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三

译《祝贺楚方伯霖雨梁公晋升中丞序》《祝贺郡司理徐硕庵奏报考绩最优序》《祝贺漕抚李公考绩升任副都御史序》《送郡司理毛孺初奉召北上序》《送聂邑侯入朝觐见序》《祝贺郡司理吴兹勉考绩最优序》《祝贺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冏卿入朝序》《吴玄水礼部得子序》《初集序》《莆田曾氏族谱序》《王征美刺史守城序》《祝贺光禄程公五十岁偕寿序》《日种音文序》《宋黄门先生集序》《祝贺封侍御史公七十岁偕寿序》《郭主客集序》《重题铜龙馆序》○《祝贺楚方伯霖雨梁公晋升中丞序》。楚国发生了宗室叛乱，诸位大臣商议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将领兵作乱就必须诛杀。楚地气氛非常险恶，叛乱蔓延成势已经太晚；社坛下的老鼠不能用水灌，屋里的老鼠也不能用香草熏。八议所说的特权，不适用于这种大罪，请不要受宗正条例牵制，而一律依《司马法》办理。于是向四省发布檄文，调集大军，形成夹击之势。天子环顾朝廷大臣，唯独忧虑没有可以派去安定楚地的人。当时梁公以方伯身份镇守荆南，先前因平定苗乱的功劳奉到玺书并获赐金，又在候补次序中等待统领节钺，正好遇上楚地之事。天子于是命朝臣请授公中丞之节。公早晨接受任命，叛军当晚便攻打。谋划一经确定，公便飞驰进入幕府，士民的喜悦可以想见。有人说：“公不是从澧州来的吗，难道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当时伏兵藏在芦苇中，强悍的宗室据守城墙，正把耳目安排妥当，新任主帅还在观察意向。公一到，他们全都震慑伏地，不敢行动，说：“原来是他！四处征讨不服者、惯于行军作战的梁公啊！”宗室失去援助，便陷入极度困窘。公的谋略层出不穷，叛军于是依次被捕械系，无人能够逃脱罪责。天子认为一个中丞的节制胜过十万军队，方城、鄂渚之间也就安宁无事了。按照旧例，大中丞由藩司、臬司升任时，同僚应征集言论表示志贺；于是诸位大夫交给我文简。我董其昌说：“我等候您很久了，请不要推辞。”我铭记公的教诲很深，又承蒙公平定楚地、使我免于危难的训诫，怎么可以因为文辞浅陋而不作呢？过去读史读到汉文帝时，谋划国政的大臣，谁能比得上晁错、贾谊？贾大夫并不难于斩下单于的头颅，却始终反复提醒积薪之下烈火将起的忧患，只是专门对诸侯王谆谆告诫。又有家令的奏疏谈备边之策，说得多么详尽啊！总的目的在于安定宗庙、尊崇天子，除此之外，削弱六国便没有更重要的事了。皇帝惊异于他的才华，却不能施用，最终酿成六国之祸。即使如此，皇帝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损抑天子的威重来增强细柳营而已；若说“我有真正的将军，难道还忧虑诸侯王吗？”就好比治病：小腿粗得像腰、手指粗得像大腿，这是病症；有人说分封诸侯便好，有人说削弱诸侯便好，这些都是试用的药方，而条侯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医生，晁错、贾谊只是试方的人。试药方，损失的是人；试治国策略，损失的是国家。差不多得到国医了。假如调动六国军队，却用棘门、霸上的将领来抵挡，灾祸哪里会小呢？所以说：“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在于任用什么人。”这正是文帝明察而且精于谋略之处。唉，国家每日并不缺少谋议之臣，但像这样凭威名折冲御侮、以信义号令异俗、功绩日益显著、能够承担国家缓急的人，究竟有几个？又因为时局太平安宁，没有实际使用兵革，士大夫安闲地从事文墨，拱手便取得高官，其他事情暂且不论；就说大中丞吧，这是古代天子派出的王官，监察诸侯之国，也是分陕而治的重任。难道只要凿开凶门、树起大纛、凭虎符征发兵众，就可以称为主帅吗？平时要核查军队实况，消除民间祸患；一旦有紧急情况，就要在祸患尚未逼近肘腋时消除它，在顷刻之间控制事变。这难道可以拿来试用吗？然而这条道路却很宽广，途径也很平坦。主管爵禄的人往往只授予有宠名声的人，以酬答他们历任升迁的资历，至于军旅之事，并不要求他们有实际声望。这原因真是难说啊！难说啊！公凭文章学术起家，西夷未平时，天子命重臣出巡边疆，公应诏随行。重臣最终依靠公的谋略，打击敌人所痛恨之处，因此得到天子的知遇。吉士所见，如今国家屡次征伐，公没有一次不在其中。三韩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役、皮林之役，公有时调发兵粮，有时制定方略，有时巡视军队，有时招募死士。到交河饮马、在瘴水边使飞鸟坠落，是公跋涉艰险而筹划驾驭的结果；毡帐酪浆、刀耕火种，是公跋涉远行而考察风俗的结果；飞运粮草越过山岭、积聚铠甲如同齐山，是公艰难筹措并预先谋划的结果。敌军以赤丸、白丸传递侦报，癸庚之声在野外喧响，都是公指挥顾盼之间便能应对仓猝事变的地方。公从郎署起步做官，却有元老般的才略；近来试任三辅，谋划经营已经涉及玄菟、青海以外；历任藩司、臬司时，所物色的都是河魁、中执法一类的官员。因此，世人只知道天子一日之间使公骤然显贵，却不知道公接受考验已经二十多年，不能说不久；世人只知道公没有亲自作战便取得成功，却不知道公所成就的功劳，都是经过百战才有今日的收获，不能说不难。况且宗室叛乱幸好只是刚刚发生，即使洪水决堤、声势滔天，他们的敢死之士哪里比得上敌酋？凶悍强暴哪里比得上猺、燹？贪婪愤怒哪里比得上脱巾之卒？公能够解决最难的部分，还何必再说容易的部分呢？同条侯相比又何逊色！至于满朝都主张用兵，正是贾谊痛哭的情形。刘氏已经安定而晁氏却陷入危难，难道说的就是西川之事吗？总之，皇上善于任用将领，已经具备圣人的威势了。当年宸濠叛乱时，王琼任兵部尚书，说：“不用忧虑，已经有王伯安在了。”如今公讲习白沙先生的学说，与王伯安相同；公在澧州，王伯安在赣州，地点相同；王伯安先平宸濠而后平苗乱，公先平苗乱而后平楚乱，事情又相同。儒者的功效已经可以看见了，何必只谈汉代的往事呢！早晚有一天，天子会赐给公“师中”的荣典，并把公置于将相之间，到那时自有穆穆的颂歌，等待君子来作。○《祝贺郡司理徐硕庵奏报考绩最优序》

译陆士衡《文赋》说：“考核虚无而责求实有；文辞确实如此，做官也应当如此。”贤人可以长久流传的事业、最高的不朽之功，都是与独自内知相契合，把德行藏在没有形迹之处，这叫作隐于善；这与阴德相连，哪里曾经由朝廷官署决定、由主管爵禄的官员安排呢？但有人却认为朝廷中的短暂荣华可以长存，相信梦中芭蕉也足以作为凭据；所保全的正在这里，所抛弃的也正在那里，于是廉耻、节义没有什么不抛弃的。这样一来，跖实之类的祸患，便不能同通达之士谈论了。我郡大夫、西安人徐公初次做官时曾任庐江司理，作为绣衣持斧的巡按官，从崔大夫到牧伯、守长以下，没有不被他弹劾的；他内心先存自全之意，威势所到之处，众人都谨慎自守，而公平等看待他们，不向任何人阿谀。县中恰有徐守审理案件与他相抵牾，弃官归附徐守的，是江右汪君心渊。起初东方妖贼逼近彭城边境，那里是南北咽喉，关系天下安危，幸赖徐守善于统兵，多方设谋扼制敌军，贼人弃城逃走，他正是张睢阳一类的人物。然而他与备兵使赵君、赵中之不和；崔将要施行对贪吏的惩罚，必须让众位理官审核核实其罪，按法律当处重刑，众人无不为他的冤屈伤心；于是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的，正是徐公。这件事中，公以仁心为本，蕴含的义气化为声威，阴德上通神明，声望比山岳还重；他保全的东西很多，舍弃的东西很少，只舍弃了一个官职。唉！当初倡议、响应的人又是谁呢？崔氏后来进入朝廷掌握国柄，群奸辅佐他，漫漫长夜，谁知道何时天明？幸赖圣朝改变政治，群公纷纷上书申诉，朝廷下令召还，公才又得到起用。那些与公同年脱去布衣、开始做官的人，都已经渐渐进入日月近臣之间，而公没有丝毫厌弃之意；所以官位越高，见识越老练，精神越完备，有哭罪悯民的仁心，有平定乱事的谋略，有为蒙冤者平反并向母亲禀告的孝情，有不吞声、不吐露私情的风采。譬如登羊肠小道、经过滟滪险滩，却系好缰绳行遍九州，扬帆驶过百川，反而如同走平地一样。任职三年考核功绩，不过是平常的事；只是公当初的志向并不在此，所以同僚设宴为他庆祝，以记述弹冠相庆之喜。过去汉代于公以官职为覆盆之民申冤，使事迹光耀史册；千年之后有钱若水，又过五百年才有公与他并立，真是奇异的男子。因此公所得的报偿自然不寻常。如今皇帝褒奖、诛罚都亲自决断，远远超过汉、宋；于公的高门第、若水的急流，又哪里足以称颂公呢？哪里足以称颂公呢！我谨因郡伯诸公为公饯行的请求，宣扬公百中之一的事迹如此。○《祝贺漕抚李公考绩升任副都御史序》。

