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疏卷三

译春秋左传注疏卷三

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三考证

郑国人来改变和约。○【臣浩】按：《公羊传》、《谷梁传》的经文都写作“输平”，所以解释为毁弃旧约；《左氏传》的经文写作“渝平”，所以解释为更改旧约。

传文“九宗”的注疏，唐叔最初受封，接受了怀姓的九宗。○【臣召南】按：定公四年的传注说：“怀姓，是唐国的遗民。”

传文“纳诸鄂”。○【臣召南】按：鄂地，杜预的注疏中缺载其所在地。《史记集解》引用《世本》说：“唐叔居住在鄂。”宋忠说：“鄂地现在在大夏。”

传文“京师来告饥”，注疏说：报告饥荒不是奉王命，所以传文中说“京师”而经文中不记载。○赵汸补注说：京师对诸侯国不能说“告籴”，既然实际上是籴粮，就不能说“归粟”；又不可以只说“告饥”，来者身份低微，所以都不记载在史册上。

天王派遣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掳回去。注疏：楚丘，是卫国的土地，在济阴城武县西南。○【臣召南】按：城武，依据《汉书·地理志》、《晋书·地理志》应当写成武。

传文“告终称嗣也”。○监本脱漏“称”字，现在补上。

蔡侯考父去世，疏文说：如果父亲与对方结盟，对方国君虽然在此，儿子不能用父亲的名字赴告，因为这个名字没有与对方国君对称，所以如此。○推究文义，应当是“若父不与彼盟”，脱漏了“不”字。

传文“公命以字为展氏”。注疏：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所以作为展氏。○刘敞说：如果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当他继承大宗时，赐氏早就有了，何必等到死后才赐族呢？无骇本来就是公孙，羽父请求赐族，是替他的儿子请求的。

三月癸酉，大雨伴随雷电。庚辰，大雪。疏文说：水则俯视，雪则仰观。○【臣召南】按：此论凿矣。传文说平地积雪一尺为大雪，难道不是俯视吗？

鲁桓公在防地与齐侯相会。注疏：防，是鲁国的土地，在琅邪县东南。○【臣召南】按：晋代有琅邪国，没有琅邪县。《东莱集解》引用此注作“在琅邪华县东南”，是正确的。刊本脱漏了“华”字。华县故城在今山东费县。

辛未，夺取郜；辛巳，夺取防。注疏：济阴城武县东南有郜城，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臣召南】按：城武应当写成武，这个防与前年会齐侯的防地名相同但地点不同，那个是东防靠近齐国，这个是宋地，在鲁国西南，所以杜预另外解释。

传文“向”的注疏：轵县西有地名向上。○【臣召南】按：这个向与莒人入侵的向不同，所以杜预另外解释。

传文“逐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尹监本讹误为郑，现在改正。

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三考证

<经部,春秋类,春秋左传注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注疏卷四【起桓公元年尽二年】

晋杜氏注，唐陆徳明音义，孔颖达疏。

桓公音义【陆曰：桓公名轨，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母亲是仲子。《史记》也名允。谥法：开拓土地、征服远方曰桓】疏【正义曰：《鲁世家》，桓公名允，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仲子所生。在周桓王九年即位，周庄王三年去世。《世本》桓公名轨，《世族谱》也作轨。谥法：开拓土地、征服远方曰桓。谥法不止一种，略举一种而已，也不知道原本依据什么行为而给予这个谥号，其他都仿照此例。是岁岁在〇〇】

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注疏：嗣子的位置在初丧时确定，而改元必须越过一年的，是继承父亲的基业，完成父亲的志向，不忍心在中年有所变更。诸侯每年年初必须在宗庙行礼，那些遭遇丧事继位的，因此改元，端正百官的位置使次序井然，所以国史也将即位之事记载在史册上。桓公篡位而立却使用常礼，想要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继位的人，《释例》论述得很完备了。音义【篡立，初患反】疏【注正义曰：《顾命》说：乙丑，成王去世，派遣齐侯吕伋带着两把干戈在南门外迎接子钊，延请他进入翼室，忧虑地居住以主持宗庙。孔安国说：明室路寝，延请他居住以忧虑天下宗主。天子刚去世，嗣子确定位置，那么诸侯也应当如此。《释例》说：《尚书·顾命》，是天子在殡宫的遗制，推究此也足以作为诸侯礼仪的标准。由此可知嗣子的位置在初丧时确定，孝子顺着生前的礼仪来侍奉死者，年初之日必定朝拜宗庙，因此就改元。《释例》说：襄公二十九年经文记载春王正月公在楚国，传文说：解释不朝拜宗庙的原因。那么诸侯每年年初必定在宗庙行礼，现在遭遇丧事继位的，每年新年正月也改元，端正百官的位置使次序井然，所以国史因此将即位记载在史册上，以表彰它。这是新君的常礼。桓公对于隐公，本来没有君臣之义，计算隐公的去世，桓公既然合乎改元，不必等到过了一年，才举行即位，就像晋厉公被弑杀，悼公即位改元。现在桓公虽然实际上是篡位，归罪于寪氏，诈称不与贼人谋划，却使用常礼，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继位的人，既然实际上已经即位，国史依据事实记载。孔子因而没有更改，反而表明公实际上是篡位而自同于常礼，也足以看出桓公的篡位了】

三月，公在垂地与郑伯相会。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音义【假，举下反】夏四月丁未，公及

译郑伯在越地结盟。注：鲁隐公因篡位而立，于是与郑国修好，郑国因此迎接他，在垂地完成礼仪，最终交换了许田，然后才结盟。垂，是大丘，属于卫国地界。越，是靠近垂地的地名。郑国请求祭祀周公，鲁国接受祊田，并命令郑国废除对泰山的祭祀，知道这不合礼制，所以用“借”璧的名义作为掩饰，这是当时史官所隐讳的。音义【好，读作呼报反；传同，近，是附近的近；祊，读作百庚反；令，读作力呈反】疏【注正义说：在垂地防备郑国，交换许田之后，然后结盟来巩固关系，所以先是防备，接着是借田，然后才记载结盟。说迎接郑伯在垂地完成礼仪，垂是卫国地界，沈氏认为隐公在垂地迎接郑伯，知道这是当时史官所隐讳的，因为传文中没有说“书曰”，知道这不是孔子的新义】

译秋季发生大水灾，注解说：“这是记载灾异。”《春秋》传例说：“凡是平原地区出现积水，称为大水。”

冬季十月

〇鲁桓公二年春季，桓公即位，与郑国修好。郑国人请求恢复祭祀周公，最终交换了祊田。注解说：这件事发生在鲁隐公八年。音义【复，读作扶又反】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是为了祭祀周公的缘故。注解说：鲁国不应当听从郑国祭祀周公，也不应当交换取得祊田，因为犯了这两项不适宜而行动，所以隐去实情不说是为了祊田，而说是用玉璧借取，意思是好像进献玉璧来借取田地，并非长久交换。音义【为，读作于伪反】疏【注正义说：祊，读作薄于许加之，用玉璧交换取得许田，并非借取。如今经文用“以璧假”作为文字，所以传文说“为周公祊故”，解释经文中“以璧假”的说法。注又解释传的意思：周公不是郑国的祖先，鲁国不应当听从郑国祭祀周公，天子赐给鲁国许田，按理应当传给后世，不应当交换取得祊田，在这件事上犯了两项不适宜而行动，所以史官避讳实情不说用祊田交换许田，而是说用玉璧借取田地，意思是好像进献玉璧给鲁国来权且借取许田，并非长久交换。这是为了避讳国家的恶行。不说用祊田借取，而说用玉璧借取，是因为这玉璧确实进入了鲁国，只是诸侯交往有执持圭璧来传达信命的道理，现在说用玉璧借取，好像进献玉璧来致辞一样，所以玉璧还可以说，祊田则不可以说。为什么呢？祊田和许田都是土地，用土地借取土地，交换的道理已经明白，就不再能够作为隐讳的缘故了】○夏季四月丁未日，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是为了完成交换祊田的事。注解说：完成交换两地田地的事。传文因为经文不记载祊田，所以单独出现祊田。音义【见，读作贤遍反】盟誓说：“违背盟约的人不得享有国家。”注解说：渝，改变的意思。音义【渝，读作羊朱反；享，读作许丈反】疏【注正义说：解释言辞的文意。传文记载盟誓的言辞，是因为交换田地是恶行却发誓不改变，显示他最终没有悔意，所以深深厌恶鲁国。此时许田已经归入郑国，而《诗经》颂扬僖公说：居住在常地与许地，恢复了周公的疆域。大概是在僖公的时候又得到了它。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等到它们归还时，经文又记载了。从此以后不记载郑国人归还许田，是因为这经文记载借取，是说好像暂时借给郑国土地，仍然是鲁国的物品，不得记载郑国人归还它】秋季，发生大水。凡是平原地区出现积水称为大水。注解说：广阔平坦的地方称为原。疏【正义说：《洪范》说：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意思是雨水从上而下，浸润土壤，低洼的地方可以停积水潦。平原高地则不应当有积水。凡是平原出现积水就称为大水，平原出现积水，意思是水不渗入土壤而出现在地面上，并非泉水涌出。注正义说：解释地名的文意。李廵说：指土地宽阔平坦，称之为原】○冬季，郑伯拜谢盟约。注解说：郑伯如果是亲自前来，那么经文不记载；如果是派遣使者，那么应当说郑人，不能称郑伯，怀疑是错误。音义【使，读作所吏反】疏【注：正义说：鲁桓公六年传文说“鲁国因为班次在郑国之后”，注解说“鲁国亲近班次齐国馈赠，那么也派遣大夫戍守齐国了”。经文不记载，大概是史官缺漏文字。那么经文所不记载的，自有缺漏文字的一类。注既怀疑这件事不说缺漏文字，而说错误，是因为军队出征讨伐，无论贵贱都记载。经文所不记载的，一定是文字缺漏。如果事情重要，使者虽然地位低微，也记载。郑国人来改变和平，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就是例子。现在因为拜谢盟约事情轻微，如果使者地位低微，那么按例不应当记载。所以杜预说“如果派遣使者来传，应当说郑人”。怀疑传文错误，知道不是真的是郑伯。认为不见桓公不记载的原因，是因为鲁郑亲近，交换田地结好。郑伯既然拜谢盟约而来，鲁君没有理由不见，所以知道不是真的是郑伯，只是郑国人而已】○宋国，华父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注解说：华父督，是宋戴公的孙子。孔父嘉，是孔子六世祖。音义【华，读作戸化反。大夫姓氏，后面都相同。督，读作音笃】疏【注：正义说：查考《世本》说“华父督，宋戴公的孙子，好父説的儿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他的儿子逃奔鲁国成为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这是孔父嘉作为孔子六世祖】眼睛迎接着并目送她，说：美丽而艳丽。注解说：脸色美丽称为艳。音义【艳，读作以瞻反。美丽的颜色】疏【正义说：没到就眼睛迎着，过去了就眼睛送着，都是眼睛。所以用目冠之。美是说她的形貌，美艳是说她的脸色好，所以说“美而艳”，是两件事的言辞。脸色美丽称为艳，是《诗经》《毛传》的文意】

