书库所储藏的知识，左右取用而不会穷尽；文心所裁判的材料，纵横寻求便总能相合。杜甫所说“语言精于《文选》，义理也差不多”，其中确实有家学风范，郁然成为国家的珍宝。如今刻印的《十草》，就是这样的作品。将来若在边门接受斧钺，扫平大汉的敌庭，在燕然山刻功铭，哪里还需要借笔给班固；出师作颂，最终也要与孝山争胜。只是把精深的性命之学看得高于尘世，把功名视作尘土，这些哪里值得成为杜生的愿望呢？我昌实在惭愧。《陶世名言》引

译经史注疏有一百多家，如郑康成的《毛诗》、杜元凯的《左传》，既精深又博大，是千百年来争相媲美的著作。郑康成只是专门研究《毛诗》罢了。杜征南的功勋收藏在盟府之中，考察他的经历，不是镇抚襄汉，就是在吴地抗击敌军；剩余时间还有多少，却能够深入精研一位先生的学说，使专门名家不能拿自己所知道而他不知道的东西来傲视他。博闻多识而建立功业，他的功劳很大，确实不是虚名。他曾说：“大丈夫拥有千卷书，哪里需要把百座城当作南面称王的资本呢？”这又是多么傲慢而不合情理的话啊！大中丞高公，是当今文武兼备、足为百官楷模的人；自从骑骢马、专掌兵权以来，将近三十年。他的忠孝大节、开创济世的谋略，丰富而日日更新，仿佛禀承完整的典范。我如今读他的《陶世》一书，才知道他的建树确实有根本。大概公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也从未有一天停止读书；他的根本宗旨是：“开始于修养自身，终结于使他人觉悟；学习做到这样就够了，这就是方法。”因此他所搜集采录的，都是自己平生有所得力的语句，以及前人已经验证过的方法；意义如同韦弦之戒，用处如同豆类和粟米。狐裘集千腋，鸡肋聚百余；高高举起择友取益的尺度，分列出可以照见今日的镜鉴。所谓“以阴阳为炭，以造化为坯”，用来陶冶一代人，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左丘明文章的绮丽、杜甫诗歌的偏爱，谈论经学的人未免有不同意见；但他们的著作已经立于学宫，光耀史册，经历山陵变迁，即使岘首山的石碑、万潭的碑刻，也不能超过它们。何况此书囊括四部典籍，删去多种歧途，取材极其宏大，义例十分端正；又以默默形成的范式作证明，带着匡正天下的谋略。能够辅翼此书流传后世，难道不是不朽的盛事吗？公正表率台臣，嘉谋美策上奏朝廷；倘若呈给皇帝阅览，宣付史馆，嘉许并与有官位者共同实行，恭敬地服膺先生的教言，世道必将因此受益。我昌没有能力认识公的伟大，只是对恬淡退隐的人能够深有会心；公实在陶冶了我，我怎敢忘记这鸿大的珍贵赐予，谨在书简上题写此文。《顾仲方山水歌》引 米元章论画说：“纸保存千年而神韵消失，绢保存八百年而神韵消失，这并不是确切的论断。神韵就像火，火没有新旧之分，神韵又哪里有来去呢？大概时代接近时，凭借形迹流传；时代久远时，则凭借声名流传。”曹弗兴、卫协等人的妙迹永远绝迹了，唯独名声流传到今天，那么千年以上仍然有人听说并看见他们了。薛稷画的鹤、曹霸画的马、王宰画的山水，过去都以全国最擅长而著名。即使不能成为天下第一名家，只要有杜甫的诗歌在，也足以流传千古。即使说纸绢的寿命胜过金石，又怎能使神韵消失呢？我的同郡顾中舍仲方，以诗画驰名东南，曾在内殿供职，又奉诏慰劳戍守边塞的将士。天下士大夫接连登门求画，他不忍心用钱财来往交易；有的人退回去作诗赠送给他作为酬答。善于作诗的人，前后相继唱和，没有遗漏。到这时，先生已经七十岁了，曾对人说：“我老了，不能出游做官；贫穷了，不能供养宾客；只是手腕中有元代名家传下来的笔意，鬼箧中有当代高人的韵语和题赠。我哪里还担忧身后的名声呢？”唉！这正是先生的画所以能够流传的原因。即使如此，绘画哪里足以增重先生的声名呢？先生早年继承祖先的事业，那时作为翩翩公子，人人都把裘马声伎当作豪举；唯独先生专心于精深雅正的道路，在乡俗游闲的习气面前淡然自守。