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五

译君子希望君主重视士人，并把君主最看重的东西给予士人，那么也只是应当讲求重视士人的方法。天子地位最尊贵，权力最重大，却不能凭此震慑士人，为什么呢？八方之内，在名义上没有谁不是臣子；人的升沉如同云泥，用人和弃人又如同荒鼠。这叫作君主的权力。万乘之主的社稷可以因此得到，而泰山却可能失去；细小的卵可以因此得到，而磐石和覆盂般的稳固却可能失去；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这叫作士人的权力。天子的权力没有什么不能震慑，然而世上并不缺少枯槁自守的士人，那么他的权力就穷尽了；世上也不缺少以容色求进、随俗求荣的士人，那么他的权力又穷尽了。至于士人的权力如果得不到施展，傲视社稷的君主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穷尽他。即使士人傲视爵禄，君主难道可以傲视社稷吗？只有能够重视士人，使这两种权力都归于君主，才是正确的。刘元城说：“爱惜人才，是君主自己替社稷打算。”这话虽然如此，却很难和淳厚古朴的时代相比。古代的说法是：“设立天子是为了天下，不是设立天下来供天子享用；设立君主是为了国家，不是设立国家来供君主享有。”至于把天下公有化，更不用说了；周朝世代卜年之际，周公营建洛邑说：“使有德的人容易兴盛，无德的人容易灭亡。” 深刻啊，深刻啊！把天下藏在天下之中而不据为私有，不正是这个意思吗？等到德行逐渐衰落，天子才开始把天下据为一人的私有，用它谋求一家私人的产业、一姓私人的传承，只知道社稷而已。虽然如此，最高的境界是没有私心，最低的境界是连私心也达不到；那些处于中等的君主，只庆幸自己把社稷当作一人的私利。按常人的情感，替自己打算本来就精明，只是希望把社稷当作一家私人的产业；按常人的情感，替家庭打算本来就周全，只是希望把社稷当作一姓私人的传承；按常人的情感，替子孙打算本来就长远，却应当无所不计，为什么偏偏只在人才问题上这样做呢？这是有原因的。古语说：“天子有道，守卫就在四方夷狄。”有四方夷狄作为屏障，才可以保卫四海；使天下安定，才可以保卫社稷并使天下安定。它不只是运筹谋划者的能力，也不只是庸常众人的职责，更不是一个士人的力量，必须依靠四海九州的才士。因此，主持正义的大臣设置了，朝廷就不会偏颇；辅弼规谏的士人得到信任，君主的过错就不会扩大；爪牙之士得到任用，仇敌就不会兴起；守卫边境的大臣各就其位，疆界就不会丧失。社稷之所以有根基而不毁坏，靠的就是众多人才。人才是固定不变的吗？尊崇、培养他就会兴盛；削弱、铲除他就会衰败；封护、栽植他就会荣茂；摧残他就会枯萎；振作他就会锐利；沮丧压抑他就会迟钝。关键只在于君上的爱惜程度如何，而世人不讲求爱惜人才的方法，已经很久了。鲁国的相国公仪潜，想把国土分成三份给士人，子思说：“一定要公仪潜的智慧像鱼鸟那样不可测才可以；区区爵禄，怎么足以诱使天下士人，又怎么能因此说是爱惜人才呢！”如今有一块连城之璞，雕琢它反而使它破裂，还说这是爱惜；又不把它制成琮璜、圭瓒，只让它勉强用于耳饰、佩环、玉玦，那么卞和的哭泣就会更加悲痛，因为伤害得更重。豫章的大树，树干直冲云霄、遮蔽太阳，如果用来做明堂的栋梁，即使砍伐它也无可非议；但如果只是用作椽梁、斗拱之材，那么爱惜它的意思也就很清楚了。国家对待人才，和这有什么不同？那些沉沦的人，品行本来正直；那些受到斥责的人，名声反而很高。公论在上面受到压抑，必然会在下面发泄；天下后世往往有人爱惜这些人才，所以他们还不至于受到伤害。只是那些以腥膻取悦人、像猫头鹰一样恐吓人的余党，把这种风气施加给士人；士人已经俨然离开蔬食、脱下草鞋，列入仕籍而升入朝廷，不能说没有被任用。然而君主有时仿佛代替飞鸟飞翔，有时追逐奔马，束缚乌获的手臂，遮住离娄的眼睛，使士人想要报效社稷的志愿，十件中连一件也不能实现。又有时关闭九重宫门，士人即使相隔万里叩击宫门，也受帷墙制度的牵制，被锅灶般的隔阂遮蔽，使士人想要报效社稷的事情，十件中连一件也不能实现。又有时君主左手执着酒杯，内里加固柴栅；官员升迁有如搬动巨石般艰难，直言明亮却有触犯龙鳞的灾祸，使士人想要报效社稷的事情，十件中连一件也不能实现。士人在这种时候，行动就有横木挡路的阻碍，静处又有抱着火种放到新柴上的忧患；进身做官没有挽救时局、推行正道的实际，退处又有尸位素餐、玷污朝廷的议论。想把他当作国宝吗？有时已经毁掉了，还不如藏在怀中不拿出来卖，反而算是爱惜。想把他当作国器吗？有时已经损坏了，还不如收藏起来不试用，反而算是爱惜。想把他当作国家的工具吗？有时已经摧毁了，还不如收敛不用，反而算是爱惜。这是替士人打算最严重的弊病，何况是替社稷打算呢？所以真正懂得爱惜人才的人，用旌车召请，用圭璧礼遇；重点不在礼物芬芳，而在于渴求善人的态度。用火炬照亮，用太牢祭祀；重点不在祭品丰厚，而在于采纳谏言、听从忠告的实际。仿佛筑宫而朝见、在清庙侍奉；重点不在形式虔敬，而在于推心置腹、坦诚相待。设四坛以观礼，以九宾之礼接见；重点不在礼数隆重，而在于不兼听、不自知的推许。应当委任、倚重、辅助他们，尊敬、重视他们，亲近、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使其志愿实现；一方面把他们当作股肱，一方面把他们当作羽翼，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师保，一方面把他们当作蓍龟，一方面把他们当作盾牌城墙，一方面把他们当作船桨。