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一

译各郡国设立医学，祭祀三皇中的神农、黄帝，这些都与医道有关。至于庖羲氏，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了。我听说五帝的书称为“三坟”。三坟讲的是大道。大道没有比《易》更大的；近取自身，便成为《素问》；远取万物，便成为《本草》。大概《说卦》中所说“在木类中属于坚硬多心、枝干上部粗大的”，就是本草的鼻祖。况且药物不过属于五行，五行的变化表现为五色、五味、五气、五性、五用，而这五者的变化无穷无尽。圣人从卦气中获得五行的实情，所以说：“一天尝试七十种毒药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地方。”神奇膏药传治疮病，灵妙药丸治疗疾病，这些非常之事，圣人并不看重。任意用一种毒药妄加攻治，比五种兵器造成的伤害还惨烈。伤害生命的事情，圣人谨慎又谨慎，必定从自身开始。圣人也是人，若把自己的肚腹当作必死之地去尝试，以拯救世人为名称其为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哪里值得相信？知道大禹所说的神奇，是用九畴治理洪水；那么知道神农所说的神奇，是用八卦尝试药物，也就清楚了。陶隐居深通医术，于是讲述上古圣人的方剂和药物主治，使知识代代相承。不是用肚腹去尝试，而是用知识去尝试，两者相差有多远呢？这也还不能算是确切的论断。秦朝焚烧六经，只有《易》附属于医术和卜筮，所以没有被废弃。因此说：“执着于它，都是技艺；不执着于它，都是道。”把《本草》看作神农氏的《易》，是可以的。起初药物分为三品，以三百六十五种对应周天的数目。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增补，有绘图的，有作注的，有注音释义、分类说明的，总共有几十家。到了近世蕲州李某，把这些全部汇集起来，又广泛引用经史和稗官野史的书籍，作了曲折详尽的考证，共四十卷，可以说既勤勉又博大。正逢西蜀陈文献公请求修撰一代正史，诏令征求天下遗书。他的儿子文学某把书进献到宫阙，天子下诏答复已知，书藏入文渊阁。当时正准备撰写方伎传，丁酉年三殿发生灾变，修史之事中途停止。它的副本在江右刻印了一部，楚方伯四明薛公说：“这是楚人的书，难道不应当由楚人得到吗？”于是校勘抄写，出钱刻印。薛公因母亲去世离任，三山杨公继任左辖，真正完成了这件事。书成后嘱托我作序。我曾经驾车经过楚地隋州，路过厉山，看见那里有神农祠；这又是医药大王亲自出现的地方。我又读张文潜《明道杂志》，其中说蕲州庞安时能够随症候斟酌药方，往往有神奇疗效，于是知道医学传统本来就在楚地，而楚地又以蕲州最为著名。然而神农的辅佐者有桐君、雷公，他们所著的书已经湮没失传；庞安时也只有《伤寒》一部论著流传于世，又不曾进献给皇帝，替君父效力。如今读李君的《纲目》，古今医术便有了总汇，而且藏入天府，流行于四方。薛、杨二公相继表彰此书，使楚地长久流传，也使天下长久受益，不能说不是生逢其时。李君有儿子，担任县令，凭经学出仕。我因此推演三坟的旨意，把根本追溯到《易》，敢说自己能够阐述神农之言吗？○《刘向说苑》序（馆课） 西汉著书的人，从陆贾以下总共有六家，而“卯金子”刘氏占了其中两家。淮南王刘安有《鸿烈解》，中垒校尉刘向则有《说苑》《新书》。听说淮南王的书奇诡超忽，世人所称的带着风霜、饮着沆瀣，大概文士们多沉醉其中。而刘向的《说苑》二十篇，搜罗旧闻，合乎规矩，似乎不是喜好奇诡的人所急于追求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专门刻印《说苑》呢？回答说：刘向这部书，符合立言宗旨的地方有三点，至于文辞典雅还不在其中。能够辅助实用，是第一；阐述圣道，是第二；进献直言，是第三。有其中一点，就都可以流传，何况三者兼备呢？俗话说，公输子制造舟车很巧，却不善于制作木鸢，因为那不是他平常使用的东西。顾长康描绘神鬼很容易，却难以描绘狗马，因为后者是众人习见的事物。刘向的《说苑》，从君主之道、臣下之术直到修饰文采、返回质朴，所标举的篇章和持论都确凿有据，关于民生的经常之道都有益于天下国家，而不是雕琢尘俗、镂刻空虚，放纵谈论六合之外来惊动耳目；这就是能够辅助实用、值得流传的原因。汉承秦后，师承不同，道术各异，自董仲舒开始有了大一统的学说，但当时世人仍不知道应当尊奉什么、趋向什么。这部书虽然还没有完全洗去战国遗留下来的习气，大体上以齐鲁学者的论说和语录为主，同时略微杂取诸子之说，却没有随波逐流而忘记根本，因此独自列入儒家；这就是能够阐述圣道、值得流传的原因。元成时期，宦官外戚相互牵连而掌权，刘向援引宗臣的大义，亲自遭受谗言攻击；他看见所谓“三独夫”共同忧虑社稷、怀有忠心却不能奏效，于是又进献《说苑》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我读其中《正谏》一篇，大概还可以看出论昌陵、论外戚以及封事奏疏留下的余音；这就是能够进献直言、值得流传的原因。这三点，《鸿烈》有吗？哪里只是《鸿烈》而已？陆大夫有刘向的华丽却没有他的实际，贾太傅有刘向的辩才却没有他的见识，董江都有刘向的醇厚却没有他的通达，杨子云有刘向的造诣却没有他的节操，懂得言论的人一定能够作出公允的判断。有人说：史书记载，刘子政自己说得到淮南王枕中的秘书，因为用黄金没有制成而获罪，那么喜爱《鸿烈》的人应该没有谁比刘向更甚，所以曾巩讥讽他的言论不够深厚纯正。这是不对的。刘子政本来年轻时稍微喜好《淮南》之书，等到他认识到其中义理甘美却不协调，亲身遍尝忧患之后，学术见解已经发生变化了。柳河东每天以《国语》为文辞师法，却并不完全以《国语》为准；曾南丰以刘子政为文辞师法，却又诋毁刘子政。文人相互攻讦，本来就是如此，难道可以全都相信吗？○《八大家集》序（馆课）

译文章有流派，由来已久。六经以来，作者代代兴起。直到班固《艺文志》才开始辨析并区分流派类别，列为儒家、道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农家、杂家。这些学派立论都有根据，言辞都成体系，奇伟奇诡，自立门户，统称为“家”。于是有远见的人，上下纵观千百年间文章的变化，想要罢黜百家，而只对唐宋八位作家加以称许，把他们称为“大家”而刊行，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重视经术。杨子云不是说过吗？六经是众多言论的外郭；刘勰《文品》开头也揭示了宗奉经籍的原则。经对于文章来说，就是祖先。譬如家族，有族人也有祖先，然后才分支列派。有的以官职为名，有的以地域为名；能够使宗族显赫的，才称为大家。至于箴、铭、赋、颂，是以《诗》为祖；序、记、奏疏，是以《书》为祖。作文的人，最终没有舍弃这些而仍然可以作为规范的。所谓八大家，才华各不相同，但他们受到的渊源熏陶，都是尊奉经籍。昌黎《平淮西碑》，评论者说它的叙述像《尚书》，文辞像《诗经》；而子厚、明允一生的蕴藉，也见于他们写给韦中立、田枢密的书信。至于王介甫的《新经字说》、曾子固的《洪范解》、欧阳永叔的《童子问》、二苏的《易传》《古史》，不能说不是以六经为根本。所以他们的涵养酝酿深厚，熔铸裁剪典雅，创制义理深刻，对于三代典章的规范仍有保存，世人不能凭主观意愿废弃它们。这就是文章有根本的样子。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仍然知道尊崇根本；仿效苏氏一家的有方逊志，仿效欧阳修、曾巩一家的有杨东里，各家文集都可以考察。自德靖以后，士人急于速成，喜爱猎取奇异，于是置经术而不问，转取秦汉诸子之文，逐句逐字地比附，以求文辞华饰，说：“这样便可以超过唐宋八大家。”唉！我不知道这八位大家本来确实做不到这样，还是他们能够做到却鄙薄而不愿做呢？况且所谓罢斥诸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背离经术。既然背离经术，却又奇伟奇诡、自立门户，那么仍然可以称为一家。若只是承袭秦汉诸子的余绪，寄居在他们的门廊之下，这就是从前江左、西昆的习气，也是韩愈、欧阳修几位公所说的把人役使为奴仆的文风。那还凭什么称为一家呢？所以我校勘八大家集，交给刻工刊刻，使后来的学习者知道通经学古的旨趣。○《苏黄题跋》序 苏门四友中，只有黄山谷的学问不纯粹；他师法东坡，侍奉东坡，隐然形成与之抗衡的局面。除了文章气节之外，他的戒行精纯洁净，平生可归罪于露天而坐、披头散发的，只有几首小艳词而已。这正是东坡所畏惧的地方。他作文仿效《兰亭序》，题跋书画多是寥落短篇，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的风格；虽然只是偏师取奇，却都超出常情常量，动辄切中事理。至于广川的辞藻、长睿的博学，也不是没有稍逊之处，同样是受到坡公熏陶的力量。