晚年田地房舍逐渐荒废，退居郊外园林；风流得意的事情，别人认为已经全都结束了，但先生会心于翰墨，作品依然清雅深远，没有辜负天下了解仲方的人。这些都可以流传，难道只有这些才全部值得流传吗？诗和画都可以称为史，先生著有《诗史》《兹山水歌行》，世间又有《画史》。先生早年学习马文璧，后来出入于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之间，没有一人不像；而世人尤其喜欢他画黄子久风格的作品。因为我懂得绘画，所以先生嘱托我为书作序。《汪然明绮集》引 汪然明作为寄居西湖的寓公，主持风雅之事。郑庄公的驿馆并不空虚，陈寔太丘的道路十分宽广。除了名流雅士之外，偶尔也有鱼玄机、薛洪度一两人列入交游名册。所以称他的诗为“绮”。有名客评论说：“陶元亮的《闲情赋》，昭明太子还惋惜它；王介甫抬高或贬低李白、杜甫，说李白的诗大半涉及酒色。”然明并非具有童心，本来没有迷惑沉溺，却好像自己显露出瑕疵来，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这是西湖的旧事。难道没有听说苏轼任杭州太守吗？他深入禅悦，得到无碍的智慧；忠义正直、节操坚定，心如铁石。然而周韶、龙靓亲手抄录他的诗，里面常有艳丽曲调，难道苏公不能写庄重的文章吗？这就像大海能够容纳细流，是因为容量广大；像磁石吸引铁，是因为同类相应；像在淤泥中采得莲花，是因为能够鉴别；像门前的兰花，需要像保护头目一样激切地保护。况且戴着冠冕却像木椎一样笨拙，哪里比得上头发披散却聪慧呢？我若为了隐藏瑕疵而使人也隐藏才华，那就是残忍，是爱惜人才的人所不敢做的。懂得这一点，才可以谈论然明诗中的绮丽。只是我担心作诗的人只因绮丽而认识然明，反而把他的绮丽与香奁诗、红艳诗看作同一类而并称。所以写这番话替他解嘲。至于他的诗歌色泽高华、旨趣隽永，我的朋友陈仲醇、黄贞甫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 《钱象先荆南集》引

译我过去曾与平原程黄门一同游江南，路上停下马来散步，只见坡陀曲折，洞壑忽然开朗，俯视平湖，澄澈碧绿，广达万顷。湖外江光接天，远行的船帆点点，和飞鸟一起消失在天际。黄门问：“这是什么山？”我说：“大概是齐山吧？”黄门问：“你凭什么知道？”我说：“我哪里知道呢？我只是知道樊川所说的‘江涵秋影’罢了。大体说来，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也以诗为境；名山遇到善于作赋的人，就像士人遇到知己一样。山川一经品题，情态面貌全都显现出来，后来的游人不必查阅图经，也不必向樵夫牧人询问，只要远望便能说出它的名字了。唉！‘澄江静如练，齐鲁青未了。’寥寥数语，竟使千古登临者再难写出新意，难道只是因为它不能当作寻常话说吗？是因为它把景物写尽了。我的朋友钱象先，才华豪迈，思虑深湛，当今作者中没有见过能与他相比的。他曾游历楚地，诗篇灿然，汇编为《荆南集》。之所以题作《荆南集》，是因为荆南不能穷尽楚地的景观。《荆南集》也不能穷尽象先才情的变化，但我和冯元敏都明白地认为，它一定能够流传后世。元敏曾任官荆南，我也曾奉持符节到长沙，从洞庭湖而下、汉阳而上，这些经历都与象先共同拥有，所以他把景物写尽之处，我和元敏两人确实曾经亲自领会过。或者我不能游历，却喜欢诗；象先既能作诗，又喜欢游历，这样一来，怎么能不希望象先成为一个游遍东西南北的人呢？即使走遍所谓九州、五岳，再旁及荒远偏僻之地，那些地方是谢灵运、李太白诸公尚未登临、尚未题咏之处，也都让它们披上奇异清新的诗声，像《荆南集》中的诗一样，使我能够倚几阅读：用我的笨拙来收获象先的巧思，用我的眼睛来代替象先的双足，这不是非常愉快吗？