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御制偶阅《左传》宋楚▯之战事,因题。
阻隘,鼓儳,虽失正,狥名,昧义,讵非痴?经书明鉴,传千古,识务通权,用者谁?
御制读左传
荀吴伐鲜虞,钜鹿围其鼓,或请以城叛,穆子拒弗许。好恶苟弗愆,民皆知适,所弗赏为失信。赏恶【去声】则何取?欲城而迩,奸所防多,无补。鼓人杀叛人,缮备更守御。围之又三月,请降,仍致语:“民犹有食色,姑修而城。”拒食竭,告力尽,取之。方振旅,不纳叛诚当【去声】不抚降何处信?如待食竭菅命,岂弗苦?何云不戮?一谬托怠,弗贾。子鱼诮宋襄,致志鼓儳可【叶】设,其爱二毛,则如服扵楚比义可知。非何事?邱明叙浮夸,真定评。吾闻之韩愈。
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圣人尊王之经也。元年春王正月,开宗明义之第一也。解此者,自三传以至后儒,其说充栋,或致撡戈,无容置议。然识圣人之深意者,有防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鲁之旧史也,自隠公始,则不得不书隠公元年,而即继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无有也。盖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义乎?且是年也,于齐为九年,于晋为二年,卫、郑以下各为其年,不可娄指数而总为平王之四十九年。于斯时也,世人将何以纪其年而知其嵗乎?是则圣人之书「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于斯乎?行夏之时,圣人之私议,不能行于时,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不可改,亦隠寓夏之时与王之元。所谓大一统,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纷有不能行之叹矣。兹为开宗始义,乃贯《春秋》之本末,而絶笔于获麟。盖圣人之道在万世,即圣人之忧在万世。然则封建之説,不惟不可行于后世,知圣人亦未必以为宜然也。
御制读左传晋楚城濮之战说
域濮之战,人皆知子玉之傲而愤以致败,晋臣之巧而和以致胜。予则以为其过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夫战国之大事也。臣不听君言,冒徼幸以间执谗慝之口,而君即从之,一失也。知其不可,而少与之师以观其败,二失也。马且必乗其产,乃以陈蔡属之右师,惊虎皮而先奔,三失也。有此三失,即楚子以全军临师,亦必致败,而况君臣之心先自携贰,谬任其败以实已言,而弃西广东宫及若敖之六卒与敌而弗惜,是非以怨一臣而波及自防其众,军士之命乎?且明知晋侯备尝险阻,天之所置,允当应归矣。何不令子玉全师而旋?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亦视其得失之大小何如耳。未有明知其失,顾以强臣一言而怒,姑由其战,置国势之兴衰,人命之存亡于不计,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岂理也哉?予故曰,其过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
御制读左传季文子出莒仆
季文子出,莒仆是也。而左氏有过辞。然鲁之襄仲,独非仆之类乎?其事即接宣公之立,不闻文子有讨贼之诛。何独严于仆,而恕于仲乎?且偻数元恺四凶,谓尧不能举贤而舜举之,尧不能去恶而舜去之。审如是,则尧何以为巍巍荡荡,则天之大圣乎?盖其贤、其恶,或者当尧之时尚未甚彰,而其举、其去,亦因之而有所待。千载之下,岂可轻议哉?况舜之协帝,皆出尧之所授,则舜之所举,即尧之所举;舜之所去,即尧之所去耳。邱明博于纪事,但逞其文藻,而昧于知理。读其文者,斥其浮夸,资其强识,而于是非去取之间,断之以理可也。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左传注疏 春秋类
目録
春秋正义序 春秋左传序
春秋左传原目【附】春秋三传注解》传述人
卷一
隐公【起元年尽二年】
卷二
隐公【起三年尽五年】
卷三
隐公【起六年尽十一年】
卷四
桓公【起元年尽二年】
卷五
桓公【起三年尽六年】
卷六
桓公【起七年尽十八年】
卷七
庄公【起元年尽十年】
卷八
庄公【起十一年尽二十二年】
卷九
译御制:偶然翻阅《左传》中宋国与楚国泓水之战的记载,因此题诗。
阻塞险要之地,击打未列好阵势的敌人,虽然不符合正统战法,但为了虚名而蒙昧道义,难道不是愚痴吗?经典书籍是明镜,流传千古,那些识时务、通权变的人,又有谁去运用呢?