经文：鲁桓公二年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日，宋督弑杀他的君主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注解说：称督来弑杀，罪责在督。孔父称名，是因为对内不能治理好家门，对外招致百姓怨恨，自身死亡而祸及他的君主。音义【闺，读作音圭】疏【正义说：凡是说“其”的，是他自身所拥有的。君主是臣子的君主，所以臣子弑杀君主就说“弑杀他的君主”；臣子是君主的臣子，所以君主杀臣子就说“杀他的大夫”；儿子也是君主的儿子，所以说“杀他的世子”。称国称人来杀，也说“其”的，是因为人与国并举，是一国的言辞，君主与大夫都是国人所拥有的，所以也说“其”。如果两个臣子互相杀死，被杀者不是杀者所拥有的，那么两人都写名氏，不能说“其”，就像王札子杀召伯、毛

译伯就是这种情况。与夷是华督的国君，所以说“弑其君”是可以的；孔父并非华督的大夫，而说“及其大夫”的原因，是因为孔父与国君一同死去，依据国君来行文，说“宋督弑其君”，是依据华督来行文而将“弑其君”放在上面；说“及其大夫孔父”，是依据国君来行文而将“及其大夫”放在下面，说的是与夷的大夫，而不是华督的大夫。仇牧、荀息的情况，其用意也是相同的。

注：《正义》说：《公羊传》宣公四年的条例说：“弑君时称国君，是因为国君无道；称臣子，是因为臣子的罪过。”所以知道称华督来弑君，罪责在华督。那些称“父”的，虽然可能是字，但在春秋时代，有齐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孙行父、卫孙林父，这些都是名，所以杜预认为孔父是名。《左传》文公七年记载“宋人杀其大夫”，传文说：“不称名字，是因为人多，并且说明他没有罪过。”不称名字的是没有罪过，那么就知道称名字的都有罪过。杜预既然把孔父当作名，就论述了他获罪的状况：对内不能治理好家门，让妻子在路上行走，让华督看见她；对外在百姓中结怨，让国君多次攻战而国人怨恨他；自身死去而灾祸牵连到国君，所以书写名字来归罪于孔父。《释例》说：经文记载“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子、左丘明只是通过先后顺序来体现义理，没有褒扬孔父的文字。孔父主持国政，就在百姓中结怨；治理家庭，就没有闺门内的教化；自身先被杀，灾祸于是牵连到国君；既然没有什么可褒扬的，仇牧没有警戒而遭遇贼人，又死得没有忠义之事；晋国的荀息，期望能复命，本来就没有大的节操，前代的儒者都随意加上褒扬的条例，又显得不安妥。经文中记载臣子蒙受国君被弑之祸的有三处，只是弑君与死亡相继发生，就如实记载。孔子认为华督有轻视国君之心，改写了这一件事而已，没有其他条例。因此孔父行为没有可褒扬之处，书写名字是归罪于他。

考察《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前代儒者都认为褒扬孔父而书写他的“字”，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考察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传文称他“握着符节而死”，所以书写他的官职；又宋人杀其大夫，传文认为他没有罪过，不书写名字。现在孔父的死，传文中没有褒扬的事迹，所以杜预的意思，认为“父”是名，像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类，“父”既然是名，孔就是氏。就像仇牧、荀息被杀，都书写名字和氏。大概孔父的先世以孔为氏，所以传文说“华督攻打孔氏”。妇人出门，礼节上必须遮挡面容，孔父的妻子行走，让人看见她容貌美丽，这是不能治理好家门。又殇公喜好攻战，孔父应当伏死力争，却顺从国君的过错，这是在百姓中结怨，事由孔父而起，于是灾祸牵连到国君。这就像公子比胁迫即位，加上弑君的罪责。杜预积累他的恶行，所以用书写名字来责备他。刘炫不通晓这个界限，胡乱规劝过错，是不对的。

译滕子来朝见。注文中没有传文解释。隐公十一年时称他为侯，现在称他为子，大概是因为当时被周天子贬黜。疏【注：正义说：杞国实行夷狄的礼仪，传文每次都会指出，这里没有指出，说明传文并非针对夷礼而言。自从滕国开始，常常被称为子，所以怀疑是被当时的周天子贬黜。当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东周虽然已经微弱，但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尚且能够任命邾国为诸侯，显然有能力将滕国贬黜为子爵】

三月，鲁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注：成，就是平定。宋国发生了弑君的动乱，所以进行会盟，想要平定它。稷，是宋国的地方。疏【注：正义说：成，平定，这是《释诂》中的文义。宣公十五年的传文说：晋侯在稷地整顿军队，整顿军队是为了抵御秦国，显然没有超出晋国的边境，所以将稷地认定为河东的稷山。这里想要平定宋国，所以将稷地认定为宋国的地方】

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入了大庙。注：宋国用大鼎贿赂鲁公，大庙，是周公的庙。起初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最终却接受了贿赂，所以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戊申，是五月的十日。音义【郜，音古报。大，音泰。传文中大庙，仿照此例】疏【注：正义说：《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君在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文公十三年《公羊传》说：周公的庙称为大庙，所以知道大庙是周公的庙。起初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所以在稷地会盟；最终宽恕了宋国的罪过而接受其贿赂，所以得失都详细记载了。起初记载平定宋乱，最终记载取郜鼎，这就是详细记载的意思。郑众、服虔都认为成宋乱是成就宋国的动乱，所以用这话来纠正他们。长历记载这一年四月庚午日朔，那个月没有戊申日；五月己亥日朔，十日得到戊申日，所以是有日子而没有月份】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注：鲁公即位后他来朝见。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注：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音义【召，音上照】疏【注：正义说：贾逵、服虔认为邓是一个国家，说蔡、郑在邓国的都城会盟。《释例》认为这个邓川、邓城是蔡国的地方，那个邓国则是义阳邓县。因为邓是小国，距离蔡国路远，蔡、郑不应该远道去他们的都城会盟。况且蔡、郑畏惧楚国，才开始这次会盟。怎么会反而去寻求靠近楚国的小国并与他们结盟呢？所以知道不是邓国】

九月，进入杞国。注：不称主帅，是因为地位低微。不占领土地，称为入。音义【帅，音所类，或作师】

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鲁公从唐地回来。注：传例说：“向宗庙报告。单独会盟，所以记载地名。”凡是公出行回来不记载“至”的，都是没有向宗庙报告。隐公不记载“至”，是谦逊不敢自同于正统君主。记载劳绩功勋疏【注：正义说：“《释例》说：凡是结盟有一百零五次，公出行有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都是没有向宗庙报告。隐公的不报告，是谦逊。其他公的不报告，是怠慢于礼。”这是说不报告不记载的意思。知道隐公不记载“至”是因为谦逊，是因为隐公是让位给贤君的君主，必定不会怠慢宗庙。假使怠慢宗庙，只可以偶尔失礼，不应该整个隐公在位期间都不记载“至”。知道他是出于谦逊的缘故，劳绩不是所忌惮的，功勋无可记载，不能自同于正统君主，记载劳绩功勋所以不报告“至”】

