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哀公起【十六年尽二十七年】

译名号这种东西，哪个国家没有呢？专事征伐的，诸侯都是如此。下级凌犯上级，内部叛乱外部入侵，九州大地动荡不安，三纲五常于是断绝。孔子内心蕴藏着大圣之道，遭遇这样的时世，想要用礼法来垂范后世，却没有权位；想要用武力来匡正时局，却没有军队；想要用利益来奖赏众人，却没有财富；想要用道德来劝说世人，却不被采纳。空自感叹那衔书的凤凰，自己却像丧家之犬一样。既然无法补救已经过去的错误，便希望留下训诫给后世子孙。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中有得失记载的地方，根据周代的经典来确立褒贬。一个字所嘉许的，如同华美的礼服赠予；一句话所贬斥的，无异于斧钺的诛杀。这就是所谓不怒而使人敬畏，不赏而使人勤勉，实在是永世作为法则，历经百代君王而不朽的东西。

到了秦朝焚毁典籍，宏大的谋略于是沉没。汉朝德政兴起，儒学之风没有泯灭。其中前汉传授《左传》的，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等人，各自进行训诂解释。然而他们混杂采用《公羊传》、《谷梁传》来解释《左传》，这就像是给帽子配上双屦，把丝线和麻线混在一起编织，方形的榫头塞进圆形的卯眼，怎么可能契合呢？晋朝杜元凯又为《左传》作集解，专门选取左丘明的传文，来解释孔子的经文。这就好比儿子回应母亲，像胶漆一样粘合，即使想要不结合，难道能分离吗？现在比较前代儒者的优劣，杜预算是第一了。所以从晋朝、宋朝传授至今，那些作义疏的，有沈文阿、苏宽、刘轨思。然而沈氏对于义例大致还可以，对于经文和传文却极其疏漏；苏氏则完全不体会本文原意，只是旁敲侧击地攻击贾逵、服虔，使得后来的学者钻研仰望却一无所成。刘轨思在这几位之中，实在是出类拔萃，然而他聪明敏捷、辩才广博，固然也很少有人能比；但在探究深奥、钩取深远方面，却不能达到高远的境界。那些经文注解容易的地方，必定用文辞加以修饰；那些道理深奥难懂的地方，却不触及根本关节。又因为他意在夸耀，性好非难诋毁，列举杜预的过失共有一百五十多条。学习杜预的义理却攻击杜预，就像蛀虫生在木头上却反过来吃木头，这不合情理。虽然指责杜预的过错，却又浅显鄙陋。这就是所谓在前面捕捉鸣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面。

查考僖公三十三年经文说：“晋人在箕地打败了狄人。”杜预注解说：“郤缺称为‘人’，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卿。”刘轨思指责说：“晋侯称为‘人’，和殽之战的情况相同。”查考殽之战发生在晋文公下葬之前，可以说是在违背丧礼的情况下用兵，所以用卑贱者的身份来报告。箕之战发生在晋文公下葬之后，并不是违背丧礼用兵，怎么能说和殽之战相同呢？这就是一年的经文，只有几行罢了，竟然不考察上下文的关联，胡乱指责得失。

又襄公二十一年传文说：“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鲁襄公把姑母兼姐姐嫁给他。”杜预注解说：“大概寡居的有两个人。”刘轨思指责说：“这是襄公的姑母，成公的姐姐，只有一个人而已。”查考成公二年，成公的儿子公衡作为人质，到了宋国后逃归。查考《家语·本命》说：“男子十六岁精气化生。”公衡已经能够逃归，那么就是十六七岁了。公衡的年龄如此，那么当时成公就是三十三四岁了。计算到襄公二十一年，成公已经七十多岁了，怎么可能有姐姐而嫁给庶其呢？这类事情明明历历在目，尚且胡乱解说，何况其余错乱的地方，实在可悲啊。然而比起其他的义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现在奉诏删定，以刘轨思的疏为本，其中有疏漏的地方，用沈氏的疏来补充。如果两种义理都违背原意，就特别陈述我浅陋的看法。虽然我的才能平庸鄙陋，仍然不敢独自专断。恭敬地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已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人共同参定。到了十六年，又奉诏与前面修疏的人以及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马嘉运、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王德韶、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大学助教、云骑尉臣随德素等人，面对敕使赵玄智再次详细审察，撰写正义，共三十六卷，希望留给各位学者，以弥补万一的不足。

译春秋正义序考证

撰写《春秋正义》疏文的，是沈文阿。○【臣浩】按：《南史》记载，沈文阿是吴兴武康人，沈峻的儿子。监本写作“文何”，这是错误的。【臣召南】按：各经的注疏及《经典释文》都误作“沈文何”。《陈书》及《南史·儒林传》都记载“文阿”研习三礼、三传，撰写了《经典大义》十八卷。《隋书·经籍志》记载文阿撰写了《左氏义略》二十五卷。现在依据史书改正。

他撰写的《正义》共三十六卷。○【臣召南】按：《唐书·经籍志》也说《春秋正义》三十六卷，现在的版本分为六十卷，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臣浩】按：《唐书·经籍志》说孔颖达、杨士勋、朱长才奉诏撰写，唯独漏掉了谷那律一人，应当用这篇序文来纠正。

春秋正义序考证

春秋左传序

晋代杜预著，唐代陆德明作音义，孔颖达作疏。

春秋左氏传序音义【陆德明说：这篇序文是杜预（字元凯）所作，既然用来解释经文，所以依照惯例为之注音。有的本子题为《春秋左传序》，沈文阿认为这是《释例序》，现在不采用这种说法】疏【正义说：这篇序文的题目文字多有不同，有的叫《春秋序》，有的叫《左氏传序》，有的叫《春秋经传集解序》，有的叫《春秋左氏传序》。考察晋代、宋代的古本以及现在的定本，都称为《春秋左氏传序》，现在依从使用这个名称。南方人多说这本是《释例序》，后人把它移到这里，而且有题作《春秋释例序》，放在《释例》篇首的，现在不予采用。晋代太尉刘寔与杜预是同时代人，宋代太学博士贺道养距离杜预的时代也很近，他们都为这篇序文作注，题目都不说是《释例序》，显然这不是《释例序》。又晋代、宋代的古本，序文在《集解》篇首，徐邈在晋代讲授五经音训，为这篇序文作音。况且这篇序文说“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这是说为《集解》作序。又另外汇集各种条例，从而加以解释，名叫《释例》，关于异同的学说，《释例》中详细论述，这是依据《集解》而指向《释例》，怎么能说是《释例序》呢？序和叙音义相同，《尔雅·释诂》说：叙，就是绪。那么列举纲要，就像抽丝剥茧一样。孔子为《尚书》作序，为《周易》作序卦，子夏为《诗经》作序，所以杜预也称序，序说《春秋》的名义、经传的体例以及自己解释的意思。这篇序文大致分为十一段，名义部分，因为《春秋》是这本书的大名，先解释立名的缘由，从“春秋”到“所记之名也”。阐明史官记事之书，名叫《春秋》的意义，从“周礼有史官”到“其实一也”。阐明天子诸侯都有史官，必须记事的意义，从“韩宣子适鲁”到“旧典礼经也”。说周代史官记事褒贬得失，本来有大法的意义，从“周德既衰”到“从而明之”。说典礼废缺，善恶没有章法，所以孔子修订这部经典的意义，从“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到“所修之要故也”。说丘明作传致力于解释经文，而有有无传文的用意，从“身为国史”到“然后为得也”。说经文防范的表率，不应该需要传文，有贯通经文的意义，从“其发凡以言例”到“非例也”。说丘明传有三种体例，从“故发传之体有三”到“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说孔子修订经文有五种条例，从“推此五体”到“人伦之纪备矣”。总说圣贤的大旨，足以周遍详尽地说明人道所说的经传道理。完毕，所以用这些话来总结。从“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到“释例详之也”。说自己的观点不同于先儒，自明作《集解》，解释条例的意思。从“或曰：春秋之作”到“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的早晚，始于隐公终于获麟，先儒错谬的意思。○贾逵《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国君子左丘明作传。根据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传授给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传授给荀卿，荀卿传授给张苍。这部经典既然遭受焚书之祸，也就废灭。等到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得到了古文逸礼三十九篇，古文《尚书》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献上这些书，遭遇巫蛊仓促之难，来不及施行。等到《春秋左氏传》丘明所修订的，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余通，藏在秘府，潜伏而未发表。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上左氏传及古文《周官》。光武帝时，议论设立左氏学，公羊学派的人上书诉讼公羊学，抵触左氏学，左氏学没有设立。成帝时，刘歆校勘秘书，见到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非常喜好它。当时丞相史尹咸，因为能治左氏学，与刘歆共同校勘传文，刘歆大致跟随尹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习训诂而已。等到刘歆治左氏学，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辗转相互发明，由此章句义理完备。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亲眼见到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二弟子之后，传闻与亲见的详略不同。刘歆多次询问刘向，刘向不能非议。等到刘歆亲近皇帝，想要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

译《文尚书》都被列入学官。哀帝命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理，诸儒博士有的不肯应答。刘歆于是给太常博士写信，责备他们。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刘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传》，才得立于学官，于是流行于世。到章帝时，贾逵上奏《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斥《公羊》《谷梁》，章帝赐给他布五百匹，又让他为《左氏传》作长义。到郑康成著《左氏膏肓》以针砭《左氏传》，著《发墨守》以驳斥《公羊传》，著《起废疾》以纠正《谷梁传》。从此以后，《公羊》《谷梁》二传于是衰微，《左氏传》之学显扬了。

译《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疏文：人臣侍奉君主，职掌类别不同，掌管事务的叫“司”，掌管记载的叫“史”。史官记事写成书籍，确立名称，用“春秋”二字作为这部记事书籍的名称。○正义曰：从下面直到“所记之名也”，阐明史官记事书籍名称叫“春秋”的含义。“春秋”这个名称，在经文中没有见到，只有传记中有记载。鲁昭公二年，韩起出使鲁国，称看到鲁国的《春秋》；外传《晋语》中司马侯回答晋悼公说：“羊舌肸熟悉《春秋》。”《楚语》中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的方法说：“用《春秋》来教导他。”《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载晋国的丧事说‘杀了他们的国君的儿子奚齐’。”又《经解》说：“连缀辞藻、比附史事，这是《春秋》的教化。”凡是这些文献所说的，都在孔子之前，由此可知在孔子修订之前，旧已有“春秋”这个名称，其名称起源久远，也难以详细考证。《礼记·内则》称五帝时代有史官，既然有史官，必定应当记事，但未必名称叫“春秋”。根据周代的法则，每个国家都有史书，应当都同名“春秋”，这里单独说鲁国史书，是因为孔子修订鲁国史书所记载的内容作为《春秋》，只解释孔子所修订的《春秋》，所以特指鲁国史书，是说修订鲁国史书《春秋》作为褒贬的法度。】记事的人，把事件系于日，【音义：“系”，音“工帝反”】把日系于月，把月系于时，把时系于年，以此来记载时间的远近，区别事件的同异。【音义：“别”，音“彼列反”】疏文：既然辨析了“春秋”的名称，又讲述记事的方法。“系”是以下缀上，以末连本的辞语，说在这天发生这件事，所以把事件系于日；月统辖日，所以把日系于月；时统辖月，所以把月系于时；年统辖时，所以把时系于年，以此来记载年月时间的远近，分别事件的同异。比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发生日食；二年秋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之类，这是事件所系联的，年、时、月、日四者都具备的文字。史官所记载的，都应当具备完整的文字，而《春秋》的经文大多不完整，有的有时而无月，有月而无日，也有日不系于月，月不系于时的情况。史官所记载的，日必定系于月，月必定系于时，《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的有十四处，有月无时的有两处，或者是史文先缺失而孔子没有修改，或者是孔子完备了文字而后人脱落错误。四时必定具备，才能构成一年。桓公十七年五月没有夏，昭公十年十二月没有冬，这两处都是有月而无时。既然得到了月时，就可以知道孔子不应故意缺失其时，只书写其月，应当是孔子之后抄写的人脱落遗漏了日，不系于月，或者是史文先缺失。比如僖公二十八年冬下面没有月而有壬申、丁丑，计算一个时季之间，再出现这样的日子，即使想要改正，怎么能够知道？孔子没有办法再得知，应当是本文自己缺失，不得不因其缺失的文字，使得有日而无月。像这类情况，大概是史文先缺失，未必是后人脱落错误。那些有时而无月，有月而无日的情况，史官立文，也各自有详略。为什么呢？考察经文中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木工程之类，有的有时，有的有月，没有书写日的。那些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类，虽然不都书写日，但书写日的多，这是本来就有详略。计算记事之初，日月应当完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写在简策上，其精粗合其同异，衡量事情而制定法则，率意以约略文字，史官不是一个人，辞语没有固定的格式，所以日月参差不齐，不能齐等。等到孔子修订，依据鲁国史书的成文，史书有详略，日有具备与否，不得不即因而使用它。考察经传中书写日的，共六百八十一件事，自文公以上书写日的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也是六位国君，书写日的四百三十二，计算年数大致相同，而日的数量将近一倍，这是久远遗落，不与近世相同。况且其他国家的报告，有详有略，如果报告不以日，鲁国史官没有缘由得到日而书写它，像这样那么当时的史官也不能使日月都具备，当时自己就不具备，孔子从后面修订，旧典参差不齐，日月不等，孔子怎么能全部得知其日月都使齐同？去掉其日月，则或许损害事件的先后；完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需要旧有日的因而详写，旧无日的因而略写，既然自有详略，不可以作为褒贬。所以《春秋》诸事，都不以日月为例，以日月为义例的，只有卿卒、日食两件事而已。所以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文说：“鲁公不参与小敛，所以不书写日。”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发生日食，传文说：“不书写日，是史官失误。”左丘明作传，只有这两条，明确这两条以外，都没有义例。既然不以日为例，唯独在这两条见义的，君主的卿佐，是国家的股肱，股肱有时缺失，什么痛苦比得上？生病则亲自问候，入殓则亲自参与，卿佐的丧事，君主不参与小敛，就知道君主的恩薄。但这只是小事的缺失，不足以贬损君主，君主自己不亲临臣下的丧事，也不是死者的罪过，意图垂戒于后世，没有辞语可以寄托文字，而人臣轻贱，死日可以略写，所以特意借日来见义。日食者，是天象的变异

译甲乙是天干的名称，用来纪年；朔，是日月相会的时刻。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因此史书记载日食，必定记录月朔。朔日有甲乙干支，才可以推求计算，所以日食发生时，必须书写朔日。是否书写日期，只有这一个原则。至于是否书写月份，传注本中没有意义。《公羊传》《谷梁传》的学说，是道听途说的学问，有时写日有时写月，随意产生褒贬。先儒沉溺于这两部传注，强行给《左传》制造日月褒贬的条例，所以杜预在大夫去世的条例中，详细地加以解说。孔子删定《春秋》，认为日期没有褒贬，而这篇序言说史官记事，必须系于日月时年，这是自述记事的体例，必须有所依附。并没有说依附的具体与否，都有义例。《春秋感精符》说：“日，是阳的精气，光辉明亮，用来观察下方。”《淮南子》说：“积聚阳的热气产生火，火气的精华就是日。”刘熙《释名》说：“日，是充实的意思，光明盛实，这是解释日的意义。”日在天上，随着天体运转，出来就是白天，进入就是夜晚，所以每一次出来称为一日。日的先后，没有分别，所以圣人制作甲乙来纪日。《世本》说：“容成制定历法，大挠创造甲子。”宋忠注说：“都是黄帝的史官。”《感精符》说：“月，是阴的精气，地的条理。”《淮南子》说：“积聚阴的寒气长久形成水，水气的精华就是月。”刘熙《释名》说：“月，是缺的意思，圆满之后又缺，这是解释月的意义。”月在天上运行，速度比日快十三倍有余，积累二十九日过半追上日，与日相会。张衡《灵宪》说：“日好比火，月好比水，火向外发光，水内含影，所以月光产生于日所照耀之处，月魄产生于日所遮蔽之处。正对日则光盈，靠近日则明尽。既然这样，那么以明亮一次尽失，称为一月。这是用来总括纪理各月的。”三个月为一个季度，四个季度为一年，所以依次统摄，纪理各种事务。纪理远近的，前年远于后年，后月近于前月，区分年月则远近就明确了。区别同异的，同在月下则相同，月的事各系于其月则不同月的事，观察其月则同异就区别了。如果这样，说正月、二月就知道是春，四月、五月就知道是夏，不需要以月系时，足以明确远近同异。必须用月系时的，只是因为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只需要顺叙时，既然时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查考经文中没有重复书写月的，日则有。桓公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卫侯晋去世。一日再书者，史官原本文字不同，孔子因而没有更改。所以杜预说：“重复书写丙戌，不是义例，是沿袭史官成文。”所以史官所记载的，必定标明年份以开始记事。一年有四个季度，所以交错举出作为所记载的名称。音义【错，七各反，下皆同】疏【将要解释名为《春秋》的意思，先说记事，主要记载当时的事。事有先后，必须显明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于日下，年是事的开端，所以史官所记载的，必须先显明其年，作为事的初始。一年有四个季度，不可遍举四字作为书号，所以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作为所记载的名称。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所以举二字以包四时。《春秋》二字，是此书的总名，虽然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所以谓此书为《春秋》。《孝经》说：“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说：“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说：“春秋犹言四时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说：“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廵说：“夏嵗，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说：“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谷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于唐虞之世已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时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说：“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揫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汉书·津厯志》说：“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

译秋，就是“由反”的意思，指万物收敛；冬，就是“终”的意思，指万物终结并收藏。这是解释四季不同名称的含义。史官记录事情，一个月如果没有发生大事，不会空写月份；一个季节如果没有发生大事，必定会空写季节名称。这是因为四季如果不齐全，就不能构成一年，所以即使季节中没有大事，也必定虚录该季的第一个月。如果有时不记录，那都是史官的缺漏。《春秋》隐公六年空写了“秋七月”，杜预注解说：“即使没有大事也书写第一个月，是为了凑齐四季以构成一年。”桓公四年没有书写秋冬，杜预注解说：“国史的记载必定书写年份来汇集这位国君的事迹，书写第一个季节来构成这一年的岁序。”所以《春秋》中有空写季节而没有大事的情况，现在不书写秋冬的第一个月，是因为史官缺漏，这符合杜预的说法。然而一个季节如果没有大事就书写第一个月，庄公二十二年书写了“夏五月”，杜预在那里没有注释体例，认为是缺漏错误，《春秋》的名称只是错举罢了。后代的儒者胡乱加以修饰，贾逵说：“取法阴阳的中道，春是阳中，万物因此生长；秋是阴中，万物因此成熟，想要使国君的行动不失中道。”贺道养说：“春重视阳的开始，秋取阴的初始，计算《春秋》的名称，道理包含三统，根据周朝以建子为正的说法，那么春不是阳中，秋不是阴中；根据夏朝以建寅为正的说法，那么春不是阳始，秋不是阴初，这简直是凿混沌而画蛇添足，必将夭折性命而失去杯中的酒。”《周礼》中有史官掌管邦国和四方之事，传达四方的志意，诸侯也各自有国史。疏曰：既然解释了名为《春秋》的含义，又显现了记事的人。春官宗伯的属官中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然各自有不同的职责，都是掌管书写的官员。正义曰：《周礼》春官小史的职掌说：“掌管邦国的志书。”内史的职掌说：“凡是四方之事，书写在内史那里，由内史宣读。”外史的职掌说：“掌管四方的志书，掌管将书名传达给四方。”现在杜预的序言说“掌管邦国四方之事”，其中“掌管邦国”取自小史的职文，“四方之事”取自内史的职文，杜预总括两史共同构成了这句话。诸侯的官属虽然难以完全知晓，但传记中常说诸侯的史官，可知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周礼》所说的邦国，是指畿外诸侯的国家，国家有四个边界，所以说四方。说“凡是四方之事，书写在内史那里，由内史宣读”，是指四方有书信来报告，内史宣读以禀告君王，禀告君王之后则由小史主要掌管，所以说“掌管邦国的志书”。内史虽然说宣读四方之事的书信，实际上国内的史策，都由内史掌管，所以他的职掌包括八柄以及策命之事。那么内史、小史既然主管国内以及主管四方来报告之事，所以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说：“国史承接报告而书写”是正确的。杜预此序又说：“传达四方的志意”，取自外史的职文。考察外史的职掌说：“掌管四方的志书，掌管将书名传达给四方。”现在将“达”字移到“四方之志”上面，符合杜预的意思。外史传达这个国内的志意以告知四方，所以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说：“同盟之后告知名号的赴告之礼”是正确的。那么掌管邦国四方之事，如果是根据这个承受他国的赴告；传达四方的志意者，是根据自己国家有事赴告他国。《春秋》既有内外两种，所以杜预剪取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中的各位史官虽然都掌管书写，但仍不知道所记之事。《春秋》究竟是哪位史官所记？大概天子由内史主管，外史辅助；诸侯大概也不相同，只是《春秋》之时不能依照礼制，诸侯史官多有废缺，或者不设内史，其策命之事大多由大史负责，则由大史主管，小史辅助。刘歆认为《尚书》中周公封康叔，告诫他《酒诰》，其中经文说：“大史友，内史友。”如他所说，似乎诸侯有大史、内史了。但遍查记传，诸侯没有内史的记载，为什么呢？《周礼》内史的职掌说：“凡是任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就策命他们。”僖公二十八年传中说：“襄王派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这是天子任命臣子，由内史掌管；襄公三十年传中说：“郑国派大史任命伯石为卿”，这是诸侯任命臣子，由大史掌管。诸侯的大史相当于天子的内史之职，因为诸侯兼官而没有内史的缘故。郑国公孙黑强行与薰隧结盟，派大史书写他的名字；齐国大史书写崔杼弑杀其君；晋国大史书写赵盾弑杀其君。由此可知诸侯的大史主管记事。南史听说大史全部死去，拿着竹简前往，说明南史是辅助大史的人，应当是小史。如果这样，襄公二十三年传中说：“季孙召外史掌管恶臣的言论”，外史则似乎有内史了。必定说诸侯没有内史，是因为闵公二年传中说：“史华龙滑与礼孔说：‘我们是大史。’”文公十八年传中说鲁国有大史克；哀公十四年传中说齐国有大史子余，各国都说大史，怎么会有内史呢？季孙召外史，大概是史官身处在外，季孙从内召他，所以叫“外”。史官就像史官居在南面，称为南史罢了。南史、外史，不是官名。《艺文志》说：古代的王者，世代有史官，国君举动必定书写，用来谨慎言行，昭示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

译《尚书》中记载，帝王没有不共同认可的。《礼记·玉藻》说：行动时由左史记录，言语时由右史记录。虽然左右史所记录的内容看似相反，但这两者都提到了左史和右史。《周礼》中没有左史、右史的官名，之所以称为左史、右史，只是当时国君的意思，让他们分别站在左右两侧，掌管不同的史事，因此设立了这样的名称。所以传文中提到左史倚相，掌管记录左方的事务，称为左史。左、右并不是史官的正式名称。左代表阳道，阳气施予生命，所以让左史记录行动；右代表阴道，阴气安静，所以让右史记录言语。《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语，右史记行动，这是错误的。上文提到鲁国的史记，由此可知诸侯各国都有史官。又说诸侯各国都有国史，是为了详细说明诸侯各国都有《春秋》，从而详尽阐述其文义。