凡是有用的，必定称许其才；凡是有才的，必定使其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使天下士人精诚纯一，伸展四肢来施展才干，声名写在竹帛上，功绩记载在太常之中；安息时守护本朝，卧居时也能护卫、制约敌国。像这样，才叫真正爱惜人才。我没有空泛高谈，只试着说眼前的事：卫灵公在天寒时开凿池塘，宛春进谏，卫灵公便停止劳役。左右近臣说：“怨恨会归到君主身上了。”卫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只是鲁国的一个普通人，我提拔了他，百姓却还没有看见这一点。现在要让百姓由此看见他的才能，所以成全他的名声；这就是爱惜人才的例子。齐桓公任用管仲时，有关官员来向齐桓公请示事情，齐桓公说：‘去告诉仲父。’管仲因此能使他的君主称霸，居于强国之上而人们不说他越权；齐桓公把三百社的土地封给他，富人也不怨恨。因此成就他的功业，也就是爱惜人才的例子。汉武帝对待汲黯，论职位尊贵不如丞相，论掌管政事不如御史大夫，论尊贵宠信不如大将军卫青；却唯独因为他刚直而看见忠诚，因为他正直而礼遇他。自皇帝以下都因他的严正而畏惧他，于是淮南王的阴谋也暂时停止了。

译淮南王畏惧汲黯，是因为将相大臣都畏惧汲黯；将相大臣畏惧汲黯，是因为汉武帝重视他。因此成全他的威望，也就是爱惜人才的例子。这难道是太过分地爱惜臣子吗？臣子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声，《尚书》说：“这些谋划、这些计策，都是我君主的德行。”这样便都成为社稷的光荣。臣子没有属于自己的功劳，《诗经》说：“徐方已经平定，这是天子的功劳。”这样便都成为社稷的功勋。臣子没有属于自己的威势，古语说：“山中有猛兽，荆棘便无人采伐。”这样便都成为社稷的防卫。这难道不是善于为社稷谋划吗？不是这样，凡把天下看作公有的人，不计较自身会遗留下什么利害；把天下看作公有的人，不计较家庭会遗留下什么成败；把天下看作公有的人，不计较一姓会遗留下什么兴亡，只是为了替天下得到人才。于是从四方之门召请他们，用五服之礼彰显他们；吃一顿饭十次起身接待宾客，洗一次头三次握发接见贤士；一句话、一个言语都要反复思考。爱惜人才时不遗余力，而那些把社稷据为私有的人，却把人才看成无足轻重的废物，轻视天下士人。这难道不是本应作深远谋划的反而浅薄，本应作周全谋划的反而疏漏，本应作长远谋划的反而只顾眼前吗？这就叫作连私心也达不到。连私心也达不到的教训，就在前代覆亡的社稷那里。虽然如此，这不只是君主的责任，也在于人才自己懂得爱惜自己。如今世上的小人，尊崇邪恶，丑化正直，怀藏锋芒，设置机关陷阱，把毁坏天下人才作为职责，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所谓人才，又互相猜疑嫉妒，攻击异己、结党相同，难道不乐于把把柄展示给奸人，打开让君主厌弃、轻视自己的门吗？唐代的牛党、李党，宋代的洛党、蜀党，就是这种情况。当时的士人本来有很多杰出人物，却都因为党争而毁尽。他们起初不能替自己谋划，社稷的谋划也因此荒废了。我又说：“爱惜人才，是替君主为社稷谋划。” ○树木在根部隐晦 君子培养德行，应当怎样做呢？观察上天运行的规律，掌握它的枢机，如此而已。学习又何必高谈阔论呢？这里不说人而说天，不说天的常理而说天的枢机，这是什么意思？人和天地同出一源，和万物同为一体；天地变化万物的道理，常常藏在无端之处，运行在不可测知的法则中。虽然循环往复，却总是留下空虚不用的部分，把它作为发挥作用的根本。因此我们人处世，也一刻不能违背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静静观察天的枢机并掌握它，就会站在日益损耗、日益丧失的道路上，触犯造物者所忌讳的东西，哪里是道所承载的呢？由此才知道，天从来不是不能为人所用的。请借树木来结束关于隐晦的说法，可以吗？隐晦从哪里开始呢？昼夜相互推移，黑暗由此产生；黑暗虽然不是光明，却用来孕育光明。它代替光明发挥作用，而黑暗常常是光明的根。不看看月亮吗？月亮由圆满如镜而变成弓形，又由弓形变成钩形，一天天趋于晦暗。可是解说者说：这并不是终结于晦暗，而是从庚日开始，又产生月魄，渐渐明亮、充盈，山河大地都仿佛以它为镜。这难道还不是趋向光明吗？却不知道有光明的光明，也有使光明变得更加光明的力量；不显明的东西能够使光明更加光明，那么晦暗本来就是光明的根，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树木属于震位，它的神是勾芒，方位在东方，颜色属青，是天地盛德之气的体现。然而商风一吹，叶子惊动；严霜飞降，枝条枯槁。在这时看来，经过剥落摧残之后还剩多少生命力，今后大概不会再有春色了。然而叶子越凋落，根越牢固；枝条越振作，根扎得越深。不久，黍律之暖吹来，阊阖之风吹来，甘雨洒落；弯曲的、带甲的、萌发的、茁壮的、昌盛的、成长的，一下子都生出光彩，一下子都繁茂荣盛。豫章的故地、邓林的原野，到处都是这样的树木。是谁使它们休息？是谁使它们闭藏？是谁使它们居于无事之中收聚又散开？这难道不是树木在根部隐晦、也在根部显明的验证吗？天地就是一棵树，太极就是一条根。因此，天地的生长，并不只是为了显现它的生长，而天地的肃杀，正是为了隐藏它的生长；天地的成就，并不只是为了显现它的成就，而天地的毁坏，正是为了隐藏它的成就；天地的增长，并不只是为了显现它的增长，而天地的消减，正是为了隐藏它的增长。没有彻底断绝而不再续接的，没有退却而不再前进的，没有潜伏而不再发作的。大的表现为元、会、运、世的数理，小的表现为祸福吉凶的变化；它们的端绪在极细微的征兆之前开始，而作用则显现在宇宙万物的深奥之中。