当宣和年间，朝廷禁止苏轼、黄庭坚的党籍，连同他们的翰墨也一并禁绝；凡是书画上有两公题跋的，都被视为不祥之物，剪割殆尽，拿去进献御府。评论时势的人都为此叹息，哪里知道五百年以后，小小的珠玉片石都能享有连城之价，竟有侍御杨公把它们汇编成集呢？山谷曾对弟子们说：“士人生在世上，可以有一百件事不做，唯独不能流于庸俗。一旦庸俗，便不可救治。面临重大节操而不能改变，这就是不庸俗。”宋人把它们看作不祥，是庸俗；侍御公把它们汇集成书，是医治庸俗。世上有不庸俗的人，就一定不会只把它当作书画来观看了。○《合刻罗文庄公集》序 成化、弘治年间，师承没有差异，道术也没有异学；程朱之书列于掌故之中，称说大一统；作文的人墨守欧阳修、曾巩，平平而已。那时文章变化而师法古人，是从北地开始的；理学变化而师从内心，是从东越开始的。北地还少有应和者，而东越凭借功勋名望来加重自己一家的言论，使濂洛、考亭的学说几乎受到动摇。只有太宰罗文庄先生独自驳斥说：“罗先生年轻入朝，便把扶助社会、觉悟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经坐在蒲团上参究公案，与老和尚共同参禅；久而久之，明白所谓清净法身，才知道佛家无善无恶的宗旨，与《诗经》所说的秉持常性、《尚书》所说的恒常本性之间，差别只在极细微处，而又清楚分明、毫不混乱。这就是《困知录》创作的原因。”唉！拯救溺水者不能跳入水中，救助火灾者不能踏进火里，是害怕进入之后不能出来。假使先生进去而不能出来，那么也就成为慈湖、横浦一类人的后继了。先生守护正道，难道不是有心的吗？从前杨子云著书，如《法言》《训纂》《酒箴》《骚赋》，都华丽而有法则，宏大而放达；但他自己最喜爱的只有《太玄》。然而玄学没有大为显扬，世上流传的反而是他悔恨为之、认为只是雕虫小技的作品。先生居于承明殿著作之庭，轻视文人的浅薄习气，不作浮靡之文；他的雅正文章平和充沛，记序之文丰赡而有体制，铭赞之文质朴而不夸张，奏对之文正直而不激烈。至于书信两卷，其中和诸位君子往复辨难，尤其可以辅助语录流行；这就是所谓有德之言与造诣之言并立、两者都美。先生还要追溯洙泗之学并辅翼它，何必疲惫地摹仿秦汉呢？神宗朝有人请求让先生配享孔庙，奏疏留中未获答复。如今皇上专心治理道术，日夜思求真正的儒者，讲经帷幕中的侍臣又有推尊前代正学、用来启发皇上的议论，空缺的典制似乎有待于时机恢复。先生的曾孙珽仕在旧京刻印这部文集，我恰好奉纂修之命来到这里，于是他请我作序。我想到表彰正学、教化后世，并不只是珽仕遵循祖先的孝心，于是冒昧作序。○《重刻王文庄公集》序

译王文庄公在弘治、正德年间任官。当时海内谈论道学的人，东越尚未兴起；谈论文艺的人，北地尚未显著。自杨文贞以下，都以欧阳修、曾巩为范本。所谓治理时代的文章，就是正统古雅的声音。文庄公从天地之间崛起，遵循先民的规范。他的诗文以自得为宗旨，以自然为趣味。他的才华无所不施展，却用法度驾驭，不流于战国纵横家的放纵；他的学问无所不窥探，却用裁制约束，不流于六朝的雕饰；面对各种境界无所不收取，却用情感附着于境界，不流于庄子、列子的虚浮夸诞；摹写各种感情，却用礼来安定情感，不流于屈原、宋玉的怨愤诽谤。大体上，他随意应对，却不离典范。即使寂寥短篇，也各自显示宏大。仿佛进入清庙，所看见的无不是礼器；仿佛疾行在宽阔道路上，所踏的无不是平坦大道。何必逐句逐字地排比，使用非圣人的书，气力耗尽、语言枯竭，还要逞强进行无穷的辩说呢？试把他的佳作取来，放进庐陵、南丰两位先生的文集里，难道还能辨别出来吗？公曾说：“自古文人立论，只是为了使自己的想法痛快，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谏臣的进言，如果出于结党营私、沽名钓誉，便会混淆国家的是非而不顾惜。” 大约百年以前，他已经洞察了这种端倪，而今天才得到验证。不是有深远见识，做不到这一点。唉！自德靖以来，作者像树林一样多，以师心自用来模拟古人，向上说教，向下教训；正统古雅的文章，几乎像夏天的皮裘、冬天的葛衣一样，少有人经过而加以询问。功成而不居，公又怎么能故意使自己不同呢？等到模拟古人的力量已经穷尽，千秋的评判尚未确定，后来人人都知道要追循根本，公的文章才开始成为天下的衡量标准。神明重新归来，日月再次明亮。这部文集，是文坛的赤色旗帜，并不只是王氏一家的珍宝。公的孙子王大夫校勘后交付刻梨，张扬光大并传给后代，使先祖的德言得以延续。公侯之后，必定能够恢复祖先的根本。世家珍宝之中，祖传砚台之类，我一定把王大夫看作冠冕。○《冯少墟集》序 从前己丑年，二十二位庶常吉士，天子命少宗伯田公担任他们的老师，而金陵焦弱侯以理学端正门风，成为领袖。当时同辈大多年轻气盛，不太留意弱侯的话。只有会稽陶周望喜好禅理，长安冯仲好喜好圣学，时常与弱侯相互激励。仲好是一个冷峻而有骨气的人，曾经端坐静处，饮食清淡，交游很少；对于文章交往，也很少参与追逐。我们这些人喜欢周望的简易，却畏惧仲好的矜庄，不敢亲近接触，私下开玩笑说：“这是吃生……肉的人。”意思是说他有意于两廊之间的地位。我因请假回乡，过了一年回到朝廷，在淮阴遇到南昌刘幼安，他为仲好写了一幅“五岳方寸”，说：“三秦是大邦，仲好是修养高洁的士人，而且阁试成绩也不在别人之后，只是在其中有高下罢了，最终却获得西台之职，这是为什么？”我说：“你不要再说了，难道石渠阁、东观的职务就足以满足仲好的志向吗？”过了很久，朝廷下诏斥逐诸位贤者，仲好也因此被废黜，近二十年不能任用。仲好没有丝毫牢骚不平之气，反而更加深思学术源流；他大概日夜思念洙泗之学，以濂洛之学折中裁判，虽然总体承继先儒，却独自验证、独自创制，自成一家之书。如今所刻的语录、纪叙、尺牍、诗歌、杂著，共十余万字，其中已经不乏当年讲学先生的微言，但能够作为凭信的或许很少；唯独仲好以亲身实践作为凭据。学者看他在应酬、取舍以及细微关节上的表现，无不心悦诚服，所以一致尊称他为“关西夫子”；朝廷士大夫也想听闻他的风范，时常把他的事迹上报，希望用来充备皇帝细旃之中的讲论。康斋以布衣身份被召见，文清以陈臬身份被擢用，坐而论道的职责，哪里还要借助官职作为凭借？何况仲好本来就是文学侍从之臣呢？我将以仲好来推测世道。我反复参究全集的宗旨，似乎有所领悟，但各篇序文已经有人先作，不再烦劳铺陈。只是诸位君子所见，是江汉吞天、浴日之后；而我所见的，却是岷山、嶓冢山发源、细流初起之时。仲好的学问以成为圣人为志向，在庶常时期便已确定；如今充实光辉的成就，仍没有离开本来的面貌。崔侍御在六千里之外嘱托我作序，我既庆幸得以附于不朽之作，又感叹周望、幼安都来不及亲眼见到它。唉！士人本来可以一百件事不做也不算多，唯独一件事不做也不算少；我在己丑年同馆时能够得到仲好，已经足以称为盛事了。○《皇华集》序 从前穆宗隆庆元年，岁次丁卯，我的老师太傅许文穆公当时以翰林院简讨的身份出使朝鲜，赐给一品服，乘坐四望车。他如玉山映照，彩笔纵横，朝鲜人惊叹不已，说他是天边来的真人；哪怕片纸只字，也珍爱得如同奇珍美玉。许公出行时，朝鲜进献珍珠和财帛，整治郊外饯行的礼仪，一切都按照旧例办理。许公一概谢绝遣还，朝鲜人更加叹服，建亭题名为“却金纪盛”，赞美并昭示于后世，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又过了五十八年，到今上皇帝天启四年，岁在甲子，许公的小儿子立礼，又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出使朝鲜，察访请求册封的事情。当时辽东已经沦陷，舍人虽然得到车舆，却无处可用，于是渡过大海，辗转经过鼍宫蛟窟般的险途，经历惊涛骇浪，差不多两个月才到达。朝鲜父老见到五十多年前的天使，啧啧称快，仿佛文穆公又来了。舍人回国时，朝鲜进献珍珠和财帛，郊外饯行极其谨慎；舍人指着却金亭，谢绝了他们的赠遗。只是朝鲜刊刻的一册《皇华集》，舍人拜了两拜接受，回来后拿给我看，说：“立礼三岁便失去父亲，已经记不得先公的音容相貌了。如今展开阅读这部集子，仿佛看见了先父的神采，仿佛使他的面目重新显现。它连海外君长都奉为珍宝，何况是我们许氏的子孙呢？”正准备把它刻印后安置在家庙中，不能没有一篇记文。我曾经到新安，凭吊文穆公的墓。文穆公的几个儿子都像寒门士子，没有丰厚的产业，唯独清白、忠孝的遗风特别丰厚。舍人尤其像白眉之才，而且陆贾出使尉佗时，袋中装着价值千金的财物，并没有因此受到伤害廉洁的讥议。舍人两代两次拒绝金帛，使遥远的异域知道圣朝有拒绝珠玉的臣子，实在没有辱没使命。至于他上奏条陈方略，筹划军粮，谋定山川形势，天子下诏褒奖，天官也将记载此事，应当会有越级提升。怎能与张骞所说的许多凭空虚构之事相提并论呢？文穆公的家教和世代遗泽，因得到这部集子而更加彰显；而舍人光大先人遗业，不愧为李赞皇、范忠宣那样的人物，确实就在这里。我谨把这些话记在书册末尾。○《石居士诗选》序