象先精通禅理；至于溪流并非声音、山岳并非色相，在一丈见方的禅室中包容大千世界，在一刹那间又游历华藏海之外的境界，我正学习游历这种境界，却不知道象先能否用诗来帮助我。陈懿卜《古印选》序引 庄子说：“宏大的言论气势炽盛，细小的言论絮絮不休。”古代的作者，对于寂寥简短的篇章，从来不曾用高深宏大的文章体制来写；虽然不离开根本宗旨，却各自依据不同文体来表达。王右军的书法，经典、论说、序、赞自成一种法则；他的书札、记、尺牍，又自成一种法则。因此评论书法的人把书法比作龙，难道只有右军如此吗？岣娄碑、石鼓文旁支发展为钟鼎文字，峄山碑、鸿都石经旁支发展为图章文字，这些都具有龙的德性。抓住它们的要领，兵家所说的“形势险峻而节奏短促”，晋人所说的“一往直前便能达到”就全都包括在内了。近代只有丰考功领悟了这种奥妙。我的朋友陈懿卜从考功那里得到方法，又从顾御医、项太学等收藏古印很多的人家取材，深入研究篆书和古印二十年，汇编成《印选》若干卷，于是先秦和两汉书法的旁支，便清楚完备了。即使文寿承博士、王少微山人，也不会把它当作只可私藏的“枕中之秘”。此前我们郡中有《印薮》流传于世，懿卜所搜集编定的印章，只有它不到一半；然而《印薮》像蛇添足，而这部书却像鸭腿，于是可以知道懿卜确实具有鉴别古印的慧眼了。《畸墅问水诗》序引 陆子有一座畸墅，开辟了三条有益的小径，建造了一座百尺高楼。菱叶如盖，荃草制成的船桨来往不停。哪里只是背山临水，使游子留恋而忘记归去？还要铺陈文采、撰写辞章，带着墨客来标举这里的胜景。至于芝草房、菌形阁，随着云日时隐时现；奇石珍花，助成烟霞的绚丽。这是富室偏多的优裕，并非畸人的力量所能匹敌。即便如此，假如陶渊明的秫田没有收成，仲长统的田园收获很少，酒醴不能供应，干粮又缺乏，徒然说泉水可以解饥、斗酒可以当作浆水，那就会使主人独自在一丘吟咏，而胜友共同远游十日。近来上天没有降下调和的雨水，反而像河鱼大量上游那样泛滥成灾，又劳烦太史写入记录。人们祈祝螺蟹有利于禾稼，野人也不厌其烦地祷告。陆子虽然吃的是清淡食物、游的是清静之地，怎么能把荒年之玉变成丰年之玉呢？我听说何尹去拜访袁安，是因为他卧病在雪中；子舆慰问桑户，也是因为连日阴雨使他忧愁。这些张太史诸君子所作的《问水诗》，正是为此而作吗？陆子说：“士人贫穷并不是忧患，诗歌困窘反而能写得精工。幸好研圃的水荒了，难道就不能以美玉般的诗篇报答吗？”诗篇应该传到空谷，声音高亢得能止住行云，积累起来成为篇章，动辄盈满卷帙。唉！敲着牛角吟唱《硕鼠》，哪里还难以寻找到宁戚呢？弹琴来试探游鱼，便知道钟子期并不遥远。读这部诗集的人，可以由此评议畸墅宾主之间的情谊了。《林衷斋五十诗册》序引 衷斋先生家世承袭金马门的荣贵，才华擅长雕龙之文；如瑶林玉树般高洁，具有卫叔宝的神情；如干将、莫邪般锋利，具有李太和的骨干。祖业和才学都能继承，才华如囊中之锥显露奇异；刚成年便入朝为官，没有什么职事不能奏效。起初任职于率府，显赫的官阶接近凤池；后来任职秋卿，卓著的声誉遍布鸠署。他断案如山而意志不动，门庭如水而一同清白；作《登高赋》，像楚国大夫；文章精于吏事，像汉廷老吏。驾着熊轼车，远胜龙城公；上任后更加从容，呵斥车夫仍然气概雄壮。法律与诗书一同施用，风霜与雨露兼施，不满一年，颂声便大为兴起；九万里长风扶摇直上，在二千石的郡守中最为贤良。美好啊，盛美啊！只是黄坎公任期届满、上报政绩之年，正值平津侯与汉武帝相遇而受任的岁月；我正逢初度生日，却与您相隔天涯。长公、长明两位，殷切地祝念您的寿福；我清早便有所怀念，遥望粤岭的云彩，遗憾没有仙家缩地的法术，只好托罗浮山的雁，把诗人如太阳般光明的篇章带给您。或许诸位长者会挥洒灿烂的文笔，代替彩衣娱亲，使家严吟咏美玉般的诗章，如同亲近琼树；只要在空谷听到您的足音，便能解除我身在异乡的羁旅愁思。哪里还须到句漏山寻找灵砂？这便是革亭鸣和鹤，不嫌屈身下里，用来祝愿大椿长寿的意思。唐大来诗集序引