传文：“二年春，宋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并夺走了他的妻子。鲁公发怒，宋督恐惧，于是弑杀了殇公。”君子认为宋督怀有无视君主之心，然后才发动恶行。注：“虽然有君主，却像没有一样。”所以先记载“弑杀其君主”在稷地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因为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注：经文中称“平定宋乱”的，大概是因为鲁君接受贿赂立了华氏，贪婪放纵到了极点，厌恶别人指斥，所以远说“起初与齐、陈、郑会盟”的本意。传文说“因为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说明经文中本来记载“平定宋乱”是为鲁公讳言，讳言在于接受贿赂立华氏。就像璧玉假借许田作为周公的禘祭场所，所以所谓“委婉而成章法”。宋督还没死就赐给他族号，是宋督的狂妄。音义【为赂，音于伪。注：除“为防”一字外其余相同。恶其，音乌路。婉，音于阮】疏【正义说：传文中说“君子”的，或者是当时的贤者，或者是指斥孔子，或者是语出左丘明的意思，而托名于贤者，目的在于阐明道理罢了，不再曲折地制定义例。只有河阳之狩、赵盾之弑、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需要取圣人的证据，所以特别称孔子来阐明。其余都托名于君子。君子，是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行的美称。这里说先记载“弑君”，这是孔子的新意。不说孔子而说君子，是想表明君子之人的心意都是这样，不仅仅是孔子。宋督怀有无视君主之心，而先记载“弑君”的原因，是君主执掌权柄，臣下畏惧威势，每件事禀命而行，不敢妄自杀害。宋督却专擅杀死孔父并夺走他的妻子，没有忌惮君主之心，完全没有尊敬上级的意思，不臣子的迹象在心中已经很久了，不是因为公怒才开始兴起毒害。如果先记载孔父，后记载“弑君”，那就是既杀了孔父，才开始有恶念，现在先记载弑君，后记载孔父。表明他先有轻视君主之心，以彰显不义的极致，所以如此。注：正义说：传文说因为贿赂，所以立了华氏。解释经文中以成宋乱的话。成宋乱者，想要杀死贼臣，安定宋国；现在却接受贿赂，立了华氏】

译这并非平定宋国动乱的实际情况，但《春秋》经文却记载为“平宋乱”，所以《左传》用注释来申述通晓其中的含义。导致宋国动乱的原因，是四国在稷地会盟时原本谋划要防备宋国。等到他们实施了防备之后，却违背了之前的谋划，不仅没有讨伐宋国的华督，反而又拥立了华氏。宋国的动乱实际上并没有被平定，而《春秋》经文却记载为“平宋乱”，大概是因为鲁国国君接受了贿赂而拥立华氏，贪图财货、放纵贼人，罪恶极其深重，当时的史官厌恶这种指斥，不敢直言四国在稷地会盟、放纵贼人并索取财货，所以远远地只说为了防备的本意，说在稷地会盟，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左传》因为经文记载不实，解释了这种避讳的原因。所避讳的，是避讳鲁君接受贿赂拥立华氏的缘故。这与“为周公祊故”的情况相同，所以用同类的事例来阐明。然而考察“为周公祊故”一句，“故”字在下面并向上总结，这里也应该说“为赂立华氏故”才对。为什么这段文字中“故”字在“立华氏”之上、“为赂”之下呢？这是因为“为周公祊故”文句简短，可以用“故”字在下面总括总结。而这里文句较长舒缓，不能总括总结，先举出“为赂”这一严重的罪恶，所以说“为赂故”，然后才开始说“立华氏”，详细叙述其事。现在的定本有“故”字，查阅晋、宋时期的古本，往往没有“故”字，这是错误的。襄公三十年，诸侯的卿大夫在澶渊会盟，谋划归还宋国的财货，后来却没有归还，经文记载说：“宋国发生火灾，所以特别责备他们。”这里记载“成宋乱”，就知道不是讥讽接受贿赂，而是责备四国。澶渊之会，贬称卿大夫为“人”，这是特别责备的文辞。这里却详细叙述君主的爵位，言辞中没有贬责，不是特别责备过错的样子，就知道是为了避讳的缘故，而推究其会盟的本意，顺从了“平”的文辞。文公十七年，晋国在扈地会盟诸侯，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后来却没有讨伐，接受贿赂而返回，这件事与此完全相同，而经文记载“诸侯会盟于扈”，《左传》说：“记载‘诸侯’是因为无功。”这里也是无功，不说“诸侯会盟于稷”，而是逐一列举各国，是因为扈地之会，晋国是霸主，会合诸侯来讨伐动乱，却接受贿赂而返回，就像僖公十四年诸侯修筑缘陵，齐桓公是霸主，修筑却没有完成，所以贬称“诸侯”。这里齐国、陈国、郑国是自行平定动乱，所以不加贬责。经文知道不是为了鲁君避讳，不贬低诸侯，是因为狄泉的避讳，只隐去鲁君的文辞，其余的都加以贬责。这里如果一定要避讳，只需要隐去鲁君即可，何必不贬低各国呢？宣公四年，鲁君和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与“成平”意义相同，而那里说“平”，这里说“成”，是因为史官不同，措辞不同，就像“暨”和“及”一样，没有其他含义。所谓史书有文有质，不必更改。文公十三年《左传》记载：卫国国君、郑国国君向晋国请求平定，鲁君都成全了他们。由此可知“成”与“平”意义没有不同。宋殇公即位十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注释：殇公在隐公四年即位，十一次战争都在隐公时期。疏【注释：正义曰：服虔说：与夷在隐公四年即位，第一次战争是攻打郑国，包围其东门；第二次战争是夺取郑国的庄稼，都在隐公四年；第三次战争是夺取邾国的田地；第四次战争是邾国、郑国进入宋国都城；第五次战争是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都在隐公五年；第六次战争是郑伯奉周王命令攻打宋国，在隐公九年；第七次战争是鲁君在菅地击败宋国军队；第八次战争是宋国、卫国进入郑国；第九次战争是宋人、蔡人、卫人攻打戴国；第十次战争是戊寅日，郑伯进入宋国，都在隐公十年；第十一次战争是郑伯率领虢国军队大败宋国军队，在隐公十一年。这些都在隐公时期】百姓无法忍受政令，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大宰，所以趁着百姓无法忍受政令，先宣称说：“司马就是这样。”注释：说国君频繁作战是司马造成的。嘉，是孔父的字。音义【大音泰，数音朔】已经杀了孔父并弑杀了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拥立他，以亲近郑国。注释：庄公，是公子冯。隐公三年出居在郑国，冯进入宋国，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音义【冯皮氷反，下同】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君。注释：郜国所制造的器物，所以连名于郜。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疏【注释：正义曰：《谷梁传》说：“郜鼎，是郜国所制造的。”孔子说：“名称跟随主人”，所以说郜大鼎。《公羊传》说：“器物跟随名称，土地跟随主人。”其意思是器物跟随原本主人的名称，土地跟随后来归属的主人。由此可知郜国所制造，所以连名于郜。刘君难，杜注：郜国在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郜是宋国的邑，济阴城武县东南有郜城，都是城武县东南，相距不远，怎么能一个是郜国所造，一个是宋邑？刘君认为南郜、北郜都是宋邑，另有郜国，以此来诋毁杜预，知道不对，因为许田、许国相距不远，那么郜国、郜邑有什么妨碍相近呢？况且杜预说“有”都是表示怀疑的辞语，怎么能抓住杜预的疑辞，来诋毁他的过错？如果按刘君的解释，郜国究竟在哪里】齐国、陈国、郑国都有贿赂，所以都拥立宋公。音义【相息亮反，下注传相同】○夏季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不符合礼制。臧哀伯劝谏说。注释：臧哀伯，鲁国大夫，僖伯的儿子。统治百姓的人将要彰显美德、堵塞违逆，以此来临视照耀百官，还担心有所失误，所以彰显美德来给子孙看。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顶，注释：用茅草装饰屋顶，显示节俭。清庙肃穆，是清净的称呼。音义【着，张虑反；后不音者同。称，尺证反】疏【正义曰：君人谓与人为君也。昭徳谓昭明善徳，使徳益章闻】

译也。塞违，是指闭塞违逆邪僻，使违抗命令的行为止息。德，就是得，指内心有所得，对外物也有所得。德存在于内心，施行出来就是行为。德是行为尚未显现的状态。而德存在于心中，无法被听闻看见，所以圣明的君王设立法度，用外在的事物来彰显它。节俭与法度、礼乐文物、声教明令，都是彰显德行的事情，所以《左传》每件事都说“昭”，这是彰显其德行。从“不敢轻易改变纪律”以上，说的是彰显德行的事情，完全没有塞违的事情。从“灭德立违”以下，说的是违背德行的事情。德与违，在义理上不能并存。德行彰明，则违逆断绝，所以在“昭德”之下说“塞违”。违逆确立，则德行受损，所以在“立违”之上说“灭德立违”。所谓建立违逆命令的大臣，知道塞违是指遏止违抗命令的人。国家的败坏，是指邦国丧失灭亡。知，是担心或许会失去，指恐怕失去国家。这篇谏辞有开头和结尾，所以义理互相映照。

注：正义说：《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用茅草覆盖屋顶、用瓦片覆盖屋顶的记载，那么屋顶的覆盖物或者是茅草或者是瓦片。《左传》说清庙用茅草覆盖屋顶，那屋顶必定是用茅草。但只用茅草覆盖屋顶，没有其他文字记载。《明堂位》说：“山节藻税，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这是天子宗庙的装饰。那些装饰完备，器物尽显文采，不应该用茅草来覆盖。有茅草的，杜预说：用茅草装饰屋顶，表示节俭。只是用茅草装饰而已，并不是说多用茅草全部作为覆盖，就像童子垂下的鬓发以及蔽膝之类，表示保留古制罢了。《白虎通》说：君王之所以设立宗庙，是因为活着时侍奉死者，尊敬亡者如同他们还在世，所以用宗庙来侍奉他们。这是孝子的心意。宗，是尊的意思；庙，是貌的意思，象征先祖尊贵的容貌。既然象征尊贵的容貌，是享祭的地方，严肃其房屋，简化其出入，其处所肃然清静，所以称为清庙。清庙，是宗庙的总称。《诗经·颂》中的《清庙》，是祭祀文王的歌，所以郑玄用文王来解释它。说天德清明，文王效法它，所以称为清庙。这里广泛指各种宗庙，不仅仅指文王，所以用清净来解释。