译《石居士诗选》，是如今大中丞楚阳石公所作。古代不是有开府诗吗？为什么称作“居士”？大概是天下人知道石居士已经很久了。石公起初任二千石，做郡守时因为刚强正直而失去权势者的支持；欢中丞台借着修筑城墙来进攻他，没有不能取胜的，最终却被清议所夺，咋舌自免而去。那时，石公很像披裘翁，这是第一位居士。后来石公从吴郡调任会稽太守，铨选官员的长官想到淮盐是天下膏脂汇聚之地，如果没有修养高尚的人，谁来斟酌贪泉之水？于是石公以宪职兼任盐政使，适逢有监司用苛刻的礼法裁抑他，他不肯屈服，立即解下官印归去。那时，他很像柴桑翁，又是一位居士。石公归来后穿草衣、吃粗食，完全忘却人世；御史台和各地守相带着旌节接连登门，他很少接见，只把古道和淳朴的风尚作为乡里的表率。那时，他很像辽东戴皂帽的隐士，又是一位居士。石公沉潜隐居超过十二年，修养操守经历一生，才成为这样的居士。譬如大树，封土栽植并加以护持，从合抱之初长到参天之高，本来就极不容易。可是，为什么还要以尊贵显达来加重石公的诗名呢？石公自幼便以诗闻名，以唐诗为典范；他评论本朝诗歌，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正始。虽然与“七子”同时代，却从未依附他们。如今读他的古风、近体以及五言、七言等诗篇，气骨苍劲，格调声律沉雄，往往取法杜甫；即使流溢为变体，也在韩愈、杜牧之间。至于他主持风雅诗坛，更因为具有超越流俗的见识，试举其大概：如《林泉》之作，歌咏衡门、泌水而以考盘为乐，所以一般诗人所写的，大概只是这些；石公作诗，则眼光经营四海，心中洞察九流，不是名人贞士便不入怀抱，不是保存教化、维系风俗便不记载，一字一句都如《春秋》褒贬，既是诗也是史，这已经超群了。《塞垣》之作，宣扬威灵，铺陈功业，所以一般诗人所写的，大概只是这些；石公作诗，则筹划朝廷谋略，安排山川军粮，怜悯戍守征战的艰苦，愤恨侵扰边庭的荒唐，大概源出《采薇》《杕杜》；至于前后《出塞》诸篇，竟由主帅亲手写成，又更加奇特。总之，诗品达到如此境界，自然可以不借助羽翼而飞行于天地之间；即使只写一丘一壑，也足以和襄阳并驾齐驱，何况他的清德盖世、功业显赫，难道还需要用诗文来为之装饰吗？这就叫作不朽了。石公的名位越进，文思越强；从世间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从古人那里斟酌取法的却极为广博。这部集子以后，还没有看到他的创作终点；给它题一个美名，一定要叫作《居士后集》。石公的本来面目就在这里，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了。○《方众甫汝上集》序 《汝上集》，是方众甫任汝州太守时所作的诗和古文。众甫不是曾经刺史冀州吗？为什么偏偏称为汝上？凡是众甫的创作，大多取自治理政务的余暇；冀州坚实，汝州有瑕疵。众甫起初举孝廉时，常恨不能彻底摆脱经生的藩篱，专心从事千秋事业。出仕以后，心意仿佛要愤怒奋飞了。然而众甫不敢轻视冀州，说：‘我是天子的治理烦杂政务的官吏，难道也是词客吗？’怎么能像那些只会拿着书策、迷失方向的人一样呢？初任官职的人把吏治当老师，把律令当《春秋》，把案牍当史籍，我为什么要独自与众不同？当时，众甫的诗篇很少，是因为心有所专注而舍弃了其他爱好。等到将要补任汝州官职时，便可以直接施展治理才能了。州官任事三个月，年老的属吏抱着疑难案卷，尝试一两次都不能办成，欺骗敷衍的念头消失了，于是讼堂变得寂静。翰墨创作接连出现，可以续写耆旧传，也可以扩充山水经。春日出行有讽刺民俗的篇章，怀念人物有招隐之赋；凭吊二刘的旧垒，探访空同的遗迹。从前所说的专心从事千秋事业，到汝州才真正实现；其功力深厚、意境旷达，能够雕刻万象、陶铸古代贤哲，不仅使治理临汝的政绩成为天下上等，也足以与西京相比。至于他的创作，也可以和两位司马相比了。州县劳累官吏，临汝又是繁剧的郡，其他刺史披星戴月出入，唯恐政务不能周全，哪里还顾得上风雅？即使闭阁作诗，又怎能不顾公文事务呢？更不用说不可能像众甫那样精工。众甫确实相信自己的才华，也可以说懂得事务的轻重。从前汉朝盛世，士大夫中能作赋的，只有辽东、河内的作品流传下来，尚且没有列入循良之臣；所学和所用，各有其适宜之处。近来天下的法网极其严密，用来约束文吏，有过失便没有不受到追究的。人们认为这类人流连景色、轻视簿书，不关心百姓的急难。自从众甫的集子流传以后，考察实际功绩的人，难道如今还要绝口诋毁文人吗？众甫入朝任司马，便忧虑边疆、思考职责，日夜研究破敌制胜、辅佐朝廷的谋略。西方敌人已经被擒获，东征将士又重振威势；真番、乐浪之外，韩地的碑文、柳宗元的雅文，以及司马子长关于朝鲜的叙传，都可以用来记载成功、给后世军队借鉴，而这些事情将在众甫身上实现，只是众甫目前还没有闲暇。姑且从《汝上集》中寻求这些内容吧。○《参知陈公遗集》序

译国子博士陈公应，奉召启程已经有日子了。他拿着一部诗文集给我看，说：“这是先父的遗集。先父在肃皇帝朝任官，是著名的御史。” 神宗时，江陵相张居正的夺情之议兴起，台谏官员联名上疏请求，满朝不赞成的只有两人，先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在考功法中受到中等考核。江陵失败后，凡是因抗疏而受贬谪的人都恢复原官，不久又有越级提升。先父以自我表功为耻，并不特别显扬自己。他由县令逐步升迁，辗转任职于藩司、臬司，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百姓祭祀他从未中断。后来以参知身份退隐，安于志趣而著书，深思雅正之道，五十年如一日。他一生所作诗文，随手散失，家中收藏汇聚的，不到十之七。将要付梓流传于后世子孙，请为我作序。我认为创作文章，不是名心极强的人不能做到，因为要探寻深奥、抽取隐秘，发挥才情所能达到的极致；也不是名心极淡的人不能做到，因为要驰骋于世外的见识，等待千秋之后的鉴定。先生盛年时用力于古文，专心精研而不旁骛，实际功夫深沉不露，以知音稀少为可贵。那些近世词家，吟咏一篇便马上自我标榜，像擂鼓招摇，只求博取一时声誉的人，与先生相差多远啊？古语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表现得像这样。’而且，他违逆权臣的意旨，像汲黯一样，却不以气节之名自居；救助百姓的急难，像朱桐乡一样，却不以循良卓异自称。像这样的人，不能说先生为人恬淡不可取，也不能说先生的文章不可取。文人剖心雕肾，探求天地造化的精华，往往很少能够长寿，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就是这样。只有白香山在九老会中年届八十，韦苏州经历唐代三个时期，几乎接近百岁。如今先生享有高寿，处在这两位公之间；他的诗风苍劲淡远，文章真率自然，与两公并驾齐驱，不知谁应当让座？这也是先生从世间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上天以期颐之寿成就先生不朽盛事的缘故，也足以流传了。国子先生在我校掌教，谆谆以培养人才为职责，把所得俸禄投入其中，疏浚百年来久已淤塞的泮水。临行之前，又采纳风水家的意见，修建高台杰阁，使一切恢复旧日景观。这正是这里士子对先生的追思，就像靖江士民为先生建祠一样。先生曾经任靖江县令，说：○《邢子愿法帖》序 我任庶吉士时，当时的馆师田公宗伯病势很重，同馆商议由一人前去探视，我请求前往，仓促间成就了一次挂剑之游。太仆邢子愿曾作近体诗一章，推重我的意气，从此开始交往。我离开春明，经过德平，子愿奔驰百里设酒为我饯行，在张太学的宅第中说：‘这里并不缺少百舫，今天只是仙人经过罢了。’我后来长期卧居山中，冯元成当时常往来燕、齐之间，我得以同子愿交谈；两位先生都作了《五君咏》，说的是李本宁、王百谷、冯元成、子愿和我。我惭愧不能当此赞誉，未曾作诗相和。子愿后来也曾评论古今。王司封把他的书法汇集成册，刻成五卷寄给我，而且所收的只是他晚年行书、押署和尺牍中不故作庄严而自然合度的作品，实在具有鉴赏眼光。孔子云谷之玄妙，等待异代知音；郭林宗鉴识人物，直接取其精神风貌。这难道只是翰墨领域的一件奇事吗？子愿的书法名满海内，并不难刊刻流传；只是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如水乳交融，没人能把它挑选出来罢了。得到司封这一举动，仿佛子愿重新活了过来，使我听到广陵旧曲，真是翰墨中的一件奇事，也不只是翰墨中的一件奇事。感叹赞叹仍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写下这些话来附益于不朽。○《超然堂稿》序 从前我在檇李读书时，孙简肃公还没有退休，我因为以游人为耻，所以很未能在他的门下受教。于是同乡龚黄门对我说，孙公是天下的长者，其他美德也很完备；尤其是他的谦逊，世上没有人能相比，这大概只是看到了孙公的一部分罢了。孙公有个儿子孝廉君，自称“谦所”，这就是所谓有的人得到他的骨骼，有的人得到他的骨髓了。后来又改称“超然子”，从前是谦逊，如今是超然，难道二者没有相通之处吗？左太冲说：‘郁郁葱葱的是涧底松，稀稀疏疏的是山上苗；山上小树只有一寸粗，却凭借地势遮蔽百尺大树，这是地势造成的，来由并非一朝一夕。’柳氏《家训》却认为世世代代承受恩宠值得警惕，曾不如住在柴门小屋中足以显现自己的长处；盛满难以保持，就是这样。君是简肃公的肖似之子，孝顺友爱出于天性，划定的界限便坚定践行，举止文雅端庄，没有盛气，没有放纵之心，或许可以像万石君家族那样有福庆，像陈太丘家族那样有二方吧。至于他砥砺品行事业，刻苦学习、甘于淡泊，有些寒门士子都不能企及之处，所以经学明通而考中，社会声望更加增长。杨滇南博学雅正，近世少有匹敌，尚且被家世声名遮蔽；拿他来和君相比，差距悬殊。《易经》说谦道：‘有利于征伐；天道大概就像张弓吧。’ 君子的谦逊，到这里便能够达到超然的境界了。君自认为世代承受国恩，志在报答君主，并不是要隐遁山林、厌弃官场冠带，把一切人事都抛在身外；只因他一旦专心于功业，便会废弃《蓼莪》所表达的孝思，所以才如此。 我曾说，丹朱的骄傲未必如末世那样成为凶恶品德，实在是由于轻视世俗、放纵志意，不肯把天下看作束缚；想来那批洗耳赴渊的人，都有这样的学术，其源头发端于庄子，横流于嵇康、阮籍，终于把放诞风流当成事业，因追求超然反而失去了超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谦逊。舜慎重美善，禹能够节俭，孔子赞叹说：‘多么崇高啊，这就超然了。’君的超然正是如此。请把这些话拿给君的儿子弘范，询问是否真正理解了他父亲的心事。○《青藜馆诗集》序

