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一

译郡国设立医学，祭祀三皇中的神农、黄帝，这些都与医学有关。至于庖羲氏，却没有人知道医学由他而来的根据。我听说五帝的书称为“三坟”。三坟讲的是大道。没有比《易》更大的道，近取自身，便是《素问》；远取万物，便是《本草》。卦辞所说“在木为坚多心科上稿”的，大概就是本草的鼻祖。况且药物不过属于五行，五行的变化形成五色、五味、五气、五性、五种功用，而这五者的变化无穷无尽。圣人从卦气中领会五行的情状，所以说：“一日尝七十毒者，就是这种物、这种地方。”神奇的膏药能传治疮病，灵验的丸药能疗治疾病，这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圣人并不看重。胡乱用一种毒药攻治病体，比五种兵器造成的伤害还惨烈；伤害生命的事情，圣人一定慎之又慎，而且必定从自身开始。圣人也不过是人，如果把自己的肚腹当作必死之地去尝试，并以拯救世人的名义称其为神奇，那是愚蠢至极，哪里值得相信呢？知道禹所说的神奇，是用九畴治理洪水；那么就知道神农所说的神奇，是用八卦象数尝试药物，这就清楚了。陶隐居精通医学，于是谈论上古圣人的方药和主治，以知识相互承续。既然不亲自用肚腹尝试，而用知识来尝试，两者相差又有多大呢？这也还不能算是确切的论断。秦朝焚烧六经，只有《易》因为附属于医卜之学而得以保存，所以说：“执着于它，全都是术；不执着于它，全都是道。”把《本草》看作神农氏的《易》，也是可以的。起初药物分为三品，以三百六十五种对应周天的数目。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增补，绘图、作注、注音释义和分类编排的著作，共有几十家。到了近世，蕲州李某全部加以汇集，又广泛引用经史及稗官之书，旁征曲证，共四十卷，可以说既勤勉又广博。恰逢西蜀陈文献公请求修撰一代正史，皇帝下诏征求天下遗书，他的儿子文学某把书进献到宫阙，天子下诏表示知道，书便收藏在文渊阁。当时正准备撰写方伎传，丁酉年三殿发生火灾，史事中途停止；它的副本有一部在江右刻印。楚地巡抚四明薛公说：“这是楚人的书，难道不应当由楚人得到吗？”于是校勘、誊写，用镕金刊刻。薛公因母丧离职，三山杨公继任左辖，实际完成了这件事。书成后嘱托我作序。我曾驱车经过楚地隋州，路过厉山，看见那里有神农祠，这又是大医王的出生之地。我又读张文潜《明道杂志》，其中说蕲州庞安时根据病症确定方剂，往往都有神效，于是知道医学传统本来就在楚地，而楚地又以蕲州最为著名。然而神农的辅佐者有桐君、雷公，他们所著的书已经湮没失传；庞安时也只有《伤寒》一论流传于世，而且从未进献给朝廷，为君主和父亲效力。如今读李君的《纲目》，古今医学便有了总汇，而且收藏在天府，推行于四方。薛、杨二公相继表彰此书，以使楚地长久，也使天下长久，不能说李君没有遇到知音。李君有个儿子，做了循令，凭借通晓经学出仕。我因此推衍三坟的旨意，并把根源追溯到《易》，敢说自己能够阐明神农的话吗？《刘向说苑》序（馆课）。西汉著书的人，从陆贾以下共有六家，而“卯金子”刘氏占了其中两家。淮南王刘安有《鸿烈解》，中垒校尉刘向有《说苑》《新书》。听说淮南王的书诡奇超逸，世人所说的带着风霜、饮食沆瀣，大概文士多沉醉其中。而刘向的《说苑》二十篇，搜罗旧闻，合乎规范，似乎并不是喜好奇诡的人所急于追求的。现在为什么专门刊刻《说苑》呢？回答说：刘向这部书，符合立言宗旨的地方有三项，至于文辞典雅还不算在内：有助于实用，是第一；阐述圣道，是第二；进献正直之言，是第三。只要有其中一项，都可以流传，何况三项兼备呢？古语说，公输子制造舟车很巧，却不善于制作木鸢，因为那不是他平常使用的东西。顾长康描绘神鬼很容易，却难以描绘狗马，因为狗马是众人平常所熟见的。《说苑》从君主之道、臣下之术一直讲到文饰返本，其标举篇章、持守论点都明白确切，民生常道无不有益于天下国家，而不是雕琢尘埃、镂刻虚空，纵谈六合之外来惊动视听；这就是因有助于实用而可以流传。汉代承接秦代以后，师承各异，学术各异，自董仲舒开始才有大一统的说法，但世人仍然不知道应当尊奉、趋向何处。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洗去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气，大体以齐、鲁学者的论说和儒家语录为主，也稍稍杂取诸子之说，却没有随波逐流而忘记根本，因此独自列在儒家之中；这就是因为阐述圣道而可以流传。元成时期，宦官外戚相互牵连、掌握权势，刘向援引宗室大臣的大义，亲自遭受谗言攻击；只是所谓“三独夫”共同忧虑社稷，忠心没有得到施展，于是又进献《说苑》来表明志向。我读《正谏》一篇，其中关于昌陵、外戚和封事的论说，仿佛是余音袅袅；这就是因为进献正直之言而可以流传。《鸿烈》有这三点吗？哪里只是《鸿烈》呢？陆大夫有刘向的华美而没有他的实质，贾太傅有刘向的辩才而没有他的见识，董江都有刘向的醇厚而没有他的通达，杨子云有刘向的造诣而没有他的气节，真正懂得言论的人一定能作出公允判断。有人说：史书记载，刘子政自己说得到淮南王枕中秘书，因为黄金没有铸成而获罪，那么喜好《鸿烈》的人应当没有谁比刘向更甚，所以曾巩讥讽他的言论不深厚纯正。这种说法不对。刘子政固然年轻时喜好《淮南王书》，但后来领会其义理，觉得不协调矛盾，又遍尝忧患，学术见解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人说柳宗元文章以《国语》为老师，却又非难《国语》。曾巩文章以刘子政为老师，却又诋毁刘子政。文人相互反驳，本来就是如此，难道可以全部相信吗？《八大家集》序（馆课）。

译文章形成流派，来由已经很久了。六经以来，作者代代兴起。到班固《艺文志》才开始考察、区别各个流派类别，分为儒家、道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农家、杂家。他们的主张都有根据，言论都能成理，奇伟诡异，各自堂堂自立，总称为“家”。于是有远见的人上下考察千年文章的变化，想要罢黜百家，而独以唐宋八位作者为最合适的对象，称为“大家”并加以流传，为什么呢？因为重视经术。杨子云不是说过吗？六经是群言的外郭，刘勰《文品》首先揭示尊崇经典。经典对于文章来说，是祖先。譬如一个家族，有族人，有祖先，然后才分出支派。有的因官职而成家，有的因地域而成家；能够使宗族显赫的，便是大家。箴、铭、赋、颂，是以《诗经》为祖；序、记、奏疏，是以《尚书》为祖。写文章的人，最终没有可以舍弃这些而仍然足以为训的。八大家的才质各不相同，但他们受到的渊源浸润，都是尊奉经典。韩愈《平淮西碑》，评论者说它的叙述像《尚书》，辞采像《诗经》；而柳子厚、苏明允一生的深厚含蓄，也见于他们写给韦中立、田枢密的书信。至于王介甫的《新经字说》、曾子固的《洪范解》、欧阳永叔的《童子问》、二苏的《易传》《古史》，不能说不是以六经为根本。所以他们的积淀厚重，熔铸裁剪典雅，义理造诣深刻，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典范还有保存，世人不能凭主观意图加以废弃。这就是文章有根本的样子。明代洪武、永乐年间，还知道尊奉这种传统，如仿效苏家，有方逊志；仿效欧阳修、曾巩一派，有杨东里，这些文集都可以考察。自德靖以后，士人急于求成，喜欢猎奇，于是把经术放在一边不问，却取秦汉诸子的文章，逐句逐字雕琢来相互修饰，说：“这样便可以超越唐宋文章。”唉！我不知道这八大家的力量本来做不到吗？还是他们能够做到，却鄙薄而不愿做呢？况且之所以排斥诸子，是因为他们背离经典。既然背离经典，却又奇伟诡异、堂堂自立，那么还可以算有一家之言；如果只是承袭秦汉诸子的余绪，寄居在他们的门廊之下，那就是从前江左、西昆的习气，是韩愈、欧阳修几位公所说的奴仆式文章罢了，还凭什么称家呢？所以我校勘八大家文集，交给刻工刊刻，使承继学业的人知道贯通经学、学习古文的宗旨。《苏黄题跋》序。苏门四友之中，只有黄山谷的学问不纯粹；他以东坡为师，却暗中把东坡视为敌国。除文章气节之外，他的操行精纯洁净，平生因在露天席地、披头散发这类事情上获罪，只有那些微小的艳丽词作而已。这正是东坡所畏惧的地方。