大路越席，注：大路是玉路，是祭祀天的车。越席是结草而成的席子。音义【越，音户括；祀天车，原本有的版本没有“天”字的是错误的】疏【注：正义说：路，训为大，君王所在的地方，以大为称号。门叫路门，寝宫叫路寝，车叫路车。所以人君的车，通称为路。《周礼》巾车掌管天子的五路。郑玄说：“君王在车上叫路。”那是解释天子的车，所以说君王在车上。其实诸侯的车，也称为路。路中最大的是，巾车五路，玉路最大。所以杜预用玉路作为大路。《巾车》说：“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所以说它是祭祀天的车。越席，是结蒲草为席，放在玉路之中，作为垫子表示节俭。经传中说大路的很多，注者都根据文意来解释。《尚书·顾命》陈列器物有大辂、缀辂、先辂、次辂。孔安国认为用玉、金、象来装饰车，因为遍陈各种路车，所以按《周礼》次序排列。僖公二十八年，周王赐给晋文公大辂的服饰。定公四年，祝佗说先王分给鲁、卫、晋大路。注都认为这是金路，因为《周礼》金路赐给同姓诸侯，玉路不可以赐给，所以知道都是金路。襄公十九年，周王赐给郑子蟜大路。二十四年，周王赐给叔孙豹大路。两个注都说大路，是天子所赐车子的总名。因为《周礼》孤乘坐夏篆，卿乘坐夏缦。《释例》认为所赐给穆叔、子蟜的应当是革路、木路，所以杜预用大路作为赐车的总名。服虔说：“大路、木路。”杜预不这样认为，因为大路越席，就像清庙茅屋。清庙的华丽，用茅草装饰屋顶，表示节俭；玉路的美丽，用越席表示质朴。如果大路是木路，那么与越席就是两样东西，难道清庙与茅屋又是两样吗？所以杜预用大路作为玉路。在玉路上铺设越席，这才可以表示节俭。所以沈氏说：玉路虽然华丽，也用越席表示节俭。而刘君横生异义，把大路当作木路，妄图非难杜预，是不对的】

大羮不致。注：大羮是肉汁，不致五味。疏【注正义说：《郊特牲》说：“大羮不和，贵其质也。”《仪礼》士虞、特牲都设有大羮湆。郑玄说：“大羮湆，是煮肉汁。”不和，是贵其质朴。设置它是为了尊敬尸主。这是祭祀之礼有大羮。大羮，是大古初食肉者，只是煮而已，没有五味的调和。祭神设置它，是为了尊敬而不忘本。《礼记》说大羮不和，所以知道不致，是不致五味。五味就是《洪范》所说的酸、苦、辛、咸、甘】

粢食不凿。注：黍稷叫粢，不精凿。音义【粢音咨，稷也。食音嗣，饼也。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子沃反，云粝米一斛舂为八斗】疏【注正义说：《释草》说粢稷，舍人说：粢一名稷，稷是粟。郭璞说：现在江东人呼粟为粢。《士虞记》说：明齐。郑玄说：今文曰明粢，粢稷也。那么粢是稷的别名，但稷是诸谷之长，粢也是诸谷的总名。《周礼》小宗伯辨别六粱的名物，郑玄说：六粢谓黍稷稻粢麦苽，是诸谷都叫粢】

译也。祭祀所用的谷物，以黍和稷为多，所以说黍稷称为粢。饭叫做食，传文说“粢食不凿”，意思是把黍稷做成饭，不使其精细。《九章算术》中粟的比率是五十，凿（米）的比率是二十四，说的是五斗粟可以出二斗四升米，这就是米的精细程度。昭示其节俭。注：这四种物品都用来显示节俭，衮冕黻珽。注：衮是画有图案的衣服，冕是冠，黻是韦制的蔽膝，珽是玉笏。就像现在官吏手持的簿册。音义【衮音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音他顶反，韠音必，笏音忽，持簿音歩古反。徐广说：持簿就是手版】疏【注正义曰：画衣是指在衣服上画龙，祭服是上衣下裳。《诗经》称〇衮，是〇衣而画以衮龙。衮的意思是卷曲，指龙首卷曲的样子。《玉藻》说：龙卷以祭，知道是指龙首卷曲。《尚书·益稷》说：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防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绣。说观古人之象，是指观看衣服所象征的，从日月到黼黻十二种物品，都是衣服上所具有的。华虫以上说作防，宗彛以下说絺绣，那么这两者虽然都在衣服上，但施用的方法不同。《冬官·考工记》说画缋与绣布采异次，知道在衣上则画之，在裳上则刺之。所以郑〇礼注及诗笺都说衣缋而裳绣，由此知道衮是画文，所以说衮画衣也。衮衣以下的章数，郑〇注司服说：有虞氏十二章，从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长画于旌旗，又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彛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郑此言九章者，龙一，山二，华虫三，火四，宗彜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龙去山，自华虫而下七章：华虫一，火二，宗彛三，在衣余四章在裳。毳冕者去华虫去火，五章自宗彛而下：宗彞一，藻二，粉米三，在衣余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彞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余二章，在裳。〇冕者，其衣无画，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数九文不取宗彛则与郑异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别号。故云冕冠也。《世本》说：黄帝作冕。宋仲子说：冕冠之有旒者，礼文残缺，形制难详。《周礼》弁师掌王之五冕，皆〇冕朱里，止言〇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论语》说：麻冕，礼也。大概是以木为干，而用布，衣之上〇，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长短广狭，则经传无文。阮谌《三礼图》《汉礼器制度》说：冕制皆长尺六寸，广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舆服志》说：广七寸，长尺二寸。应劭《汉官仪》说：广七寸，长八寸。沈又说：广八寸，长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广七寸，长尺二寸者，诸侯之冕；广七寸，长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礼残缺，未知孰是，故备载焉。司马彪《汉书·舆服志》说：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之文，制冕皆前圆后方，朱里〇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黒玉珠五旒，皆有前无后。此则汉法耳。古礼，郑〇注《弁师》说：天子衮冕以五采缫，前后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石有二；鷩冕前后九斿，毳冕前后七斿，希冕前后五斿，〇冕前后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缫，前后九斿，斿有三采，玉几；侯伯鷩冕三采缫，前后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缫，前后五斿，斿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缫，二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数耳。谓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后髙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盖以在上位者失于骄矜，欲令位弥髙而志弥下，故制此服，令贵者下贱也。黻韠制同而名异。郑〇《诗笺》说：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芾，其他服谓之韠，以韦为之，故云黻韦韠也。《诗》说：赤芾在股，则芾是当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郑〇《易纬·干凿度》注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説黻韠之元由也。《易》下繋辞曰：「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作为网罟，以佃以渔，则田渔而食。」伏犠时也。《礼运》説上古之时云：「昔者先王食鸟兽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渔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易》繋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则《易》之布帛自