译楚地的贡赋顺着江、沱、潜、汉水运输，这是大禹治水所开通的道路。过去还要越过洛水，如今则逆流而上到淮水。因此楚地转运粮饷的人，每年都到淮地，在幕府接受教令。以开府之职巡视淮地，难道不也像获得天子赐履所划定的领地吗？大中丞修吾李公兼任巡抚和漕运事务已经很久了。近来天子以玺书晋升公为左副都御史，楚地的藩司、臬司使者的喜悦可以想见。他们说：“公如今真正成为漕运大臣了，楚地有赖于他了。”又说：“皇上如今任用公了，天下有赖于他了。”他们把文简交给我董其昌说：“希望您能作一篇美好的颂文。”我怎么能胜任呢！我回想读过公关于巡抚、漕运的奏疏，能作文的人把公比作汲长孺、陆敬舆、郭令公、韩魏公、张方平，实在精确而文采斐然。若只谈古人的事迹和言辞，也就到此为止，不能再增加什么了。请允许我谈谈今日之事。从前永嘉张文忠公由郎官佩相印，曾被召到便殿对答，捋着胡须议论政事，豪迈不羁。公环顾身边一两个宦官，却假装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皇帝奇怪地问原因，公回答说：“臣哪里敢得罪这些人？内廷不过几步之地，却像相隔万里。”于是极力指出镇守宦官的暴横，说若不是圣明之主荡涤天下，终究见不到天日。世皇受到触动，于是把各地镇守宦官全部罢免。李元礼是一代龙门，裴晋公是历四朝的元老，最终却只能向宦官们拱手；而张文忠凭一句话便除去数代祸患，伟大啊，这真是社稷之功。即使如此，公虽有社稷之功，贤人君子难道会因此就承认他是社稷之臣吗？他的遭遇太奇特，所受恩宠太盛。不知情的人既忌恨他升迁太快，知情的人也满足于他的报偿与功劳相称，哪里还能把声名归于他呢？所以，经历曲折，尝遍险阻，有跌倒后再起，有前进也有退却；朝廷的注视和海内的清议，既相互偏重，又相互激发，使胸中的郁结不能宣泄，这也是名臣的资质。中丞公具备了这些。公凭直言极谏，沉浮于朝廷内外二十多年，最后领受节钺。不久，宫中传出诏词，赐给他玦；事情非常秘密，世人都不能知道。公请求离职不获准，请求调任也不获准，曾经处在去留、代任之间。若可去，权力便轻；若可代，责任也轻；而增加税额的宦官乘公两方面都轻的形势，磨牙张距，吸吮淮海、维扬的血。公也不顾势单力孤，日夜把讨伐宦官作为自己的职责，如同面对强敌，旗鼓、间谍无不使用；如同逼近猛虎、布置罗网，弓箭也无不设置。最终公掌握了他们暗中所犯的重罪，使税监陷入困境，不能活着返回禁宫。当时海内抵制宦官的官员，如清原、江夏、南康等，都不能射出一箭以加害他们的守令；地方大官到来，便被剥去冠带而受辱；次一等的被戴上三木、套住头颅而受辱；再次一等的被缇骑押入监狱而受辱。唯独雷霆般的威势在淮上得到舒展。明白的人说：“皇上对公的知遇，即使三次赐旌、九次升迁，也还不够表达。皇上虽然心中了解公，却从未使公骤然显贵；公虽然接受了荣誉和任命，却因为年资和资历，从来没有超过调任规定的尺寸。”公在镇守期间，前后所建立的实际功绩有：驾驭将吏，惩治贪墨，讨论河渠，保护陵寝，平息叛乱萌芽，赈济流亡散民；他不只做漕运事务，而这里只叙述他所做的漕运之事。若按功绩考核而给予酬劳，爵禄是不够的。因此天下贤人君子都信任、敬重公。公将要离职时，我在朝廷上发言规劝；公未能离职时，我又在朝廷上发言称颂。公开凿横门、树立大纛，使东南诸侯的股肱都得到保护并倚仗他，咽喉要地也仰赖他。公哪里还有不足呢？但公议中郁积的赞誉，似乎仍未完全释放。公的功名到这时才真正盛大；或者说，公不只是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圣德也因此更加光明了。皇上从前不是曾经驱逐三名大宦官吗？保宦官失败时，权相也随之失败；鲸宦官失败时，少宰也随之失败；诚宦官失败时，台谏官也随之失败。自宰执到卿贰、台谏，没有谁不从反对宦官中获利。皇上的明察，以及公最终获得荣誉和任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把过错推给君主，说什么路上的御马不可询问、君主的逆鳞不可触碰、密云不可求雨、明夷不可处于正午，这些都是诬陷君主。布衣轻侠尚且有声名相交的人，何况皇上有广大的法网和显赫的恩荣，难道会隐藏臣下的过失、彰显他们的美德，却使臣子无从仰望吗？皇上对公，难道不是继承烈祖的美德吗？这已经很清楚了！《尚书》说：“嘉美的谋略和谋议，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大概正是说这个吧！正是说这个吧！从今以后，公将拥有无穷的声誉，君臣都美善，朝廷内外共享安福。洛水修贡，长江献珍，难道只是惠及楚地和漕运而已吗？○《送郡司理毛孺初奉召北上序》

译睦州毛氏兄弟三人并立成名，孺初公后来居上，任我郡司理，共五年，声名十分显著。天子采纳主管官员的推荐，以异等人才征召他。起初公进入吴地时，他的二弟司谏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愧对龙图阁的树。”他的长兄天官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愧对桐江的丝。”公拜受教诲，以此请教董子。董子俯首思考，仰头叹息说：“说得好！依天官氏的话，可以使人清廉；依司谏氏的话，可以使人担当。可是严子陵是以傲视爵禄著称的人，这对先天下之忧有什么关系？对理官又有什么关系呢？”公说：“对，也不对。严子陵果真只是因为傲视爵禄而显得高尚吗？他曾说：‘怀抱仁德、依附正义，天下人都会喜悦；趋附权势、顺从旨意，性命就会断绝。’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也是范氏家学的宗旨。凡是要担当天下事务的人，本来就必须有所舍弃。国家的谋略，身居高位的人反而鄙陋；功名的机会，执掌财货的人反而昏暗。因此，可以用禄位诱惑的人，也可以用祸害恐吓；可以用爵位羁縻的人，也可以用法律困扰。若不是能够把轩冕看作泥土、担当官职而树立节操的人，天下便没有真正的担当者。从前范公还是诸生时，便把天下责任担在身上；我作为理官而担当此任，难道能说是早作打算吗？桐江的水只是用来磨砺我的牙齿罢了。公所持的论调就是如此，他治理郡事大都以这句话自勉，显然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公一身兼有多种才具，审理刑狱正是他的专职；处理案件遵循法度，片言之间便能作出决断。判决文书一经确定，即使豪贵大侠有力量从监司、台察那里求情，也不能从公这里求得改变。监司、台察也借公来替自己解围，说：“这是没有办法对付司理的。”有位宰相之子正掌握权势，为我县宋氏向公说情，公退回他的书信，责问使者说：“你我与公素无交往，这封信是伪造的。”县里有一个奴仆，家产等同富户，却和旧主人抗争；京城贵人甚至替他打走一位学使，幸亏公彻底查办，最终依法处死。于是江南一带那些捶地呼天的人，都希望能在松郡遇到这样的司理，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公认为，没有冤民容易做到，没有冤屈的士人却很难做到。如今属官的考核优劣，都寄托在司理笔端；一旦处理不当，便会蒙受恶名，难道会有双方共同审核事实吗？所以公具有鉴别裁断的才能，不用圆滑柔顺来取代真诚。凡是品评裁决，都务求极其核实，即使台察也无法推翻。概括公任职期间，以廉洁成就公平，廉洁最为突出；以刚强正直施行仁慈宽恕，刚强正直最为突出。还没有等到弓旌征召，公的威严风骨已经岳立般震动朝廷了。正逢时局美善清明，箕山、颖水一带即使被视为拙陋之地，也都光耀于钩陈、太微之间。假如严子陵还在，他能逃避谏议征召而不就任吗？自宋代范希文出仕后，士人才开始知道重视气节。如今的天子居于法宫高处，积存的文牍像山一样，不再只是犹豫裁决，于是无人不伏阙进谏、上殿争辩。大家为社稷的急务而忧虑，而天下又纷纷多事，为什么呢？难道是他们拘泥于做官，却没有大的舍弃吗？难道他们知道趋附权势、顺从旨意并非范希文，却不知道怀抱仁德、依附正义才是真正的范希文吗？从前富郑公很贤能，想要进用应当诛罚的人，范希文却阻止他说：“恐怕君主会养成轻率杀人的习惯。”由此可知他不喜欢激烈行事。石徂徕为四贤作诗，范希文却谦抑地说：“天下的事情被鬼子弄坏了。”由此可知他不喜欢夸耀声誉。像范希文这样，才是真能舍弃名声的人。俗话说：“贪食的人死于财物，夸耀的人死于权力，烈士死于名声。”名声是美好的东西，却是权力、利益的归宿。因此舍弃利益以后才能舍弃权力，舍弃权力以后才能舍弃名声，舍弃名声以后才能有所忧虑，才能担当责任。这正是公在治理郡事时试验并取得成效的道理。我终究不会把穿羊裘说成隐逸，把有龙图之名说成显达，把施行于郡理的事看作公的小才，而把在台谏中发挥作用看作公的大才。公出发吧，不必再改变步伐了。请也把我的话作为凭证，拿去向公的兄弟们求证。来征求我言辞的，是华亭聂侯、青浦韩侯、署上海许公，他们都逐渐受到公家风的熏陶。严子陵曾任职的郡，正是范公过去守治的地方。○《送聂邑侯入朝觐见序》

译聂侯将以述职之名出行。饯别唱《骊驹》的那天，几位友人讲论他的德行。行人吴子向野史董子询问。董子说：国家有六种职事，县令兼而任之。我以此来考察聂侯，他的才干难道不是游刃有余吗？侯宽厚，是位长者，内在运用鉴识裁断；每次延请士大夫相见，考察政务、询问风俗，都能在眉睫之外识得人才。他不废止来访请见之礼，阳鱎自远方而来；既不能因此亲近他，也不能因此疏远他，这是天官氏的职分，侯能够做到。侯上任那年，大水漫天，请命两台发粮赈灾，各乡三老、义士所在之处都施粥，井井相望。侯亲自劳问百姓，几乎废寝忘食，救活的饥民数不胜数。年成没有遭受灾害，但本县一向苦于徭役；近来议论均平徭役，使官府与百姓按照田产承担差役，几乎没有等差。侯核查富民隐匿的田地，全部查出，超过旧额六十万，于是中产以下都免除徭役，缙绅也不至于十分困窘。执行法令公平，是江南最好的；这是司农氏的职分，侯能够做到。学使者发布檄文命郡县选拔士子，各地喧哗；山中禾苗、涧边松树，古今都为此叹息。侯谢绝请托，精心品评，贫寒人家的优秀士子不再被遗漏；明鉴高悬，落瓦也不会怨恨，这是宗伯氏的职分，侯能够做到。勾摄差役的事务，日积月累，动辄达到四百人，侯裁汰了一大半。从前那些气焰嚣张、狐假虎威、靠此谋食的人，转而归农；又查捕盗贼，凡是符檄所到之处，便命令当地成为盗贼聚集之地，盗势蔓延境内，没有人能辨清究竟是谁。侯明定法律，削掉他们的角和爪牙，按时供给粮食，芦苇丛中的盗乱停止了警报；这是司马氏的职分，侯能够做到。侯曾说：要减少诉讼，先要减少用钱赎罪的事。除非是两台、监司等大官召捕的人，他从未把远方的人带到庭前，也没有一次差役轻易下到民间。案牍写成八份以后，想要申辩的便听其申辩，从不牵连追究、见到有罪便立即捕取；这是司寇氏的职分，侯能够做到。泽国深处，沟渠水利最为紧要，从前疏浚治理总要劳烦远方之人。自侯建议以后，一律使用本地百姓，畚箕、锄头在前，粮饷供应在后；工程完成，百姓安宁，百世都将依赖它。浦汇一项工程，众人都称为聂渠；这是司空氏的职分，侯能够做到。