御制读左传
荀吴讨伐鲜虞,在钜鹿包围了鼓城,有人建议利用鼓城叛变来获利,荀吴拒绝并不同意。好恶如果不出差错,百姓都知道应当如何,不奖赏就会失信。奖赏恶行有什么可取之处?想要城池而靠近它,奸邪之事防范得多,并无补益。鼓国人杀了叛徒,修缮防备更加坚守抵御。又围了三个月,请求投降,荀吴仍然传话说:“百姓还有食物和欲望,暂且修好你们的城墙。”拒绝接受食物,等到粮尽,告知力量耗尽,才攻取它。刚要整顿军队,不接纳叛徒确实应当,不安抚降者何处守信?如果等待粮尽才夺取性命,难道不痛苦吗?为什么说没有杀戮?一旦谬误地托辞懈怠,就不值得购买。子鱼讥讽宋襄公,专心击打未列阵的敌人可以设立,他爱护头发花白的老人,就像服从楚国一样,道义可知。这不是什么事?左丘明叙述浮夸,真是确定的评价。我从韩愈那里听说过。
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是圣人尊崇王道的经典。“元年春王正月”,是开宗明义的第一条。解释这一条的,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直到后世的儒者,他们的学说堆积如山,甚至导致争论不休,不容置喙。然而,能识破圣人深意的人,有吗?王道衰微而作《春秋》,《春秋》是鲁国的旧史,从隐公开始,就不得不记载隐公的元年,紧接着说“春王正月”,这是前代史书所没有的。大概意思是说,隐公的元年,是禀承周王的春、周王的正,从而得以判断是非,体现尊王的道义吗?况且这一年,对于齐国来说是九年,对于晋国来说是二年,卫国、郑国以下各国各自纪年,不可一一指数,总算是周平王的四十九年。在这个时候,世人将如何纪年而知晓年份呢?那么圣人书写“元年春王正月”,大概也是对此有所感触吧?实行夏历,是圣人的私议,不能在当时实行,说“春王”而不说“王春”,月份可以更改而春天不可更改,也隐含了夏历和周王的元年。所谓的大一统,足以统一天下人心,而不能任由纷争,发出不能实行的叹息。这是开宗明义的开始,贯穿《春秋》的本末,直到绝笔于获麟。大概圣人的道义在于万世,圣人的忧虑也在于万世。那么封建的学说,不仅不能在后代实行,知道圣人也未必认为适宜如此。
御制读左传晋楚城濮之战说
城濮之战,人们都知道子玉傲慢愤怒以致失败,晋国臣子巧妙和解以致胜利。我却认为过错不在子玉,而在楚成王。这是战国的大事。臣子不听君主的命令,冒险侥幸以堵住谗言者的嘴,而君主就听从他,这是第一个过失。知道不可行,却少给他军队以观察他的失败,这是第二个过失。马匹一定要乘用本地的,却把陈国、蔡国编入右师,像受惊的虎皮一样先逃跑,这是第三个过失。有这三个过失,即使楚成王率领全军亲临战场,也必定失败,何况君臣之心先已背离,错误地归咎于他失败以证实自己的话,而抛弃西广、东宫以及若敖氏的六卒与敌人作战而不惜,这难道不是因为怨恨一个臣子而波及防备自己的军队,不顾军士的性命吗?况且明知晋侯历经险阻,是上天所置,理应归还。为什么不命令子玉率领全军撤回?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要看得失的大小如何。没有明知有过失,却因为强臣一句话而发怒,姑且让他作战,把国家兴衰、人命存亡置于不顾,像越国人看秦人的胖瘦一样,这难道合乎情理吗?所以我说过错不在子玉,而在楚成王。
御制读左传季文子出莒仆
季文子驱逐莒仆,这是事实。而左氏有过分的言辞。然而鲁国的襄仲,难道不是莒仆一类的人吗?这件事紧接着宣公即位,没听说季文子有讨伐贼臣的诛杀。为什么唯独对莒仆严厉,而对襄仲宽恕呢?况且列举元恺四凶,说尧不能举贤而舜举之,尧不能去恶而舜去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尧怎么能成为巍巍荡荡、顺应天意的大圣人呢?大概那些贤人、恶人,在尧的时候尚未显著,而他们的举用、去除,也因此有所等待。千载之下,岂可轻易议论?况且舜协理帝位,都是出于尧的授予,那么舜所举用的,就是尧所举用的;舜所去除的,就是尧所去除的。左丘明善于记事,只是炫耀他的文采,而蒙昧于知晓道理。读他文章的人,斥责他的浮夸,利用他的强记,而在是非取舍之间,用道理来决断就可以了。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左传注疏 春秋类
目录
春秋正义序 春秋左传序
