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四

译从敬一亭向西走，再转向南，有一座一楹的小亭，是翰林署中游息的地方，亭额题作“原心”，这是用来警策自我的。关于“心”的说法，古人并没有把它讲得十分精细，并不是他们不了解心；其实人人都了解自己的心。《洪范》用治水来说明道理，《丹书》用治兵来说明道理，难道政事和学问果真有所分别吗？时代已经久远，士人很少听闻大道；他们看待政事和学问，过分认为精粗、动静彼此妨碍，于是心学往往无人讲论。偶尔有聚集家族谈论心性的人，也只是把名理作为空谈，并不能穷究实际、相信它可以施用于现实。世道的升降，本来就由此造成。国家设置官职和属官，六部九寺各有职责和守则，只有翰林没有固定职守，这是天子用来澄清精神、培养道德，以等待安置俊才的地方；它没有功令的束缚，也没有吏道的纷杂，所以政事和学问尤其从未分开。那些有具体职守的人说：“把政事和学问结合起来太难。”这里政事和学问本来没有分开，又有什么推辞的呢？况且翰林职掌中重要的事情，是坐而议论经国之事，也代替君王发言；如果没有根本修养，怎么能胜任呢？所以没有比养心更急迫的事情。养心并不是坐在那里驰骋心神、向内观照，抛弃外在事物，不关心天地百姓万物的事务；养心是致力于心的本初。心应当虚，应当平，应当公，应当正，应当明，应当静。虚，是为了应对万物；平，是为了作为衡量；公，是为了广大周遍；正，是为了有所守持；明，是为了照察；静，是为了简约。凡此都是心的本初。像焦火凝冰那样与外物接触便构成冲突，不能虚、不能平，不能公、不能明，不能正而且不能静的，都是情识。情识是心所产生的东西，心难道就是情识吗？能够通达情识尚未产生以前的境界，才可以谈心，才可以谈学。由此所得的余绪，可以建立功业；由此留下的土苴，可以写成文章；所建立的事业，自然会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古人把户牖上的箴言铭文、委托给师保的训诫都作为修成德行的凭借。《易经》何况这座亭子又在敬一亭旁边，肃皇帝亲自洒翰题写，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各位词臣出入时庄重诵读，奉行而不厌倦。能够在心学上做到敬与一，还有什么困难呢？《成乐轩记》（馆课） 翰林署中有一座成乐轩，建在瀛洲之上，大概是某年某人所建，题作“成乐”，取的是孔子所说“成于乐”的意思。有人说：古代士人无故不会停止弹琴鼓瑟，大夫无故不会停止悬挂宫悬；近世士大夫在声音音乐方面几乎全无修养，这哪里还能得到“乐”而以此命名呢？我说不是这样。所谓“乐”，就是喜爱。一个人做任何事情，身体不厌倦于反复练习的劳苦，心也不厌倦于经营思虑的辛苦，时间越久越不停止，一定要达到成功才罢休，他必然是乐在其中。庖丁解牛、纪昌承蜩、张旭草书，大概都是终身沉溺其中，以至于心中所想、口中所说、身体所接触的，无不成为这些事；还不只是如此，喜怒放纵的感情、穷通得失的处境，也都寄托在其中。所以开始时是技艺，最终进达于道；如果其中没有所乐，能够这样吗？何况是在道德境界中遨游的人呢？孟子说：“乐的实质，是以孝悌为乐。孝悌二者成为快乐，生命便由此产生。生命产生了，哪里能够停止呢？哪里能够停止，就不知道满足，于是脚会跳跃，手会舞动。”由这些话看来，钟鼓和舞蹈仪式相对于真正的乐，关系已经很疏远了。孔子以乐忘记衰老，颜回以乐忘记贫穷。他们不过是闾巷中的普通人，却彼此谈论快乐，竟说差不多可以达到《韶》《舞》的境界。圣贤得到快乐的实情，本来就是这样。国家设置百官，六部九寺各有职责和守则，只有翰林没有固定职守。文书簿册的烦扰、吏治考核的得失，一概不能困扰其心；这是天子让他们澄清精神、涵养风采，以等待安置俊才的职位。翰林既不专门从事仕途，也不专门从事学问，大概处在学问与仕途之间，应该平息情绪、消除躁气、融化杂质，使自己同道术相忘，然后才可以谈“成”。试着想一想：我们所做的，是熟悉古今典故，裁定人物的衡鉴，端正进谏献纳的根本，深入著作堂奥；能不能像庖丁那样游刃有余？能不能像纪昌那样连续抛接四五丸，又像拾取蜩蝉一样容易？能不能像张旭的草书那样，无论清醒、醉酒、睡梦，都始终如一？如果果真能做到这样，那么即使没有宫悬、没有琴瑟，真正的乐也已经获得了。所谓“成于乐”，说的就是这个吗？至于音律的变化、声音的节奏，用来培养德性，确实也不是没有益处；若能兼有这些，就更好了。轩建成已经很久，过去没有人作记，所以我特意表明题署的意义，告诉那些在这里游息的人。《求忠书院记》

译凡是建立学校，必定先向先师举行释奠礼。书院设立祠堂，也是合乎礼制的。方逊志先生的学问，传给了宋景濂；从宋景濂往上追溯，有金履祥、何柏、许谦，直到考亭朱子，师承授受都有次序，实际上是世代嫡传。只是方先生为节义而死，格外显著。书院从来没有用死节之人来配享的，为什么我们郡里要为方先生建祠呢？难道认为他的血脉还在吗？先生早已同文皇断绝关系了。亡国之后，尚且有焚烧妻子儿女来表示不受辱的事，这只是些孤弱之人。若不是像践履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那样的人，便应当像洒血的侍中那样，先生的志向没有实现。难道认为我乡的俞公、任公都是先生的弟子，可以借此请求神灵保佑吗？当时朋友们都遭到族诛，只有婴、德玉等人，难道能够招引先生吗？那么用什么来安抚先生的英灵呢？回答是：用我们这一群人求取忠道来安抚他。孔子、孟子离世已远，士人又没有纯正的老师，谈论忠孝的人反而陷入了偏失。自从濂洛关闽诸位大儒把这些道理讲得精确，于是委身事君的义理、家法和政令，连斧钺也不能让邪说从中扰乱。文谢公的死节同张巡、许远一样，但他的学术渊源更加深远。为什么呢？那两位如同击石迸出的火，天性本真；这里则如同传薪而燃的火，功用更加广大。高皇帝以纲常治理天下，曾经表彰余阙、薄珏、危素，唯一反复勉励的就是忠诚。更大的事情，则在于罢黜百家，专门确立朱氏之学。当时天地刚刚肃清，士人很少有苟且之心；父兄所敦促率领的，师友所责备讨伐的，无不与真正的君主相应。那就像千人拉弓射向臣子的靶心，而先生已经是其中最强的弓矢。商朝国祚六百年，不能说不长久；扣马进谏的两位士人，也不能说不奇特。壬午年的变乱中，那些被斧刃砍、被剑齿伤的人，尸骨能够数清吗？连采樵人的妻子女儿都受到伤害，难道伯夷叔齐会羞愧于史册上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正是高皇帝用三十多年磨砺钝化的权力，超过商代圣贤，也获得了六百年养士的报偿。当先生以九死不悔、即使牵连十族也不改的节义，彰显朱夫子如抽丝剥茧、细如牛毛般的功业。先生死后，那些认为宋儒迂腐、对国家无益的人，便只能闭口退去了。这是朱子的忠臣，难道只是朱子的忠臣吗？孔子把管仲的功劳看得高于召忽，这只是平常道理。若把一世所有忠义都输送给周天子，那么召忽怎么会有私自奉事君主的心呢？这就是《春秋》的法则。后来不是又说“杀身成仁”吗？世间儒者没有察觉，竟妄说“圣人通达时势而变通节义，贤者看重以死守节”，于是管仲一人便有了附会进取之人接踵而来。金陵那些娓娓而谈的人，以及所谓长乐老，实在是多么乖谬啊！如果没有先生，圣人的法则几乎就要成为盗贼夸耀的工具了。这又是孔门的忠臣。先生的足迹没有踏入我们士人的领域，但他的英魂浩气，只归向忠，只同以忠为学的人相类。从今以后，在讲堂中学习的士人，应当依据朱子的传承和孔子的文字，在仰望先生如在羹墙之间的想象中，体会先生的忠诚；这样云车风马或许会降临而享用祭祀。九峰山的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难道不也会隐约同朱子讲学的白鹿洞一样重要吗？祠堂建成，是郡守明州张公、前任睦州司理毛公共同倡议的；适逢大中丞徐公以巡抚吴地来到这里，替他作丹艧装饰。中丞的先辈有一位善安公，任职浙江，官为佥事，奉诏收捕方氏族人；他释放了方氏的孕妇，事情败露后被断去一臂，全家戍守保安卫，详情记载在《浦城志》中。如今把他附祀于祠中，同余公、任公一起配享先生。唉！佥事公既然已经获罪，却又承担了抚养遗孤的事情，最终还不能亲自查看，难道不会含恨吗？等到我们郡中的方氏有人昂首而出，便可以知道这种安慰了。如今义行留下的恩泽绵延久远，已有声誉；他的孙子建旄树碑，将要在祠下举行祭祀，这难道不是上天安排的会合吗？从前公孙杵臼对程婴说：“死去容易，抚立遗孤困难，希望我来做困难的事。”我也说：“建祠容易，改名列入从祀却困难。”中丞公正把天下的名教当作自己的责任，希望做那件困难的事；这就是继承前人的美德而永不厌倦。至于恢复方姓、建立祠堂的始末，我的朋友陈布衣已经把它说得很详细了。《光岳楼记》维扬设立书院，是盐运使者创办的。中途废弃了四十年，侍御彭公利用办理盐政的空闲，恢复旧观，并加以扩建，使之更加宏敞。他颁布的条教，整齐有序。后来稍稍采纳风水家的说法，沿袭吴比部的遗意，于是开始兴建光岳楼。彭公说：“圣王的制度，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居。杂居之后，他们的言语□，事情也容易改变。管仲大夫是煮海制盐的人，他对士人却一定让他们群居聚处，使父亲同父亲谈义，儿子同儿子谈孝，为人臣的谈忠。至于商人，只说让他们到市井去罢了。我难道要同学使者分割士人，宁可让盐政兴盛而诗书变得拙劣吗？”不久楼建成，诸位生员已经前往吉水，请邹先生作记。彭公又把文稿交给我董其昌说：“讲堂中所祭祀的，难道不是你们江都的先贤吗？希望你推演家学，惠及这些士人。”我反复思考光岳的含义，知道它同‘重义而不谋利’的宗旨相合。古今名世之士，一定是钟聚三光五岳的美好气象而生。太阳是尹，月亮是卿，列星是诸侯，岳神是贤者。称赞屈原，说他同日月争光；称赞韩愈，说他如泰山北斗，这些都是善于比喻。对江河水流却不适用。九府把它看作泉流，贪婪的人把它看作沟壑，这就不是同一类了。难道不是因为属于义的一方就显得高明，而属于利的一方就不是这样吗？属于高明一方的是士大夫，而属于下流一方的就不是吗？平津侯与江都王一同受到汉武帝曲学的弊害，流弊发展成桑弘羊、孔仅一类人；即使他们穿着布衣，也不能拿来同拔葵不食的廉节相比。司马迁写《货殖列传》，见识为什么这样少呢？扬州的士人要使这座楼不受辱，除了江都王的言论，就没有老师可依了。古代求学的人一边耕作一边养士，即使改变了职业，我也不料想他们会艳羡商人的言论；哪里知道多取财物就是贪婪的商人呢？哪里知道结交权贵就是趋附时势呢？哪里知道急于进身就是攀附权势呢？哪里知道谋求自身利益就是筹划计策呢？五都的士人把计然、白圭当作圣人，哪里懂得仁义？士人诵读孔子的法则，却有人挟持这些法则去做买卖。这是把逐利说得最精致的一种。它同光岳楼又有什么关系呢？侍御公把光岳作为美名赐给这座楼，楼上的题额和楹联已经足以成为师保。各位士人亲眼看见它而保存道义，希望他们出入行事不要违背自己的所见。从前江都王谈论汉代政事，说盐铁之利是古代的二十倍，百姓却每天都称病。始元年间，皇帝下诏让丞相、御史同文学之士询问民间疾苦；当时豪杰俊士云集，茂陵唐生、鲁万生等六十多人，同御史大夫讨论盐铁，想要开启仁义、抑制末利，他们的主张也本出于江都王。如今天下逐利的网罗更加严密了，各位士人群居聚处，服从侍御公的教诲，难道能免于为世事忧虑、睁大眼睛忧心天下吗？他们出仕之后，能像唐生、万生这类人一样，救助百姓的急难吗？这对盐政的帮助实在太大了！彭公怎么能说这是同学使者分割士人呢？请把这些话刻在碑阴。《彭城云龙山重修放鹤亭记》

