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六十考证
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脩《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又称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洞泽。疑洞当为泂，即左传所谓荥泽也。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甗，即左传所谓賔媚人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大甲十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传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大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説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为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记之，附集解之末焉【正义曰：王隐晋书武帝纪，大康元年，诸军伐呉，三月至江陵县，而孙皓靣缚诣王濬降。杜预先为荆州刺史，镇襄阳，督诸军伐呉，将兵向江陵，因东下伐呉。呉平，又自江陵还襄阳。束晳传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厘王塜，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麤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録，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説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袐府，诏荀朂、和峤以隶字写之。勗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史记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厘王立。哀王是安厘王之祖，故安厘王之塜藏哀王时之书。哀王二十一年，是赧王之十七年。并下秦、韩、赵、楚、燕、齐之年，皆《史记》六国年表文也。《竹书》説伊尹传之事，与《书序》大乖。杜不见古文，唯以《书序》考正，疑伏生昏忘虚传此事。又疑竹简杂记，未足取审。今据古文《尚书》説伊尹之事，与《左氏》符同，明是《竹书》不可尽信。杜以《纪年》记事，大似《春秋》之经，知古之史官记事如此，为其有益于《左氏》，令人知《左氏》不妄，故略记之，以附集解之末】
译臣子召见君主，是不符合礼法规范的。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这里略举几条，以说明国史都是根据告发据实记载时事的。孔子修订《春秋》，是根据大义来制定不同的文辞。又记载卫懿公与赤翟在洞泽交战。怀疑“洞”字应当是“泂”，就是《左传》所说的荥泽。齐国的国佐来进献玉磬和纪公的甗，就是《左传》所说的宾媚人。所记载的内容大多与《左传》相符，与《公羊传》、《谷梁传》有同有异，由此可知这两部书是近世穿凿附会之作，并非《春秋》的本意，这是很清楚的。虽然它们并不都与《史记》、《尚书》相同，但是参酌考求，可以用来端正学者的见解。另外还有一卷，专门汇集疏解《左氏传》中关于卜筮的事，其上下次序以及文义，都与《左传》相同，名叫《师春》。师春似乎是抄集者的名字。《纪年》又记载殷仲壬即位居住在亳，他的卿士是伊尹。仲壬去世，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于是自立为王。伊尹在位十年，太甲暗中从桐逃出，杀死伊尹，于是立伊尹的儿子伊陟、伊奋，命令恢复他们父亲的田宅并平分。《左氏传》说伊尹放逐太甲并辅佐他，最终太甲没有怨恨的神色。那么太甲虽然被放逐，后来杀了伊尹，但仍然任用他的儿子为相。这与《尚书》叙述太甲的事情大相径庭，不知道老叟伏生是否因为昏聩遗忘，将这部古书也当作当时的杂记，不足以作为确证。因为它粗略地对《左氏传》有益，所以略加记录，附在《集解》的末尾。