大事记载在简策上（音义：策，原本又写作册，也写作防，读音同“初革”），小事则只记载在简牍上（音义：牍，读音为“徒木”）。

【疏】既然已经说明尊卑都有史官，又论述所记载的简策的区别。《礼记·释器》说：简叫做毕。郭璞说：就是现在的简札。许慎《说文解字》说：简是牒；牍是书版。蔡邕《独断》说：策就是简。它的形制长二尺，短的是一半。其次是一长一短，两编之下附着。郑玄注《中庸》也说：策，就是简。由此说来，简、札、牒、毕是同一种东西而名称不同。单独拿着一片札叫做简，连编多片简才叫做策。所以在文字上策有时写作册，象征其编连简札的形状。因为编连简札成为策，所以说策就是简。郑玄注《论语》序引《钩命决》说：《春秋》用二尺四寸的简书写，《孝经》用一尺二寸的简书写。所以知道六经的简策都称为长二尺四寸。蔡邕说二尺，是指汉代天子策书所用的长度，所以与六经不同。简所能容纳的只有一行字，牍则是方形的版，版比简宽，可以并列容纳数行。凡是书写文字有多有少，一行可以写完的写在简上，数行可以写完的写在方版上，方版容纳不下的才写在策上。《仪礼·聘礼》记载说：如果有变故，就增加书写。将要传达的命令超过一百字的写在策上，不到一百字的写在方版上。郑玄说：名，就是书写的文字。现在叫做字，策就是简，方就是版。这就是说字少就写在简上，字多就写在策上。这里说大事小事，是指事情有大小之分，不是说文字有多少。大事是指君主举动告知宗庙以及向邻国通报，经文所记载的都是这类事。小事是指事物不构成灾害以及言语文辞，传文所记载的都是这类事。大事虽然最终记载在策上，起初也记录在简上。为什么呢？弑君是大事，南史想要记录，崔杼拿着简前往；董狐已经写好，赵盾把它展示给朝廷看。这是拿着简展示，而不是拿着策展示。说明大事都是先写在简上，后来才定稿在策上。如果有小事文辞较多，如吕相绝交秦国，声子游说楚国，字数达到数百，不是一块牍或一片简所能容纳的，那就依次记录在多片简牍上。杜预之所以知道是这样，是因为隐公十一年传例说：“灭国不通报，败胜不通报，攻克不记载在策上。”说明是大事来通报，才记载在策书上。策书不记载，丘明得到的，说明是小事传闻，记录在简牍上。由此知道孔子修撰经文，都是依据策书成文；丘明作传，都是广泛采录简牍上的各种记录。所以隐公十一年注说：“承接通报的言辞，史官才把它写在策上。”如果是所传闻的言行，不是传达君命，就只记录在简牍上，不能记录在典策中。这大概是周礼的旧制。又庄公二十六年经文都没有传文，传文不解释经文。注说：“这一年经文和传文各自陈述事情，可能是因为策书虽然存在但简牍散失，无法探究其本末，所以传文不再申述解释。”这是说经文依据策书，传文依据简牍。经文所说的事大，传文所说的事小。所以知道小事在简上，大事在策上。

孟子说：“楚国称之为梼杌，晋国称之为乘，而鲁国称之为春秋，其实是一样的。”（音义：《孟子》是书名，作者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代，著有此书。梼，读音为“徒刀”。杌，读音为“五忽”。梼杌，是四凶之一。杜预说：顽凶无匹敌的样子。乘，读音为“绳证”。车乘。一说指兵乘。）

【疏】既然已经说明简策的区别，又讲述各国的别名。《孟子》作者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在战国六国时期，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修习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中第四篇《离娄》说：“王者的踪迹消失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出现。晋国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鲁国称之为《春秋》，其实是一样的。”其说法与此略有不同，是杜预补充了“其实”二字，使文意完整。那里赵岐注说：“乘，兴起于田赋、车马之事，因此以此命名。梼杌，是愚昧凶恶的一类，兴起于记录恶行、垂示警戒，因此以此命名。《春秋》以二月初始举四时，记录万事的名称。”这三者命名虽然不同，但记事则相同，所以说其实是一样的。序言开头说：“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所以引用此作为证据，并且说明诸侯各国各有史记，所以鲁国有《春秋》，孔子得以据此修撰。查考外传中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他们的言论都说“春秋不称为乘与梼杌”。

译既然如此，《春秋》是它的大名，晋、楚两国私自设立了别称，而鲁国没有别称，所以保留了它的本名。贾逵说：“周代的礼制全都保存在鲁国了，史官的法则最为完备，所以鲁国的史书与《周礼》同名。”那么，晋、楚难道应当自知礼制不完备，所以另外设立恶名吗？韩宣子到鲁国，【音义：宣子名起，是晋国大夫，〇鲁国之事在昭公二年】看到了《易》的卦象和《鲁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都保存在鲁国了。”【音义：尽，音津忍，后文同】我到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天下的原因。【音义：王，音于况，又读如字】疏【既然说各国都有史书，想要说明鲁国最为完备，所以说这话。〇正义曰：这是《左传》昭公二年的传文。宣子，是晋国卿大夫，名起，食邑在韩，因此以韩为氏，谥号叫宣子，是有德行的美称。因为鲁昭公新即君位，韩起新掌政事，所以来鲁国聘问，趁机在大史氏那里观看史书，看到这些书而发表言论。杜预注认为《易》象就是现在《周易》上下经中的象辞。《鲁春秋》指的是鲁国史官记录的策书。《春秋》遵循周公的典制来叙述史事，所以说‘周代的礼制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易》象和《春秋》是文王、周公所制定的，所以看到《春秋》就知道周公的德行，看到《易》象就知道周朝之所以称王天下的原因。文王能制定这些典制，就是自身具有圣德，圣人不凭空产生，必定能称王天下。周室称王天下，是文王的功绩，所以观看这些书就知道周朝得以称王天下的缘由。文王身处王位，所以用‘王’来指代他，周公没有称王，所以用‘德’来归属他。人不同所以用词不同。传文中说在大史氏那里观书，那么所观的不仅仅是一本书，却只提到《易》象和《鲁春秋》，是因为韩宣子主要赞美文王、周公，所以特别提到它们。《易》象鲁国没有增改，所以不说‘鲁易象’。《春秋》虽然是依据周法所记载的，但内容是鲁国的事，所以说‘鲁春秋’。《春秋》、《易》象，晋国应该也有。韩宣子到了鲁国，才发出感叹，是因为他品味其中的义理、赞赏其中的人物，因为他过去未曾领悟，所以说‘现在才知道’，表示他赞叹赞美之深，并不是他向来没见过。《易·下系辞》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商的末世，周朝盛德之时，正值文王与纣王之事’，这就是指《易》象中的爻辞和彖辞。郑玄〇案：根据这段文字认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等人认为《易》中有箕子的《明夷》卦、‘东邻杀牛’等，都认为是《易》的爻辞，是周公所作。杜预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似乎赞同郑玄的说法】韩宣子所看到的，大概是周代旧有的典礼经典。疏【序言史官所书写的旧有成法，所以引用韩宣子的事，用这句话来总结。韩宣子所看到的《鲁春秋》，大概是周代旧日的正典礼之大经。韩宣子的话并赞叹《易》象，这里所见的，只说《春秋》，是因为指说《春秋》不需要《易》象的缘故。知道是旧典礼经的原因，是《左传》隐公七年‘书名例’中说，称之为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中说，不记载于策书。说明记载于策书必定有常礼，在未修订之前，旧有此法。韩宣子所看到并说出的，就是周代的旧典，因为没有正文，所以说‘盖’表示怀疑语气。制礼作乐，是周公所为。说明策书礼经也是周公所制定，所以下句常说‘周公正’，指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的。必定知道史官所记载的有周公旧制，是因为圣人所做的举动都有法度，设立官职记录史事，怎么能完全没有宪章？定公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就是史官记录史事的法度。如果所记载的没有法度，怎么足以赐给诸侯？诸侯得到它，怎么足以成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呢？况且孔子修订这部《春秋》成为一经，如果周公没有法度，史官妄加解说，孔子凭什么依据？这篇文章怎么足以成为经典，能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为经呢？由此知道周公旧有定制，韩宣子所看到的是正确的】周朝德政已经衰微，官吏失去了职守，在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的褒贬劝戒昭明，赴告策书【音义：告，音古毒；又音古报。君主死曰赴，祸福曰告】各种所记载的【音义：注，音张住；字或作注】大多违背旧章。疏【正义曰：这说明孔子修订《春秋》的原因，先论述史策失宜的意思。计算周公所垂示的法度，典策都还存在，哪里需要孔子再加以笔削？只是因为官吏失去了职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大多违背旧典，所以孔子修订成这部法典，垂示后代。襄公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公二十年传说‘守道不如守官’，是说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朝德政已经衰微，邦国没有法度，群小在位，所以官吏失去了他们所守的职责。虽然广泛说众官失职，但其本意是说史官失去了他们所掌管的事务。昭公三十一年传说‘《春秋》的称谓，微妙而显明，委婉而明辨，在上位的人能使《春秋》的褒贬劝戒昭明’，注说：‘在上位的人指在位者。这里指有德行的贤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的褒贬劝戒昭明。周朝德政已经衰微，主管的官吏已经失去了职守，在上位的人又不是贤圣，所以不能使《春秋》的褒贬劝戒昭明，导致赴告记注大多违背旧章。’文公十四年传说：‘君主死不赴告，祸福不报告。’那么邻国相互通报凶事叫赴，其他事叫告。对文则有别，散文则通用。昭公七年传：‘卫齐恶向周朝报告丧事，那么凶事也称告。’赴告中违背旧章的，如隐公三年平王在壬戌日死，赴告却在庚戌日；桓公五年陈侯鲍死

译再赴以甲戌、己丑；以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违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疏【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修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用，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音义【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劝戒。疏【此说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谓名教善恶义存于此事。若文无褒贬，无以惩劝，则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杜以晋文之意，本欲尊周，将率诸侯共朝天子，自嫌强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尽臣礼。寻其踪绪，心是迹非。又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传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止进药不由于医，其父饮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恶，须存于此者也。’不罪许止，不没晋文，无以息篡逆之端，劝事君之礼，故隐其召王之名，显称弑君之恶。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则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闻善而知劝，见恶而自戒。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疏【此说不改旧史之意，其余谓新意之外，皆即用旧史也。始隐终麟，二百余载，史官迁代，其数甚多，人心不同，属辞必异，自然史官有文有质，致使其辞有详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质，谓居官之人；辞有详略，谓书策之文。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故《春秋》之文详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虫，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用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异，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疏【上传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书，其是善志记也。下传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谁能修《春秋》，使成五例也。下传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辞，止又其传，非又其年也】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疏【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修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修旧，明修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盖周之旧典礼”，经此复重云“盖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记事之法，旧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还修周公之法，故重言“盖”叙此以上论经，以下论传】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音义【先悉荐反】或后经以终义，音义【后户豆反】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疏【正义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于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此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之意。丘明以为经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书也

译并非传文所能扰乱。假使传文有先后之分，也不担心经文因此错乱。所以传文有时在经文之前成文，以开始经文之后的事；有时在经文之后成文，以终结经文之前的义理；有时依据经文的话，来辨析此经的道理；有时交错经文成文，以契合此经的不同之处，都是随着义理所在而撰写传文，目的在于完全解释经文的意旨罢了。因此传文的体例不同。】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说：“自从孔子论述史记并编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耳相传其传文。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妄加其意，失去其真义，所以详细论述其言语，写成《左氏春秋》。”沈氏说：“严氏《春秋》引用《观周》篇说：‘孔子将要修撰《春秋》，与左丘明乘车到周朝，在周史官处观览史书，回来后修撰《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作传，二者互为表里。’”《汉书·艺文志》说：“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这是说丘明作传，因为他姓左，所以称为《左氏传》。先于经文的，比如隐公不记载即位，先叙述仲子嫁给我卫国；州吁弑杀其君完，先叙述庄公从齐国娶妻，像这类情况，是先于经文以开始事件。后于经文的，比如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发生动乱，定公八年才说刘子讨伐盂以安定王室；哀公二年晋国接纳蒯瞆到戚地，哀公十五年才说蒯聩从戚地进入卫国，像这类情况，是后于经文以终结义理。依据经文的，经文有其事，传文辨析其缘由。隐公不记载即位，却向邾国求好，所以有蔑地的盟会，考察其经文阐明其旨趣，像这类情况，是依据经文以辨析道理。交错经文的，比如地名有两个名称，经文和传文互相列举，以及经文说侵传文说伐、经文说伐传文说侵，在文字上虽然不同但在义理上则相合，像这类情况，是交错经文以契合义理。传文虽然很多，但不超出这四种体例。所以用这四句话来说明它。】其例之所重音义【重直用反。又直龙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疏【此説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余策书之文。丘明畧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遗者史旧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防逺。将令学者原始要终音义【令力呈反。下令学者同要于遥反】寻其枝叶究其所穷音义【究久又反】疏【此説无经有传之意○正义曰説文云籍部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防逺。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本根。则圣人之趣虽逺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防逺竝易下繋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音义【餍于艶反。饫于预反】使自趋之音义【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音义【浸子鸩反】膏泽之润音义【膏古刀反】涣然冰释音义【涣呼乱反】怡然理顺音义【怡以之反】然后为得也。疏【此又申説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寛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柔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髙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翫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逺；膏泽以雨多之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説而众理皆顺，然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疏【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説传之三体。此一叚説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説《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説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一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于诸例之端，明「书于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天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防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始造此言

译难道这是左丘明自己制定的礼法吗？又比如公女出嫁时送行人的尊卑次序，哭诸侯亲属的疏密等级，王丧时的称谓，小童分至时书写的云物，这些在经文中都没有记载，但传文中却都发出了凡例。如果左丘明是凭自己的心意作传来解说孔子的经，既然经文中没有这些事，为什么还要在传中发出凡例呢？因此知道，发出凡例、言明体例，都是周公垂示的法度、史书的旧章，孔子从而加以修定，以成就一经贯通的体系。国家有史官，始于前代，并非只有周公制定法度后史书才开始有章法。之所以说周公垂示法度，是因为夏商周三代器物不同，节文各异，周公必定依据常有的文辞来制定，以匡正那些变动的部分，并不是完全改变常有的文辞，只是因为这一代的大典是周公所制定的，所以《春秋》的道义，史官必定以常法为主，而由周公加以匡正。然而凡是周公的礼经，如今考察《周礼》竟然没有凡例，那么凡例是应当在礼之外另外存在呢？还是应当在礼之内呢？如今所依据的是礼之内有凡例，知道这一点的方法是考察《周礼》大宰的职掌，在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说：“官成，是指官府中已成事的品式；官法，是指职掌所主管的法度。”那么这凡例，就是史官策书中已成事的法式。《释例》终篇说：“称凡的有五十处，其中类别有四十九种。大概是因为母弟的两条凡例，其义理没有不同，所以合并计算。”计算周公垂示的典制，应当每件事都设立法度，而依据经文有例，在传中无凡的地方很多。《释例》四十九部中，没有凡例的有十五部。那么周公设立的凡例，不止五十条而已。大概是在作传的时候，已有遗漏，左丘明采录而未能得到，所以如此。而且凡例虽然是旧例，也不是完整的语句，左丘明是采合而使用罢了。终篇说：“诸凡虽然是周公的旧典，左丘明撮取其体例义理，简约而成文，并非纯粹抄写旧典的文字。”大概是根据古文反复推究而看到的，这是左丘明领会意旨的精微之处，他的说法就是这样。然而左丘明撮取凡例成文，体例并不统一，在同一条凡例之内，事义也有不同。也有因为经文中有的，连带解释经文中没有的，如“王称小童，公侯称子”就是这样。也有省略经文中没有的，直接解释经文中有的，如“凡祭祀，启蛰时祭郊，龙星出现时祭雩，不提及礿祀，因为经文中没有缘故”。这类情况就是这样。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旧凡例语句少，经文中虽然没有其事，也连带文字引用，所以连带引用“王称小童”。如果旧凡例语句多，经文中没有的就省略，经文中有的就记载，所以省略礿祀，只列举郊雩。所以庄公十一年“王师在某某地方战败”，杜预注说：“事情列于经文中，就不得不因循而申明其义理。”这是旧凡例多的情况，只列举经文罢了。发出凡例的体例，大抵有两条，一是专门为了策书，一是兼载国家大事。专门为了策书的，如“凡告以名则书”之类就是这样。兼载国家大事的，如“凡嫁女于敌国”之类就是这样。虽然是国家大事，但其他书中有记载的，也不在凡例之中，如“天子七月而葬”，既然在礼文中完备具备，所以左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之中。书中称凡的，自然是天下的大例，其言辞并非只为鲁国。所以哭诸侯的条目，既已发出凡例，却说“所以鲁国为诸姬”，明知正凡所言，不止是鲁国的事。而且送女的凡例说：“对于天子则诸卿都送行，鲁国没有嫁女给天子的道理。”祭祀的凡例说：“启蛰时祭郊，如果不是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显是采合旧典，裁减简约而成文。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音义【阐，昌善反。明也】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音义【褒，保刀反；贬，彼检反；字林，方犯反】疏【此下尽曲而畅之説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繋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着明。旧説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脩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莭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若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达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若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着。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脩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竝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〇以微显阐幽，皆説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若，作传阐使明着。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殷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若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

译人们行事的是非判断，依据的是《春秋》经文的褒贬原则。例如，按照惯例，战胜称为“克”，因为传言中两位国君交战，所以称“克”，这是依据旧例来阐发义理。晋侯召周王打猎，郑伯没有教导他的弟弟，孔子隐去了晋侯召周王的事，却显称郑伯，左丘明先陈述史实以解释经文，这是通过指明他们的行为来确立褒贬标准。这两件事尤其明显。其余的都是新的义理。这篇序言主要论述作传的原则，而贺循、沈约等儒者都把它当作对经文的解释，这是不识文章气势而错误地误解了杜预的本旨。

凡是传文中提到的“书与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类别，都是为了区分新旧体例，阐发大义，称之为“变例”。【上文既然说了依据旧例来阐发义理，所以又指出阐发义理的条目。传文中所称的“书与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这七类，都是为了区分新旧体例，让人知道凡是旧例。这七类是新发明的经文大义，称之为变例，因为凡是正例，所以称此为变例，就像《诗经》中有变风、变雅一样。在杜预之前，人们不知道有新旧体例的区别，现在说称之为变例，是杜预自己阐明以让人知晓。所谓“书”的，如文二年记载“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记载“先晋晋有信”，这类情况就是。所谓“不书”的，如隐元年春正月不记载即位，因为是摄政；邾子克没有得到周王的任命，所以不记载爵位，这类情况就是。所谓“先书”的，如桓二年“君子认为督有无君之心”，所以先记载弑杀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记载虞国受贿的原因，这类情况就是。所谓“故书”的，如隐三年壬戌日平王驾崩，报丧说是庚戌日，所以照实记载；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所以照实记载，这类情况就是。所谓“不言”的，如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记载出奔，是因为难以启齿；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记载戎人前来，是因为避讳，这类情况就是。所谓“不称”的，如僖元年不称即位，是因为国君出奔的缘故；庄元年不称姜氏，是因为断绝亲缘关系，这类情况就是。“书曰”的，如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这类情况就是。

考察襄元年“围宋彭城”，彭城不是宋国之地，是追记；隐元年称“郑伯”，是讥讽失教；昭三十一年“公在干侯”，是说不能兼顾内外。既然先书、故书是新义，那么追书也是新义；书与不书都是新义，那么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也都是新义，怎么能说不言、不称是新义，而言、称就不是呢？《释例》终篇说：“各种杂称共二百八十五处，只说有数目，不说具体名目，就文字来数，又参差不齐。”我私下认为，追书、言、称，也是新义。序言中没有提到，大概是因为其他各类足以包含它们。有田僧绍的人，也注释此序，认为“序言诸称，称也就是新义”，与下面七者合为八种名称，这是不对的。考察“书与不书”，文字相连，如果“称”字就是新义，应当只说“称与不称”相连，为什么要分开呢？杜预明白“诸称”是指传文中所称引，不把“称”当作新义，但按理来说，称也应当是新义。

然而也有史官没有记载，孔子却以此作为义理的情况，这大概是《春秋》的新义，所以传文中不说“凡”。【畅，音勑亮】疏【这是说因旧例而创新义。孔子修《春秋》，想要上遵周制，下明世教。旧史中的错误，就可以刊正，作为变例。旧史中没有记载的，就无法刊正，所以这里又加以辨析。也有史官没有记载，正符合孔子心意的，孔子就以此作为义理，修改旧史。以及史官没有记载的，这两种情况大概是《春秋》的新义，所以传文也不说“凡”，每件事分别解释，曲折而通畅地阐明。这大概是《春秋》的新义，这句话总括上面的通变例与不别书。举出一个“凡”而事情相同的，各种道理都显现，这是直陈。不说“凡”而每件事发传，这是曲畅。畅意为通，所以说曲而畅之。如果这样，隐公实际上没有即位，史官没有理由记载即位。邾克实际上没有爵位，史官没有理由记载其爵位。然而传文说不书，自然是旧史不书，而把不书当作孔子的新义。〇例终篇。杜预自问自答说：“左丘明作传，是为了解释孔子的《春秋》。孔子的《春秋》都依据旧史的策书，义理所在，就适时增减，或者沿用旧史没有的，或者修改旧史有的。虽然依据旧文，固然是孔子的书。左丘明所阐发的，固然是孔子的意思。虽然是旧文不书，而事情符合孔子的意思，孔子因而采用，就是孔子的新义。如宣十年崔氏出奔卫国，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所以知道旧史无名。等到孔子修经，无罪被逐，例不书名，这是旧史的文字，正符合孔子的意思，不得不因而采用。因旧为新，都是这类情况。”然而杜预只说史所不书即以为义，没说史所书为义。但孔子约史记而修《春秋》，史记的文字都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

译道理显而易见，无需再多说。只是担心旧史没有记载而孔子没有采用，所以特别加以说明】经文本身没有固定的义例，是依据具体事件来叙述的，那么《左传》就直接阐明其主旨和趋向罢了。音义【“趣”，音七住反】并非义例。疏【这一段解释经文没有义例的情况：国家有大事，史官必定会记载。如果这件事没有得失之分，文字中也不体现善恶褒贬，那么《左传》就直接说明其指归和趋向而已，这不属于褒贬的义例。《春秋》中这类情况最多，所以隐元年记载“及宋人盟于宿”，《左传》说“开始与宋国互通使节”。杜预注说：“经文没有义例，所以《左传》直接说明其归旨罢了。”其他都与此类似，像那样的情况，都不属于义例】所以《左传》阐发经义的体例有三种，而确立义例的情理有五种。音义【“为”，音于伪反，又读如本字】疏【正义说】传体有三种，即上文所说的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为例的情理有五种，即下文所说的“五曰”。书写经文包含这五种情理，依据经文来探求义理。确立义例是为了让《左传》阐发经文的义例，其体例包含这五件事，下文五句话构成了成公十四年的传文。查考那篇传文，上文说“春秋的称谓”，下文说“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圣人指的是孔子，赞美孔子修撰的这五件事。这五件事所涵盖的各种义例都已穷尽，下句只是解释其中明显的那些并归类而已。这里说阐发传体的有三种，上文三次提到用以区别，观察文字就足以知道了。刘寔将变例、新意分为两件事，在《释例》篇末说：“丘明的传中有引用周礼以确立常例的，各种称‘凡’以发例的就是；有阐明经文所立新意的，各种显明义例而不称‘凡’的就是。引用古典就设立‘凡’来显明它，解释变例就随着文辞来赞颂它。”杜预的话已经很明白了，尚且不能领悟，他的昏昧不也太严重了吗】一曰微而显，文字写在这里，而义理体现在那里。音义【“见”，音贤遍反，下文相同】称族以尊崇君命，舍族以尊崇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就是如此。音义【“舍”，音舍】疏【文字写在这里，指的是杜预注所说的“辞微而义显”。称族以尊崇君命，舍族以尊崇夫人，这是成公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阐发的。经文说“秋，叔孙侨如到齐国迎娶女子。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叔孙是他的族氏。褒奖赏赐时称其族氏，贬斥责罚时去掉其氏。带着君命出使称其族氏，所以是荣耀；与夫人一起回来去掉其氏，所以是耻辱。出使时称叔孙，举出他的荣名，所以是尊崇君命；回来时舍去叔孙，废除他的尊称，所以是尊崇夫人。族氏本是卿大夫家族的称号，称或舍族氏有别有所尊崇的含义，这就是文字写在这里，而义理体现在那里。僖公十九年经文记载“梁亡”，是秦国灭亡了梁国。《左传》说“不记载其君主，是梁国自取灭亡。”僖公十四年经文记载“诸侯为缘陵筑城”，是齐国率领诸侯筑城以迁移杞国。《左传》说“不记载其人，是有缺失。”秦人灭梁而说“梁亡”，文字写在这里，“梁亡”表明被取者无罪；齐桓公筑城而记载“诸侯为缘陵筑城”，文字写在这里，“城缘陵”表明诸侯有缺失，这也是文字写在这里，而义理体现在那里，都是辞微而义显，所以将这三件事归入此类】二曰志而晦，简约的言语显示制度，推究可知义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就是如此。音义【“参”，音七南反，又音三；“与”，音预】疏【杜预注说：志，记录也。晦，也是微的意思。谓用简约的言语记录事件，事件叙述清楚而文字微妙。桓公二年秋，公与戎在唐地结盟。冬，公从唐地回来。《左传》义例说：单独相会，往来都称地名，是让事。三人以上，则往称地名，来称会，是成事。其意是说会盟必有主，两人共会，则都不肯为主，两相推让，会盟之事不成，所以用地名致意。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盟之事有成，所以用“会”致意。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莱。《左传》义例说：凡军队出征，参与谋划曰及，不参与谋划曰会。其意是说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进行征伐，对方与我共同谋划计议，议定后才出兵，就用相连的“及”字为文。对方不与我谋划，不得已而前往应命，就用相会的“会”字为文。这两件事，义理的不同，在于一字。简约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这是所记事件有叙述，而其文字晦微】三曰婉而成章。音义【“婉”，音于阮反】曲折地顺从义理训诫，以显示大的顺从。各种所避讳的，璧假许田之类就是如此。音义【“辟”，本也作避，音同，后文仿此。“假”，音古雅。后不注音者相同】疏【杜预注说：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避讳，以显示大的顺从而成篇章。说各种所避讳的，其事不止一件，所以说“诸”以总括。如僖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避而不言。经文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避讳之事。诸侯有大功者，在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廵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于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勲，受汤沐之邑于秦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