国家以六曹承担天下事务，而县令能够像侯这样学习六官之事，哪怕只掌握其中一项也足够让人惊察，何况他独自施行而又总揽条理、左右都能适宜，难道不是天下清廉善治县令中的第一人吗？董子说：似乎是。真正了解侯的人，请再进一步说明。吴子说：任职于富庶县邑的人，处在膏腴之地，贪婪追逐，专门谋求富民；他们把官府当作自家，对百姓极尽侵害，这种情况确实有。侯以清淡朴素自持，如冰壶般洁净，连尺长的丝、寸长的帛也不取。百姓卖酒、卖肉，他宁愿让价格浮高一些。侯在华亭已经五年了，富裕人家和游手好闲的子弟，都不知道上官征收科派是什么样子。谁能因藏有璧玉而获罪呢？至于清廉贤能之家，纷纷送来书信，有的倚仗吹嘘，想为我张开羽翼。侯说：“我是守土的官吏，难道要借助名流的声誉吗？”他守住常法，只相信自己而已。若台察有所压制、排抑某人，而那人原本不能侍奉侯，侯便暗中替他解脱，最终不让他知道是谁庇护了他。士人有退职后忘恩负义的，有人把这事告诉侯，侯反而更加替他遮掩，不让人人知道。像这样宽厚，足以称颂侯了吗？董子说：“接近了，但还没有说尽；大概在于侯的器量吧？”古代了解人的人说，智慧可以磨炼，器量却无法学习。侯的器量深远，好比万石大钟，不会因寸长的木棍敲击便发声；好比能煮整头牛的大鼎，不会用来烹煮小鱼。忘却宠辱，舍弃毁誉；对于家事有所不见，对于国事有所不闻，这是隰朋的宽弘。因此侯确实有才，却不张扬；确实清廉，却不显得狭窄；确实耿介，却不显得峭刻；确实厚重，却不昏暗蒙昧，这难道不是大臣的器度吗？当他治理百里之地时，发挥六官的作用；到了台谏之职，又具备大臣的作用。王正之春，天子开启明堂，朝见群臣，修习汉代旧典。若有像桐乡、密县那样由县令升任大农少传的人，一定就是聂侯了。吴子认为这不是虚美，所以把它写下来。○《祝贺郡司理吴兹勉考绩最优序》

译如今郡司理考核政绩，难道还保留着古代把狱讼案件登记后上报天府的遗意吗？他们准备成套文牍来请示，几乎把细节全都列举出来。然而我不敢深谈那种谨慎推测的心情，也不敢夸说没有冤屈的颂辞，怕流于夸张。监司、台察已经有品评了，却不一定全面，因为受制于裁量；太史代替天子发表言论，已经有宠光了，却不一定相像，因为容易混同于一般赞词。那么究竟把什么悬在衡器上作为标准呢？我听说，言辞越繁多，见识越粗疏；言辞越简约，见识越精确。考核政绩是虞舜时代的旧法。有虞氏称赞皋陶的美德，难道不就是今天的制词吗？而那时说：“风吹动，风所到之处发生变化。”一个字便是褒奖。后来的君王又加以说明：“光明显著、清明澄澈，就像雨旸、温寒各自发挥作用，不能只算作风。”又说：“威严和富足都达到极致，也不过是明庶、广莫等风的一种德性。”况且风这种东西，还未施行而百姓已经信服，先有声势便能压倒人，所以足以作为治理手段。威严和富足已经实际加诸百姓，然后才达到极致，就晚了。江南一带本来就以好诉讼著称，松江尤其如此；又隶属于旧京，往往有奸人不得志便跑到御史台，冤声纷纷扰扰，无法穷究；檄文一下，胥吏、伍伯之类便借机谋取私利，中等人家很快就破产。司理临川吴公刚上任时，带着万卷书，焚香诵读，有人便认为公是文人，轻视法律，不会做司法官。当时积存的案件堆积如山，老吏抱着案牍进来，想看看使君将如何处理。公浏览了一会儿，亲手数出几份案卷说：“这是行为禽兽、败坏常伦的案件，审理它；这是像大野猪一样反复侵食里巷百姓的案件，审理它；这是城中的狐狸、寄居官府为害的案件，审理它；这是鬼蜮般挑拨双方、吞食他们利益的案件，审理它。”至于那些锥刀般的小利、雀角般的争讼，不是国法急需处理的事，不值得烦劳您动用三尺法剑。等他们悔改，就有可能宽免；旁观者都震慑服从。公曾端坐闲居，有时十天不处理一件事，有时一天处理十几件；有时十天不批一份文牍，有时一天批阅几十份。每件都剖析肝胆、援引经书、贯通法律，没有人能上下其手。诸多奸人都不能从公那里获利，邻郡有不平之事，甚至愿意到云间嘉石下受死也不后悔。公自己以镇静来坐消告讦的风俗，而各御史台即使移文申令，他也巍然不予应答，难道是在把本来清楚的事情越治理越混乱吗？时间久了，才知道公的意思是不要扰乱交相上奏、争相荐誉的风气。至于穿着粗布衣服而生活在华丽陈设之间，蔬菜超过鱼肉，士大夫竟三年不能用两碗饭来供养公，更不用说庭中陈列的礼物了；到市场上询问，整年不曾购买一尺布；到侯吏那里询问，公所经过的地方连干粮也不预备；到门吏那里询问，座中没有私下交谈的朋友，门上没有来自境外的名刺；到主管库藏的官吏那里询问，束矢的收入、余剩钱财的账册都不占有，仿佛尘土一般。问胥吏，他们说：“这是霹雳手。奉行约束法令极其谨慎，否则就会跟着进入牢门。”问乡校中的人，他们说，人人都在吴氏门下学习古文、奇字，除此之外不谈私事。这种清正难道可以在一朝一夕间袭取吗？大概公清虚淡泊，内心守持纯白；虽然外表恭谨谦抑，却有轻视天下、把万物看得很小的气概。人世间所艳称、用来求取显誉、争先求进的东西，全都被他不屑一顾。所以说：“断绝谋利的一条来源，所用的力量便可抵得上万倍军队。”连豚鱼都可以感化，枭鸟也不再鸣叫，这就是教化的力量。台察所称赞的官吏，能够完全做到这些吗？即便如此，这还只是一个郡的公平治理。公的鉴识裁断，使那些奉赐履、持斧的巡察大臣在询问考察吏治时，唯独倚重公；而郡国的县令、长官也都相互无猜，各自有所凭借。我职掌五听而已，如今又用六廉来约束官吏，难道不怕府中怨恨吗？公却把天下名教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使面对包容荒秽的道路，也不因个人好恶而吐弃或容纳。今年春天，天子开启明堂，考核群吏，唯独江南各郡的月旦评议足以辅助圣明的治理。若不是公如高峰般独立，不受世俗风波影响，那些纤巧趋附、窥伺时机的人，岂不就能巧妙逃脱吏议？公即使不故意深文周纳，又怎能奈何那些把法律弄得苛深的人？公即使不歪曲法律，又怎能奈何那些歪曲法律的人？所以，温暖如春、严肃如秋，都是风的德性。对于法律不能上达朝廷的事情，能够听见却不被真正听见，能够看见却不被真正看见的政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华亭令郑侯、上海令邹侯、署青浦县丞马公，乐见公的政绩完成，便嘱托我来作颂。我仰慕公已经很久，即使从野史中得到深切、夸张的言辞，也仍不能描写出公十分之一。姑且把这些话告诉代天子立言的人，也许能够帮助他们写成吧。○《祝贺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冏卿入朝序》

译如今皇上登用尊崇才德茂盛的人，使他们位居大僚；对于藩司、臬司、守令中声名功绩显著的人，起用他们担任九卿，是为了调剂劳逸、树立风范。于是观察麓泉潘公入朝任太仆少卿，准备行装的日子已经确定。公的弟弟侍御潘翔正在京城，清肃宫禁以侍奉兄长；同乡同官的奉常尹公、霍公、金吾万公、侍御翟公，都是潘翔像兄长一样敬事、像弟弟一样爱护的人，于是聚族迎接太仆，献上币帛玉璧，请求我作序在前。我与家侄羽宸有世交，又和潘翔相交，关系熟悉，不能推辞。国家有劳臣，也有世臣。劳臣身兼多种才具，思虑遍及四方，周旋应对无穷，才刃运行而没有缺失，这是由才干所成就的。世臣则像鹤鸣而子和，前人发声、后人相应，心中怀念一位先人，愿意受到教化熏陶。这两种人，一种以才干成为臣子的模范，一种以教化成为子孙的模范；两者很少兼备而都达到完美，古今全备者屈指可数。莘国兴盛时，尹相辅佐太甲，又升任太戊的相；姬氏兴盛时，鲁公拜为后，周公拜在前；而伯冏的功业，是担任太仆正。穆王命他说：“世世笃守忠贞。”所谓世世笃守，就是连续不断，从一代传到一代而有所成就；只经营一官、办理一职，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俗话说：“儿子有才能做官，父亲教他忠诚，哪里比得上亲自以身作则教导他呢？”又说：“上等的臣子凭人的道理来侍奉君主，哪里比得上以儿子的身份侍奉君主呢？”太仆公入朝以来，论官职，从县令起便历任守令、藩司、臬司，几乎各种政务都周遍经历；论地域，从京畿、河洛到关中、陕地，几万里没有不奔走过的；论宦迹，从文书、钱谷、河渠、刑法到军旅事务，几百次考验，没有不充分承担、妥善办理的。因此公作为劳臣无与伦比，而以身教忠也无与伦比。他日夜奉公，便是树立善美的法式；从容推行政令，便是家族的谋略。潘翔所继承的，不只是青箱中的书籍和治理县邑的谱牒。如今公入朝，潘翔将在膝下侍奉，欢歌《白华》《朱芾》之诗，献上《松柏冈陵》的颂歌。像石庆之父成为万石君，元方之父成为仲弓，感情上亲自驾车迎接，难道不是真诚地尽展孝意吗？但这并不是公对潘翔最大的期望，为什么呢？万石君虽然孝顺谨慎，却因为归老而不再任事；仲弓也只做到颍川长，不像公父子同在日月近臣之间。我的意思是，公一定会把平生经历的升迁、访问所得的民情风俗、吏治边情、地势险要、物产财力，以及家庭中的告诫训语，都写入皂囊封章，供绣衣持斧的官员检察；而严父和诤子彼此以师友相待，那么朝廷常规、宗庙谋略、国事人才以及外臣事务，便都能得到补益。那些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的事情，侍御应当在趋庭受教之前仔细向父亲询问，他所能作的深远辅助不可小看。这难道不是世代相济的美德，也是社稷的福分吗？况且御史乘单车巡行部属，握住缰绳出发时便忘了家庭；他虽然非常严厉庄重，但与其他官员相比，唯独难以带着父亲同行。如今父子一同列于朝班，而父亲驾车，乘骢马的儿子常常要改变步伐以相随。比如中州侯公，官至太常，秩为三品；其次是公，侍御任职六年便当获得升迁，这是制度所规定的。潘翔作为著名御史，在西台声名显赫已经很久。不久若有越级升擢，父子便可一同出入槐棘之间。这样，他们合在一起便共同居住，分开则各自执掌节钺出行。又有长子公为孝廉，将以贤良方正身份在大庭对答；这将像石庆的“五父子”之庆，建、为、陈三人并称二方；吹箎吹埙，能够继承父业、建成家室。家族声名和功业，将光耀三晋，可以同高阳的世臣相比吗？世臣啊，世臣啊！姑且把这些采录下来写成潘氏世家，我私下便足以在良史面前自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 ○《吴玄水礼部得子序》