神妙啊，神妙啊！造化如果没有这个道理，凭什么雕刻出万物的形态呢？微妙啊，微妙啊！君子如果没有这个道理，凭什么修养自身、行走于世呢？因此，眼睛看尽各种色彩，耳朵听尽各种声音，君子却说：“这是伤害我的根本！”于是收敛视力、反转听觉，以隐晦自守。言辞纵横，文采如雕龙；谈论驰骋，如白马奔腾，君子却说：“这是剥露我的根本！”于是外表像愚人、说话像讷者，以隐晦自守。名声没有翅膀却能飞扬，声音没有脚却能奔走，君子说：“这是侵蚀我的根本！”于是逃避虚名、混同世俗，以隐晦自守。功业盖世，威略震动君主，君子说：“这是危害我的根本！”于是把荣耀让给别人，把善行推给别人，以隐晦自守。宁可把粗布穿在锦绣之上，怀抱美玉而身穿粗布；最洁白的东西仿佛受辱，最深厚的东西仿佛空虚。宁可做无用的大樗树，不做早晨开花晚上凋谢的木槿；宁可做散材，不做有文采的梓木；宁可做龙门的枝条，不做汉南的柳树；宁可做幽郁山涧中的柏树，不做凭借社神而受保护的桑树。宁可在深山躲避斧斤，也不借助匠石的推荐。凡此都是为了涵养隐晦。涵养隐晦，所以精神节省；精神节省，便有多余的勇气。涵养隐晦，所以神气守持；神气守持，便有多余的见识。涵养隐晦，所以元气完备；元气完备，便有多余的器量。不妄为，不求有用，却没有什么不作为；不显用，却没有什么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这样的德行。鬼不能窥伺他的居室，神也不能损害他的成就；五行不能拘束他的形体，阴阳不能主宰他的性命。这不就是贯通四时，仰卧千年而枝干不改、叶子不换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天的枢机希望隐藏，不希望泄露；希望谦下，不希望盈满；希望安静，不希望躁动；希望幼小，不希望壮盛；希望有缺，不希望完满；希望受辱，不希望显荣；希望笨拙，不希望机巧。根深蒂固，就是涵养隐晦的方法。君子不能违背上天，却能够掌握天的运行；不能强求上天，却能够预先顺应天的变化。以光明为枝叶，以隐晦为根本；以隐藏光明为真正的隐晦，以运用隐晦为最高的光明。那人日常饮食都处在这种道理之中，那么到哪里不是生生不息的门户呢？否则，雕刻玉石使它成为木板，剪裁彩绢使它成为花朵，这就是小人的做法。炫耀而流布于世俗，换取朝夕的观看，正是自身和名声一同破裂的道路。这种树木，君子称它为重伤；受到重伤的材料，不能获得长寿。唉！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周文王处在纣王时代，对外柔顺，对内文明，不显露自己的德行，不聚集自己的统属，始终以隐晦之道行事。所以说：“文王得到了《易》的用法。”唉！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朱子起初以“晦”自我表明志向，等到遭遇伪学之祸时，又能以“遯”来自我止息。唉！像朱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斯文的栋梁了。

译○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之乡 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多次动摇，天下就不得安宁。作为旁支之子的人，没有不怀有侥幸之心、想用奸计夺取天子之位的；事情发展到最后，长久成为社稷的忧患。因此有长远谋划的君主，必定谨慎对待这件事。立太子一定立年长者而不是受宠者，废黜嫡长子也一定是因为另有更尊贵者，而不是因为庶出，以此匹配嫡统。对于太子，要及早教诫，不让他习染邪僻；要谨慎选择左右近臣，不让他亲近小人。这样才能巩固根本。根本巩固了，天子即使喜爱弟弟，也不能越次求取君位；天下即使有强大的诸侯，也不能窥伺空隙而发动。上面没有悖乱叛逆的忧虑，下面没有诛伐征讨的祸患。即使拥立遗腹子、幼主穿着委裘临朝，天下也不会混乱；即使让赤子居于天下之上，天下也能安定。各方如车辐聚集般一同进来，归附于天子。所以说，圣人所拥有的金城汤池，正是因为安置太子得当，又何必追问安置在什么地方呢？汉武帝把燕王刘旦封在燕地。皇帝年事已高，燕王请求入朝侍奉、掌管宿卫。皇帝发怒说：“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之乡，这也错了。”况且皇帝为什么不反过来追究根本、思考这件事呢？皇帝自己穷兵黩武，使天下空虚疲敝。建武年间，蚩尤之旗布满天空，有人说这是戾太子应验而生的征兆。皇帝没有深入考虑国家的根本大计，没有采用三代教导太子的办法去教导他并加以安排，反而开放博望苑，使他在那里学习交结宾客。巫蛊之祸蔓延到东宫，长安的军队竟由骨肉亲属之间发动。即使壶关三老上书请求，也没能使皇帝早日醒悟，难道不是太残忍了吗？戾太子每天都在宫廷内，并没有燕地、粤地那样的遥远隔绝；世代相承的太子之位本来就有名分，也没有越级进取的谋划。皇帝的儒臣满朝，并不是没有齐鲁之地的贤才。然而仍然不能避免祸患，不是错在把他安置的地方，而是错在安置、教导他的办法。太子既然被废，当时观望的人不少。皇帝在五位王子中选择年长而贤能的，立为太子，以断绝天下人的私下觊觎，本来是可以的。他又因为望气之说而宠爱钩弋夫人，因为尧母的说法而宠爱钩弋夫人之子；而钩弋之子当时还只是幼童，怎么能不使燕王生出夺位之心呢？等到燕王请求入宫宿卫，谋求篡夺的意图已经端倪显露。