译周朝德政已经衰微，鲁国不再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也不巡守四方，这两个城邑都失去了原有的用途，于是凭借地势的便利，想要互相交换祊地。祊地的价值不足以抵偿许田，郑国人便加上玉璧来交换许田。诸侯不能擅自交换天子的土地，鲁文公对此事有所忌讳。桓公元年《春秋》经文记载“郑伯以璧假许田”，意思是说好像是用玉璧来借取田地，并非长久地交换。掩盖恶行、宣扬善举，是臣子应有的道义，可以垂范训诫后人。因此这两件事都曲折地措辞，遵循其义理训诫，以显示大顺之道，这就是言辞婉曲而成章。

第四种体例是“尽而不污”。“污”音于俱反，意为曲折。即直书其事，通过完备的文字显现其意。如“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防”之类就是这种体例。“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防”音在妾反。疏解说：郑玄注说：这是指直言其事，穷尽事实真相，没有曲折隐讳。《曲礼》规定宫庙的装饰，柱子不涂丹漆，椽子不雕刻花纹。庄公二十三年秋天，鲁国在桓公庙的柱子上涂丹漆；二十四年春天，雕刻桓公庙的椽子。礼制规定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车服，天子也不私下索取财物。桓公十五年，周天子派家父来索取车辆。礼制规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进献戎防。这三件事都违背礼制且行为不当，直书其事，不为之隐瞒，完备地记载其文字，以显现讥讽之意。这就是事实穷尽而没有曲折隐讳。

第五种体例是“惩恶而劝善”。“惩”音直升反。指追求名声却反而消亡，想要掩盖却反而彰明。如记载齐豹为盗，以及三个叛臣的名字之类就是这种体例。疏解说：郑玄注说：善名必定记载，恶名不会磨灭，以此来作为惩戒和劝勉。昭公二十年，盗贼杀害了卫侯的兄长絷；襄公二十一年，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投奔鲁国；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及防兹投奔鲁国；昭公三十一年，邾国的黑肱带着滥地投奔鲁国。这就是所谓的盗与三个叛臣的名字。齐豹是卫国的卿大夫。《春秋》的体例，卿大夫都记载其名氏。齐豹因怨恨卫侯的兄长起而杀了他，想求得“不畏强御”的名声。《春秋》贬斥他，记载为“盗”，“盗”是卑贱之人有罪的称呼。邾国的庶其、黑肱、莒国的牟夷三人都是小国的臣子，都不是受命的卿大夫，按体例本不该记载其名，但看见他们窃取土地出奔，只为求取俸禄而已，并不想求得名声显扬。《春秋》特意记载他们的名字，使恶名不灭。如果作恶追求名声而名声显扬，那么作乱的人，谁不会去做呢？如果窃取城邑追求利益而名声不闻，那么贪婪冒犯的人，谁不会去盗窃呢？所以记载齐豹为“盗”，以及三个叛臣的名字，使他们追求名声而名声消亡，想要掩盖而名声彰明，以此来惩戒恶人，劝勉善人。昭公三十一年传文详细说明了此事，其意如此。“盗”与“三叛”都是恶人，记载这两件事只起到惩戒恶人的作用，而说劝勉善人，是因为恶人受惩则善人受劝，所以连在一起说。

推究这五种体例来寻索经文和传文，触类旁通而加以引申，附于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之中，王道之正道，人伦之纲纪，都完备了。疏解说：正义说：上面说情有五种，这里说五种体例，是说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与情是一回事，所以互相见之。第一种“微而显”，是孔子修改旧文，以形成新意。所修的《春秋》，以新意为主，所以列为五例之首。第二种“志而晦”，是周公旧有的，凡是经国的常制。第三种“婉而成章”，是孔子因循旧史，顺应大义，保全君亲，扬善掩恶，孔子因循而不改。第四种“尽而不污”，是孔子也因循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盖君主的恶行，想要成就其美，孔子因而采用。这“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然因循旧史，孔子即以此作为义理。总而言之，也是新意的范畴。所以传文有时说“书曰”，有时说“不书”。第五种“惩恶而劝善”，与上面的“微而显”没有不同，只是劝戒较缓的，在“微而显”这一条，贬责较切的，在“惩恶劝善”这一例。所以“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这五种，是《春秋》的要旨，所以推究这些来寻索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察其善恶，运用其褒贬，那么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纲纪，都得以完备了。从开头到这里解说经传的道理完毕，所以用这句话来总结。“触类而长之”，是《易·上系辞》中的话。二百四十二年，是指麟以前。以后的经文则是鲁史的旧文，传文最终解说前事，言辞没有褒贬，所以不计算在内。“触类而长之”，比如隐公四年经文记载“翚帅师”，传文说“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文也记载“翚帅师”，传文虽然不说“书曰”，但知道与上面相同为新意。又隐公元年传文说“仪父贵之也”，那么桓公十七年说“仪父”也是贵之，就是这种引申。

有人说：《春秋》通过交错不同的文字来显现义理，如果像所论述的那样，那么经文应当有事同文异而没有其义的情况。先儒所传授的，都不是这样。“传”音直专反。疏解说：正义说：从这里到“释例详之”，是说自己作注解的意思。论述经传之下，就是自述己怀于文中，不依次言说无从发挥，所以假称有人问而回答，以解释之。《春秋》的经文，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字不同而意义各异，交错文字

译以此显示义理。前代儒者知道情况如此，因此认为只要有文字差异，必定都含有义理。杜预认为孔子所编订的《春秋》，是依据史官原有的文字，文字有害于义理的则删改纠正，不害于义理的则保留其详略，这与前代儒者的观点不同。所以有人依据上文杜预的不同见解，拿着前代儒者的说法问道：“《春秋》通过交错文字来显示义理，文字有差异的必定有义理在其中。如果像您所说，言辞有详略不一定需要修改，那么经文中应当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义理的情况。前代儒者所传授的都不是这样。现在为什么唯独您不同？想要让杜预自己辩解。”回答说：“《春秋》虽然用一字来褒贬，但都需要几句来构成言语。‘数’音‘色主反’，下同。不像八卦的爻可以交错综合成为六十四卦。‘综’音‘宗宋反’。本来应当依照传文作为判断。‘断’音‘丁乱反’。疏：庄公二十五年，陈侯派女叔来聘问，传文说：‘嘉许他所以不称名。’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国，传文说：‘同姓所以称名。’褒奖就书写字，贬斥就称呼名。褒贬在于一字。褒贬虽然在一字，不能单独书写一字来显示褒贬。所以回答那人说：《春秋》虽然用一字来褒贬，都需要几句来构成言语。不像八卦的爻可以交错综合成为六十四卦。卦的爻，一爻变化就成为一卦。经文的字，一字不同不能成为一义。所以经文必须几句来构成言语义理，则等待传文然后明白。不能交错综合经文来寻求义理，所以应当依照传文作为判断。文字不同的，丘明没有为之作传，仲尼必定没有其义，怎么能像传防那样妄说经文？由此知道经文中确实有事情相同文字不同而没有其义的情况。‘数句’，是说像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归惠公仲子的赗，以及昭公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弑其君防于干谿，这些都是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都如此。杜预想要极力驳斥贾逵、服虔的一字说，所以举出多言的例子。有人认为‘数’其文句义也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遗留的文字可见的有十几家。疏：《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都修习《左氏传》。贾谊为《左氏传》作训诂，传授给赵人贯公，贯公传授给儿子长卿，长卿传授给清河张禹，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授给儿子尹咸及丞相翟方进，翟方进传授给清河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贾逵，贾逵传授给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学，由此谈论《左氏》的人本于贾逵、刘歆。这是西汉谈论《左氏》的人。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学官。到平帝时，王莽辅政，才开始设立。之后东汉又废除，虽然学者逐渐多了。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等人，都传授《左氏春秋》。魏代则王肃、董遇为之作注。这些人到杜预时，有的还在有的已灭，不知道杜预所见的十几家，确定是谁。大体上辗转互相祖述，进不能成为交错综合经文，以尽其变化；退不能坚守丘明的传文。对于丘明的传文有所不通，都隐没不说明，反而浅近地引用《公羊》《谷梁》。‘肤’音‘芳于反’。适足以自乱。疏：《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文的详略本不显示义理，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所以进不能成为交错综合经文，以尽其变，在传之外别立异端。所以退不能坚守丘明的传文。传有不通，则隐没不说明。是说诸家的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看服虔、贾逵的注，隐没不说明的众多。比如文二年作僖公主，传在僖三十三年说：“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谷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所以引之以解《左氏》，适足以自错乱也。我杜预现在之所以不同，专门修习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贯通，必定出于传文。‘贯’音‘古乱反’。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凡例。推究变例以端正褒贬，简选二传而去其异端。‘去’音‘起吕反’。这大概是丘明的本意。疏：丘明与圣人同时，为经作传。经有其他义理，无容不尽。所以专门修习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所以经文的条理贯通，必定出于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所以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究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预自说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欵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说：“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

译。”宣公十年崔氏出奔卫国，《传》中说：“《春秋》记载说：崔氏没有罪过。不记载名字，是因为没有罪过；那么记载名字的，就是有罪过。”襄公二十一年，晋国的栾盈出奔楚国。杜预注解说：“称名，是谴责他有罪。”像这类情况，是通过推究变例来端正褒贬。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在鄄地送陈国的陪嫁女子。杜预注解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鲁国的女子陪嫁陈侯的夫人。”僖公九年，伯姬去世。杜预注解说：“《公羊传》、《谷梁传》说：因为还没有出嫁，所以不称国名。”像这类情况，是简略地采用两传的说法。先前的儒者采用两传的说法很多，杜预不采用的，是为了去除异端邪说】如果有可疑或错误的地方，就全面论述而暂且存疑，以等待后来的贤者。疏【《集解》与《释例》，常常有论述错误、存疑待考的事情，不止一两处。《释例》结尾说：“距离圣人时代久远，古文篆书，历代相互变化，自然应当有错误，也不能拘泥于文字而损害原意。所以圣人看重闻一知二，贤明的史官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就缺而不录。现在《左传》有经文而没有传文的地方，也有传文而没有经文的地方。没有经文的传文，或许可以扩充经文；没有传文的经文，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又有事情发生在鲁国，鲁君亲自参与却又不记载的，先儒有的强行解释，有的隐瞒不解释，怀疑在于缺文，确实难以用情理去推测，这就是全面论述而存疑的事情】然而刘子骏开创并贯通大义音义【骏音俊，子骏，刘歆的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的优秀者。最后有颍子严，虽然浅近，也自成一家音义【复，扶又反，以下同】所以特别举出刘、贾、许、颍四家的不同之处，以显示同异音义【见，贤遍反，以下同】疏【《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是刘德的孙子，刘向的小儿子。哀帝时，刘歆校勘秘府藏书，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非常喜欢它。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只传授训诂而已。等到刘歆研究《左氏传》，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经传相互阐发，从此章句义理完备了，这就是他开创并贯通大义。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父亲贾徽字元伯，师从刘歆，作《春秋条例》。贾逵继承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与刘、贾等人相比，学识虽然浅近，但也注释论述《春秋》，成为一家之学。杜预认为在先儒之中，这四家稍强，所以特别举出他们的不同，以显示异同。其余如服虔等人，远不如这些人，所以舍弃不论】将经文之年与传文之年相附比其义类音义【比毗志反】各自随之解释，名为《经传集解》疏【丘明作传，不敢与圣人的言语相混淆，所以与经文分开流传。何止丘明、公羊、谷梁以及毛公、韩婴为《诗》作传，无不如此。经传分开，对于阅览来说很麻烦，所以杜预分年相附，区分经传，聚集在一起解释。杜预所说的集解，是指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是聚集诸家义理以解释《论语》，名称相同而意思不同】又另外汇集诸例以及地名、谱第、历数音义【谱本又作諩，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注音的皆同】相互作为部类，共四十部，十五卷，都显示其同异，从而解释，名为《释例》。将使学者观看所聚集的同异之说，在《释例》中详细阐述疏【《春秋》是记载史事的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似，记载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落在其他年份，如果不相互比较，则善恶不彰，褒贬不明，所以杜预另外汇集诸例从而解释。将使学者观看所聚集的，察其同异，那么对于学习就容易明白了。所说的诸例以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然是《春秋》之事，但在经传中没有例子的繁多，因为特别作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所以说及。事情相同就作为部，稍有不同就附出。孤经不及例的，聚集在终篇，所以说相与为部。那四十部的次序，从隐公即位开始，首先有其事，就先排在前面。只有世族、土地之事，既然不是例，所以退后放在后面，终篇适宜最处末尾，所以排在终篇之前，终篇处在最后。土地之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所以地名在世族之前】有人说《春秋》的创作，左传及谷梁没有明文解说，是因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修撰《春秋》，立为素王音义【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说公羊的也说，黜周而王鲁音义【黜勑律反】危行言孙音义【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避开当时的祸害，所以隐晦其文，隐藏其义。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终于孔丘卒，敢问您安于哪种说法疏【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的道理完毕，而又问《春秋》创作的早晚以及仲尼述作的大意，先儒所说全都辟谬，须在此阐明，也因为于文不次，所以又假问答以阐明。一问之间共有四意，其一问创作的早晚，其二问先儒说孔子自为素王其事的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的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余经。问杜预在意安否？据杜云

译《左传》和《谷梁传》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就是指《公羊传》有显明的说法。现在查验何休所注的《公羊传》，也没有关于作《春秋》这件事的记载。考察孔舒元《公羊传》本说：“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获得麒麟，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奇异。如今麒麟是非凡的兽，它作为非凡的兽是怎样的呢？有王者就到来，没有王者就不到来。那么是谁让它到来的呢？是为了孔子作《春秋》而有成文。”《左传》和《谷梁传》则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解说《左传》的人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就撰写《春秋》，三年文章完成才得到麒麟。孔子既然作了这本书，麒麟就为这本书而来应验，说麒麟是为孔子而来的。麒麟是帝王的祥瑞，所以有素王的说法。说孔子自认为自己是素王所以作《春秋》，确立素王的法度；左丘明自认为自己是素臣所以为素王作《左氏传》。汉魏时期的儒者都持这种说法。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孔子作《春秋》，先端正王道而系以万事，这是素王的文献。”贾逵在《春秋序》中说：“孔子阅览史籍，就是非之说，确立素王的法度。”郑玄在《六艺论》中说：“孔子既然在西郊狩猎获得麒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的君主，制定明王的法度。”卢钦在《公羊序》中说：“孔子自因鲁国的史籍而修《春秋》，制定素王的道理。”这是先儒都说孔子确立素王。《孔子家语》称齐国大史子余赞叹赞美孔子说：“上天大概让他做素王吧？素是空的意思，说没有王位而空有王名。”那子余赞美孔子很深，推原上天的意旨，所以这样说罢了，并不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大概因此而错误，于是说《春秋》确立素王的法度。左丘明阐述仲尼的道理，所以又认为他是素臣。说左丘明是素臣，不知道是谁说的。解说《公羊传》的人认为何休这一类人，贬黜周朝而尊奉鲁国，不是《公羊传》的正文，是解说者推究其意而得出的道理罢了。因为杞国是二王之后，本来爵位为上公，而经文中称杞伯，认为孔子贬黜了他。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公羊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因为新周。”其意是说周朝是王者之后，比起宋国来更新，因此就说《春秋》托王于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贬黜杞国同于庶国。何休在隐元年注中说：只有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宣公十六年。注中说：孔子以《春秋》当作新王，上贬黜杞国，下新周朝，而故宋贬黜周朝为王者之后，这是贬黜周朝尊奉鲁国的说法。定公元年《公羊传》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微辞，主人熟悉其经文而询问其传注，就不知道自己有过错了。何休说：这是假托而言，主人指定公、哀公，熟悉其经文而诵读，询问其传注解释，就不知道自己有罪。于是这是孔子畏惧当时的君主，上以避讳尊崇隆恩，下以避害容身，谨慎到了极点。这是他的孙子说避害微文隐义的说法，从卫国返回鲁国，危行言孙，都是《论语》中的文字。郑玄认为依据当时高言高行者，都见危，说高行为危行。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不知道二者谁对。杜预旨意《公羊传》的经文获麟即止，而《左氏传》的经文终于孔子卒。先儒有人认为麒麟之后的经文也是孔子所书，所以问其意之所安。回答说：与我所听到的不同，仲尼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是制作的根本意旨。叹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已完了，大概伤叹时王的政治。疏：这尽末以来回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莖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説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于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幷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辨素王为虚，幷説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于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各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说：“与！”叹息说：“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

译后死者不得参与这文化传承；上天若未毁灭这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的意思是说，上天若未毁灭文王之道，必定会让我有所制作，匡人不能违背天意来加害于我。此语表明他本有制作经书的意图。圣人受天命而称王，则凤凰来仪，黄河出图。孔子叹息道：「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此语大概是哀伤当时君王的政治不能招致这些祥瑞。先有制作经书的意图，却遗憾当时没有吉祥的瑞应，明确表明如果得到吉祥瑞应就会立即制作，杜预想要阐明得到麒麟才作《春秋》，所以先标举这两句话。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驾驭甲胄，红色文字绿色身体，甲胄像龟背，长宽九尺，上面有星宿斗柄的度数，帝王录纪兴亡的数目等。孔安国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不知道二者谁对。杜预旨意：麒麟凤凰是五种神灵，是君王的吉祥瑞应。音义：瑞，音垂伪反。如今麒麟出现不合时宜，空有其应验而失去归宿。音义：应，音应对之应。这是圣人感伤的原因。在获麟这一句结束笔触，是因为有所感伤而兴起，所以以此作为终结。疏：麒麟凤凰与龟龙、白虎这五种，是神灵的鸟兽，是君王的吉祥瑞应。如今麒麟出现在衰乱之世，这不是它的时宜。上面没有明君，是空有其应验；被人所杀，是失去归宿。圣人生于不合时宜的时代，道无法施行，功业无法成就，与麒麟相似，所以因此感伤。先有制作经书的意图，又为外物所感，既然知道道义屈于当时，想要使功业惠及后世，因此作《春秋》。在获麟这一句结束笔触，麒麟是孔子感伤而记载的，因感麒麟而作，既然因所感而兴起，所以以此作为终结。回答上面关于《春秋》之作，《左传》没有明文记载的问题，又说自己因为获麟而作《春秋》的意图，只举麒麟凤凰而说五灵，知道这两种兽以外是龟龙白虎，是因为作为瑞应的鸟兽，不出这五种，经传纬书，没有不是这样的。《礼记·礼器》说：「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假。」《诗序》说：「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就是白虎。这是龟龙白虎并作为瑞应，只说麒麟凤凰，便说五灵，举凤凰配麒麟，足以成句，省略其他三种，所以说五灵。五灵的文献，出自《尚书》纬书。《礼记·礼运》说：「麒麟凤凰龟龙称为四灵。」不说五种，那里称四灵作为畜养，则饮食有来源。其意是说四灵与美味食物为群，四灵既被驯服，则美味食物都具备。龙是鱼鲔之长，凤凰是飞鸟之长，麒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虫之长，饮食所需，只有这四种。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都是走兽，所以略称为四灵。杜预想要遍举各种瑞应，所以备言五灵。直接说「绝笔获麟」，则文势已足，而说之一句，因为《春秋》是编年之书，必须尽年才止，入年只有这一句，所以显言，以明这一句是其所感。曰：「那么《春秋》为什么始于鲁隐公？」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始王。隐公，是让国的贤君。考察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音义：祚，音才路反；胤，音以刃反。如果平王能祈求上天永命，继承开创中兴。」音义：中，音丁仲反。隐公能光大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音义：坠，音直类反。因此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成王义。」音义：王，音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疏：上面已解释终麟之意，未辩明始隐之由，所以又假问以释之。不说或问，而直言「曰」，因为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于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于鲁隐公，不始于他国余公何也？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始王。」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是让国的贤君。于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察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如果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继承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于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孔子怜悯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如果能用我道，岂致此乎？因此因其年月之

译历数，附带当时人的行事，采用周公的旧典，以会合成一个王朝的大义。虽然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希望能为将来留下法则，使后人效法学习。因为这个缘故，作了这部《春秋》。这段序言，阐明了作《春秋》的深意。提问者不直接说隐公，而说鲁隐公，说鲁，是为了断定《春秋》不始于他国；说隐，是为了断定《春秋》不始于其他国君。怀着这两层意思，所以连带鲁国一起说。回答时直接说隐公，不说鲁，是因为鲁国的《春秋》已经被韩起解说过了，所以可以知道。周朝自武王伐纣，平定天下，常居镐地，这就是西都。周公摄政，在土地中央营建洛邑，称为东都。成王虽然暂时到洛邑，还是回到镐京，作为西周。平王开始居住东周，所以说他是东周的开始之王。平王四十九年，隐公即位；隐公三年，平王去世，这就是他们相接的时间。《诗经·既醉》说“永锡祚”，是说福祚延及后代。《尚书·召诰》说“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说用善德治理百姓，能得到长久的天命。《左传》襄公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这是杜预所用的文字。《春秋》依据鲁国而作，就是诸侯的法则，而说它成就成王之义，是因为《春秋》所记载的尊卑礼节完备。天子派使者来聘问，赐命赗含，有天子安抚邦国的意义；国君前往京师，拜赐赗葬，有诸侯侍奉天子的法则。虽然依据鲁国史书为文，足以成就天子的意义。因为它成就天子之义，所以能垂范将来，将使天子效法并使用它，不只是留给将来的诸侯。所记载的王，就是平王。所使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存在贬黜周朝而尊鲁为王的说法呢？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就是它的意义。【疏：既然说了作《春秋》的意思，然后回答贬周尊鲁的说法。经文记载“春王正月”，王就是周平王，月就是周正。公及邾仪父，公就是鲁隐公。鲁国使用周正，那么鲁国就侍奉周朝了。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国尚且称公，那么称号就没有改变。《春秋》的文字，哪里存在贬周尊鲁呢？如果贬周尊鲁，那么鲁国应该称王，周朝应该称公。这里说“周王”而“鲁公”，知道不是贬周尊鲁。孔子作《春秋》，本来想要复兴周朝，不是贬黜周朝，所以引用《论语》来阐明。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想要去，子路不高兴，孔子设此言来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他召我，难道是空穴来风吗？一定是认为我有贤能的德行。”既然认为我有贤德，或许能任用我的言论。如果能任用我的言论，我就能成为东方的周朝吗？意思是想要复兴东方的周道。推究这个意思，知道不是贬周，所以说这是复兴周朝的意义。注释《论语》的人，大多如此，只有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这就不是杜预所用的了】至于制作的文字，用来彰明往事，考察未来，情感见于言辞，言语高则旨意远，言辞简约则意义微妙，这是常理，不是故意隐藏。【疏：这一段回答《公羊传》说文字微妙、意义隐藏的意思。若夫，是发端的词语。既然回答了尊鲁，再起言端，所以说“若夫”。圣人制作的文字，用来彰明已往，考察方来，想要使将来的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的情感见于文辞。如果使发语卑杂，那么情趣近；立言高简，那么旨意远；大章句烦多，那么事情易显；文辞约少，那么义趣微略。这是常理之事，不是故意隐藏。文王演《易》，也是文高旨远，辞约义微，难道还要避害吗？他的文字也微妙，知道是常理，不是为所隐。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都是《易》下《系辞》的文字，那里作彰往而察来，意思没有不同】圣人包周身之防（音义【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然作了之后，才又隐讳以避患，没有听说过。【疏：这一段回答孙言避害的意思。如果成汤被系于夏台，文王被囚于羑里，周公滞留于东都，孔子绝粮于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死则常有之，没有听说被杀害的。包周身之防，是说圣人防备必周于身，自知无患，才作之；既作之后，又隐讳以避患害，这事确实没有听说过。说非所闻，是说前训未之有也】子路想让门人为臣，孔子认为欺天，而说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不是通论。【音义【论力顿反】疏：这一段回答素王素臣为非。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闻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于人也，于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