他写文章仿效《兰亭序》，题跋书画多是零落的短篇，出自刘义庆《世说》的笔意；虽然只是偏师取奇，却都超出常情常量，常常击中要害。至于李广川的文采、长睿的博学，当然不免稍逊一筹，也得益于东坡的熏陶。当宣和年间，朝廷禁锢苏轼、黄庭坚一党，连同他们的翰墨，凡书画上有两公题跋的，都认为是不祥之物，全部裁割毁弃，拿去进献宫中。评论时代的人对此只能叹息，哪里知道五百年以后，这些细小珍玉都足以价值连城，竟有杨侍御把它们汇成这部集子呢？山谷曾对子弟说：“士人生在世上，可以有一百件事不做，唯独不能庸俗。一旦庸俗，便无法医治。面对大节而不能被夺志，就是不俗。”宋人把它们看作不祥之物，是庸俗；杨侍御把它们汇集起来，是医治庸俗。世上如果有不庸俗的人，一定不会只把它们当作书画来看待。《合刻罗文庄公集》序。成化、弘治年间，师承没有不同，道士也没有异学，程朱之书被列入掌故，称说大一统；讲究文辞的人墨守欧阳修、曾巩，文章平平常常。当时文章发生变化而以古人为师，始于北地；理学发生变化而以本心为师，始于东越。北地一派还少有响应，东越却凭借功名、地望来加重一家之言，濂洛、考亭的学说几乎受到动摇。只有太宰罗文庄先生独自加以驳斥，说：“禅宗先生从年轻入朝开始，就把扶助世道、觉悟民众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坐在蒲团上参究公案，与老和尚共同参禅；久而久之，见到所谓清净法身，于是知道无善无恶的宗旨，果然与《诗经》所说的秉持常性、《尚书》所说的恒常本性，在细微处有分别，清楚而不混乱。这就是《困知录》之所以写作的原因。”唉！拯救溺水者不能跳进水里，救火者不能踏入火中，是害怕自己陷进去而不能出来。假如先生陷进去而不能出来，那么也就成为慈湖、横浦一类人的后继了。先生守护正道，真是有心啊！从前杨子云著书，《法言》《训纂》《酒箴》《骚赋》等，都华丽而有法则，宏大而放达；然而他自己最得意的只有《太玄》。可是《太玄》之学没有大为显扬，世上流传的反而是他悔恨为之、认为只是雕虫小技的作品。先生居于承明著作之庭，不屑于做一般文人，而大雅之声从容平淡；记、序之文丰赡而有体制；铭、赞之文质朴而不夸张；奏对之文正直而不激烈。至于书信两卷，与诸位君子反复论难，尤其可以辅助语录而流传，正所谓有德之言、造道之言并立而同样美好。先生将要追随洙泗之学并辅翼它，何必疲惫地去摹拟秦汉呢？神祖朝有人请求让先生配享孔庙，奏疏留在宫中，没有得到答复。如今皇上精心治理道统，日夜思求真正的儒者，讲筵侍臣又有推尊先正、用来启发君主的遗说，这项久废的典礼似乎有所等待了。先生的曾孙珽仕把这部编集刻在旧京，而我恰好奉纂修之命来到这里，因而特意请我作序。我想到表彰正学、以禅学世代教化，并不只是珽仕继承祖志的孝心，于是冒昧作序。《重刻王文庄公集》序。

译王文庄公在弘治、正德年间做官。当时海内谈论道学的人，东越一派还没有兴起；谈论文章的人，北地一派也还没有显著。自杨文贞以下，都以欧阳修、曾巩为范式。所谓治理太平时代的文章，就是正始之音。文庄公从天地之间崛起，遵循前代贤人的规矩。他的诗文以独得自见为宗旨，以自然为情趣；才华无所不施展，却用法度驾驭，不成为战国纵横之文；学问无所不窥探，却用裁制约束，不成为六朝雕饰之文；对外物无所不包容，却以情感附着于境物，不成为庄子、列子虚浮夸张之文；对情感无所不描摹，却用礼来安定情感，不成为屈原、宋玉怨愤诽谤之文。总之，他任意应对而不离典范。即使寂寥短篇，也各自显出宏大气象。仿佛进入清庙，所见无不是礼器；仿佛驰行大道，所踏无不是平坦道路。何必逐句逐字雕琢，使用非圣人的书籍，气力耗尽、言语枯竭，卖弄无穷的辩说呢？试取其中写得好的作品，放进庐陵、南丰两位先生的文集中，难道还能辨别出来吗？公曾说：“自古文人发表议论，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心意痛快，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谏臣的进言如果只是出于结党求名，即使会混淆国家的是非，也不加以顾惜。” 一百年以前，公已经洞察到这种端倪，如今才得到验证。没有深远的见识，达不到这种程度。唉！自德靖以来，作者多如树林，以本心拟古，向上取法、向下教诲；正始之文几乎像夏天穿皮衣、冬天穿葛衣一样，少有人经过而加以问津。功成而不居，公又怎能自我标异呢？等到模拟古人的力量已经穷尽，而千秋的评论尚未确定，后来人人都知道应当遵循根本，公的文章才开始成为天下的衡鉴。神明重新归来，日月再次明亮。这部集子，是文坛的赤色旗帜，并不只是王氏一家的珍宝。公的孙子王大夫校勘后交给刻工刊印，显扬传播，以继承先祖的德言。公侯的后代，必定能够恢复祖先的事业。世家的珍宝和祖传的砚台，我一定把大夫看作其中的冠冕。《冯少墟集》序。从前己丑年，庶常吉士二十二人，天子命少宗伯田公做他们的老师；金陵焦弱侯凭借端正的理学成为领袖。当时同辈大多正值壮年，意气强盛，不太听取弱侯的话。只有会稽陶周望喜好禅理，长安冯仲好喜好圣学，时常与弱侯相互激发。仲好是个冷面硬骨的人，曾经端坐静处，饮食清淡而少交游；在文章交往方面，很少参与追逐。我们这些人喜欢周望的简易，却畏惧仲好的矜庄，不敢亲近，只私下戏称他为“吃生肉的人”，说他有意于两庑之间。后来我因请假急归，过了一年回朝，在淮阴遇到南昌刘幼安，他为仲好称许五岳方寸，说：“三秦是大邦，仲好是修养高洁的士人，而且馆试名次也不落人后；有时上下相差，不过是在其中，最终却得到西台官职，为什么呢？”我说：“你不要说了，难道石渠阁、东观的职位就足以满足仲好的志向吗？”过了很久，朝廷下诏斥逐贤者，仲好也因此被废置，长达二十年。他没有一点牢骚不平之气，反而更加深入思考学术源流，大概日夜心向洙泗，折衷濂洛；虽然总体承受先儒的学统，却独自验证、独自创立，自成一家之书。如今所刻的语录、纪叙、尺牍、诗歌、杂著，共十多万字。过去讲学先生的微言并不少，但能够以自身行为证明的很少；仲好独独以亲身实践作为凭证。学者观察他在应酬、取舍以及细微处境中的表现，无不心悦诚服，所以一致尊奉他为“关西夫子”；朝廷士人也想听闻他的风范，时常把他的事迹报告朝廷，希望用来充实细旃讲席的听闻。康斋以布衣被召见，文清因陈述政事而被起用；担任坐论之职，难道还要借助官秩吗？何况仲好本来就是文学侍从之臣呢？我可以借仲好来预测世道了。我反复参究全集宗旨，仿佛有所悟入，但各篇序文已经先写成，不再重复赘述。只是各位君子所见，如同江汉吞天、浴日之后；而我所见，却是岷山、嶓冢山发源、水流初起之时。仲好以求成圣人为志向的学问，在庶常任职时已经确定；如今充实而光辉的成就，也没有离开他本来的面貌。崔侍御在六千里之外嘱托我作序，我既庆幸得以附名不朽，又感慨周望、幼安都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此集。唉！士人本来有一百件事不做也不算多，有一件事不做也不算少；己丑年同馆时能够结识仲好，已经足以称为盛事了。《皇华集》序。从前穆宗隆庆元年，岁次丁卯，我的老师太傅许文穆公当时以翰林简讨的身份奉使朝鲜，获赐一品服，乘坐四望车。公如玉山映照，彩笔纵横，朝鲜人惊叹不已，说他是天边的真人；哪怕片纸只字，也珍爱得如同奇珍。等到公出行时，朝鲜按照旧例准备贡品和礼币，举行郊外饯行礼。公一概谢绝遣返，朝鲜人更加叹服，筑亭题名为“却金纪盛”，用以彰美此事，昭示后世，永远不要忘记。又过了五十八年，到今上皇帝天启四年，岁在甲子，公的小儿子立礼，又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奉使，前往朝鲜探察请封的事情。当时辽东一带已经沦陷，舍人虽然得到车舆，却没有地方可用，于是横渡大海，途中经过鼍宫蛟窟般的险境，遭遇惊涛骇浪，约两个月才到达。朝鲜的父老见到五十多年前的天使，啧啧称快，仿佛文穆公再次到来。舍人回来时，朝鲜准备贡品和礼币，十分恭谨地举行郊外饯行礼；舍人指着却金亭，谢绝了他们的馈赠。只是朝鲜刊刻的《皇华集》一册，舍人拜了两拜接受，回来后展开阅读。我昌说：“立礼三岁便失去父亲，不记得先公的音容相貌究竟怎样；如今读到这部集子，就像传神的画像，又像重新见到他的面容。连海外的君长都把它奉为珍宝，何况我们许氏的子孙呢？”正要把它刻印后安置在家庙中，不能没有一篇记文。我曾经到新安，凭吊文穆公的墓。文穆公的几个儿子都像寒门士子，没有丰厚产业，唯独清白、忠孝的遗泽特别深厚。舍人尤其像白眉一样出众；况且陆贾出使尉佗时，行囊中的财物多至千金，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廉洁的讥议。舍人两代两次拒绝金钱馈赠，使遥远的异域知道圣朝有视珠玉如土石的臣子，实在没有辱没使命。至于他上奏陈述方略，筹划山川屯粮，推演谋略、规划军务，天子下诏褒奖，天官也会记录在案，应当有破格升擢。那些同张博望一样言论多有凭空臆造的人，怎么能与他相提并论呢？文穆公家的家教和世代遗泽，因有这部集子而更加彰显；而舍人宏大光明的遗风，不愧与李赞皇、范忠宣相比，正体现在这里。谨在书卷末尾记下这些话。○《石居士诗选》序