译黄帝开始制作垂衣裳和布帛，这必定始于黄帝时代；至于蔽膝这种形制的存在，不知道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穿着韨。”这是说舜开始制作韨，因为它是尊贵的祭服所以另立名称，未必是这个时候才出现这种形制。知道冕服上的蔽膝称为黻，是因为《易经》说：“朱绂方来，利用享祀。”知道其他服饰上的蔽膝称为韠，是依据《士冠礼》：“士穿着皮弁、玄端，都佩戴韠。”所以其他服饰上的叫韠，以冕服为主，并非冕服被称为其他服饰，这里想要用两种服饰来对比，所以把黻称为韦韠。黻与韠，只是祭服和其他服饰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的体制是相同的。《玉藻》解说“玄端服所配的韠”时说：“韠，国君用红色，大夫用白色，士用爵韦。”开头说韠，句末说韦，说明都是用韦皮制成的。所有的韠都模仿下裳的颜色，说国君用红色，大夫用白色，那么尊卑等级的韠只是颜色不同罢了，没有其他装饰。而黻则有纹饰。《明堂位》说：“有虞氏的黻，夏后氏画山，殷代画火，周代画龙章。”郑玄说：“韨，是冕服上的韠。舜开始制作它，用来尊崇祭服。”禹、汤到周代增加绘画纹饰，后来的君王更加装饰。画山是取其仁德可以仰慕，画火是取其光明，画龙是取其变化，天子具备所有纹饰，诸侯只有火及以下纹饰，卿大夫画山，士只用韦皮罢了。这是解说韨的装饰。《玉藻》说：“韠下宽二尺，上宽一尺，长三尺，颈部宽五寸，肩部革带连接处宽二寸。”郑玄说：“颈部宽五寸，也是指宽度。颈部在中央，肩部两角都向上连接革带以系住。肩部的宽度与革带相同。”这是解说韠的体制。经传中再也没有关于黻体制的记载，都是韠的含义，说明它的体制与韠相同。经传中写作黻，或者写作韨，或者写作芾，读音和意义相同。徐广《车服仪制》说：“古代的韨就像现在的蔽膝。”战国时期连年战争，因为韨不是军事装饰所以去掉了它。汉明帝重新制作韨，天子用红色皮革做蔽膝，蔽膝就是古代的韨。那么汉代蔽膝仍然使用红色皮革，魏晋以来用绛色纱制作，这是古今的差异，因为使用丝织品，所以字有时写作绂。天子的笏用玉制作，所以称为珽，即玉笏。《管子》说：“太子手持玉笏上朝。”这就是有玉笏的文献记载。礼仪中有笏，是因为《玉藻》说：“凡是在君主面前指画示意，使用笏；在君主面前接受命令，就写在笏上。”《释名》说：“笏，就是忽。君主有命令就写在上面，防备忽然忘记。”有人说叫簿，可以记录疏略的事物。徐广《车服仪制》说：“古代无论贵贱都手持笏，就是现在的手板。”那么笏与簿、手板只是不同名称罢了。《蜀志》记载秦密拜见太守，用手板打脸颊，那么汉魏以来都手持手板，所以说就像现在官吏手持簿册。《玉藻》说：“笏是普遍使用的，根据身份加以装饰。”是说无论贵贱都使用笏，通过装饰来显示尊卑。其上文说：“笏，天子用球玉，诸侯用象牙，大夫用鱼须装饰的竹，士用竹本象牙装饰也可以。”郑玄说：“球，是美玉。文，就是装饰。大夫、士装饰竹子作为笏，不敢与君主并列使用纯一之物，这是尊卑不同的表现。”大夫与士的笏都用竹，大夫用鱼须装饰，士用象骨装饰，不敢纯用一种材料，所以低于君主。使用的材料既然不同，体制也不同。《玉藻》说：“天子插着珽，方正于天下；诸侯的笏前曲后直，对天子表示谦让；大夫的笏前曲后曲，无处不谦让。”郑玄认为称为珽，珽的意思是挺直，没有弯曲，前后都方正。荼意为舒缓柔弱，所畏惧的在前面，所以首部圆润削尖，对天子表示谦让。大夫上面有天子，下面有自己的君主，所以首尾都圆润，前后都谦让，这是形制不同的原因。其长度方面，诸侯以下与天子又不同。珽又名大圭，《周礼·典瑞》说：“君王插着大圭以朝拜太阳。”就是这个意思。《冬官·考工记》说大圭长三尺，天子穿着它，所以天子的珽长三尺。《玉藻》说：“笏长二尺六寸，比天子的短。”大概诸侯以下的长度都是这样。带裳幅舄。注：“带，是革带。衣服下面叫裳，幅就像现在的行縢。舄，是复底鞋。”音义【幅音逼，舄音昔，縢徒登反，复音福】疏【注正义曰：下面有鞶，是绅带，知道这里的带是革带。《玉藻》说革带宽二寸，郑玄说凡是佩饰都系在革带上。《白虎通》说：“男子有鞶革，表示有金革之事。”那么表示有军事事务，所以用皮革做带，带用来佩饰。《左传》昭公十二年传说：“裳是下面的装饰。”经传通例都是上衣下裳，所以说衣服下面叫裳，幅与行縢是古今不同名称所以说。就像现在的行縢，《诗经》说“邪幅在下”。毛传曰：“幅，就是逼迫，用来自我束缚。”郑笺云：“邪幅，就像现在的行縢。束缚小腿，从脚到膝盖。縢，解释为封闭。”那么行走时封闭脚部，所以叫行縢。斜着缠绕束缚，所以叫邪幅。舄者，是屦的小类别。郑玄《周礼·屦人》注说：“复底叫舄，单底叫屦。”那么舄与屦，区别在于底下是复底还是单底。屦是总称，所以说“舄，是复底鞋，指它底下是复底的”。郑玄又说：“天子诸

译凡是吉利的礼仪，都穿舄。赤舄，是冕服所配的舄；白舄，是皮弁所配的舄；黑舄，是玄端所配的舄。士人都穿屦。纁屦，是爵弁所配的屦；白屦，是皮弁所配的屦；黑屦，是玄端所配的屦。卿大夫中穿冕服的，也穿赤舄；其余服饰则穿屦。王后穿祎衣，配玄舄；穿褕狄，配青舄；穿阙狄，配赤舄；穿鞠衣，配黄屦；穿展衣，配白屦；穿绿衣，配黑屦。诸侯夫人及卿大夫的妻子，穿袆衣、狄服的，都穿舄；其余服饰都穿屦。舄的装饰，采用对比色的配色，如赤舄用黑色装饰就是如此。屦的装饰，采用相近色的配色，如白屦用黑色装饰就是如此。

衡、紞、纮、綖。注：“衡，是固定冠的；紞，是冠上垂下的；纮，是缨带从下往上系的；綖，是冠上覆盖的。”音义【紞，多敢反，字林丁坎反；纮，获耕反；綖，音延，字林弋善反；上，时掌反，下，上下同】疏【注正义曰：这四样东西，都是冠的装饰。《周礼》中追师掌管王后的首服，追衡笄。郑司农说：“衡，是固定冠的。”郑玄说：“祭服有衡，垂在副的两旁，对着耳朵，下面用紞悬挂瑱。”既然妇人的首服有衡，那么男子的首服也是如此，冠由此得以支撑站立，所以说固定冠。追，是治玉的名称，王后的衡用玉制成，所以由追师掌管。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弁，都使用玉笄，那么天子的衡也用玉。诸侯以下衡所用的材质，则未曾听闻。紞，是悬挂瑱的绳子，垂在冠的两旁，所以说冠上垂下的。《鲁语》中敬姜说：“王后亲自织玄紞”，那么紞必定是用线织成的，像现在的绦绳。郑玄《诗》笺说：“充耳是用来悬挂瑱的，有的名叫紞。”织的人，君主用五色，臣子用三色。绦必定是杂色，而《鲁语》只说玄，是因为玄是天色，所以特别提及，并非说是纯玄色。纮、缨都用组带制成，是用来把冠结在人头上的。缨用两组带，系在两旁，结在下巴下面，垂下剩余的部分。纮用一组带，从下弯曲向上，系在两旁，垂下剩余的部分，纮和缨同类，用来互相映衬，所以说“纮缨从下而上”。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都使用玉笄、朱纮。《祭义》称“诸侯冕而青纮”，《士冠礼》称“缁布冠青组缨，皮弁笄，爵弁笄，缁组纮”。郑玄说：“有笄的弯曲组带为纮，垂下作为装饰；无笄的用缨结住绦带。因为有笄的用纮，力量较小，所以从下往上系；无笄的用缨，力量较大，所以从上往下结。”冕、弁都有笄，所以用纮；缁布冠无笄，所以用缨。《鲁语》称“公侯夫人织纮綖”，知道纮也是织成的；《士冠礼》说“组缨、组纮”，知道天子、诸侯的纮也用组带。綖，是冠上覆盖的，冕用朱色做干，用玄布覆盖在上面，叫做綖。《论语》、《尚书》都说“麻冕”，知道应当用布。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都是玄冕，知道颜色用玄。孔安国《论语》注说“绩麻三十升布以为冕”，就是綖。郑玄《玉藻》注说：“延，冕上覆盖的。”这里说“冠上覆盖的”，冠冕通称，所以此注“衡及綖”都以冠来说，其实都是冕的装饰】

昭其度也。注：“尊卑各有制度。”疏【注正义曰：这上面十二样东西，都是表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则言语没有次第。郑玄《觐礼》注说：“上公衮服无升龙，天子有升龙、有降龙，是衮服有制度。”“冕服则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服有制度。”“黻则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制度。”“珽则玉、象不同，长短也异，是珽有制度。”“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制度。”郑玄《屦人》注说：“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为上，祎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制度。”“紞则人君五色，臣则三色，是纮有制度。”“天子朱纮，诸侯青纮，是纮有制度。”其带、幅、衡、綖则无话可说，传言“昭其度也”，明白其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鞛。注：“藻、率用皮革制成，是用来衬托玉的。”王用五采，公、侯、伯用三采，子、男用二采。鞞，佩刀削上的装饰；鞛，下部的装饰。音义【率音律，鞞补顶反，鞛布孔反。鞞、鞛，刀削之饰，借在夜反。削音笑】疏【注正义曰：郑玄《觐礼》注说：“缫用来衬托玉，用皮革包裹木头，长宽各……如同玉的大小，典瑞注说：缫有五采纹饰，用来荐玉。木头为中间的榦，用皮革包裹并画之。这里说用皮革制成，指的是木头上的皮革，其实木头是榦。礼中说的缫，都有玉和纹饰。大行人称之为缫借，曲礼单称借，所以知道是用来衬托玉的】

译《大行人》篇说：诸侯执持九寸长的桓圭，用九寸长的缫借包裹，由此可知缫借的大小与玉圭的大小是相等的。《大行人》的注解说：缫借是用五种颜色的皮革包裹木板制成的，如果要将玉圭放置下来，就用缫借来包裹它，因此当有放置玉圭的时候，必须用缫借来包裹玉圭，所以缫借的大小与玉圭的大小相等。《典瑞》的职掌说：天子执持镇圭，用五种颜色、五重纹饰的缫借包裹，用来朝拜太阳；诸侯执持桓圭，侯爵执持信圭，伯爵执持躬圭，它们的缫借都是三种颜色、三重纹饰；子爵执持谷璧，男爵执持蒲璧，它们的缫借都是两种颜色、两重纹饰，用来朝见、觐见、宗庙相遇以及会同天子。这是天子用五种颜色，公、侯、伯用三种颜色，子、男用两种颜色。凡是说五种颜色的，都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三种颜色指赤、白、黑；两种颜色指赤、绿，这些颜色交织而成。五重纹饰指环绕五圈，每一圈称为一重。礼书中所说的“藻”，其名称虽然繁多，但《典瑞》、《大行人》、《聘礼》、《觐礼》都只说“缫”，或者称“缫借”，从未说过“藻率”。所以服虔认为“藻”是画纹，“藻率”是擦拭用的巾。杜预认为“藻率”是一样东西，因为擦拭物品的巾，没有叫“率”的，服虔说礼中有擦拭巾的事却找不到出处，而且哀伯称之为“昭数”，这固然是礼制中重大的内容，难道会把擦拭物品的巾和藻借归为一类吗？所以知道“藻率”正是“藻”的复名。“藻”可以称为“藻借”，为什么不能称为“藻率”呢？《玉藻》篇讲述带子的制度说：士用熟绢做带子，带子下端有“率”并加以辟积。凡是带子有“率”就没有箴功。郑玄说：士以下的带子都是单层不缝合的，而“率”是堆积起来的，就像现在制作头巾那样。那么单层而不缝合，在边缘处用丝线缠绕堆积，就叫做“率”。这里用皮革包裹木板，大概也是在边缘处缠绕堆积，所以称为“率”。郑司农在《典瑞》注中将“缫”读作“藻率”的“藻”，似乎也是认为“藻率”共同指代“藻”。《诗经》说：“鞞琫容刀”，所以知道鞞、琫是佩刀和刀削的装饰。《少仪》篇说：递送刀时要握住刀鞘，递送刀削时要握住刀削的柄，刀削是刀这一类的器物，所以和刀连在一起说。鞞、琫两个名称，明显说明装饰有上下之分，先说鞞后说琫，所以知道鞞是上部的装饰，琫是下部的装饰。刘君根据《毛诗传》说：“鞞在上叫琫”，以此来纠正杜预的说法，但鞞、琫有时在上有时在下，都没有确切的正文依据，不能以此来纠正杜预的错误。