译吗？”子路让门人担任家臣，这不过是僭越了大夫的礼制罢了，孔子尚且认为这是欺瞒上天，何况是帝王大位这样重大的事物，根本不是臣子所应议论的。然而有人说孔子是素王，左丘明是素臣，这又不是通达事理的说法。圣人的出生与国运的兴衰相联系，国运通达则功业济世于当时，国运闭塞则道义留存于身后。即使富有天下，对尧舜也没有益处；即使卑微为平民，对孔子又有什么损害呢？道的升降，取决于圣人是否圣明；言论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听闻者是否贤能，并不是依靠显赫的地位来宣扬教化，借助虚名来规范世人。称王称臣，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如果让没有地位的人，空称王号，没有爵位俸禄，却妄自窃取臣子的名分，这就是羡慕富贵而羞耻贫贱，助长僭越而开启叛乱。圣人建立教化，难道应当这样吗？臧文仲在室柱上雕刻山形藻纹，孔子说他不知礼；管仲使用雕花的簋和红色的冠缨，孔子说他器量狭小；看到季氏使用八佾舞，孔子说“这难道不可忍吗”。如果孔子窃取王号，那么罪过就不该被赦免；而说他是素王、素臣，这是诬蔑大贤而辜负圣人啊。唉！孔子被诬蔑已经很久了，幸亏杜预才刚刚为他洗雪冤屈。

以前的儒者认为孔子用了三年时间编撰《春秋》，文章完成后招致了麒麟，这已经是妖异荒谬的说法，又引用经文直到孔子去世，这也近乎诬蔑。音义【“近诬”按字面意思理解，“近”旧读作“附近”的“近”，“诬”读作“无”】疏【从这往下到“为得其实”，都是阐明麒麟出现之后的经文并非孔子所修的意思。直接说以前的儒者没有依据可查，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这种想法。查考现在的《左传》经文，仍然以孔子去世为终结，虽然杜预的注疏中，这部分经文也保留着。然而特别指责以前儒者引用经文直到孔子去世的做法，是因为以前的儒者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就开始作《春秋》。用了三年才招致麒麟，虽然得到了麒麟但还没有停止。直到孔子去世，都是孔子所修撰的，以此来辩驳，称之为近乎诬蔑。这说明以前的儒者有这种说法。服虔说：孔子在哀公十一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开始作《春秋》，用礼来约束，所以有麒麟应验而至。这是推崇旧说的意思。服虔又说：《春秋》终于获麟，所以小邾射不在三个叛臣之中。弟子想要表明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显扬他的老师，所以记载了小邾射以下直到孔子去世的事。查考杜预在这下面以及哀公十四年的注疏，都采纳服虔的说法，那么服虔在这一件事上已经改变了以前儒者的说法。麒麟是王者的祥瑞，不是为了编撰《春秋》而来，却说孔子招致了它，这是妖异且荒谬的。经文是鲁国史官的文字，不是孔子所叙述的，却说孔子修撰了它，这是近乎诬罔的。说“近诬”，是因为心里没有觉悟，并非故意诬蔑，所以说“近诬”】根据《公羊经》只记载到获麟，而《左氏传》中小邾射不在三个叛臣的数目中。音义【“邾”，音“张俱反”。“射”，音“亦”】所以我认为孔子是感于麒麟而作《春秋》，作《春秋》始于获麟，那么文字就止于起始之处，这才符合事实。疏【《谷梁传》的经文也止于获麟，而唯独依据《公羊传》的原因，是《春秋》的创作，《谷梁传》没有明文记载。杜预认为获麟后才作《春秋》，意义取自《公羊传》，所以唯独依据它罢了。小邾射带着句绎来投奔，与黑肱等人意义没有不同。传文中说记载三个叛臣的名字，不把这人数算进去，认为有四个叛臣，知道他不入传例。麒麟以下的经文和传文不入传例，足以知道这部分经文不再是孔子的本旨。所以我认为孔子感于麒麟而作《春秋》，其意图起于获麟，那么文字就止于起始之处，从此谈起，才符合事实。再次强调经文止于获麟，并自成一家之说，阐明起于麒麟的意思】至于挽起袖子擦脸。音义【“袂”，音“绵世反”。“拭”，音“式”】说我的道穷尽了，也没有可取之处。疏【《公羊传》记载孔子听说获麟，挽起袖子擦脸，泪水沾湿了衣袍，说：我的道穷尽了。杜预既然采纳《公羊传》经文止于获麟，而《公羊传》获麟之下就有这段传文，担心他也一并采纳，所以说也没有可取之处。不采纳的原因，是因为圣人穷尽本性、通晓神妙，乐天知命，活着不喜悦，死了不悲伤，被困在陈蔡，就弹琴歌唱，梦见自己躺在两楹之间，就拄着拐杖吟咏，哪里还会畏惧死亡，落下沾湿衣襟的泪水，爱惜性命，发出道穷的感叹。如果真是这样，与凡夫俗子有什么区别，还能称为圣人吗？《公羊传》这本书，是乡野小辩，用于长远则拘泥，所以没有可取之处。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简略两传，去除异端，哪里有挽袖擦脸，泪水沾袍？因为虚妄而不合常理，所以不采纳】

译《春秋左氏传序》考证

《春秋左氏传序》○【臣浩】按：旧本只题作《春秋序》，阅读《正义》，得知孔氏依据晋、宋古本已确定，作《春秋左氏传序》。从前刊本皆有误，今予改正。

疏贾逵《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云云至末○【臣召南】按：所言时代先后错杂，疏文中从未有如此错乱错误的。但宋儒王应麟《困学纪闻》已指出和帝元兴十一年数句的错误，那么刊本错乱错误由来已久了。今既无善本可校正，摘记其讹误于后。

【贾逵《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句，似引贾逵所作《春秋序》中引《太史公》十二年表及刘向《别录》也。贾逵之下脱一“曰”字，便不可解。○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一叚推寻文义，当云：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古文《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疏于“书十六篇”之下即接“天汉”云云，遂不可解。○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一叚上文“天汉”即是武帝年号，此又另起，不可解。○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诋左氏，左氏之学不立。一叚上既言武帝时未施行，当直接下文所云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至歆移书责让太常博士矣。文反以光武不立左氏序于成帝、哀帝之前，时代倒置，其误无疑。○成帝时句至歆因移书于太常博士责让之一叚，全用《汉书》歆传及《儒林传》之文，但不应叙于光武之后。○丞相史尹咸句，脱“史”字。尹咸为丞相史，未尝为丞相也。今加“史”字。○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一叚《困学纪闻》曰：考和帝元兴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误也；郑兴子众终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时，二误也；章帝之子为和帝，先后失序，三误也。《释文序录》亦云元兴十一年皆非也。臣考王应麟所言三误甚精，但王应麟时刊本祗云郑兴父子奏上始得立学耳。今各本俱作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始得立学，则误中又有误焉。“创通大义”之歆，防上文之刘歆乎？抑指光武时之韩歆乎？刘子骏创通大义，杜预序中语也。自应指刘歆。歆于莽世已没，何得至东京与郑兴父子同奏？兴本传云：“天凤中，兴从刘歆讲正大义，歆使撰条例章句训诂。”是兴于莽世从学于歆，不得云俱至元兴中奏上也。左氏初立于平帝时，刘歆之力，然不久即罢。至光武时复立于学，则韩歆实奏之后。《书范升传》云：“建初三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防升排左氏，遂与韩歆及许淑等辨难。升奏左氏之失。”此即疏前文所谓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诋左氏，左氏之学不立者也。又《陈元传》云：“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立左传博士，范升谓不当立，元乃上疏言当立。”帝为立左氏学，此光武立左氏学之事也。刘歆、韩歆混而为一，其误甚矣。○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句。《后汉书·贾逵传》：“建初元年，诏逵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具条奏之曰：‘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疏作四十条，亦恐是三十条之讹也】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疏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臣召南】按：疏引《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曰：‘教之以春秋，以见乘与梼杌’”，其本名亦曰《春秋》，二证极确。至引《坊记》《经解》中语，亦云在孔子之前，似属错误。

以时系年。疏桓十七年五月无夏。○【臣浩】按：左氏经书“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惟公羊经无“夏”字。何休曰：“去夏者，明天人不系于公也。”疏所引者，公羊非左氏本文也。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疏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臣浩】按：“有”字衍文，“妄”字盖“安”字之讹。《史记》原文云“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疏文引《史记》而稍节之，似当作“惧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

大体转相祖述，疏若观服

译服防、贾逵的注解，被杜预隐去而不加说明的情况很多。○贾逵各版本都写作贾谊【臣召南】按：贾谊虽然曾经跟随北平侯张苍学习《左传》，但贾谊所作的解诂，在晋代未必还存有该书。杜预的注解对于服防、贾逵的说法，时常多有驳斥纠正，这里应当是贾逵无疑，现在予以改正。

译刘歆创立并疏通《左氏春秋》的大义，贾徽向刘歆学习。○【臣召南】按《后汉书·贾逵传》记载：“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撰写了《条例》二十一篇。”根据这个记载，应当说是贾徽向刘歆学习，而不是刘歆向贾徽学习。各版本中“受”字都写作“授”，现在仍保留原字，而在下面辨析其错误。

春秋左传序考证

春秋左传原目

春秋经传集解隐公第一音义【解，读作佳买反。旧本中，孔子的经文与左丘明的传文各自成卷，杜预将它们合并加以解释，所以称为经传集解。隐公名叫息姑，是惠公的儿子，母亲是声子。谥法规定，不尸位素餐称为隐。第一，这里不题写左氏传、公羊、谷梁二传，既然已经显明姓氏加以区别，这一点不言自明】疏【正义说：五经的篇题都出自注者的意图，人各有心，所以篇题没有固定的标准。这个本子经文和传文分别流传，那么经文和传文各自有篇题，注者根据自己的意图裁定其底本，难以再得知原貌。根据现在服虔所注的篇题说“隐公左氏传解谊第一”，没有题写春秋二字。那么春秋二字大概是经文的篇题。服虔说左氏传三字，大概是传文的篇题。杜预既然集解经文和传文，春秋是这本书的大名，所以用春秋冠在上面。序说左氏传的内容已经完备详尽，所以省略左氏而制定这个篇题。经传集解四个字是杜预所加，其余都是旧本的内容。经，就是常的意思，是说事情有典章法度可以经常遵循使用。传，就是传授的意思，广泛解释经文的意旨，传授给后人，按年份相互依附，兼而解释它们，所以称为经传集解。隐公，是鲁国的君主，爵位是侯。杜预采用太史公的《史记》和《世本》，旁征博引传记，作为世族谱略，记载国家的兴衰。谱说：鲁国是姬姓，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的后代。周公是周王室的股肱之臣，成王将他的儿子伯禽封在曲阜为鲁侯，就是现在的鲁国。从哀公以下九代二百一十七年，楚国灭掉了鲁国。依据鲁世家，伯禽到隐公共十三位君主，兄弟相继的有五人。隐公名叫息姑，是伯禽的七世孙，惠公弗皇的儿子，声子所生。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这一年岁星在豕韦。《礼记·檀弓》说：“死后定谥号，是周朝的礼法。周朝的法度，从天子到大夫，死后就累积他们的德行而为他们定谥号。”《周书·谥法》说：“隐，拂逆不成称为隐。”鲁国实际上是侯爵，而称为公，五等爵位虽然尊卑不同，但臣子尊称他们的君父都称为公，这是礼制的常规。字书说：“第，解释为次序。”一是数字的开始，这一卷在次序上排第一】杜氏疏【正义说：杜预名叫预，字元凯，是杜畿的孙子，杜恕的儿子。陈寿《魏志》说：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是汉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汉文帝时担任尚书仆射，封为丰乐亭侯，试船时溺水而死，追赠太仆，谥号戴侯。杜恕字务伯，官至幽州刺史。杜预是司马宣王的女婿。王隐《晋书》说：“杜预谋略深广，通晓治乱，曾经说德行不是他所企及的，立言立功，是杜预所希望的。”博览群典，认为《公羊》《谷梁》诡辩的言论，又不是先儒解说《左氏》，没有探究左丘明的意旨，横用二传扰乱它，于是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为之撰写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完备地形成一家之学，到老才完成。杜预在晋室有大功名，官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当时人称他为“武库”。不说名而说氏，是因为注述之人义理在于谦退，不想自称其名，所以只说杜氏。毛亨、孔安国、马融、王肃等人，他们所注的书都称为“传”，郑玄则称之为“注”，而这里在杜氏之下更没有称谓，因为“集解”之名已经题写在上面，所以只说杜氏而已。刘炫说：“不说名而说氏，是因为汉朝承接焚书之后，诸儒各自记载学名，不敢公布于天下，只想传授给私族，自题其氏，是谦辞】

桓公第二【十八年】

庄公第三【三十二年】

闵公第四【二年】

僖公上第五【元年至十五年】

僖公中第六【十六年至二十六年】

僖公下第七【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

文公上第八【元年至十年】

文公下第九【十一年至十八年】

宣公上第十【元年至十一年】

宣公下第十一【十二年至十八年】

成公上第十二【元年至十年】

成公下第十三【十一年至十八年】

襄公元第十四【元年至九年】

襄公二第十五【十年至十五年】

襄公三第十六【十六年至二十二年】

襄公四第十七【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襄公五第十八【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襄公六第十九【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

昭公元第二十【元年至三年】

昭公二第二十一【四年至七年】

昭公三第二十二【八年至十二年】

昭公四第二十三【十三年至十七

译【年】

昭公五年，第二十四【十八年至二十二年】

昭公六年，第二十五【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

译昭公七年 第二十六 【周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定公上 第二十七 【周历元年至七年】

定公下 第二十八 【周历八年至十五年】

哀公上 第二十九 【周历元年至十三年】

哀公下 第三十 【周历十四年至二十七年】

春秋左传原目

春秋左传原目考证

杜氏疏：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是汉代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汉文帝时任尚书仆射，封丰乐亭侯。○监本脱漏“丰”字，今依据《魏志》增补。

春秋左传原目考证

春秋三传注解传述人

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录

古代的君王必定有史官，君主的举动就记录下来，用来谨慎言行，彰显法度。诸侯也有国史，《春秋》就是鲁国的史记。孔子应聘未被任用，从卫国返回，在西郊狩猎时捕获麒麟，哀伤其徒有虚名，于是与鲁国君子左丘明在太史氏处观览典籍，依据鲁国史记编写《春秋》。上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下阐明未来的法则，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编成十二位国君的经书，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言论各异，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从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本事而为之作传，表明夫子不凭空说经。《春秋》所贬损的人，是当时的君臣，他们的事实都体现在传文中，所以隐去其书而不宣扬，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等到末世口说流行，所以有公羊【名高，齐国人，子夏的弟子，从子夏那里受经】、谷梁【名赤，鲁国人，糜信说与秦孝公同时，七录说名淑，字元始，风俗通说子夏门人】、邹氏【王吉擅长邹氏《春秋》】、夹氏的传。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有目录没有书，所以不显于世【桓谭《新论》说：左氏传遭遇战国时期被隐藏，后来一百多年，鲁人谷梁赤作《春秋》，残缺简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依据经文作传，更加失去本事】。汉朝兴起，齐人胡母氏【字子都，景帝时为博士，年老归家教导于齐，齐地讲《春秋》的人尊崇侍奉他，公孙弘也颇受其教】、赵人董仲舒【官至江都、胶西相】都研究公羊《春秋》。兰陵褚大【梁相】、东平嬴公【谏大夫】、广川段仲温、吕步舒【步舒丞相长史】都是董仲舒的弟子。嬴公坚守学问不失师法，传授给东海孟卿及鲁睦弘【字孟符，节令】。弘传授给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为博士，至左冯翊太子太傅】及颜安乐【字翁孙，鲁国薛人也，孟卿姐姐的儿子，为齐郡太守丞】。由此公羊有严、颜之学。○弟子一百多人，常说：“《春秋》的意思在这两个人身上了。”彭祖传授给琅邪王中【少府，家世传业】。中传授给同郡公孙文【东平太傅，徒众甚盛】及东门云【荆州刺史】。安乐传授给淮阳泠丰【字次君，菑川太守】及淄川任翁【少府】。丰传授给大司徒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封扶德侯】及琅邪左咸【郡守。九卿徒众甚盛】。起初贡禹【字少翁，琅邪人，御史大夫】侍奉嬴公而成于睦弘，传授给颍川堂谿惠，惠传授给泰山冥都【丞相史】。又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太子太傅】侍奉孟卿，传授给琅邪筦路。筦路及冥都又侍奉颜安乐，路传授给大司农孙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瑕丘江公向鲁申公学习谷梁《春秋》及《诗》，武帝时为博士【传子至孙皆为博士】。让他与董仲舒辩论，江公不善言辞，而丞相公孙弘本是公羊学，比较辑录其义理，最终采用董生的说法。于是皇上因此尊崇公羊家，诏令太子学习。卫太子又私下询问谷梁而认为它好，其后逐渐衰微，只有鲁人荣广【字王孙】、皓星公两人学习。荣广尽能传授其《诗》《春秋》。蔡千秋【字少君，谏大夫，郎中户将】、梁周庆【字幼君】、丁姓【字子孙，至中山太傅】都从荣广学习。千秋又侍奉皓星公，为学最笃实。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于是召千秋与公羊家一起讲说，皇上认为谷梁说得好。后又选拔郎官十人从千秋学习。恰逢千秋病死，征召江公孙为博士，诏令刘向学习谷梁，想让他辅助。江博士又死了，于是征召周庆、丁姓待诏，让他们最终传授十人，十余年都明习。于是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议，平定公羊谷梁同异【当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一并辩论】。望之等多从谷梁，由此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传授给楚人申章昌曼君【为博士至长沙太傅】。起初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议郎谏大夫长乐户将】侍奉蔡千秋，又学习左氏传，取其变理相合者以为章句，传授给子咸【大司农】及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丞相封侯】、房凤【字子元，琅邪不其人，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青州牧】。起初江博士传授

译胡常，胡常曾教授梁萧秉（字君房）。王莽时期，胡常担任讲学大夫。

译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卫人吴起【魏文侯的相国】，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起，吴起传授给楚人铎椒【楚太傅】，铎椒传授给赵人虞卿【赵相】，虞卿传授给同郡的荀卿名况，荀况传授给武威人张苍【汉丞相北平侯】，张苍传授给洛阳人贾谊【长沙梁王太傅】，贾谊传授给他的孙子贾嘉，贾嘉传授给赵人贯公【《汉书》记载贾谊将《左氏》传授给贯公，贯公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贯公传授给他的幼子长卿【荡阴令】，长卿传授给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后迁居杜陵】以及侍御史张禹【字长子，清河人】。张禹多次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谈论《左氏》，萧望之认为很好，推荐张禹被征召待诏，还没来得及询问，恰逢张禹病死。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授给他的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人贾逵【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贾逵传授给苍梧人陈钦【字子佚，以《左氏》传授给王莽，官至将军】。《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以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都修习《春秋左氏传》。”起初刘歆【字子骏，刘向之子，王莽时的国师】从尹咸和翟方进那里学习《左氏》【哀帝时，刘歆与房凤、王龚想要立《左氏》为学官之师，因杜钦所奏而未果，平帝时才得以确立】。从此谈论《左氏》的人以贾逵、刘歆为根本，刘歆传授给扶风人贾徽【字元伯，后汉颍阴令，作《春秋条例》二十一卷】，贾徽传授给他的儿子贾逵，贾逵受诏列举《公羊》、《谷梁》不如《左氏》的四十件事，上奏朝廷，名为《左氏长义》，章帝认为很好。贾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作三家同异之说，京兆尹延笃【字叔坚，南阳人】从贾逵的孙子贾伯升那里学习《左氏》，因而为之作注，汝南人彭汪【字仲博】记录先师的奇说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风人】、魏司徒王朗【字景兴，王肃之父】、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征士敦煌人周生烈都注解《左氏传》，梓潼人李仲钦著《左氏指归》，陈郡人颖容【字子严，后汉公车征召不就】作《春秋条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后汉谏大夫】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砭《膏肓》，攻破《墨守》，起用《废疾》。从此《左氏》大行其道。汉朝初年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谷梁》博士，平帝才立《左氏》博士。后汉建武年间，以魏郡人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中固执己见的人多次在朝廷争辩。等到李封死后，就不再补任。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左氏》，于是立于学官，仍然流行于世，至今于是盛行。《公羊》《谷梁》二传逐渐衰微【东晋中兴时，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立二传博士，诏书允许立《公羊》，说《谷梁》肤浅不足以立博士，因王敦作乱最终没有确立】。《左氏》现在采用杜预注，《公羊》采用何休注，《谷梁》采用范宁注【二传近代无人讲解，恐怕其学问于是断绝，所以为之注音以昭示将来】。

士燮注《春秋经》十一卷【字彦威，苍梧人，吴卫将军，龙编侯】，贾逵《左氏解诂》三十卷，服虔《解谊》三十卷，王肃注三十卷，董遇章句三十卷，杜预《经传集解》三十卷【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当阳穆侯】，孙毓注二十八卷，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四十篇，服虔音一卷，魏高贵乡公音三卷【曹髦，字士彦，魏废帝】，嵇康音三卷【字叔夜，谯国人，晋中散大夫】，杜预音三卷，李轨音三卷，荀讷音四卷【字世言，新蔡人，东晋尚书左民郎】，徐邈音三卷。以上《左氏》。梁东宫学士沈文阿撰《春秋义疏》缺下袟，陈东宫学士王元规续成之，王元规又撰《春秋音》。

何休注《公羊》十二卷，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门子，河东人，东晋散骑常侍，辰阳伯】，高龙注十二卷【字文范，阳人，东晋河南太守】，孔衍集解十四卷【字舒元，鲁人，东晋广陵相】，李轨音一卷，江淳音一卷。以上《公羊》。

尹更始《谷梁》章句十五卷，唐固注十二卷【字下人，吴尚书仆射】，糜信注十二卷【字南山，东海人，魏乐平太守】，孔衍集解十四卷，徐邈注十二卷，徐干注十三卷【字文祚，东莞人，东晋给事中】，范宁集注十二卷，段肃注十二卷【不详何人】，胡讷集解十卷。以上《谷梁》。

春秋三传注解传述人

<经部,春秋类,春秋左传注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〇注疏卷一【起〇公元年尽二年】

晋杜氏注，唐陆徳明音义

译孔颖达疏。〇公疏【正义说：《鲁世家》记载，〇公名叫息姑，是伯禽的第七代孙，惠公之子，声子所生。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谥法规定：违背正道、未能成就大业称为〇。这是，〇〇在豕韦】