皇帝如果认真谋划，或者把他迁往邻近的封国，或者把他交给贤相辅导；即使名义上是保护他，实际上也是保全他，难道不就是把他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吗？可是皇帝完全没有为后患考虑。到皇帝去世以后，燕王和盖主谋划倾覆社稷，对幼主不利；若不是昭帝英明、博陆侯忠诚，汉朝几乎遭到祸患。可是燕王最终还是被削除封国，这能说是善于安置太子吗？我实际上是在助长祸乱，却责怪燕国不能与齐、鲁并列，这是为什么呢？假使封立诸侯一定要出自齐、鲁之后才可以，那么郑国的雒东凭什么封给桓伯？晋国的曲沃凭什么封给叔虞？至于所谓殽山、雍地的险要，以及江、汉的阻隔，都是古人所疏远的地方，难道正因为把支庶子弟遗弃在那里，才让奸雄得以逐步吞食上国吗？文王、武王的后裔遍布四方，难道只偏爱齐、鲁吗？假如齐国一定是善国，田常为什么灭掉姜氏？鲁国一定是乐土，子允为什么弑杀国君？当时楚国被称为大猪，吴国则被称为荆蛮，子西、季札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呢？武帝只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所以对于嫡亲宗室的封国，采用分割国土来削弱它们；对于累世承袭的诸侯，则用酎金之法加以废除。至于矫枉过正，竟使疆、宗、宣、成以后，皇鼎移入外戚之手，再没有藩王能够自称为师，而文叔得以匡复汉室，还是从平民起步的。唉，汉室已经危如一线了！这就是武帝的过错。虽然如此，汉代叛乱的诸侯，大多出在淮南、长沙、吴、楚之间，所以贾谊说：“最强的最先反叛，最弱的最后反叛。”然而武帝想把强国封给自己的儿子，把弱国列为侯国，这是不是有所激发而造成的呢？褚少孙《五王之册》明白写成篇章，难道不是看到了封立诸侯子弟的弊端吗？至于他大力褒奖诸侯的用意是如此恳切，齐、鲁或许就能敦厚地崇尚礼法风俗了。夜气与浩然之气（馆课）

译赵岐说：“孟子通晓五经，尤其长于《诗》《书》。我认为孟子尤其深通《易》。他所说的夜气、浩然之气，大概就是《易》的道理。天与人本来就是同一气。人出生时，头圆脚方，含阴而包阳。他的形体是天地之气，他的心思和精神意识则是天地之气的灵性。心与气，果真是两回事吗？心与气本来没有区别。然而世人受形体蒙蔽，为嗜欲所拘束，追随气质之性而迷失天地之性。于是立教的人便把它分为形而上、形而下之说。好像说：能够以心驾驭气的就是圣人，以气蒙蔽心的就是凡人。这些都只是针对一时机宜的说法。唯独《大易》不是这样，只是直说一阴一阳就是道罢了。阴阳就是气，道就是心。心并不精细，气也不粗鄙；心不是形而上，气也不是形而下。这就是孟子论气的宗旨。既然说的是气，为什么又说夜气呢？回答说：这就是《易》的复卦。天地之气到了姤卦便成为纯阴，阴极而生阳，静极而复动，到了七日来复，天地之心便显现出来。一年之中就是冬至，一日之中就是子时过半。一气在深夜中最为神妙，正保存着复卦的象征。这就是孟子论夜气的宗旨。既然说气，为什么又说浩然呢？回答说：这就是《易》的乾卦。《易》的《赞象》说：“刚健中正，纯粹而精。”乾卦包含元气而成为本体，包具元、亨、利、贞四德而施行变化，运行不息，刚健而有常，哪里有比它更刚大的吗？至于大人，主张静守并达到极致，整天勤勉不懈，正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秩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所谓充塞天地、配合道义、浑然具有乾德的境界。这就是孟子论浩然之气的宗旨。虽然如此，培养浩然之气，必须从培养夜气开始。培养夜气，有时是在它发动以前治理它，有时是在它发动以后通达它，都有《易》的道理在其中。在夜气发动以前迎接它，大概取法于坤卦；在夜气发动以后使它通达，大概取法于无妄卦。为什么呢？阳气剥落而成为坤卦，仿佛已经没有阳气了，但安守正道便吉祥。所以夜气尚未发动时，应当有守静无为的功夫，用收敛聚集来为将来的发散打基础。等到阳气剥落而复生，便如同雷声运行，而无妄卦以真实无妄为吉。所以夜气已经发动时，应当有察识并扩充善端、克制私欲的功夫，借此功夫恢复本体。这又是孟子养气的宗旨。那么所说的夜气，果真可以只按昼夜来解释吗？凡是突然与外物接触，不经过思虑而自然发动，例如乍一看见幼童将要掉进井里便产生惊惧怜悯之心，都是夜气。所以解说《易》的人说：“复卦是万物萌芽的起点。”又说：“冬至不一定在子月。”这就是所谓“三百六十爻，每一爻都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意义。孟子谈夜气，又谈善端，大概是因为他从《易》中所得极深，本来就是如此。读《卫青霍去病李广传》（馆课） 司马子长是一个怀才不遇而愤懑孤立的人，又喜好任侠，所以他写传记，善于表现身处畸世的不平之感。到了《卫青、霍去病、李广传》，他排斥居上位者、推重居下位者的态度，反复显现出来。大意是说，卫青、霍去病遇上时机而建立功业，他们的尊贵在日月之间迅速显赫；而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却终身困顿坎坷，大大小小经历七十次战事，竟然连一枚通侯的印信也没有得到，难道不是命数吗？这就是司马子长寄托感慨、抑扬文辞的地方。文章中含蓄的讽刺，关键在于武帝。虽然如此，我却由此更加看出武帝知人善任、能够任用将领。为什么呢？人的才能各有适宜之处，但没有不能通过试用来了解的。唯独将帅的才干，又怎么能够试验呢？必须让他面对敌人来试验；一试而无效，就关系到国家和军队，所以不可不慎重。卫青不过是牧童，霍去病出身卑近；卫青在天下没有什么名声，霍去病甚至不懂古代兵法；他们不如飞将军李广，本来很容易看出。