译唐朝用诗歌取士，可诗歌对于名公卿并不相称，为什么呢？凡是诗歌写得好的人，必定专心于这一门，不再转向其他事业，与诗歌相始终，之后才能形成一家风格。所以穷困而诗写得好的是孟浩然、杜甫，却不一定凭诗歌显达自身；显贵而诗写得好的是宋之问、王维，却不一定凭诗歌提高自己的声望。整个唐代称为名公卿的人，以直言进谏闻名的张说、以才智著称的李泌，三百年间也没有几人；而且他们连短篇和片言只语，都不能挂在谈论英灵、品评文学者的口中，只有张九龄差不多可以做到。他的宰相功业固然与姚崇、宋璟并列，诗名也与诸王不相上下。为什么这样的人如此少呢？成为名公卿便无暇作诗；即使作诗，也使那些专心把诗写得精工的人能够轻视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专心于完整的才业，这又有什么奇怪？明朝兴起后尊崇经术，不以诗歌考核士人，只有文学侍从之臣把诗歌作为本业。然而没有唐代兴庆宫、龙池的应制联唱，或明河、轻烟那样的特殊恩宠，他们被迫应制作诗，也不过是中书省试诗、春明送别诗、皇华纪行诗罢了。而且官位渐渐尊贵，离诗歌也渐渐遥远。编纂石室典籍，又远离代天子立言；视草拟诏，又远离讲经之席；横经讲学，又更加远离诗歌。至于学士、春卿润色天子礼乐之事，则繁多而重大。在这种时候，却想同词人墨客在四声五言之间挥毫刻烛争胜，难道只是没有空闲吗？浒西、金齿终于因专心求诗艺而怀念麓，钤山也于是成为绝响。其离合的缘故，与唐代完全一样。君子对此不能没有遗憾。少宗伯刘衡野先生，以奇异的才华、深奥的学问成为文坛冠冕，在清贵仕途上历任二十多年，宏文大册传遍四方，忠言嘉谋震动朝廷。戊戌年春，他首先倡议伏阙，上疏请求册立东宫。天子虽然下诏严厉责备，却由此知道朝廷内外的心意大都服从圣断，成就了辅翼君主的功劳。先生在南宫所上诸疏，都凝重坚定、独立不移，不吞不吐，使群小侧目。世人都把敬舆、长源一类的名声归于先生。先生虽然退居海内，世人把他比作惠州、衡山，却用他的出处进退来衡量天下轻重，仿佛没人敢仅以诗人词客来求见先生。先生却没有一天停止作诗，沉浸于六代诗歌，包容融会三唐诗风，文采高雅华美，兴寄萧疏高远，内心没有枯竭的思绪，外在万象没有遗漏。他的长子汇编所作，成《青藜馆集》；虽然还不能见到先生全部作品，但都达到了才情所能达到的极致，穷尽了诗家变化。因此，说先生是延清、摩诘而不对，说先生是敬舆、长源也不对；说先生因为人格和地位而使诗歌受到重视，不对；说先生因为文章和功业而使诗歌受到重视，也不对。先生大概是曲江一流的人吧？自从先生的诗集流行以来，唐代以来名公卿在诗歌方面相形见绌于穷困诗人的羞惭，至此可以吐气了。先生曾说：‘杨子云轻视雕虫小技而不肯从事，却称美《美新》之文，怎么敢和我家中垒校尉、外戚封事相比？’所以他亲自把书斋题名为“青藜”，将要以古代三种益友为友；而我把他比作曲江诸君子，是借用唐代来评论诗歌。○《江西乡试录》序

译臣认为，国家求取人才，可以说已经很勤勉了。而历朝累积形成的科举法令，到皇上这里才开始大为完备。从前各郡国在胶庠领取廪饩的生员，往往要经过二十多年才能有机会见到辟雍的盛况，大概头发已经斑白而身材短小了。皇上采纳礼官的意见，规定不按常期贡士，著为法令，世世代代遵守。从前国家遇到大庆典，如皇子出生、册立东宫，偶尔扩大一次取士名额来表示特殊恩典。皇上采纳成均的意见，令两京各增加二十五人，著为法令，世世代代遵守。从前让京朝官主持会试，大概是因为慎重，举行一两次后很快便宣布停止。皇上采纳科臣的意见，完全按照两京成例办理，著为法令，世世代代遵守。这三件事的议论如同聚讼，想来也是有认为不便的人；但皇上全都否决，没有施行。而且皇上圣明独断，各部门上奏建议，也不是都能获准。唯独议论到宾兴取士之事，没有不奉行圣旨的。啊，尊重贤才、崇尚文教的心意，勤勉恳切，极其美善厚重，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吗？国家的法令，以简明为功，以繁琐为弊，以纷繁更改为扰乱。唯独兴举贤能、选拔士人，从疏略变为周密，遇到变化便通融变通，使真正的人才接连出现，无不由此而来。乡试制度历朝多次改定，到皇上这里大为完备，并且又从今年开始实行。今年能够得到人才吗？只是臣怎能不承担这项任务？臣是东海的孤寒之士，蒙皇上拔擢，得以执笔于史馆。皇上临朝，臣充任传递册书的职务；皇上御临讲席，臣充任执经侍讲，已经五年了。皇上居于深严之处，臣从未有机会陪同法从，只能索取长安米粮，实在惭愧。如果借主持衡文来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这正是臣竭尽驽钝之才的时候，怎敢不勉力？臣从年少时起，父亲便把江西诸君子的书授给臣。往年奉命册封吉王，出了豫章境内，询问那些通往庐陵、南丰的道路，却都不在王程之内，最终没能走过他们的山川、瞻拜祠堂，只能遥想而感慨罢了。至于各位士人对于欧阳修、曾巩，就像水木都有本源，后代都有谱牒一样。他们执笔作文，难道不都是两位先生的绪言余韵吗？臣得以接受并纵情阅读，把其中尤其雅正驯顺的选录出来，呈送天府。即使神理绵延不绝，典范仍终身不泯，向古人求友的心愿已经十分满足，臣又怎敢不勉力？从前戊子年，主持江右乡试衡文的人，是臣的房考官。这次任事，江右人士寄予厚望，臣说：‘我这等人，识别人材、得到人才，能不愧对老师门下吗？’ 臣又怎敢不勉力？然而，臣所勉力竭尽驽钝的，只是校阅文章罢了，而臣实际上并不熟习文章。臣所熟习的是应试、应对主考官，并不是亲自做主考官。主考官若懂得文章，就会录取它。帖括之文与根据德行道艺取士，并没有不同。韩昌黎举荐欧阳詹时说：‘读他的书，知道他最重视慈爱和孝顺。’文信国对策时，王应麟主持贡举，评论说：‘忠肝贯通金石，古人的义理足以列入龟鉴。’这些都是舍弃文章的表皮，得到它的骨髓。有神明启示主考官，使他超越通常尺度、见识深远。臣实在怎能做到这样，却差不多可以凭借甄别认识真正的人才，来厚重宾主、师友之间的情义吗？但臣有话要用来劝信各位士人：士人不自我夸负，才能不辜负君主和父母；不辜负君主和父母，才能不辜负朋友。磨砺节操、建立声名，承担宏大的责任。士人自己获得这些，他的声誉光彩影响到举主，都是多余的收获。士人难道宁可爱惜这些余光而不肯借给别人吗？臣若只凭识人知文的声誉，却丧失根本，反而用臣不能做到的事困扰臣，这并不是朋友之道。臣能够侥幸不获罪已经很好了。本乡前代正直贤者，如杨文贞由布衣起家成为名相，况且苏州由掾史起家成为名臣。他们并没有通过贤科，声名实绩却远超常人；难道如今取士法令比草创时期完善十倍，得到的人才反而逊色吗？又何必这样取士呢？历朝科举制度如此纷繁更改，各位士子也要努力啊！○《素雯斋集》序 韩昌黎论文章，说王公大人如果不是天性有才能并且喜爱文章，便不容易把文章写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前代暂且不论。近世如北地、关中，取法左氏、太史公；毗陵、晋江，步趋欧阳修、曾巩，作者多如树林，难道一定要穷困才写得好吗？为什么有才而又爱好文章的人这样多呢？推究创作文章这件事，以治理国家为用途，以亲历境地为功夫。玄圭乘载，《禹贡》因此得以陈述；赤舄主持成就，《周官》因此得以写成。五方的歌谣风俗，常常等待使者乘轻车去采集。所以官府的图书，难道只是闭门制造的吗？有时山川给予助力，有时朋友相聚胜过读书。因此有人一行经过边塞，文章骨力便老成；有人游历剑外之后，文字的绳削工夫便不再烦琐，这就是证明。《素雯斋集》，是宪大夫福生吴公所著。吴公才华俊秀出于天授，学问深奥足为人师。在他讲学的虎皮座前，求教文字的门生很多；四通八达的都会中，传布他的文章已有日子了。等到循序升入仕途，在郎署中潜心民政，便尽数发挥才学，仰佐宰辅；权衡而论天下事务，挥笔进献良策；施展雕龙、炙毂般的文辞，驳斥弘羊盐政的主张；并且请求免除左藏钱粮以救济东部边疆。