译〇》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注解说：“说‘元妃’，是表明她是最初的正妻夫人。”子宋姓。音义【惠公名弗皇。《谥法》说：爱护百姓、喜好施予叫做‘惠’。他的儿子是〇公，是让位的君主。‘元’字读芳非反。《传》说：美好的配偶叫做‘妃’。‘适’字原本又写作‘嫡’，读音同‘丁歴反’】疏【正义说：惠公名弗皇，是孝公的儿子。《谥法》说：爱护百姓、喜好施予叫做‘惠’。《释诂》说：‘元’是开始，‘妃’是配偶。所谓‘始匹’，是说以前未曾娶妻，而这个人开始成为配偶，所以注解说：‘说元妃，是表明她是最初的正妻夫人。’‘妃’这个名称通用于正妻和妾，所以《传》说：‘陈哀公的原配夫人郑姬，生了悼太子偃师；二妃生了公子留；下妃生了公子胜。’‘元’是开始，也是长幼中的长。‘元’这个字同时包含‘始’和‘适’两重含义，所以说‘最初的正妻夫人’。然而有是开始却不是正妻的，像孟任之类就是这样；也有是正妻却不是开始的，像哀姜之类就是这样。‘妃’是匹配配偶的意思，并没有尊卑的区别。至于尊卑的不同称呼，就是《曲礼》所说的：‘天子的配偶叫后，诸侯的配偶叫夫人，大夫的配偶叫孺人，士的配偶叫妇人，平民的配偶叫妻。’就是这样。郑玄认为‘后’的意思是后，大概是主持内务，在丈夫之后；‘夫’的意思是扶，是说能辅助成就君主的德行；‘孺’的意思是属，是说其系属于人；‘妇’的意思是服，是说其服侍于人；‘妻’的意思是齐，是说与丈夫平等。平民地位低下，体现其平等。以上是根据爵位的尊卑来设立不同的称号，其实都是匹配丈夫，通称为妃。《少牢馈食礼》说：‘用某妃配某氏。’这是大夫的妻子也称妃。孟、仲、叔、季，是兄弟姊妹长幼的区别字。孟、伯都是长的意思。《礼纬》说：‘庶出的长子称孟。’那么正妻所生的长子称伯，妾所生的孩子比正妻的孩子年长则称为孟，用来区别正庶。所以杜预注《文公十五年》及《释例》都说：‘庆父是庶出的长子，所以有时称孟氏。’沈氏也是这样。查《传》：赵庄子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么赵武是正妻的儿子，而赵武称赵孟。荀偃去世时，士匄请求继位说：‘郑甥可以。’那么荀吴是妾的儿子，而荀吴称知伯。难道知氏常常是正妻而称伯，赵氏常常是庶出而称孟吗？大概是因为赵氏是赵盾的后代，赵盾是庶出的长子，所以子孙常常用孟来称呼，与庆父相同。由此推论，知氏是荀首的后代，《传》说中行伯的幼弟，那么都是正妻的儿子。但林父、荀首都得以立家，所以荀首的子孙也跟随正妻长子称伯。或许春秋之时不能完全合乎礼制，孟、伯的字没有正庶的区别，大概是从心所欲而自称罢了。契子姓宋，是殷商的后代，所以子为宋姓。妇人用字配合姓，所以称孟子】孟子去世，注说不称薨，是不成丧礼。没有谥号，因为先于丈夫去世，不能跟随丈夫的谥号。音义【谥，实至反】疏【注正义说：鲁国的夫人都称薨，并举谥号。这里唯独没有谥号，是因为先于国君去世，所以特别解释。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传》说不成丧礼，就知道这里不称薨，也是不成丧礼。查《传》例，不赴告就不称薨。那么这里说不成丧礼，正是说不赴告于诸侯。《周礼》，小史卿大夫的丧事赐谥，读诔止。赐卿大夫，不赐妇人。那么妇人按法不当有谥号，所以称号应当系于丈夫。《释例》说：谥号兴起于周朝初年，王变质从文，于是有避讳。《传》说：周人用避讳事奉神灵，名字终将避讳，所以用谥号代替。末世滋长蔓延，降及平民，甚至妇人。妇人无外在的礼仪行为，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其所属，《诗》称庄姜、宣姜，就是这个意思。是说妇人按法无谥号，所以取丈夫的谥号冠于姓之上。活着用丈夫的国名冠之，韩姞、秦姬就是这样。死了用丈夫的谥号冠之，庄姜、定姒就是这样。直接看到此人是某公的妻子，所以跟随丈夫的谥号。这谥号不是妇人的德行。丈夫的谥号已定，妻子就跟随称呼。先于丈夫而死，那么丈夫还没有谥号，或者随宜称字，所以说无谥号。是说妇人按法无谥号。先于丈夫死不能跟随丈夫的谥号，解释其不称惠的原因。这是说其正法。至于末世滋长蔓延，就为之作谥号。景王未崩，妻称穆后，像这类，都不合礼。重言孟子者，服虔说嫌与惠公俱卒，所以重言。下仲子亦然】继室声子生了隐公。注说：声是谥号。大概是孟子的侄娣。诸侯初次娶妻，则同姓的国家以侄娣陪嫁。原配夫人死，则次妃摄理内务，还不得称夫人，所以叫继室。音义【侄，直结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夫计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证反，又绳证反】疏【注正义说：《谥法》说不生其国曰声，所以声是谥号。襄公二十三年《传》称：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那么侄与娣都能继室。这里既无明文，所以设疑辞说：大概是孟子的侄娣。成公八年《传》说：凡诸侯嫁女，同姓陪嫁，异姓则否。庄公十九年《公羊传》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陪嫁，以侄娣跟随。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

译聘娶九位女子。那么诸侯从三个国家娶妻，每个国家分别各有三位女子。这里说诸侯初次娶妻时，同姓的国家用侄女和妹妹作为陪嫁，是想说明陪嫁的人也有侄女和妹妹，只是行文上省略罢了。实际上夫人与陪嫁的女子都有侄女和妹妹，但声子或许是孟子，侄女和妹妹或许是同姓国家用来陪嫁的人，因为侄女和妹妹的身份难以明确，所以杜预在两种解释的开头说“孟子的侄女和妹妹”，又说“同姓国家用侄女和妹妹陪嫁”，这是正确的。因此《释例》说：“古代诸侯娶妻，正夫人以及左右两位陪嫁女子，各自都有侄女和妹妹，都来自同姓国家，每个国家三人，总共九位女子。参预骨肉至亲，是为了平息阴私的争讼。阴私的争讼平息，是为了广继子嗣，这就是其中的道理。”然而宋国的同姓国家，依据《世本》，子姓在殷商时期就存在，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萧等国，但《春秋》没有记载这些国家，不知道宋国的同姓国家具体是哪些。《释言》说：“媵，就是送。意思是妾送正妻出嫁，所以夫人的侄女和妹妹也称媵。”经传的说法，诸侯只有继室的记载，都没有重娶的礼仪，所以知道元妃死后，就由次妃代理治理内务。次妃指的是侄女、妹妹以及陪嫁诸妾中最尊贵的人。《释例》说：“夫人去世不再聘娶，必定由侄女、妹妹或陪嫁女子继任为室。”这是说夫人的侄女、妹妹以及两位陪嫁女子都可以继任为室。正妻与庶妾交相争夺，是最大的祸患，礼制之所以要区别嫌疑、澄清疑惑，防微杜渐，所以虽然代理治理内务，仍然不能称为夫人，又不同于其他妾室，所以称为继室。妻居住在丈夫的居室，所以书传通称妻为室，意思是继续元妃在丈夫居室中的地位。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生来手上就有纹路，写着：“做鲁国的夫人。”所以仲子嫁给了我。注：“妇人出嫁称为归，因为手上的纹路自然形成文字，好像天命所使，所以嫁到鲁国。”音义【妇人出嫁称为归，有的版本没有“曰”字，这里依据《公羊传》】疏【正义说：宋国是公爵，谱系说：宋国是子姓，其祖先契辅佐唐尧虞舜担任司徒，封于商，成汤受命，拥有天下。等到纣王无道，周武王灭了他，而封他的儿子武庚来继承殷商的祭祀。武庚作乱，周公讨伐并诛杀了他，改封纣王的哥哥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为宋公，建都商丘，就是现在的梁国睢阳县。微子去世，他的弟弟微仲继位。穆公七年，是鲁隐公元年。景公三十六年，是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获麟的那一年。昭公获得鲁国的那一年，是《春秋》传文终结的时候。其后五代一百七十年，齐、魏、楚共同灭掉了宋国。依据《宋世家》：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位君主，兄弟相继的有两人。武公是微仲的九世孙。谥法：能够平定祸乱称为武。注：正义说：妇人出嫁称为归。这是《隐公二年公羊传》的文字。因为手上的纹路自然形成文字，好像天命所使，让她做鲁国的夫人，所以嫁到鲁国。成季、唐叔手上也有纹路，分别写着“友”、“虞”、“下”，不说为此，而传文说做鲁夫人，是因为宋国女子而做他国的妻子，所以传文加上“为”字，以示区别，不是因为手纹中有“为”字，所以鲁夫人上面有“为”字。仲子手上有这个纹路，自然形成文字，似乎天命所使，所以说好像天命。隶书起源于秦末，手纹必定不是隶书。石经古文，虞写作□，鲁写作〇，手纹或许类似这样，那“友”和“夫人”也应当有类似的字形。传文重复说仲子出生，是详细叙述，与上面重复说孟子去世，意义相同。旧说认为：如果像《河图》、《洛书》，是天神言语，才是真正的天命。这里虽然手上有纹路，但没有灵验，又不是梦见上天，所以说好像天命】生下桓公而惠公去世。注：意思是嫁到鲁国后生了男孩，惠公不是在桓公出生的那一年去世的。疏【注：正义说：杜预知道不是在桓公出生的那一年去世，是因为元年传文说：惠公去世时，有宋国的大夫，太子年幼，所以有“阙少”的说法，这是未成年人的称呼，不是刚出生的称呼。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亲临，让桓公做丧主。如果是在出生那年去世，那么才两岁，不能做丧主。又羽父弑杀隐公与桓公同谋，如果年龄只有十二岁，也不能定下弑君的阴谋。由此知道桓公的出生，不是在惠公去世的那一年。年龄的长短道理没有不同。杜预说这个，是为了说明庆父是庄公的庶兄，所以明确说出这个来作为伏笔。《释例》说：现在推究传文的注释，下面羽父弑杀隐公，都向桓公咨询谋划，那么桓公已经成年了。传文说：生下桓公而惠公去世，指明仲子只有这个儿子，不是说生在去世的那一年。桓公已经成年而弑杀隐公，即位后才娶齐国女子，自然应该有长庶，所以氏称为孟，这是杜预作为伏笔的意思】所以隐公即位而奉养他。注：隐公是继室之子，应当继承君位，因为祥瑞的缘故，追成父亲的意志，因为桓公尚且年幼，所以立为太子，率领国人奉养他。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音义【祯音贞，为于伪反，少诗照反，大音泰，旧泰字都写作大，后来大字都放。此为经于伪反后，凡为经为传张本起本的例子，都放此更不音】疏【注正义说：继室虽然不是夫人，但比诸妾尊贵，惠公不立太子，母亲尊贵就应当做君主，隐公应当继承父亲的君位，正因为祥瑞的缘故，仲子手上有夫人的纹路，她的父亲喜爱她，有以仲子为夫人

译（隐公）怀着这样的意图，所以追遂父亲的遗志，将君位让给桓公。只是因为桓公年幼，难以承担众多危难，因此立桓公为太子，率领国人来侍奉他。隐公自己暂且代理君位，等待桓公年长，所以在岁首不立即正式即位，而在元年之前预先发表这番话，是因为《春秋》经文不记载“公即位”，《左传》这是在经文之前开始叙述此事。凡是称为“传”的，都是为了阐释经文，只有文公五年霍伯、臼季等人去世，杜预注解说这是为六年“搜于夷”作传，是因为“搜于夷”与此处文意紧接着，所以不能说这是铺垫下文。有的说“张本”，有的说“起本”，有的说“起检”，其上下文意思相同而文字不同，怀疑是杜预随意而言。郑众认为隐公代理即位为君，侍奉桓公为太子，但《左传》说“立而奉之”，是先立后奉。如果隐公先即位，然后才侍奉桓公，那么隐公即位时就没有太子，隐公作为君主又代理什么呢？如果先侍奉太子，然后才代理即位，就不能说“立而奉之”，这是郑众的错误。贾逵认为隐公立桓公为太子，侍奉他作为君主，隐公虽然没有正式即位，但称公改元，向臣子发布号令，在宗庙朝正，说立桓公为太子是可以的，哪里在于侍奉他作为君主呢？这是贾逵的荒谬。襄公二十五年齐景公即位，《左传》说崔杼立他并辅佐他，由此可知“立而奉之”，是说立为太子，率领国人侍奉他，正是说侍奉他作为太子。元年的《左传》说：“太子年幼”，这是立为太子的文辞。太子，是父亲在世时的称呼，现在惠公已经去世，却说立为太子，是因为他尚不能胜任君主，仍然处于太子的位置。《礼记·曾子问》说：“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这是君主去世后，仍然可以称为太子。

译隐公元年，春季，周历正月。

注：这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也是周王的正月。凡是君主即位，希望他体现“元”（始）的道理而居于“正”位，所以不写“一年一月”。隐公虽然没有正式即位，但代理行使君主的职权，所以也朝拜宗庙、告祭朔日。告朔朝正的体例在襄公二十九年，即位的体例在隐公、庄公、闵公、僖公的元年。

音义【朝，音直遥，以下同】

疏【正义说：这里的“经”字以及下面的“传”字，也是杜预所加，用来区分经文和传文并附于年份之下。如果没有“经”字，怎么区分传文？没有“传”字，怎么区别经文？又《公羊传》《谷梁传》这两部传在年份上面都没有“经”“传”字样，所以知道这是杜预所加的。《尔雅·释诂》说：“元，始也；正，长也。”这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所以称为元年；这是这一年中第一个月，所以称为正月。说“王正月”，是因为王者革除前代，统治天下，必定要改正朔，改变服色，以改变人们的视听。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三代制度不同，正朔也不一样。所以《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崇尚黑色，殷人崇尚白色，周人崇尚红色。”郑康成依据纬书，认为正朔每三次就改变一次，自古以来都是相互变更的。如孔安国认为自古以来都用建寅之月为正月，只有殷朝革除夏朝命时才用建丑之月，周朝革除殷朝命时才用建子之月。杜预没有明确的说法，不知道他遵循的是哪一种。正朔是当时周王所确立的，所以用“王”字冠于其上，表示这是当今周王的正月。“王”字不在“春”字上面的原因是，月份改变了，春季也就随之移动，春季不是周王所改变的，所以“王”字不排在“春”字前面。“王”字必须连着月份，所以“王”字处在“春”字下面。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那么周朝的二月、三月都是前代的正月。所以在春季每个月都书写“王”字：“王二月”，意思是说这是我王的二月，却是殷朝的正月；“王三月”，意思是说这是我王的三月，却是夏朝的正月。既然有正朔的不同，所以每个月都称“王”来加以区别。何休说：“二月、三月都有‘王’字，二月是殷朝的正月；三月是夏朝的正月。王者保留前两代王的后裔，让他们统承其正朔，穿其服色，行其礼乐，以此来尊崇先圣，这是通晓三统师法之义，恭敬谦让的礼服防也说：孔子作《春秋》，在春季每个月都书写‘王’字，以统承三王的正朔。他的意思是‘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的王，即大禹、成汤，作为周室的臣民，尊崇夏、殷的旧主，每个月书写‘王’字，敬奉前代，衡量人情，未见其可取。杞、宋两国作为前两代王的后裔，各自奉行自己祖先的正朔。宋国不行夏正，杞国不行殷正，却让天下诸侯普遍看待这两代，考察典籍未曾听说。杞宋不奉行周正，周人却全都尊崇夏殷，这就是重视过去而忽视当今，尊崇两国而怠慢当今君主，这种颠倒，不也太严重了吗？况且经文所说的‘王二月’、‘王三月’，如果是夏殷的王，应当各自都称正月，为什么称‘王二月’、‘王三月’呢？称为二月三月，其王必定是周王，怎么能认为是夏殷的王呢？如果像《公羊传》所说，《春秋》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那么杞国就不是王的后裔，夏朝无可尊崇，又通晓夏正，为什么呢？只是春季的三个月，不一定每个月都有大事，如果年初已经有了‘王正月’，那么二月就不再书写‘王’；如果已经有了‘王二月’，那么三月就不再书写‘王’，因为上个月已经是这个王的月份，那么下个月自然可知，所以每年春季只说一次‘王’。《春秋》的体例，整年没有大事，才书写第一个月来记录时间，这里二月有防盟之事，就不能空写第一个月。正月没有大事而书写第一个月，是因为君主在年初第一个月必定朝拜宗庙、告祭朔日，借此确立君主的地位，以继承臣子之心，所以君主的元年必定书写为‘元年春王正月’，这是公即位，史官记载的正法。隐公代理行使君主的职权，虽然没有正式即位，但也改元朝庙，与人民共同开始新的一年，不同于往常的正月，所以史官特意记载此事，显示这个月隐公应当即位而自己却没有即位。庄公、闵公、僖公的元年都书写‘春王正月’，与此相同。定公元年不书写正月，是因为正月之时，定公尚未立即位，他在六月才即位，岁首未能朝正，定公即位的情况另见于下文，正月没有什么可见的，所以不书写。然而定公在六月即位，即位才可以改元，正月已经称为元年，在未改元的日子必定沿用前君的年号，改元之后才以元年纪事，等到史官确定策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年号，不能上半年从前君，下半年从后君，虽然不是年初，也统属于这一年，所以入年即称元年。《释例》说：‘癸亥，公的灵柩从干侯回来；戊辰，公即位。灵柩在外，过了一年才回来，所以趁着五日改殡的时节，国史用元年即位的礼仪，因此把这一年作为元年。’古法既然如此，所以汉、魏以来，虽然秋冬改元，史官在春夏就以元年冠之，这是有因于古法。受命的王者，必定改正朔；继世的王者，奉行并执行它，每年颁布给诸侯，诸侯接受王的正朔，所以说‘春王正月’，王就是当时的王，《序》说所书写的王就是平王，就是这件事。《公羊传》说：‘王者是指谁？’是指文王，开始改正朔，这是文王所做的，颁布给诸侯，不再是文王的历法，接受当今王的历法，称文王的正朔，不符合义理。

译注疏正义说：传文说“王周正月”，因此知道这是周天子的正月。解说《公羊传》的人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王是受命的开始，正月是政教的开始，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指的就是这五件事。杜预对于《左传》的义理，虽然文中没有这样的话，但“五始”的道理，对杜预的解释也没有妨害。这不是《左传》褒贬的要旨，自然是史官记事的体例，所以晋、宋等史书都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就是这样。元年正月，实际上就是一年一月，却另外立名，所以鲜之（注：此处疑为“鲜于”或特定人名，依原文直译）说：“凡是君主即位，希望他体现‘元’的道理而居于正道，所以不说一年一月。”说希望他体现‘元’的道理而居于正道，是因为“元正”实在是开始、为首的义理，但借这个名字来推广其义。“元”是气的根本，善的首领。君主掌握根本，统领万物，希望他与“元”同体，所以年称为元年。“正”是正直方正之间的用语，行为正直，义理方正。君主应当秉持正直之心，依靠大义，希望他常居正道，所以月称为正。因为这是君主的开始，年岁的开始，月份的开始，所以特别借用这些名称来显示义理，其余的都直接按数字称呼，不再更改。《尚书》说“月正元日”，意思与此相同。又解释无事而记载“正月”的用意，隐公虽然没有正式即位，但摄行君主之事，并且朝见宗庙、告朔，改元布政，所以记载首年首月，以表明他应当即位而没有正式即位。天子分封诸侯，割裂土地，分给他们臣民，使他们专门拥有，所以诸侯在其封地内各自可以改元。传说郑国的事，说僖公元年朝见晋国，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这是诸侯都改元，不只是鲁国。刘轨（注：刘〇应为刘轨）为了规劝杜预的错误说：“元正只取开始、为首的义理，不为了体现‘元’而居于正道。”解释杜预说：“希望他体现‘元’而居于正道，是说君主体现元的首领地位而居于正位，不希望在下位的人陵夺上位，不终是刘轨妄解杜预的意思。”不认为体现其元善而居于正道，以此规劝杜预，其道理是不对的。刘轨又驳难何休说：“只有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寄托新王受命于鲁，所以借此记录即位。”如果这样，新王受命，正朔必定更改，那么鲁国得以称元，也应该更改其正朔，却仍然使用周正，为什么呢？既然寄托王于鲁，那就是不侍奉文王，仍然奉行周王的正朔，为什么呢？诸侯改元，自然是常法，却说寄托王改元，这是妄说。解说《公羊传》的人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王，是受命的开始；正月，是政教的开始；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春秋纬》说：“黄帝坐在扈阁，凤凰衔书送到帝前，其中得到五始的文字。”指这五件事，何休又说：“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政事没有比端正开始更重要的，所以《春秋》用元的气端正天的开端，用天的开端端正王的政教，用王的政教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端正境内的治理。诸侯不上奉王的政教，就不能即位，所以先说正月，而后说即位。政教不由王出，就不能为政，所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王者不奉天来制定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天不深正其元，就不能成就其教化，所以先说元，而后说春。”五者同日并见，相互依存构成整体，不是简单的辞藻排列。何休自己说：“诸侯不得改元，那么元，是王的元年，不是公的元年。公即位不在王的元年，怎么能同日并见，共同构成整体呢？”就以此寄托王于鲁史改元，元既然为鲁所改，那么政教不由王出，怎么能用王的政教端正诸侯？元尊贵而王卑微，年大而月小，年有元改而无忌，王立政必定说需要奉舍大而事其细，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定不可行。圣人有作，难道会这样吗？黄帝制作五始，是为天子立法吗？是为诸侯立法吗？诸侯不得改元，必定不是为诸侯立法。如果不是为诸侯立法，怎么会有公即位呢？没有公即位，就缺少一始，怎么能称为五始呢？如果是为天子立法，就不能说王正月、王即位。何休说：“用王的政教端正诸侯的即位。”然而王者难道又用己之政教端正己之即位吗？不通。如果这样怎么实行呢？“解说《左传》的人，有的取此作为说法，这是追逐狂人向东跑啊。”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公元年的传文，都说不记载即位的缘由，所以指此为例。隐公不行即位，又谦卑不告至，而在岁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如果不行即位，又不朝正，那就与臣子没有区别，不能成为君主，所以告朔、朝庙。

译三月，鲁隐公与邾国的仪父在蔑地结盟。注：附庸国的君主没有接受周王的正式册命，按惯例应称其名。但他能主动与大国有交往，延续友好关系、平息战事，所以史书用字来尊称他，并将字冠于名之前。这一体例见于庄公五年。邾国，即今鲁国邹县。蔑，即姑蔑，是鲁国的地方。鲁国卞县以南有姑城。音义：父，音甫，是邾国国君的字。凡人的名和字都遵循这种规律。蔑，音亡结反。好，音呼报反。邹，音侧留反。卞，音皮彦反。有的版本“卞”写作“弁”。疏：正义说：公，指隐公。及，意为与。与那位字为仪父的邾国国君在蔑地结盟。谱记载：邾国，曹姓，是颛顼的后代。六终产有六个儿子，其中第五个儿子叫安，邾国就是安的后代。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居住在邾，即今鲁国邹县。从安到仪父共十二代，才开始见于《春秋》。齐桓公称霸时，仪父依附顺从，进爵称子。文公时迁都到绎。桓公以后，《春秋》记载八代之后被楚国所灭。诸侯都接受周王的册命，各自拥有疆土，向上侍奉天子，横向交往邻国。如果天子不信任诸侯，诸侯之间也不互相信任，就用盟誓来约束他们。凡是盟誓的礼仪，要宰杀牲畜、歃血为盟，向神明祷告发誓，如果有违背誓言的人，希望神明降下灾祸，让他像这牺牲一样。《曲礼》说：约定信用叫誓，临着牲畜叫盟。《周礼》天官玉府的职掌说：如果会合诸侯，就提供珠槃和玉敦。夏官戎右的职掌说：盟誓时就用玉敦开启盟书并役使众人，协助割取牛耳和桃茢。秋官司盟的职掌说：掌管盟誓记载的法度，说：邦国之间有疑惑或会合时，就掌管盟约的记载及其礼仪意义，面向北方昭告神明。郑玄认为槃和敦都是器物的名称，用珠玉作为装饰。会合诸侯时必定割取牛耳，取其血来歃血为盟，用敦来盛血，用槃来盛耳。将要歃血时，戎右拿着这些器物，为众人陈列盟辞，使大家的心意都开阔明白。司盟的官员于是面向北方宣读盟书来告曰：“日月山川之神”。告祭之后，就按尊卑次序歃血。戎右传递盛血的玉敦给应当歃血的人，让他含血入口。歃血之后，就挖坑埋入牺牲，把盟书放在上面掩埋。这就是天子会合诸侯、使诸侯聚盟的礼仪。凡是天子的盟誓，诸侯每十二年要在方岳之下举行，所以传文说再次会合就盟誓，以彰显昭明。如果君王不巡视守土，以及诸侯有事朝见君王，即时相见叫会，定期相见叫同，也举行盟誓的礼仪。盟誓的仪法按照觐礼筑坛，高十二寻，深四尺，在上面放置方明。方明，是木头做的，边长四尺，设置六种玉器，上面是圭，下面是璧，南方是璋，西方是琥，北方是璜，东方是圭。在坛上朝见诸侯完毕，就把方明加在坛上祭祀，排列诸侯在庭院中，玉府提供珠槃玉敦，戎右用玉敦开启盟誓，役使众人，协助割取牛耳，桃茢司盟，面向北方昭告神明，诸侯依次歃血。郑玄注《觐礼》说：“君王盟誓其神主为日，王官之长盟誓其神主为月，诸侯盟誓其神主为山川。”这是盟誓礼仪的大略。如果是诸侯之间的盟誓，也有坛，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柯地的盟誓，《公羊传》称曹子用手剑在坛上劫持桓公就是例证。盟誓的神灵则没有固定的限制，所以襄公十一年的传文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就是例证。盟誓使用牛作为牺牲，所以襄公二十六年的传文说歃血用牲，又哀公十七年的传文说诸侯盟誓谁执牛耳就是例证。杀牛必定取血和耳，用手拿着玉敦的血送入口中，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定公八年涉佗击打卫侯的手和手腕，又襄公九年的传文说与大国有盟，口血未干就是例证。盟誓之后，牺牲及剩余的血以及盟载之书，加在牺牲上面，挖坑掩埋，所以僖公二十五年的传文说夜间挖坑埋血加书就是例证。春秋时代，不经过天子的命令，诸侯互相结盟，则由大国制定言辞，小国承担事务，官职虽然略有不同，礼仪则大体相同，所以《释例》说：“盟誓者，杀牲载书，大国制定言辞，小国承担事务，用珠槃玉敦来供奉流血并一同歃血，这就是事务。”盟载的言辞，传文中多有记载。此时隐公寻求与邾国友好，邾国国君来到蔑地，隐公出来与他结盟，史书记录鲁国的事以公为主，说“公及”，“及”字，是说从此及彼，依据鲁国来行文。桓公十七年，隐公会合邾仪父在趡地结盟，那里说会，这里说及，是因为那里举行了会礼，这里没有举行会礼的缘故。所以刘炫说：“策书的体例，先会合后盟誓的，上面说会，下面说盟，只有盟誓不会合的，直接说‘及’，这是因为没有举行会礼所以说‘及’。”或许史官用词不同，并非先会合后盟誓才称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文公七年，隐公会合诸侯和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传文说“公后至”，那就是没有赶上会合而经文称会，所以知道盟誓称会的不一定先行会礼。注正义说：“传文说未受王命，知道是附庸。”庄公五年郳犂来来朝见，传文说“未受王命”，解释称名的原因，就知道附庸国的君主按惯例称名。《礼记·王制》说：“不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的叫附庸。”郑玄说：“不朝见谓不朝会。”小城叫附庸，附庸者以其国依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达。这是说附庸的意义。《王制》又说：“天子的元士视附庸”，那么附庸的贵贱与天子的元士相同。其礼仪则是四命，