【注】：鞶是绅带，也叫大带。厉，是大带垂下的部分。游，是旌旗上的垂饰。缨，是在马胸前的绳索状装饰。【帬音义】：鞶音步干，游音留，注同。膺音于陵，索音悉各。【疏】：【注】：正义说：《易经·讼卦》上九爻辞“或赐之鞶带”，由此知道鞶就是带子。用带子束腰，垂下多余的部分作为装饰，叫做绅。上面的带子是革带，所以说鞶是绅带，用来区别于上面的带子。《玉藻》篇讲述带子说：“大夫的大带”，这就是一名大带。《诗经》毛传说：“厉是带子垂下的部分。”所以采用毛说的观点，认为厉是大带垂下的部分。大带垂下的部分叫做绅，又叫做厉，绅是带子的名称，厉是垂下的样子。《诗经》称“垂带而厉”，说明厉是垂下的样子。《玉藻》称“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诸侯素带不朱里，大夫素带辟垂，带都宽四寸，士带宽二寸，再缭四寸，缁辟下垂。”贾逵、服虔等解释鞶、厉都与杜预相同，只有郑玄独自不同。《礼记·内则》注将鞶解释为小囊，将“厉”读作“裂繻”的“裂”，说鞶囊一定要用裂开的绘帛边缘来装饰。考察《礼记》称“男鞶革，女鞶丝”，鞶是带子的别称，于是将鞶作为带子的名称，说它的带子是革带或丝带，鞶并不是囊的名称。《礼记》又说：“妇人侍奉公婆，施放縏袠。”袠是囊的别名，现在人把包裹书籍的东西叫做袠，说的是施放带子和囊。那縏也不是囊。如果把縏当作小囊，那袠是什么器具？如果袠也是囊，那就不应该带两个囊了。由此知道鞶就是绅带，才符合实际。游是旐垂下的部分，是斾的别名。九旗虽然各有名称，但旌旗是它们的总称，所以说旌旗的游。考察《巾车》篇：“王建大常十二斿。”又《大行人》篇说：“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其孤卿建旂，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数。其鸟旟则七斿，熊旗则六斿，龟旐则四斿。”所以《考工记》说：“鸟旟七斿，以象鹑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龟旐四斿，以象营室。”就是这样。郑司农《巾车》注说：“礼家说曰：缨在胸前，用削革制成。”郑玄说：“缨就是现在的马鞅。”缨在马胸前。服虔说：“缨像绳索帬。”现在皇帝大驾出行时有这种装饰。那么汉魏以来大驾的马胸前有绳索帬，是缨的遗留形象，所以说像绳索帬。考察《巾车》篇：“玉路樊缨十有再就。”郑玄注说：“樊和缨都用五种颜色的罽饰装饰。”金路樊缨九就，象路樊缨七就，革路绦缨五就。郑玄说：“其樊和缨用绦丝装饰。”木路翦樊鹄缨。郑玄说：“用浅黑色装饰皮革做樊，鹄色装饰皮革做缨。”没有说就数，装饰与革路相同。

【注】：表明它们的等级数目。【疏】：【注】：正义说：藻有五种颜色、三种颜色的区别，所以藻率有等级数目。《毛诗传》解释容刀的装饰说：天子用玉做琫而用珧做珌，诸侯用璗做琫而用璆做珌，所以鞞琫有等级数目。《玉藻》篇说：绅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又大夫以上带宽四寸，士宽二寸，所以鞶厉有等级数目。

译玉路车饰有十二旒，金路车饰有九旒，这是说旒的数量是有定数的。玉路车的缨饰有十二就，金路车的缨饰有九就，这是说缨饰的数量也是有定数的。数与度，大体相同而细微处有差异，度指的是限制，数指的是多少，是说尊卑等级有节制的数量。火龙黼黻。注：火是画火纹，龙是画龙纹，白色与黑色相间称为黼，形状像斧头；黑色与青色相间称为黻，形状像两个己字相背。音义【黼音甫，戾音力计反】疏【注：正义曰：《考工记》记载绘画之事说：火纹画成圆形，郑司农说：画成圆形像火的样子。郑玄说：形状像半环一样，又说水纹画龙，郑玄说：龙是水里的生物，画水纹的一并画龙，所以衣服上有画火、画龙的图案。白色与黑色相间称为黼，黑色与青色相间称为黻，这是《考工记》的文字。其中说形状像斧头，两个己字相背，是相传的说法。孔安国《尚书传》也说：黼像斧头的形状，黻是两个己字相背，这是旧有的说法如此。周代衮冕有九章纹饰，传文只说火龙黼黻四章，是略举以明大义，所以文字没有全部列举。衣服上所画的纹饰，龙在火之前，现在火在龙之前，可知传文的话不是按次序说的】彰显其纹饰。注：用纹饰来明确贵贱，五色比拟象征。彰显其器物。注：车服器械有五色，都是比拟象征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是虚设的。音义【比音并是反，械音户戒反】疏【注：正义曰：《考工记》说：绘画之事，杂用五色，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天黄色地黄，这是比拟象征天地四方。比拟象征有六项，而说五色的，是因为黄色在赤黑之间，不是另外的颜色。昭公二十五年传文说：九文六采，说采色有六种，所以注解说以天地四方六事来对应。五行之色为五色，加上天色则为六色，所以五色六采互相参见。昭其物，是示器物不是虚设，必定有所象征，那些器物都象征五色，所以用五色来阐明】钖鸾和铃彰显其声音。注：钖在马额上，鸾在马镳上，和在车衡上，铃在旗杆上，动起来都有鸣声。音义【锡音扬，马面当卢，铃音令，额音顔客反，镳音彼骄反，旂音勤衣反】疏【注：正义曰：郑玄《巾车》注说：「钖在马面，当卢，刻金做成，就是所谓的镂钖。」《诗经》笺注说：「眉上叫钖，刻金装饰它，让它当卢。」那么钖在眉上，所以说在马额上。《诗经》称「輶车鸾镳」，知道鸾在马镳上。镳在马口两旁，衡在服马颈上。鸾和也是铃，因为位置不同，所以名称不同。《尔雅·释天》说：「旌旗有铃叫旂。」李廵说：「把铃放在旐的末端，就是铃在旂上。」钖在马额，铃在旂，前代儒者没有不同的说法。至于鸾和所在的位置，旧说不同。《毛诗》传说：「在轼上叫和，在镳上叫鸾。」《韩诗》内传说：「鸾在衡上，和在轼上。」前郑玄《经解》注取《韩诗》的说法。《秦诗》笺注说：「把鸾放在镳上，不同于乘车。」他的意思是说乘车的鸾在衡上，田车的鸾在镳上。到了《商颂·烈祖》的笺注，又说「鸾在镳上」，是怀疑不能确定，所以两说都采纳。按《考工记》：「轮高，车宽，衡长，三者如一，那么衡所能容纳的只有两匹服马。」《诗经》词句常说「八鸾」，应当是说马有两鸾。鸾如果在衡上，衡只有两匹马，怎么能放置八鸾呢？由此知道鸾一定在镳上。鸾既在镳上，那么和应当在衡上。经传不说和的数量，不知道和有几个。这四者都用金属制成，所以动起来都有鸣声】三辰旂旗，彰显其光明。注：「三辰，是日、月、星，画在旂旗上，象征天的光明。」疏【注正义曰：春官神仕掌管三辰的法度，郑玄也认为是日、月、星，称为辰，辰是时的意思。日用来照亮白天，月用来照亮夜晚，星则在天上运行，昏明交替而正，所以用来显示百姓早晚，百姓得以取为时节，所以这三者都称为辰。三辰是天的光明，照耀天下，所以画在旌旗上，象征天的光明。九种旗帜中，只有日月是常有的，不说画星，大概大常之上又画了星。《穆天子传》称「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大概画的是北斗七星。按司常：「交龙为旗，熊虎为旗，不画三辰，而说『三辰旂旗』的，旂旗是九旗的总名，可以统括大常，所以举它来说】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定数。注：「升降指上下尊卑，用文物来记载，用声光来发扬，用来照耀百官，百官因此戒惧而不敢改变纪律。」现在灭德立违。注：「指立华督违命之臣，而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效仿他，又怎么能惩罚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恶，官员丧失德行。」宠幸贿赂，彰显无遗。郜鼎在庙，还有比这更彰显的吗？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雒邑。注：九鼎，是殷商从夏朝接受的九鼎。武王攻克商朝，于是营建雒邑，然后离开，又迁九鼎到那里。当时只是营建洛邑，还没有都城。到周公才最终营建雒邑，称为王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城。所以传文说：「成王定鼎于郏鄏。」音义【寘音之鼔反，置