春秋左传原目【附】春秋三传注解传述人
卷一
隐公【起元年尽二年】
卷二
隐公【起三年尽五年】
卷三
隐公【起六年尽十一年】
卷四
桓公【起元年尽二年】
卷五
桓公【起三年尽六年】
卷六
桓公【起七年尽十八年】
卷七
庄公【起元年尽十年】
卷八
庄公【起十一年尽二十二年】
卷九
僖公【起元年尽五年】
卷十二
僖公【起六年尽十四年】
卷十三
僖公【起十五年尽二十一年】
卷十四
僖公【起二十二年尽二十四年】
卷十五
僖公【起二十五年尽二十八年】
卷十六
僖公【起二十九年尽三十三年】
卷十七
文公【起元年尽四年】
卷十八
文公【起五年尽十年】
卷十九
文公【起十一年尽十五年】
卷二十
文公【起十六年尽十八年】
卷二十一
宣公【起元年尽四年】
卷二十二
宣公【起五年尽十一年】
卷二十三
宣公【十二年】
卷二十四
宣公【起十三年尽十八年】
卷二十五
成公【起元年尽二年】
卷二十六
成公【起三年尽十年】
卷二十七
成公【起十一年尽十五年】
卷二十八
成公【起十六年尽十八年】
卷二十九
襄公【起元年尽四年】
卷三十
襄公【起五年尽九年】
卷三十一
襄公【起十年尽十二年】
卷三十二
襄公【起十三年尽十五年】
卷三十三
襄公【起十六年尽十八年】
卷三十四
襄公【起十九年尽二十一年】
卷三十五
襄公【起二十二年尽二十四年】
卷三十六
襄公【二十五年】
卷三十七
襄公【二十六年】
卷三十八
襄公【起二十七年尽二十八年】
卷三十九
襄公【二十九年】
卷四十
襄公【起三十年尽三十一年】
卷四十一
昭公【元年】
卷四十二
昭公【起二年尽四年】
卷四十三
昭公【起五年尽六年】
卷四十四
昭公【起七年尽八年】
卷四十五
昭公【起九年尽十二年】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三年】
卷四十七
昭公【起十四年尽十六年】
卷四十八
昭公【起十七年尽十九年】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年】
卷五十
昭公【起二十一年尽二十三年】
卷五十一
昭公【起二十四年尽二十五年】
卷五十二
昭公【起二十六年尽二十八年】
卷五十三
昭公【起二十九年尽三十二年】
卷五十四
定公【起元年尽四年】
卷五十五
定公【起五年尽九年】
卷五十六
定公【起十年尽十五年】
卷五十七
哀公【起元年尽五年】
卷五十八
哀公【起六年尽十一年】
卷五十九
哀公【起十二年尽十五年】
卷六十
哀公起【十六年尽二十七年】
卷末
后序
【臣】等谨案《春秋左氏传注疏》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頴达疏。左氏传出于汉初,而立于学官最晚。其于释经,则义畧而事详。预为经传集解,世称左氏功臣。其后沈文阿、苏寛、刘▯皆据杜説。沈氏义例粗可,苏氏惟攻贾服,刘氏好规杜失。頴达参取沈、刘之説,两义俱违,则断以己意,务引经稽传,以曲畅集解之防。盖又杜氏之功臣也。明刻本多讹,如韩原之战,误以陆氏释文混于杜注,今刻本悉正之。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 官【臣】 陆 费 墀
春秋正义序
唐孔颖达着
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左史所职之书。王者统三才而宅九有,顺四时而治万物。四时序,则玉烛调于上;三才协,则寳命昌于下。故可以享国永年,令闻长世。然则有爲之务,可不愼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莭。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防,爲皇王之明鉴也。若夫五始之目,章于帝轩;六经之道,光于礼记。然则此书之发,其来尚矣。但年祀緜邈,无得而言。暨乎周室东迁,王纲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将移。郑伯败王于前,晋侯请隧于后。窃僭
译僖公【从元年到五年】
卷十二
僖公【从六年到十四年】
卷十三
僖公【从十五年到二十一年】
卷十四
僖公【从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
卷十五