译考察《史记》记载，秦始皇东游时，厌恶楚地的王气，汉高祖心中疑惧，便躲藏在山中。吕后曾找到他说：“季布居住的地方有云气，形成五彩云；又有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大概是龙德显现。”彭城有云龙山，得名应当就是因为这个。山上有放鹤亭，是隐居君子张天锡的故居，也是苏子瞻作记的地方。放鹤亭虽然至今没有废弃，但土地荒芜已经很久了。高邑潜颖张大夫，因为分司仓庾来到此地，多次登上山顶，凭吊古人、怀念贤者。他将要拆除旧亭重修，想到徐方地震频繁，又加上洪水警患，当时财力困窘而事务繁多，便踌躇四顾；于是节省缩减俸入，估量木材、采集石料，让徒役工匠施工，费用只取自宫中公帑，不烦扰百姓，并大力推动这件事。飞檐画栋，延伸开阔而空明；四周缭绕着墙垣，两旁配置厨房，屹然成为壮观的建筑。工程落成后，我因奉使办事回朝，张公来到山堂设宴款待我，说：“我听说传舍只是阅历过往行人，这座山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登高作赋，是大夫的事情；周遍咨询民情，是使臣的职责；百姓若有失德，以干粮招待便算有过失，而我有美酒，嘉宾可以在这里宴饮，这是地主的礼节。”山堂建成，三种善事都具备了，并不只是寄托于官场与隐居之间的情怀而已。于是他把文稿交给我，请我为它作记。我认为子瞻引用卫懿公的故事，说国君宠爱鹤，不如山人放鹤，因为这样才能保全自身，这还不是确切的论断。假使卫懿公有太王“乃积乃仓”的储备，有曾孙“如京如坻”那样的粮食，凭这些财力和粮食发兵作战，谁能战胜他？至于鹤乘轩车，又有什么妨害呢？彭城是用兵之国，项羽曾在那里自立为王。项羽徒步起兵，在巨鹿之战中摧毁强大的秦军，他的威势和谋略难道比淮阴侯韩信差吗？但最终不能振作起来，大概是因为高祖有萧何这样的酂侯，能够运送关中的粮食来补给军队的匮乏，而项羽却被汉军截断了粮道，所以失败罢了。如今皇上鉴于邹、滕之战的教训，命征西大将军萧公率重兵镇守彭城；大夫精心筹划，调配兵粮，彻底革除搜刮民脂民膏的弊病，希望士卒吃饱、战马奔驰，在不战之中就能挫败敌人的萌芽，这正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哪里只是卫懿公可比呢？这座山三面临水，水面浩瀚无边，很像西湖的孤山，那里正是林君复放鹤的地方。子瞻熟悉西湖，却只见到这里苍茫悲壮的景象，仿佛水光潋滟、云气空蒙的情致就在眼前，为什么反而忘了指出这一点呢？难道是山谷陵夷的变化，使古今不同；山川的灵气，也要等待时机才显现吗？黄鲁直把子瞻比作飞仙，假如他化为鹤再回来，难道只会歌咏城郭变化而已吗？大夫认为怎么样？《兔柴记》宋人说：“士大夫一定要有退身之处，然后进退出处之间才能从容自如。”这是涉世之言，也是深通世故之言。读白香山《池上篇》，其中所谓“十亩的住宅，五亩的园子，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实际上是给衣冠人物提供像巢父、许由那样退隐生活的助力。司马温公的独乐园，最终却成了谢安传中所说的共同忧患，实在是有原因的！如今看济美张黄门公的《兔柴记》，他开泉凿石，始建于戊戌年，距离他脱去布衣做官才七年罢了，已经生出倚枕漱流的退隐之思。等到他身在掖垣，统领众位正直之士，被称为耆宿，虽然事业在于匡正时局，但寻求旧日盟约的猿鹤、亲手栽植的松桂，也没有一天放在心上。到如今他以请急的名义归去，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唉！京城中的贵人，沉溺于情欲、迷恋优厚的爵禄，除骡铃马匹之外，别无生活安排。即使回头看看家乡山林，不缺少平泉、金谷那样的园林，也不过交给园丁掌管钥匙罢了。园林由谁来建、由谁来游，宾主又怎样区分？能像白居易那样在池边饮一杯酒、吟一首诗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能够左有伊川程颐、右有康节邵雍，著书谈道，使山川增色，又在暗中振起华夏与四夷希望，像司马温国那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就在兔柴主人之中。我居住山林已有二十年，不能买山求湖，幸好有《草堂》《辋川》等画稿，放在案几上，日夜在枕烟、廷涤、烦矶、竹里馆、茱萸沜之间游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大概张公的园子可以入画，而我家的画也可以当作园子；把人世间的家居器物全都忘掉，两者大致相当。只是世人正急切地需要张公，而我却能让世人连我也一并忘掉，这才是不同之处。《兰墅后记》荆溪的兰墅，是吴孝廉问卿继承其父光禄公澈如所建的园墅，并疏通泉水、凿开石壁，进一步扩大旧日景观的地方。神宗在位时，大江以南那些上书进言的君子，归乡后便被禁锢，不再征召。熹宗即位，诏令全部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如果澈如还活着，也应当被征召，但他因为回乡奉养父母，未能等到抚恤。后来逆珰魏忠贤掌权，同籍之人猛烈攻击他们，彼此相继入狱；如果澈如还活着，也会被逮捕，但他已经去世，未遭此难。未能得到抚恤，并不是澈如的不幸；未遭受灾难，也不是澈如的幸运。直到今天，皇上宽宥天下，对忠臣节士的报偿十分优厚，但为澈如建立专祠、赐予谥号和晋升爵位，仍然还有待于将来。问卿因此格外伤心。他叹息说：先君子活着时，像剪除门前荆棘的人；死后却成为空谷中的幽兰之香，兰墅这个名称已经足以为他表彰名声了。又听说，孝子侍奉父母，要思念他们居住的地方，修缮他们建造的堂屋；这处偏僻的园墅，正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先君子曾在这里读书十年、读过一万卷书；又曾在这里让元方跳莱子之舞。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复生了，哪里知道他的精神魂魄不会亲近山灵、化作野鹤，在花开的早晨、月照的夜晚，回来游息于此呢？建立专祠需要朝廷典制，建立家庙则不是在野之人所能擅自谋划的。这里只是松树茂盛、柏树欣悦的地方，没有萧草蔓延、艾草繁荣的污秽，绿叶紫茎的秀美植物遍布山岭、连接田畹。建成三间祠堂，供奉遗像，把祖父的砚、父亲的书当作金制酒器和美玉璧宝，恭敬地祭祀祖先。空山寂静，我吟咏《楚辞》说：“人自有美好的子荪，为什么还要忧愁困苦？这不也正是神明之理绵延不绝，使我家世业发扬光大吗？”唉！浊世的公子，建造高大的屋宇、雕饰的墙壁，广泛蓄养歌姬舞女，骄纵淫逸、夸耀自矜，鬼神窥伺他的住宅，以致一草一石都不能长久保有的人很多。看看问卿所保存的这一切，怎么样呢？园墅所在的山过去称为南岳，南岳以祝融峰为主峰。问卿建造的房屋本来很多，而我特意表彰这座祠屋，是因为知道他所看重的是表达孝思。至于百谷所记载的重叠楼阁、层层台榭，都只是南岳的支山，如南台、高坐之类罢了。《安庵记》

译道人不在桑树下住满三夜；如果是俗人，有许多眷属，爱欲染著深重，那么长期依止精舍净宇，也不能算过分。何况有人倾尽财产创办寺院，不是为了使自己安逸，而是迎请善知识在其中经行、宴坐、说法，开启人天的智慧之眼，恭敬供养终身而不厌倦。更何况有人性情喜欢闲旷，长久依止导师，入室参问，反复修习禅悦；甚至像维摩诘有法喜之妻，庞居士之妻庞媪懂得草头的禅意，这种夫妻共同隐居的家风，哪里只是布施黄金所获的功德而已？武林皋亭山的花桐坞，有一座安庵，是怀泉邹居士所建，用来安置慧文法师。慧文法师圆寂后，又用来安置幻有老人。慧文法师专门阐明天台止观，学者纷纷来到这座庵；后来这里成为荆门玉泉幻师传授祖师心印的地方，学者也纷纷聚集于此；于是武林的德山峰顶、琳宫梵刹，不知有多少，而邹居士的力量最为专一，因缘也最为殊胜。难道可以不把它记载下来吗？居士淳厚博大，相貌正像他的内心，救济危难、赈恤贫穷，完全没有施恩自矜的神色；每次到寺院游宿，都不吝惜钱财布施，他的妻子朱氏也从旁帮助。武林人人都能讲述他的事迹，因此他的儿子、文学之峄将要立碑叙述这座庵的由来，我便附带记下大略如此。《崇真阁记》仙道与佛教都是研究生死的学说。仙家说长生，佛教说无生，难道它们已经明显地分成两条道路了吗？至于仙家七真，正如佛教的五宗，教法的形迹大概就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佛教姑且不论，仙籍中所说飞升的人若干，举家拔宅飞升的人若干，奇异恍惚的事无法全部记载。总而言之，都没有离开长生。到了七真再次出现，才提出超越生死的说法，以炼神为根本，以参学为途径，以觉悟为归宿。道山、碧落并不是什么怪事，五金、八石也不是丹方，生来具有灵骨并不是因缘，口耳相传也不等于师承，六甲、三黄也不就是法术，蝉蜕羽化也不就是证验。名义上说是超越生死，实际却是在学习死亡。在《老子》中叫作不亡，在《庄子》中叫作无所忧惧，这才是仙道中最高的境界。关键在于使百姓也能做到，并不十分幽深渺茫；可是世人所艳羡的心思在那一边而不在这一边，正如不食太羹却把吃肉看作粗鄙一样。难道难以相信的事情，必定要等待上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吗？刘幼真先生从比部郎因进谏触犯皇帝而出任濡县县令。一天夜里忽然做了一个很奇异的梦，梦见羽客通报姓名说：“我是左元放。”醒来后考查郡志，左元放果然是濡县人，于是建阁祭祀左元放。听说他已经得到梦兆；至于所谓王真人、玉阳，都不是因为这种缘故而感应，仿佛另有宿世根基，彼此来往感通，真文也多次降临。于是刘君任濡县县令将近十年，前后受到的推举和升迁都合乎资格。刘君于是自行上书辞官归去，寻求登真成仙的诀窍。他在吴山踏勘土地，找到西麓一处林壑空旷幽静、山冈重重回环的地方，确实是栖息真仙的幽胜之区、祈求仙道的神圣府第。于是建造三间高楼供奉真人；左元放虽已有专祠，仍然在这里尊崇他的塑像。楼阁落成后，嘱托我昌记述此事。我想，古代君子爱护君主、忧虑国家，不惜以身殉国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屈原；然而他还说：“到丹丘去访问羽人，求得不死的福地。”他确实是借此来扩展自己的心胸。总之，忠孝是度过世间的正直道路。幼真飘然欲成仙，难道是妄想吗？他梦中得到感应，前有左元放，后有玉阳，是有原因的。当他内心仍有虚浮骄矜、壮志难以消磨时，像左元放这样奇异恍惚的人，就因有感应的机缘而回应；等到他心神安于淡泊、元气合于幽冥时，像玉阳这样虚无清净的人，又因没有机缘而回应。哪里只是仙家如此，禅宗也有这种事。从前黄蘖与僧人一起渡水，僧人凌空而去，黄蘖说：“可惜我不能砍断你的脚筋。”可见心神相通和神通变化，不能同日而语。幼真一定已经在道上有所进益了。玉阳是七真之一，他的《朝元歌》流传于世。铭文说：悠悠长存的梦幻宅院，谁能开启玄妙之门？于是清净，于是寂静，成为天地的根本。生存如同死亡，绵延又如同未曾存在。清都之路遥远，弱水的波涛翻涌。七真作者，确实返回了真源。以自然为住宅，以恬淡为园林，以阴德为恩泽，以忠孝为藩篱。贤能的宰臣观察万物化育，在七重烟霭的本源之处，将要超然如天鹅高举，也感动了那座屋宇轩窗。左元放、玉阳，把道的言语传授给他，如同磁石吸铁，如同声音穿过墙垣。石髓并不遥远，刀圭丹药可以吞服。金堂贝阙，鸟形屋顶、龙形旌旗；千座山岩霞光灿烂，三色云气聚集。驱使那座方丈山，来到吴山的原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重建云栖禅院记》