译《石居士诗选》，是现任大中丞楚阳石公所作。古代不是有开府诗吗？为什么称作居士？因为天下人知道石居士，已经很久了。公起初任二千石之官，任郡守时因刚强正直而得罪当权者。当权的中丞台派兵攻打他所守的城池，却没有不取胜的，公最终被清议逼退，咬着牙辞职离去。那时的公，很像披裘翁，这是一位居士。公后来从吴郡调任会稽太守，掌铨选的大臣考虑到淮盐是天下财赋的膏脂之地，若没有正直之士，谁来治理贪泉？于是让公以宪职兼任盐运使。适逢有监司用苛刻的礼法裁处公，公不肯屈服，立即解下官印归去。那时的公，又很像柴桑翁，这又是一位居士。公归乡后穿粗布衣、吃粗淡食物，把人世间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台察、守相等官员手持旌节接连登门，他很少接见，只以古道和淳朴的风尚作为乡里的表率。那时的公，又像戴黑帽隐居辽东的人，这又是一位居士。公沉潜幽居超过十年，修养德行，经历一生，才成为这样的居士。譬如大树，封土栽植并加以保护，从两手可握的小树长到参天大树，实在很不容易。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尊崇显贵的言辞来抬高公的诗呢？公少年时便作诗，以唐诗为典范；他评论本朝诗歌，认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是正始。公虽与七子同时代，却从未依附他们。如今读他的古风、近体以及五言、七言各类诗作，只见气骨苍劲，格律沉雄，往往取法杜甫；即使流为变体，也处在韩愈、杜牧之间。至于他主持风雅诗坛，真正依凭的是超出流俗的见识，试举大概来说：如《林泉》一类作品，歌咏衡门、泌水的隐逸生活而达到《考槃》的境界；所以它本来就很可贵。若由公来写，便会目光经营四海，心胸洞察九流；不是名人贞士，便不寄托情怀；不是有存教化、维持风俗的意义，便不予记述。一字一句都如《春秋》褒贬，既是诗也是史，这就已经超越常人了。《塞垣》一类作品，宣扬和畅达帝王威灵，铺陈军功实绩；所以它本来就很可贵。若由公来写，便会筹划朝廷谋略，安排山川屯粮，怜悯戍边征战的艰苦，愤恨敌人践踏中原的放纵。大概它本来出自《采薇》《杕杜》，而前后《出塞》诸篇又成于主帅之手，这就更加奇特了。总之，诗品达到这样的境界，自然可以不借翅膀而飞行，独自流传于天地之间；即使只写一丘一壑，也足以与孟浩然并驾齐驱，何况公清德盖世、功勋事业光明显著，哪里还需要用华美的外饰来装点呢？这就叫作不朽。公的官位越进步，文章的精神越强健，从世间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从古人那里斟酌取法的却非常广博。这部诗集以后，还看不出他会停止创作；将来若赐给它一个美好的名称，一定会叫作《居士后集》。公从前的本色和根柢都在这里，我知道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了。○《方众甫汝上集》序 《汝上集》，是方众甫任汝州太守时所作的诗和古文。众甫难道不曾刺史冀州吗？为什么偏偏称作“汝上”？凡众甫有所撰写，大多取自治理政务的余暇；冀州的坚实，是汝州的瑕疵。起初众甫被举为孝廉，常恨自己不能彻底脱离经生的藩篱，一心追求流传千秋的事业。脱去布衣做官以后，心中正要发愤腾飞。然而众甫不敢轻视冀州，说：‘我是替天子解除烦难的官吏，难道是词客吗？’怎么能拿着书策却像亡羊一样迷失呢？初入仕途的人应当以官事为老师，以律令作为自己的《春秋》，以案牍作为史籍，我为什么要独自不同呢？在那时，众甫写作很少，心思有所专注，便有所舍弃。等到将要补任汝州官职时，他才真正能够游刃有余地治理政务。州府长官到任办公三个月，老吏抱来疑难案牍，试办一两次都不能奏效，欺骗搪塞的心思便消失了，于是诉讼公堂寂静无声。这样一来，他便能在笔墨之间续写耆旧传，扩充山水经。春日出巡，有歌咏民情风俗的篇章；怀念人物，有招隐的赋；凭吊二刘的旧垒，访问空同的遗迹。过去所说的一心追求千秋事业，到汝州才真正实现；而他的功力深厚、胸襟旷达，能够雕刻万物、陶铸古代贤哲，岂只是治理临汝的政绩，天下名列前等，足以与西汉相匹敌。至于他的撰述，也足以置身两位司马之间。州县劳苦官员，临汝又是事务繁剧的郡，那些刺史戴着星辰出入，唯恐不能把事情办好，哪里还顾得上风雅？即使闭门赋诗，又怎么应付文书簿册？更不用说不可能像众甫那样精工了。众甫确实相信自己的才华，也可以说是懂得轻重缓急。从前汉代盛世，士大夫中能够作赋的，只有辽东、河内的作品流传下来；即使如此，也还有人没有列入循良之中。所学和所用，各有适宜。近来天下的法网越来越严密，用它来约束文吏，有过失的没有不被追究的。人们说这类人流连风景、厌弃案牍，不能参与百姓的急务。自从众甫的集子流传以后，考核实际功绩的人，难道还能专门责备文人吗？众甫入朝任司马后，便忧虑边境、思考职守，日夜研究军务，筹划襄助朝廷的谋略。西方的敌人已经被斩首，东方征战的将士又重新显示威势；真番、乐浪以外，韩地的碑文、柳氏的雅文以及司马子长关于朝鲜的叙传，都可以用来记录成功、给后来的用兵者作借鉴。这些事在众甫身上，只是目前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罢了。且从《汝上集》中去寻求吧。○《参知陈公遗集》序

译国子博士陈应，奉召赴任的日期已经临近。他拿着一编诗文给我看，说：‘这是先父的遗集。先父在肃皇帝朝任官，是一位著名的御史。’ 神祖在位时，江陵相公夺情起复的争议发生，台谏官列名上疏请求，满朝不赞成的只有两人，先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按照考功法被评为中等。江陵败后，凡是因抗疏而获罪的人都恢复原官，不久又有破格升擢。先父以自己曾列名其中为耻，不愿大肆表彰自己，便从县令按正常资序逐步升迁，辗转任藩司、臬司，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百姓祭祀他从未中断。后来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引退，安于志趣，著书立说，深思雅正之道，五十年如一日。平生所作诗文，常随手散失，家中收藏汇集的，十篇中也保存不了七篇。现在将付梓传给后世子孙，请我为之作序。至于撰述这件事，不是名心极强的人不能深入探幽、发掘秘奥，尽情施展才情；也不是名心极淡的人不能驰骋域外的见识，等待千秋后的鉴定。先生盛年时致力于古文，专心精研而无旁骛，实际功业深沉不显，知音稀少反而更加可贵。那些近世词家，一吟一咏便自我标榜，好像击鼓招摇，只求博取一时声誉的人，与先生相差多远啊？古语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会表现得相似。’况且他违逆权臣的意旨，像汲黯一样，却不以气节之名自我标榜；办理百姓的急务，像朱邑一样，却不以循良卓异自居。像这样的人，不能说先生淡泊名利；也不能说先生的文章不值得传。文人挖空心思、精雕细琢，探求造化的精华，大多不能长寿，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就是这样。只有白香山在九老会中年过八十，韦苏州经历唐代三个时期，几乎接近百岁。如今先生享有高寿，处在这两位之间；他的诗苍劲淡泊，文章真率自然，与二位并驾齐驱，不知谁应当为谁让座？