译智者认为，天子的大夫相当于子男爵位，卿相当于伯爵位，三公相当于公侯爵位，他们所对应的爵位都比实际高出一命。由此可知，附庸比元士高一命。又见诸侯世子尚未受命时，手持皮帛，其地位相当于小国之君；公的孤卿有四命，也手持皮帛；附庸也手持皮帛，所以知道附庸也是四命。既然如此，天子的大夫四命时称字，而附庸却称名，这是因为他们是王朝的臣子，特别尊崇他们所以称字。《释例》说：“名比字更庄重，所以在君父面前自称名，朋友交往时自称字。”因此《春秋》的义理是，贬责时书写其名，斥责其所重视的；褒扬时显扬其字，避开所忌讳的。那么，本该称字却称名，就是贬斥；本该称名却称字，就是尊贵。所以宰咺被书名以贬斥他，仪父被书字以尊贵他。传文只说尊贵他，没有说明尊贵的缘由。贾逵、服虔认为，仪父嘉许隐公有至孝谦让的道义，并与他结好，所以尊贵他而称其字。他们赞赏隐公慕贤说让，这是不对的。查考传文说：“隐公摄政而想与邾国结好”，这是隐公先求邾国，并非邾国先仰慕隐公，还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经文写“仪父”，这是新的意旨。孔子认为事情有可取之处，才得以书字，这是赞赏他，并不是依据鲁国的意图来褒贬，怎么能因为邾国慕贤就足以尊贵他呢？又桓公十七年，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桓公不贤也不谦让，那经文也书“仪父”，所以知道“尊贵他”的说法并不是因为慕贤说让。附庸不能自行通好，不参与盟会，现在能自行通好，大国延续友好、休养生息，所以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尊贵他并书字。不尊贵他来朝见，而尊贵他结盟，是因为朝见大国是附庸的常道，结盟交好不是附庸所能做到的，所以结盟就尊贵他，朝见则遵循常法。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注：不称国家讨伐，而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这说明郑伯虽然失于教化，但段也凶恶悖逆。以君讨臣，却用了两君交战的体例，是因为段强大杰出，占据大邑以对抗国家，所谓战胜杰出者称为“克”。国家讨伐的体例在庄公二十二年，战胜杰出者的体例在庄公十一年，同母弟的体例在宣公十七年。郑国在荥阳苑陵县西南，鄢地即今颍川鄢陵县。音义【段，音徒乱反。郑伯弟名。鄢，音于晚反，又音于建反，又音于然反。弟，音悌，又如字。隽，音俊。杰，音桀。荥，音户扃反，本或作荧，非。苑，音于阮反，又音于元反】疏【正义曰：郑国伯爵，谱云郑为姬姓，是周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同母弟，桓公友的后代。宣王封友于郑，即今京兆郑县。等到幽王无道，友将百姓迁到虢、郐两地，虢、郐的国君分给他们土地，于是建国，即今河南新郑县。庄公二十二年，是鲁隐公的元年，也是声公二十年获麟之年。三十三年后，《春秋》传文终结。声公三十七年去世，自声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韩国灭郑。此郑伯即庄公，谥法说战胜敌人、克制强暴为庄。注：正义曰：国讨，是指称国或称人，称国称人，就表明其为贼。表示一国之人想要讨伐他。现在称郑伯，是指君主亲自杀弟。如果弟弟无罪，那么讥讽他失于兄长的教化，不肯早点为他做打算，于是养成了他的恶习，等到他作乱，就一定想杀他，所以称郑伯，以此归罪于郑伯。传例中同母弟称弟，段实为同母弟，因为他不行弟弟的本分，所以去掉“弟”字以归罪于段。两人都受谴责，表明兄长虽然失于教化，但段也凶恶悖逆。《释例》说：兄长害弟弟的称弟，以彰显兄长的罪；弟弟又害兄长则去掉“弟”字以归罪于弟弟自身。统论其义，兄弟二人互相杀害，各有曲直。保留“弟”字则显示兄长理亏。郑伯既失于教化，若依例保留“弟”字，则似乎善待段，所以特意去掉“弟”字，两方面都显现其义，这就是它的说法。襄公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佞夫，传曰：罪在王，则与郑伯同受讥讽，而佞夫不去掉“弟”字，是因为《释例》说：佞夫称弟，没听说他参与反谋。郑段去掉“弟”字，是因为他身为谋反首脑。那么佞夫不参与反谋，罪在王而不罪佞夫，所以称弟。传例中战败克取两国之文，段实为郑臣而言克段，所以申明传意以解释之。得隽曰克，庄公十一年，传例也。国讨例，在庄公二十二年者，彼经书“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实为君杀太子，而称“陈人”者，陈人厌恶其杀太子的名声，故不称君父，以国讨公子相告。传称“陈人杀其太子御寇”，以实言之，明经所书国讨之例也。彼无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传云“称郑伯，讥失教也”，言称是仲尼之变例也。称君为罪君，则知称人为国讨。序云“推变例以正褒贬”，即此类也。推以为例，故言例在彼年。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苑陵，新郑各自为县。晋世分河南而立荥阳，废新郑而入苑陵，故郑在苑陵西南也。又地理志：颍川郡有鄢陵县】

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注：宰是官名，咺是人名。咺赠送死者的财物没赶上尸体，吊唁生者没赶上哀痛之时，预先准备凶事，所以贬斥而称其名。这是天子大夫称字的体例。仲子是桓公的母亲，妇人无谥号，所以以字配姓。来，是自外而来的文辞；归，是不返回的辞令。音义【咺，音吁阮反；赗，音芳凤反】疏【正义曰：天王，即周平王。谱云：周是黄帝的后代，姬姓，后稷之后。后稷封于邰，等到夏朝衰落，后稷之子不窋失去官职，逃到西戎。到大王被狄人逼迫，离开邠地迁居岐山。文王受命，武王灭殷而拥有天下。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迁都王城，即今河南县。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的元年。敬王又迁都成周，即今洛阳。敬王三十九年，是获麟之年。四十三年后敬王去世。敬王之子元王九年，《春秋》传文终结。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周朝灭亡。《周本纪》载，武王至平王共十三王，兄弟相继者一人，即平王。武王十一世孙也。惠公去世在往年，次年仲子才去世，大概当时仲子有病。王听说她病了，以为她已经去世，所以派大宰大夫名咺的人来到鲁国，一并送来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赗，是助丧之物。文公五年注云：车马曰赗。《士丧礼·既夕》云：公赗纁束帛两马。士的制度只能驾两马，所以说赗两马。大夫以上都驾四马。此宰咺来送赗，大概用四马。《公羊传》曰：丧事有赗，赗大概是用马，用乘马和束帛。车马曰赗。《谷梁传》曰：乘马曰赗。都说宰咺用乘马来。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送两份赗，或是史官用词不同。大概二者各以乘

译马，不适宜用一匹驾车的马去助葬两个人。服虔说：“赗，是覆盖的意思。这是天王用来覆盖庇护臣子的。”按《士丧礼·既夕礼》的记载，兄弟所知道的都致送赗礼，并非只有君主致赗臣子。把“赗”解释为覆盖是可以的，但说覆盖庇护臣子就不对了。何休也说：“赗就是覆盖，大概是指覆盖死者罢了。”注：正义说：“传文用语舒缓，况且子氏还没有去世，所以称名。这是不该称名却称名的情况。贬斥时才称名，知道按例应该称字，所以说这是天子大夫称字的例子。传文中没有明确的例子，所以推演此例作为通例。”《周礼·天官》中，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都是大夫，不知道宰咺是哪一位宰。宰夫的职掌说：“凡是国家的吊唁事务，掌管其戒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用。”郑玄说：“吊唁事务，是吊唁诸侯及其臣子，币帛是用来助丧的。”既然掌管吊唁事务，或许就充任使者，这大概是宰夫。仲子只是惠公的妾室罢了，周王派使者去助葬她，是因为隐公立桓公为太子，使桓公的母亲成为夫人，周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派遣使者助葬惠公，顺便也就助葬了她。杜预说仲子，是桓公的母亲，正是看出这个意思，否则仲子是桓公的母亲，传文中已有明文，就不需要解释了。男子有谥号的，人君则配王、配公，大夫有的配子，有的配字，都不以字配姓；妇人按礼法没有谥号，所以以字配姓，是说其正法如此。《释例》说：“妇人没有在外行走的礼节，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表明所属。”这是说妇人不应有谥号，系于丈夫谥号的只有夫人而已，众妾不应系于丈夫，正应当以字配姓。那声子、戴妫有谥号的，都是越礼妄作罢了。

译九月，鲁国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注：客方和主方都没有记载名字，说明他们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宿，是一个小国，即东平郡无盐县。凡是结盟时以国名作为地点的，该国的国君也参与了结盟，其先例在僖公十九年。宋国，即现在的梁国睢阳县。音义【“与”音同“预”，下文相同；“睢”音同“虽”】疏【注：正义说：《春秋》的体例，如果是受命的大夫，名字就会记载在经文中。这次结盟客方和主方都没有名字，所以知道他们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公羊传》说：谁与谁结盟？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指内部地位卑微的人。宋国人，是外部地位卑微的人。地位卑微，意思是他们不是大夫。客方指宋国，主方指鲁国，直接说“及”，是因为其他国家可以说某人，鲁国的史官不能自称鲁国人，直接说“及”对方，就可以知道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与他国聚会。同样，与他国聚会，也直接说“会”，这与这里的情况相同。结盟的地方，地方一定有主人，提到地方，该地的国君，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所以该地的国君也列在参与者的行列中。经文中举出国名作为结盟地点的，国君就在其中，不再单独列在行列中，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先例在僖公十九年，当时经文记载“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传文说：陈穆公请求与诸侯修好，以不忘齐桓公的恩德。冬天在齐国结盟，是为了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说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齐国人必定参与，这是可以推知的。齐国人没有列在行列中，而以齐国作为结盟地点，这就是以国名作为结盟地点时，国君参与结盟的先例。这也以此类推作为先例，并非一般的先例。那么桓公十四年，鲁公会合郑伯在曹地，也是同样的先例，而这里远指僖公十九年，是因为这里讲的是结盟，所以取结盟作为先例，其实会合也是一样的。所以那里的注解说：以曹地作为地点，曹国参与了会合，就是这个意思。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鲁公会合诸侯在宋国结盟，宋国没有参与结盟，也以宋国作为地点，那里的注解说：宋国正被包围，没有嫌疑参与结盟，所以直接以宋国作为地点。那么宣公十四年，楚子包围宋国，十五年，公孙归父在宋国会合楚子，也是不怀疑宋国参与，所以以宋国作为地点。《地理志》：梁国睢阳县，是原来宋国防子受封的地方】

冬天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注：祭伯，是诸侯中担任周王卿士的人，祭国，是伯爵。传文说：这不是周王的命令。解释为什么不称“使”。音义【“祭”，音侧界，国名。传文中“祭仲”相同，“使”音如字，又音所吏】疏【注：正义说：僖公二十四年传文，富辰讲述周公分封亲戚以作为周朝的屏障，提到“邢、茅、胙、祭”，那么祭最初是分封在王畿之外的国家。周穆王时有祭公谋父，现在有祭伯，世代在周朝做官，大概是原来的封国灭绝了，在王畿内受封食邑。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鲁国聘问，注解说祭叔是祭公来鲁国聘问，天子的内臣不得与外国交往，说明祭国此时是王畿内的国家，仍然有封爵，所以说“诸侯为王卿士”。《释例》说：天子的公卿都记载爵位，祭伯、凡伯就是这样。大夫称呼字，南季、荣叔就是这样。元士、中士称呼名，刘夏、石尚就是这样。下士称呼人，鲁公会合王人在洮地就是这样。有的称“祭公”，是举官职而言，这是确定的体例。然而春秋时期，有天子的卿士没有采地的，如王叔、陈生、伯舆之类就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经文中他们的称呼如何。杜预既然说公卿称呼爵位，而王子虎和刘卷去世称呼名，那是因为天王派人报丧，以名告知鲁国，如同诸侯的体例，去世就称呼名。这里说公卿称呼爵位，是指聘问往来，与那不同。又襄公十五年注解说：天子的大夫记载字，是因为传文说“刘夏从齐国迎娶王后，大夫不去，不符合礼”，因为刘夏不是大夫所以记载名，如果是大夫就应该记载字，以名和字相对，所以举出来说明。其实大夫记载爵位。这个祭伯如果是王使来，应该写“天王使祭伯来聘”，也如同“天王使凡伯来聘”。现在以自来为文，说明不是王命而是私自行动。刘〇说：卿而没有爵位，有的也记载字。大夫有爵位，有的也记载爵位。传文称“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都是卿士，都不说爵位。又“滕侯”之前是周朝的卜正，记载称“齐侯吕伋为虎贲氏”，那么大夫有的有爵位。那么大夫有爵位，不能舍弃爵位而记载氏；卿而没有爵位，不能越过字而记载名。大概有卿士也记载字，大夫也记载爵位。王臣出现在经文中的人很多，祭伯、凡伯、毛伯、单伯、召伯、尹子、单子、刘子，其中未必没有大夫；荣叔、南季、家父、叔服，其中未必没有卿，只是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依据体例解释。襄公十五年注解说：天子的大夫记载字，是说天子的大夫有记载字的道理】

公子益师去世。注：传例说：“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用来显示厚薄。”《春秋》不以日月作为体例，只有卿佐的丧事，特意寄托日期来显示意义。事情的得失，既不足以褒贬国君，也不是死者的罪过。没有言辞可以寄托文意，而人臣轻贱，死日可以省略，所以特意借日期来显示意义。音义【“敛”，音力验；“见”，音贤遍，下文相同】疏【注：正义说：传文与上下文作为体例的，注都称为传例。《释例》说：“国君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如果有亏损，还有什么痛苦比得上这个。生病就亲自问候

译，丧礼中亲自参与小敛、大敛，是慎重对待终事、归于厚道的义理。」所以孔子修撰《春秋》，卿佐的丧事，如果国君不参与小敛，就不记载日期，这是显示厚薄之别，以警戒后人。如果以新死者的小敛为文例，那么只临大敛以及不亲临丧礼的，也都同样不记载「日」。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孙行父去世。传文说：「大夫入内收敛，国君在位，这是国君参与了小敛，所以记载了『日』。」至于翚、柔、溺等人，生前见于经传，死后却不记载「卒」的，都是因为不以卿礼告终。文公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孙敖在齐国去世，他已经断绝了卿位，国君不参与小敛，却记载了「日卒」，杜预《释例》说：「公孙敖放纵情欲、违抗君命，既然已经断绝职位，就不再是大夫，却在终事上完备记载，是因为惠叔毁在朝廷请求，感动国君以赦免父亲，这是推崇公族之恩，弘扬仁孝之教。所以传文说：『为了孟氏且关乎国家缘故。』」这是说虽然国君不参与收敛以防备，但实际上恩惠过厚，所以记载了「日」。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去世，当时国君有病。昭公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去世。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诣去世，当时公孙在外。成公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在外去世，这些都是国君不参与收敛却记载日期的情况，杜预《释例》说：「有的情况是国君生病或在外，大夫不在国都去世，但仍然保留日期，是因为君子不要求别人做到做不到的事，并非国君不想亲临。」既然如此，是因为他们有缘故，不能以此责备国君，所以都记载了日期。公孙婴齐记载了去世的地点，其余都不记载地点，杜预《释例》说：「鲁国大夫在境内去世，就不记载地点。」传文称季平子巡视东野，在房地去世，就是这种情况。而先儒认为，即使以卿礼告终但不亲临丧礼，都隐没不记载。杜预知道不亲临丧礼也等同于不记载日期，考察〇父之死，不以卿礼告终，而经文不记载，足以知道只有依据不以卿礼告终者，经文才开始不记载，这说明以卿礼告终即使完全，不亲临丧礼，也等同于记载「卒」，只是不记载「日」罢了。《春秋》中的各种事情，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传文都没有解释，唯独这里解释了传文，所以特别加以解说。说《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唯独卿佐的丧事，特别寄托于日期来显示义理。说事情的得失，不足以褒贬国君的，《春秋》的文辞，褒奖为厚赏，贬斥为大罚。国君对臣下有恩，那么平常的事不足以增加赏赐；没有恩，那么小的过失不足以招致惩罚。所以说不足以褒贬。只想贬责死者，国君自然没有防备，但这也不是死者的罪过，意图以此作为劝戒，却没有言辞可以寄托文辞，而人臣相对于国君为轻贱，死日可以略去，所以在这一条特别假借日期来显示义理。其余则不以日月为例，所以没有传文】

译《春秋》经文记载：元年春，周历正月。杜预注：写“周”是为了区别于夏历和殷历。音义：“别”音彼列反，“夏”音户雅反。三代的历法名称可以根据文意推求。经文不记载“即位”，是因为隐公是摄政。杜预注：隐公暂时代理国政，没有举行即位的礼仪，所以史官没有在简策上记载。《春秋》经传之所以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这与常规不同。音义：“见”音贤遍反。疏《正义》说：摄，意思是持守。隐公因为桓公年幼，且代理国政，等待桓公长大，所以不举行即位之礼。史官不记载即位，孔子沿袭旧史没有改动，所以作传来解释。隐公实际上没有即位，史官本来就没有可记载的。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道理也是一样的。旧说，贾逵、服虔等人认为这四位国君实际上都即了位，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才不记载的，所以杜预详细辨析。《释例》说：遭遇丧事继位的人，每逢新年正月必定改元，端正职位，百官有序，所以国史都在简策上记载即位，以表示这一点。隐公既是继室之子，按次序应当立为君，但随即父亲娶仲子的意图，他委托职位让给桓公。天子已经确定了他，诸侯已经端正了他，国人已经以他为君，而隐公始终有让国授桓的心意，所以不举行即位之礼。隐公、庄公、闵公、僖公虽然居于君位，都有缘故而不举行即位之礼，有的因为谦让而不做，有的因为悲痛而不忍，有的因为动乱而不能，礼仪废弛，事务不同，国史本来就没有可记载的，并不是举行了礼仪而不记载在文字上。颜氏说认为鲁国十二公，国史全部记载即位，孔子修订时才有所不记载。如果实际上即了位，那么隐公就没有谦让；如果实际上有谦让，那么史官就没有理由虚记。这是说实际上没有即位，所以史官不记载。《春秋》经传在隐公、闵公处说“不书即位”，在庄公、僖公处说“不称即位”，《释例》说：左丘明对这四位国君作传，以“不书”、“不称”起文，其意义是一样的。刘炫、贾逵、顾炎武为传文生造条例，说：丧事深重不忍心，则传文说“不称”；恩情浅薄可以忍受，则传文说“不书”。广泛依据传辞，多有不通之处。考察杀栾盈则说“不言大夫”，杀良霄则说“不称大夫”，君氏去世则说“不曰薨”，不说葬，不书姓，郑伯克段则说“称郑伯”，这些都是意义相同而文字不同的验证。传的本意在于解释经文，不是曲折文字以生造条例。这是说“不书”、“不称”意义相同的含义。何休《膏肓》认为：古制诸侯丧事，如果年幼，天子任命贤大夫辅佐执政，没有摄代的意义。从前周公居摄，死后不记载“崩”。现在隐公生前称侯，死后称薨，凭什么说是摄政？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只是代理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承王命去执行。还政之后，才去世，所以卒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连职位也代理了。以桓公为太子，所有大事都专断命令去执行。代理职位被杀，在君位而死，所以生前称公，死后称薨。这与周公不同。况且《公羊传》认为诸侯没有摄政，郑康成引用《公羊传》诘难说：“宋穆公说：‘我立在这里是代理。’”由此说来，怎么能不是左氏的说法呢？这是郑玄的意思也不赞同何休的说法。下传说：“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这是职位也代理了。又说：“惠公去世时，太子年幼，所以桓公为太子。”这与正式国君不同的地方，在于元年不即位，出行回来不告庙，不亲临惠公的葬礼，不成声子的丧礼，尊仲子为夫人，去世则赴告诸侯，又为他立庙。这是谦让的实情。隐公让位，是贤君，所以作为《春秋》之首。之所以不列入《颂》，是因为鲁僖公时，周王岁二月东巡守到达岱宗柴，季孙行父向周大史克请求，为他作颂，所以得以列入《颂》。隐公没有人代为请求，所以不列入《颂》。○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杜预注：克，是仪父的名字。没有天子的任命，所以不记载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杜预注：天子没有赐命让他成为诸侯，后来仪父服事齐桓公，以奖助王室，天子任命他为邾子，所以庄公十六年经文记载“邾子克卒”。音义：“故不书爵”，一本没有“故”字；“奨”，音将丈反。疏《注正义》说：庄公十三年，齐桓公在北杏会合诸侯，邾人在其中；等到十六年记载“邾子克卒”，所以知道是因为服事齐桓公才得到天子任命。贾逵、服虔认为北杏会盟时已经得到天子任命，大概因为北杏会盟邾人在列，所以认为他已经得到任命。在列与不在列在于主会者的意图，不取决于是否有爵位。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齐人请求邾国，宋人请求滕国，邾国、滕国不在会盟之列，所以不记载邾、滕。襄公五年，戚地的会盟，穆叔认为归属鄫国不利，让鄫国大夫在会盟上听命，所以经文记载“鄫人”。那么，作为私人附属就不在会盟之列，不作为私人附属就在会盟之列，不能根据是否在会盟之列来明确是否有爵位。昭公四年，申地的会盟，淮夷在列，未必有爵位。邾国现在没有爵位，能与鲁国结盟。北杏会齐，何必有爵位？庄公十五年鄄地会盟，传文说：“齐开始称霸”，那么齐桓公称霸，从鄄地会盟开始。北杏之时，诸侯没有服从霸权，功业未立，桓公还没有特殊功勋，仪父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况且齐桓公对天子没有功劳，能使天子任命他吗？他得到天子任命，一定在北杏之后，只是不知道确定是哪一年。服虔说：“爵，是醮的意思，所以用醮来尽展他的才能。”隐公代理职位而想与邾国交好，所以举行蔑地之盟。杜预注解释：“所以与盟的原因。”音义：“好”，音呼报反；“与”，音如字，又音预。○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不记载，不是君主的命令。杜预注：费伯，鲁国大夫；郎，鲁国邑；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传文说：“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那么史官的简策记载都是君主的命令。现在不记载在经文中，也是