译过去我在成均任职时，海内的读书人因登极恩典而升入国学的，像鱼鳞一样聚集在馆舍之下，有九百多人。我下教说：“国子先生考察众士，不只是考查帖括文章，还要考查能写不朽盛事、经国大业的才华。有能写《破虏露布》《帝京篇》《前出塞》《后出塞》诗的人，准许不按时限来见我。”有人对我说：“您对士人的要求错了。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人各自带着行卷游走于大夫之间，那是一个时代的做法。我国的功令却不同，士子费尽心神、停下篇章、从梦中惊醒所做的，不过是专心精研帖括，除此之外便像拾取草芥一样取得青紫官服罢了。至于您所说的不朽之道，又能怎么办呢？”我回答说：“确实如此，但您怎么能以偏长来限制天下士人呢？况且明经科以上，难道没有宏词科选拔吗？只是担心才力不能接近要求、精力不能兼顾罢了。既然能够兼顾，又为什么要把它放弃呢？”我当时坚持这样争辩，过了很久，却没有人回应。后来我奉旨访求遗书，事情办完回到故乡，滇中太学生唐大来从京城来到这里，把诗作作为见面礼。我读他的诗，温厚淳正而典雅，不必写《帝京篇》却有初唐四杰的文采，不必写《前出塞》《后出塞》却有杜甫的法度。这正是我在六馆中求访而不得的人才。滇地谈论文学艺术，自张愈光破除荒陋以来一百多年，渐渐兴盛；即使豪酋洞主也都收藏万卷书，改变了以象战、鸟语为习俗的风气，改而从事翰墨，写信送礼，远远同疆域之外的人交往，风尚就是如此。大来暂游万里，来京城观览国家盛况，与中原才子并驾争先；又得到像云杜这样的当代名公来助长声势，于文坛上声名显赫，并不逊于华美的文绣。不过我听说大来的祖父和父亲都有鸿渐般的才资，却困于一次科举不中；这难道是所学不能施展、才能不能任用，同时兼有多种才华反而困难吗？因此我希望大来在吟咏诗歌之余，不要荒废参加公车考试；言论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使才情充分发挥，取得声名、确定身价，不要让自己只是承明著作之庭中的文士。即使说滇地无人，甚至自己做了公卿而使卿士、长官都感到惭愧，又有什么妨害呢？言论哪里只有一个方面而已，大来以为如何？张考功《归围日历》序引 壬申年春，东莱起初发生叛乱，贼党才一千人，当权者急忙调发关宁军，日夜兼程疾驰前往，本来很容易就能使他们解散。可是当权者以抚养乱贼的命令处理，贼人得以望见民屋便取得粮食，又厚厚装载牛羊；用人像撒泥沙一样，用赏赐招募的都是价值百金的勇士。我们用这样的办法补偿将帅和孱弱士卒，简直如同驱赶羊群去攻击猛虎。于是东莱被围将近八个月，仍然依靠士大夫划定区域、登城防守，倾家破产来供养士卒；铁笼之谋、玉璧之智，无所不用，终于在血肉涂地之后得以保全。虽然奉行了皇帝的裁断，最终采用关宁军，也不是士大夫共同谋划所能达到的。那时我在京城，听东方来的人传说，北海张考功以忠孝激励统率三军，坚守城池以振作士气；在朝廷上称颂他的人很多。然而北海所记的日历，竟一点也不自夸功劳，他的惭愧和深心远虑，实在难以测度。我曾考察宋代靖康年间，有孤臣泣血记录当时的日历；那时金粘罕的军队环列在汴京城外，宋朝尚有精锐军六万，最终却被敌人恐吓得收兵不战。金军北撤之日，只驱逐赵氏同姓宗室，几乎没有遗留；各部门官署也来不及有所作为。由此才知道金人善于使用离间，宋朝又多有卖国之人：局势缓和时是秦桧，局势紧急时则是刘豫、张邦昌。唉！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哪里能够保全呢？我观察东莱的事，便知道汴京之事无法挽救，实在可悲。