这又说明先生从世间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上天以期颐之寿成就了先生不朽的盛事，也足以流传了。国子先生在我们的学校执掌教化，谆谆把培育人才作为职责，将所得俸禄投入其中，以疏浚百年淤塞的泮水。临出发前，又采用风水家的意见，修建高台楼阁，全部恢复旧日面貌；这正是士子们思念先生之处，如同靖江士民为先生建祠一样。先生曾任靖江县令，说：○《邢子愿法帖》序 我做平民时，当时的馆师田公宗伯病势很重，同馆的人商议派一人前往，我请求前去，仓促间成就了这次挂剑之游。太仆邢子愿曾作近体诗一章，推重我的意气，我们从此开始交往。我离开春明，经过德平，子愿奔驰百里来为我设宴，在太学张家的宅第中说：‘这里并不缺少百舫，今天只是仙人经过罢了。’我后来长久隐居山中，冯元成当时常以小草堂往来燕齐，我得以同子愿交谈；两位先生都作《五君咏》，说的是李本宁、王百谷、冯元成、子愿和我。我惭愧不能当此称誉，没有作诗唱和。子愿也曾评说古今。王司封将他的书法结集，刻成五卷寄给我；而且所选的只是他晚年日常行押的尺牍，是不故意装庄重却自然合于法度的作品，真是有眼力。孔子说颜回之玄妙要等待异世知音，郭林宗鉴识人物只取其神情，这难道仅仅是翰墨林中的一件奇事吗？子愿的书法名满天下，并不难刊刻流传；只是他自己认为极好的作品，像水乳交融一样，反而没人能替他挑选出来。得到司封的这一举动，仿佛子愿重新活了过来，使我听到广陵的古曲；这确实是翰墨中的一件奇事，也不只是翰墨中的一件奇事。感叹赞叹仍嫌不足，写下这些话来使它附于不朽之列。○《超然堂稿》序 从前我在檇李读书时，孙简肃公还未正式退休，我以做游人为耻，因此没能到他的门下受教。后来同乡龚黄门对我说，孙公是天下的长者，其他美好品行也十分完备；尤其是他的谦逊，世上无人能比，这大概只是看到了公品德的一个方面。公有个孝廉儿子，自称“谦所”，这就是所谓有的继承了父亲的骨骼，有的继承了父亲的精髓。不久又改称“超然子”，过去是谦逊，如今是超然，难道二者没有相通之处吗？左太冲说：‘深谷底下郁郁葱葱的松树，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禾苗；凭借那直径一寸的资质，却荫蔽着百尺长的树枝。这是地势造成的，自来就不是一朝一夕。’柳氏《家训》说，世代承受宠禄是可怕的，还不如住在柴门小巷中，足以显露自己的长处；盛满难以保持，就是这样。君是简肃公的好儿子，孝顺友爱出于天性，划定界限便严格践行，仪态和顺文雅，没有盛气，没有轻慢之心，差不多可以比得上万石君家族的福庆、陈太丘家族的二方了。至于他磨炼品行事业，刻苦学习、安于清淡生活，已有许多寒门士子所不能企及之处，所以经学通明而考中，社会声望更加提高。杨滇南的博学高雅，近世少有匹敌，尚且被家世声名掩盖；拿君来相比，差距就太远了。《易经》说“谦”道：‘利于征伐；天道不也像拉开弓弦一样吗？’ 君子的谦逊，正因此能够达到超然的境界。君自认为世代承受国家恩泽，志向在于报效君主，并不是要隐遁山林、厌弃仕途冠带，把一切都抛到世外；只是因为他一旦专心从事功业，便会废弃《蓼莪》所表达的孝思，所以才这样。余曾说，丹朱的骄傲，不一定像末世凶恶品德那样明显，而应当是由于轻视世俗、放纵心志，不肯把天下看作束缚；我想那些洗耳入渊的人，正是有这种学术，而源头始于庄子，放纵流行于嵇康、阮籍，后来竟把放诞的风流当作事迹，因追求超然而失去了真正的超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因为不谦逊。舜谨慎修德，禹克制节俭，孔子赞叹说：‘多么崇高啊！这才是超然。’君的超然就在这里。请让我把这番话拿给君的儿子弘范，请他判断是否真正理解了父亲的心事。○《青藜馆诗集》序

译唐代用诗取士，可诗歌对于名公卿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为什么呢？凡是诗写得精工的人，必定专心于这一门事业，不再转向别业，始终坚持，然后才能成为一家。因困穷而诗写得精工的，便有孟浩然、杜甫，但不一定凭诗使自身显达；地位尊贵而诗写得精工的，便有宋之问、王维，但也不一定凭诗使自身更受尊重。整个唐代以名公卿名声著称的人，凭借直谏立身的有裴垍，凭借智慧建立功业的有李泌，三百年间没有几个；而且他们甚至不能凭短篇片语，留名于《间气英灵集》等谈艺者的议论中，只有张九龄差不多做到了。他的宰相功业本来可以与姚崇、宋璟并列，而诗名也能与诸王相抗衡。为什么这样的人如此寥寥？做了名公卿，便没有必要从事诗歌；即使作诗，也会让那些专心求精的人感到骄傲，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全才，有什么关系呢？明朝兴起后尊崇经术，不以诗歌考核士人，只有文学侍从之臣把诗歌作为本业。然而没有唐代那种兴庆宫、曲江池应制唱和，或明河、轻烟般的特殊恩宠，迫不得已才应制，不过是中书省试诗罢了，是春明送别罢了，是《皇华》纪行罢了。况且官位越高，离诗歌越远。校勘石室典籍，又比代拟诏令远一步；起草诏令，又比侍讲更远；讲经，又比前者更远。至于学士、春卿润色天子的礼乐事务，繁多而重大。在这种时候，想同词人墨客在四声五言之间，磨笔刻烛争高下，哪里只是没有时间而已呢？浒西金齿最终因诗艺精工而怀念李攀龙，钤山也于是成为绝响。离合的原因，与唐代完全相同。君子对此不能没有遗憾。少宗伯刘衡野先生，以奇异的才华、深厚的学问冠绝词林，在清要之途任职二十多年，高文大册传播四方，忠言嘉谋震动朝廷。戊戌年春天，他首先倡议伏阙上疏，请求册立东宫。天子虽然下诏严厉责备，却因此知道朝廷内外大体都听从圣断，成就了辅翼君主的功劳。先生在南宫所上诸疏，全都凝然独立，不迎合也不吐露私意，使群小侧目。世人都把敬舆、长源的声名归给先生。先生虽归隐海内，世人把他比作惠州、衡山，却以出处进退来衡量他的轻重，没有人敢只以诗人词客看待先生。先生却从未有一天停止写诗，沉浸于六代诗风，包容三唐诗法，辞采高雅华美，兴致寄托萧散深远，内心没有枯竭的思绪，外物没有遗漏的形象。先生的长子搜集编成《青藜馆集》，虽未能见到先生的全部作品，却都是才情所达到的极致，穷尽诗家变化。因此说先生是沈佺期、王维，不能完全相称；说先生是敬舆、长源，也不能完全相称；说先生因为身份和处境尊贵而使诗歌受重视，也不对。说先生因为文章和功业而使诗歌受重视，也不对。他大概是张九龄一流的人吧？自从先生的诗集流传以来，唐代以来那些名公卿的诗作，在穷困诗人面前自感逊色的局面，如今可以扬眉吐气了。先生曾说：‘扬子云轻视雕虫小技，不肯从事，却称美《美新》之文，怎么敢同我们家族中垒校尉刘向、外戚上书的文章相比？’所以他把自己的馆舍题作“青藜”，将要同古代三位益友交游；我把他比作张九龄诸君子，也是借唐代来评论诗歌。○《江西乡试录》序

译《陶白斋稿》，是我朋友章公觐行卷中的十分之一，由他的弟子敬亲手抄录并校刻。为什么称作“陶白斋”呢？章公觐平生仰慕彭泽、香山两位先生，所以把书斋题作这个名字，以表明志向；这就是稿中奉献的一瓣心香。像白居易六时礼佛、顶礼柴桑陶渊明，就是这个意思。从前我曾和冯咸甫等人在斋中结社，早晨聚集，构思经生文艺；各自欣赏完毕，便点灯限韵，每人作诗几章。每到深夜便狂饮狂歌，拍掌说：‘这不是少陵吗？这不是长庚吗？这不是摩诘吗？’于是章公觐挥袖而起，说：‘我比彭泽怎么样？比香山怎么样？’他的弟子敬便从旁斜眼看着说：‘玄宰可以比得上少陵的骨力，咸甫可以比得上长庚的韵致，我家长公大概处在两者之间吧？至于我又像孟襄阳怎么样呢？’当时我们都年轻，意气自负，互不相让，表面上浮泛地仰慕古人，实际上错误地自我夸耀，人们都侧目看我们，称为狂生。章公觐当时已经负有时名，年龄稍长，主持并盟誓于我们这一党；我们像兄长一样尊敬他，他却称我们这一党为“狂生”，也许这才算是与古人交游吧。哪里只是你们这样几个人勉强稀疏地仰慕陶、白两位先生呢？章公觐已经走在我们这一党的前面了。恰逢子敬校刻完成，认为我应当说几句话。唉，除了我，还有谁适合说这些话呢？于是我说，我们这一党二三位知己在社中的来由就是如此。至于章公觐的诗，恬淡闲雅，类似陶渊明；旷达豪放、寄托深远，类似白居易，这要等待知音来判断。至于章公觐的神情气质类似两位先生，而声色风貌未必完全类似两位先生，这也要等待知己来判断。