译古代卿士大夫宴享时所作的诗，常说“万寿无期，万寿无疆”。人的最长寿命不过一百三十岁，为什么要夸说“万”呢？人没有在中古时代出生的，都是在上皇的时代出生的。从今天追溯上去，赫胥氏、大庭氏的时代，仍然像早晚之间那么遥远吗？难道不是因为有了儿子又有孙子、孙子又有儿子，才算得上长久的寿命吗？况且君主和父亲的恩德极大，与天地并列。只有儿子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才能以无穷的后代报答无边的恩德，这个愿望才算畅达。所以即使拿千金之璧去换一个婴儿，愚人也不会做；即使拿松乔那样的长寿去换后代延续，聪明人也不会接受。三代的宗庙礼器，如云雷纹的酒尊、□父的鼎、一柱形的爵、狸首纹的豆，都是用来铭刻功勋、彰明德行的，铭文都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难道不是因为忠孝的种子值得珍重吗？我的朋友吴礼部伯玉，年过壮年，还没有生子，太夫人为此忧虑。即使同僚朋友，也无不替伯玉深深挂念。唯独我董其昌认为，按照伯玉的命数，理当多生男儿。有人问我缘故，我说：“我不是祠官，怎么知道高禄会应验？我不是太卜，怎么知道梦兆吉祥呢？”不过，“男”字为文，从田从力；从力，便属于熊罴一类的强健之物；如果耕种的是田地，哪里还会有田界、沟畔和疆界呢？方圆不过一寸罢了。我看伯玉以仁心为本质，向善而不知满足；奉养母亲、承欢膝下，是当今的曾参、闵损；又乐于称道人家的长处，像郑当时一样；胸襟恢弘、博爱，像孔北海一样；尊崇奖掖后进，像庞士元一样；救人于急难，像原巨先一样。他曾经把宗社大计、民间隐忧，默默地赞助当政者，事情已经见效，却不居其功。这就像田地肥沃而不瘠薄，平坦而不荆棘丛生，又有温风吹拂、甘雨滋润，知道一定会有收获了。有人说：“海内闻名的人，如弘农宋公、延津李公、蒲坂杨公、富平孙公，这些都是天下的长者，为什么偏偏吝惜不给伯玉血胤这样的名位呢？”我说：“这几位公与伯玉本来就不同。他们成就名声，像俯身拾取芥菜一样容易；他们在仕途上得志，像在康庄大道上奔驰千里马一样顺利。按他们在伯玉这个年纪时计算，所受国家的恩泽、海内的美誉，几乎已经满溢，不能再增加了。伯玉凭借鸿雁渐进般的资质，却困于学校；从事公交车之业，屡次经历忧患之途，什么都尝遍了。四十岁才入朝，十年奉使，仅仅做到虞曹郎。他又深切挂念太夫人，依礼居庐守丧，自北方请求南来依靠迟子；家中没有丰厚产业，仍是一个萧然自守的书生。他与诸公相比，谦退和福分的多少究竟怎样呢？耕种尧的田地却遇上九年的水灾，耕种汤的田地却遇上七年的旱灾，过了这些之后，便都是丰年了。儿子多，难道不正是应该的吗？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别人容易得到的，为什么伯玉偏偏难以得到呢？”我说：“器物越晚成就，越能成为大器；事物越少见，越显得奇特；力量能够挽回既定命数，才算强大；德行能够感动天地、感通神明，才算盛大。这难道不是极其艰难的吗？”章文懿公六十岁才举子，陆文定公五十八岁才得到贤能之誉；高大显赫、长寿高龄，两位老人兼而有之。他们开始时未尝不曾辗转困顿，后来才享尽福分。我认为伯玉的丰年，也会像这样。于是社友何子、张子等，在礼子面前讲述这些话，为伯玉祝寿，又歌唱《斯干》第八章，然后退去。○《初集》序【徐司空大夫】董子说：“文章的道路，一旦前进便能抵达；沿着意旨就能看见归宿，像明霞舒展成锦、圆水孕育珍珠，哪里有什么渐次可言？那些第一鼓振作精神，第二鼓便泄尽气力的人，都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达到最高境界的作品，如列传、世家一类的史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林赋》《子虚赋》一类的文章，人工技巧达到极致，天工也交相错综。哪里只是班固、扬雄不能摹写？即使两位司马迁、司马相如再竭尽余力，另行撰写文牍，又怎么能够超过它们？难道还要等待后来的人续写、另写吗？”虽然如此，仍有本来就是初始之作的，也有经过孕育而成为初始之作的。譬如四时之气，春天是盛德之时；当百物畅茂生长，草木奋发生长，天地焕然一新，人情舒畅激荡，仿佛不知道炎热的可怕、秋风的悲凉、严寒的怨苦，这也是天地文章的一个初始状态。但推究它的根本，却在草木凋零、龙蛇蛰伏、深根固蒂的时节；积蓄到了极点才爆发，天地尚且不能违背，何况人呢？太史公自称搜罗天下遗失的旧闻；司马相如自称赋家的心胸能够包罗天地，这并非虚妄。有根本的作品就是这样。济阳水部徐公准明，生来早慧，江夏称他为圣童，龙门把他引为小友。他从年轻时著述极多，到二十岁入朝以后，冲淡自守、志趣高远；无论在山刺申阳、分司甓社，还是有时为簿书事务劳累，有时在荒地测量而磨破手脚，这些都是旷达之士皱眉、辞赋家停笔不作的事情。徐公却在处理政务之余，磨炼凌云之笔。诗有古体选诗、近体诗、绝句；文章有记、序、传、檄文、奏疏，共二十多万字。总而言之，无论吟咏短章还是长篇大作，风骚之体无不涉及；有典故、有法则，体裁庄重典雅，行文如春天般和美。啊，真是美好啊！后来谈论文学的人，轻视陶冶锻炼而崇尚自然，厌恶矜持庄重而趋向轻佻放荡，像戴着歪帽、穿着轻薄衣服去见贵宾，拿鱼肠剑的七次刺杀去抵挡强敌，端着浮杯去渡过大河。似乎看不起汉代以后这种做法，结果弊端逐渐流入元末俳优戏谑的习气。到了徐公这里，他彻底洗涤了这种陋习，使文章归于尔雅。即使他心胸广大、气度浩瀚，将要纵横九州、凌厉千秋，在诗文方面无所不通，但从《初集》来看，两位司马的成就已经在这里达到极致了。自《白雪楼集》以后，二东一带有东阿王世贞、临朐冯惟敏，同时树立旗鼓，称衡海内。东阿兼且称誉元美，临朐则专门尊崇韩愈；两位公都在二十岁入朝，金马门中空闲很多，足以大力从事著作。徐公的才华、年岁与两位公相同，而文章既丰富又博大，不被吏务所遮蔽。三部文集鼎足而立，气势浩大，真是大风之声；但要达到这样，又很难了。○《莆田曾氏族谱》序

译谱牒之学在六代、李唐时期最为兴盛。当时，婚姻和仕宦的籍册比九品官制还完备，姓名避讳的禁令比三尺法令还严密。这样的书籍堆满栋梁，《册府元龟》所载的便是这种情况。但遗留下来的编册断简，三馆中却寥寥可见，仿佛经历了秦始皇焚书之火，很少见到蠹鱼侵蚀的痕迹。难道不是伪说相沿，作者不肯用心，所以湮没无传吗？如今莆阳曾氏的族谱刊出，我才看见少宰公的学问实在难以穷尽。因为把国史的方法用于家谱，就像解开督绳、以墨线校正，把凌云的材料建成厅堂、安排深室，真是很容易。公说：“存疑而传信，是史官的职责。疑问没有大小，真实没有大小；可信的有十九分，力量却抵不过疑问的十一分。”我们曾氏保有姓氏、承受氏族的历史很遥远。谱牒从入闽始祖断起，先祖的光辉以及见闻，都有传承依据。孔子编述《书》的三坟，因无可靠根据而不载，欧阳修也实行这一原则。这就是史法。司马迁撰写帝纪、列传、世家，以事实取信千古，却总称作“谈”。公所论述的事情，有善行便称述亲人，不一定出自自己。公有风木之恨，却反复强调继承先志、完成先业的思想。使太公留下的言论和遗教，千年以后仍像新的一样，这也是史法。公掌管诏令文书，撰写训词来教导在位者。如今又从旁治理子孙之事，于是便取法于此。受到宠爱更应想到危险，恩情不能掩盖义理；使人温厚尔雅，涵养内在品德，也培养才能。像颜之推撰写家训，谢灵运记述祖先，为求得继承先人声名的人作出榜样，这也是史法。范希文是宋代人物中的第一流。他起初流离困顿，出身并非显赫，却凭借声望振兴宗族，又用直笔裁定族志。如今崔、卢、郑、李等姓的谱牒，世上已经失传，而几百年来范氏族谱独自流传，寿命可与金石相比。闽地曾氏世代不乏闻人，而以范希文为老师的，除了少宰公还能是谁？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具备，事业便不会朽坏；九族相联，宗族便能得到民众拥护。事情虽不同，却能相互发挥作用，这也是史法。我是不才的吴人，常常见到范文正公的祠墓，子孙后代都在吴地天平山。宋朝社稷已经倾覆，范氏庄园仍巍然存在。他的子孙正处在商业利益汇聚之地，却从事汲水灌田的事业，只仰赖义田，只依靠宗族长老。文正公训诫说：“子孙中有在朝廷做官的，应当用俸禄增置义田，以扩大祖先留下的孝道，也彰显君主所赐的忠诚。”进入本朝以来已经超过三倍了。公虽然怀有范公那样的忧思，却还没有佩戴将相的印信。修撰族志时，官职只是宫赞，俸禄远不及希文；但他很早便参与钱公辅的记述，以辅翼这部族谱，使它流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这样长久流传，其他世家哪里敢奢望呢？族谱共列十三项目，而我这个不才之人能够写入谱中的只有这些，不知能不能比作糠秕之前的先导呢？○王征美刺史守城序 王征美还是孝廉时，正逢莲妖之乱，已经忠愤勃发，召集东南奇侠，共同为县官殉难。古人因长期做官而减损仲产，征美却因为结交宾客而荒废了建宁府君负郭的田地；有时又被迂腐的家族侄子原孚责难。当时巡视二东的人，唯独赞赏他的气概和决断。他多次谋划、借助筹略，平定妖乱，取得功绩，胸怀吞胡之策。征美大概是李长源一类的人，万次尝试未必成功，却能偶然成功一次。看到他守卫胶州的情形，就像杨太史一样；这篇记载的正是这些。当我将要进入春明门时，东牟的紧急军书送到，说某县陷落了，有人谋划让他逃走，和征美交好的朋友甚至说出危险的话。我明白事情并非如此：这个陷落而逃走的人，难道全都没有义胆吗？只是平素没有训练才智，才能不能在仓促中应变；而在危急存亡之际，正是我的征美技痒、可以施展本领的时候。可惜他的谋略没有完全施行，使一两个凶恶盗贼凭泥沙、金钱、牛羊和士女拖延军队，固守城池，几乎过了一整年，耗费国库钱财无数，最终竟没有看到献俘、饮至那样的盛事。