译也。邪，读作“嗟”的反切音。雒，音同“洛”。原本也写作“洛”。夏，读作“户雅”的反切音。郏，读作“古洽”的反切音。鄏，音同“辱”。【疏】【注】正义说：根据《左传》宣公三年的传文，知道九鼎是殷商从夏朝继承来的夏九鼎。《战国策》记载齐国救援周王室时索要九鼎，颜率对齐王说：“从前周朝讨伐殷商而取得九鼎，一鼎需要九万人牵引，九鼎就需要八十一万人牵引。”牵引鼎的人数或许是夸张之辞，但由此可知鼎有九个，所以称为九鼎。知道武王将九鼎迁到洛邑想要作为都城，是因为鼎是帝王所珍视的，世代相传作为宝器，在戎衣大定之日，自然可以迁移安置。西周于是将九鼎迁到洛邑，所以知道本意是想作为都城。又根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就知道武王只有迁移的意图，周公才最终营建完成。《地理志》说：“河南县是原来的郏鄏之地。”武王将九鼎迁到这里，周公成就太平，营建作为都城，这就是王城。到平王居住在这里，说就是现在的河南城，是因为晋朝时还称为河南县。成王定鼎，是《左传》宣公三年传文中的内容。【义】士人或许还有非议武王的。【注】大概是伯夷之类的人。【疏】【注】正义说：《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互相让国都逃跑到周朝。等到西伯去世，武王向东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马缰绳劝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就动起干戈，这可以叫孝吗？以臣子讨伐君主，这可以叫仁吗？’左右的人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义人。’扶他们离开了。武王平定殷商后，伯夷、叔齐以此为耻，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作歌说：‘登上那西山啊，去采薇菜。以暴易暴啊，不知道这是错的。’’查阅书传中非议武王的，只有这些人，所以知道是伯夷之类的人。】更何况要将象征违逆混乱的贿赂之器昭示于太庙，那该怎么办呢？隐公没有听从。周的内史听说这件事说：“臧孙达在鲁国大概会有后代吧？国君违礼，不忘用德行来劝谏。”【注】内史，是周朝大夫的官职。僖伯劝谏隐公观鱼，他的儿子哀伯劝谏桓公纳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臧孙大概会在鲁国有后代。【疏】【注】正义说：《周礼》春官内史是中大夫，是周朝大夫的官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易经》文言中的话。○秋天七月，杞侯来朝见不恭敬，杞侯回去后就谋划讨伐他。○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开始畏惧楚国。【注】楚国是现在南郡江陵县北的纪南城，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想要危害中原，蔡、郑是姬姓诸侯，靠近楚国，所以畏惧而会盟谋划。【音义】近，是附近的意思。【疏】【注】正义说：《地理志》说南郡江陵县是原来的楚郢都，楚文王从丹阳迁都到这里，《世本》说楚鬻熊居住在丹阳，武王迁都到郢，宋仲子说丹阳在南郡枝江县，现在南郡江陵县北有郢城，《史记》称文王迁都到郢，《地理志》依据《史记》的说法，这时应当是楚武王。《谱》说楚是芈姓，颛顼的后代，其后代有鬻熊侍奉周文王早逝，成王封他的曾孙熊绎在楚，以子男的田地居住在丹阳，现在南郡枝江就是那里。熊达开始称武王，武王十九年是鲁隐公元年，武王居住在郢，现在江陵就是那里。昭王迁都，惠王八年是获麟之年，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传文结束，惠王五十七年去世，从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十年被秦国灭亡。《楚世家》称武王派随人请求王室尊崇他的称号，王没有听从，回报楚国，楚王愤怒于是自立为楚武王，这是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刘歆说号为武，武不是谥号。○九月，进入杞国讨伐不敬。○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修复旧日的情好。【注】惠公、隐公的情好。【音义】好，读作“呼报”的反切音，注同。○冬天，隐公从唐地回来，向宗庙报告。凡是国君出行，向宗庙报告，返回时饮酒至庙，放下酒爵记录功勋，这是礼制。【注】爵，是饮酒的器具，喝完酒放下爵杯就记录功勋于简册，意思是迅速记录有功之人。【音义】舍，音同“赦”，放置的意思，旧音读作“舍”。【疏】【正义】说：凡是国君出行，或朝见或会盟或结盟或讨伐，都是如此。孝子侍奉亲人，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见面，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出门必须告知宗庙，回来必须见面，至不言告祢庙而言告宗庙者，诸庙皆告，非独祢也。《礼记·曾子问》说：诸侯前往天子处必须告知祖庙，在祢庙祭奠，命令祝史告知宗庙，诸侯相见必须告知祢庙，命令祝史告知五庙，回来必须亲自告知祖庙和祢庙，然后命令祝史告知之前所告知的庙，由此而言，诸侯朝见天子则亲自告知祖庙和祢庙，祝史告知其余庙宇，朝见邻国则亲自告知祢庙，祝史告知其余庙宇，路途远的也亲自告知祖庙，所以在回来时，说告知祖庙和祢庙，明白出门时也告知祖庙。出门时不说祖庙者，郑玄说路途近，或许可以不亲自告知祖庙，明白路途远的也亲自告知祖庙了。虽然亲自与不亲自，而诸庙皆告，故总言告于宗庙也。《曾子问》说：“凡是告知用制币，回来也如此，则出入皆以币告也。”但出门则告知后随即出行，回来则告知后又饮酒至庙，所以出行说告知宗庙，回来说饮酒至庙，以见至有饮而行无饮也。饮酒至庙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庙中饮酒为乐也。《左传》襄公十三年传曰：“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书劳和记录功勋，其事一也。放下酒爵才记录功勋。

译勋绩应当记载在宗庙中，由此可知“饮至”之礼也是在宗庙中举行的。那篇记载“公至自晋”，是鲁公从晋国朝见归来，向宗庙报告；这篇记载“公至自唐”，是鲁公从唐地盟会归来，向宗庙报告。僖公十六年记载“公至自伐郑”，《左传》说：“这是按照饮至的礼仪，伐郑归来向宗庙报告。”这三处《左传》都提到了礼仪，由此可知朝见、防地盟会、征伐归来向宗庙报告的礼仪是相同的，《左传》之所以反复列举这些体例，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朝见归来报告到达，而献子记载了慰劳功臣，那么防地盟会的勋绩，不仅仅是讨伐的勋绩，即使是平常事务中有安定国家、使百姓安宁的功劳，也可能在宗庙中记载功绩。鲁公出行归来报告到达，必定以美好的勋绩昭告祖先，有功就放下酒杯记载慰劳功臣，无功就只报告事情罢了，没有不报告的。出行归来必定要报告，而《春秋》记载鲁公出行有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只有八十二次，其余没有记载的，《释例》说：“凡是鲁公出行没有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都是没有向宗庙报告。”隐公没有报告，是出于谦让；其他鲁公没有报告，是对礼仪怠慢。说对礼仪怠慢，是就大体情况而言，其中也应该有内心并非怠慢而不适宜报告的情况，比如出行有耻辱，不足以荣耀，就反省自身、归罪于己，不向宗庙报告，这并不是对礼仪怠慢。如果事实可耻却不以为耻，归来还向宗庙报告，那么史官也会记载。宣公五年《左传》说：“鲁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扣留鲁公，请求娶叔姬。夏天，鲁公从齐国归来，记载这是过错。”《释例》说：“被扣留的耻辱，压抑尊贵、毁坏班列，因此连累先君，玷污社稷，本来应当反省自身、归罪于己，不用美好的礼仪来结束行程。”宣公前往齐国，既然已经被扣留，又与邻国的大臣连续联姻，却举行饮至之礼，所以《左传》说：“记载这是过错。”这是不应该报告却报告了，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过错。《释例》又说：“桓公从齐国归来，这是死后归来向宗庙报告而记载‘至’的情况。”庄公违背礼仪前往齐国，观看社祭却使用饮至之礼，这是失礼而记载‘至’的情况。宣公黑壤之盟，因为贿赂而隐瞒不记载盟会，却记载归来，也是隐瞒不被扣留的事实，向宗庙报告。襄公从晋国归来，这是荣耀归来而记载‘至’的情况。昭公从齐国归来，居住在郓地，这是适宜报告而记载‘至’的情况。各种记载‘至’的情况，都是向宗庙报告归来，有的如实而言，有的有所避讳。《左传》在伐郑时见到饮至之礼，在宣公时见到记载过错的讥讽，在朝见时见到在宗庙记载慰劳，列举这三者来包罗其他出行情况。僖公十六年，鲁公在淮地与诸侯会盟，未归而夺取项地，齐人认为这是讨伐而扣留鲁公。十七年秋天，声姜因为鲁公的缘故在卞地会见齐侯，鲁公才得以归来，而记载“公至自防”，这是隐瞒被扣留的事实而以防地盟会向宗庙报告，所以《左传》说：“还有诸侯的事务”，并且加以隐瞒，这是隐瞒被扣留而以盟会报告。诸侯盟会，必定在防地会盟之后，都记载“公至自防”，不说“公至自盟”，是因为盟会是因防地会盟而做的，起初必定以盟会征召众人，鲁公出行以盟会向宗庙报告，所以归来以盟会报告到达，虽然也一并以盟会报告，也不说“至自盟”，是因为出行时不以盟会报告。僖公二十八年，鲁公在温地与诸侯会盟，随即包围许国，经文记载“公至自围许”。襄公十年，鲁公在柤地与诸侯会盟，随即灭掉偪阳，经文记载“公至自防”。这两处文字不同，《释例》说：“诸如此类，事情形势相接，有的以开始的原因记载，有的以最终的结果记载，大概是当时史官的不同，没有其他含义。”定公十二年，鲁公从围成归来，出行没有出境却向宗庙报告，《释例》说：“陪臣掌握命令，大都相当于国家，仲由提出堕毁三都的计策，而成地的人不服从，所以鲁公亲自讨伐，虽然没有越境，但动用民众兴兵，进入他国事务，出入都要向宗庙报告。”注疏正义说：“《韩诗》说：一升叫爵，爵是尽、足的意思；二升叫觚，觚是寡的意思，饮酒应当寡少；三升叫觯，觯是适的意思，饮酒应当自适；四升叫角，角是触的意思，饮酒不自适，触犯罪过；五升叫散，散是讪的意思，饮酒不自节，被人谤讪。总名叫爵，实际叫觞，觞是饷的意思。那么饮酒的器具，名称有五种，而总称为爵。考察《燕礼》，爵用觚和觯，这饮至的爵不过用觚和觯罢了。作为君主，赏赐不超过一个月，想要百姓迅速看到行善的利益，所以放下酒杯就记载慰劳功臣，意思是迅速记载有功之人。”特相会往来，称地是让事。注：特相会，是鲁公与一国相会。会盟必定有主人，两人独自会盟则没有人肯做主人，双方推让会盟之事不成，所以只记载地点。三人以上则去称地，来称会，是成事。注：成会盟之事。音义【参七南反，一音三上时掌反】○起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战役中生下太子，取名叫仇。注：条，是晋地；太子，是文侯。意思取自战相仇怨。音义【仇音求】他的弟弟在千亩之战中生下，取名叫成师。注：桓叔。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意思取自能成其众。疏【正义说：考察《周本纪》宣王三十九年，周王与姜戎在千亩作战，取此战事作为儿子名字】师服说：奇怪啊，君主给儿子取的名字！注：师服，是晋国大夫。音义【名如字，或弥政反】名字用来制约义理。注：名字必定可以说明。义理用来产生礼仪。注：礼仪从义理产生。礼仪用来体现政事。注：政事以礼仪完成。政事用来端正百姓。因此政事成功而百姓听从，违背则产生混乱。注：反易礼义则混乱产生。疏【正义说：出口为名，合宜为义，人的出言使合于事宜，所以说名以制义；仗义而行，