可是武帝却把鞭挞四方夷狄的权力轻易交给卫青、霍去病，却不让李广有一次正面对抗单于的机会，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等到最后，李广竟没有一点功劳，而卫青、霍去病追逐败军，俘获敌人，直到在空旷的幕南庭院封狼居胥山，这又是武帝见识多么卓越的表现呢？这就是武帝善于任用将领。假如说李广只是命运不好，霍去病只是受到上天幸运的眷顾，成败并不由将帅的谋略决定，那么我认为将帅的谋略尚且还可以了解，而命运不好与天降幸运，却是尤其无法了解的。过去张魏公名望冠绝一世，宋孝宗倚靠他来图谋恢复；可是符离一败，宋朝的国事也随之衰败。替宋朝谋划的人，难道宁可采用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天幸，而不采用张浚那样的命运不济吗？推究西汉承袭战国遗风，士大夫都把招纳贤士、豢养门客的人看作贤者，唯独卫青、霍去病不是这样，因此司马子长轻视他们。他推崇游侠而贬退处士，也接近这个意思，大概是有所感触而发吧。荀子、扬雄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馆课）

译韩愈说：“荀子、扬雄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宋代儒者不赞同，反而据此指责韩愈鉴识失当，我私下对此很疑惑。古人穷尽一生著书，他们的瑕瑜不敢自行掩饰，而把评判言论的权力悬待于千年之后。我站在千年以后安坐品评他们，也应当平心静气，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取其合于道的部分来垂示教化，不应过于苛刻考核，徒然损害其成就罢了。这样看来，韩愈是较为接近正确的，宋人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宋人诋毁荀、扬的理由是：“把人性说成恶，把礼说成虚伪，把老子看作可取。”如果真是这样，就不能称为醇正了。可是韩愈所谓醇正，本来或许没有深入说明。韩愈大概是排斥佛、老的人，他说：“圣人离世久远，圣人的言论湮没，异端纷纷兴起，随从世俗而受到浸染变化，连贤者也不能避免。有人能够尊奉孔子、颜回，以孔门之道为宗法，像山岳一样挺立、像砥柱一样坚固，成就一家之言，像揭起日月一样彰明而行世，我就把大醇称许给他，如此而已。”荀子生在众说横行的时代，做士人的只知道刑名之学，不知道礼乐；只知道管仲、商鞅，不知道仲尼；子弓只知道秦、楚的战功，不知道商汤、周武的王道。而荀子著书三十篇，从《劝学》到《尧问》，谈论古代，称述先王，纵横曲折、委婉周详，仿佛谈论自家的事情，这难道是没有凭借而自我兴起的吗？扬子云虽然承接董仲舒、毛公之后，儒术稍有显著，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是困在支离破碎的训诂中，就是沉溺于华靡的辞赋里，没有人深入沉潜、反观内心、培育美好的精神根基；扬雄却叩开门户、启发关键，写成《法言》《太玄》。我不能说这只是雕虫小技；他已经一变而契合于以主静守约为宗旨的道理。卫护道统的人，各代并非没有，只是在义理十分明白的时代发表议论并不困难，在邪正混淆的时代发表议论才困难；承袭师友传闻和议论的旧说并不困难，在源流晦暗、知见缺少的时代独自探求才困难。荀、扬二人都处在这种困难之中，为什么还要排斥他们呢？至于宋人所排斥的地方，我仍然可以替二人解释。为什么呢？古人立言，是把思想直接表达出来；后世立言，却把思想隐藏在义理之中。隐藏在义理中的，是为了避免驳杂而趋向醇正，不把破绽显给人看；直接表达思想的，则醇正与驳杂相互显现，难免有过分激扬之处。荀子把人性说成恶，是偏重修养功夫而有所过失。程子不是说过：“恶难道也不能称为性吗？”他把礼说成虚伪，是偏重忠信而有所过失。司马迁不是采纳了他的言论，把它写进《礼书》了吗？他把老子看作可取，是偏重虚静而有所过失。司马君实难道不把荀、扬二人的话看作《易》吗？那么二人的言论固然像豫章木上的一寸朽木、黄玉上的一点瑕疵，但归根到底仍是醇正胜过驳杂。至于讨论性命、道德，那么濂洛一派的传承直接接续洙泗之学，根本无需苛责荀、扬。过去苏轼论性，认为孟子说性善，荀子就不得不主张性恶；荀子说性恶，扬子就不得不主张善恶混杂，都是由于相互争胜而产生的。韩愈认为荀、扬醇正，宋儒便不得不认为他们驳杂，或许也有相互争胜的意思吧。读《盐铁论》题后（馆课） 俗话说：美味肉食可以养生，药物针石可以治病，这两者不可偏废，只在于按时调节罢了。从前汉文帝主持和亲的主张，送给匈奴黄金、丝绵和彩帛，甘愿承受被讥为使手足倒悬的责难；然而夷狄性情反复无常，边境每年都苦于侵扰，烽火不时传到甘泉宫，直到文帝一朝结束，境内仍不能安稳地安睡。假使因循不改，将吏的气势日益消磨，他们看待同匈奴作战，就会像赶羊去攻击老虎一样，心胆震慑。石晋、靖康的祸患，难道不正是汉代的前车之鉴吗？这就是武帝采纳整治军备的主张，直到封狼居胥、使漠南成为空旷庭院也不停止的原因。武帝既然穷兵黩武，就不得不因为兴兵作战，而任用桑弘羊、孔仅设置铁官来供给农具，推行均输来充实民间财物，专营山海资源来取得额外收益。这些办法是圣贤不曾称道的，但对于帮助县官应付急需，或许也是救济时局的手段。可是文学之士一概拿井田、什一税等太古久远的制度来抨击它们，这就是从旁议论的人与身在其位者有不同忧虑，难道是通达时宜的确论吗？至于桑弘羊的谋划，过失确实有所在。