当时军情文书交相奔驰，吴公也同时应对各项事务。命令严明，先期准备；田野间断绝了因缺粮而发出的呼声。把后来的事情作为前车之鉴，先前筹划的策略必定得到验证。于是觉得封狼居胥山可以封禅，十六卫也可以恢复。到云中督运粮饷时，编纂《云纪》四卷，考察经书、按核传记，援引古事说明今事，考察九塞各族的情形，抒发帝王万全之策。读他的书，即使老马也都可以认识道路；采用他的谋略，天狼星所象征的敌人也不难坐而剪除。这难道不是医治沉疴的砭石、荒年中的稻粱吗？我曾说，博学综合的人不能列入艺苑，是才力受到拘束；深入义理的言论不能在词家中显得艳丽，是文体受到限制。吴公胸中学问深如渊海，笔锋如电飞掣。自诸子、史书以及空玄之学，没有不考察其会通之处，精于拟议。专攻坚实之处而不攻瑕疵，采用新意而不重复旧说。树立一个义理，便能使环环相扣的疑难顿时解除；搜寻一个幽隐，便使华表先为之忧愁。像水一样，因地势不同而形状不同；像雪一样，遇到不同事物便呈现不同形象。因此，骚赋、古体律诗，箴铭、记序等文章，都能得心应手，依据境遇产生感情。既有齐梁文章的绮丽，又兼有燕赵文章的悲壮。东南地区的美好文采，全都在这里了。听说吴公参加宏词科考试时，偶然因为鲁鱼之误而缺少金马之职的回报，当事者至今仍为此惋惜。然而，他的功勋事业日益显著，名位日益隆盛，阅历日益丰富，积累酝酿日益深厚。藏在名山的副本，还看不到他的创作终止。騄耳在天子的马厩中奔驰，步伐更加从容；黄河之水荐用于明堂，光彩声誉更加辉煌。继《素雯》之后流传的作品，我不知道还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不才，入朝已经二十六年，三次完成任职，感到再次听到足音，赞叹至美而不加修饰，姑且把这些话冠在篇首，试着拿来请教真正懂文章的人。○《陶白斋稿》序

译《陶白斋稿》，是我朋友章公觐行卷中十分之一的作品，由他的弟子敬亲手抄录并校刻。为什么称为“陶白斋”呢？章公觐平生仰慕彭泽、香山两位先生，所以把书斋题作这个名字来表明志向，这也是稿中一瓣心香。白居易晚年六次礼拜，向柴桑陶渊明致敬，就是这个意思。我过去曾同冯咸甫等人在斋中结社，早晨聚集构思经生文艺，各自欣赏完毕，便点灯押韵，每人作几首诗。每到半夜便狂饮狂歌，拍掌说：‘这不是少陵吗？这不是长庚吗？这不是摩诘吗？’于是章公觐挥袖起身说：‘我比彭泽如何？比香山如何？’他的弟子敬便从旁斜眼看着说：‘玄宰得到少陵的骨，咸甫得到长庚的韵，我的老师章公大概在二者之间吧？至于我这个不才，也不过像孟襄阳罢了。’当时我们都年轻，凭着意气，谁也不肯服输；表面上虚浮地仰慕古人，实际上错误地自我夸赞，旁人都侧目，称我们为狂生。章公觐当时负有声望，年龄又稍长，主持我们这一党的盟会；我们像兄长一样尊敬他，他则称我们这一党为“狂生”，大概也算是以古人为友吧。不要说我们这些人仅仅仿效陶、白两位先生罢了。章公觐已经走在我们这一党前面了。适逢子敬校刻完成，便说不才应当作几句话。唉，除了不才，还有谁应当作这篇文章呢？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党中几位知己，以及结社的来由。至于章公觐的诗，恬淡闲雅近似陶渊明，旷达豪迈、寄托深远近似白居易，就等待知音来评定吧。至于章公觐的神情近似两位先生，而色泽容貌未必完全相似，这也等待知己来评定。不要让我们党中几位知己，被个人偏爱蒙蔽，仍像少年时那样表面仰慕古人、错误地自我夸赞罢了。○《何士抑居庐集》序 我的朋友何士抑居父丧极其谨慎，曾说：‘汉代原涉说过：“先人的坟墓，如果俭朴简约，就不能算孝。”’于是便在凤凰山山脚大规模修建墓地和墓舍，前来会葬的宾客多如云。马倒在地上，悲鸣着不能前进。松、柏、楸、梧整齐地排列，俨然如林。大概士抑的家产已经耗损一半，但哀痛思念始终没有穷尽。每逢寒霜凄清、月色寒冷之时，他便在墓头呼号，不忍离去。间或作诗作文来抒发情怀，同时也没有废止唱和应酬的篇章。——这就是《居庐草》。自古以来，居丧之言不应有文采，所以苏东坡居丧时谢绝宾客、停止诗文，晦庵朱熹也认为这是知礼；但实际情况未必一定如此。从前王羲之的许多法帖，有一半出于问病吊唁，在哀痛中形成书法，所谓泪水沾湿旧笔的作品，反而独自流传至今。古代孝子的《白华》篇，三百篇没有收录，束皙补作，读者最终仍因没有见到失传的诗而遗憾。这样又有什么奇怪的，士抑有《居庐草》呢？我有伤弓之痛，每次放下它都不忍阅读；即使读了，也不忍读完。然而其中文辞辛酸，声调气韵悲婉，如悲鸣的寒蝉、劳苦的鸿雁，使人听到便流下眼泪。难道清欢之言难以模拟，而愁苦之语容易写得精工吗？即便如此，士抑的作品发于真情而止于礼义，大概正是古代孝子表达心志的道理。何况他的言辞雅正美丽，卓然可以流传。我任职史馆，便把它交给乐官，使它排列在《白华》遗篇之后。○《沈公路文集》序 我过去曾同陶周望谈论文艺，认为人的弊病以通达自负最为严重。周望说：‘阮籍的《咏怀诗》，为什么这样郁结而奇特？’我说：‘难道你没有见过苏门山中那些诗篇吗？晋人常说：“假使我能获得死后的名声，不如活着喝一杯酒。”这句话用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很好，却不能用来作为著述之林的道理。潘岳、陆机、沈约、谢灵运这一类人，得到一句佳话，就如同攻下一国；商量一个稳妥的字，就如同遇到一位导师；专注得像癖好，冒失得像痴狂，取得很多像贪婪，不肯谦让像愤怒。烈士为名声牺牲，和夸张之士为权势而死一样；若不是这样，又凭什么流传不朽呢？’周望淡泊仕进，努力钻研古文，认为我的话确实笃实，只可惜他寿命不长；如今我又对沈公路有感慨。公路家族世代承袭美德，才华像谢幼清那样出众，既游历典籍的园地，也领略园林的情趣。他性情又狷介，深居简出，不与达官贵人交游，也不在高门前悬挂名册。他作诗，不过是酬答平生爱好；为什么违背珍重生命、放宽心胸的道理，不遗余力地缠绵于险韵，层层叠叠连篇累牍，书信写满百函，箴言多到九士，忧惧勤勉不已？他曾担心日渐逼近的死亡就在面前，又担心缄默不言的人在身后议论自己。中年多病，身体和名声哪个更亲近呢？然而药包和诗筒杂然并进，吐露心肝肺腑，捻断胡须，不仅像癖、像痴、像贪、像怒，而且兼有四愁、八苦，而著述的兴致始终没有衰减停止。究竟是谁在逼迫他？难道只是坚守这种偏执的准则吗？假使公路能够踏足仕途，驰骋于词章营垒，使他的道路更加宽广、气势更加昂扬，那么送别怀人便不会只限于眼前的同伴，登高吊古也不会只限于封内的山川；驰骋文思、探取幽秘，著书充满家室，必定会有比这部集子丰富的作品。这是文人的习气、志士的深沉，必定由他的嗣子谷似以博雅之才继承，汇集刊刻，传遍海内，与孙太白、王履吉并列受后人祭祀。唉！公路真正活在作品中了。○《芝山集》序

译《芝山集》，是丽江世代守土的生白木公所著。德靖年间，李、何、边、康诸人使海内崇尚高雅文学，已经向东传播、向西流布，却还没有达到南方。自从杨用修被远谪碧鸡，张愈光在鸣皋和鹤，滇洱诸侯中有雪山公起而应和。大历年间的典范、杜陵的精华，宛然相似。当时文翰之场，使荒服地区进步而接受上国教化，使蛮夷如丝被浸染、如金被铸造，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传到第三代成为生白公，他承继雪山公的事业而更加宏大，以忠勤报国，以知止知足修养自身。祖传的砚台令人追思，读书的种子正在茂盛；他枕经籍史，与寒门士子争相勤苦，探取幽秘、驰骋文采，即使词人少有和作，如今他的集子都在这里。张宗伯称赞他清新俊逸、淡宕精深；周学士称赞他触景生情、才高调雅，这大概接近钟嵘的定评、玄晏先生的确论了。但我读公的集子，又有不同的发现。杨用修虽然博通四部，但从佛典中取材仍很节省。李于鳞自称秦汉以后便把佛典弃置如遗，即使旁引竺乾之书，也只收取华丽辞语，像唐代梁补阙、宋代苏端明那样的作品，却没有。看看生白公那些寒山和诗、偈颂、骈丽之语，无不盘旋于究竟义理，归向大乘佛法，发出频伽鸟般的妙音，具有贝多罗叶经文的本色；而且不废弃小乘果位，也不滞留于无为之境，难道只是文人的智慧业缘，实际上还隐含着开士的宿根吗？染色后仍然是原来的东西，却成为六铢重的天衣；铸造后仍然是原来的东西，却成为八琏规格的法器。这已经有超越诗文的地方了。难怪他能脱去轩裳官服，独自遨游在尘世之外。丽江距离吴地万里，公辗转派遣使者，把作序之事托付给我；我感叹交游之道竟有神助，赞叹豪杰本来无需凭借外在条件，姑且写下这些话，附在两位史公篇末。○《消暍集》序 品评诗歌的人没有不赞美谢灵运而推重陶渊明的。陶渊明吟咏荆轲，难道像是在为谢客作诗吗？张良奋起，鲁仲连以退秦为耻，这些谈何容易，正是从前鲁勾践所斥责的。于是把桃源寄托在逃避秦乱之中，不书写义熙年号，含蓄深沉地寄寓黍离之悲，超过了在秦庭哭泣；这也可以说是剑术精妙了。澄江夏茂卿，是当今的柴桑翁。他在毗山隐居四十多年，母亲太夫人在世时，不敢把自身许给他人，确实如此。太夫人以自然寿命终老后，他以《蓼莪》之痛承受哀伤，对着墓地发誓，操守更加坚定，世人无法窥见他的内心。等到大宦官煽动暴虐，江左诸贤中那些过去以兄长礼敬茂卿、以老师礼事奉茂卿的人，不能把身体发肤归还给所受之亲，才开始知道坚卧守孝之行与鬼神的吉凶相合。