皇上勤于思考将帅之臣，不惜削减宫秩、端正铨部和都谏的一个品秩，以伸张武闱的功令。北海离开国家之后，从这件事回望冥冥之中，仿佛早已有为保全全局制定策略的人，正合于在危急病势中采取紧急办法、谦让夷狄的义理；而圣主的睿智筹算在于彼处，取得成效却在此处。哪里见过武臣中有比张巡、许远更伟大的人呢？这难道不是上天授予的吗？这难道不是上天授予的吗？《纯阳阁记》太子少保陈公，是辽人。在他尚未显达时，遇到一位方外之士，暗中得到预言，并约定日后再见，时间在困厄的运势之中。后来他跟随杜将军出塞，全军覆没，按军法应当抬着尸体回来。再次见到从前那位异人，异人拍着他的背把他放出来，说：“我是纯阳子。”从此以后，他便都走上仕途。陈公积累功劳，位居日月之际；凡是建牙驻军所到之处，都崇建祠宇，塑像供奉真人。后来奉天子命令，督率雄兵驻守昌平，靠近居庸关，扼守天然险要，阻挡敌军冲击，壮大金城汤池的形势。陈公学问无所不窥，尤其精通禽遁、奇门之书以及黄石公、诸葛武侯的秘术。兵家这一流派，和道家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老姥传授的《阴符经》三百字，演说大道百字；演术、超生、轻举、富国、强兵，都包含在五千言之中。而纯阳子又是剑客，他与大将军之间有宿世因缘，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为他作此记。《朱中丞平东纪功碑》

译国家自从有了后金之患，辽人渡海向东，聚集建屋，彼此逼近而居，依靠东地求生。不久便兴起利用海上力量的建议，设置抚治、建立镇守，辽将于是竟成了爪牙。过了很久，朝廷议论认为这样不便，下令把辽将调到关门。送贼孔有德、李九成时，军队走到吴桥便发生变乱，掠夺六城，残害两郡，占据登州，围困莱州，七个月仍未解除。当时援军节制不统一，大多观望不前。张赞画国臣、屈司理宜扬听信迷惑，主张招抚，军心更加松懈。朱公大典在壬申年五月从天津接受新任命，星夜奔驰前进，毅然直言：“无缘无故请求招抚的，必定是诈伪。况且辽人的父兄都死在后金手中，国家怜悯他们流离失所，把他们安置在内地，授予官爵，供给粮饷，难道不是为了洗雪国耻吗？这样做也正是替辽人洗雪父兄之恨。他们却反而沿袭后金射天的习俗，难道竟忘了与后金不共戴天的仇恨吗？”这是大逆不道，法律上不可赦免。不久，招抚的议论失败，招抚使谢公琏、莱州守朱公万年、内臣徐得时、翟升都战死了，朱公的话全部应验。事情传到朝廷，天子震怒，心中倚重朱公，下诏允许他居中调度，将吏可以便宜行事，不必受制于常规。朱公于是能够一心破除束缚，亲自主持剿灭的方略。当时朱公所面对的有四大困难：尸体暴露遍野，军中没有现成粮食；将领骄纵而无人主持，部下只有零落的几百名溃兵，不能再次振作，这是第一难。镇守与监军意见相左，监军与督军意见相左，镇守、监军、督军各自相左，这是第二难。曹州、濮州之间有土寇，邹县、滕县之间有莲妖，沂州、莒州之间有矿贼，青州、济南之间有盐徒，都蠢蠢欲动，想要响应孔贼，这是第三难。起初议论利用海上力量时，把辽人看得太重；等到议论撤除海岛时，又把辽人看得太轻，不仅轻视他们，还牵累他们。辽人杂居在数郡之中，人数很多，怎么能让这些心怀反侧的人安心呢？这是第四难。朱公既然心地纯正，不推辞困难；他挥洒处置，沉着敏捷，通晓各种变化，箭没有虚发，刀刃必定刺中要害。天子既然心中倚重他，凡是他所请示的，早晨上奏，晚上便下诏批准。八月十七日誓师，集合关宁、密云、蓟州、昌平、保定的客兵，以及山东本地的骑兵、步兵数万人；旌旗鼓声整肃鲜明，呼喊声震动天空。军队以一当百，在沙河歼灭贼军，在高望山逼迫他们。贼众溃败，死尸多得可以用水泽来计量，而我军唱着凯歌进入莱州。贼人仍收拢残余兵力，拼力守住黄县。朱公乘胜把军队分为三路：一路由新城进攻敌军右侧，一路由招远进攻左侧，一路由栖霞捣击后背。