武帝末年，匈奴已经自行衰弱停止侵扰；到了昭帝时，将士承接武帝鞭挞四夷的余威，傅介子不必征发一副铠甲、不费一斗粮食，便在绝域之外建立功勋，呼韩邪单于叩首称臣，已经显露出这个趋势了。既然已经停止干戈，就应当连盐铁专营的利益也一并撤销，分利于民、让百姓休养生息，明确向天下表示朝廷不贪图财利，这才是认识时务的人首先应当谋划的。桑弘羊却仍坚持原来的主张来抗拒文学之士，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道理。药物针石本来是用来治病的，病好了仍拿它养生，就会把长寿之民变成夭折之子。霍光的智慧本来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只是不敢亲自提出开端，以免暴露并宣扬武帝的过失，所以借文学之士的议论，将均输、征榷一概废罢。像霍光这样，可以说是懂得时务的人。俗话说：穷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边疆之事，有时扩张、有时收缩，都在局势困窘时加以谋划，这就差不多了。评论 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的评论（馆课） 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的评论（馆课）

译古代以言语侍奉君主的人，各自都有根本源流，因此他们的学术醇正或驳杂，不必完全相同；但总要竭尽智慧思虑，考察当世得失的范围，审察历来成败的结果，都有独到而坚定的见解，终身预先确定，然后发为论列，切切实实地切中关键。他们的神情、气势、韵味，自有不可磨灭之处，不像后世文章漫无边际、支离破碎、连篇累牍，只求临事争辩罢了。西汉的奏疏，没有比贾太傅的《治安策》更好的；而《治安策》的思想来源，就是《新书》。《新书》论治国之道、国家体制以及经学、胎教等，共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皮日休读这部书，说它用心急切、愤懑深沉，文辞含蓄而华美，文采奔放而典雅，确实可以称为天下奇才吗？然而书中最精粹的内容，《治安策》已经全都具备了。即使有《治安策》没有涉及的，如《审微》《客经》《劝学》《谕诚》《退让》等篇，也不过是谈论义理的典范，并不是切合时势的急务。我因此知道，《新书》是贾谊一生学术的渊源，他经过淘洗取舍，把它们写成《治安》一策。所谓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其文辞似乎激烈，但他陈述事情、抒发诚意，本来并不是无病呻吟、无疾哽咽。在贾谊之后，大概只有刘向了吧？看他的《外戚疏》《昌陵疏》，忠诚愤激，甚至使昏暗的君主心有所动；他又取讽谏的用意，搜集编纂历史事实，写成《新序》一书。其中关于妹喜、妲己的警戒，以及由皮肤腠理推及骨髓的警戒，都明白地寄寓在寓言中，用来感动醒悟汉成帝。虽然其中间或有相当谬误之处，正如曾子固所讥评的，但至于整顿纲纪、引导教化、辨明邪正、贬斥异端，用来作为汉代的规范和鉴戒，那么韩婴以下的人就不必再谈了。这是贾太傅一流的人物。至于陆贾的《新语》，我却不能不有所怀疑。陆贾大概是有才智的士人，片刻谈论便使尉佗面向汉朝，几番言辞便使陈平、周勃与他交好；推想他所写的书，虽然未必纯粹是儒术，但纵横捭阖、启发人意，必定有洋洋洒洒、具有战国文辞锋芒的风格。如今这部书，语言骈偶而气势衰弱，并且多处缺字，用来掩饰伪作，大概是齐、梁之间好事之徒借《新语》的名义妄造的。史书说高帝对陆生说：“你试着替我写写秦朝为什么失掉天下、我为什么得到天下，以及古代成败的原因。”如今《新语》从《道基》到《思务》十三篇，竟没有提到这些。这样的内容哪里足以打动皇帝的听闻，使他一再上奏、一再称善呢？大概诸子之书散失得太多了，不只是《新语》如此；像《新语》这样的伪造诸子书，也比比皆是。难道《新书》《新序》之类不也是这样吗？虽然如此，士君子考察事情、谋划策略，对于这三部书又该选择什么呢？可以取法贾谊的谋略，但应当警戒他的疏略；可以取法刘向的恳切，但应当去掉其中的荒诞。至于《新语》，即使说它是伪书，我终究不把它同墨子、鬼谷子那样的非圣之书相提并论。为什么呢？因为它接近儒术。掌握这个原则去做事，对于向朝廷献纳意见是有帮助的。说 知命、俟命、立命说（馆课） 墨禅轩说（寄给吴周生） 知命、俟命、立命说（馆课） 古代用神道来设置教化的，如《易》的卦象、箕子的《洪范》，对于吉凶、福祸的缘故，说得很详细了。然而一概把事情归结于理，却听不到有命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在讲立命。但立命的道理不能一概而论，吉凶祸福的应验又有错杂不齐之处，无法穷究诘问。事情的由来是，世人认为命运终究不可信、义理终究不能凭借，于是各自竭尽私人的智巧方术，作为趋利避害的计策。孔子、孟子对此忧虑，于是提出知命、俟命的说法，难道是用来补救《易》和《洪范》的不足吗？而且为什么要说知命、俟命呢？因为它们都是为了立命。古语说：“珠玉摆在店里，观看的人不取；一只兔子在野外，众人争相追逐。”这是已经确定和尚未确定的区别。万物中最确定的，没有比命更确定的了。天地仿佛是冶炼万物的工匠，阴阳仿佛是熔炉，万物同样由此生成，杂然密密地迁移变化；丰盛并不是天地特别偏爱，贫乏也不是天地有意残害。这种分定一经确定，就是鬼神也无法改变。可是世人内心被情欲迷惑，就想胜过命运；外在被遭遇感受迷惑，也想胜过命运。最终命运不可胜过，却白白忙碌，成为违犯教化、伤害道义的人，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圣人用知命来启示人。