不要让我们这一党二三位知己以私心玷污自己的偏好，仍然像少年时那样表面浮泛地仰慕古人、错误地自我夸耀罢了。○《何士抑居庐集》序 我的朋友何士抑居父亲丧时非常谨慎，曾说：‘汉代原涉说过：“先人的坟墓，如果俭约简陋，便不能算孝。”’于是便在凤凰山山麓大规模修建墓舍，前来会葬的宾客如云，马匹倒在地上悲鸣，不能前行；松、柏、楸、梧整齐地排列成林。士抑的家产大半因此受损，而悲哀思念始终没有穷尽。每当霜寒月冷之时，他就在墓前呼号，不忍离去，间或作诗作文来排遣抒发；唱和应酬的篇章也没有废弃。’这就是《居庐草》。自古以来，丧中之言不作文，所以苏东坡居丧时谢绝宾客，停止诗文，朱熹也认为这是知礼；但实际上也未必一定如此。从前王羲之的许多法帖，半数出于问病吊唁，在哀伤悲戚中形成书法法度，所谓泪水浸湿了老笔，其书法反而流传至今。古代孝子所作《白华》之类的诗篇，《诗经》三百篇没有收载，束晳为之补作，读者终究因未见失传的古诗而遗憾；那么士抑有《居庐草》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有丧亲如伤弓之鸟的痛苦，每次放下想读它，总是不忍；即使读了，也不忍读完。而其中的文辞辛酸，声调气韵悲婉，如哀鸣的寒蝉、劳苦的雁，使人听见便流泪。难道清欢的言语难以模拟，而愁苦的言语容易写得精工吗？即便如此，士抑的情感发于内心，却止于礼义，这大概就是古代孝子表达志意的正道。何况他的言辞典雅美丽，卓然值得流传。我主管史馆，便把它交给乐官，使它列在《白华》逸篇之后。○《沈公路文集》序 从前我曾和陶周望谈论文章，认为人的毛病以通达为最严重。周望说：‘阮公的《咏怀诗》，为什么那样郁结而奇特？’我说：‘难道你没有看过苏门山的诗篇吗？晋人常说：“假使我能有身后的名声，不如生前喝一杯酒。”这句话用在功名道路上很好，却不能用来谈论著作。潘岳、陆机、沈约、谢朓这一类人，得到一句佳话，便像攻下一国；斟酌一个稳妥的字，便像遇到一位导师；专注得像癖好，莽撞得像痴狂，多取如同贪婪，不让如同发怒。烈士为名声而死，同夸张之士为权势而死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传之不朽呢？’周望淡泊于仕进而努力学习古人，认为我的话确实笃实可取，只可惜他没有长寿；如今我又对沈公路有所感慨。公路家世承袭世代美德，才华足以匹敌幼清；既游历典籍的范围，也涉足园林的趣味。性情又正直孤高，深居简出，不同达官贵人交游，也不把姓名高悬于权贵门庭的名册。他作诗，只是酬答平生爱好；何况他违背尊生之道而放开胸怀、心志浩大，不遗余力，缠绵于险韵，层层累积成篇；文牍写满百函，箴言多到九士，忧惧勤勉不止。曾担心日渐逼近的岁月将来到自己面前，也担心口舌迟滞者将在身后议论自己。中年多病，身体和名声究竟哪一个更亲近？然而药包和诗筒杂然并进，倾吐心肝肺腑，捻断胡须，不仅像癖、像痴、像贪、像怒，而且兼有四愁、八苦，而创作的兴致始终没有衰止。究竟是谁在逼迫他呢？难道是他坚守自己的法度才这样吗？假如公路能够在仕途上施展才能，在文坛上主持评衡，使他的道术更加广大、气势更加昂扬，那么送别怀人就不会只限于眼前的同伴，登高吊古也不会只限于封国内的山川；纵情描写美景，探发幽秘，著书充满家室，一定会比这部集子更加丰富。这是文人的习气，也是志士的深沉。希望他的嗣子谷似博雅好学、继承父亲的见闻，结集付梓，流传海内，使他能同孙太白、王履吉并列受后人祭祀。唉，公路虽已死去，却真正活在文章中了。○《芝山集》序

译《芝山集》，是丽江世袭知府生白木公所著。德靖年间，李、何、边、康等人弘扬雅正之道，天下人纷纷向往，文风已经向东传播、向西覆盖，却还没有传到南方。自从杨用修远戍碧鸡，张愈光在鸣皋唱和仙鹤，滇洱诸侯中有一位雪山公，起身响应。大历年间的典范、杜陵的风雅芬芳，仿佛都在这里重现。当时文墨领域使荒服之地受到上国教化，如同鬼方被视作神州，丝绸被染色，黄金被铸造，难道不确实如此吗？传到第三代，成为生白公；他承继雪山公的事业而更加弘大，以忠诚勤勉报效国家，以知足自守修养自身。祖先的砚台值得追念，读书的种子正茂盛。他枕着经书、以史书为席，与寒门士子争勤劳，发掘幽秘、驰骋文采；即使只是词人少有唱和，如今他的文集完整地存在。张宗伯称赞他的文章清新俊逸、淡荡精深；周学士称赞他触景生情，才华高、格调雅，这差不多是钟嵘的定评、玄晏先生的笃论了。然而我读公的文集，更有不同的发现。杨用修虽然博综四部书，但从佛典中取材仍然节俭；李于鳞自称秦汉以后之书弃之如遗，即使旁征佛典，也只收取绮丽辞语。想找到像唐代梁补阙、宋代苏端明那样的人，却没有。至于公的《寒山和诗》以及偈颂、俪语，全都盘旋于究竟义理，归向大乘佛法，发出频伽鸟般的妙音，具备贝多树叶经文的本色；而且不废弃小乘果位，也不滞留于无为，这岂只是文人的智慧功业，分明还隐含着菩萨的宿根吗？所谓染色，还是原来的丝，却成为六铢重的天衣；所谓铸造，还是原来的金属，却成为八琏规格的法器。他在诗文之外还有更高的成就。难怪他能脱下轩车官服，独自遨游于尘世之外。丽江距吴地万里，公辗转派遣使者，把这篇序文托付给我；我感慨交游之道有神奇的感应，叹服豪杰并不等待外在条件，姑且写下这些话，附在两位史公作品的末简之后。○《消暍集》序 品评诗歌的人没有不赞美谢灵运、推重陶渊明的。陶渊明吟咏荆轲，仿佛是在替谢客作诗吗？子房奋起而仲连以不屈为耻，这话谈何容易，正是从前鲁国勾践所斥责的。至于把桃源寄托于逃避秦乱，不记义熙年号而只记甲子，含蓄地寄托黍离之悲，其感情超过在秦庭痛哭，这也算是剑术精妙罢了。澄江夏茂卿，是当今的柴桑翁。他在毘山隐居四十多年，母亲太夫人在世时，不敢把自己托付给别人，确实坚定。太夫人享尽天年去世后，他以《蓼莪》之痛面对哀伤，守墓的誓愿更加坚定，世人不能窥见他的内心。等到大宦官肆虐，江左各位贤者从前把茂卿当兄长、当老师，却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发肤以归还父母，这才知道他坚定隐卧的孝心已经与鬼神共同决定吉凶。因此，说他把荣华遗弃得像陶公，把孺慕之情发挥得像茂卿，都是只看眼前的议论。两位君子在出仕和退隐之间，一个如闲云，一个如介石；一个如连片树林中的独树，一个如幽谷中的兰花；虽然中间略有小小不同，并不妨碍他们都是善人。求学者博览群书、穷尽探索幽深微妙之理，却不一定非要刻意寻求深奥解释。以礼法自持，说话一定典雅，却不一定要纵情高歌、恕罪醉酒。穿黑衣而重厚笃实，寻求深厚的友情，求教奇闻的客人每天增加，倒屣相迎的礼数更加隆重，却不一定要断绝交游。即使可以遗弃万卷书，也必须雕琢美玉；雍容和穆的典范亲自实践，弦歌诵读的声音充满室内，却不一定要把五个儿子的命运交给天意。假如他们生在同一时代、居住在同一地方，那么必定会携手进入山林，不必再屈指计算。史家所记的独行之士，文苑传记往往不能兼收，因为忠孝名贤处在百行的上游，人们认为撰述只是小事。又有的人受才情限制、被事务困扰，即使已经沿着道路前进，也未能登上最高境界；而茂卿天性灵秀、精力充足，能够订定千秋事业，专心精研而无旁骛，美名成就于长久积累。他的文章可以信赖、可以流传；他的诗可以感发志意、可以抒发怨情。忠孝方面的篇章，具有《南史》记述楚臣的笔法，郁勃恢奇，有助于宣扬名教。颜光禄的《五君咏》、杜少陵的《八哀诗》，都已经在他的酝酿之中。由此便可以了解茂卿了。集子题名《消暍》，试着畅快地读上几遍，应当会有甘露醴泉从舌根之间涌出，不知不觉间烦躁的心情便消解了。○《诒美堂集》序 从前刘邵《人物志》把平淡视为君子的德性。创作文章的人，能够潜行于众多妙理之中，独立在万物表象之外的，就是平淡。世上的作者，才能和情思变化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却能达到大雅的平淡，关系到神明境界；若不是淡泊名利、对世俗滋味感受浅薄的人，终究没有谁能够接近它。谈何容易！《出师表》前后两篇，内在精神都合于《伊训》；《归去来辞》，辅翼着《国风》。这些作品都没有固定门径，质朴而任其自然，这就叫作平淡。可是，武侯的明志，靖节的养真，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澄澈锤炼的功力吗？六代衰微以后，人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它的办法。