译杭州的山脉从天目山而来，环绕苕水，夹护圣湖，向南直到江边，转向东面，便是凤凰诸山，宋代旧宫殿就在那里。逆流向西二十里，是五云山；沿山麓向西四五里，是云栖坞，也就是今天莲池禅师的道场。这里山坡起伏、洲地平坦，岩谷幽深、堂宇密集，突然成为野外清幽之地，不再与湖山混为一体。环境由喧闹变为幽静，土地由污秽变为清净，仿佛遗世独立的人。山处在江水三次转折之处，海门潮头云涌雷击般到这里，便荡然化为平川，水势浩大无边，怒气完全消尽，仿佛忍辱之人。由东冈登山，有璧观峰，青龙泉从那里流出；中峰旁边又有一眼泉，名叫圣义泉；西冈下面又有一眼泉，名叫金液泉。泉水涓涓流淌，甘甜清冽，汲取灌溉也不会枯竭，仿佛能够利益众生的人。这不是有道之人不能居住的地方，而居住其中也能助长他的道力。自从宋代伏虎禅师住山直到本朝，虽然天禧年间稍稍开辟为寺院，但时兴时废，夷为荆棘荒草，已经很久了。莲池大师在隆庆五年托钵来到这个村子，仿佛有冥冥中的契合，说：“我这个有骨气的人遇到有骨气的山，可以在这里终老了。”于是结茅屋三间，坐禅宴坐，立下终身居此的志愿。村子周围四十里，曾多次有虎与虎伥出没；大师以慈悲止息杀戮，老虎便不再为害。年岁干旱时祈雨总能应验，旱魃也不再造成灾害。当地居民感到奇异，争相前来建造房屋，从家乡山中运来木材，仍然按照旧址安放柱础，百姓因此非常和睦地共同参与。大师说：“毗卢佛的宫殿遍布一切世界、一切虚空，草创经营不必劳烦檀越布施。眼下最急需的，只是用来奉持经律的法堂和供僧人居住的禅堂。”工程落成后，这座废弃百年的寺院终于恢复了旧日面貌。这就是云栖寺的缘起。大师的侍者认为这是古德开荒、众位檀越积聚力量的成果，不可湮没，请我记载下来。我凭什么知道出世间的事，却又对佛法兴衰有所感慨呢？从前唐宋时代，士人只有看不起那些不愿做的将相之位，才出家成为大僧，以了结百千亿劫的生死，因此他们戒行严整、宗风峻烈，简直可以感动鬼神、驯服异类；有的成为道俗共同皈依的对象，有的受到帝王礼敬，于是著名寺院、清净佛刹兴盛繁多。这就是佛法的盛况。近世用经术招收才俊，士人中未被录用的，才自行引退，靠依附僧人求食。因此赤县神州，寺刹连绵相望，头圆身着方袍、聚居庐舍的人，成百上千。然而考察起来，像古代尊者那样的禅师、讲师、律师又有几个呢？假使有大年那样删削文牍的人、寂音那样执笔的人，二百年来能够应选为《传灯录》中的高僧法宝，又有几个？那么即使寺院用金碧和土木装饰，崇高到直上云天，广阔到延伸十由旬，又有什么益处？佛法衰落的情形，大概已经清楚可见了。大师本来是学校中的名士，起初想以俸禄奉养父母作为孝，后来又把弘扬佛法、报答恩德作为孝。他正值骐骥壮盛之年，而又有龙象般的超拔气度；最初发心就已经卓然不凡，超出名声、闻达和利禄供养之外。庞蕴倾尽百万家财投入汉水，僧绍冒着三毒之险开辟摄山，难道值得他们独自享有美名吗？大师主持法席以来，已经历时三十年，他的修行遵循《梵网经》，志向在于《观经》；标举净业，像东林寺；建立清规，像百丈怀海；阐发义疏，像玉泉寺；辨明宗乘，像慧日寺；摧破阴魔，像扳度；扫除戏论，像秀；铁面严峻，则像云栖。虽然幽深偏远、荒疏简陋，没有各种庄严设施，但有具备天眼通的人一定会说：“先佛的塔庙就在这里。”有具备宿命通的人一定会说：“某位古代大德又转世来了。”狂风能吹倒山岳却不能使水面起波，洪水高至接天却不能使他沉溺；云栖兴盛佛法，大有赖于大师。大师著有《弥陀经疏钞》《缁门崇行录》《禅关策进》等数十种书，已经刊刻流传于世。大师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是仁和人。《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楚中丞澶渊董公主持税务时，修筑石堤三千六百丈，从吴关向东连接到寒山，几乎有二十多里。这就是吴人祭祀、祝祷董公的缘由。年久之后，水流侵蚀，石堤凹陷，堤防逐渐废坏而无人修治。天雄张平仲使君开始增修它，虽然仍依照旧制，规模却和新建一样。为什么呢？自从税使出面筹办税收，国家把货物征收交给有关官署，关使只计算船只而已，财政部门规定的数额仍和过去一样，但每年的收入却不同了。使君接受这项事务正值这个时候，削减了多少浮多的税收？然而每有额外收入，总是替吴地兴办事业，不用尽不停止，说：“我终究不能用虎丘的一拳石，混入我所接受的土石之中。”身处肥厚油润的职位却不使自己受益，反而谋划这样的事业，确实是廉吏。不过，这并不是苛刻吝啬的意思，又哪里足以用来颂扬使君呢？我观察公家的事务，往往是前人善于创办，后人却妨害其成就。即使以治河来说，主持河务的大臣通常三年一换，却必定人人都要独自管理一条河。河道可以十年不决口，而疏浚河道的劳役却没有一年能够停止。这大概就是共同成事如此困难的原因。董公之后主持税务的人，难道没有廉洁之士吗？他们说：“这是董公的堤，我能做什么呢？”因此堤防废坏而无人修治。若不是使君，便不会有今天的成果了。使君世代承袭清廉美德，深沉博大，一身兼具多种才器，有治理国家的谋略。他曾替元城董考功搜集遗文，使之流传于世。这次修堤工程，他一定要显扬董公留下的恩惠，使其不致毁坏。劳臣彼此矫正，就像文人彼此轻视一样，使君觉得怎样呢？因此我记下修堤的年月，也把这些话写在这里。《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世间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却说有能使人长生的田地，可以吗？我说：只有僧人应当拥有这种田。娑婆世界之外有香积净土，饭箩旁边却有许多饿死的人。这田不是情识之田，也不是分别意识之田，而是威音王所亲自传授、佛祖以灯相传的田。菩提是种子，精进是耕作的农具，露地白牛充当劳役；它广大到百由旬而没有疆界，经历未来无尽之时而不更换主人。仰山禅师割禾苗、赵州禅师洗钵，都是这种事。从前石屋老人曾在仁寿院阐扬这个宗旨，石机继承他的法脉；他所居住的地方便成为宝坊。他统领数百徒众，使大众共食的法轮常常转动。佛法日渐衰微，悭吝贪婪难以破除，天人的供养已经断绝，御花园的鸟也不再飞来。有宜中上人，名叫寂鉴，戒行精严、愿力坚固，募得若干田地，刻石记载此事，流传永久。九州大地的田地，湖州所得有多少？湖州的田地，仁寿院所得又有多少？即使山陵谷地存在于蓬莱，江山也可能悲叹禾黍荒芜。然而上人难道不明白成、住、坏、空的道理吗？假如有像石屋老人那样的大善知识，延请他住山，广开法席，宣说无生忍就是长生田，那么只要展开袈裟的一角，就成了无边无际的田陌。上人行礼告别，我因此记下这件事。《草玄阁读书记》

译“道广星辰聚，人豪湖海闻”是我赠给陈懿卜丈诗中的话。懿卜是我老师五云先生的儿子，世代继承家学，靠赋诗、击剑隐居，同时以侠士的名声闻名湖海之间。程中丞在大梁开设幕府，聘请他到府中任职，两人相处十分欢洽。有一次偶然一起观看射箭，陈君技痒难耐，连续射出三箭，都应弦穿透箭靶。中丞惊异地说：“我怎么敢把您像阮瑀那样的人才全部藏在幕下呢？”于是写信向蓟门、云中推荐他。大中丞吴公，吴地人，过去和陈君交情很好。到了这时，陈君穿着戎装拜见，突然显得仿佛不能胜任，而翘材馆中等待任用的人却很多。他们所得的俸禄也有甲乙等次，陈君特意列在甲等馆舍。各位将校都注目于陈君，认为他文武兼备、很适宜任用，谁也不敢把他当作普通同列之人来推荐。适逢大中丞因避忌讳辞官归去，陈君仍然游历长安。当时金沙周冢宰也在虔州任巡抚，请他留了一年；陈君不再带名帖求见，只同酒友剑客在燕市悲歌。发生雷火灾变时，陈君幸而逃身到几乎可以保全性命，于是写下《五噫》，回到三径之居。郡志所说的草玄阁，是元末杨铁崖所建。元朝社稷已经覆亡，差不多三百年了，而这座阁仍然巍然存在，居住的人却很少有人称道。陈君虽然是沉默贫困的士人，但凭借博雅风流的才情，在这里读书，也可以无愧于此阁了。我恭敬地为此写下记文。《吴居士施画罗汉记》佛像就是佛教的教化，也是完整地观想佛法。凡是绘画佛、菩萨、声闻、辟支佛、阿罗汉的人，都要把心运想到娑婆世界之外，把意念游历到空劫之初；清净虚空因此日渐来到，尘世劳苦也暂时止息。等到这种精神观照已经传达出来，庄严的形象便呈现在眼前，使瞻仰礼拜的人发起菩提心。比如观看净土变相图，一定会生起往生的愿想；观看地狱变相图，一定会生起脱离的愿想；观看大士变相图，一定会生起皈依的愿想；观看华严变相图，一定会生起修行发愿的愿想。追究这种熏陶锻炼的作用，难道是禅定与经教的力量可以相比的吗？梁、唐之间，耆宿宗师已经在那里振兴佛法，而擅长妙画的画史也在这里辅助弘道。所谓佛刹显现在毫毛笔端、大千世界可以抛在手掌之上，大概差不多就是这种境界。莆中的吴彬居士，徜徉于艺术园地，广泛涉猎书画珍品；在笔墨之余，纵情于绘画。后来游览摄山，看到千佛岭天监年间雕刻的佛像，森然如海会，于是起身叹道：“亿千位调御如来既然已经分身示现，五百位应真什么时候才会放出光明呢？”于是用丹青代替那里的金石造像，绘制若干轴，收藏在这座山中。适逢我南游，他请我为此助兴。我打开画卷观看，觉得有贯休的古朴而去掉了他的怪诞，有李公麟的神韵而削减了他的繁琐，这些画是可以流传的。不过，还可以更进一步。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和德相，那么罗汉难道是与众不同的人吗？就是众生本身。搬柴运水就是神通，谋生治业也不违背真实相。可是画罗汉的人，有的让罗汉踏空驾风，像飞行的仙人；有的让他渡海浮杯，像大幻术师；有的让他抛山移树，像大力鬼；有的让他降龙驱虎，像金刚神。这些是仙人的形相、幻术师的形相、鬼的形相、神的形相，不是阿罗汉的形相。若能看见各种形相而知道它们并非真实的形相，就看见罗汉了。看见罗汉的人，他所画的罗汉便与禅定三昧相应，可以同他谈论了。居士如果不把四果看作高胜、不把众生看作卑劣，不把前人当作眼睛、不把自己当作手，以这样的观法作画，就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了。居士说：“好啊！” 《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钱塘祭祀鄂王，是为了报答忠诚；汤阴祭祀鄂王，是为了表彰忠诚。报答忠诚，是替前宋弥补过失；表彰忠诚，是我朝用来激励世人的。平定动乱之时，表彰功臣尤其紧要；即使不是借用异代人才，也确实可以激发懦夫的羞耻之心。这就是杨侯重修岳王祠的用意。自从东部边疆发生战事以来，国家用兵已经五年了。三位圣主相承，并不像宣和、靖康末年那样有奴酋小丑，也没有兀术、粘罕那样的雄才；一位尉侯便统一了车书，也不像偏安一隅、势力衰弱的局面。然而军费耗费以千百万计，征发戍卒以数十万计，却没有取得夺旗的功效，屡屡听闻运送尸体的事情。至于全军覆没、全辽沦陷，仍然迟缓地追究失地之罪，却记录死难者的节义。在京师祭祀，在盟府记功，优厚到了什么程度啊！假使战功能够像岳王一样，亲自面对敌军营垒六十八次，筹划军事、任用将领五十八次，常常以五百、八百兵力抵挡五十万、七十万敌军，以少击众，始终没有挫败，那么又该怎样特别宠异他呢？可是岳王遭受的祸患为什么如此惨酷，宋朝辜负岳王又为什么如此残酷呢？岳王建立功勋的原因大致有八条：第一是忠，刺字于肌肤，激烈发愤，流泪誓师；第二是虚，群策群力全部采纳，门下食客常常满座；第三是整，军队所到之处，连草和芦苇都不被扰乱；第四是廉，不私藏一文钱，抄录他的家产只有九千缗；第五是公，小的善行也一定奖赏，小的过错也一定惩罚，对待几千人如同对待一个人；第六是定，强大的敌人突然冲击，也难以撼动他如山的意志；第七是选拔能人，背嵬军五百人个个都能以一当百；第八是不贪功，功劳大多推让给部下，即使是子云的胜绩，也压下不列入自己的功劳。唉！赵营平可以作为后世办事的老师，窦车骑可以作为百代的楷模。祭祀礼典所谓“把法施于民”，有谁比他们更伟大呢？至于死难者安定国家、抵御灾害、捍卫祸患，还只是小事。今天做将领的人，要以岳王的事迹为准则；今天选拔将领的人，也要按照岳王的事迹来寻求。这样还怕什么不能鞭挞四方夷狄呢？唉！汤阴自从朱仙镇的功业废弃以后，长久蒙受胡人膻秽之辱，这正是岳王孤愤千年不瞑目的地方。自从二祖廓清疆土之后，山川草木都带有骄傲的神色，这正是岳王想要报国、千年不忘的愿望。何况如今又加以崇严的庙貌、洁净的祭祀，在幽冥之中，难道没有神灵显威，使我朝将吏受到启发，暗中帮助我们完成剿灭敌人的功业，踏着胡人的肠子、饮着胡人的血吗？这项工程，杨侯一方面用来祈求神灵降福，一方面用来树立将领的榜样。大概屋梁砖瓦都像金城汤池一样坚固，红色彩绘则像山河带砺一样长久。杨侯治理政务，可以说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了。这座祠原是徐武功在以词臣身份奉使时创建的；如今杨侯修祠工程完毕，而我也因奉使来到这里。我与武功有相同之处，又和吴人同任讲读官，侯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因此请我写记。我就这样记下了。《叶少师碑阴记》