知就是相信，相信命运本来已经确定，每起一个念头，都不敢同命运争斗。然而从前谈知命的人，有的像养护形体的人，把它比作躲避雨水；有的像怨天尤人的人，把它等同于落叶。他们只能使躁动争竞的心稍稍平息，却不能免除过错和悔恨的牵累。因此圣人又以实行法则来推进它，以修身来引导它，如同良农等待年成、良商等待时价，并不是只把一切交给上天而自己什么都不做，这就是所谓俟命。至于圣人所说的立命，却不是这样。在征兆尚未分明时，哪里有一定的理数？五行尚未确立时，哪里有吉凶？把宇宙掌握在手中、以阴阳作为权柄，就有先于天地而存在、连上天也不能违背的力量，难道还会受命运控制吗？既然命运不足以控制圣人，那么不说命也可以了。可是为什么还说知命、俟命，说“道的兴盛或废亡有命”，仿佛人不能自主呢？回答说：这是为中等资质的人说的。中等资质的人的吉凶祸福，一定受命运制约；而趋向善、躲避恶的心，与趋向吉、躲避凶的心，常常在胸中交战。只有用命的说法使他觉悟，他才会审慎地决定取舍。所以圣人也替他们借助命运的说法来自我排解。孔子的困厄、颜回的早夭、尧舜之子的无能，以及五百多年圣王不再出现，圣人都用命来概括说明。假如说：“命作为一种权力，不只是众人不能挽回，即使圣人也无法施展力量。”那么岂只是圣人不能夺取命运，连上天也不能任意安排自己的命运吗？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知命并等待命运呢？也有人说：“像孔子、颜回这样的圣人，他们所遭遇的情形，难道谈命的人就不受命运制约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大易》三百六十四爻，都是把凶转为吉的，哪里曾听任命运安排呢？至于把彭祖和夭折者看作同样长寿，把困厄与通达看作同样平等，通达的人能够做到，何况圣人呢？圣人所谓吉凶祸福，与世俗所说不同：颜回以仁德获得长寿，孔子凭道义而生存；即使必须等待千年，最终也能与造化齐同，齐同那原本不齐的命数，所以称为“立命”。李邺侯说过：“君主和宰相可以创造命运，不要只谈命运。”假如圣人只谈命运，那么孔子周游七十二国，可以说是不知道止步；假如君主和宰相只谈命运，那么尧的警戒、商汤的祈祷、伊尹五次被任用又五次被放逐，难道都是衡量命运、听任命运吗？

译墨禅轩说（寄给吴周生） 庄子记述齐侯读书受到讥诃，认为书只是古人的糟粕。禅宗也说必须参悟活句，不能参悟死句。书法有用笔之法、用墨之法，只有晋唐人的真迹具备其中的精妙。那些刻在石上、印在版上流传于世的作品，就是所谓死句。学习书法的人已经从真迹中得到用笔、用墨的方法，然后再临摹古帖，那么即使是死句也能变活，不会遭受刻板重复的讥讽，这才符合轮扁斫轮的本意。我从事这门学问已经五十多年了。最初从虞世南、颜真卿入手，后来学习王羲之、钟繇，很有些相似。看到《兰亭》《丙舍》《宣示》等帖的形制，便沾沾自喜，以为超过了唐人。三五年间出游求学，到了李尽发那里，看尽项太学子京所收藏的晋唐墨迹，才知道从前苦心经营只是白白耗费年月。从前香严在沩山会下参究“父母未生前的一句机语”，始终不能契合，于是熄灭心愿，甘愿做终身吃粥饭的僧人；那正是我当时的境界。居于金门而隐居十多年，空暇很多；又因长安官邸和收藏鉴赏之家不时聚集，除项氏所藏之外，每天都有新的增益。如韩馆师的《内景》《黄庭》，杨义和的作品，殷司空的《西升经》，褚登善的书法，杨侍御的《绝交书》，王右军的书法【《停云馆帖》认定为李怀琳所书，是错误的】，王奉常的《汝南公主志》，虞永兴的书法，王司寇的《太宗哀册》，褚河南的书法，米元章的《西园雅集》小楷，杨凝式的《韭花帖》正书，换着仆人来数也数不完，我都得以反复把玩体会，渐渐有所领悟。回到山中以后，我减损了靠近城郭的田产，只收藏了一两种作品，例如徐浩所书的《道德经》二千五百言，以及唐文皇时国诠所书的一万字《善见律》，楷法完备，世间很少见。我一向不喜欢赵吴兴的书法，近来有老广文戴公从岭表回来，行装中藏着一卷赵吴兴的小楷《内景经》，数千字中少了一百九十字，俞紫芝补写在末尾，极像杨上真，这才是赵吴兴一生的神品，很遗憾晚年才得以见到。唐人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能怎么办呢？周生拥有万卷藏书，博学高雅而喜好古物，尤其精通八法。我已经老了，黄山的胜游不能再继续。周生有充足的济胜之具，新安江清澈浅近、可以看见江底，乘小船顺流而下到我的谷水，只需几天。如果能和汪儒仲乘兴一同来观赏这些真迹，那就是所谓读书十年不如亲自学习一日，也就是拜访习主簿的意思。周生认为怎么样？议 救济灾荒、消弭盗乱议（阁试） 军兴议 救济灾荒、消弭盗乱议（阁试） 天下有救济灾害的办法，也有把灾害转化为福祉的办法。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盗贼聚众作乱，这是国家的灾害。能够设法运用奇策制止它们，也就够了。但说要把灾害转化为福祉，难道不是迂阔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下之所以忧虑荒年，是因为积蓄少。积蓄少，是因为土地有未开发的利益，百姓有未发挥的力量。天下之所以忧虑盗贼，是因为武备衰弱。武备衰弱，是因为国家有许多冗员军队，军队又有许多无用的粮饷负担。如今有一项举措既可以备荒，又可以平息盗乱，而且正当百姓饥饿、盗贼兴起时，还能顺势利用他们，那么该采取什么办法呢？回答说：安抚流民罢了。流民本来就是百姓，进可以作战，退可以耕种。他们被饥荒灾害驱赶，只仰赖食物生存。在这个时候，假使奸雄利用他们，就会酿成叛乱；假使国家安抚他们，就会成为富强的资本。