大体说来，人的机巧虽然丰富，天真却多被遮蔽；宫商音调虽然协调，细微的音律却可能失准。思路枯竭，所以只好像续接野鸭的腿那样强行增补；外表清丽，所以借助浓妆来增添媚态。有的气力耗尽、言语枯竭，像面对强敌一样，精神不能完整；有的贪多求得，像陈列市场货物一样，韵味不能深远。哪里还能看见所谓足以立言的君子呢？京兆刘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刘祝先生在文艺领域精心钻研，已经将近四十年。当他壮年入朝时，在朝任职没有多久，就依附父母，居住在亲人舍下，隐居于衡门泌水之间，除了粗茶淡饭，便间或写作文章。神皇帝赞赏他的纯孝，把他从田野中起用，接连历任显要官职。即使不必种桑八百株、不必辞官八十日，他的身体也已立于四方之外，精神遨游于八极之中。他归隐东山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他的创作都从本心自然流出。即使规摹西京文章，出入王谢门庭，兼有词人的长处，也不过是他多余的技艺罢了。只有他的气度冲和平淡，骨力苍劲，遨游于自然的道路，并化去雕琢剪裁的痕迹，这才是文章品格中最真实的境界，而先生具备了这一点。近代名家中，这种秘密已经很少有人看见了。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隆庆、万历以来，历下、琅琊两家衡量天下文章，横加诋毁前人，几乎不给别人留下余地。末流滚滚而来，甚至超过了前代。少数君子有意挽救这种风气，却像小盘小盎里的水，不能掀起连接天际的波涛，只能被河伯讥笑。先生的文集刊行后，谈论文章的人便有了可以折中取正的依据。改变这种风气的时机，到现在才算到了。我也将奉献自己的删削考订之力来追随先生，却不知自己的才力已经穷尽。《睢阳人物志》

译《睢阳人物志》，是刘文学刘瓒编撰的。从开国功臣、大臣直到节妇，共列为凡例十九条。这是承继他祖父参知公的遗志，又经过咨询和润色，积累了许多年，最终完成了祖先未竟的心愿，这已经十分勤勉了。书稿刊刻完成后，他拿一部书给我看，请我为它写序。回想我任职史局时，西蜀陈文宪公上疏请求修撰正史，诏令搜求遗书，遗书大量出现，而各郡史乘中值得采录的，只有徐大宗伯学谟所修的《楚志》，其余都很平庸。神祖晚年，臣下的章奏十有九件被留在宫中，唯独山阴贡士王应遴修撰地方志的两道奏疏都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王应遴在宫阙下等待诏命，随即授为中舍；除了一统志之外，几乎增加了一半。适逢修实录，修志之议于是搁置。等到我辅佐春卿主持总裁事务，海内书籍又更多地汇集到礼部，打开来看，像大官的宴席，品种滋味虽然丰富，却没有一样合乎御厨的标准；想寻找像古代先贤所作《志》《耆旧传》那样，足以供金匮石室旁搜博采的书，实在没有几部。假如各郡各国所在，都有像刘文学这样善于著书的人，把人物错综编排，使他们光彩照耀于琬琰之间，那么各地都成为睢阳这样，岂不是史家取材的一大快事吗？刘文学说：“本邦的名臣巨卿，那些以盟誓山河、镌刻金石而留名的人，世上本来就不应有不知道的。只是那些闾巷中的平民、闺房里的孤苦寡妇，一生困苦却笃实行善，甘愿经历九死来殉守节义；有些人是子游《月旦》所没有听闻的，也是士元以风教激励、搜采所未及的人。因此我正是要表彰他们细微而超过常人的地方，而不只是表彰显著功业；记述他们细小而可贵的行为，而不只是记述宏大的事迹。”唉，文学用心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差不多就是美化人伦、敦厚风俗的纲要了。他所起的补益，难道只是史书所能比的吗？难道只是史书所能比的吗！《漕抚奏议序》宋代韩魏公的声名德望盛大，超过了范希文、欧阳永叔；可是魏公自己说，平生从未以“胆”许人。“胆”这个说法，在孙思邈以前本来还没有明确记载。难道曾子的“大勇”、孟子的“浩然之气”，不就是圣贤的胆吗？承担重大任务、接受艰难局面，没有胆量就不能胜任；面对关键时机随机应变，没有胆量就不能决断；建立威势、消除祸患的萌芽，没有胆量就不能振作。古代的社稷重臣，见理明白，处事审慎，正是所谓一旦可以行动，便全力赴之；不顾宠辱，不管赞誉和毁谤，独自前往，独自决断，独自行事。即使有樗里子那样的智慧也来不及回旋，即使有鬼谷子那样的才智也来不及仓促应变，若不是骨气刚强、精神完足的人，谁能担当这种事情呢？如今大司徒宪葵王公，就是这样的人。王公任仪曹郎时，已经援引义理直言进谏，竭力争取建立太子，不怕九死。神祖鉴察到他的精忠，国家的根本于是确定，天下人都为之壮美。后来他由卿寺长官掌握节钺，在京畿南部开设幕府，文才武略无不适宜，不被任何单一才能所局限。三辅是重要地区，他在那里屹立如长城。适逢淮抚衡阳陈公告假归乡，王公因廷推而受到特别简拔，负责总理漕运事务。于是七省将吏听闻京南王公的声威，都恭敬地遵守约束。就像李临淮进入郭子仪的军队，旌旗一变，气象顿时不同，大概陈公的政务在于简约，王公的政务在于严肃吧。这时淮北接连发生饥荒，宦官使者四处奔走；又加上辽东军队失律，奸人萌生异心，运输粮草、征调士兵、渡海用兵，事情极其艰难，比往日多出十倍。王公察看其中的关键，多次上密奏，请求澄清淘汰，请求免除赋税并赈济，请求宽减宗室案件，请求抑制宦官横暴，请求恢复漕运旧规，请求停止海运。他所分条陈述的事项，多得更换仆役也数不清，而同主管大臣反复辩论不止十次。他认为明主可以用道理劝说，善人能够接受尽情的直言，所以宁可直截了当，不作婉转；宁可方正，不作圆滑。要做打开正门的事，不做从旁门另开的孔窍；要做离弦之箭，不做留在弓后的箭杆；要做四九之龙，不做首尾两端的鼠辈；要做登殿的猛虎，不做车辕下的小马。即使批触龙鳞、触犯权贵而艰难，主持纲纪、惩治贪污，谁又不是怨恨聚集之处？稍有顾虑观望，就会产生回避周旋。王公以孤忠自信，百般忧虑全都排除，最终取得皇上信任、与贤友相交的效果。像魏公那样，同一时代没有人被他以胆相许，王公又能把谁许作有胆之人呢？我听说神祖时期，常常因为军国重事，命令九卿大臣在朝廷上共同议论；等大家都到齐后，彼此相看而沉默，没有谁适合首先发言。这些事情全都关系国家典章，明白道理又熟悉事务的人，难道会昏昧到没有成算吗？只是宠辱、赞毁堵塞在心中，所以刚强浩大的气势隐没了。从今以后，所谓建立必然可行的谋划、打破因循沉默的陋习，已经有桂圭这样的人了。从前魏公命令他的儿子忠彦收集谏诤奏稿七十篇，分成三卷，说是希望彰显君主听取谏言的美德。这不也是为后世留下借鉴吗？王公刊刻奏议，用意大概也是这样。《榆林杜日章三教逸史序》榆林杜冠军曾从榆阳两次寄信给我说：“我所作的是《三教逸史》，多病而收敛机心，静坐之中已经进入这种境界了。希望您替我精心评论它。”我明白冠军有许多嗜好，难道冠军说的不是心里话吗？通达之人用来觉醒世人的道理，词人从来没有认真追问过。他们竭尽一生，呕心刻骨，因为一句话轻率地诋毁别人，便像面对刀刃一样互相仇视，也实在是被名声蒙蔽得太深了。即便如此，不朽的盛事，既可以凭机巧成就，也可以凭愚拙进入；一旦解脱了求名之心，那么即使是五霸所争逐的东西，也仍会傲然不屑于著述，何况其他呢？替邹鲁一派说话的人说：“诗赋只是小道。”替苦县老子一派说话的人说：“名声和生命，哪一个更亲近？”替天竺佛教说话的人说：“华丽的语言是造业。”各自有所舍弃，也各自有所建立。被舍弃的东西能够使人心意穷尽，所建立的东西能够使人的事业迁化提升，那么晋代江左正是这样。那时人们逍遥往复，酬答问难层出不穷，支遁、许询的玄学极为畅达，而潘岳、陆机的文章事业却中途衰落了。风雅之道沉沦，难道不会是通达之人反而起了助力吗？我听说冠军的祖先中有征南将军，喜好《左氏春秋》之学，世人把这种嗜好比作马癖、钱癖。又过了三百年，杜少陵有喜爱佳句的癖好，自己说：“语言不能惊动世人，至死也不停止。” 冠军的毛病，也正像这样。难道冠军也把那两位君子的癖好当成毛病吗？如果不把它当成毛病，那么为什么又要把三教的精微言论当作药物呢？譬如勇士奔赴敌阵，一鼓作气；如果不是巨鹿之战震动天地，就不能痛快；如果不是昆阳之战使虎豹般的敌军大腿发抖，就不能痛快；可是忽然拿起桐木笛、练丝弦，去寻求所谓广陵之曲，那就不是同一类事情了。若冠军成为儒者，他会成为侠客、名士、幽人，我没有一样不赞同；但我还没有把他当作三教史的作者，是因为知道他沾沾自喜于那两位祖师的癖好，却还没有肯放下。有人替冠军来责问我说：“您谈晋代的事，那么陶渊明难道不是晋人吗？桃源、莲社的事情，难道一定会降低诗格吗？您为什么不稍稍为自己留些余地？”我没有回答，因为其实已经能够回答了。《程氏墨苑序》