【正义说：王隐《晋书·武帝纪》记载，大康元年，各路军队讨伐吴国，三月到达江陵县，孙皓面缚向王濬投降。杜预先前担任荆州刺史，镇守襄阳，督率各路军队讨伐吴国，率领军队向江陵进发，于是东下讨伐吴国。吴国平定后，又自江陵返回襄阳。束晳传记载：大康元年，汲郡百姓盗掘魏安厘王墓，得到竹简漆字，是科斗文。科斗文是周朝的古文，其字形头粗尾细，像科斗虫，所以俗称为科斗文。总共七十五卷，《晋书》有它的目录，其中六十八卷都有名题，其余七卷竹简折损杂乱，无法命名。其中有《周易》上下经两卷，《纪年》十二卷，《〇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讲述周穆王游历天下的事，现在称为《穆天子传》。这四部书较为完整。汲郡刚得到这些书时，上表收藏于秘府，诏令荀勖、和峤用隶书抄写。荀勖等人当时就已经不能完全识读这些书，现在又缺失脱落，转抄更加错误。《穆天子传》在世间流传较多。《史记·魏世家》记载：哀王二十三年去世，儿子昭王即位，十九年去世，儿子安厘王即位。哀王是安厘王的祖父，所以安厘王的墓中藏有哀王时期的书籍。哀王二十一年，是周赧王十七年。以及下面秦、韩、赵、楚、燕、齐的年号，都是《史记·六国年表》的文字。《竹书》讲述伊尹传位的事情，与《书序》大相违背。杜预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只凭《书序》考正，怀疑伏生昏聩遗忘虚传此事。又怀疑竹简是杂记，不足以作为确证。现在根据古文《尚书》讲述伊尹的事情，与《左氏传》相符，明确说明《竹书》不可完全相信。杜预认为《纪年》记事，很像《春秋》的经文，知道古代史官记事就是这样，因为它对《左氏传》有益，让人知道《左氏传》不妄言，所以略加记录，附在《集解》的末尾。】
左传后序
原詹事【臣】陈浩谨言：按传《春秋》者三家，左氏立学官，最后然传世久且益盛，逈非公羊、谷梁所能及。葢作传者亲见策书，熟知掌政，説经虽略而事实甚详，为例无多而史文该洽。自惠公至隠、桓下，迄获麟之后，赵、魏、韩分晋以前，三百年中列国之世系逺近，王霸之先后盛衰，公卿士大夫之行事善恶，言论是非，防盟征伐之得失成败，有本有原，了如指掌。学《春秋》者非此不足以识其顚末，夫岂师弟子口相讲授，更歴数世始着简编？事涉传闻，义多穿凿者，所可同日语哉！自汉及晋，二传渐微。杜预博极羣书，自云左癖，以其生平精力萃于经传，又承刘歆、贾逵、颍容、许淑、服防诸儒后，寻端究绪，舍短録长，分传附经，为之集解。大而天官地理，细而名物典文，罔勿剖析渊微，敷畅防趣。是以学左氏者称邱明为夫子素臣，即称元凯为邱明功臣。虽偏私党防，间有瑕疵，如崔灵恩、卫冀隆所难，刘▯所规，然亦犹夫范升摘左氏之违，何休祖李育之议，朽壤一撮，曽不足以轻重泰山。此唐初诏孔颖逹等撰疏，专用《左传》杜注以解《春秋》，配《周易》、《尚书》、《毛诗》、《礼记》而为五经者也。是书文既浩繁，国子监本相承讹舛，经传字画多有异同，杜注亦时脱落，释文及疏尤附丽失次，乌焉亥豕，沿袭纷纶，今奉
敕校刋，谨用石经及旧本订正。疏所徴引载籍，各以本书校改。若其书今世所无，字句即有可疑，但于卷末着之，仍从旧本，不敢强改，志慎也。至如先儒论经，有闗于左氏短长，补注有裨于杜氏训释，他书引用，有足与孔疏相发明者，亦采附卷末，以备一经之考证【臣浩】谨识。
译左传后序
原詹事臣陈浩恭敬陈述：按照记载，阐释《春秋》的有三家，左氏设立学官最晚，然而传世久远且日益兴盛，远远不是公羊、谷梁所能比及的。大概因为作传的人亲眼见过简策文书，熟悉掌管政事，解说经文虽然简略但史实非常详细，确立体例虽然不多但史文完备融洽。从惠公到隐公、桓公以下，直到获麟之后，赵、魏、韩三家分晋以前，这三百年间各国世系的远近，王霸的先后盛衰，公卿士大夫行为的善恶，言论的是非，会盟征伐的得失成败，都有本源，如同指掌般清晰。学习《春秋》的人，没有这些不足以了解其始末，这难道是依靠师徒口头讲授，经历几代才记录在简册上，事情涉及传闻，义理多有牵强附会者所能同日而语的吗！从汉朝到晋朝，另外两家的传逐渐衰微。杜预博览群书，自称有左氏癖，将他一生的精力集中于经传，又继承刘歆、贾逵、颍容、许淑、服虔等儒者之后，探寻头绪，舍弃短处，采纳长处，将传文附于经文之下，为之作集解。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名物典章，无不剖析深奥精微，阐发意趣。因此学习左氏的人称左丘明为孔子的素臣，也就称杜预为左丘明的功臣。虽然偏私党同，间有瑕疵，如崔灵恩、卫冀隆所诘难，刘炫所规劝，但也如同范升指摘左氏的违背，何休祖述李育的议论，腐朽泥土的一撮，曾不足以影响泰山的轻重。这就是唐初诏令孔颖达等人撰疏，专门用《左传》杜注来解释《春秋》，与《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并列为五经的原因。这本书文辞既浩繁，国子监本沿袭错误，经传文字多有不同，杜注也时常脱落，释文及疏尤其依附失序，文字讹误，沿袭混乱，现在奉敕校勘刊印，恭敬地用石经及旧本订正。疏中所征引的典籍，各以本书校改。如果那些书当今世上已无，字句即使有可疑之处，只在卷末注明，仍依从旧本，不敢强行更改，以示谨慎。至于先儒论经，有关左氏长短，补注对杜氏训释有裨益，其他书籍引用，足以与孔疏相互阐发的，也采录附在卷末，以备一经的考证。臣浩恭敬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