译岳神为韩退之开辟岳山，云海神为苏子瞻显现海市蜃楼。两位公当时正受到世人的排挤，而神明加以护卫呵护，这是当时的王公贵人也不敢奢望的。正直之人的恩赐，不只看他的官位，而看他这个人。如今少师叶公奉召北上，龙神在前面开路，引导泉脉冲开石头，尤其随着叩击发出回声来回应他的事情，十分奇异。难道只是为纱笼中的人辛苦奔走、听命效劳罢了？大概叶公辅佐三朝，亲自扶持太阳车；如今再次登上师垣，所要做的是统领正直之士、制定国家大计，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之治，这些神灵已经预先看见了，所以应该如此显灵，也足以成为天下的庆贺。航行时，金广文正在船中，看见船舵楼下有东西蜿蜒盘旋，截断水流而渡、迎着风而来，一共三次，都是神的化身。碑文没有列出这件事，嘱托我把它记下来，于是就在碑阴写下此记。《西湖建关帝殿碑记》西湖的寺刹彼此相望，在佛寺之外，合乎国家祭祀礼制的，只有岳鄂王祠、于忠肃祠和关帝祠三处罢了。甲寅年秋天，神宗皇帝因梦见圣母而受到感应，半夜传诏，封关神为伏魔帝君，把头盔换成衮冕，把大旗换成九旒旗。五帝同受尊崇，万灵各有职守。与曹操、司马懿、王莽、温峤这些偶然奸邪之人窃取大权、死后被称作贼臣并堕为下等鬼魂相比，哪里只是天渊之别？只是旧祠低矮狭小，不符合诏书宣告天下的意义。金中丞父子于是商议重新修建，当时只有主持募捐的人得到孤山寺旧址，测量材料、堆积土石，勤力修筑墙垣，庄严塑像设置，前后三年才落成。中丞的儿子、文学金嘉会说，实际是我首先倡议此事，而且曾经写文来广为宣扬布施，所以请我写记。我考查孤山寺最初名为永福寺，唐长庆四年，有僧人在石壁上刻《法华经》；适逢元微之任越州刺史，经过杭州，杭州太守白乐天为此作记，有九位诸侯捐钱帮助工程，当时的盛况就是如此。寺院有成有毁自有定数，金石也会磨灭。几百年后在这里祭祀帝君，如果按佛教经典来说，那么旧祠难道不是所谓天大将军示现的身体，而今祠难道不是所谓帝释示现的身体吗？至人把自身置于后面反而能使自身领先，把自身置于外反而能使自身保存；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与《法华经》所说一大事因缘的宗旨有什么不同呢？那些认为忠臣义士还必须坐在蒲团上修行观法，然后才能了结生死的人，是错误的。既然如此，那么石壁依然高耸，《法华经》石经也还没有剥蚀。近来西川消灭叛乱，关神出力相助，事情传到皇帝耳中，这并不是可以随意说作怪异的事。只是辽西的狡猾敌人还没有受到上天的诛罚，帝君难道能报答曹操，却不报答神宗吗？帝君左边挟持岳鄂王，右边挟持太保，驱使雷部神将，抛掷火铃；昭陵的铁马迎风嘶鸣，蒋山的泥塑士兵沾染露水，相信荡平魔军都能像蜀地一样。此前金中丞任福建巡抚时，借助关神的告示，多次歼灭倭夷，把功劳上报盟府，因此建祠的费用比众人所捐多得多，大概是他早有的愿望。《总漕大司徒陈公去思碑记》

译祁阳陈公已经告老归乡两年了。天下人惋惜公的离去，而淮阴士民对他的德政日益怀念。那些藩司、臬司、太守、县令以及侍奉过公的人，都说公不自矜、不自夸，功勋辉煌、美德显著，却以自我标榜炫耀为可耻。然而他老成持重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成为后人的法则。把功劳记在旗常上、在鼎彝上铭刻勤劳，是朝廷的事；为他立尸像祭祀、奉为地方社稷之神，是士民的事。我们长期蒙受神灵庇护，没有谁不恭敬地以公为师。如今议论已经确定，追念他的仪容法度，如果不把它托付给金石，又凭什么把公的美好声誉传扬到永远呢？于是派使者到海内各地，交给我野史材料。我昌虽然不才，想到公曾任本郡司理，已经受到国士的知遇，哪里敢以文才不足推辞？国家同时建立两都，把金陵比作丰镐，连接南北、扼守天下咽喉，淮阳地位极为重要。主持漕运，虽然是司徒的专职，但除赐履所辖之外，还掌握七省大吏的权衡；在牙旗大纛之间，牢固建立起威慑敌人、消弭祸乱的形势。白色牲畜在桥陵进献，玉璧和宝马在瓠子沉祭。六官所掌之事，没有不统辖的；文武两方面的任用，也难以全部适宜。公洁身奉公，以自身端正来率领属下。山阳县令所考察的事迹，如斥责有关官署铺张供应、裁汰多余官员和白吃俸禄者、免除关市间架的横征、禁止迎送时滥用车舆骑从、惩治质库轻借重收而让放债之家加倍取息、免除运输木材烦劳乡里、诛杀以妖术掠夺子女的僧人、治理渡口桥梁使行人不再受阻、整治靠近学宫的破败房舍、置办学田供养读书人、选拔各营将帅中软弱无能者、严密巡逻防备非常变故、训练鱼丽阵法并习练水战、防止水部官吏侵吞建造战舰的估价、禁止漕运士卒领取超过定额的粮食、减少修筑河渠堤防时缩减公帑却劳役百姓的弊病。这些难道不是治理国家的谋划、保卫安定地方的实政吗？不过，公默默调和国家元气，能够称为纯德而没有二心之臣的地方，并不在这些事情上。自从皇上登基以来，士人的风气和朝廷的舆论，大体十年就变化一次。到了如今，权力必然趋向权势、重心必然偏向一方的形势，已经可以看见了。不必说一般官员随俗转变，即使是白发高寿的老臣，谁又能不受影响呢？公刚开始镇守淮阳，正赶上改革的时机，天下人都侧耳倾听、睁眼观察朝廷的意向。假使公眉宇之间稍微显露一点争衡之气，那么愿意奉他为盟主的人会有多少？然而公平素的志意，却认为自己身为大臣，应当俯身挽回倾倒的波澜，恢复已经雕残的璞玉，辅佐皇帝成就平和安康、正直公正的政治。难道他会奋力惊动众人以显示奇异，结交权贵以博取声名，在仕途末路中取巧钻营吗？他为人落落大方而安静庄重，内心明朗，外表温和。公的子弟不带着书信奔走长安，元凯那样的问候馈赠也绝迹于当权者之门。在品流之间，即使有人妄议《春秋》、投足之间足以影响轻重，他也像没有听见一样；在时局之中，即使有荣枯不同的营垒、南北分立的派别，他也像没有听见一样。即使从动静、浓淡、险夷、奢俭、繁简之间，也没有一处不能看出公的根本。因为他能够改变琴弦，却不改变玉质。公本来就安静，本来就淡泊，本来就平易，本来就俭朴，本来就简约。他只是遵循自己四十多年历任内外官职所形成的根本道理罢了。最初从乐浪之战起，淮河以右大规模招募士兵，因此增加军饷以数万万计。岛上敌寇平定后，各郡县的赋税定额已经不再设有养兵的项目。适逢有人说前任幕府从中搜刮油水，而且数额无法计算，公便把实际情况分条上奏，即使与时势相违，也毫不顾忌。李赞皇、王沂公的宰相事业，在当时都受到称许；然而赞皇以周、秦旧法行事直到终身，轻视奇章在险恶世道中的作为，讥讽他气量狭窄；王沂公因山陵工程驱逐丁谓，虽然抵拒权臣、脱身而出让人痛快，明眼人仍认为这是正中之计。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公坚持议论、不肯阿附，几乎会损害国家体统。公难道仅仅是以宽容含蓄为忠厚吗？可见正直之气得到舒展，并为世道深思，影响实在不小。大概皋陶论九种德行，总归都在于有常；周公论三种官职，说“常伯、常任”。天有恒常的覆盖，地有恒常的承载，日月有恒常的照耀，四时有恒常的运行。辅佐君主、维系风教的大臣也应有恒常的尺度，公正是如此。这些，除了谈巡抚、谈漕运之外，是不是还可以从细微处观察公，并用来表率百官、照耀后世呢？如果把这些话拿来质问各位君子，足以符合谋划国家政事的本意吗？公名叫荐，是辛未年进士，祁阳人。《清江主政韵弢顾公思碑记》

译当今皇帝综合考核吏治，六官所属机构分掌天下事务，主管钱谷、关市、将作等事的官员都有明确职责。诏令台察官可以不拘时日，把官员的表现列成状文上报。我在陪都任职时，看见各处封奏几乎没有完整的赞誉，只有淮南水部韵弢顾公的官声最为卓著，天下第一；如今他晋升官秩，声望正盛，看来就要还朝任职了。当地人士感念公的德政，请我写记，昭示后人，使它和清淮一起长存，这也仍然有金石录中所记汉代使君碑的遗意。他们说：淮南每年转运粮食四百万石，以供给天府；冲锋舟和巨舰如鱼鳞般密集，从淮河进入黄河，帆樯交织，而修缮治理的事务由各水部主持。漕运是国家的咽喉，船只又是漕运的命脉。水部任用得人，就是帮助国家运转的舟楫；任用不得其人，就会成为江海上的漏卮，责任十分重大。公刚开始任职时，正赶上黔、巫地区用兵，四川、湖北的道路阻塞，楚、蜀的大木材采办运输十分困难。公提前命令朱提等地的官员分路行动，于是木商纷纷响应，楩木、楠木、杞木、梓木遮蔽江面顺流而下，以满足所需，很少有人利用紧急情势浪费水衡署钱财，公的办事效能在于预先谋划。官署处在交通要道，城中有狐，社中有鼠，凭借势力作奸；良民善士气愤得皱眉结舌。公查出其中首领，有的置于重典，有的揭发后示众，赏罚既已分明，人们都知道改正行为，淮地百姓没有不安居的，公的办事效能在于果断。工程中的弊病日积月累，工场役夫侵吞牟利，工师束手无策，百人共同欺骗并非一名官员能够查究，百年形成的漏洞也不是一天能够堵塞，运输船只容易损坏、运粮士卒走投无路，没有一件不是由此造成的。于是公亲自加以简察，详细制定规条，工程不留下多余材料，军士很少被剜肉般盘剥；直到公任职期间结束，水上运输的官吏没有敢于扰乱的，这说明公的办事效能在于勤勉。公曾经自己说：桑弘羊的心计，细密到秋毫；用来计算商贾，确实苛刻，但用来照察奸邪，对国家很有补益。刘士安专门任用士人负责出纳，我没有征召任用的权力，但能够率领、作成、劝勉、辅助，使胥吏之流也有士人的行为，或许可以接近那种境界。至于木屑竹头，细微已经到了极点，我要学习它的用意；木牛流马，奇巧已经到了极点，我要把它运用到平常事务中。把这些思路联系起来，其根本就在《考工记》一篇。话说完后，我上前对他说：你们既然已经了解公，也知道公建功成事的原因吗？国家有六种职事，而工官居其一；官吏有六种考察标准，而廉洁居于首位。我看公冲和而肃穆，存心如水，操行如雪；他看待身处肥厚利益之中、整饬祭器簿册的事情，简直只当作日常小事，并不以此自认是奇特的操守。所以廉洁产生威信，能够整治弊病、剔除奸邪；没有一项施行而不见效。即使进一步掌握九流人才的权衡，把这种清明、通达、简约、扼要的作风用于漕政，也能从容自如。哪里只是《虞典》称赞他像工官那样能干呢？公曾经因为政务简约而有许多空闲，兴办学校、讲说经义，当地人士都兴盛地服从他的德教，所以这里对他的称述特别完备。《官氏墓田记》楚黄一带称为西陵，是已故太公长者为配偶程恭人选择的墓地。墓地与豪强之家相接，豪强把它当作可以交易的地方，逼迫得很急，太公只是温和地说话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对方说要溪流，便要满溪；说要沟壑，便要满壑，始终不以为忧。芮争说，即使万石君处在这种情形，也不过如此。及至长大，公东鲜任奉常，更加完成太公的志愿，把墓田扩充到约一千亩，说：“将使子孙凭借这些田地的岁入来修治墓地。”我昌不才，考察他的用意，难道只是为了修墓吗？大概风水家所说的四兽，就像兵家所说的四翼，而这些说法都起源于黄帝。黄帝说：“关键在于中央，作用施于四方。”墓田，就是墓地的羽翼。楚黄的山川不同于齐、鲁、秦、晋，多是平坦田野和低平土地，坡地相连，沟渠田埂交错，没有重重山冈和层层山岭来加以阻隔。倘若茂密松柏之外就是邻人的土地，即使未必会有人牵牛走入别人的田地、佩剑登上我的丘墓，这里是一处堂，那里也是一处堂；这里是一座坟丘，那里也是一座坟丘。即使想禁止，又怎么能禁止呢？否则，犁田、锄地、伐木的声音连连传入耳中，并不是用来使墓庙庄严肃穆的办法；后来又兴起开渠凿池的劳作，也不是用来保护地脉的办法。大概圭田的赏赐尚且有五十亩，何况为人子女者可以亲自为父母置办的土地呢？韩淮阴还是平民时，为母亲营造高大宽敞的墓地，使墓旁可以安置一万户人家；他后来治军的谋略，已经在这件事中显现出来了。霍去病因为匈奴尚未消灭，无心营建宅第；那么，他难道会为汉代诸陵预先扩广墓田吗？所以，在家用度节俭，不为墓地铺张设置；但有备无患，是孝子考虑得长远。东鲜任兵部给事中时，适逢辽东战事，所上条陈方略数千言，动辄切中要害；假使这些意见都一一得到施行，那么守卫国土在四夷之外，不正可以实现吗？古语不是说：“侍奉父母孝顺，就可以把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吗？我认为东鲜扩建墓田，并不只是为了修墓。由此看来，东鲜的厚德寄托在宗族乡里，他的宏谋关系到宗庙社稷；他所做的，是使杯圈之泽更加广远，使泉台之光更加显耀。即使息壤也不足以容纳他的灵德，云梦泽也不足以形容其广博。这片田地，又哪里还会有田界呢？愿官氏的子孙世世守护它。太傅许文穆公墓祠记