译可以流传的器物，如三代的鼎彝、籀书的鼓、欧冶子铸的剑、李斯所刻的玺、何氏的瓦、宋代的陶器和砚台，都凭借金玉土石等特殊材质，长久保存于世，而世人也把它们置于收藏和玩赏之间。唯独墨不是这样：试用它时像吹竹竿，必须一一吹试；使用之后像吃甘蔗，直到只剩渣滓也不厌倦；它一点点磨损，像火消融油膏，至于它不知不觉完成功效，又像春蚕结茧，最终归于乌有。以这种速朽的材料，承受必定的磨损，几乎没有能长寿的同类了。可是李廷珪的墨却以耐久特别闻名。当时德寿宫、重华宫两宫出重价购买，也只能得到一笏；它所获得的声名和定价，能够与历代重器相比，而胶煤、茎草制成的墨能够耐久到销熔金玉、融化土石的程度，难道不真是特别珍奇的物品吗？不过，我所说的廷珪墨，是说它有利于墨的消亡，却无益于墨的保存。墨消亡之后，归于虚无之乡，便无法再比较；正如梁鹄的书法、弗兴的绘画，形制永远消失，只留下名字流传罢了。它又哪里依赖墨本身保存呢？我听说廷珪之后，还有蒲氏之墨、赵氏之墨、林氏之墨、叶氏之墨，都可以和它相提并论；但所谓“一点如漆，百年如石”的赞语，独独归于廷珪，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称誉。这样一来，鉴赏之家便有了举竿而先行的人。如今程氏的墨遍布天下，能力相同的人本应竭尽全力与它较量，可是多年以来没有听说有人超越它、走在它前面；即使各位公卿酬答赠送，也都认为它横绝四海，不比奚超的墨逊色。百年以后，或许没有君房这个人，却还有君房的墨；千年以后，或许没有君房的墨，却还会有君房的名字。我从哪里知道这些呢？难道是从当代的鉴赏聚会中知道的吗？君房，你难道不会改变这块玉吗？君房曾经有不能释怀的方氏，想要穷尽方氏的技艺，所以在这件事上竭尽精力，用一丸墨堵住他的关口。男子如果没有刚强的心肠，只能悠悠然苟且视息，能成就什么事情呢？君房真是一个有志有心的人啊！他的墨之所以能够流传，正是因为这个。君房游历我乡，没有其他交往，唯独来索取我试用他的墨。那一天池水全都变黑了，于是我替他写了《墨苑》序。《人日诗后序》笔墨创作的事情，真正高明的工匠都苦心经营，从来不敢把耗费精神的创作当作应付之作。尤其精妙的作品，有的在醉中完成，有的在梦中完成，有的在病中完成，精神神通般地游戏，什么都能做到。难道一定要精神愉悦、气势旺盛，造物主才会使作品完美吗？世人传说张旭号称草圣，饮酒数斗，用头蘸墨，在墙壁上纵情书写，风凄急雨，观看的人都惊叹不已。王子安写文章时，每次磨墨数升，蒙被而卧，熟睡醒来，文章一字不改，仿佛有鬼神相助。这些都是从笔墨的通常门径之外得到的。如今观察王先生在人日患病，不饮酒，莫廷韩送来内府的良药，他却靠着枕头作诗二十多篇，答谢诗全都像《国风》《离骚》那样具有鼓吹激发之力。这样一来，他就和张旭、王勃鼎足而立了。先生性情高洁简约，恬淡地构筑百尺高楼，远绝尘俗，有遗世独立的意味，又自称九霞子。如今读他的诗，《黄庭内景经》的精微言语，很多都保留下来了。先生既然已经成了餐霞的人，难道还要等待内府的药物来治好他泉石般的隐逸之病吗？即使有烦恼疾病的人，翻阅这些诗，也会五脏之内清凉无比，不亚于饮用上池之水。这样说来，先生究竟是病还是不病呢？这又是超出诗歌本身的境界了。《袁伯应诗集叙》去年重阳节，我已经替袁公伯应的制义写了小引，勉励他以专门学问成为名家。今年秋天，伯应从睢阳寄来一部近体诗集，也是在重阳节送到，并且请我作序。我和伯应的尊父少司马一同在兰阳陆先生门下中举。司马平时教我教育子弟的方法说：“伯乐能相千里马，却教导自己的儿子去相国马，把它当作千里马；若不经常任用善于相马的人，最终也无从发挥作用。”像伯应这样喜爱谈论诗歌，难道不是违背司马公的本意吗？即便如此，时势到了，事情发生了，又怎么可以拘泥不变呢？大概隆庆、万历之间，士子只拘守科举功令的尺寸，除了宋人的注疏，一步也不肯越出。近二十年来，破除方正拘束而趋于圆通，逐渐广泛放纵，诸子、史书、空玄之学，旁及稗官小说，没有一样不被用来作八股文。若把写诗的才情用于文章，我知道他俯拾青紫、取得功名是毫无疑问的。况且从科举制义的角度说，瞿、王登坛称雄，信阳、北地都不能与他们并驾齐驱，并不是才力不如，而是受到时代和文体制度的限制。假如今天有李梦阳、何景明降低身份去写制义，驰骋于都市旷野、绝尘而奔，哪里还会在意别人评议呢？司马公《海市》等诗篇，正所谓“清新如开府，又能建立威势、消除祸患的萌芽，声名震动大荒之外”；世上本来就有文武才略都适宜的人，伯应以制义兼擅诗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伯应的诗，浓郁地具有唐人的风格，世间若有锺嵘这样的人，自然能够鉴定它的高下，也就没有什么需要等待我的评论了。《期赠篇序》

译《期赠篇》，是我们同道为陆伯生六十岁所作的赠言。百年称为一期，六十岁也称为耆年。我认为伯生足以称得上百年之期。大凡词人的寿命，不能只按甲子计算。从前老子写下关于不朽长寿的道理，《太易》看重可以长久的事业；肉身无论贤愚都同样归于尽头，只有言论确立、名声成就，才能与天地相齐，与日月同光，伯生就是这样的人。大年不一定兼具小年，往往就是如此。前代暂且不说，本朝词人如高子业、何大复、徐昌谷，都没有活到下寿；可是他们的名声，却足以使彭祖反而显得夭折。即便如此，假如让骏马施展十程的力量，让梧桐、楸树长成参天大木，使笔力和年岁一同老成，智慧反而因年老更加精练，那么这三个人，即使西京、盛唐的各位名家也不能与之匹敌。伯生却兼而有之。他苦心经营、呕心沥血，仿佛触犯养生之道；他剖析指义、凿通文思，仿佛触犯造物主的禁忌；可是精神理趣格外超拔，容貌更加润泽。他的诗文笔墨已经随着六十岁而发生变化，而他本人却才刚刚壮盛。近来他方才把赤县神州之内的山经地志搜罗汇集成一编，说：“从今以后我就把双脚包裹起来，不出门户也可以游遍天下。”这大概就是通达而有道的人吧？我说伯生足以称为百年之期，正是因为这个。回忆我刚成年时，曾和陈太史伯求谈论天下士人。太史谈到伯生时说：“所谓自己达到青云之上的人，不是依附青云而获得名声的人。”伯求已经成为千古人物了，而他当年预先记下的话，伯生最终也没有辜负。大概自从琅琊喜欢用名望来宠拔后进以来，二十多年中，吴中谈论文艺的人，没有不俯首驾车、结缚马缰，奔走到娄江道路上的。琅琊又多次用言语提拔伯生，伯生交游的道路虽然很广，却独自收束自己的学业，不拿一张名刺去求进见；而琅琊所称赏的人，各自凭自己的成就获得名声，并不因为有琅琊的关系而更加显贵；伯生却正因为没有琅琊的关系，反而更加受人尊重。伯求真可以说是知人。我因此采录他的话，附在《期赠篇》中，并把它赠给长公道冲，使他知道世交的情谊。至于我想说的话，各位士大夫已经替我说在前面了。话说到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樾馆诗选序》汉武帝的房中乐府，采用唐山夫人进献的十五章。当时枚乘、司马相如都在朝廷，难道没有其他才俊如荀悦、刘向吗？却没有把它们配上管弦、敲击金石乐器演奏，难道不是鉴别裁定得格外高明吗？卓文君凭《白头吟》少量篇幅胜过《长门赋》许多篇幅，所以司马相如心灰意冷，厌倦游宦，不再走茂陵的道路。实在是远山眉黛常常随着时光消逝，而才情和华丽辞藻却千年不变。宋玉、陈王的赋，只摹写艳丽的姿质而遗漏高尚的才能，不能算真正有眼光。如今闺秀中的作者，不得不推重草衣道人。看她的新集，如《贻桐汭》五言古诗四篇，很有韦司直诗歌的古朴淡远；《代陶琴》《代庄蝶》等篇名，也都是独自创制。大体说来，闺秀的诗虽然才情丰富，却不善于开拓诗境，没有一个像道人这样能够凭空凿出新境的。难道她只是抒发情感、追求绮丽婉转，写成《十离》一类的歌曲而已吗？我又听说道人竖起精进的旗幢，披上忍辱的铠甲，以月上为师，以南岳为友，不愿仅仅以诗人身份流传。还谈什么唐山夫人、卓文君？是我错了，是我错了。《鳯凰山房稿序》科举文章的变化，到今天已经到了极点，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形成的。