译遵循史官的旧例，所以《左传》加以解释说明。凡是关于鲁国的事，《左传》解释《春秋》为何不记载，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体例。【音义：费，音秘；郁，于六反；仿，甫往反；后面此类情况都相同】疏【注正义说：史官的防书都是记载君命的，意思是说只有君主命令去做的事才记载在简策上，并不是说君主命令遣人书写才算是记载。又解释：史官的简策不记载《春秋》经文，也就是不记载的意思。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的，也是遵循史官的旧例。旧史不记载的，《春秋》也不记载，所以《左传》阐发这件事，解释《春秋》不记载的原因。凡是鲁国的事，《左传》解释《春秋》不记载，其他都仿照这个体例。比如下面提到的在翼地结盟、修筑南门之类的事情就是这样】○起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名叫武姜。注：申国就是现在的南阳宛县。【音义：娶，取住反；宛，于元反】疏【正义说：杜预认为凡是倒叙往事都称“初”。贾逵说：凡是说“初”的，是隔了几年后，有祸福将要终结时才说“初”。注正义说：《外传》说伯夷的后代叫申吕，虽然衰落，但齐、许还在，那么申吕与齐、许都出自伯夷，同为姜姓。《国语》说：“齐、许、申、吕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那么申国最初的封地也在周朝兴起之初，后来中断，到周宣王时，申伯以王舅的身份改封在谢地。《诗经·大雅·崧高》篇赞美宣王褒赏申伯说：“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就是这件事。《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是故申伯国，宛县是指宣王改封之后的事，以前则不知道其地】生下庄公和共叔段。注：段出奔到共地，所以叫共叔，就像晋侯在鄂地称为鄂侯一样。【音义：共，音恭；共是地名，凡是国名、地名、人名、字、氏族都不重复注音，有疑问的再出注，后面仿照这个体例；鄂，五各反】疏【注正义说：贾逵、服虔认为共是谥号。谥法：敬长事上曰共。段作乱出奔，没有德行可称，流落四方，没有人给他定谥号，所以知道段是出奔到共地，所以称共，就像下面晋侯称鄂侯一样】庄公出生时是倒着生出来的，惊吓了姜氏，所以给他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讨厌他。注：睡着时庄公已经出生，所以惊吓而讨厌他。【音义：寤五故反，恶乌路反，注同】疏【正义说：是说武姜睡着时生庄公，到醒来才知道他出生，所以杜预说睡着时庄公已生】姜氏宠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地，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城邑听凭吩咐。注：虢叔，是东虢国的君主，依仗制地的险要而不修德行，被郑国灭掉，怕段也这样，所以让他选择其他城邑，虢国就是现在的荥阳县。【音义：亟欺冀反，屡次；为于伪反；岩五衔反，本又作严；虢〇伯反，国名；复扶又反】疏【注正义说：僖公五年《左传》说：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孙子。《晋语》称文王敬重二虢，那么虢国本来有两个。晋国灭掉的那个，其国在西，所以称这个为东虢。《郑语》中史伯为桓公出谋划策说：虢叔依仗权势，鄫仲依仗险要，都有骄奢怠慢之心，君主率领成周的军队奉辞伐罪，没有不战胜的。桓公听从了，这就是依仗险要而不修德行，被郑国灭掉的事情。说虢叔封在西，虢仲封在东，而这里说虢叔是东虢君，是说被灭掉的君主字叔。桓公十年《左传》说：虢仲谗害他的大夫，是说叔的后代字仲。按《左传》燕国有两个，一个称北燕；邾国有两个，一个称小邾；这里虢国有两个，而经传不称东西，是因为当时东虢已灭，所以西虢不称西，它们并存时也应该以东西区别。《地理志》说：河南郡荥阳县，应劭说：故虢国，现在的虢亭就是】请求京地，让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注：庄公顺从姜氏的请求，让段住京地，称他为京城大叔，说宠爱他不同于众臣，京，是郑国的城邑，就是现在的荥阳京县。【音义：大音泰，注及下面都同】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注：祭仲，是郑国的大夫。方丈叫堵，三堵叫雉，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的城，方圆五里，直径三百雉，所以大的都城不能超过百雉。【音义：过古卧反，后面不注音的都同；堵丁古反；长直亮反，又如字；髙古报反，又如字；径古定反】疏【注正义说：注中说大夫的，因为名氏显见于《左传》，更没有卑贱的证据的都称大夫，其实是不是大夫，也不能确切知道。定公十二年《公羊传》说：“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认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许慎《五经异议》《戴礼》及《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一堵为雉。板宽二尺，积高五板为一丈，五堵为雉，雉长四丈。古《周礼》及《左氏》说：一丈为板，板宽二尺，五板为堵，一堵的墙长丈，高丈，三堵为雉，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测量长度用其长，测量高度用其高。各种说法不同，必定以雉长三丈为正确，因为郑国是伯爵，城方圆五里，大都占国家的三分之一，其城不超过百雉，那么百雉是大

译都城的制度，因此将其乘以三，那么侯、伯的城池应当有三百雉。计算五里的面积，累积一千五百步，一步长六尺，这就是九百丈。用九百丈来构成三百雉，那么一雉长三丈。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研究古学的学者，都说一雉长三丈，所以杜预依据并采用了这个说法。侯、伯的城池方圆五里，也没有明确的经文依据。《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匠人规划都城，方圆九里，四面各开三门，这是指天子的城池。天子的城池方圆九里，诸侯的礼制应当递减，由此可知公爵方圆七里，侯、伯方圆五里，子、男方圆三里，以此作为确定的说法。但是《春官》《典命》的职掌却说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按照命数来节制。郑玄认为“国家”是指国君居住的地方，即指城池的方圆。如果按照《典命》的说法，那么公爵应当方圆九里，侯、伯方圆七里，子、男方圆五里，所以郑玄对此作了两种解释。他在注解《尚书大传》时以天子九里为正确，《说文》说：“或许天子的城池方圆十二里。”《诗经》“文王有声”的笺注说：“文王的城池方圆十里，比诸侯大，比天子的制度小。”《论语》的注解认为“公的大都城池方圆三里”，都认为天子十二里，公爵九里。他在驳斥异义时又说：“侯、伯的城池方圆五里。”因为《匠人》和《典命》都是正文，由于它们说法不同，所以两种说法都加以申述。现在杜预没有两种解释，以侯、伯五里为正确，大概是因为《典命》所说的“国家”，自是指国家所制定的法度礼仪的尺度，未必是指城池的居住范围。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注：三分国都的三分之一。音义【参，七南反，又音三】中都占五分之一，小都占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制度，不是先王的制度。注：不合法度。非先王制疏【正义曰：确定以王城方圆九里，按照这个数目计算，那么王城长五百四十雉。它的大都方圆三里，长一百八十雉；中都方圆二里又二百四十步，长一百八雉；小都方圆一里，长六十雉。公城方圆七里，长四百二十雉；它的大都方圆二里又一百步，长一百四十雉；中都方圆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长八十四雉；小都方圆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长四十六雉又二丈。侯、伯城方圆五里，长三百雉；它的大都方圆一里又二百步，长一百雉；中都比王的小都，它的小都方圆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长三十三雉又一丈。子、男城比王的大都，它的大都比侯、伯的中都，其中都方圆一百八十步，长三十六雉；小都方圆一百步，长二十雉。《考工记》说：“王宫门阿的制度是五雉，宫角的制度是七雉，城角的制度是九雉。门阿的制度作为都城的制度，宫角的制度作为诸侯城的制度。”那么王都的城角高五丈，城墙大概高三丈；诸侯城的角高七丈，城墙大概高五丈。三丈以下就不能称为城了，它的都城大概也高三丈。《周礼》四县为都，这是周公设定的法度罢了。但是土地的形状不可能像图画那样方正平坦，那些邑的边界宽窄没有固定的标准，随着人口多少来制定都邑，所以有大都小都的区别。下面的邑称为都，都也叫做邑。《庄公二十八年传》说：“宗邑没有主人。”《闵公元年传》说：“分给都城。”都是谈论曲沃而都邑互称，这是它们的名称相通。】君主将承受不了，郑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哪里能避开祸害？”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不如早点为她安排住处，注：使得她得到适宜的地方。音义【焉，于防反；厌，于盐反】不要让她滋长蔓延，蔓延了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君主宠爱的弟弟呢？”郑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自己垮台。你暂且等着吧。”注：“毙，跌倒。姑，暂且。”音义【蔓，音万；毙，婢世反；本又作弊，旧扶设反；踣，蒲北反】疏【正义曰：这是用草作比喻，草的滋长蔓延就难以割除，比喻共叔段的威势稍大就难以图谋了。注正义曰：解释言语的文章。孙炎说：向前跌倒叫踣。】不久，共叔段命令西部、北部的边邑同时归附自己。注：“鄙，郑国的边邑；贰，两属。”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君主打算怎么办？注：公子吕，郑国大夫。疏【正义曰：两属则赋税徭役加倍，赋税徭役加倍则国人承受不了。】如果想把国家给共叔段，臣请求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注：共叔段长久不除掉，那么全国的百姓就会产生异心。郑庄公说：不用，他将会自己招致祸患。注：说不用除掉他，祸患将他自己招来。共叔段又收取两属的边邑作为自己的邑。注：先前两属的地方，现在都取来作为自己的邑，直到廪延。注：说逐渐侵夺得多了，廪延，郑国的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音义【廪，力锦反】子封说：可以了，土地广大将得到民众。注：子封，就是公子吕。厚，指土地广大。郑庄公说：不义不亲，土地广大将崩溃。注：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不是民众所依附的，虽然土地广大也必定崩溃。音义【防，女乙反，亲也】疏【正义曰：用墙屋作比喻，墙厚而没有基础，必定自己崩塌，

译如果众人不依附，将领自然会失败；高大而倒塌，称为崩。大叔修筑城郭，聚集百姓。注释：完，指修筑城郭；聚，指聚集百姓。音义：完，音桓。疏：注释正义说：服虔认为“聚”是聚集禾黍，大叔想要轻装行动偷袭郑国，不准备固守的物资，所以知道“聚”是聚集百姓，而不是聚集粮食。“完城”是指聚集百姓来修筑城郭，并不是想要守城。整治铠甲兵器，配备步兵和战车。注释：步兵称为卒，战车称为乘。音义：缮，音市战反；卒，音尊忽反，指步兵，注释及下文同；乘，音绳证反，注释及下文同。准备偷袭郑国，武姜打算为他做内应。注释：启，打开。郑庄公得知了他们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辆去讨伐京邑。注释：古代战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京邑的百姓背叛了大叔段，大叔段逃入鄢地。郑庄公在鄢地讨伐他，五月辛丑日，大叔段出逃到共国。注释：共国，即现在的汲郡共县。音义：共，音恭；汲，音居及反。《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双方）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诲；称之为“郑志”，是因为不忍心说他出逃。注释：传文说孔子作《春秋》，修改旧史以阐明大义，没有早点安置他从而养成了他的恶习，所以说失于教诲。段实际上是出逃，但用“克”字来记载，是为了表明郑庄公的意图在于杀害，难以说出他是出逃。音义：不弟的“弟”，音大计反，又读如字；难，音乃旦反，注释同。疏：正义说：意思是实际上并非两个国君，而是像两个国君那样强大，讨伐并战胜他然后称“克”，并不是说真的是两个国君。如果真的是两个国君，就会用战败被俘的写法。既然不是两个国君，而杜预注经说“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乎像是真的两个国君。这只是杜预在那里应该写“以君讨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省略了“如”字，只说“而用二君”罢了。参照《获麟》之后、孔子未修订之前的史文，应该写“郑伯之弟段出奔共”，与“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相同。因为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郑庄公意图在于杀害，所以不称“奔”。那么郑庄公也是旧史的原文，却能体现新意的，是因为段以失去弟道为贬义，适宜以国家讨伐的笔法来写，仍然保留“郑伯”之称，以显示他失于教诲，其文字虽然是旧史，也就是孔子的新意。注释：正义说，经文都是孔子所书，这件事特别说“书曰”，必定是旧史，否则孔子刚开始修改，所以知道传文的这句话，是说孔子作《春秋》，修改旧史以阐明大义。“克”是战胜并抓获贼人的名称。郑庄公在鄢地讨伐他，段就逃到共国，既然没有交战，也没有抓获段，段实际上是出逃，却用“克”来记载，这不是孔子的本意，而是说郑庄公原本的意图在于杀害，难以说出他是出逃，意图在于杀害，所以孔子顺承他的本意而书“克”。郑庄公对于段，因为母亲偏爱他，顺从母亲的私情，分给他大邑，纵容他的荣华宠幸，实际上没有杀害的心。只是大叔段没有道义，依仗宠爱骄傲自满，如果施加制裁贬斥，则恐怕伤害母亲的心意，所以祭仲想要早点安置他，子封请求前往除掉他，郑庄公都不答应，这是他无杀心的表现。说“必自毙，厚将崩”的，只是说他会自损其身，不说他能危害国家。等到他谋划想要偷袭郑国，祸患将逼近自身，自念友爱之深，于是产生杀害的心恨，因此志在必杀，难以说出他是出逃，这时才开始有杀心，以前则无杀意。传文说：“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诗》序说：“不胜其母，以害其弟。”经说：“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这是迫于母命，不得制裁他，并不是想要等到他的恶行成就才加以诛戮。服虔说：“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此郑伯之志意也。”说郑庄公本有杀意，所以养成他的恶行，这不对。传文说：“称郑伯，讥失教也。”只是责备郑庄公失于教诲之道，不是说郑庄公原本就有杀害之心。如果从开始就谋害杀害，那就是故意互相屠杀，何止是失教呢？况且君主讨伐臣下，遏制其萌芽，恶行虽然未成，君主也可以诛杀他，何须等到恶行成就才开始杀害？服虔说本意欲杀，这是诬陷郑庄公。刘炫说：“以克为文，非其实状，故传觧之，谓之郑志。”说孔子的意思，书“克”字，是说这是郑庄公的本意。注释：又申解。传文意思说，郑庄公志在于杀，心里想要他战败，难以说出他是出逃，所以孔子书“克”，不书“奔”。按照郑庄公的意图来写，所以厌恶郑庄公。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注释：城颍，郑国的地名。音义：寘，音之豉反，放置的意思。并向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注释：地下的泉水，所以叫黄泉。不久就后悔了。颍考叔担任颍谷的封人，注释：封人，掌管封疆的官。音义：疆，音居良反。疏：注释正义说：《周礼》封人掌管划定疆界并树立标志，郑玄说：疆界上有封，就像现在的边界一样。天子的封人职掌封疆，知道诸侯的封人也是如此。传文说祭仲足担任祭地的封人，宋国的高哀担任萧地的封人，《论语》中有仪地的封人，这里说颍谷的封人，都是以地名加封人，大概封人的职掌是管理封疆，居住在边邑，颍谷、仪、祭都是国家的边邑。他听说了这件事，向郑庄公进献东西，郑庄公赐给他食物，他吃的时候把肉放在一边，郑庄公问他，他回答说：“小人有个母亲，都尝过小人

译人吃了饭，却没尝过君主的肉羹，请让我把它送给他。注：吃饭却不喝肉羹，是想借此发问。宋国华元杀羊做羹犒劳将士，大概是古代赏赐低级官吏的常例。音义【舍，音舍；遗，音唯季反，下同；啜，音川恱反；华，音户化反】疏【注：正义说：礼制中，公食用大夫以及《曲礼》所记载的大夫、士与客人宴饮，都有牲体、肉酱、肉块，不只是摆设肉羹而已。这里和华元犒劳将士只说有肉羹，所以怀疑是古代赏赐低级官吏的常例】郑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奉养，难道唯独我没有吗？”注：繄，语气助词。音义【繄，音乌兮反，又音乌帝反】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注：根据武姜还在世的情况，故意表示疑惑。郑庄公把事情的缘故告诉了他，并且告诉了他自己的悔恨，颍考叔回答说：“您担忧什么呢？如果挖地直到见到泉水，在隧道中相见，谁会说这样做不对呢？”注：隧，像现在的通道。音义【语，音鱼据反；阙，音其月反；隧，音遂】郑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郑庄公进入隧道时吟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注：赋，吟诗。融融，和乐的样子。音义【乐，音洛，注及下同；融，音羊弓反】武姜走出隧道时吟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注：泄泄，舒散的样子。音义【泄，音羊世反】疏【注：正义说：赋诗是指自己作诗，中间融融，外面泄泄，各自押韵，大概所赋的诗中有这些词句，传记简略地叙述了。融融表示和乐，泄泄表示舒散，都是快乐的景象，是根据意思说的。服虔说：进入时说公，走出时说姜，说明两人都出入，互相见面】于是母子关系像当初一样和好。君子说：“颍考叔是纯粹的孝子。”注：纯，相当于笃实。疏【注：正义说：《尔雅·释诂》解释“纯”为大，那么纯孝、纯臣，就是指大孝、大忠。这里说纯相当于笃，是说孝心的笃厚】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推广到郑庄公身上。《诗经》说：“孝子之孝没有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注：不匮，指纯孝。庄公虽然在开始时有过失，但孝心没有忘记。颍考叔感动并沟通了他，这就是所谓的“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诗人作诗，各自根据情感而言。君子评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原意。所以《春秋》传引用《诗经》，并不都与现在解释《诗经》的人相同。后面都仿照这个例子。音义【施，音以豉反，又音式智反；匮，音其位反】疏【正义说：《诗经》毛传及《尔雅》的解释，匮是竭尽，永是长，锡是给予，尔是你。这首诗是《大雅·既醉》的第五章，说孝子行孝，没有竭尽的时候，所以能以此孝道长赐给你的族类。意思是说行孝到了极致，能延及旁人，说的就是这件事吧？族类，是说都有孝心，就是同族同类。注：正义说：颍考叔有纯孝的行为，能赐福给庄公。庄公虽然在开始时有过失，但孝心没有忘记，那么就和颍考叔同是孝的同类。现在颍考叔能感动并沟通他，这就是“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诗人作诗，各自根据情感而言。君子评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原意，出自《孟子》。这里说《春秋》传引用《诗经》，并不都与现在解释《诗经》的人相同。为什么昭八年注说：“叔向时诗义如此”，所以不同呢？这是丘明作传，称君子之言，容许引用《诗经》断章评论得失。那是叔向的话，事情接近前代，当时讥刺，所以说“叔向时诗义如此”。诗注“意类”指子孙族类，此传意以为事情的同类】○秋季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葬财物，太晚了，而且仲子还没死，所以称名。注：惠公的葬礼在《春秋》记载之前，所以说太晚。子氏，就是仲子。薨死在二年，赗，助葬的物品。疏【正义说：晚送惠公的助葬财物，给活着的仲子送助葬财物，事情出于天子，不是宰咺的过错。所以贬低宰咺，是因为天子至尊，不可贬责，贬低天子的使者，足以显示天子的不对。而且晚送惠公的助葬财物，完全是天子的过错；给活着的仲子送助葬财物，宰咺也有过失。使者受命不受辞，应该让他根据时机设置适宜，临机制变。天子认为仲子已死，让宰咺一并送去助葬财物；仲子还活着，助葬的事应该停止。宰咺知道她没死，还送去助葬财物，这是不达时宜，耻辱君命。天子任用非其人，宰咺成为辱命的使者，君臣一体，好恶相同。贬低宰咺也是用来责备天子】。文公五年，天子派荣叔送含玉和助葬财物，不指明所送的人，这里指明惠公和仲子，是因为那时成风还没葬，不言自明，这里惠公已葬，仲子没死，如果不说那个人，就不知道为谁送助葬财物。文公九年，秦人来送僖公成风的助葬财物，也是因为年月已远，所以指明所送的人，和这里相同。季文子寻求遭遇丧事的礼节来行事，也不是预先准备凶事而不被贬低，因为宰咺没有丧事却送助葬财物，季文子则是量时制宜，预备不测，是古代的善教，和这里不同】天子七月下葬，同轨的车马都到，注：说同轨以区别四夷的国家，音义【别，音彼列反】诸侯五月下葬，同盟的都到，注：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月下葬，同位的都到，注：古代行役不超过时。士超过一个月，外姻的都到，注：逾月是度过一个月，姻是亲。这里说赴吊各以远近为差，因此作为葬节。疏【正义说：天子、诸侯、大夫、士地位不同，礼也不同，赴吊远近各有等差，根据吊答作为葬节，而且位高则礼大，爵卑则事小，大礼超过时才能完备，小事累月即

译成。圣王制定常规，向百姓昭示法度，想要使各自修习其典章，不敢有差错，侍奉父亲、事奉君主，是生民最悲哀的事，活着时侍奉，死后送终，是臣子应尽的本分，因此未到期限就下葬称为不怀恋，超过期限才下葬称为迟缓。《春秋》根据事实记录，以显示是非。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下葬，这是死亡月份和下葬月份都连在一起计算的。文公八年八月天王去世，九年二月安葬襄王，这是天子的七月之制。成公十八年八月国君在路寝去世，十二月安葬我君成公，这是诸侯的五月之制。宣公八年传文说：“礼制，占卜下葬日期先选远日，以避免不怀恋的嫌疑。”意思是占卜远日不吉利，于是占卜近日，以避免不思念亲人的嫌疑，那么未到期限就下葬的人是不思念其亲人，道理显而易见，所以传文都不提及此事，只有超过期限才下葬的，传文说“缓”以示讥讽。桓王在桓公十五年去世，庄公三年才安葬，累计七年。僖公在其三十三年十一月去世，文公元年四月才安葬，去世与下葬中间有闰月，累计七月。这两者都超过了期限，所以传文都说“缓”以讥讽他们。卫桓公在隐公四年三月被州吁杀害，五年四月才安葬，累计十四个月。庄公在其三十二年八月去世，闵公元年六月才安葬，累计十一个月。这两者虽然也超过了期限，但国家有变故困难，所以传文都说“乱故”以解释为何迟缓。原本如果不是怠慢，就不责备臣子，然而诸侯五月下葬，自是正法，合乎礼制可知。不必在《成公》下特别发出传文说“书顺”，《释例》说：“鲁国国君去世下葬大多不顺从制度，只有成公在路寝去世，五月下葬，国家安静，世子继承嗣位，所以传文看到庄公的迟缓，举出成公书‘顺’来概括它。”那么特别发出这条传文，想要以概括众公的得失：在庄公处看到因乱故而迟缓，在僖公处看到无故而迟缓，在成公处看到顺礼。传文发出这三者，那么其余的都可以知道了。士超过一个月下葬，连同死亡月份也是三个月。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杜预说：“超过一个月下葬是迅速，这是说超过一个月也是三个月。”此注说：“超过一个月、度过一个月，是说从死亡月份到下葬月份，中间度过一个月。”士与大夫没有不同，而另外设立文辞，是因为大夫与士名位既然不同，因其名位不同，以示等级差别，所以改变文辞，其实月数是相同的。同轨同盟而至，是说派遣使者来到，不是诸侯亲自来到。《释例》说：“万国的数量极多，封疆的守卫极重，所以天王的丧事，诸侯不得越过国境奔赴，在本国修习丧服之礼，卿共同办理吊唁下葬之礼。”鲁侯无故而穆伯前往周朝吊唁，这是天子去世，诸侯派遣卿共同吊唁下葬的经传依据。这是说礼制，天子去世，诸侯不亲自奔赴。至于诸侯互相吊唁，则昭公三十年传文说：“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吊唁，大夫送葬，这是正礼。”同位而至，是等待他们的使者返回。外姻而至，是亲戚全部聚集。对天子说“毕至”，以下不说“毕”的，是因为天子贵在至尊，四海之内为家天下，听到丧事没有敢不来的，所以说“毕”。诸侯同盟有的来有的不来，大夫出使本来奉君主命令，虽然有的听到丧事，未必都来，所以不说“毕”。这也是举例而不说“凡”的原因，序文已经解释完毕。何休《膏肓》认为礼制，士三个月下葬，现在说超过一个月，左氏认为太短。郑康成说：“人君殡殓计算来日，下葬计算往月；大夫殡殓下葬都计算来日来月；士殡殓下葬都计算往日往月。士的三个月，是大夫的超过一个月。”郑康成的这些话，天子诸侯下葬计算往月，对左氏没有妨害；说大夫下葬计算来月，恐怕不是杜预、服虔、苏宽的意思。因为古礼大夫以上殡殓下葬都计算来日来月，士殡殓下葬计算往日往月，空说古礼，事情没有出处，不可依据使用。刘炫说：这也是举例而不说“凡”的原因，所有发出的凡例都是为经文张设例子，这里举出下葬的大期限以讥讽宰咺的迟缓，不是为下葬发出凡例，所以不说“凡”。注疏正义说：郑玄、服虔都认为“轨”是车辙。王者驾驭天下，必定使车同轨，书同文。同轨全部到来，是说海内都来到。四夷风俗不同，不能使他们的文轨相同。天子的丧事，不能按时赴吊，所以说同轨以区别四夷的国家。《周礼》巾车用大路车封赐蕃国，蕃国就是四夷。既然接受王命，车也应该同轨，而说区别四夷，是因为四夷来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们车服，行于中国，自然同轨。他们在本国，轨必定不同。如果根据巾车的文辞，就说与华夏同轨，难道也能同文吗？《周礼》司盟：“凡邦国有疑难、会同，则掌管盟约的记载。”那么天子会合诸侯，有使诸侯共同结盟的礼制。王会合诸侯，只有巡守。如果不是巡守，则有事而会合，会合的多少，只由王命令，不能有同盟的常礼。礼制的同盟，只有方岳罢了。所以左氏旧说：“十二年三次考核，黜退幽暗者，晋升明察者，既然分别天子展示义理，巡守柴望既毕，诸侯于是朝见，退下互相结盟，同好恶，奖助王室，是当时方岳的诸侯同有方岳之盟。”同盟情谊亲近，吉凶互相告知，所以派遣使者赴吊下葬。同位是说同为大夫，在列位者，等待他们来到，三个月等待他们，所以知道古者依法行役不超过时节。隐公五年《谷梁传》说：“讨伐不超过时节