译神宗朝，岁次己丑，我的老师许文穆公主持南宫考试，所选取的会稽陶望龄、华亭董其昌、南昌刘曰宁三人，都被天下士人推许为名士，又彼此托付生死之交。等到许公退休还政，陶先生便用兕觥大斗举行祝哽的礼仪，刘先生则乘白马、驾素车参加执绋送葬的会集。至于先师的墓地和诸子营建的祠堂，陶、刘二人都未能亲眼看到全部完成。董其昌年近五十，道义感动于心，想到曲阜的林木必定要靠众人共同栽植，延陵的宝剑也应当到九泉之下兑现承诺。考察这座豸山，实在像龙的额头；河流原野环绕，山岭峰峦四面遮护。墓地高大宽敞，可以容纳一万户人家；佳城草木郁郁葱葱，甚至能遮蔽白日。确实是龙回虎伏，暗合《青囊经》的风水格局，仿佛天地特意营造、收藏的地方，更不用说石椁墓穴了。公的诸子中舍季履中等人认为，这项工程既有天子赐给的秘器以示恩宠，又有皇帝使者前来增添光彩。虽然营建墓地的谋划始于达生，但连绵山冈的高耸，却因大量赏赐而更加辉煌。难道因为墓祭不是古礼，就忍心让墓地荒野无祠吗？难道要把两卣秬鬯交给野草来使君主蒙受荣辱，把一束生刍带到水边去慰问宾客吗？这样做难道可以令人快乐吗？丘墓如果另行建起福庭，那么魂魄啊，请归来，端庄地依托在华美的屋宇中吧。萧家以俭朴为师，哪里会采取鸟羽翻革、彩色山鸡展翅那样的奢华装饰？宋玉招魂，难道可以没有兰木作椽、桂木作屋宇吗？墓地有如堂屋，有如釜形；森森柏树从四周拱卫，迎神曲、送神曲刻在整齐庄严的廊庑上。难道这里只是供孝子慈孙进献酒食的吗？还将使门生故吏进献香草白芷，知道灵魂归来的道路。有人说：这里向西可以望见轩皇铸鼎的地方，向东连接许祖炼丹的洞窟。公与宣平同姓，或许将因应其愿望而再次归来；不然，殷室的贤臣盐梅又凭什么能够骑箕星、乘尾星而来？商山的羽翼终究会来访石寻松。这座墓是脱去凡骨的仙都，这座祠就是安妥神灵的真正居所。清明时节祭火冷落，便使西家杀牛的祭祀显得鄙陋；华表上的月色明亮，足以使辽城化鹤的传说降居其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能够长久保存贤人的伟业，已经是很大的成就；若能达到不朽，便兼有太上所说的长寿了。歙西莘墟重修许宜人祖母墓记 歙县有位永清吴公，曾在正统年间做官。土木之变时，于忠肃任少司马，吴公任职方郎，提出十条完备的边防规划，于忠肃采纳了许多。也先入关时，于忠肃以大司马身份督率军阵，吴公升任少司马，居中调度。当时朝廷内外所倚重的只有于公一人，而与于公同心谋划的，也只有吴公一人。事情平定后，吴公借病辞官归乡。介之推不居功于返国之赏，张留侯不参与谋划锺室之事；这种勇于退让的节操、预见先机的智慧，把他列入名臣之中，是无愧的。然而实录没有为他立传，后世评论者对此还深感遗憾。吴公九世孙吴桢，汇集诰命、制书、碑碣、赠挽等篇章，材料完整齐备。这样以后，司马公以功劳安定国家的气概，便清楚得如同排列在眉毛前。国史的遗漏，有赖家谱来补缀，正是如此。司马公幼年丧父，由许宜人抚养教育，终于成才，实在是许宜人的力量。许宜人去世时，司马公任兵部郎中主事，居丧期间忽然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于是得到金墩桥万家行营的葬地，不必费力勘察，便像是两只仙鹤所选择的墓穴，仿佛有神灵谋划。灵气聚集于此，吉祥随之到来。华丽的车毂、朱色的车轮接连出现，贤者相继而生，吴氏的昌盛并非偶然。然而二百年来，墓地逐渐改变了旧日面貌；像饮河之鼠腹中已经装满，河流尽头却很少有人顾及，像倚树乘凉，能够遮蔽根部的地方又有多少呢？吴桢感慨叹息说：“我们吴氏所缺少的，难道是钱财吗？怎么忍心让发祥之地的一抔土，交付给不知是什么人来处置呢！”于是恭敬地告知后代宗族，带头出钱砌治墓地，以文石封护，四周修筑围墙，扩充祭田以供祭祀，春秋祭祀没有缺少。这项工程，或许符合曾参追念远祖的心意，也与郭璞乘生气以葬的道理相合。吴桢仍谦逊地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工匠的事情罢了，有什么值得用来弘扬先世永不磨灭的美德声誉呢？”我听说，朝廷制度规定，少司马之母去世，应当奉下回鸾之诰，安葬时应当由水衡署供给钱财。但墓道碑不称‘淑人’，仍称‘宜人’，是因为司马公早早辞去荣禄，尚未上奏得到满书，受制度限制的缘故。一定要得到如椽大笔，抒写华美文章，刻在坚贞的美石上，大书深刻，使到墓下瞻仰祭拜的人，恍然看见女宗的典范仍然如新；这样，国史遗漏的内容既托付给家谱，朝廷典制遗漏的内容又托付给太史，就有所补益了。这难道不是司马公在黄泉之下的极大幸运吗？吴桢对我的期望就是如此。吴桢博雅而擅长诗文，将要振兴青云事业，以符合凤凰飞翔的预兆；从他修墓这件事，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和志向，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记。扬州都转运盐司重修先贤董子祠记

译先贤董子既然已经从祀于孔庙，扬州都转运盐司又有专祠，大概因为盐运司衙署所在之地，就是江都祠原来的旧址；恢复到它最初的地方，是合乎礼的。有人说：董仲舒在对策中首先斥责谋求淮、扬盐利的做法，当时盐税一年有八百多万，这是九州岛上的肥沃财富、东南的陆海；当地人只知道经营商贾财货，连极细小的利益都要计较。乡里有名望的人，若不是曾子都不肯进入；如今却在这里祭祀董子，岂不是把他和这些人混为一谈吗？我说：对，也不对。按《史记》记载，汉武帝时边境年年遭受匈奴侵扰，武帝要洗雪高文帝时期积累的怨愤，不得不任用卫青、霍去病；任用卫、霍，又不得不任用桑弘羊、孔仅。直到犁平敌庭、横绝大漠之后，才让百姓休息，聚集天下财富来消除天下祸患，并不是要使天下富裕，哪里有什么谋求私利呢？这清楚表明，武帝时桑弘羊、孔仅以心计辅助军费，并不同于搜刮民财、献媚进奉的人。董子所讥刺的，大概是只知滋润自身、对不起拔葵一类的廉士吧？辽东战事发生以来，皇上日夜忧劳，忧虑边防，最急切的是盐税储备；他采纳廷臣意见，打开以功名进用的门路，擢用六名廉能官吏，不让他们妄自菲薄。于是汪大夫子渊应诏上书，被任命为运丞大夫；他以盐务之地上疏坚决辞让，天子知道他守卫徐州有保境安民的功劳，不准许他辞职。大夫接受任命后，立即以一瓣香到董子祠禀告，并以拔葵自励；对于关桥工程，革除烦扰、去掉苛细，把陋习彻底洗除。于是下令修缮董子祠，众人的情绪大为和谐，大家争先出钱，木料、石料、陶器、瓦件等材料很快就筹办齐全，祠庙面貌焕然一新。大夫徘徊观览石刻：上一次修缮是在正德壬申年春天，南大宗伯白岩乔公作记；这次又在崇祯壬申年春天完成，相距已经一百二十年。我因应诏赴京，停留广陵，也曾任南大宗伯，事情似乎并非偶然，所以请我作记。我听说，汉代有位与董子同朝的臣子曾说：天子征伐匈奴，勇士应当献出力量，富人应当献出钱财；□□如今的盐政，本来就是为了帮助消灭敌虏，不能迂曲地把董子看成只是懂得圣人经术而已。昔日吴隐之饮贪泉而显明洁，却因孙恩之乱使广州失守；汪大夫作为儒者，在彭城的功效已经显现，不只是以廉洁能干著称。因此我反复阐明董子对策的宗旨，驳破庸人的议论，说明它合于祭祀之法的道理，就是这样。诰赠正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爱云曾公祠堂记 宗庙的制度，是宗法和祭祀典制相辅相成地实行，起初从来没有不相合的，后来才逐渐分离。宗法废弃，祭祀先祖就不一定在宗子的家室举行；祭祀典制废弃，祭祀先祖就降同于庶人在寝室中的祭祀。《礼记》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先营建宗庙。”风俗怎么会流失到这种地步！唐太宗时，侍中王珪没有建立家庙，被主管官员检举，太宗命官员为他营建，以此使他感到惭愧。宋代文潞公任宰相时，请求在河南建立家庙，诏令赐给祭器，这也算是对亡失礼制者补行礼制吗？莆阳少宰曾公年轻时就登朝做官，想到风木之悲，内心很早便有感慨。当他从庶常馆进入史局，居于承明著作之廷，辛劳地代替皇帝起草诏令、举荐贤能，从没有休沐的闲暇，哪里有时间营建家室？后来他积累资历，统领府署，成为巍然的公辅，正是黑发而有宰辅前途的人。可是神宗丛掌权后，排斥正直之士，公受到赐玦被逐，中朝士大夫正在惋惜，公却慷慨离开京城，说：“幸好如此，我没有用朱紫官服和华丽车舆来荣耀父母，而是用桂木栋梁、兰木椽子来奉祀父母，这正是时机。”回乡后选择建祠地址，有当权者把城中高敞之地图绘出来进献，公都拒绝了。只有西边邻近的一块空地，正好是公家正在食用的墨田；它离公的住宅不过几步，因为太公当年授书时，伊吾诵书的声音朗朗越过墙垣，四壁的光明灼灼相互照映，正是那个时候的情景。从前在那里煮饭，在那里煮粥；如今就在这里蒸食、祭尝，早晚在这里奉上食物，出门便告知，回来便面见，还有比这里更亲近的吗？哪里还会有疏远的心意？又有人以壮丽的建筑来进言，公说：“齐桓侯的丹色楹柱、张老所称的美轮美奂，作为子孙，心情难道不舒畅吗？只是我的力量办不到；即使办得到，也不是太公的志愿。”又有人拿晏婴居室低矮、萧何居室俭朴来进言，公说：“贫困太可悲了！席门圭窦，太公已经饱尝过，难道还忍心仍以旧日的简陋来安慰归来的仙鹤吗？”于是计算工匠佣工，聚集绳索粮食，估量工程期限，揣度高低，兴起版筑，建成正堂三间，两旁各有翼室；东庑用来放置祭器，西庑用来贮藏家谱。高门大宅，空旷而整齐，像鸟翼一样舒展。祠堂刚刚落成，公便与环召会面。公入朝任少宰、代理冢卿后，祠堂还有一些零碎工程没有完成，公又多次传达意旨，长公孝廉继续完成；并且授予简册给同僚董其昌，让他记述建祠的始末，以告知后代。董其昌说：“鲁地的曾氏与莆阳的曾氏，他们的孝德难道不是千载如一吗？父母在世时，不用三公的地位换取一天奉养父母的机会；父母去世后，也不把鼎食之家的富贵放在先庙祭祀的恭敬之前。这种美德早已光耀流传，成为天下人的典范了。” 即使如此，我尤其佩服它合于宗法和祭祀的意义。曾氏在莆阳，确实是显赫的大姓；然而家族门第兴盛，凡有开创必定先从祖先开始，这难道不是太公遗留福泽的功效吗？礼制规定，祖先有功、宗主有德，所以他的庙应当称为世室。世室，就是世世代代不迁毁的宗庙。从今以后，莆阳的宗族大宗，除了太公还有谁配得上呢？所以它合于宗法。闽中士大夫曾称述太公：平民时修养德行，路上拾到遗金，归还失主而不留下姓名；朋友有急难便告知，救济贫困的交游；远离权势利益，天性超过常人。每逢父母忌日，陈设簠簋，哭泣时泪流数行，哭声传到门外，直到老年也没有改变。暗中行善，确实会得到上天的报答；礼法施于百姓，尚且应当祭祀，何况礼法施于宗族呢？所以说，它合于祭祀之法。少宰公正把天下的名教当作自己的责任，试着向朝廷请求，颁行旧典，愿意与百官共同实行，深深符合统合均衡的意义，我每年都盼望这件事。公名号为爱云居士。铭文说：绵延不断的华贵后裔，枝叶繁茂而疏展。姒氏有后代，郸国有开端。援引神明作为经纬，以《孝经》作为谋略。那显赫的当世名人，在王者道路上奋发起步。九皋之鹤相互应和，丹穴之中孕育凤凰雏鸟。凭星辰辨认斗宿，以海水追溯河流。源远流长、根本深厚，正是大德之人的安乐之所。行为可书写在班固、管仲的史册上，身心收藏于玉壶般的清明之中。即使锄掘黄金也不回顾，只愿与漱石之人为伴。凭我夸夸其谈的文章，把这些话遗留给呱呱初生的后人。只知磨琢美玉，哪里顾得上忍受艰苦。奠基楹柱而进入梦境，享受庙食并不孤单。栋梁涂以丹漆，黄泉之地也因此增光。栏杆幽静深远，轩窗和门廊宽敞。仿佛游历建德，仿佛登上清都。这里是郑康成的故里，又像杨子云的一方居处。椒浆芳香浓郁，美玉纷纷陈列。君子的恩泽，由神明扶助。占卜年数和世代，孝德永不改变。丹阳贺氏篁川祠记