大概自宋代元祐年间程氏、苏氏形成洛学与蜀学之争以后，过了一百多年，考亭朱熹出现，程学便胜过苏学；又过了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现，苏学又重新胜过了程学。姚江并不曾明确主持苏学，但天下学者并不是全都读苏氏的书、写苏氏的文章。不主持苏学，却能解开黏滞、去掉束缚，这合于苏氏之学；不读苏氏的书，却喜好庄子、贾谊、佛教、禅学，这些正是子瞻所读的书；不写苏氏文章，却能虚旷恢宏、诙谐戏谑、文思翻腾变化，蒙童小子的口齿和笔端，往往都能得到这种风格。所谓有大力者背负着它向前奔走，即使朝廷的功令也无法挽回。嘉靖、隆庆年间，有归熙甫，差不多可以算豪杰之士。看他所写的古文，前面不是李梦阳、何景明的路数，后面也不是晋江、毗陵的路数，卓然自成一家。只是当时人没有鉴识眼光，稍稍被王世贞、李攀龙遮蔽，最终一定会流行于后世。如今也像岷江刚刚开始泛滥一样。归熙甫在科举文章方面，也很奇特。主考官凭自己的意图去寻找，常常误把别人收为举人第一名。我的朋友何士抑，早年成名，却屡次受困，悬挂他的文章遍布海内。主考官收取后又失去他，没有一个不是和归熙甫相似的。只是熙甫自守得非常坚定，不能改变自己的文章道路。士抑才华丰富而体制完备，没有什么不能变化的，这就是他的奇异之处。士抑把先父安葬在鳯凰山的原野上，便依山筑室，断绝城市往来，在那里著书，书名叫《鳯凰山房稿》。它虽然极其瑰奇，但王、唐两家的法度格局仍然森然存在，大概已经达到神化境界了吧？士抑对于当世名人那些取得科举功名的文章，很少有满意的。我曾对他说：“这件事自有主持者，正是由坡公主持的。您能夺走他的旗帜吗？我就站在墙上看你们交战。”于是我读了《鳯凰山房稿》，把这番话写在卷首。《叶黄门奏议序》

译我董其昌曾奉诏修撰三朝实录，虽然有些经营草创的工作尚未完成，但起居日注以及六曹章奏等书，都有机会翻阅，因此对逆阉魏忠贤的事情深有感慨。魏阉起初依附乳母客氏，擅自带出宫禁中的财物，不过是一个盗臣罢了。当时光宗刚刚施行政务，内臣王安有辅佐之功，得到众人很高的声誉；魏忠贤倾害王安，王安死后也没有人替他申冤，于是魏忠贤的声势大张，形成内外隔绝、彼此如釜鬲的局面。等到杨涟、左光斗发难，执政者不能救援，众多正直之士接连被赐死，大狱于是兴起。谄媚之臣和奸佞之人遍布要路，台谏陈述事情一定要兼带颂扬皇德，所以闭口不言的人反而被看作正人；而宦官所希望获得的恩泽，侯爵、公爵都必须从军功中取得。宁远、锦州之战，正是他们把功名写入丹书、缔结山河盟誓的时候。我的同乡叶公任礼部官员，在礼部只谈礼制，却偏偏跳出来谈军事、弹劾政事，有奏章说：“战场上羽毛已经染红，幕府中的卫青、霍去病建立了功勋。”枢臣逼迫他，他反而改写成颂扬之辞，但叶公不肯应承，深深触怒了魏阉。又因为王安是顾命大臣，魏阉想用危险的法令陷害他；恰逢叶公推荐某公担任职方郎中，过去又曾和旧辅大臣略有言语冲突，魏阉便拟旨派人斥责大臣。科臣推荐贤能，逆阉却自行剪除忌恨之人；况且吕范不以解除仇怨为嫌，文帝、唐太宗也不以重新联合为嫌，更何况那些刻舟求剑般的拘泥和飞瓦般的喧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叶公离开国家的原因，但还没有说尽。叶公所看重的是无人知晓、无人看见的功劳，所要消除的是无人知晓、无人看见的祸患。魏阉已经由伯爵进为侯爵，又由侯爵进为公爵，欲望仍未满足；而内阁之中有皇帝和厂臣的诏旨，这正与晋史所说“政事由桓氏掌握，祭祀却由我来主持”千载相合。魏阉的党羽在朝廷上公开宣称，还要给他加封王爵，叶公当众斥责说：“难道六部都没有一个有血性的男子吗？”这种祸害竟然由一个人蔓延到整个国家，我从这件弹劾奏章中得到了光彩。恢复正统以后，有人推荐叶公，叙述了事情的始末，我从邸报中看到这些内容。叶公从未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诉说，而我这才真正佩服他的深远。叶公陛见时有所陈述，诏书称赞他的刚劲节操，说“大哉王言”；三次旌表又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呢？所以我读他的奏议，又特意把这些写在奏议之外，作为谏官的法式。《北海张公记叙》壬申年春天，东莱刚刚发生战事，贼党才一千人，主管此事的人赶快传檄关宁军队，让他们加倍赶路、迅速驰援，本来很容易解散贼党。可是主管者却用抚养的办法来处理叛乱，贼人得以望着民屋取得粮食，又厚厚地赏赐他们牛羊财物；用人如同泥沙，所用赏金招募的全是身价百金的强悍之士。我们这些债帅和孱弱士卒，就像驱赶羊群去面对老虎。于是东莱被围将近八个月，仍然依靠士大夫划地防守、登临城埤，破家资助士卒；铁笼般的谋略、玉璧般的智慧，无所不用，最终才在血肉涂地的余烬中保全下来。虽然奉行了皇帝的决断，最终采用了关宁军队，但若没有士大夫共同谋划，也不能达到这种结果。我当时在京城，听东方来的人传说，张考功北海以忠孝激励统率三军，坚守城池、保持士气；在朝廷上称颂他的人很多。可是张北海所记的日历，却从不自夸功劳，其中深沉久远、难以测度的地方实在少见。我曾考察宋代靖康年间，有一位孤臣以血泪记录日历；当金兀术的军队环列汴京城外时，城中还有精锐部队六万，最终却被敌虏恫吓，不敢出兵作战。金军北返之日，只驱赶赵氏同姓宗室，一个不剩，而各司各府都来不及救援。后来才知道金军善于使用反间，宋朝有许多人卖国；事情缓慢时有秦桧，事情紧急时则有刘豫、张邦昌。唉，如果没有君子，国家怎能保全呢？这真是千古以来明亮的鉴戒。皇上勤于思考将帅之臣，不惜以宫端、铨部、都谏中的名贤来伸张武职科举的功令。北海身居铨司，难道不是人伦的标准吗？面对紧急危难而推让退避的人，谁能和守卫莱州、建立社稷功勋相比？而圣主的睿智思虑，在那里取得了成效；在这里，几时见过武臣中有比张巡、许远更伟大的人呢？这难道不是上天授予的吗？这难道不是上天授予的吗？孙男庭 广 廙共同校阅 《容台文集》卷一完 ●《容台文集》卷二 华亭董其昌玄宰开始撰写，长子祖和编校。海上叶有声君实开始校订，长孙庭负责辑录。序（二） ◆序（二） 赵升之制义序 俞彦直文稿序 金伯发稿序 《戏鸿堂稿》自序（即答复赵公益的信） 《源远流长诗册序》《吕氏族谱序》《马宪副崇祀录序》《吴伯实遗事后序》《志报录序》《屠孺人传序》《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寿序》《贺侍御达泉张公八十序》《封太史见峯张翁八十序》《封观察袁顺庵七十寿序》《唐太公无怀八十寿序》《封大理寺正杨澄宇公八十寿序》《封御史左太公寿序》《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阶寿序》《江隐君继环五十偕寿序》《宫保东宁伯寿毋百庆录序》《寿陈征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寿节妇董母李孺人五十序》《程母戴孺人五十寿序》《寿汪母八十初度序》《少司空祝耳刘公八十寿序》《朱襟江侍御六十寿序》《望江兄九十寿》《赵升之制义序》严羽卿借禅理来论诗，我也借禅理来论文。三十年前，我曾替赵公益拈出洞山宗旨；自王维、李白以来，这个秘密还没有人看见，公益对此大有领悟。当时他才二十岁左右，在长安游学，还没有结婚。回乡后参加有司考试，压倒了同辈，才能已经在当时显露出来；但他不肯把学业进行到底，只管饮酒作诗，俨然成为旷达之人。我询问其中缘故，他说：“有一个呱呱啼哭的孩子，可以把衣钵传给先生了。”说的就是升之。我已经很久不谈论文艺了，但朋友告诉我，公益教导儿子十分严密，没有一刻宽松。升之爱好读书，是他的天性，根本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值得牵挂。他写文章时，机锋和神思纵横奔放，绝尘而驰，正合于我所说的境界，曲折婉转而关涉生发，再没有遗憾之处。笔锋灿烂，光焰万丈，相比之下我的文章只像一星火光。如今刊刻他的行卷，公益只因文脉渊源仍在，嘱托我写在卷首。我开玩笑评论说：“公益像愚公挖山，是为了等待他的儿子；升之像大令王羲之学书，是想胜过自己的父亲。”王幼度听后笑道：“三十年的窠臼，难道想不到会被掀翻禅床吗？” 《俞彦直文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