译【明行役聘问亦不逾时也】赠送丧礼的物品，赶不上尸体（指未下葬的死者）。注：尸，是未下葬时的通称。音义【称，音尺证】疏【注正义曰：《曲礼》下篇说：“在床上的叫尸，在棺中的叫柩”，这是相对而言的。现在因为已经下葬才来，却说赶不上尸体，可知尸是未下葬的通称。下葬后尸体就不再显现，未下葬时还来得及见到，所以以下葬为界限。《释例》说：“防丧赠送的币帛，车马叫赗，钱财叫赙，衣服叫禭，珠玉叫含，但总称为赠。”所以传文说：“赠送丧礼的物品，赶不上尸体。”那么，这段文字虽然是为赗而发，其实赗、赙、含、禭总称为赠，只要在未下葬时到达，都没有可讥讽的。禭是用衣服包裹尸体，含是用珠玉充实口中，在大敛之后就没有用处了，既殡之后还去致送，是表示保存防丧的情谊，不是为了实用。合赞说：“《杂记》中吊唁、含、禭、赗、临等，未下葬时用苇席，已下葬后用蒲席。”这是说下葬后还可以进行这些礼仪，迟缓的话，《礼记》是后人杂录，不能与传文同等看待。或许初葬之后还可以，时间久了就不允许了】吊唁生者赶不上哀痛。注：诸侯以上，下葬后就除去缞麻丧服，没有哭位，在谅闇中终了防丧。音义【上，音时掌；缞，音七雷；谅，音亮，又音良；闇，如字】疏【注正义曰：昭十五年传文称穆后去世，没有等到下葬就除去防丧，叔向说：“三年的防丧，即使尊贵也要遵循丧礼。”杜预说：“天子诸侯除去防丧，应当在卒哭时。现在君王已经下葬就除去，所以讥讽他不遵循礼制。”考察僖三十三年传文说“卒哭而祔”，杜预说：“既葬反虞，就免除防丧。”所以说“卒哭，就是哭止”。按照杜预此说，那么卒哭与下葬相隔不远，同在一个月中。《仪礼》中士有三虞，那么天子诸侯都与此相同。必定知道如此，是因为卒哭是下葬后的余事，都在一个月之中，所以杜预说“既葬则衰麻除”。有人说“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因为相近的缘故。如果依据《杂记》说“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间既长，或者有国事称号，怎么知道下葬与卒哭相连，中间没有事呢？然而《杂记》说“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按《释例》说：“《礼记》是后人所作，不与《春秋》相同，这是杜预所不采用的。”既葬除丧，只有杜预有此说，正是以《春秋》的条例，都是既葬成君，明白下葬是人君的大节。昭公十二年传文说：“齐侯、卫侯、郑伯到晋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相郑伯，在宴享时推辞，请求免除丧服后再听命，晋国人允许了，这是合乎礼的。”当时郑国有简公的丧事，未下葬，所以请求免除丧服。其下传文又说：“六月葬郑简公。”丘明作传，不曾虚举经文而虚言此葬，难道不是终结前面免除丧服的话吗？由此知道诸侯既葬就免除丧服，丧服既除，就没有哭位。诸侯既然如此，知道天子也这样。《尚书》“高宗亮阴三年不言”，《论语》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这是天子诸侯除去丧服之后，都在谅闇中终了防丧。《晋书·杜预传》说：“泰始十年，元皇后去世，依照汉魏旧制，既葬，皇帝及群臣都除去丧服，怀疑皇太子也应该除去吗？诏令诸尚书、仆射卢钦讨论。只有杜预认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的丧服，开始服齐衰斩衰，既葬除去丧服，在谅闇中居心丧，终了制度不与士庶同礼。”于是卢钦、魏舒问杜预证据，杜预说：“《春秋》晋侯宴请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求免除丧服以听命，君子称之为得礼。”宰咺归惠公仲子的赗，传文说：“吊生不及。”哀，这都是在既葬除去丧服，谅闇的证据。书传的说法既多，学者未曾思考罢了。丧服，诸侯为天子也服斩衰，岂能说是终服三年呢？杜预又作议说：周景王有后世子的丧事，既葬除去丧服而宴乐，晋叔向讥讽他说：“三年的丧服，即使尊贵也要遵循丧礼。君王虽然不遵循，宴乐太早，这也是天子丧事见于古史。”称高宗不言丧服三年，而说亮阴三年，这是解释除去丧服居心丧的文字。讥讽景王不讥讽他除去丧服，而讥讽他宴乐，早则既葬应该除去，而违背谅闇的节度。尧丧舜谅闇三年，所以称遏密八音。由此说来，天子居丧齐衰斩衰的制度，菲杖绖带，应当遵循其服，既葬而除去，在谅闇中终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所以说“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丧服既除，所以更称不言之美，明白不再寝苫枕块以荒废大政。《礼记》说：“三年的丧服，自天子达。”又说：“父母的防丧，无贵贱一也。”又说：“端衰防车，皆无等。”这是通说天子居防，衣服的制度同于凡人，心防的礼终于三年，也没有服防三年的文字。天子的地位至尊，万方的政务至大，群臣的众多至广，不得同于凡人，所以大行既葬祔祭于庙，就因疏而除去。如果不除去，那么群臣不敢除去，所以屈己以除去，而在谅闇中终了制度。天

译下层的百姓都说：“这是我国君王的仁爱啊。”委屈自己以顺应时宜，百姓都说：“这是我国君王的孝道啊。”既然已经撤除了心中的防备，我国君王依然如此笃厚。我们这些臣子，又怎能不自我勉励来崇尚礼制呢？这正是圣王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议论上奏后，皇太子于是除去了丧服，但在守丧期间始终保持着哀戚之态。当时朝廷内外的人都听到了这件事，参与议论的人大多感到奇怪和困惑，于是认为这是违背礼制以迎合时俗。豫对同乡殷畅说：“这件事关系重大，本意是想阐明古代典制，知道它不符合当今的习俗。应当广泛搜集典籍作为证据，全面而清晰地说明，足以垂范后世。”殷畅于是阐明了其中的危险与疑虑，并指出了旨趣。他的论述完整保留了下来。杜预的议论引用《尚书传》说：“‘谅’，是信的意思；‘闇’，是沉默的意思。”指听命于冢宰，信守沉默而不说话。郑玄将“谅闇”解释为凶庐，杜预没有采用。预先参与凶事是不合礼制的。注：仲子在丧期未满时就前来赠送财物，所以说这是预先参与凶事。○八月，纪国攻打夷国，夷国没有通报，所以《春秋》没有记载。注：夷国在城阳郡壮武县，纪国在东莞郡剧县。隐公十一年的传例说：凡是诸侯有命令通报的，就记载；没有通报的，就不记载。史官没有记载在简策上，所以孔子也没有记载在经传中。这里记载这件事，是为了阐明《春秋》的体例。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音义【莞，音官；见，贤遍反，下面三次出现同此音】疏【正义说：《世族谱》记载纪国是姜姓，侯爵，庄公四年被齐国灭掉。《世本》记载夷国是妘姓，没有记载是谁灭掉了它。《释例·土地名》说，夷国在城阳郡壮武县。庄公十六年晋武公攻打夷国，俘虏了夷诡诸。杜预说：诡诸是周朝的大夫，夷是采邑的地名。《释例·土地名》的注释如果是空缺的，那么这两个夷国是不同的。《世族谱》在夷诡诸下面注释说：妘姓，没有另一个夷国，那么就把这两个夷国当作一个。考虑到壮武县远在东部边陲，不可能是周朝大夫的采邑，而晋国夺取了那里的土地，这说明《世族谱》有误】○有蜚虫但不造成灾害，也不记载。注：蜚就是负蠜。庄公二十九年的传例说：凡是事物不造成灾害，就不记载。又在这里加以说明，是为了表明传文所依据的，不仅仅是史官的简策，还兼采了简牍上的记录。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音义【蜚，扶味反；蠜，音烦，又音盘】疏【注：正义说：《释虫》说：蜚、蠦、蜰。舍人、李巡都说：蜚蠦也叫蜰。郭璞说：蜚就是负盘臭虫。《洪范五行传》说：蜚负蠜，是夷狄地方的东西，赵地所生。这种虫子臭恶，是南方淫女之气所生。《本草》说：蜚是厉虫。那么蜚是臭恶的虫子，是害人的东西，所以有时造成灾害，有时不造成灾害。经传都说有蜚，那么这种虫子直接叫蜚，不叫蜚蠦。《尔雅》的解释应当说蜚也叫蠦蜰，解释《尔雅》的人说蜚蠦也叫蜰，是不对的。这种虫子也叫负盘，《汉书》和这里的注释多写作负蠜，是因为《释虫》说：草螽负蠜，那是每年常有的，不是灾虫。大概是互相混淆误写为蠜了。又因为下面有成例，这里不合记载，而传文加以说明，是为了表明传文所依据的，不只是正史的简策，也兼采了简牍上的所有记录，所以传文依据它来说明。考察上面“传纪人伐夷”的注释说：传文记载这件事，是为了阐明《春秋》的体例。那么这里“有蜚”也是为了阐明《春秋》的体例。这里说传文所依据的，不只是史官的简策，还兼采了简牍，那么上面“纪人伐夷”也是兼采了简牍，只是“纪人伐夷”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通报，所以用阐明体例来解释。蜚是鲁国有的，所以用兼采简牍来解释。其实这两条注释是互相贯通的，其他此类情况也是如此】○惠公的最后一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注：黄，是宋国的邑，陈留郡外黄县东有黄城。音义【败，必迈反，打败别人。后面仿照这个例子】惠公即位后寻求和解。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开始互通往来。注：经文中没有义例，所以传文直接说明其归宿罢了，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冬，十月，庚申日，改葬惠公，隐公没有亲临，所以没有记载。注：因为桓公是太子，所以隐公谦让而不敢做丧事的主持人，隐公摄理君政，所以根据隐公来说惠公的去世。有宋国的军队，太子年幼，葬礼有缺失，所以改葬。音义【少，诗照反】疏【正义说：上面说惠公的最后一年在黄地打败宋国的军队，惠公即位后寻求和解，那么隐公即位之前，是惠公打败宋国的军队。现在说惠公去世时，有宋国的军队，大概是报复黄地战败而来攻打鲁国。隐公率领军队抵御宋国，把葬礼委托给太子，所以有缺失。服虔认为宋国的军队就是黄地的军队。那时宋国来攻打鲁国，隐公亲自与宋国作战，那么隐公打败宋国回来后，自己寻求和解，传文为什么要把打败宋国归于惠公，而另外说惠公即位呢？况且去世和安葬相隔时间很长，难道宋国的军队在惠公去世时就已经来了，到安葬时才离开吗】○卫侯来会葬，没有见到隐公，也没有记载。注：诸侯会葬，是不合礼制的，不能接见完成礼仪，所以没有记载在会葬中，其他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卫国在汲郡朝歌县。音义【朝，如字】疏【正义说：卫国，侯爵，谱书说姬姓，是文王子康叔封的后代。周公诛杀禄父后，把那块土地封给康叔为卫侯，居住在殷墟，就是现在的朝歌。狄人灭卫，文公居住在楚丘，成公迁到帝丘，就是现在的东郡濮阳。桓公十三年，是鲁隐公的元年。出公辄十二年，是获麟的年份。悼公二年，《春秋》的传文就结束了。悼公二年去世，从悼公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秦国保卫卫国】

译卫国世家，桓公是康叔的第十一代孙。《尚书·顾命》称康叔为卫侯，说明他最初受封的是侯爵。《世家》中康叔的儿子称为伯，到顷侯时又恢复为侯爵，所以现在的桓公也是侯爵。注：正义说：《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去吊唁，大夫送葬。昭公三年记载，文公、襄公称霸时，国君去世，大夫去吊唁，卿负责丧葬事务，都没有说诸侯亲自参加小敛和大敛，可见诸侯亲自参加小敛和大敛是不合礼制的，因此桓公没有参加卫侯的葬礼，所以史书不记载。这里说因为没见到桓公所以不记载，而介葛卢也没见到桓公却记载了，这是因为桓公在国内却没有与卫侯相见，所以不记载；而介葛卢那时桓公身在防地，国人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又想要显示他一年内两次来访，所以记载了。○郑国共叔段的叛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注：公孙滑是共叔段的儿子。音义【滑，读作“于八反”，又读作“乎八反”】卫国人替他讨伐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讨伐卫国的南部边境。注：虢，是西虢国。〇农陜县东南有虢城。音义【为，读作“于伪反”；陜，读作“失冉反”，依据字形写作“陜”】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请求公子豫。注：公子豫，是鲁国的大夫。私下请求出兵。音义【豫，音预】公子豫请求前往，桓公不允许，他就自行出发了。与邾国人、郑国人在翼地结盟。注：翼，是邾国的地方。不记载，因为这不是桓公的命令。○新建南门，不记载，也不是桓公的命令。注：不是桓公的命令就不记载，这三处都是兴办大事，各自列举以完备文辞。○十二月，祭伯前来，不是周王室的命令。○众父去世。注：众父，是公子益师的字。音义【众，音终】桓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注：礼制规定，卿佐去世，小敛、大敛，国君都要亲自参加，以推崇恩情深厚。刚去世时，情感最为深厚，礼制最为推崇，所以以小敛作为记载的标准。至于只参加大敛以及不参加丧礼，也同样不记载日期。音义【与，音预；敛，读作“力验反”。注：都相同】疏【注：正义说：《丧大记》中，国君参加臣子丧礼的记载说：国君在大夫大敛时参加，并赐予物品，那么小敛时也参加。卿是大夫中地位尊贵的，显然小敛、大敛国君都亲自参加，所以推崇恩情深厚。小敛、大敛都应该亲自参加，唯独以小敛作为记载的标准，所以知道是因为刚去世时情感最为深厚。贾逵说：不参加大敛就不记载去世，那么如果在殡期间又不前往，又该怎么裁断呢？况且传文中没有这件事，不应该胡乱解说，所以杜预认为只参加大敛以及不参加丧礼也同样不记载日期】

译经文：鲁僖公二年春天，鲁僖公在潜地防备戎人。

注：戎、狄、夷、蛮，都是氐羌的不同支系。戎人而记载为“防”，是因为顺应他们的习俗来制定礼仪，都指居住在中国境内像戎子驹支那样的人。陈留郡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潜是鲁国的土地。

音义：氏，音都兮；羌，音郤良；种，音章勇；驹，音拘；济，音子礼，水名，凡是地名都同此音。

疏：注正义说：《曲礼》说：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那么这四者是九州之外的别名。《诗经·商颂》说：从那个氐羌，氐羌是西戎的国家名称。杜预想要说明他们地处偏远无法相互比照，所以说氐羌的不同支系，意思是说他们是相类似的事物罢了，并非说这四者是羌族内部的不同支系。实际上氐羌乃是戎族内部的不同支系。戎子驹支说：我们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夏相同，礼物不通，言语不通，推想应该不堪承受防盟之礼，所以解释说：是说顺应他们的习俗来制定礼仪。沈氏说：防，根据鲁公前往戎地，戎人作为主人，所以能够跟随主人的习俗来制定防礼。朝，根据戎人来鲁国，鲁国作为主人，戎人不能跟随主人的习俗，所以朝礼没有完成。戎是西方的夷人，必定不会远道而来防鲁，所以知道是指居住在中国境内像戎子驹支那样的人。驹支的事见《襄公十四年》。

经文：夏天五月，莒人侵入向国。

注：向，小国。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莒国即现在的城阳莒县。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称“人”，不记载地名。称“入”，条例在《襄公十三年》。

音义：向，音舒亮，国名。谯，音在遥。亢，音刚，又音苦浪。将，音子匠。

疏：正义说：《世本》记载莒为己姓，向为姜姓。此传云“莒人入向”，把姜氏带回。《文公八年》传称“穆伯逃奔莒国，跟从己氏”，这是莒为己姓、向为姜姓见于传文的证据。谱说：“莒，嬴姓，少昊的后代。周武王封兹与于莒，最初建都于计，后来迁到莒，现在的城阳莒县就是。”《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是谁赐给他们这个姓氏的。第十一世兹丕公才见于《春秋》，此公以下微弱不再出现。第四世楚防的向国，则只有此处见于经文，不能知道它的始终。

注：正义说：“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称‘人’”，《周礼》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用兵多少，其数目没有定规。重视其举大事，动用大众，满师则记载，不满则不记载。轻视其众少，所以经文都不记载旅。师，是众人的意思。即使有五军、三军，全都以师为名，取其众人的意义，所以经文也不记载军。《释例》说：“《春秋》不记载军旅，一律称为师，跟随众人的辞令。”这就是它的意义。经文的大条例：国君亲自率领的称军，不称师；卿率领的，满师则师和将都记载，不满则只举将领的名字；大夫率领的，满师则称师，不满则称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定四年传曰：“国君出行，师跟随；卿出行，旅跟随。”那么国君出行必定有师，卿出行必定有旅。虽然文字没有显现，道理足以明白。国君率领不称帅师，卿率领不称帅旅，因为可以推知所以。卿出行不合师跟随，现在却率领一师，如果不称师，那么师的文字就不显现，卿尊贵自然应该记载名师，文字又需要另外显现，所以师将并举，说“某帅师”。如果师少，卿自己需要显现，只举将领名字，不称帅旅，说众人少不值得记录。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见于经文，但只要所率领满师，师自然需要显现，所以说师不说将。如果不满师，一旅之众，则条例所不记载。大夫位卑，名氏也不当显现，就空举其将，称之为“人”，人就是大夫本人。其将尊师少及将卑师众，如果排列顺序，则将卑师众的在上，襄二年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就是如此。隐五年《公羊传》说：“为什么有的说率师，有的不说？”率师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记载其重要的。《释例》说：大夫将满师称师，不满称人而已。卿将满师则两书，不满则直书名氏。君将不言帅师，卿将不言帅旅。这是史官记载注释的常规，这里采用《公羊》的说法。刘炫说：盟会条例，卿则书名氏，非卿则书人。人当名氏之处，由于是将卑师少则书人，也与盟会同。

经文：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

注：无骇，鲁卿；极，附庸小国。无骇不书氏，未赐族。赐族条例在八年。

音义：骇，音户楷。

疏：注：正义说：春秋的条例，卿才见于经文，现在名字书于经文，传文称司空，所以知道无骇是鲁卿。凡名字书于经文的，都是卿，所以在此一注以下不再说明。又《王制》说：上大夫即卿，那么卿也是大夫，所以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说：裂繻，纪大夫，如此之类都是卿。其名见于传而注云大夫的，则其爵位真是大夫。《谷梁》以极为国，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费伯率领军队筑郎城，因而得以战胜极，那么极是境内，所以说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现在不书氏，所以解释说：未赐

译鲁国没有可以称道的宗族，所以如此。贾逵说：“极”是戎人的城邑。然而“极”作为戎邑，在《春秋》经文中并没有记载。戎国对于鲁国，本来没有怨恨仇恶，说这是为了重修惠公时期的友好关系，那就是寻求与鲁国亲近，但鲁公没有说明戎国的意图，所以推辞了结盟。到了秋天就与戎国结盟，再次重修与戎国的友好关系，如果已经共同防备戎国，所以不与他们结盟，随即派军队进入他们的都城，然后才结好。这种恶劣的行为，也不算是过分，但作为让位给贤君的君主，本来就不应该这样。优秀的史官秉笔直书，怎么能没有讥讽呢？《左传》于是追溯其获胜的原因，而将功劳归于费伯。

译秋季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注：高平方与县北边有武唐亭。八月没有庚辰日，庚辰日是七月的九日。日期和月份必定有错误。音义【方，音房；与，音预】疏【注：正义说：杜预勘验经传上下文的月份和日期，制定了长期的历法。这一年八月壬寅日初一，该月三日是甲辰，十五日是丙辰，二十七日戊辰。该月没有庚辰日。七月壬申日初一，那么九日有庚辰。杜预观察上下文，如果月份不容有误，那就指出是日期有误；如果日期不容有误，那就指出是月份有误。这里上面有“秋”，下面有“九月”，那么日期和月份都可能出错，所以说日期和月份必定有错误】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接新娘。注：裂繻，是纪国的大夫。传文说：卿为君主迎亲，以此区别卿自己迎亲。迎亲有时称“使”，有时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史官各自根据实际情况记录，这不是固定的体例。其他都仿照这个。音义【裂音列，繻音湏，为，于伪反，下为鲁同，别，彼列反】疏【注正义说：这里记载迎亲，传文说：卿为君主迎亲。宣公五年，齐国高因来迎娶叔姬，传文说：经文书写为叔姬，是卿自己迎亲。所以为君主迎亲就称“女”，自己迎亲就书写名字，所以说用来区别卿自己迎亲。《释例》说：天子娶妻就称迎娶王后，卿为君主迎亲就称迎娶女子，如果是卿自己迎亲就称所迎娶者的名字，这是尊卑的区别。这里不说纪侯派遣裂繻，而成公八年经文书写宋公派遣公孙寿来纳币，都是婚礼，但行文不同，所以解释它。说婚礼不称主人，主人是指新郎，因为有廉耻之心，不想自己说娶妻，所以卿为君主迎亲，侍从必须禀承君主的母亲命令，妇女的命令不能通达邻国，如果说卿擅自前来，不是君主所命令，所以裂繻不说“使”。如果没有母亲的，臣下无所禀承，不得不称君主命令，所以公孙寿说宋公派遣。史官都根据实际情况书写，不是褒贬的体例。《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那么称什么？称父兄师友。宋公派遣公孙寿来纳币，那么称主人为什么呢？言辞穷尽。言辞穷尽是什么？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为什么不说母亲？母亲不通达。这是妇女的话不通达外国，所以不说君主派遣，也不说母亲命令，写成自己前来的文字。《公羊传》说没有母亲的称父兄师友，宋公不称父兄，是因为诸侯臣服其父兄，所以不能称。《婚礼记》说：宗子没有父母命令他亲迎，都亲自命令他，以宗子的尊贵，尚且不称父兄，何况诸侯呢。所称的父兄师友，是指大夫以下非宗子的人。《婚礼记》所说的支子则称其宗，弟弟称其兄就是这样】

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注：没有传文。伯姬，是鲁国的女子。裂繻所迎接的，是纪子帛。莒子在密地与鲁国结盟。注：子帛、裂繻是名字。莒国、鲁国有怨恨，纪侯既然与鲁国通婚，派遣大夫与莒国结盟，来和解。子帛为鲁国结好，使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传文说“鲁国的缘故”。把他比之内大夫，而在莒子上面，称字来嘉奖他。称字的体例在闵公元年。密，是莒国的城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宻乡。音义【帛音白，解如字，又户买反，好呼报反】疏【注：正义说，杜预说“比之内大夫而在莒子上面”，考察各经文，鲁国大夫出防他国，都先书写鲁国大夫，下面就说及某人。现在子帛下面不说及，是因为不能完全同于鲁国大夫的缘故】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注：没有传文。桓公还未成为君主，仲子不应称夫人。隐公让桓公做太子，成全他母亲的丧礼，以告诸侯，所以经在这里称夫人。没有反哭，所以不书写葬。体例在三年。疏【注：正义说：妾的儿子成为君主，他的母亲成为夫人，敬嬴、齐归就是这样。仲子实际上是妾，桓公还未成为君主，所以仲子不应称夫人。现在称夫人去世，是隐公成全桓公为太子，成全他母亲的丧礼。传例说：不告诸侯就不说薨，所以知道称薨是告于诸侯，所以经在这里称夫人。五年考仲子之宫。《公羊传》说：桓公还未成为君主，那么为什么祭祀仲子？隐公为桓公立，所以为桓公祭祀他的母亲。那么说什么呢？成全桓公的意思。这是说隐公成全仲子为夫人】郑国人攻打卫国。注：凡是军队有钟鼓声叫伐。体例在庄公二十九年。传文：二年春天，鲁隐公与戎人在潜地会面，修好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隐公推辞。注：允许他修好而不允许他结盟。抵御夷狄不是一蹴而就的。音义【好，呼报反。注：及下同】疏【注：正义说：戎人贪婪而无信用，结盟或许会违背。鲁隐公未得戎人心意，恐怕友好关系不久长，所以不允许他结盟。抵御夷狄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公九年《公羊传》文字，说控制夷狄应当逐渐教化，不是一次就足以成功的】○莒子在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不安而返回。夏天，莒国人侵入向国，带着姜氏回来。注：传文说失去了婚姻的义理。凡是得失的小原因，经没有不同的文字，而传文完备其事。考察文字那么是非足以作为警戒，其他都仿照这个。音义【还，音旋，后皆同】○司空无骇侵入极国，费防父战胜了他。注：鲁国的司徒、司马、司空都是卿

译防的父亲，是费伯。前年筑郎城，如今借此机会得以战胜极，所以将此事记在“前年”之下。【防，读音同“琴”】戎国请求结盟，秋天在唐地结盟，是再次修好戎国的关系。【复，读音同“扶又反”】九月，纪国的裂繻前来迎娶女子，这是卿为君主迎亲。【为，读音同“于伪反”】冬天，纪国的子帛、莒国的国君在宻地结盟，这是为了鲁国的缘故。郑国人攻打卫国，是为了讨伐公孙滑作乱。注：治理元年夺取廪延时发生的动乱。