所以把陶公的遗荣全部归给陶公，把孺慕之情全部归给茂卿，都是只看眼前的评论。两位君子出处进退之际，一个如闲云，一个如介石；一个如连片树林中的独树，一个如山谷中的幽兰。二人之间虽有小小不同，却不妨碍都成为善人。求学之人博览群书，穷究幽深微妙，却不必一定追求深奥解释。以礼法自持，说话必然雅正，却不必纵情高歌、恕罪酣醉。穿着黑衣而崇尚笃实，寻求深厚友情，求教奇书的客人每天增多，倒屣相迎的礼节更加隆重，却不必因此停止交往、断绝游历。即使把万卷书留给后人，也必定精心琢磨美玉；雍容和穆的典范落实于自身，弦歌诵读的声音充满居室，却不必一定有五个儿子来承受命运。假如他们生在同一时代、居住在同一地方，那么就会携手入林，不必再屈指计算了。史家所称独行之士，文苑传记往往不能兼收，因为忠孝名贤处在百行的上游，人们认为著述只是小事。又有人受到才情限制、被事务困扰，即使已经沿着道路前进，也不能登上最高境界；而茂卿天性灵秀、精力充足，足以订立千秋事业，专心精研而不旁骛，美名成就在长久之中。他的文章可以令人相信并流传，他的诗可以引发兴感、抒发怨情。[原文此处有字词残缺]的篇章，具有《南史》记载楚臣的笔法，郁勃恢奇，有助于宣扬名教。颜光禄的《五君咏》、杜少陵的《八哀诗》，都在他的酝酿之中。由此可以了解茂卿了。这部集子题名《消暍》，试着痛快地读上几遍，应当会有甘露醴泉从舌根之间涌出，不知不觉便使躁动的心情舒展开来。○《诒美堂集》序 从前刘邵《人物志》把平淡视为君子的德性。撰写文章的人，有能潜行于众多妙理之中、独立于万物之外的，这就是平淡。世上的作者，才情变化极多，似乎没有什么不能写；然而真正的大雅和平淡，关系到精神神明，不是那些名心淡薄、世味浅陋的人，终究不能接近。谈何容易！《出师二表》内外都以《伊训》为法，《归去来辞》足以辅翼《国风》；这些作品都没有固定门径，质朴而任其自然，这就叫作淡。那么，武侯的明志、靖节的养真，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澄澈锤炼的功力吗？六代衰微以后，人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它的方法。大体说来，人的技巧虽然丰富，天然真性却多被遮蔽；宫调声律虽然谐合，细微处有时仍会失准。思路枯竭，所以只好取续凫之长来补足；肌理浮薄，所以借助浓妆的妩媚。有时气力耗尽、言语枯竭，好像面对强敌而精神不能完足；有时贪多求全，好像陈列在市肆之中，格调却不能高远。哪里还能看见所谓立言的君子呢？京兆刘祝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刘祝先生在文艺领域精心钻研，已经将近四十年。当他壮年入朝时，在朝中任职没有多久，便依附亲人居住，隐居山林，靠粗茶淡饭自守，间或写作。神皇帝嘉奖他的纯孝，从田野间起用他，使他连续担任显要职位。即使不必种桑八百株、不必辞官八十日，他也能身立四方虚空之中，精神遨游八极之外。他归隐东山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他的文章创作，都像是从内心自然流出。即使他规摹西京文章，出入于王谢家法，又兼有词人的长处，也不过是余技而已。只有他的气度冲和夷旷，骨力苍劲，游行于自然之途，而化去雕琢裁剪的痕迹，这才是文章品格中最真实的一类，先生确实具备。近代名家中，这种秘诀已经很少有人看见了。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自隆万以来，历下、琅琊两派衡量天下文章，横加诋毁前人，几乎不给别人留下余地。末流滔滔而下，甚至超过了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一两个有志君子想挽救这种风气，却像小盘小盎中的水，不能掀起粘连天际的巨浪，只能被河伯讥笑。先生的文集问世后，谈论文艺的人终于有了可以折衷取正的标准。改变这种风气的时机到了。我也将拿着校勘削正的工作来追随先生，竟不自知自己的才力已经用尽。○《睢阳人物志》

译《睢阳人物志》，是刘文学刘瓒编撰的。从元勋大臣到节妇，共列为凡例十九条。它本来承接他祖父参知公的遗意，又经过多年咨询、润色，终于完成了祖父未竟的志愿，这已经十分勤勉了。书稿刻成后，他拿一部给我看，请我在卷首写序。我想起自己任职史局时，西蜀陈文宪公上疏请求修纂正史，朝廷诏令搜求遗书，于是遗书大量出现；但其中郡志值得采录的，只有徐大宗伯学谟所修《楚志》，其余都很平庸。神祖晚年，臣下的奏章十之八九被留在宫中，只有山阴贡士王应遴两次上疏请求修志，都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王应遴在宫门下候诏，随即授为中舍；除一统志以外，几乎增补了一半。适逢修纂实录，这项议论便搁置了。后来我以副春卿身份主持总裁事务，天下书籍又更多地汇集到礼部；打开来看，就像大官的宴席，品类虽然繁多，却没有合乎御厨标准的佳肴。想求得像古代先贤编纂《志》《耆旧传》那样，足以供金匮石室旁搜采择的材料，实在没有多少。假如各郡各国都有像刘文学这样善于著书的人，把人物错综编排，使其光彩彬彬、流传于琬琰之上，那么到处都有睢阳这样的书，岂不是史家取材的一大快事吗？刘文学说：“本邦的名臣巨卿，曾与山河同久、镌刻金石而流传后世的，世上本来不应有不知道的。只是那些闾巷中的平民、闺房里的孤寡妇人，一生困苦却敦厚守行，甘愿经历九死来殉守节操；其中有些是子游《月旦》所没有听闻的，有些是士元以风教勉励、却未曾收录的。因此我宁可表彰他们隐微的过失而不只表彰显著的人，记录他们细小的过节而不只记录重大的事。”唉，文学用心竟然如此，差不多可以说是美化人伦、敦厚风俗的纲要了。他所起的裨益，哪里只是史书的作用呢？哪里只是史书的作用呢！○《漕抚奏议序》宋代韩魏公的声名德望，超过范希文、欧阳永叔；但魏公自己说，平生从未以“胆”许人。“胆”这个说法，在孙思邈以前本来没有明确出现。难道曾子的“大勇”、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圣贤之胆吗？承担重大任务、投身艰难局面，没有胆量便无法胜任；临机应变，没有胆量便不能决断；建立威信、消除祸患，没有胆量便不能振作。古代能够担当国家重任的大臣，见理明白，办事审慎，所谓应该立即全力赴难，置宠辱于不顾，忘掉赞誉和毁谤，独来独往，独断独行。即使有樗里子那样的智谋，也不能赶上他回旋应变的才智；即使有鬼谷子那样的机变，也不能赶上他仓卒处置的能力；若不是骨气刚强、精神完足的人，谁能担当这种事业呢？如今大司徒、宪葵王公，就是这样的人。王公从任仪曹郎时起，便援引大义直言进谏，竭力争取建立太子，不怕九死。神祖鉴察到他的精忠，国家根本于是确定，天下人都为之壮举。后来他由卿寺出任节度使，开设幕府于畿南，文武事务无不适宜，没有一种器用不精。三辅是重要地区，他如长城般屹立在那里。适逢淮抚衡阳陈公告假归乡，王公通过廷推接受特别任命，总理漕运事务。于是七省将吏听闻畿南政令严明，都谨慎地接受约束。好比李临淮进入郭子仪军中，军中旗帜一变；大概陈公的政令取简约，王公的政令取严肃吧。这时淮北连年饥荒，宫中使者四处奔走，又加上辽东军队失利，奸人萌生异心；转运粮草、征发粟米、征召士兵、航海运输，事情艰难到极点，比往年增加十倍。王公观察其中的关键，多次上密封奏章，提出请清理淘汰、请免除赋税并赈济、请宽减宗室狱讼、请压制宦官横暴、请恢复漕运旧规、请停止海运等建议。他所分条陈述的事情，多得更换仆役也数不清；同执政者反复辩论，竟不下十次。他认为圣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劝说，善良的人能够接受尽情的直言，所以宁可直截了当，不要委婉；宁可方正，不要圆滑。他要开辟正门，不走旁门小道；要做离弦之箭，不做处在后面的錞；要做四九之龙，不做首尾两端的鼠；要做登殿的猛虎，不做车辕下的驹马。即使批逆鳞、触马足都很困难，端正纲纪、惩治贪污，谁不是怨恨的对象？稍微有一点顾虑观望，便会产生迂回遮掩。王公凭一片孤忠自信，百般忧虑全都排除，终于收到皇上信任、同僚友善的效果。像韩魏公一样，同世之人都不肯以“胆”许他；那么又有谁可以用“胆”来许王公呢？我听说神祖时，常常因为军国重事，命九列大臣在朝廷上共同议论；等到众人都到齐，彼此相顾默然，没有谁适合首先发言。这些本来都是国家的典章，明白事理又熟悉政务的人，难道会昏昧而毫无成算吗？只是宠辱、赞毁堵塞其中，于是刚大之气隐没了。从今以后，所谓提出必然可行的谋划、打破因循沉默的陋习，已经有桂圭在了。从前魏公命他的儿子忠彦收集谏诤奏草七十篇，分成三卷，说是“差不多可以彰显我的君主听取劝谏的美德”。这难道不也是给后人作榜样吗？王公刻印这些奏议，心意大概也是如此。○《榆林杜日章三教逸史序》榆林杜冠军从榆阳先后两次寄信给我说：“我是三教逸史的作者，因多病而停止机心，坐着便进入了这条道路。希望您为我精心评论。”我明白杜冠军有许多癖好，但冠军的话难道不是真心话吗？