征美应当抱有遗憾。即便如此，他的才能已经显露于天下，将来一定会有人任用他尚未充分施展的才干，这一点已经可以预见。○为光禄程公五十岁夫妇同寿作序 古代的至人，处在清高与浊世之间，常常把隐居当作真正的居所，把做官看作应世的行迹。柱下史老子、漆园吏庄子，不就是这样吗？于是世人便尊重他们的著作，把它们比作《大易》，称为经书，又附会传说，说他们能够长生久居于世；这样一来，做官、隐居和神仙便合为一体了。西汉武帝时，有个东方生，他依托隐逸而玩世，与平津侯公孙弘的阿谀不同；他正直进谏、彰明节操，又与长孺汲黯相同。说话的人认为他师法友取于造化，灵魂化为星辰，所以极力赞美他。但同朝还有司马谈，官职是太史令，所谓接近巫、史、卜、祝之列，又和沉沦世间以避世、求取长安米粮的人相类。然而在隐逸与仕宦交错的行列中，很少有人列举他，这是为什么呢？况且东方生的事迹，见于外史、稗官之书，不能据此取信。他留下的文章和议论，如《宾戏》《谏广上林》等篇，平平常常，没有一句长生久居于世的话。司马谈论述陆贾时，把黄老之学放在最前面，但有一句话最为关键：“精神使用过度就会枯竭。”精神是圣王用来主宰万物、调和日月星辰，使自身长存万古而不衰老的，怎么会枯竭？大概说的是不显神迹的神妙、无所施用的作用。司马谈深得老子如龙般深微的旨意。在我们这个时代，楚地大夫程光禄接近这种境界。光禄名孝昌，是博雅君子。他凭贡生资格出任偏远县邑的县令，同僚倚仗自己有科举出身，想用他所欠缺的地方来傲视他，他好像没有听见；有人想用他不能做的事困住他，他也好像没有听见。四年政绩完成，台省和监察官交相荐举，共有十四道奏牍以循良卓异征召他。公在宫阙之下待诏，心如冰雪，进入烈火也不发热，最终得到南光禄署丞之职。他的官署清寂，他也与之同样清寂；那里的山川平旷，他也与之同样平旷。他还搜罗六代散失的旧闻，如《河渠书》《平准书》一类，各自撰写论述，时常拿给长公、翰林庶常端伯看。端伯每次收到家中寄来的书信，总会牢记庭训。于是承明门下的著作中，程氏之学最为显著。如果用三山的云气相助、传岩的雨水来比拟，那就不像班氏父子的史书那样反复分辨，谁是彪、谁是固、谁是大家，以致有父子各居其名的讥笑了。公刚满五十岁，夫妻相敬如宾；做官不必困顿到同穿牛衣，隐居也不必偏僻到鹿门山。如今滞留周南，不过是片刻之事，很快将会执掌子部之司，保存安置史公之鼎，涵养虚静平和、淡泊自守的精神，另有□年可享。我为他举杯祝寿，所说的只限于人世之内，本来就不及朱陵仙桃那种荒诞悠远的说法。○《日种音文》序

译文章，是圣人用来教化成就天下的工具，也是撰述创造的一种形式。西方佛教的教义无所不简略，却唯独把撰述称为“文”。如来讲说经法，菩萨撰造论书，大概多如恒河沙数，海水磨墨也写不完。试看陆百卷讲说般若，哪里止三万字？这难道是在注释《尧典》吗？于是朗士又把历代文人的文集里与佛法有关的作品，如赋、颂、序、记、诗、赞等，一一分类，命名为《日种音文》。难道不知道“杜日”是毗耶法门遮蔽眼目的譬喻，也正是药山的玄妙旨意吗？他的说法是：金城汤池若没有通达之士，便不能尊贵；水乳之理，必须凭智慧功业才能辨明。僧人中得到一个人才，不如在宽衣博带的士人中得到一个人才，因为可以转化同类。佛藏中得到一个义理，不如在游文小史中得到一个义理，因为可以开发信众的信心。至于万法都由识所执持，六根可以互相运用，也可以用文殊的话说：“如今这个娑婆国中，经论能够宣明，那么名身、句身以及眼睛所接触到的事物，就都能从耳中流出、流入；心中领会的，就称为声音。”这又是三种真实教法随机施教的门径，也是二十五种圆通法门开启的钥匙。它的旨意很精微。我常用太阳来比喻“日”，无所不照，但照耀大地不如照耀虚空。圣人的言语，是照耀大地的名物，所以有穷尽；他所说的真实本体，是照耀虚空的光，所以难以穷尽。晋宋文人谢灵运、梁昭明，取材于贝叶经，振发文采于佛典之林，像早晨初升的太阳吗？还没有光盛。到了唐代梁肃、房融，游历空、假、中三观之门，剖析六相的义理，像正午前的太阳吗？还没有圆满。到了宋代苏子瞻、张无尽，有的凭愿力转生，有的借助师友而觉悟，辩才无碍，宗旨和教法都通达，像太阳正当中天吗？至于王维、裴休、韦应物、白香山、晁无咎、黄鲁直等人，虽然悟入有深浅，文字有偏满，但总归依凭大光明，远离痴暗迷惑，都是被同一声音摄受的。朗士似乎是在替历代文人忏悔绮语之业，他辅助佛教的用意，表达得很明白了。○《宋黄门先生集》序 汉文帝很久没有见到贾谊，自认为胜过他。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文章，遗憾自己没有与他同时代。这就是丞相嘉、丞相弘也不能得到的两位君主。然而为什么没有充分任用这两位臣子呢？难道不是因为洛阳才子的孤愤，伤感时局和文网，或寄情于楚地兰草，或袖手执持凌云之笔，不能体会两位君主任用人才的用意吗？起初我曾读宋黄门泰斗的诸篇奏疏，赞叹他的文章正直、事实核实，谋划国事的方略处在敬舆、子瞻、仲伯之间。天子认为他贤能，便把他置于陆垣之首，斥责奸邪、指斥谄佞，唯独倚重公。后来他随众臣一同被赐玦，天下正为公被远放而惋惜，而公的精神更加冲淡，气度更加平和。只有读书谈道的快乐，始终不改常态。寂静清短的篇章、如春天般和美的大篇，都崇高宏大而典雅，有典故、有法则，足以歌颂太平盛明，维系世道人心。即使敬舆的《忠州集》、古代医方书，以及子瞻居黄州时所藏的著作，也还认为那是衰世君臣之间的事情，不是用来侍奉圣明君主的。天子有一天想起贤良的侍从，召公到身边，公凭借这部文集入朝应对，天子多次让他靠近座席，篇篇称善，这难道不是崇尚文治的盛大景观吗？公的长处，如今从木天署继承谏院直声，成为天下所重，源流实在深远。○封侍御史公七十岁夫妇同寿序 卿大夫的孝，称作“誉”；“誉”的意思，就是名声。卿大夫谨慎自持、完备实行各种德行，传播三立之名，使父母显耀，没有比这更大的孝了。不过，也有不必依靠子孙便能获得名声的人，如庆建有万石君家族，二方有太丘长陈寔，有的开创家业，有的享受福报，难道不都是把高寿当作长年、把两种快乐当作快乐吗？封侍御史太公就是这样的人。他出身清苑望族，世代继承美德；年轻时游学于学校，因为博闻多识而冠绝同辈。家中没有丰厚产业，只以笔耕为业；虽然门前常有长者乘坐的高车经过，家中却很少有陶家那样的余粮。公读书论道，有能力自立，不作可怜之态，胸怀豁达。他奉养两位尊长，供给甘美食物，住在高大敞亮的房屋中，从没有丝毫余力。因为德行闻名，学使者多次表彰他的不同寻常。他参加北闱考试，总是困顿而归。最后已经考中，又被有权势的人阻挠，却从不张扬，以加重那些侥幸得中的人的惭愧，人人都佩服他的雅量。公不迷信佛教、老子关于福田的说法，只要修桥、打井，便首先倡导；城隍庙原有石栏，是曾祖所建，他也带头捐钱修葺，邑人纷纷响应。至于三党宗亲中赈济贫穷、怜悯困乏的人，很少有人会因为钱袋空了便停止。到了侍御显贵以后，家中供养亲族、点火做饭的人更多了，但公对于三釜的俸禄更加没有一丝私心。有人说：“贾公的夫人确实辅助了他；过去是鸿的妻子，如今是鲍的母亲，治家不严厉却自然肃穆，珍视节俭而又慈爱，夫妇相敬，到了鲐背之年和孩童般的年纪，仍然和乐融融。”侍御曾经讲述太公的庭训：从他本人年满舞象之岁起，便用古代明贤忠孝的事迹互相期勉。等到他入朝在枫宸应对，出任司理时，太公告诫他说：“这是欧阳修曾经尽心办理的案牍，是掌持公平、援引法比，不能让文章遮蔽政事的职任。去吧，要努力啊！”等到侍御因廉洁公正、考核最优，被擢升到西台，穿绣衣、持斧钺，巡视盐务于淮海一带，太公又告诫他说：“这是李膺所做的揽辔澄清，也是刘晏所做的观测风向、筹划财计之事。你这个年轻人多么幸运，能够亲身试行这些事业。去吧，要努力啊！”侍御澄清政务、建立功绩，天子认为兰台、石室的事务本来就是他的专职，便召他辅佐词臣，参与修撰《熹宗实录》。公又高兴地说：“我家以史为姓，以史为官，从今以后能够褒扬善行、贬斥污秽邪恶，编成一代信史，流传万世，我已经有足够的荣耀了。难道一定要用九如之颂、三寿作朋才觉得快乐吗？”于是十二月初一，公夫妇和七十位亲友、刘公等人，因为侍御当时正掌管天策禁兵，不能在膝下行彩衣娱亲之舞，便希望借祝寿酒杯中的话，叙述公一生所谓“以誉为孝”的事迹。我的年齿比太公长十岁，如今将要谋划鉴湖、鹿门那样的隐居生活，这一定是有缘由的；太公于是没有推辞，写下这些话，用来助兴祝酒。○《郭主客集》序

译古人说过：学习之后从政，没有听说过靠从政来学习。词林庶常的称誉，似乎就是以诗来学习从政。岭南诸君子，如丙戌年的林承芳、己丑年的区大相，都是专门治诗的名家，都凭诗名在木天受到重视，却终于不能凭诗使自己的官运昌盛。世人大多把五岳看作方寸之间的景物；我没有来得及同林公交往，而与区用孺有同年之谊，交情最深。我见他整天苦心吟诗，即使面对宾客也不停笔。诗人到了长安游览大□，一定把那里当作归宿。用孺与我住处相近，每次痛饮便欢呼拍案，旁若无人，而且分韵赋诗，直到三更，客人才散去。用孺熟睡到日已过中午。词林前辈来往的人很少有人得到他的接待，因此失去了欢心。用孺没有党援，于是受困于此。我询问林公在馆中失欢的情形，大致与此相似。唉！人们自己忌恨诗人罢了，诗究竟辜负了时世什么呢？甲戌三月，区孝廉拿文集给我看，我正兴致勃勃地读了一两卷，郭礼部也拿着诗集来了。礼部先前做过庶常，是专门治诗的名家，但承明著作之林却似乎吝于接纳他，他的遭遇实在很像林、区两公。我正要整理行装上路，还没有读完礼部的诗，便把岭南与馆中旧事写出来，记下这样的感慨。其中有大部不朽的事业在，将来一定会笑我这些话浅薄，我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重题《铜龙馆》序 蔡中郎刻石经立在太学，这正是马伏波在东都门铸造铜马式的遗意。往年有人把剩余书迹刻在石上，命名为“铜龙馆帖”；如今乡里有人用枣木、梨木翻刻，仍沿用这个名称，便无法与原帖区别。现在得到家侄孙臣棐参政重修的石刻本，并有所增补订正。我的书法虽然不足以流传，但这样一来，也可以避免黎丘之人那种混淆真伪的幻见了。