僖公【从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
卷十六
僖公【从二十九年到三十三年】
卷十七
文公【从元年到四年】
卷十八
文公【从五年到十年】
卷十九
文公【从十一年到十五年】
卷二十
文公【从十六年到十八年】
卷二十一
宣公【从元年到四年】
卷二十二
宣公【从五年到十一年】
卷二十三
宣公【十二年】
卷二十四
宣公【从十三年到十八年】
卷二十五
成公【从元年到二年】
卷二十六
成公【从三年到十年】
卷二十七
成公【从十一年到十五年】
卷二十八
成公【从十六年到十八年】
卷二十九
襄公【从元年到四年】
卷三十
襄公【从五年到九年】
卷三十一
襄公【从十年到十二年】
卷三十二
襄公【从十三年到十五年】
卷三十三
襄公【从十六年到十八年】
卷三十四
襄公【从十九年到二十一年】
卷三十五
襄公【从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
卷三十六
襄公【二十五年】
卷三十七
襄公【二十六年】
卷三十八
襄公【从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
卷三十九
襄公【二十九年】
卷四十
襄公【从三十年到三十一年】
卷四十一
昭公【元年】
卷四十二
昭公【从二年到四年】
卷四十三
昭公【从五年到六年】
卷四十四
昭公【从七年到八年】
卷四十五
昭公【从九年到十二年】
卷四十六
昭公【十三年】
卷四十七
昭公【从十四年到十六年】
卷四十八
昭公【从十七年到十九年】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年】
卷五十
昭公【从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
卷五十一
昭公【从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
卷五十二
昭公【从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
卷五十三
昭公【从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
卷五十四
定公【从元年到四年】
卷五十五
定公【从五年到九年】
卷五十六
定公【从十年到十五年】
卷五十七
哀公【从元年到五年】
卷五十八
哀公【从六年到十一年】
卷五十九
哀公【从十二年到十五年】
卷六十
哀公【从十六年到二十七年】
卷末
后序
【臣】等谨案:《春秋左氏传注疏》共六十卷,由晋代杜预作注,唐代孔颖达作疏。《左氏传》成书于汉初,但被立于学官的时间最晚。它在解释经文时,义理简略而史事详尽。杜预为经传作集解,世人称他为左氏学的功臣。此后沈文阿、苏宽、刘炫都依据杜预的说法。沈氏的义例大致可行,苏氏只攻击贾逵、服虔,刘氏喜欢指摘杜预的失误。孔颖达参酌沈、刘二人的说法,若两说都违背经义,则断以己意,务必引经据传,以曲折地阐发集解的宗旨。这又是杜氏的功臣啊。明代刻本多有讹误,如韩原之战,误将陆德明的释文混入杜注之中,今刻本已全部校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正义序
唐孔颖达著
《春秋》是记载君主行事要务的史书,是左史所掌管的书籍。君王统御天地人三才而安居九州,顺应四时来治理万物。四时有序,则玉烛调和于上天;三才协调,则天命昌盛于下界。因此可以享有国家长久,美名流传后世。既然这样,那么有所作为的要务,能不慎重吗?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祭祀必须竭尽恭敬,战争不施加于无罪之人。盟会符合礼仪,兴师动众顺应节度。有过失就贬斥其恶,有功德就褒扬其善。这是《春秋》的大义,是帝王的明鉴。至于五始的名目,彰显于黄帝时代;六经的道理,光辉于《礼记》之中。那么这本书的兴起,由来已久了。只是年代久远,无法详细言说。等到周王室东迁,王纲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将移。郑伯在前败王,晋侯在后请隧。窃取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