斩首和俘获的敌人，远远超过敌方尸体的数量，尸体横陈数十里。孔有德、李九成这两个逆贼只带着残余骑兵沿海逃往登州，几天之内解了莱州之围，收复招远，又收复黄县，真是奇异的大捷。朱公不自称功劳，上疏说：“这是圣天子的威灵和诸位臣子的力量。我听说行走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贼人虽然已经困窘，却像困兽依凭险要。臣推测他们一定会逃往海上。如今的计策，应当迅速占据长庙二岛，调集江淮水兵，会合天津水师、海岛水师，截断他们的退路，这样一鼓作气便可以擒获。况且臣所说并非空谈，臣请求下令让关宁骑兵在原野上拘截他们，再下令让江淮水师扼守海口，只是各自使用所长罢了。”朝廷舆论认为他说得对。恰逢有关部门议论摇摆不定，江淮兵到胶州却不前进，天津兵和海岛兵彼此推诿，把早先的借口当作脱身理由。春天渐深，冰层融化，贼人准备驾船逃走。朱公大声疾呼却无人响应，望眼欲穿，嘴唇焦裂，只勉强招募了十只渔船，在飓风和礁石之间摇荡而已。虽然孔贼如游魂一般仍未受到天诛，但群凶被斩首也已经大致尽了。等到收复登州之日，俘获、斩首和救活的人很多，海岛上的数千人也被收服，东牟地区顿时恢复旧日景象。这是朱公使它重新获得生命。朱公从誓师到荡平敌乱，历时七个月，枕戈横槊，冒雨餐霜，身先士卒；同时又不断谦让，完全没有争功逞强的神色。天子嘉奖朱公的劳苦，晋升他为少司马，荫封一个儿子为锦衣卫户侯并世袭，仍像以前一样镇抚山东。方伯慰劳朱公永嘉，长期侍从军中，对朱公的大业十分了解，嘱托我记述此事。朱公过去在省坡时，声名很高，能够补救朝廷；如今受任方面重寄，功勋卓著而授予斧钺；三种不朽之事，到朱公这里才完全具备。天子正要开明堂，赐予粔鬯，铸造鼎钟，向九庙和社稷报告光荣，这哪里是才力有限的史臣所能描绘其万分之一的呢？近来朝廷推荐他入中枢，天子却为难找人替代他，由此可知皇上对朱公的倚重。我于是依次叙述这些事，并作颂说：有皇帝建立国家，鼎在燕地安定；挥动鞭子驱使他们。群丑安然服从，文臣安逸、武将和乐，载歌载舞而嬉游。追讨挹娄的逃犯，医治慰问伤残；皇帝怜悯哀鸿。于是居处中原，狼子戴着猴冠；鹰扬之士不能退却。脱下头巾一声呼喊，玩弄兵器而载满道路；坚固的城池忽然崩摧。好消息相继而来；招抚反而造成误事，老虎来了便依凭险要。于是分派精锐部队，窥伺莱州的坚固防线；重重包围七个月。睢阳的力量已经耗尽，援军停兵不进；逼迫订立盟约，咄咄相逼。上天赐予正直的军队，剑气横贯秋空；均少叶甘。将士如同奔赴父兄之难，三面布阵；军队和睦而守信。雷霆所到之处，没有谁敢不震惧；莱州的男女百姓。在门口迎接，欢笑交谈；多么灿烂，多么勤劳，终于得到我的安居之所。贼人恐惧，退守滕州；滕州军迅速扫荡，在水边询问他们的踪迹。逃亡的戎■〈豸尞〉，在东牟猖獗；东牟的山丘已经洗濯清除。天子爱惜生命，祸乱的倡导者正是祸患；猰■〈犭俞〉已经被剪除。最终制服魑魅，天网使逃者无处可逃；光明的威严不曾昏暗。东征的功烈，皇帝得到人杰；丰碑永远流传。国家疆土完整无缺。孙男庭 广 廙仝阅 《容台文集》卷第四终 ●《容台文集》卷第五 华亭董其昌玄宰甫著，冢男祖和。海上叶有声君实甫校，冢孙庭辑。论 评 说 议 奏疏 表 ◆论 爱惜人才，为社稷着想（丁酉年江西试题） 树木在根部隐晦不显 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一带。夜间的清明之气，就是浩然之气。（馆课） 读《卫霍李广传》。（馆课） 荀子、扬雄的文章，大体醇厚而有小的瑕疵。（馆课） 读《盐铁论》题后。（馆课） 爱惜人才，为社稷着想（丁酉年江西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