我起初学习书法是在癸酉年，如今是甲戌年，已经经过六十年，像僧家以受戒年数计算戒腊一样，不知不觉已经换了一世。多多许，颜清臣说：“我亲眼见过张伯高，每次受到他的激励鼓舞，他便把笔法传授给我。”我的资质薄弱，又被世务牵累，不能熟练学习，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成就。我正与他相似。◆题词 《茶董》题词 《酒颠》题词 《崇兰帖》题词 《刻六龙解》题词 《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 《远游篇》题词 《江南春》题词 《卧游册》题词 《王竹坞诗册》题词 《杨女郭节妇传》题词 《彤管遗徽册》题词 《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漱六斋草》题词 《陆洛诵文稿》题词 《唐名必文稿》题词 《夏彝仲文稿》题词 《朱伯升制义》题词 《原孚侄制义》题词 ○《茶董》题词 荀子说：“这个人做事从容有余暇，他的出入活动也不会超出很远。”陶弘景说：“不做无益之事，怎么能使有限的生命感到愉悦？”我认为品茗之事足以当得起这两句话。幽人高士脱离权势名利，借此消磨壮志、打发日月。水源的轻重，辨别起来如同淄水、淆水；火候的文火武火，调节起来如同炼丹炉。不是以枕石漱流为伴的人，便不会亲近此道；不是把文字当作饮料的人，也不能相比。当今在这件事上，只有许夏茂卿把它提炼出来。不过顾渚、阳羡，食肉的人也会前往，茂卿又怎么能够禁止呢？这就像勉强发笑却并不快乐，强作笑脸却心中无欢，只是茶的韵味本来就胜过一切罢了。我素来秉持幽雅高尚的志趣，入山十年，多少可以不辜负茂卿的话。如今驱车进入福建，想到凤团、龙饼，还要在延津煮茶。难道一定要像廉颇思念报效赵国那样思念它吗？只是《绝交书》所说“心中不能耐烦，而官事又纷繁忙乱”的情形，竟然使我辜负了茶灶。茂卿还会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嗜好而谅解我吗？○《酒颠》题词 陶渊明宽恕醉酒之人，和渔父一样在众人皆醉时独自清醒。他说正话仿佛反话，却又重新吞食酒糟、啜饮薄酒。这就是所谓把大梦寄托在杯杓之间，而道德义理的尺度始终自在。要达到“颠”境哪里容易？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文成公的辟谷、图南的爱睡，都是真正能达到颠境的人。茂卿大概是饮酒之人中的豪杰吧？至于醉卿所处的天地，腾腾兀兀，接近于天然自全。细微之处剥落分析，便属于无记之境。因此凡夫醉于无明，二乘醉于涅槃，只有大圣人能够饮酒而不达到昏乱。茂卿深得法喜，所以我为他写下这层转语。中下根器的人想读《酒颠》，请从《酒诰》读起。○《崇兰帖》题词 父子都擅长书法，自王羲之、王献之以后，有欧阳询、欧阳通，徐峤之、徐浩。本朝则有我郡的莫方伯和他的儿子廷韩。我拜方伯为师，又与廷韩为友。每当评论两家的书法，我的老师便应合法度、进入规矩，飞腾回旋，仿佛正中寓奇，超脱世俗而归于雅正。廷韩则风流洒脱，跌宕多姿，酝酿各家之长，独出匠心。廷韩像五陵豪侠，佩宝剑、束金带，意气洋洋、自得其乐；我的老师则像温伯、雪子，端正神色面对宾客，使人望见便消除杂念。廷韩游历广泛，鉴赏之家无不走遍。我的老师身份高雅华贵，因知音稀少而自重，除晋人书法之外，一步也不窥视。因此当时了解廷韩的人，曾有“大令超过父亲”的说法。然而我的老师以骨力见长，廷韩以姿态见长；我的老师自然能够安排结构，廷韩的结字则多取自前人的名迹。这就是二人的甲乙之别，真像王羲之、王献之一样。我还记得老师编成《崇兰馆集成》时，当时作者很多，唯独把集序托付给我。我那时还是诸生，谦逊而不敢应承，至今仍感到惭愧。延陵季子的宝剑，不过是书札这一小道，哪里足以报答老师知己般的厚意？庚申八月七日夜，我梦见老师命我写草书。第二天早晨，您又索要弁言，我便草率写下这些应付。○《刻六龙解》题词

译韩愈作文，写《王拘幽操》，表现姜里柔顺文明的情致，光彩焕发，富有生气。即便如此，韩愈的作品仍像附加的赘疣吗？六十四卦的卦象全都是《王拘幽操》。那位遭受困厄而排遣忧愁的人，能够长久地观察反省，每天用《易》道自我占问说：“难道我不能登上岸吗？难道我在刚柔进退之间不能符合天道法则吗？不然，难道是因为圣明之德感通如此艰难吗？”这样看来，它使圣学发生了一次变化，使《小雅》再次发生变化，而《离骚》不过是善于哀怨罢了。自屈原以来，孤臣迁客忧虑谗言、害怕讥刺，有谁能够阐明大道、著书立说，而不写出困顿失意、怨愤不平的话呢？东溟先生的《六龙解》，是他在九江等待任命时撰写的。它穷究天人之间的奥妙，开启玄空之学的秘门，足以使公明无言、王弼展颜；在谈论《易》的诸家中卓然独出，这已经很奇特了。先生当时秉持正直而受到忌恨，进退两难，心中或许还有所谓困顿孤愤的情绪，但文章中纵有横出之语，也绝无失衡的意气；只觉得其中含有忧虑时局、警醒世人的微妙旨意，像朱弦疏越的琴声，一唱三叹，使人既想歌舞，又想悲泣。先生不只是借此告诫世人，也借此自我省察；对于六龙的旨意反复剖析，含有“惕若”之象，深远极了。这难道就是作《易》者的忧思吗？我一向研治管氏《易》，如今读了先生的《六龙解》，心中更加有所领会，才知道焦延寿传给京房的学说只是末流。于是刻印此书，传播给世人和后世教化，希望能够有所补益。○《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 我想，吾松顾氏的《印薮》，大概说明了印学盛衰的原因吧。为什么说它兴盛？三家村里的人本来看不见秦汉印制，得到一部《印薮》，便可以按图索骥、洞然明白。漆书的点画容易摹写，铁笔的锋棱容易仿效，覆钮的位置容易遵循。五十年来，沿用这种方法的道路渐渐扩大，学习者的门径也四通八达，岣嵝碑、石鼓文都可以任意驱使了。所以说它兴盛。然而这只是在雕刻叶片，像画家谈论形模，像禅家参究死句。我看见狸猫凭借吃饱而自得，难道能取法猛禽的飞行吗？今天的兴盛，难道不正是衰败的开端吗？所以从前的《印薮》还比不上如今的《印衡》。《印衡》虽然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却有血气；《印薮》则像百家拼补的僧衣，完全没有神采。吕不韦说：人们不把连城之璧、尺长美玉看作国宝，却喜爱自己的苍璧小玑。秦汉的私印，难道不就像苍璧小玑吗？只是人们各有自己的珍爱之物，不一定懂得它的用途。自元代以来，赵子昂、吾子行、周伯琦等人，才开始提出把印章用于书画。书画与印学，难道不是合在一起才两全，分离开来便两败俱伤吗？所以蔡中郎虽然精通篆隶，却不能挽救六朝印学的衰落；当时的书家如王氏、谢氏、白氏等，都只在作品上题写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印章。李阳冰虽然精通篆隶，却不能挽救李唐印学的衰落；当时书画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李邕、范宽等人的真迹，也都不钤盖自己的姓名印，不再使用印章。这个传统在文寿承、许元复时重新振兴，是有原因的。画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也有这些等级。比如我收藏的李斯九字小玺，人工巧极而仿佛天工错成，难道不是神品吗？赵武、赵婴、张良、王陵、叔孙通、贾谊、卫青、李广、张苍、王成、张衡等人的印，在方形中成为圭形，在圆形中成为璧形，难道不是妙品吗？其余的都属于能品。只是古人有句话说：“失去自然以后才达到神，便有逸品；逸品又在神品之上。”这虽不是确论，却像上界有散仙，厌弃天上事务；西方有初祖，直接传授佛心。逸品最为珍贵，只见于梁伯鸾的一颗印；文寿承为陈淳刻的道复氏印，已经接近这种境界。千秋是有鉴识的人，希望他在此道上用功，以拔起新都的旗帜。○《远游篇》题词 我的才才能力微薄，兼有左芬和禅者的气质；即使参与月上、秕杷花下的雅集，也鄙弃它而不居于蕊珠宫中；有人招我，我也不前往。沾泥的柳絮，不再随风飘荡；净土的莲台，我时时入定。如今将要远行寻访庐阜，向憨师请问佛法。孤云无所依托，明月独自升起。虽然有求友之情，难道没有怀璧获罪的忧虑吗？只有这部行卷，可以作为护身符。银河仿佛就在眼前，还垂下机杼织成的文章；弱水难以航行，却远远传来步虚的声响。只要使异鸡反身逃走，便知道黄鹄正在雄飞。上官的秤，哪里会有神奇的秤砣？世间的城池，高高耸立，像天险一般。暂且遨游万里，大概就在这次行程吧？○《江南春》题词 《庄子》和《离骚》都是楚人的作品。能够读懂《庄子》，也就可以读懂《离骚》。所谓“寓言十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梁昭明为陶征君的文集作序，却删削了其中的《闲情赋》。他真是把溱水、洧水之间的诗歌看成淫风，把《九歌》中解下佩玉、丢弃耳饰的情节看成周秦时代男女交往的作品了。实在是固陋啊！吏部徐大冶任舍人时，和倪瓒的《江南春》词作唱和，每一韵写八首，又扩展为四时，夏、秋、冬各写八首。虽然文章产生于感情，而意旨仿佛有所寄托，不只是像《比红诗》《香奁集》那样，而且窄韵奇语层出不穷，毫不枯竭。像渡过泸水的军队，七次纵放仍能七次擒获；像桃源之路，再次进入也不会迷失。此前的唱和作品，都自行废弃了。难道不是蒹葭白露，独自抒写思念伊人的情怀吗？难道不是铁石心肠，也不能掩盖广平的文采吗？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冶辅佐天官的事业。我的补图已经完成，又为它写下这篇题词。大冶世代居住在中吴，如今却住在楚地，他从《庄子》《离骚》中得到的东西一定很多。○《卧游册》题词