译晋、宋之间关于神灵不灭的论说，与《祭义》并不相合；但所谓“有爱便会存在，有诚敬便会显著”，借助这一论说才得以畅达。因此王珣的武丘、王羲之的戢山，都舍弃住宅改建为寺院。他们说：“把它作为祖宗的福田。”南宋将相大臣如张循王、吕颐浩所建的香火院，意思也接近于此。唉！假使神灵果真消灭，死者果真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多才多艺的祝文、东序西序的陈设，真如同梦呓。可是梁武帝亲自作为牺牲，为什么又被名教斥责呢？梁武帝姑且不论，汉高祖不从事诗书，却说：“百年以后，我的魂魄还会思念沛地。”这是为什么？扬子云说：“孝没有比安宁神灵更大的。”这才是笃实的论断。篁川祠，是纳言贺大夫为奉祀父亲、赠光禄少卿虚谷先生而建的。先生是一个峻拔磊落的人，他在乡里施行德行，结交天下朋友，详见吉水邹总宪、苕溪朱阁学所作的志传。长江以南，最著名的是传说他所建的《篁川园》。那里处在华阳山与摄山之间，兼收两山胜景，地势起伏而开阔，布局森严整齐。游览增益时以师叔时为师、以友中甫为友；参学时以紫柏为师、以密藏为友。又因为函伯早年登朝，进言而离开国都，父子二人安居高蹈，使这座园林成为世间表率，并非没有助益。公一生大多艰苦经营，本来希望终老于此，然而大限忽然到来，只留下遗憾在九泉之下。西州门人因友人去世而悲痛，门生故吏尚且如此，何况像函伯这样纯孝的人，哪里忍心在父亲曾经看着自己奉养、洗涤器物的地方迈步而过呢？于是族人聚集商议如何祭祀公，众人都说：“以原来的园林作为祠堂最好。”为什么呢？建祠不取其草率，用二十年的岁月来完成，不能说不久；建祠不取其俭陋，用二十年的物力来完成，不能说不宏大。改换了名称，却没有改变环境；沿用原有格局，又改变了通常做法。譬如商代的彝器、周代的鼎，本来只是饮食器具，但用来焚烧檀香，便更加尊贵；繇的绘画、惠的塑像，本来只是工巧之物，但用来陈设仪象，便格外庄严。那些不踩踏园中石头的人是孝子，谁知道岩石高耸，正足以作为墙壁上的景观呢？那些不采食园中花木的人是孝子，谁知道花木繁茂，正足以寄托对父亲嗜好的思念呢？祠堂建成后，园中奇树名花的栽植，没有一处不是亲近而进前的；涧溪池沼中的草木，也都显出骄傲的姿态。公当初的愿望没有达到这里，难道不会感到愉快吗？唉！平泉、金谷的园林，忽然易手于他人，连他们的世代也没有显扬。至于篁川祠屋，使生死归于一体，使儒家与佛教相合；这样侍奉父亲，精神意义已经超过了物质奉养。如今圣明的君主正在推崇那些留下正直品德的人，函伯的公子与我同朝，身处日月照临之地，把孝心转化为忠心，大多也就是这样。旧史因此记载了这件事。碑铭 嵩山少林寺赐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禅师道公碑铭 嵩山少林寺赐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禅师道公碑铭。

译佛，就是觉悟了的凡夫。凡夫因为没有觉悟，所以身、口、意造成三种业；佛因为觉悟，在身体方面表现为戒律，在言语方面表现为经典，在心意方面表现为禅。禅对于佛来说已经很接近了，却还不足以传达佛的心意。像天竺震旦的少林寺，难道不是西方天竺的灵山吗？所以天下著名的寺院，有的称律寺，有的称讲寺，有的称禅寺；而少林寺得以称为祖庭，其中的高僧尊宿，有的称律师，有的称法师，有的称禅师；而少林寺又得以称为宗师之地。即使这是世俗流传的说法，也不是各方寺院敢于企望的。少林以达摩为祖，以曹洞为宗，为什么呢？大概自药山、云岩以来，以《宝镜三昧》辅助弘扬别传心法；而价、寂二位禅师建立五位君臣，阐明正偏回互的旨趣，打开无门之门，施展拔出楔子的楔子，用来提纲挈领、辨别宗旨和魔异之说，比各家更加深密。所以五宗都可以称王于佛法，而曹洞在历史上最为长久。这就像鲁国掌握周礼一样。既然如此，宗旨所通的道路就断绝了。至于举扬颂古，像雪窦、圆悟、天童、投子的评唱，又是什么缘故呢？佛经不是说过吗？粗言和细语，都归于第一义。实在是因为情识封闭时，棒喝都只是回声；一旦见地闪现，正偏回互便没有停滞。上等根器的人凭言语便能契合，下等根器的人则因言语而困惑难通。所以颂古并不是曹洞宗本身，而是曹洞宗借以寄托的形式。唉！初祖悬丝传法的记载，也值得感念了。自唐代以来，历代都推举一人主持法席；第二十五代是幻休休公，他所传得法的弟子有数百人，道公是其中最杰出的。休公去世后，众多龙象之才想按照侍奉休公的方式来侍奉道公，道公坚决推让，不敢接受。像云水僧一样漂泊了十四年，法堂长满荒草，宗门徒众也像雨点般散去。于是登封县令向宗伯请求，按照旧例任命道公主持少林寺，当时是皇帝万历壬辰年十月。大师自从统领僧众以来，已经十七年，戒行像冰一样清洁，机锋和辩才像泉水一样流利。有时登堂作普说，有时入室作小参，没有不摧毁疑惑之城、登上觉悟彼岸的；明镜屡次照见而不疲倦，洪钟等待敲击便立即回应。师范和法度卓然出众，清规庄严肃整，成为王家宾客，声名震动京城。于是有贝叶经卷的收藏，有五铢的□，精美的金属由尚方供给，缝缀装订的功劳由中使传达，璎珞作为供养，金汤一般加以护持；因而延续各位祖师的慧命，也扩大圣主的福田。大师虽然心中契合一乘佛法，行为却尊崇六度；他所擅长施舍的各项资财，都拿来修缮住处、弥补破漏，因此居所中出现了幻化般的宝坊。他出游时，身边有随行的香积厨。近来他带着锡杖游历山海，昂首直视云霄，希望找到可以传授衣钵的人；后来便居处幽静以收敛身影，说：“我将面对墙壁而终老了。”少林寺开堂，必定要有记文。大师的首座弟子仁林等人请我昌来记述此事。回忆大师当年还是休公的弟子时，曾拜谒故宫保陆文定公；我昌与征士陈继儒都曾与他结成莲社之友，二十年前便以栢亭之义相约于心，如今才得以实现。于是记下：大师法名正道，字无言，是洪都新建县胡氏之子，父亲名永泰，母亲姓杨。最初在上蓝寺跟随璘和尚剃发，二十岁时跟从知休禅师接受禅那大旨，居住在南岳净瓶厓，未能十分契合；于是拜谒树屏的逊庵听法，又在东岩从大方受戒于无尽，遍参各方，到了少林寺才从幻公处得法。幻公登座后问：“曹洞宗门的家风是什么？”幻公答：“月下三花树，风前双桂枝。”又问：“和尚还有别的吗？”幻公答：“只有这一件事实。”大师听到这句话当下大悟，立即呈上偈语：“云聚峰顶，月锁幽岩；木人拍掌，石女舒颜。”休公印可，并作偈赞美他，大概是认定他足以成为人天师表。铭文如下：嵩高山与少室山，处在天地中央；大乘佛法的气象，郁郁葱葱。破颜微笑尚未会意，面壁却显真风。祖师与佛并无差别，只有变化才能通达。【其一】般若本来无所知，灵明之光却不昏暗。像清凉池，像熊熊火聚；直下便是，拟议趋向反而背离。【其二】众生真是奇妙，都具备如来的智慧。五家宗旨，像世间画师；虚空可以拿捏，丹青却无需施用。泥牛在月下长鸣，木马在风中嘶叫；不居于空劫，也不落入现时。【其三】这里有道公，是僧众中的杰出人物；传授涅槃之心，吐露广长之舌。双桂开花，三花高耸；一代的时教，永远保存于坚贞的碑石。【其四】引 《八林》引 《词林海错》引 《徐九玉诗稿》引 《毛司理诗册》引 《餐霞十草》引 《陶世名言》引 《顾仲方山水歌》引 《汪然明绮集》引 《钱象先荆南集》引 《陈懿卜古印选》引 《畸墅问水诗》引 《林衷斋五十诗册》引 《唐大来诗》引 《张考功归围日历》引 《纯阳阁记》《朱中丞平东纪功碑》《八林》引 参军莫星卿编纂《八林》，其中有子部、史部十七类，俳调十三类，安弦操缦，颇保存了记载怪异的言论；提纲钩玄，也严格遵守排斥异端的戒律。可以说，他是技艺精妙的斫轮工匠，也是心藏秘枕的深思之士。它的篇秩如同贝叶经，文字细小如蝇头；分散开来，精锐的骑兵可有三千，收摄起来，足以纳入鱼肠剑那样狭小的空间。即使金题玉轴有时成为书蠹游玩的地方，锦轴牙签也不必承受汗牛充栋般的沉重。过去邺侯的书架已经很丰富，却很少能随身携带；卫公的明珠确实稀有，又怎能分给别人余光？哪里像须弥山可以纳入芥子、幽深山谷可以封进弹丸；读十年也不会觉得不如它，丢失三箧也不会因此受害。像这样的编纂，难道不是吗？莫君是我的老师，是方伯中江公的侄子。我回忆他在童年舞象之时，已经有读书成癖、忘记羊的习惯；离家游学以后，早年的爱好更加深厚。如今他正要用学问充实胸腹、出使疆外，把书房中的书卷收进行囊。绿水芙蓉般的风姿将要依托于俭府，描写山色秋光的诗句也会受到乖崖的赏识，难道不是俊逸的参军，继承方伯的风流吗？《词林海错》引

译扬子云读书只看大意，直到他的老师林闾接受輶轩使者的记载，写作《方言》，大多只是单词，没有什么宏伟华丽之处。可是他的弟子侯巴跟随他学习古文奇字，难道是在探究所谓大的可以包含元气、小的可以进入无间吗？苏轼抨击《昭明文选》之学，却每到一处都随身携带《说文》。古代文人本来就有富于万言、吝于一字的情况。既广博又精深，大概是很难做到的。我的朋友夏茂卿孝廉隐居在毘山，不屑于做官进取，侍奉父母之余，专心从事雕虫、蠹鱼般的文字学问。他一生著书很多，换班仆人来抄写也数不清。到了《词林海错》杀青完成，我才看出茂卿的学问深不可测。他所搜集的材料，不一定是偏僻的书籍和奇异的字；曲折深藏的内容、苍颉创制的文字，凡是古今文人所承袭的，都在其中。有的明白之处只是沿着流传而没有追溯源头，有的传讹尚未校正读音，有的分见各处尚未归为一处，有的后起词语可以化为新义，有的探究奥秘、索隐求深，有的把原本隐晦的内容变得显明；这些内容都旁通曲畅，清楚地加以裁断。其功效像禹鼎照见幽暗，像周王车驾指示道路，像解说者解开绳结，像由基射穿杨柳，像蔡邕从灶中烧焦的琴材辨识声音，像蒲元从一瓶水中辨别水性。若不是能够广泛搜求四库、陶铸万有的人，谁能做到这些呢？《海陆碎事》和《玉海》都是汇辑琐事的书，都以“海”命名。茂卿的书卷数量不如这两部书多，只是凭雅正取胜，凭剪裁取胜；我疑心它几乎掩盖了前人的美处，却仍然谦逊地把自己比作海中杂错的小物。如果说只是厌足于八珍美味，还要再进献一点小鱼鲜罢了。但不知道茂卿为逃离世俗一生而校订书籍，曾经渡过归墟，回旋于弱水，走过沃焦，在浮天浴日的景观中涉水撩衣；然后才得到这些材料，用来充实圣人的胸腹，这实在是苦心经营啊。天下之内若有扬子云这样的人，一定能够欣赏它。《徐九玉诗稿》引 我的同乡徐文贞公二十岁便登朝做官，年纪轻轻就具有老人的眼光和大人的气度。遇到世宗制定礼乐，他没有从事景云、神龙年间那种应制唱和的事情，而是把全部力量用在治理国家上。他论诗，不轻视元稹、白居易，也不推重王世贞、李攀龙。对于那些沾沾自喜地分别开元、大历、长庆诗风的人，公认为那只是少年人的狡黠言论，没有实际意义。公的从孙徐九玉，神采清朗，笔锋锐利，志气激昂凌云，早年显贵并不困难，也足以光耀家族的恩泽。但他的诗歌旨趣独自抗拒曹丕关于建安文学事业的说法，贬抑扬子云关于雕虫小技的论断，常常担心在名场竞争中一旦被时代催逼，哪里还有时间超过那些熟习诗文的人？不如把功夫做得穷尽精巧，先占据词苑的上游。徐九玉重新继承祖家的旧有事业；文贞公所说的狡黠变化，正是九玉苦心刻肾、希望登峰造极的地方。凭他的才情，日积月累，未可知其终点；但仅凭如今俊秀响亮、节奏舒展的作品，还不能说已经足以表现九玉。我这里只举出他善于学习文贞公的一面。《毛司理诗册》引 郡司理毛公任职政绩成就已有五年，声名传到九重宫阙，拜见皇帝已有日期，登仙般的升迁也不久了。郡伯张公乘着熊轼车奔驰到谷阳，在祖道上唱起《骊驹》。黄鸟嘤嘤鸣叫，仿佛怀有离开山谷的声音；车轮偏转回去，又已经留恋黄棠树下的荫庇。虽然宠命加身、弓旌相召，也不能洒下丈夫的眼泪；但情谊像淡水一样深厚，实在难以分开益友的胸襟。于是率领同僚共同裁作赠诗：愿你直上青云，在临别的路上振作冠带；愿你以白首为期，努力于前途。这正是所谓文章生于感情、诗可以抒发怨情。唉！我们以冠缨礼服论交，把日月般的光明悬在肝胆之中；彼此低声唱和，吐露锦绣般的心肠。所以这些诗既可以上承《国风》，也可以长久记载于郡志。题名为《青云首路》，用它置于诗册之前。《餐霞十草》引 作者虽然同时尊崇两位司马，但讲究修辞的人以司马相如的文园为宗。全面看他驾驭万物、疏浚灵思，文章体制构成经纬，考察声律合于宫商，确实是雕虫小技的源头，也是后来月露之文的先导。从汉代到唐代，文脉不断；汇聚各家优长，《文选》之学完整保存。韩愈以经书写文章，苏轼以诸子写文章，近代杰出文人王允宁、王世贞以下，又以史书写文章。于是诗赋以外，《文选》之学几乎废弃。大概司马迁登坛而为龙门，司马相如便退避一舍。唐宋暂且不论，如今学习古文的人，其得失也大致可以谈一谈。大多把摹写当作神情，把苍茫当作骨力；虽然可以追踪大雅，却流于平易而成为习气，取材偏窄，没有狐裘集千张狐腋的积累；沿着平坦道路前进，哪里有玉华山三年苦功那样的力量？用两汉文章作比较，他们声名很高；用六朝文章作比较，他们功力很大。因此北地、藏山借此勉励自己成为玄晏，弇州高悬旗帜，把追随皇甫视为灵光；艺林寥落，已经没有继承其声响的人了。杜日章是西部边疆的名将，屡立战功，也是江南清雅风流的人物，唯独勤于梦想。节操侠气震动天下，言辞文采妙绝四方。登山临水的诗篇，凌厉如风霞；谈空剖析玄理的文章，吐出的都是珠玉。胸中储藏的学问，左右取用都不会穷尽；文心所能裁断的内容，纵横寻求都能恰好相合。杜甫所说“语言精通《文选》，义理就差不多了”，这里确实有家传风范，郁然成为国家的瑰宝。如今刻印的《十草》，就是这样的作品。将来若在□门接受符节，替大汉犁平敌庭，在燕然山刻下功名，难道还需要借助班固的笔吗？出师而作颂文，最终也会与孝山争胜。只是他精研性命之理，把功名看得如尘土，这些难道是杜先生的愿望吗？我不才对此感到惭愧。《陶世名言》引