通达之人用来觉悟世人的道理，词人从来没有越过门槛去问。那些竭尽毕生之力，呕心刻肾，因一句话轻相诋毁，甚至像持白刃相仇，也实在被求名之心愚弄了。即便如此，不朽的盛事，有时因巧而成，有时反而由愚而入；一旦解除名心，即使是五霸所争的东西，也会傲然不屑于著述，何况其他呢？替邹鲁之学说话的人说：“诗赋是小道。”替老子学说说话的人说：“名声和身体，哪一个更亲？”替竺干佛教说话的人说：“这是绮丽言语的业障。”各有所舍弃，也各有所建立。所舍弃的，能够使人心意穷尽；所建立的，能够使人的事业迁化提升，这就是晋代江左的情形。逍遥往复，辩难不断，支遁、许询的玄理大为畅达，而潘岳、陆机的文学事业却中途衰落了。风雅之道沉沦，难道不是因为通达之人从中助成的吗？我听说冠军的祖先中有征南将军，喜爱《左氏春秋》，世人把这种爱好比作马癖、钱癖。又过了三百年，杜甫有喜爱佳句的癖好，自己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冠军的病，也正像这样。冠军难道也把这两位君子的癖好当作病吗？如果不是，又为什么要把三教的微妙言论当作药呢？譬如猛士奔赴敌阵，一鼓作气；如果不是巨鹿之战震动天地，便不痛快；如果不是昆阳之战使虎豹般的敌军股战栗，便不痛快；而忽然拿起桐木、练丝，去寻求所谓广陵之曲，那就不是同一类事情了。假如冠军做儒者，他将成为侠客、名士、幽人，我没有不赞同的；但我还没有把他当作三教史的作者，是知道他沾沾自喜于二位祖师的癖好，却还不肯解除这种执着。有个人替冠军来折服我，说：您谈晋代的事，那么陶渊明难道不是晋人吗？桃源、莲社，难道必定会降低诗的格调吗？您为什么不稍稍替自己留些余地？我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程氏墨苑序》

译能够流传的器物，如三代的鼎彝、籀书的鼓、欧冶子的剑、李斯的玺、何氏的瓦、宋代的陶器和砚台，都凭借金玉土石等不同材质，长久保存于世；世人也把它们置于收藏和玩赏之间。只有墨不是这样：试用它时像吹竹竿，必须一一吹过；已经使用时像吃甘蔗，直到被丢弃也不厌倦；它在纸上悄悄转移，像火消融油膏，人却不知道它的功效；它完成作品时又像春蚕结茧，最后归于乌有。以这样容易朽坏的材料，承担必然被磨损的用途，几乎没有能长寿的同类了。可是李廷珪的墨却以长久著名。当时因为德寿、重华两宫的购买，才得到一笏；它的名声和定价，能够与历代重器相比，而胶煤茎草所制的墨，其寿命也可以使金玉销毁、土石熔化，难道不确实是珍奇之物吗？不过，我所说的廷珪墨，是说墨亡去时有利，而墨保存时反而无利。墨一旦消失，便归于虚无之乡，无法比较；正如梁鹄的书法、弗兴的绘画，形制模样永远绝迹，只剩名字流传罢了。墨保存下来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我听说廷珪之后，有蒲氏墨、赵氏墨、林氏墨、叶氏墨，都可以与它相及；但所谓“一点如漆，百年如石”的称誉，唯独归于廷珪，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名声。这样看来，赏鉴之家已经有拔竿而起、领先众人的人了。如今程氏墨遍布天下，和他才能相当的人理应竭尽全力与之竞争；可是几年来没有听见有人超过并领先他。各位公卿的酬答赠诗，都认为他的墨横绝四海，不减于奚超。百年以后，君房这个人虽然不在了，却还有君房的墨；千年以后，君房的墨也不存在了，却还有君房的名字。我凭什么知道呢？难道从当世赏鉴者的聚会中知道吗？君房大概不会改变自己如玉般的操守吧！君房曾经不能释怀于方氏，想穷尽方氏的技艺，所以在制墨上竭尽精力，用一丸墨堵住对方的关口。男子如果没有刚强的心肠，只能悠悠然苟且视息，能成就什么事情？君房真是有志之人啊！他的墨能够流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房游历我郡时，没有和其他人交往，只来索取我试墨。那天池水全都黑了，于是我为他写下《墨苑序》。○《人日诗后序》笔墨之事，真正高明的工匠都要苦心经营，从来不敢仅凭耗费气力来应付。尤其精妙的作品，有时在醉中完成，有时在梦中完成，有时在病中完成；精神神通游动，无所不可。难道一定要精神愉快、气力旺盛，造物才能完成吗？世人传说张旭号称“草圣”，饮酒数斗，用头蘸墨，纵笔书写在墙壁上，仿佛凄风急雨，观看的人无不惊叹。王子安作文时，每次磨墨数升，蒙着被子躺下，熟睡后起身，文章一字不改，仿佛有鬼神相助。这些都是在笔墨途径之外得到的。如今观察王先生在人日生病，不喝酒，莫廷韩送来内府的良药，他便靠着枕头写诗二十多篇，答谢诗全都像《风》《骚》的鼓吹。这样，他就同张旭、王勃两人鼎足而立了。先生性情高洁简淡，恬静淡泊，构筑百尺高楼，超然尘世之外，颇有遗世独立的意味，又自称九霞子。如今读他的诗，《黄庭内景经》的微妙言语，其中保存了很多。先生既然已经成为餐霞之人，难道还要等待内府的药物来治好他的泉石膏肓吗？假如有烦恼疾病的人，披阅这些诗篇，便能五脏清凉，不亚于饮用上池之水。既然如此，先生究竟是病还是不病呢？这又是超越一般诗歌的地方。○《袁伯应诗集叙》去年重阳节，我已经替袁公伯应写了制义小引，勉励他以专门之学成为名家。今年秋天，伯应从睢阳寄来一部近体诗，也在重阳节送到，并且请我作序。我和伯应的尊父少司马一同在兰阳陆先生门下中举。司马平日曾教给我教育孩子的方法，说：“伯乐能够鉴识千里马，却教他的儿子鉴识普通马，把普通马当作千里马；这并不总能成为善于鉴马的人，也没有什么用处。”像伯应这样喜爱称说诗歌，难道不是违背司马公的心意吗？不过时代到了，事情兴起，怎么可以拘泥不变呢？隆庆、万历之间，士子拘守科举的尺寸规范，除了宋人的注疏以外，一步也不敢窥视。二十年来，破碎的器物重新磨成圆形，逐渐浸染而放纵广博；诸子、史书、玄学，旁及稗官小说，没有一样不被拿来服务于科举文章。假如把作诗的才情用于文章，我知道他俯拾青紫官服，必然不会有疑问。况且就制举义的评论来说，瞿、王两人登坛称雄，信阳、北地都不能与之并驾齐驱；不是才力不及，而是受时代限制、被制度束缚。假如如今有李、何二人降低格调来写制义，经过都市、越过丘陵，绝尘奔驰，哪里还需要顾虑别人的议论？司马公《海市》等诗篇，正所谓“清新如开府，又能建立威势、消除祸患，声名震动大荒之外”。世间本来就有文武兼备的人，为什么要奇怪伯应既以制义著称，又兼以诗歌著称呢？至于伯应的诗，具有郁郁苍苍的唐人风味，世间自有钟嵘那样的人能够鉴定，已经没有必要等待我的评论了。○《期赠篇序》

译《期赠篇》，是我们这一党人为陆伯生六十岁所写的赠言。百年称为一期，六十岁也称作“耆”。我认为伯生可以称为百年之期。凡是词人的年龄，不能只按甲子计算。从前老子提出不朽的长寿，《太易》看重可以长久流传的事业；人的身体，无论贤愚都同样归于尽头，只有言论建立、名声成就，才可以与天地同其寿数、和日月同样发光。伯生就是这样的人。人的大年不一定要兼有小年，往往如此。前代姑且不说，本朝词人如高子业、何大复、徐昌谷，都没有活到下寿；但论他们的声名，却正像彭祖那样的人也算早夭。即使如此，假如骐骥施展十程的力量，梧桐、楸树长成参天大树，笔力与年龄一同老成，智慧反而因年老更加精练，那么这三个人即使面对西京、盛唐诸名家，也未必逊色。伯生却兼而有之。他苦心刻肾，仿佛违背卫生养生的经义；他抉指凿窍，仿佛触犯造物主的禁忌；但他的精神和义理格外超卓，容貌反而更加润泽。他的诗文翰墨已经因六十岁而变化成熟，而他本人却才刚刚壮盛。近来他把赤县之内的山经地志搜集起来，汇成一部书，说：“从今以后我把自己的脚包裹起来就够了，不必出门也能行遍天下。”这大概就是有道的通达之人吧？我认为伯生可以称为百年之期，正是因为这个。回忆我二十岁左右时，曾和陈太史伯求谈论天下士人。太史谈到伯生时说：“所谓自己达到青云的人，不是依附青云而成名的人。”伯求已经名垂千古，而他当年预先留下的评语，伯生竟然没有辜负。大概自琅琊喜欢用名声来奖掖后进以来，二十年间，吴中谈论文艺的人，没有不驾车束马、奔走娄江道路去拜访他的。琅琊又多次用言语提拔伯生；伯生交游的道路虽然很广，却唯独收束自己的事业，不凭一张名帖求进，然而琅琊所赞誉的人，各自凭自己的造诣获得声名，并不是因为有琅琊的缘故才受重视；伯生却正因为没有琅琊的援助，反而更加受到重视。伯求可以说是真正了解人。因此我采录他的话，附在《期赠篇》中，并且把它赠给长公道冲，使他知道世交之间的情谊。至于我自己想说的话，诸位士大夫已经替我说在前面了。话说到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增补的了。○《樾馆诗选序》汉武帝的房中乐府，采用唐山夫人所进的十五章。当时枚乘、司马相如都在朝廷，难道没有像荀悦、刘向这样的人吗？却不以它配合管弦、撞击金石来演奏，这种鉴识裁量是多么超卓啊！卓文君的《白头吟》只用少许篇幅，便胜过《长门赋》许多，所以司马相如心灰意冷，厌倦游宦，不再走茂陵之路。实在是因为远山般的眉黛每每随着时光衰逝，而才情和华丽辞藻却千年不衰。宋玉、陈王的赋，只描摹艳丽的外貌而遗漏修养才能，还不能算具有真正的鉴赏眼光。