译趣文敏向钱舜举请教画道，问怎样才称得上士气。钱舜举说：“只是隶书的体势罢了。画史能够辨认这一点，就可以无翼而飞；否则便会落入邪道，越工巧反而离正道越远。”但还有一个关键：必须做到不向世俗有所求，不因赞誉或毁谤而扰乱心怀。我曾把这话告诉画家，没有一个不皱眉，都说这道关难以通过，所以年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我的朋友孝廉李长蘅，本来就是清雅之士，承继先世事业，与两位兄长太史、黄门共同维持家声；他广泛结交、喜爱宾客，宾客到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他点缀一石一水，只是寄托兴致罢了。即使唐解元自称爱画青山，买画的人是长蘅，他也全不屑一顾。因此胸中没有赞誉和毁谤，心意自在如愿，十分恬淡旷达，与画家摹仿技巧的距离，每天都在拉大。何况他科举入仕之业号称专门，诗、骚、诸子、史书无不博通贯穿，并且一一从画中表现出来，难道不是超然的逸品吗？这两册都是长蘅与邹孟阳同游苏台、武林时所作的画，大体上十分之七取法黄子久，十分之三旁涉倪迂、梅道人；每一幅都记载年月和游踪，宛如《广陵散》的一曲，嵇康仿佛仍在，孟阳的感慨也无穷无尽。你从五百里外寄信来，请我写几句话作弁言，不知道黄痴、倪迂等人是否也有这样的身后交情呢？○《王竹坞诗册》题词 感念恩情而为知己殉身，舍弃生命来彰明报答之心，是受侠义之肠驱动；怀念贤者、喜好德行，遇到事情便激昂奋发，是受正气驱动。如今竹坞生被视为郭宗伯的死友，他的义行确实高尚，也足以与荆轲、贯高一类人相提并论。我之所以多次称道竹坞，是因为宗伯的贤能，宰相不能知晓，而竹坞能够知晓；宗伯的冤屈，同朝之人不能为他申诉，而竹坞能够申诉。不能用死亡吓倒他，也不能用官职诱惑他，这就是天地间的正气，足以同段太尉、安金藏并肩而立。唉！平津侯的门客倚仗权势排挤贤者，转眼之间，富贵又在哪里呢？留下的只有青史中的唾骂，千年也不会磨灭。看看竹坞生被施以三木刑具、身体接近九死一生的情形，再看大丈夫的英姿气概，足以歌咏，两者相差何止霄壤？我渐渐遭遇世间的艰难，因而感到交友情态正在变化；听到竹坞生的事，更加用它来激励自己，于是读了诸位君子的赠言，题写在简册前端。○《杨女郭节妇传》题词 杨女郭节妇谥号贞烈，事迹详见顾宗伯、钱太史的传记，言辞已经止于此，事实也已经核实，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但我读到节妇留给姐妹的信，其中说：“我是被读书耽误了，你们千万不要读书。”那么从她的父亲尚宝公开始，到各位赠言者为止，都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几乎要让它被日月照耀着流传了。幸而只有我懂得其中的意思，怎敢吝惜增添一点多余的话呢？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我也说：“求烈妇必于孝女之家。”然而有些情势不能两全：陵母自尽、赵苞临敌，都是义理有所看重，而亲情有所割舍。烈妇的意思是：“殉夫就不能侍奉父亲，履行地下的盟约，就不能承受父亲膝下的欢乐。”她大概是把鸿毛般轻的一死，换取对苍天之下两个人的成全罢了。否则，烈妇舍身守节，本来将要作为妇女的典范，难道不是对骨肉亲人寄予厚望吗？怎么能说是被读书耽误了呢？从前孔子也曾自称被误解，说：“要获罪于我，恐怕只有《春秋》吧。”如果《春秋》果真有罪，那么烈妇读书果真就成了错误。唉，三光五岳的正气聚集在烈妇身上，而五经十七史的文字也都可以由烈妇来证明。不论是腹中藏书万卷、如蔡文姬、李易安那样的人，即使面对面竖起十重铠甲；即使是唐代的魏郑公、我朝的杨文贞，他们的功勋名业光耀古今，也还将惭愧地退避三舍。读书怎么会耽误烈妇呢？传说烈妇在三十六岁时去世。我认为，心死才是真死，身死反而如同幻象。烈妇自从发誓要为郭郎一死之后，早已没有了活着的心。九年之中，每一天都是她的死日。大概突然死亡容易，缓慢地死去困难，为什么呢？死生取决于感情，突然死亡感情激烈，时间久了感情便平缓。感情平缓，悲痛之心逐渐减弱，也就可以抚养孩子、教育儿女了。所以说烈妇三十六岁才死，这只是按照六十甲子来计算的说法；实际上，她早已同郭郎一起死去很久了。两位史公已经表彰烈妇的节操，我又阐明她孝顺和贞烈的一面。妇女所谓的虚名，世上本来就有；但因为追求虚名而去死的人，哪里有呢？当时烈妇的叔父弘聚在吴中任司教，我把这些话告诉了他。弘聚说：“九泉之下若有知觉，一定会说，生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史公。”于是请我把这篇文字题写在册页前面。《彤管遗徽》册题词 妇女的德行通常不显扬于闺门之外，可是范蔚宗的《后汉书》特意为妇女立传，使她们同杰出士人、名儒、功臣和战将一样流传不朽。此后修史著书的人，记载各种幽闭深闺而操守端正的妇女，她们的品德照耀着彤管，甚至胜过金石。朝廷沿袭古代制度，凡臣子奏报政绩，便用玺书加以褒奖，并追及他们母亲的圣明善良。大概馆阁所选用的文章，实际上是代替君王发言的。那些出身寒门、品行困苦的人，若能有一天上达天子，尚且称为遇到明主，何况妇女呢？由此看来，说妇女的德行不能显扬于闺门之外，实在不对。吴县曾侯任县令将近三年了。他政绩有成，便说：“这都是母亲教导的功劳。”常常叹息感泣。孺人思念母亲没有止境，如今朝廷的荣誉命令将要下达，却痛惜母亲已经等不到这一天。又想到代天子发言自有体制，受到体制约束，无法充分称颂母亲的慈德，为什么不请当代作者各自施展深邃的文思、抽取美丽的文辞，好像张开罗网捕获百目之鱼一样，务求多多搜集，或许可以用来报答母亲无穷的恩德呢？我只不过同曾侯有过一面之交，却最先收到他的请文。他对我说：“先生过去主持史局，召见学生太晚了，没能求得先生一句话，作为恩旨的光彩，来彰明我母亲未能得到奉养的遗憾。先生的文章足以流传千载，实在不应留下这样的遗憾。即使如此，若能请先生作开头，替我向各位作者请求，那么我母亲的贤德，就可以上达朝廷，远传后世，这一切都要依靠先生了。” 唉！如今掌管诏令文书的人多如树林，到哪里去寻找旧日的作者呢？如果到乡野中谋求，我本来就是野史之人，或许还能作为传信的凭借。题名叫《彤管遗徽》，等海内诸公的诗文编成之后，我为它作序，我不敢推辞。《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译我的朋友吴长卿，是天下杰出的人才。他胸中藏有数万卷典籍，也有统领数百万甲兵的才略。当权者认为他的请缨之志壮烈，便让他出任地方官，他已经脱颖而出了。可是推荐人才的人，有时像挡在门前的兰草；被推荐的人，也会遭到斫伤根部的剪刀。这正是五岳在心中感到不平，也是六月大鹏扶摇之势暂时停息。如今他在汉东任副职，独以清廉和善政著称，把他的官署题作“饱菜轩”。凭他的才情，即使叔夜餐霞，也不足以比拟他的秀逸；子卿啮雪，也不足以比拟他的贞节。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取名为“菜”呢？难道是因为吃粗食的忧患不同于吃肉食者的鄙俗，而清淡无味反倒是天人的粮食吗？其中的含义，陈征君的记文已经详细说明了。因此我为它题写匾额，随意写下几句话作为开头。《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各地写制义文章，都各有偏长：吴地重韵致，越地重色泽，楚地重才情，闽地重结构，中州重含蓄。这大致如此。至于突破地域界限，融会而成为一家之言，只有天下的杰出士人能够做到。中州闹市中的人，只知道伊洛一带有程氏兄弟的学问，却不知道苏氏、秦氏兄弟。因而中州的文章文脉，是借助纵横驰骋的笔锋，来发挥理学的旨趣。我看方使君的文章，出入变化，不拘守旧常，已经很奇特了。使君却自称平平淡淡，为什么呢？苏子瞻从《国策》中更加领会到文章的诀窍，他评论文章说：“笔势峥嵘，辞采绚烂，逐渐老练成熟，才达到平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平淡，而是绚烂到了极点。”使君所谓的平平，正是这样。中州文章从使君开始发生变化，已经成为海内的宗师。使君作为当今作者，应当同卿大复、苏门并驾齐驱。何况只是制义呢？如果论制义，他的成就更高，哪里是两位先生所能比的呢？《漱六斋草》题词 我的朋友何士抑，说文章严格遵守前辈的法度。自毘陵以来，仍然有典范可循。十五年来，海内学习举子业的人，都知道何氏之学，所谓断然自成一家的文章，远远看去就能辨认出来。近来我经过武林，有客人把《漱六斋稿》给我看，我却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客人说：“是士抑的。”又说：“您为什么不能辨认这是士抑的文章呢？”我接过来读完，便感叹说：“唉！士抑实际上已经超越法度了。我按照法度去寻找他，所以反而失去了他。即使如此，如果没有士抑的根基，几乎就不能辨认，这就更说明超越法度是多么困难。两军相对，两位雄杰相持，而侠士剑客却只凭鱼肠匕首在枕席之间取得成功，那么孙武、吴起也就不值得说了。这就是超越法度的比喻。又可以用禅来比喻：达摩从西方来，一门心法便超出常规；而多劫修持、三千性相，也能在弹指之间彻悟，甚至坐断佛头。文章家的三昧，难道能超过这境界吗？然而不能穷尽法度就贸然舍弃法度，那便是不够达到法度。士抑是能够穷尽法度的人。穷尽法度之后，嬉戏跳跃无不合乎法度，所以他的意象有神采，文章规模也绝无踪迹可寻。大概他的造诣在与谦、应德之间，从今以后，我才看出士抑的深不可测。” 士抑凭借这一点在海内争胜，海内更加尊重士抑，文坛的旗鼓也因此完全改变了。《陆洛诵文稿》题词 平原的原野上有四座山，叫作机山、横云山、陆宝山、昆山。它们都因陆氏兄弟而得名，而昆山也是世人所说的“比玉”的意思。陆生洛诵建造草堂，正处在平原村四山的近旁，朝向和背靠着这些山。走进草堂，窗轩楹柱一打开，山光岚色从四面聚集映照，尽显群峰的胜景，使人产生凌驾青霞的遐想。可是若只治理世外的事业还可以，反而把心思混杂在经生的义理上，就不合韵致了。