译经史注疏有一百多家，例如郑康成的《毛诗》、杜元凯的《左传》，既精密又博大，是千百年来争相辉映的著作。郑康成专门治经，杜征南的功勋收藏在盟府；考察他们的经历，不是镇抚襄汉，就是击退吴国，剩余时间还能有多少，竟能深入精研一位先生的言论，使专门治经的名家不能拿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来傲视他？他博闻多识、建立功业，功劳很大，真是不虚。他曾说：“大丈夫拥有书籍千卷，何必凭借面南而王、占有百城呢？”这难道不是骄矜而不合情理的话吗？大中丞高公，是当今文武兼备、足为法式的人；自从骑骢马出仕、专掌兵权以来，已经将近三十年。他的忠孝大节、开创拯救之谋，丰富而不断更新，仿佛禀承既成的典范。如今读他的《陶世》一编，便知道他的建树有根本。高公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也从未有一天停止读书；他的根本宗旨是：“开始于修养自己的性情，终结于使他人觉悟，学习做到这样就足够了，也就掌握了方法。”因此他所采录的，都是自己一生从中获益的言语，以及前人已经验证过的方法；意义可以像弦和韦一样互相警戒，用处如同粮食。狐裘集千腋，鸡肋汇百余条；高高举起以古人为友的衡量标准，排列出照耀今日的明镜。所谓“以阴阳为炭，以造化为坯”，用来陶冶一代人，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左传》的绮丽、《杜诗》的癖好，谈论经学的人未免有不同意见；但它们的说法已经立于学宫，光照史册而经受山河变迁，即使岘首山的石碑、万潭的碑刻，也不能超过它们。何况这部书囊括四部典籍，删去多余歧异，取材极其宏大，义例极其端正，又用默默形成的典范加以考证，带着救助扶持的谋略；有这样的条件来辅助此书流传后世，难道不是不朽的盛事吗？高公正表率台臣，嘉美的谋略上达天听；如果呈给皇帝阅览，宣付史馆，与有职位的官员共同嘉奖，并恭敬地遵行老师的教诲，那么世道就会依赖它。我昌没有能力认识高公的伟大，只是对于清静退隐的人格格外会心；高公实在陶铸了我，我怎敢忘记这珍贵的赠予？谨在书简之前题写此文。《顾仲方山水歌》引 米元章论画说：“纸张保存千年而神韵消失，绢帛保存八百年而神韵消失，这不是确切的论断。神韵就像火，火没有新旧之别，神韵又怎么会有去来？大体说来，时代相近，便依托形迹流传；时代久远，便依托声名流传。”曹弗兴、卫协等人的妙迹永远绝迹，只有名声流传至今，那么千年以上仍有人能够听说并看到他们。薛稷画的鹤、曹霸画的马、王宰画的山水，本来就擅长于国家的绘画技艺。即使不擅长国家技艺，只要有杜甫的诗歌在，也足以流传千古。即使说纸绢的寿命可以长于金石，又怎么会有神韵消失的道理呢？我们郡的顾中舍仲方，以诗画声名驰骋东南，曾在内殿供职，又奉诏慰劳戍守边塞的将士。天下士大夫接连登门求画，他不忍把这说成钱财交易；有的人回去后作诗来酬答赠送。善于作诗的人，前后相继唱和，没有遗漏。于是仲方已经七十岁了，曾对人说：“我年老了不能到各处做官游历，贫穷了不能供养宾客；只有我腕中有元代大家的作品，又有当代高人的诗韵和赠言。我哪里还忧虑身后的名声呢？”唉，这就是仲方的画之所以能够流传的原因。即使如此，绘画哪里足以使仲方显贵呢？他年轻时继承先世的事业，那时翩翩公子没有不以裘马声伎作为豪举的，只有仲方专心精研高雅之道，在乡俗游荡闲散的风气中保持孝顺谨慎，淡泊自守。晚年田宅逐渐荒废，他退居郊外园林；风流得意的事情，人们以为已经全部消尽，但他的翰墨却更加会心，依然清雅深远，没有辜负天下了解仲方的人。这些都可以流传，难道只有这些才能全部流传吗？诗与画都称为史，仲方著有《诗史》，如今这部山水歌行即将流传于世，也有《画史》了。仲方起初完全学习马文璧，后来出入于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各家，没有不像的；世人尤其喜爱他画黄子久风格的作品。因为我懂得绘画，所以他请我在卷首写引言。《汪然明绮集》引 汪然明是寄居西湖的寓公，主持风雅文坛。郑庄公招待宾客的驿舍从不空置，陈寔太丘的交游之道十分广大。除高雅名流、风流才士外，偶尔也有鱼玄机、薛洪度一两人，列入游赏的名册。因此称诗歌为“绮”，有名的宾客中有人评论说：“陶渊明的《闲情赋》，昭明太子还惋惜它未能流传；王安石轻重评判李白、杜甫，说李白的诗有一半是酒色之作。”然明并不是存有童心，本来没有沉溺之处，为什么却好像自己显露瑕疵呢？我说：“这是西湖的旧事。难道没有听说苏轼任杭州知州吗？他深入禅悦，获得无碍的智慧，忠义正直，具有铁心石肠。然而周韶、龙靓亲手抄录他的诗，其中常有艳丽曲词；难道苏公不会写庄重的文章吗？这是海纳细流之量，是磁石吸铁之性，是在淤泥中取出莲花并加以鉴赏，是门前兰花受到保护，像保护头目一样受到激发。况且外表戴着冠冕却内心粗鄙，和外表披散而内心聪慧相比，哪一个更好？我若为了掩藏瑕疵而使人也掩藏光彩，便是残忍的人；怜惜人才的人不敢这样做。明白这一点，才可以和他谈论然明之‘绮’。我担心诗人只因‘绮’而认识然明，把他的绮丽与《香奁集》、韩偓《香奁》诗以及红绮之作看成同类而并称，所以替他如此解释嘲笑。至于他的诗歌色泽高雅华美、旨趣隽永，我的朋友陈仲醇、黄贞甫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 《钱象先荆南集》引

译我过去曾与平原人程黄门一同游览江南，路上停下马来散步，只见山坡高低曲折，溪谷幽深，忽然开阔，俯视平湖，澄澈碧绿，足有万顷。湖外江光接天，远行的帆船点点，与飞鸟一同消失在天际。黄门说：“这是什么山？”我说：“大概是齐山吧？”黄门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哪里是知道？我只是知道樊川所说的‘江涵秋影’罢了。”大体说来，诗以山川为境界，山川也因诗而成为境界；名山遇到善于作赋的人，和士人遇到知己有什么不同？一经题咏，山川的情态面貌便全都显现出来，后来的游人不必再查考图经、询问樵夫牧童，只要一望便能说出它的名字了。唉！‘澄江静如练，齐鲁青未了’这样寥寥数语，竟使千古以来登临者的观赏之情都得到表达，难道只是因为它不是寻常语句吗？是因为它把景物的境界完全摄取了。我的友人钱象先，才华豪迈，思想深湛，当今的作者没有见过能和他相比的。他曾游历楚地，诗篇灿然，汇编为《荆南集》，因为《荆南》不能穷尽楚地的景观。《荆南集》也不能穷尽象先才情的变化，但我和冯元敏都明白地认为，他一定会流传后世。冯元敏曾任职荆南，我也曾持节到长沙，从洞庭湖而下、从汉阳而上，都和象先共同游历过，所以对于他穷尽景境的才力，我们两人确实曾经亲自领会过。或者是我不能游览，却喜爱诗歌；象先既能作诗，又喜爱游览，那么怎么能不希望象先成为一个游历东西南北的人呢？即使走遍所谓九州、五岳，再旁及大荒远僻之乡，那些地方有谢灵运、李太白诸公没有登临、没有题咏过的，也都让它们披上奇异的声调和隽永的音响，如同《荆南集》中的诗，使我能够倚着几案读它：用我的笨拙来获得象先的精巧，用我的眼睛来代替象先的双脚，这不是非常愉快吗？象先对禅理有深厚造诣。至于溪流并不只是声音，山岳并不只是形色，在一丈见方的房室中包容大千世界，在一刹那间再抚临华藏海之外的境界，我正在学习游历这些境界，却不知道象先能否用诗来帮助我。○《陈懿卜古印选》引言 庄子说：“大的言论气势炽盛，小的言论琐细烦琐。”古代的作者，对于寂寥简短的篇章，从来不把高深宏大的文章体制强加于它；虽然不离开根本宗旨，却各自遵循不同的文体。王右军的经论、序、赞，自成一种法则；他的书信、札记、尺牍，又自成一种法则。所以评论书法的人把它比作龙，难道只有右军如此吗？岣嵝碑、石鼓文旁支流衍而成为钟鼎文字，峄山碑、鸿都石经旁支流衍而成为图章文字，这些都具有龙的品德。抓住它的纲要，兵家所说的“形势险峻而节奏短促”，晋人所说的“一往直前便达到”这些道理就都包括在内了。近代只有丰考功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我的朋友陈懿卜从考功那里得到方法，又从顾御医、项太学等收藏古印很多的人家取材，深入思考篆书古法二十年，汇编成《印选》若干卷，于是先秦、两汉书法的旁支，就清楚完整地具备了。现在文寿承博士、王少微山人，也不把它视为“枕中秘笈”了。此前我们郡中有《印薮》流行于世，懿卜所搜集、校定的印章不到它的一半；然而《印薮》像蛇添足，这部书却像凫足一样恰到好处，由此才知道懿卜确实有鉴别之眼。○《畸墅问水诗》引言 陆先生有一座畸墅，开辟了三益径，建造了百尺楼。菱叶如车盖，荃木作的船桨来往不息。难道这里只是背靠山、面对水，使游子留连忘返吗？还可以铺陈文采、敷演辞藻，带着墨卿来标举胜景。至于灵芝房、蘑菇阁，随着云日的出没而时隐时现；奇石珍花，助成烟霞的绚丽。这是富贵人家偏得的丰饶，不是畸人所能匹敌的。即使如此，假如陶渊明的酿酒高粱田没有收成，仲长统的田园很少有收获，酒肉不曾设置，干粮又缺乏，却空说泉水可以解除饥渴、斗酒可以解渴，那就会使主人独自在一座山丘上吟咏，而胜友都相隔十日之远了。近来上天没有降下及时的安定之雨，反而像河鱼大规模上行那样暴雨狂作，又使太史多次劳神记载。螺蟹适宜禾稼生长，野人对此祝愿也不厌烦。陆先生虽然食用清淡、游处清幽，又怎么能把荒歉之年的玉，比作丰收之年的玉呢？我听说何尹去拜访袁安，是因为他卧病于雪中；子舆慰问桑户，也是因为连日阴雨使他忧愁。这些张太史诸君子所作的《问水诗》，难道正是因此而作吗？陆先生说：“士人贫穷不是病，诗歌困窘反而能写得精工。幸好研圃的水灾荒歉了，难道就不会有琼瑶般的诗篇作为报答吗？”诗篇应答而来，仿佛来自空谷，声响高亢得能阻遏行云，积累成篇章，动辄盈满卷帙。唉！敲着牛角歌唱《硕鼠》，哪里还难以找到宁戚呢？弹琴来试探游鱼，便知道钟子期并不遥远。读这部诗集的人，可以由此评议畸墅宾主交往的情形了。○《林衷斋五十诗册》引言 衷斋先生家世承袭金马门的清贵，才华擅长雕饰文辞；如瑶林玉树，具有卫叔宝的神情；如干将、莫邪，具有李太和的骨力。弓裘事业能够继承，囊中锥颖显露奇才。刚成年便入朝为官，没有什么任职不能奏效；初任率府官，显赫的官位接近凤池；任职秋卿，卓著的声誉记录在鸠署。断案如山而不动摇，门庭如水般清白。作登高赋，便如楚国大夫；文章无所妨害，便如汉廷老吏。乘坐熊轼车奔驰，龙城公那样的声望真是遥远；走上任所后更加从容，叱责驾驭者仍然气概雄壮。法律与诗书并用，风霜与雨露兼施；不到一年，颂扬之声大起。仿佛九万里长风扶摇直上，又如二千石官中最贤良的守长，真是美盛啊！只是黄坎公任满报政之年，正是平津侯与君主相遇的岁月；我计算自己的初度生日，却与您相隔天涯。长公、长明，深深挂念您的寿福；每逢天明便有所怀想，望着粤岭的云，遗憾没有仙家缩地之术，只能托罗浮山的雁，把诗人如日光般的篇章带去。希望诸位长者挥洒彩笔，代替彩衣娱亲，使家严吟咏琼章，如同亲近琼树；在空谷中听到您的足音，便能解除身在异乡的羁旅愁思。哪里还需要到句漏山寻找灵砂？这便是革亭【‘鸣和鹤不辞下里’，用来祝愿大椿】。○《唐大来诗》引言