当今闺秀作者，不能不推尊草衣道人。看她的新集，如《贻桐汭》五言古诗四篇，很有韦司直诗歌的古朴淡远；《代陶琴》《代庄蝶》等篇名，也都是独自创制。大体说来，闺秀的诗虽然才情丰富，却少于开拓诗境，没有像道人这样凭空开凿、独创新境的。难道她只是因情而发、绮丽婉约，写作《十离》一类的宛转歌曲吗？我又听说道人树立精进的幢幡，披着忍辱的铠甲，以月上为师、以南岳为友，不愿仅仅以诗人身份流传。还谈什么唐山夫人、卓文君呢？是我错了，是我错了。○《鳯凰山房稿序》科举文章的变化，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来由。大概自宋代元祐年间程学与苏学发生洛蜀之争以后，过了一百多年，考亭朱熹出现，程学便胜过苏学；又过了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现，苏学又重新胜过了程学。姚江并不曾公开主持苏学。天下学者也不都是读尽苏氏的书、写作苏氏的文章。不主持苏学，却能解开黏着、除去束缚，这与苏学相合；不读苏氏的书，却喜爱庄子、贾谊以及释、道之学，这些正是子瞻读过的书；不写苏氏的文章，却虚旷恢谐、诙谐戏谑、文澜翻转变化，蒙童小子往往也能在言谈笔端得到它的影响。这就是所谓有大力者背负着它奔走，即使朝廷的功令也不能挽回。嘉靖、隆庆年间，有归熙甫，大概算得上豪杰之士。看他所写的古文，前面不像李梦阳、何景明，后面也不像晋江、毘陵诸家，卓然自成一家之书。当时的人没有真正的鉴识眼光，他稍稍被王世贞、李攀龙的声势遮掩；但终究应当流传到后世。如今这种风气也像岷江的源头一样，正在泛滥。熙甫写科举文章，也很奇特。主考官凭自己的意趣去寻求他的文章，常常误把别人收为举首。他说：我的朋友何士抑，很早就成名，却屡次受困，悬挂他的文章遍布海内。主考官收取后又失去它，没有一篇不像熙甫的。只是熙甫自守得非常坚定，不能改变自己的文业。士抑才力丰富而体制完备，没有什么不能变化，这才是奇异之处。士抑把先父安葬在鳯凰山原野，便依山筑室，断绝城市踪迹，在其中著书，名为《鳯凰山房稿》。虽然文章极其瑰奇，但王、唐诸家的规矩法度仍然森然存在。难道已经达到神化的境界了吗？士抑对于当世知名人士那些用于科举、博取功名的文章，很少有合意的。我曾对他说：“这件事自有主持者，正是因为坡公主持政事的缘故。您能够夺取他的旗帜吗？我愿意站在墙上观看战斗。”于是读了《鳯凰山房稿》，把这番话写在卷首。○《叶黄门奏议序》

译我董其昌曾奉诏修纂三朝实录，虽然其中还有经营编纂而未完成的部分，但起居日注以及六曹奏章等书，都得以翻阅，因此对逆阉魏忠贤的事情深有感慨。魏阉最初依附客氏，擅自把宫禁中的物品带出，不过是一个盗臣罢了。当时光宗刚开始施行新政，内臣王安有辅佐功劳，很受众人称誉；魏忠贤倾陷王安，王安死后也没有人为他申诉冤屈，于是魏忠贤的声势日益扩张，形成内外隔绝、如釜鬲相分的局面。等到杨涟、左光斗发难，执政者不能救援，众多正直之臣相继被赐死，重大冤狱由此兴起。谄谀之臣和奸佞之人遍布要路，台谏陈述事情时必须同时颂扬阉党的德行，所以闭口不言的人反而被视作正人；而魏忠贤所希望得到恩泽的人，不论侯爵、公爵，都必须凭军功取得。宁远、锦州之战，正是他要镌刻丹书、与山河同久的时刻。我的同乡叶公任礼部给事中，身居礼官便只谈礼法，却不能跳出来谈论军事、弹劾时事；他曾说：“疆场上敌我交锋，幕府中应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功勋。”枢臣逼迫他，他反而拟写颂词，但叶公不肯应从，深深触怒了魏阉。王安曾是顾命大臣，魏阉想用危险的法令陷害他；适逢叶公推荐某公担任职方郎，因而曾与旧辅略有言语冲突，魏阉便拟旨派人呵斥大臣。科臣推荐贤能，是职责所在；逆阉却因此剪除异己、猜忌嫉恨。况且吕范不以解开仇怨为嫌，文唐也不以重新合作为嫌，更何况那些刻舟求剑般的追究、像飘瓦落地般的喧闹，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叶公之所以离开国家的原因，但还没有说尽。叶公所看重的是不被人看见、不被人听见的功劳，而他所消弭的也是不被人看见、不被人听见的祸患。魏阉已经由伯进为侯、由侯晋为公，欲望仍未满足；而内阁之地有皇帝和厂臣的诏旨，于是正如《晋史》所说“政权出自桓氏，祭祀才由寡人主持”，千百年来竟恰好相合。魏阉的党羽在朝廷上公开宣言，还要给他加封王爵；叶公当众斥责说：“难道六垣之中竟没有一个有血性的男子吗？”事情竟然牵连扩大到如此地步，我总算使这篇弹劾奏疏增添了光彩。复正之后，有人推荐叶公，把事情始末叙述出来；我从邸报中读到了这些。叶公从未喋喋不休地向人讲述，我这才佩服他的深远。叶公陛见时有所陈奏，诏书嘉奖他的刚劲节操，说“大哉王言”；三次旌表又哪里值得他以此为荣呢？所以我读他的奏议，特意把这些写在奏议正文之外，作为谏官的法则。○《北海张公记叙》壬申年春天，东莱刚刚发生叛乱，贼党才一千人，执掌事务的人赶紧下檄文调遣关宁军队，倍道兼程迅速赶去，本来很容易就能使他们解散。可是当事者却以抚养叛乱为命令，使贼人能够望见屋舍便有饭吃，厚厚地给他们运送牛羊；任用人如同取泥沙，所收买的赏赐都是价值百金的豪杰。我们这些债帅和孱弱士卒，简直像驱赶羊群去迎战老虎。于是东莱被围将近八个月，仍然依赖士大夫划定地界、登临城堞，破家财来款待士卒；铁笼般的谋略、玉璧般的智慧，无所不用，最终在血肉涂地之后保全了城池。虽然奉行了皇帝的决断，最终采用关宁军队，但若不是士大夫共同谋划，也不能达到这种结果。我当时在京城，听东方来的人传说，张考功北海以忠孝激励统率三军，坚守城池、鼓舞士气，朝廷上称颂他的人很多。可是北海所记的日历，竟然不把功劳归于自己；他的深远，实在难以测度。我曾考察宋代靖康年间的情形，有孤臣泣血记录日历。当时金兵粘罕环列在汴京城外，宋朝尚有精锐军队六万，最终却被敌人恐吓得收兵不战。金兵北返时，只驱逐赵氏同姓宗室，一个也没有留下，各部门官府都来不及应对。后来知道敌人善于使用离间，宋朝又多有卖国之徒，缓慢应付时有秦桧，危急时有刘豫、张邦昌。唉，如果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够保全呢？这是千古以来明亮的鉴戒。皇上勤于思考将帅之臣，不惜以宫端、铨部、都谏等名臣来伸张武举的功令。北海身居铨司，难道不是人伦的标准吗？面对急迫的灾难而推让艰险，和守卫莱州、建立社稷功勋相比，谁更值得称道？而圣明君主的睿智思虑，在那里取得了成效；在这里又几曾见过武臣有比张巡、许远更伟大的呢？难道不是上天授予的吗？难道不是上天授予的吗？孙男庭 广 廙共同阅看 《容台文集》卷之一终 ●《容台文集》卷之二 华亭董其昌玄宰甫著，冢男祖和。海上叶有声君实甫校，冢孙庭辑。序（二） ◆序（二） 《赵升之制义序》《俞彦直文稿序》《金伯发藁序》《戏鸿堂藁自序》（即答复赵公益的书信） 《源远流长诗册序》《吕氏族谱序》《马宪副崇祀录序》《吴伯实遗事后序》《志报录序》《屠孺人传序》《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寿序》《贺侍御达泉张公八十序》《封太史见峯张翁八十序》《封观察袁顺庵七十寿序》《唐太公无怀八十寿序》《封大理寺正杨澄宇公八十寿序》《封御史左太公寿序》《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阶寿序》《江隐君继环五十偕寿序》《宫保东宁伯寿毋百庆录序》《寿陈征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寿节妇董母李孺人五十序》《程母戴孺人五十寿序》《寿汪母八十初度序》《少司空祝耳刘公八十寿序》《朱襟江侍御六十寿序》《望江兄九十寿》○《赵升之制义序》严羽卿借用禅理谈诗，我也借用禅理谈文章。三十年前，我曾替赵公益拈出洞山宗旨；自王、唐以来，这个秘诀从未有人看见，赵公益对此大有领悟。当时他才二十岁左右，游学长安，还没有婚娶。回去后参加有司考试，压倒同辈，才华已经为当时所知；但他不肯专心完成学业，只管饮酒作诗，俨然成了旷达之人。我询问原因，他说：“已经有一个哇哇啼哭的孩子，可以把先生的衣钵传给他了。”这说的就是升之。我后来很久不再谈论文艺，但朋友告诉我，公益教导儿子十分严密，一刻也不放宽。升之喜爱读书，是他的天性，根本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事。他作文时机神纵横奔放，绝尘奔驰，正合于我所说的文章宗旨；曲折婉转，关节生动，再没有遗憾。笔锋灿烂，光焰万丈，和我相比，我不过是一点微火罢了。如今刻印他的行卷，公益唯独因为传承渊源仍在，请我写在卷首。我开玩笑评论说：“公益像愚公凿山，等待他的儿子完成；升之像王羲之学习书法，希望超过自己的父亲。”王幼度听后笑道：“三十年的窠臼，想不到竟被你掀倒禅床了吗？” ○《俞彦直文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