陆生却特别喜欢在这里研究经义，而他的经义文章达到极高境界的地方，也都由此获得。 我曾一两次经过陆生那里，他总是为我朗读他的文章。每朗读一篇，声音便震荡林木。我已经篇篇称好。深秋时，陆生忽然收集四十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说要刊行它们。陆生的弟弟叔交听见后说：“唉唉，我们家的白眉兄长错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便逐一指着对我说：“这里不是平原村吗？这里不是?木?几?云等山吗？我曾经凭吊古人、怀念贤者，来到村墟探访他们的遗迹，登上群山想象他们的风采。当年两位贤人耗尽精力、销魂于文章，以文章树立旗帜、驰骋声名，如今都已归于烟空。只有河山寂静，村落依旧，一声声鹤鸣在江月之下回荡。” 他们将要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从事经生事业不过是土苴，又凭什么能够流传呢？”我回答说：“确实如此。然而两位贤人所作的词赋也同样是土苴。这里的江山村墟自古就有，只是必须借助两位贤人的名声。两位贤人不在了，而河山的名称千年不变，那么土苴之作能够流传，也就达到了目的。今天被视作土苴的东西，正是过去被视作土苴的东西，难道就没有流传的可能吗？”我又听说这部文稿，陆生将要带着它南行越地。越地名公很多，一定会有像张丞相那样善于鉴识的人，看见后认为奇异，称为“云间生文赋”。叔交说：“有这样的可能吗！” 《唐名必文稿》题词 我们松江自唐文恪公以状元身份进入承明著作之廷以来，后来进入翰林词馆的，不才我董其昌，以及杨太史、高太史、徐宫詹、张宫谕、钱宫允，相继不断。然而他们的文章，有的像虔地的刀，有的像燕地的匣子；要寻找像王氏青毡那样的传家之物，还没有。如今名必考中进士，成为卿，为文恪公的从孙。他的行卷浩荡宏远，奇正相生。我评论文恪公的文章，像四瑚八琏，可以用于宗庙；名必的文章，像干将、莫邪，陆地上可以斩断犀牛猛兽，水中可以斩断蛟龙。传家青毡，看来将有所希望了。杜子美说：“你家最近奎星三象，时论都归于尺五。”我愿意作为前导进入都门，请把这件事拿去询问宫允，看他是否会击节赞叹？《夏彛仲文稿》题词 书如果读得痛快，很容易读完，古人把这看作一件遗憾。我天性爱书，却厌恶艰苦的帖括文。今天徐伯雨拿一部书稿给我看，自称不能读完。我猛然翻看一两篇，发现多有不同寻常的地方，禁不住技痒，反复读完整部，反而遗憾它这么容易读完。于是询问作者，原来是夏孝廉彛仲。彛仲刚过二十岁，神采清朗，如玉山映照，笔下仿佛有口才，纵横不受拘束，实在是文章中的豪杰。我一见到他就心意相投，认为他可以同弃繻生、卫洗马、季孟相比；温陵蔡公曾在童子科中选拔他为第一。不久他考中，仿佛拾取芥草一样容易；而他的举主林太史、张黄门把他看作国士，仍认为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的才华。假如看见彛仲的全部作品，又不知应当把他排在第几等了。武塘文坛人才荟萃，廷试魁首、乡试解元隔年相继出现，只是礼闱中的大器还在等待。彛仲努力吧！即使楚地人才被晋国任用，也未必不能为峯泖增添光彩。《朱伯升制义》题词

译江南研究《易经》的人，都属于朱氏之学，大概是弇州先生引导了他们。先生以洞察千古的眼光，唯独对朱定国降低身份相待，认为他是天下士人。乌衣诸郎把他尊为老师。长公伯升精通家学，近来因省亲而来，我得以读到他最近的制义文章，姿态横溢，而法度森严。探究幽微的思考，写出来却流畅平易；雕饰文采触目可见，天真之气跃然纸上。这不正像书法家王献之吗？评论书法的人说，王羲之灵和，王献之俊逸；父子二人都称为神品，而子敬的意趣更加广阔。孙虔礼却非难这种说法。我说：这正是子敬之所以成为子敬的地方。如果只是纯粹模拟父亲的书法，哪里需要在屋上再架一层屋呢？山阴超过父亲，也不过成为颖川，惭愧的是长处也只是如此。定国曾任靖江令，又任我郡司马，以清廉善治闻名，每当谈论举子业，便神情激动，只恨知音稀少，价值连城的美玉无人酬答，我为此替他酬答。至于伯升的平生，我听说伯升有孝友的大节，这些方面超过文章；姑且只评论他的文章，大致如此。《原孚侄制义》题词 我家同族子弟中，列名贤科的有五人，从庚戌年原汉以宗伯身份参加廷对，到癸丑年，其中有原孚。虽然家学传承没有荒废，但声名并不显赫。若从制义文章来说，原汉年轻时意气旺盛，一往直前便达到精美成熟；在长期钻研方面，则只有原孚专门精进。我在林中居住教授孩子时，原孚在家塾中受到我很多指点。我所传授的文章格调不合时尚，但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有益话语，我没有不全部教给原孚的。原孚刻苦攻读、甘于清淡生活，这是他的本性。他做孝廉几年，出门没有车，吃饭没有鱼，始终不脱离寒酸书生的旧习。后来同榜出仕，正等待诏试宏词科。原孚写信给我说：“周文襄选拔吉士时，尚且上疏请求改任官职，希望有一天为当世所用，难道这是什么异人吗？”他的志趣高尚就是如此。文章的佳处，没有不可以学习的；只有浓厚与淡泊，各自要表现出自己的精神。至于月光，却不是学习就能达到的。远公主持白莲社，吸收陶渊明而排斥谢灵运，很能理解诗的旨趣。懂得这一点的人，才可以谈论原孚文章的旨趣。孙男庭 广 廙共同校阅 《容台文集》卷三终 《容台文集》卷四 华亭董其昌玄宰初编著，长子祖和编次。海上叶有声君实初校，长孙庭辑录。记 碑铭 引 ◆记 《御书楼记》《原心亭记》（馆课） 《成乐轩记》（馆课） 《求忠书院记》《光岳楼记》《彭城云龙山重修放鹤亭记》《兔柴记》《兰墅后记》《安庵记》《崇真阁记》《重建云栖禅院记》《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草玄阁读书记》《吴居士施画罗汉记》《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叶少师碑阴记》《西湖建关帝殿碑记》《总漕大司徒陈公去思碑记》《清江主政韵弢顾公思碑记》《官氏墓田记》《太傅许文穆公墓祠记》《歙西莘墟重修许宜人祖母墓记》《扬州都转运盐司重修先贤董子祠记》记述奉诰命追赠为正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爱云曾公祠堂。《丹阳贺氏篁川祠记》《御书楼记》御书楼，是文肃王公孙玺丞时敏在专祠前供奉皇上所赐手札的楼。文肃在世时，把手札密封起来，层层包裹，从未向人展示。温室中的树木不能正面对着它，这是表示恭敬；宫中省署里的话，泄露出去便是戒律。这说明他十分谨慎。文肃去世后，王玺仍能继承父志，拔取杜蘅作为栋梁，雕琢文石作为台阶；楼阁高峻，像鸟张开翅膀，龙的光彩交相辉映，或许可以使九泉之下的先人复生，仿佛能庄严地看见羹墙之思。后代子孙请求保全它，所得荣誉超过山河带砺的永久誓言；这是明君贤臣之间的朝廷典制，也是忠孝之家的家训。楼建成后，王玺把文章交给我这个旧史官，请我记述。我私下很有感触。皇上即位以来，任用为首辅的已有数人。至于能够一德一心、受到皇上专一信任，像师保一样严肃，像耆宿一样可靠，像同室之人一样亲密，朝夕相处，亲近得如同家人父子相互告语的，只有文肃。文肃为什么能得到这种待遇呢？大概是因为他年轻入朝时，就凭借一介不取的操守和终日不懈的节义，使百官受到感动，声名传闻于九重，这并非一天的事情。自从主持朝政以后，宫禁法度森严，机密大臣很少能够被召见。文肃想像前代那样在午朝时面受君命，又不能做到；想像前代那样在便殿留身奏对，也不能做到；所能考虑的只有依照阁臣值班的旧例，在非规定时间上手疏，以求自我申明。如果早晨陈述意见，晚上便传布出去，在外廷宽泛地承担责备，把过失分给当朝君主，作为纯臣的情谊，或许并不能安心。因此文肃补写奏牍再三，焚毁草稿曾达八九次。调和羹汤，就像盐和梅相互调济；弥补帝王的过失，就像缝补衮衣而不留下痕迹。这种忠诚连金石都能贯穿，何况皇上的明鉴呢？他最终能够获得皇上的知遇，决定国家大事，难道只是偶然吗？再如这些御札中反复讨论的事情，有什么比建立太子更重大呢？当时宫廷和府署彼此隔绝，荣枯显得不同；赤松子那样的羽翼难以凭力量争取，黄瓜的讥刺几乎令人心碎。申文定因此拂衣而去，王文端也因此被赐玦。文肃再次乘坐蒲轮出山，独自坚定地承担责任，起初还像推动石头那样艰难，最后终于如鼓槌击鼓，于是有了讲论储君的诏命。文肃仍认为礼制威仪不够尊崇，群臣的疑虑就不能消除；宫廷仪式不够严肃，旁观窥伺之人便容易滋生。凡是承用的礼节，都一律按照皇上讲筵的礼数办理。当时劳心爱护和师友辅弼的意义都得到彰显，众多贤者会集；鸡鸣时询问夜禁，鹤禁开启宫门，前有凝望，后有承辅，共同辅助教导常道，日日进步、月月增长，光明盛大。我曾暂代其职，询问随从官员，他们都说这是旧辅臣所制定的。如今老成之臣逐渐远去，执政之地日益孤单，四位辅臣没有听说有人足数任职；偶尔有人出任，便被认为是荒废职位，这种情况至今已有将近二十年了。那是当时的情形：挽回天意、延长国运，终于成就了这件事，难道是顺着风呼喊、借着河流下行那样容易吗？看看其中艰难，就知道感通的原因实在值得思考。这些手札共二十七道，其中有皇上在文肃服丧期间所赐的，尤其是非同寻常的恩典。即使在韦谷为他停止张设帟幕，在东园供给秘器，也无法与此相比。君臣之间的关系，真是盛美啊！过去贞观年间屏风上的书帖，不过在艺苑中标举；淳化年间的飞白字，也只是受到玉堂重视。哪里比得上皇上天纵多能、赐予贤良辅弼，以鸾翔凤翥般的奇异笔法，显出投水转圜般的美妙，成为千载以来的盛事呢？这些御书所在的地方，应当有庆云垂临，百神暗中护卫。这已经不只是王氏一家的宏大美玉了。《伊训》说：“君王之心应当专一。”又说：“君王的话多么伟大。”谨敢以此作颂，并恭敬地记述下来。《原心亭记》（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