译过去我在成均任职时，海内那些因登极恩典而升入国学的士子，像鱼鳞一样聚集在馆舍之下，有九百多人。我下教令说：“国子先生考查众士，不只是为了帖括，还要借此成就不朽的盛事、治理国家的大业。有能写出《破虏露布》《帝京篇》《前出塞》《后出塞》诗的人，可以不按时令特别召见。”有人对我说：“您对士人的要求错了。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人各自携带行卷游走于大夫之间，那是当时的情形。我国的功令却不同，士子费尽心神、停下篇章、惊醒梦境所做的，只是专心于帖括，除此以外一概不顾，只为了拾取青紫官服。至于您所谓不朽之道，又有什么用呢？”我回答说：“确实如此，但您怎么能用一种偏长来限制天下士人呢？况且明经科以上，不是还有宏词科的选拔吗？只是担心才力不能接近、精力不能兼顾罢了。既然能够兼顾，为什么要放弃呢？”我就是这样抗辩的，过了很久，却没有人响应。后来我奉旨搜求遗书，事情办完回到故乡，滇中太学生唐大来从京城来到这里，把自己的诗作为见面礼。我读他的诗，温厚淳正而典雅；不必写《帝京篇》，却有初唐四杰的文采；不必写《前后出塞》，却有少陵的诗法。这正是我向六馆求取而没有得到的人才。滇地谈论文艺，自张愈光破除荒陋以来一百年间，逐渐兴盛；即使豪酋、洞主，也都拥有万卷藏书，改变了他们像野兽、战鸟、说鸟语般的习俗，而从事文墨，写信送礼，远远同边界之外的人交往，风尚就是如此。大来暂游万里，来观国家盛典，与中原才子并驾争先，又得到像云杜这样的代代兴起的伟大人物为他助长声势，在文坛上声名很盛，不比书法锦绣逊色。不过我听说，大来的祖父和父亲，都凭借鸿渐般的才资，却困顿于一次科举；难道会使所学无处施展、才华无从使用，也兼有才华难以充分施展的困难吗？因此我希望大来在吟咏诗歌之间，不要废弃公交车所代表的仕进之路。言语如车的两轮，如鸟的双翼，应当充分发挥才情所能达到的地方，以此取得声名、确定价值，不要让才华仅停留在承明著作之庭。即使有人说滇地没有人才，即使您身为公而使卿士、长官惭愧，又有什么损伤呢？言语本来就不止一个方面，大来认为怎样呢？○《张考功归围日历》引言 壬申年春天，东莱刚刚发生叛乱，贼党才一千人左右，当权者急忙调遣关宁军，兼程疾驰，贼寇本来很容易就会解散。可是当权者采用抚养乱党的命令，贼人便能望见屋舍就取得粮食，又厚厚地装载牛羊；用人像抛撒泥沙，用来赏赐所招收的都是价值百金的强壮之人。我们用这样的兵力去抵偿敌方的强帅精兵，就像驱赶羊群去攻击猛虎。于是东莱被围将近八个月，仍靠士大夫划定地界、登上城墙防守，破家产来供养士卒，铁笼般的谋略、玉璧般的智慧，无所不用，终于在血肉涂地的余地中保全下来。虽然奉行了皇帝的裁决，最终还是使用了关宁军；如果没有士大夫共同谋划，不能达到这个结果。我当时在京城，听从东方来的人传说，张考功在北海以忠孝勉励统率三军，坚守防御以鼓舞士气，在朝廷上称颂他的人很多。可是北海所记的日历，竟一点也不自夸功劳，他的谦逊深远，实在难以揣测。我曾考察宋朝靖康年间，有位孤忠之臣泣血记录日历；当时金人粘罕的军队环绕汴京城外，宋军尚有六万精锐，最终却被敌人恐吓得收兵不战。金军北返之日，只驱赶赵氏同姓宗室，几乎没有留下一个，其余百司庶府也无力抵抗。由此才知道，敌人善于使用离间之计，宋朝又有很多卖国之人：形势缓和时有秦桧，形势危急时有刘豫、张邦昌。唉！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保全吗？我观察东莱的战事，才知道汴京的战事没有获救，实在可悲。皇上殷切思虑将帅之臣，不惜削减宫秩、端正铨部、使都谏官降一秩，以彰显武臣立功的法令。北海离开国家后，以此回顾冥冥之中的安排，似乎早有人替国家谋划了保全全局的策略，正好符合救治急病、谦让夷狄的道义；圣主的睿智谋算在于那里，而成效却在这里。何曾见过武臣中有比张巡、许远更伟大的人呢？这难道不是上天所授吗？难道不是上天所授吗？○《纯阳阁记》太子少保陈公，是辽人。他尚未显达时，遇到一位方外之士，暗中得到预言，并约定将来再见，时间将在困厄的命运中。后来他跟随杜将军出塞，全军覆没，按军法应当载尸而归。他再次见到先前那位异人，那人拍着他的背将他救出，说：“我是纯阳子。”从此他的一切都顺遂了。陈公积累了功劳，在日月之间建立功业；凡是建牙驻军所到之处，都大力建造祠宇，塑像供奉纯阳真人。后来奉天子命令，督率雄兵驻守昌平，靠近居庸关，扼守天险，阻挡敌军冲击，壮大坚固如金汤的防势。陈公各种学问无不涉猎，尤其精通禽遁、奇门之书，以及黄石公、诸葛武侯的秘传。兵家这一流派，和道家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老妇传授《阴符经》三百字，推演道理一百字；关于演术、超生、轻举、富国、强兵的道理，都寓含在五千言之中。纯阳真人又是剑客，他和大将军之间有前世因缘，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因此为他作这篇记。○《朱中丞平东纪功碑》

译国家自从有了奴患，辽人渡海向东而来，聚集建屋，逼近居住，依靠东部地区维持生计。不久，利用海上力量的议论兴起，设置安抚、建立镇守，辽将竟然成为爪牙。过了很久，朝廷议论认为这样不便，下令调辽将到关门。押送叛贼孔有德、李九成，走到吴桥时发生变乱，转而攻掠六城，残害两郡，占据登州，围困莱州，七个月没有解除。当时援军节制不统一，大多观望不前。张国臣任赞画，屈宜扬任司理，他们听信迷惑的请求而主张招抚，军心更加松懈。朱大典公在壬申年五月从天津接受新命，星夜奔驰向前，毅然公开说道：“无缘无故请求招抚的，一定是假的。况且辽人的父兄都死在奴贼手中，国家怜悯他们流离失所，把他们安置在内地，授予官爵，供给粮饷，难道不是为了洗雪国耻吗？这也是要洗雪辽人父兄的仇恨啊。如今他们反而荒唐地继承奴贼射天的习惯，竟忘了与奴贼不共戴天的仇恨吗？”这是大逆不道，法律不能赦免。不久，招抚的议论导致防守失败，招抚使谢公琏、莱州太守朱万年公、内臣徐得时、翟升都战死了，朱公所说的话全部应验。事情上报后，天子震怒，内心倚重朱公，下诏允许他居中调度，将吏可以临机处置，不必受制于常规。朱公于是得以专心打破拘束，亲自主持剿灭叛贼的方略。当时朱公所面对的有四种困难：尸体暴露，遍地可见，军中没有现成粮食；将领骄横而无人主持，部下只有零散的数百名溃兵，经不起再次作战，这是第一难。镇守和监军互相掣肘，监军和督抚又与镇守、监军相互掣肘，各自成为阻碍，这是第二难。曹州、濮州之间有土寇，邹城、滕州之间有莲妖，沂州、莒州之间有矿贼，青州、济南之间有盐徒，都蠢蠢欲动，想要响应孔贼，这是第三难。当初议论利用海上力量时，把辽人看得太重；后来议论撤除海岛时，又把辽人看得太轻；不只是轻视他们，而且还离间他们。如今辽人杂居在数郡之中，数量很多，怎么能使那些心怀反侧的人安定下来？这是第四难。朱公既然心地纯正明白，毫不逃避困难；又处置迅速而深沉敏锐，明白通晓并彻底改变局势，箭没有虚发，刀刃必定击中要害。天子既然从心底倚重朱公，凡是他所请求的，早晨上奏，晚上就下达。八月十七日誓师，集合关宁、密云、蓟州、昌平、保定的客兵，以及东省的主兵骑兵、步兵数万人，旗帜战鼓严整鲜明，呼声震动天空。军队以一当百，在沙河歼灭敌人，在高望山逼迫敌人。贼众溃败，尸体多得用水泽来计量，而我军唱着凯歌进入莱州。贼人仍然收拢残余兵力，拼力守住黄县。朱公乘胜把军队分成三路：一路从新城进攻敌军右侧，一路从招远进攻左侧，一路从栖霞直捣后方。斩首、俘获的敌人数量远远超过己方损失，贼尸横陈数十里。孔有德、李九成两个叛逆仅带着残余骑兵沿海逃往登州，几天之内便解除了莱州之围，收复招远，又收复黄县，真是奇异的大捷。朱公不自称功劳，上疏说：“这是圣天子的神威和诸位臣子的力量。臣听说走一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贼人虽然已经困窘，却如同倚靠险要地势的困兽。臣料想他们一定会逃向海上。现在的计策，应当迅速占据长庙二岛，调来江淮水兵，会合天津水师、海岛水师，截断他们的退路，这样一举便可擒获。况且臣所说并非空话，臣请求下令关宁骑兵在陆地上拘捕他们，请求下令江淮舟师扼守海口，各自发挥所长罢了。”朝廷议论认为他说得对。正好兵部议论持两种意见，江淮兵到了胶州却不前进，天津兵、海岛兵互相推诿，借旧有理由拖延。春天渐深，冰开始融化，贼人准备乘船逃走。朱公大声疾呼却无人响应，望穿双眼、喊破嘴唇，只勉强募集十艘渔船，在飓风和礁石之间摇曳而已。虽然孔贼这个游魂还拖延着等待天讨，但群凶被斩首的也已经大体殆尽。到了收复登州的日子，俘获和救活了许多人，海岛上的敌众有数千人，东牟一带顿时恢复空旷安宁的旧貌。这是朱公使它再生。朱公从誓师到荡平叛乱，历时七个月；他枕戈横槊，冒雨餐霜，身先士卒，同时又讷讷自谦，完全没有骄矜之气。天子嘉奖朱公的劳苦，晋升他为少司马，荫封一个儿子为锦衣卫户侯并世袭，仍旧镇抚山东。方伯劳公永嘉长期在军中侍奉，最清楚朱公的大业，嘱托我记述下来。朱公过去在省坡时，声名高而能补救君主的缺失；如今担当边镇重任，功勋显著而授予斧钺；三种不朽之事到了朱公这里都得以完备。天子正要开明堂，赐予粔鬯，铸造鼎钟，向九庙报告国家社稷的光荣，这哪里是才力有限的史臣所能描绘其万分之一的呢？不久前朝廷推荐他入中枢，天子却为难于寻找能够代替朱公的人，由此可知皇上对朱公的倚重。我于是叙述事情经过并作颂说：伟大的皇帝缔造国家，鼎器安置在燕地；挥鞭驱策，使群敌 众多丑类驯服安定；文臣安逸，武将兴盛，载歌载舞，欢快嬉游。追讨挹娄的逃犯，医治、慰问伤残；皇帝怜悯哀苦的百姓。于是安置在中原；狼子披着猴子的冠帽，鹰扬之军却没有退让。脱下头巾一声号召，玩弄兵器的人便遍布道路；坚固的城池忽然崩摧。好消息相继到来；招抚反而造成错误，猛虎来了便倚险自负。于是分派精锐兵力，窥伺莱州的险固；重重包围达七个月。睢阳的力量耗尽，援军停兵不进；敌人咄咄逼人地要求订立盟约。上天赐予正直的军队；剑气横贯秋空；众人同心协力，少数也能和合共事。将士如奔赴父兄之难；三面布阵；军队和睦而守信。雷霆所到之处，没有谁敢不震惧；莱州的男女百姓 迎到门前，含笑交谈；如此光彩，如此欢欣，终于获得了我们的安居之所。贼人害怕而退守；滕州的军队迅速扫荡；到水边去询问其踪迹。逃亡的戎■〈豸尞〉在东牟嚣张，东牟的山丘也因此得到洗涤。天子爱惜生命，追究倡乱之徒；猰■〈犭俞〉已经被剪除。最终制服魑魅；天网使逃亡者无处逃遁；光明的威势永不昏暗。东征的功烈，皇帝有杰出的人才；高大的纪功碑永远流传。金瓯完整无缺。孙男庭 广 廙共同校阅。《容台文集》卷四终。●《容台文集》卷之五 华亭董其昌，字玄宰，著；长子祖和。海上叶有声，字君实，校；长孙庭，辑。论 评 说 议 奏疏 表 ◆论 爱惜人才，为社稷着想（丁酉年江西试题） 树木在根部隐晦。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之乡。夜气与浩然之气（馆课）。读《卫霍李广传》（馆课）。荀子、扬雄的大醇小疵（馆课）。读《盐铁论》题后（馆课）。○爱惜人才，为社稷着想（丁酉年江西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