译因此产生礼法，所以说“义是礼的根源”；践行礼法而行，因此体现政教，所以说“礼是政的体现”；以礼为政，用以端正百姓，所以说“政是端正百姓的手段”；如今晋侯给长子起的名字不合宜，礼教无从产生，政令不依礼法，那么百姓就会各怀异心，所以这是祸乱的开端】美好的配偶称为妃，怨恨的配偶称为仇，这是古来的说法。注：自古就有这种说法。音义【耦，音五口；妃，音芳非】如今国君给太子起名叫仇，给弟弟起名叫成师，祸乱的开端已经显现，太子恐怕要被废黜了吧？注：穆侯偏爱小儿子桓叔，两人的名字都取自战事，但寄托的寓意不同，所以师服知道桓叔的党羽在晋国必然兴盛，从而倾覆宗国，因此借名字来讽谏。音义【替，音他计，废黜；少，音诗照；讽，音芳鳯】疏【注正义说：太子与桓叔虽然都因战事得名，但寄托的寓意不同，仇取自战相仇怨，成师取自能成就师众，根据名字探求含义，那么太子多仇怨，而成师有徒众。穆侯原本起这些名字，未必先有这种意思，只是宠爱小儿子在当时已经明显，师服知道桓叔将要兴盛，所以推演出这个道理，借解释名字来讽谏，想要使主干强盛而枝叶弱小。臣子规劝如果没有头绪，凭借什么进言来达成自己的心意？并不是说人起名字一定会有应验，何休认为左氏后面有兴亡由立名善恶决定，引用后稷名弃为膏肓来诘难左氏，这是不对的】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动乱，所以封桓叔于曲沃。注：惠，是鲁惠公。晋文侯去世，儿子昭侯元年，感到危险不能自安，封成师为曲沃伯，靖侯的孙子栾宾辅佐他，注：靖侯，是桓叔的高祖父，说得到尊贵宠幸，公孙担任傅相。音义【靖，音才井；栾，音力官】疏【注正义说：查《晋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献侯，献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的高祖。史传称祖都说祖父，所以称高祖为高祖父，不是高祖的父亲。特别说是靖侯的孙子，就知道传文意思是说他得到尊贵宠幸，公孙担任傅相。这人后代于是成为栾氏，大概他的父亲字栾】师服说：我听说国家建立，根本大而末梢小，因此能够稳固，所以天子建立诸侯国，注：设立诸侯；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注：卿大夫称为家；卿设置侧室，注：侧室是众子，设立这一个官职。疏【注正义说：《礼记·文王世子》说：公如果有出疆的政事，庶子守公宫，正室守大庙。郑玄说：正室是嫡子。正室是嫡子，所以知道侧室是众子，说他们在嫡子旁边。文十二年传说：赵有侧室叫穿，这是卿可以设立这个官职。卿的家臣数量很多，只说设立这一个官职，其余各官职事务连于国家，临时选用，异姓都可以担任，那侧室这一个官职必定用同族，是卿荫所及，只知宗族事务，所以特别提及。查《世族谱》，赵穿是夙的庶孙，对于赵盾是从父昆弟，而作为盾的侧室，然而选择宗族中的庶子来担任，未必设立卿的亲弟弟】大夫有贰宗，注：嫡子为小宗，次子为贰宗，以相辅佐。音义【适，音丁歴，为小宗，本或作为大宗，错误】疏【注正义说：礼有大宗小宗，天子诸侯的庶子称为别子，及异姓受族为后世的始祖者，世代嫡子承嗣，百世不迁，称为大宗；为父后者，诸弟宗之，五世则迁，称为小宗。五世迁者，谓高祖以下防服未绝，其继高祖的嫡子则缌服之内共宗之，其继曾祖的嫡子则小功之内共宗之，继祖继祢所宗及亦然。所以郑玄防服小记注说：小宗有四种，或继高祖，或继曾祖，或继祖，或继祢，都到五世则迁，因为缌服已穷，不相宗敬，所以疏即递迁。《礼记·大传》说：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这是说大宗、小宗的区别。大夫自身是嫡子，为小宗，所以其次者为贰宗，以相辅助，为副贰，也设立为这个官职。杜知道不是大宗而说小宗，因为大夫不一定都是大宗，据为小宗者多，所以杜这样说。如果大夫身为大宗，也只得以立贰宗官耳。《礼记》据公族为说，所以说别子为祖，主要说诸侯庶子。其实异姓受族，也为始祖，其继者也是大宗，只是记文不及之。沈说嫡子为小宗，谓是大夫之身为小宗，次者为贰宗，谓大夫庶弟贰宗与侧室为例，皆是官名，与五宗别】士有𫗧子弟。注：士地位低，自己以其子弟为仆𫗧。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注：庶人没有复尊卑，以亲疏为分别。衰，杀也。音义【分，音扶问，又如字；亲，音七刃，又如字；衰，音初危。注同：复，音扶又；别，音彼列；杀，音所界】因此百姓服事上级，而下位者没有非分之想。注：下位者不冀望上位。

译音义【“觊”，读音为“冀”；“觎”，反切为“羊朱”；《字林》反切为“羊住”。《说文解字》说：想要的意思】如今晋国是甸服之地的诸侯，但其建国根基已经衰弱了，难道能长久吗？注：指身为诸侯却处于甸服之地。音义【“甸”，反切为“徒练”】疏【注正义说：周公划分广阔的九州，土地纵横万里，制定为九服。王畿方圆千里，其外每五百里称为一服。侯、甸、男、采、卫、要这六服属于中原地区，夷、镇、藩三服属于夷狄。《大司马》称之为九畿，是说它们有期限界限；《大行人》称之为九服，是说它们服侍天子。按此数目计算，甸服的内侧边界距离京师尚有一千里，晋国距离王城不可能达到这个距离，却能在甸服之中，这是《周礼》设定的制度罢了。土地的形势不可能像图纸那样方正平整，未必每一服都恰好符合这个数目。《地理志》说：当初洛邑与宗周贯通封畿，东西长，南北短，长短相抵为千里，因此王畿不是正方形。《志》又说：东都方圆六百里，一半是三百里，外面有侯服五百里，共为八百里，计算晋国都城在大原，距离洛邑将近八百里。既然王畿不是正方形，九服的划分必然有所偏差更改，所以晋国位于甸服】惠王三十年，晋国大夫潘父杀害了昭侯，打算拥立桓叔，未能成功。注：潘父，是晋国的大夫。昭侯，是文侯的儿子，晋国人拥立了孝侯。注：孝侯是昭侯的儿子。惠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攻打翼城，杀害了孝侯。注：庄伯，是桓叔的儿子。翼，是晋国的都城。翼城人拥立了孝侯的弟弟鄂侯。鄂侯生下了哀侯。注：鄂侯在隐公五年逃奔到随国。同年秋天，周王在翼城拥立哀侯。哀侯侵占了陉庭的田地。注：陉庭，是翼城南部的边邑。音义【“陉”，读音为“刑”】陉庭作为南部边邑，开启了曲沃攻打翼城的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