关键只在于安置他们的方法是否得当。近来上天不降安康，肥■〈虫遗〉为害，吴越、江右各州相连的地区都遭遇灾荒，田野没有青草，人们心中只想着逃走。江淮之间，流民沿路离散，有的带着老人孩子、全族同行，有的抛下妻儿，孤身远走。郑侠的《流民图》就是由此产生的。果真能得到有纲纪的大臣、忠实的官吏，选择公私房舍以及宫观屋宇，沿途将流民聚集起来，供给他们粥食。能够劳作的，就雇用他们的劳力；有技艺的，就让他们凭技艺谋生。等到来年春天，发给他们牛具、种子和粮食，利用空地荒田，按照人口分配授予，让他们耕种。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都是刚刚离开田地的人，既感戴朝廷抚养的恩德，又深切考虑全家温饱的办法，一定能够深耕勤锄，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等过了三五年，旱灾停止、局势渐渐安宁，百姓有了安定的志向，再在农闲时慢慢教他们战阵之法。与其招募市井中的游手闲人，哪里如同收用等待哺食的壮丁？这不过是古代井田制、唐代府兵制遗留下来的意思罢了，难道不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吗？从前西晋之乱兴起于李雄，他特意招募流亡远方的百姓；唐朝末年，张全义设置屯田将领，聚集流落百姓，教他们种植技艺，三年之内，河东户口恢复，桑麻茂盛，每县精兵多达七千余人，河东依靠他们如同得到长城。一名刺史实行此法尚且足以见效，何况凭借天下的力量来办理，还有什么不能成功呢？所以说，能够把灾害转化为福祉的，就是这个办法。至于议论社仓、保甲，本来已有精通此道的人详细论述了，所以我只略说这些。军兴议

译《禹谟》说：“六府十分修治。”六府就是水、火、金、木、土、谷。五谷用来征收赋税，五金用来进贡。《禹贡》把田赋和物贡并行使用，所以有“只有金有三品”的说法。如今却偏重田赋，而禁止开采五金，所谓六府，已经废弃其中一项了。况且禁止开采，是为了将来使用它。辽东、金、复、海、盖等地，都是矿产的产地，一旦被虏夺去，就像把粮食送给盗贼一样。在这种三空四尽的时候，衰世苟且聚敛的办法没有一样不用，却唯独在开采矿产上闭口不谈，把老成持重看作经济之道，原因有两个：迂腐的人害怕沾上聚敛财利的名声，懦弱的人害怕酿成首先倡议的祸患。所以明知开采有益于挽救时局，却没有人肯出头承担。古籍不是说过“财物应当不被弃置在地上”吗？《大学》说“使生产财物的人众多”，凡是有利于百姓的，如茶、如盐，没有不实行专卖的，都称为“生产”，难道只有农田才叫生产吗？至于矿工聚集，不能没有争斗，那么有矿的地方，就应当由守道、巡道所供养的军队驻守。这些军队即使不能上阵杀贼，难道不能在开采时自我防卫，在几个月内消除可能发生的变乱吗？况且云南实行开采已经二百多年，有司和大臣的俸禄收入，没有一样不取自矿产，哪里有什么首先倡议的忧虑呢？大体说来，谋划国家事务，没有绝对有利的，也没有绝对有害的，只应当根据所看重、所急迫的方面来转移取舍。例如九边互市，钱币必然会因此耗费，武备也会积弱。起初提出这个建议时，群臣动怒争论，这也是深谋远虑。然而实行了六十年，边地百姓保全性命、繁衍妻儿，何止成千上万？这正是因为新郑、江陵、蒲坂敢于独断独行，不害怕议和退让的名声，也不害怕首先倡议的祸患，所谓安定社稷的大臣就是这样。否则像近来的奴虏祸患，不知道六十年中会发生多少次了。军队没有赏赐，士兵就不去；军队没有财力，士兵就不来。估计国家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仅一座关门每年就要六百万，哪里还能够有余力余财来招募士兵、寻求勇猛之士呢？我认为应当像岳武穆那样精选背嵬军五百人，辗转训练，得到三四万人，长期驻扎在京畿以南，彼此呼应，用来防备奴酋突然奔袭，那么京师就可以安稳睡觉了。有人说：“您在神宗朝修国史时，请求停止矿税，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我说：“那时只是以营建三座宫殿为说辞，还是可以缓办也可以急办的事情，哪里像如今虏骑充斥、郊外京畿震动，连陵寝都不安宁吗？” 难道曾经有一万骑兵践踏我国腹地，攻破五县、占据一府，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吗？我军杀死三个虏兵，虏军便屠杀一个强县来报复；虏军掠走的子女玉帛数以万计，而我军只缴获一副铠甲、一支箭，却在奏章中大肆夸耀，满朝庆贺胜利，笑得合不拢嘴，难道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皇上的赫然震怒、征讨军队、筹集军需，正是苏轼所谓天地鬼神也会谅解其不得不如此的事实。况且事情交给抚按办理，不派宦官使者，不扰乱民间，正是为了作为鞭挞奴酋的资财，又怎么会像年年加派、吸取民脂民膏那样，一方有急难，四面都跟着崩溃，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呢？把这些话吹进筹划国事者的耳朵里，不知他们是否会有所省悟？奏疏 议论国家财政奏疏（馆课） 陈述时政奏疏（阁试） 报命疏 请求按年资退休奏疏 请求退职奏疏 辞谢恩典奏疏 请假第二疏 请假第三疏 弹劾内监王坤奏疏 请求退休奏疏 第二疏 第三篇请求退休奏疏 第四疏 第五疏 请求恩典奏疏 请求退休奏疏 议论国家财政奏疏（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